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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正创新”的唯物史观意蕴探赜
    陈永杰, 杨泽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2-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2
    摘要254)   HTML187)    PDF (703KB)(15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体现出鲜明的唯物史观意蕴,就其哲学前提而言,“守正创新”拒斥“外部反思”、要求深入社会现实,展现了对唯物史观具体化原则与创新性特征的赓续传承;就其展开路向而言,“守正创新”依循唯物史观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社会—历史定向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其价值指向而言,“守正创新”始终坚持鲜明的人民至上立场,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积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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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型领导、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团队认同的调节作用
    易凌峰, 李腾, 林芹, 宋婕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43-1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4
    摘要247)   HTML17)    PDF (721KB)(182)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JDR)理论模型,对长三角高科技新创企业员工开展问卷调查与分析,以解决在工作压力情境下创业型领导能否有效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及其相关问题。由此展开的研究结果表明:(1)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创新行为;(2)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挑战性压力,挑战性压力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挑战性压力在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3)团队认同正向调节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挑战性压力中介效应、团队认同调节效应的揭示也为企业压力管理实践提供了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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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与模型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程贵孙, 张忠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55-1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5
    摘要244)   HTML23)    PDF (1147KB)(179)   

    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治理问题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厘清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边界。为此,基于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美团等12家本土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采用Nvivo 12.0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以归纳提取出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其结果表明,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包含9个结构维度,即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员工责任、用户责任、伙伴责任、慈善公益责任、行业生态责任;基于上述维度,可从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任的角度构建出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并将其分为三大层次:底线型社会责任、保障型社会责任和期望型社会责任。上述结果对进一步研究和界定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也为互联网平台企业践行和完善其社会责任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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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牌”故事:数字企业快速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机制研究
    许晖, 孙懿, 周琪, 朱信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34-1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13
    摘要170)   HTML8)    PDF (1419KB)(120)   

    在快速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数字企业通过形成独特的价值创造方式在全球市场塑造了竞争优势,叙述着崭新的数字企业“品牌”故事。聚焦于社交型数字企业TikTok和交易型数字企业Shein的快速国际化过程,以LLL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数字企业价值创造机制,结果发现:第一,连接是数字企业快速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切入点,形成了价值创造的前提条件;业务属性的差异化决定着连接目标与类型,社交型数字企业(以TikTok为代表)以关系连接为核心,而交易型数字企业(以Shein为代表)以资源连接为核心。第二,不同的连接类型影响着数字企业价值创造的行动逻辑。其中,以关系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海量用户参与的“杠杆—学习”行动逻辑,重点在于吸引海外用户互动参与,形成可扩展的数字关系,进而塑造多元价值网络;以资源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平台模式创新的“学习—杠杆”行动逻辑,重点在于通过经验式学习完成平台模式升级,使之能够支撑复合杠杆策略的实施,进而实现价值空间延展。以上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能够贡献于弥补现有文献对数字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相关问题关注不足所造成的理论缺口,同时也能有效指导数字企业实践者探寻适配业务属性的价值创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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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至诚之声”——《摩罗诗力说》中“诚”的论述及其原理探析
    孙尧天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74-8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8
    摘要169)   HTML16)    PDF (1017KB)(60)   

    鲁迅早年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最为缺乏“诚”的品质,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不仅热烈呼唤“至诚之声”,还形成了关于“诚”的较为完整的表述。“诚”在鲁迅文学与思想发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概念在晚清语境中含义颇为复杂,鲁迅不得不通过论辩方式表明自己的理解。由于采纳了卡莱尔等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路不同于根据儒家传统或科学理性原则对“诚”的解释。鲁迅调转了论述方向,相比外在、客观的真理,他明确表明“诚理”反映的是主体内面世界的感应和变化,进而将其还原为直觉性的生命体验。鲁迅以“白心”“内曜”强调对主体精神的重塑,对他而言,“诚”关联着“人生”主题并开辟了认识、改革中国社会的另类路径,凸显出浪漫主义诗学在儒家文明与现代科学交汇时刻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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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的“蓝色公路”: 《水经注》的空间想象
    田晓菲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1): 38-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1.005
    摘要163)   HTML15)    PDF (1233KB)(157)   

    考察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水经注》的文本生态,以求阐明此巨著之意义与价值。其一将郦道元的作品置于经注传统的语境脉络中,一方面强调注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潜力;其二,让郦道元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南方山水写作进行对话,强调该著作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表现方面的独特模式。由此提出,郦道元基于帝国想象,构建了一套由江河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这套江河系统可以被视作以人工运河来佐助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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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居与乐业: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吴开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162-17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14
    摘要156)   HTML14)    PDF (981KB)(184)   

    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相关调查数据,研究职业类型、住房类型以及居住成本对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体制内单位就业、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更强;拥有产权类住房、租住公租房的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更强,居住在单位宿舍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城市相对住房价格对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趋势;不同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的定居意愿具有明显差异,职业地位、住房类型对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稳定性,相对房价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可见,“乐业”和“安居”是影响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城市政府要把保障青年的稳定居住权作为吸引人才的重要举措,既要让外来青年人才“有房住”,又要让他们“住得起”,也要让他们“住得稳定”,还要让他们“住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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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如何彼此同情?——以休谟与卢梭的同情观为焦点
    贾沛韬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38-4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5
    摘要154)   HTML18)    PDF (812KB)(150)   

    在关于自我与他人如何合群共存的探讨中,休谟和卢梭提供了两种内在一致且可协同生效的同情方案。作为典型的现代理论家,他们对同情的关注和这种关注对道德情感的共同倚重体现了现代伦理生活对人性与道德的内向探索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从这些共同的问题意识出发,两种世俗化且平等化的同情观着意强调了现代人能够基于自然的心灵内在构造而发挥道德情感的力量,葆有同情这种自然美德并坚持一种关照人类、超越立场和利益的普遍主义式同情姿态。进一步就具体的同情机制而言,休谟式同情体现为对一切苦乐感受和赞责评价的“同感共鸣”,卢梭式同情体现为对他人痛苦的“设身处地”,前者着眼于悲悯而冷静的旁观,后者着眼于自顾却热情的行动,它们共同导向了正义问题,有待当代阐释者甄别两种同情观的转型意味并由此探索如何借助同情改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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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界之争”:重申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
    李宏图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1
    摘要153)   HTML189)    PDF (704KB)(158)   

    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实现“思想性”和“历史性”的有机结合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界着力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关联着思想史的身份是否具有合法性。通过对思想史研究身份认同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考察,并借助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实例,对思想家文本展开精细解析,由此,今后的思想史研究或将能够实现“思想性”与“历史性”两者融贯结合,创造出鲜明的研究范式,化解目前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确立起思想史这一“身份”的合法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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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探李约瑟之谜:科学发生还需什么前提
    朱晓农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37-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04
    摘要146)   HTML10)    PDF (986KB)(165)   

    2015年笔者曾撰文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产生科学,结论是缺乏一个必要前提——逻辑,而缺乏主谓结构的逻辑跟汉语不以主谓句式为主相关。本文给出科学成立的三项必要前提:齐一性、逻辑、实证观,随之探讨两个问题:1.科学发生除了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未满足的必要条件?答案是还需要齐一性和实证观。齐一性的产生与语言中的主语必要性高度相关。在中国历史上实证在实践方面存在,但在认识论上很缺乏。2.为什么其他文化如印度、阿拉伯或印第安文化也没发展出科学?答案是在那些文化中三项前提都至少缺少一项。李约瑟之谜是一个针对特殊现象使用否定句来提的问题:“为什么在某地不产生某物?”这样提问容易得出特设性答案;应该用肯定句来问一个一般性问题:“某物产生的一般条件是什么?”这样提问才能引向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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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据标记“从X来说”的信度调节功能
    胡建刚, 邵敬敏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63-7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06
    摘要140)   HTML8)    PDF (970KB)(104)   

    学界对言据标记“从X来说”有不同的解读,而从“信度调节”这一特定角度可以做出新的解释,即该言据标记的核心功能在于调节其后接断言“Y”的信度。按照“X”的语义特点,“从X来说”可以分为确指视角型与模糊视角型两类。对于信度充分型“Y”,“从X来说”承担“强化信度”功能,主要实现路径为:(1)命题成立全方位化;(2)陈述对象焦点化;(3)陈述内容精准化;(4)判定依据显豁化。对于信度不充分型“Y”,“从X来说”承担“提升信度”功能,主要实现路径为:(1)虚化视角;(2)程度调节;(3)转换视点;(4)条件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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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目标、问题、方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新思考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1
    摘要137)   HTML23)    PDF (888KB)(137)   

    在国外“关键语言”概念的启发和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热潮的推动下,“国家语言能力”已然成为近年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于究竟何为国家语言能力、为何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何为……一系列基本问题,依然需要重新思考。语言能力是“人类主体为沟通和认知需要而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现代语言能力的“主体”至少有三种存在方式:个体、种群、机构,国家的本质就是“依据某种原则人为建立”的“机构”。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借助语言保障自身发展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目标设定决定问题发现,问题选择决定方法设计。“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以语言和语言学研究助力国家的内部治理,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缺乏自觉的“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目标意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就很可能走上歧途。由此需要发现:在国家的语言语种动员能力上、语言制度治理能力上、语言行为使用能力上、语言知识生产能力上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进而需要认识:当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学习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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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我国轻罪案件出罪机制的逻辑与路径
    杜文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81-9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9
    摘要136)   HTML9)    PDF (784KB)(258)   

    轻罪化立法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结合轻罪特殊属性展开出罪机制建构是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以应然价值为导向寻求轻罪出罪的立法建构固然重要,但尊重现实从既有规范制度展开探索则更为关键。因此,必须正视当前轻罪化立法格局已然形成,司法重刑主义倾向并未得到有效转变的轻罪刑事治理客观现实,理性认识到推进轻罪出罪机制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内在理论逻辑。基于此,在轻罪治理理念上需以消极主义司法消解积极主义立法的客观隐患,实现以出罪思维优位于入罪思维的现实转变;在实体规范上应激活既有规范出罪功能,以罪量要素的目的性解释为关键,强化“但书”及免予刑事处罚等规则在轻罪治理中出罪出刑作用的发挥;在程序规范上,应以既有制度改革为契机,深度挖掘酌定不起诉等制度内在独立的出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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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
    黄纯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26-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03
    摘要136)   HTML17)    PDF (905KB)(148)   

    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需要克服“开放—封闭”二元判断的局限,揭示政策的历史逻辑。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的绝对原则决定了海外贸易政策首先是“御夷狄”的取向,也使中国古代王朝不可能与海外诸国发展出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中国与海外诸国互补性经济需求使海外贸易政策又有“通财用”的取向,且不断增强,从以物品消费需求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财政需求为主。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显现,亚洲海洋贸易迅猛发展,成为内外动力,推动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不断走向开放、专门化和系统化。从汉唐到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始终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革。这一量的积累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和不同国际关系规则的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使清朝逐步改变既有轨道,被动接受新的体制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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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空间重构——以S省花园社区为例
    赵翠翠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19-12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2
    摘要128)   HTML17)    PDF (679KB)(109)   

    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重构文化生活空间,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当代乡村现代化建设及城乡关系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作为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之重要构成的民间信仰空间及其仪式性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帮助搬迁民众适应新社区生活,并在城市生活中重构其文化空间、身份归属与意义认同。基于对花园社区管理民间信仰相关举措及其现状特征的深入考察,集中论述村落神像被集中安置于城市道观空间后大众精神生活及其秩序的异地重构与心态适应问题,可以发现基于乡村地域崇拜的民间信仰从乡村文明进入城市文明之后,其空间灵验及神圣性所面临的消解弱化以及重构的可能。这些空间重构,说明大众文化需求及其偏好的多元化转向、家庭关系及其代际差异等个体化变迁,对于重塑民间信仰及其乡村现代价值、重构大众精神文化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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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的太平间”:死亡医学化背景下的遗体意义
    潘天舒, 唐沈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96-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09
    摘要128)   HTML10)    PDF (1100KB)(159)   

    在当代社会,遗体的流动范围正不断超出亲属组织的界限,被更庞大且陌生的社会组织接管。在死亡医学化的趋势之下,死亡图景愈发集中在医院。作为医学知识的空间装置以及医院制度的构成部分,医院太平间成为接管患者遗体的场所。在医院太平间内,存在两种遗体观念:一种是西方医学体系中将遗体客体化并加以切割凝视的知识与文化传统,另一种则是中国社会思想脉络中情感的、伦理的、互渗的遗体观念。田野研究显示,两者间虽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又能在太平间的商业活动中被加以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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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发展与人类生活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1
    摘要122)   HTML25)    PDF (532KB)(96)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具有积极意义。总体上,科技(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人类走向人性化的存在以及人的自由逐渐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必要环节,也是趋向于这一前景的前提或条件。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作为依据。从逻辑上说,大数据意味着穷尽相关信息,在大数据的背景之下,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尽可能地把握方方面面的情况,它为全面地把握对象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从而使我们可能克服各种片面的看法。人工智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对数据的这种高效处理,为我们应对多变的现象、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应对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意义,体现于科学研究、人文探索、生产劳动、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演进对于推进人类生活的进步、趋向合乎人性的社会都具有正面意义。当然,科技的发展既可以走向积极的方面,也可能伴随着某些消极的作用。如何抑制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消极作用,使之以正面、积极的方式发展,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涉及对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引导和约束的问题,而人是目的这一价值原则,则为这种引导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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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性问题:解释和诠释之分野与统一
    郑宇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1-1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01
    摘要119)   HTML63)    PDF (928KB)(110)   

    在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共有背景即广义自然主义框架下,我们可以尝试对规范性问题及其基础性地位给出一种宽泛而统一的说明。具体切入的角度是方法论层面的两大表征手段(即解释和诠释)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在它们与其他概念对子(诸如实证归纳 vs 先验原则、因果 vs 理由、个项 vs 类型、描述 vs 规范、世界祛魅 vs 复魅)的关联中得到揭示。解释指向某种单向的认知关系,而诠释则牵涉到双向的构成。当我们理解或解释自然现象时必然会牵涉到一种规范性,而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某种互依或互动的影响,实际上离不开诠释者本人作为知觉者的第一人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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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公司“错误并购”的案例画像:来自商誉减值的经验证据
    蓝发钦, 高正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29-1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3
    摘要113)   HTML13)    PDF (901KB)(86)   

    选取2018—2020年我国A股市场计提大额并购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因子分析方法,对样本公司在并购发生年度的共性特征及其对应权重展开探索性分析,构建“错误并购”的案例画像,其结果发现:盈利能力强、资产规模小、风险抵御能力弱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是“错误并购”收购方的主要共性特征;进一步地,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归纳和分类案例画像的指标体系,从中可提炼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自信”、“偿债能力”、“治理监管”等5个公因子,对应因子对“错误并购”样本信息的解释权重分别为0.384、0.190、0.146、0.144、0.134。其中,“错误并购”公司盈利能力强这一“盈利诅咒”特征尤其值得关注。鉴于此,上市公司不仅应注意提防高盈利能力对并购决策的误导,也要强化内部监管机制,理性开展多元化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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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老年友好语言服务研究
    沈骑, 顾钧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54-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05
    摘要112)   HTML16)    PDF (843KB)(220)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数字化建设不断推进的双重时代背景下,保障老年群体共享数字生活是秉承积极老龄观、彰显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文章基于数字社会转型期中四类主要的老年语言问题,构建数字社会建设中老年友好语言服务的内容框架,并从“实现资源整合”“坚持服务导向”“以信息为支撑”三个层面提出实现路径,以期为实现老年群体弥合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生活提供现实参考与学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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