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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Vol. 50 Issue (2): 26-3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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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姚桓.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理论逻辑与实践难点[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0(2): 26-3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2.003.
YAO Huan.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Theoretical Logic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50(2): 26-3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2.003.

作者简介

姚桓,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特约研究员, 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 100044)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理论逻辑与实践难点
姚桓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党建研究基地, 北京 100044)
摘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体现,反映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内在联系。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保证;必须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实现系统化和全覆盖;必须全面发挥从严治党功能,使管党治党落实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上;必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全面从严治党创造良好环境;必须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捍卫党的先进性;必须防止和消除各种各样的"两面人"现象,消除全面从严治党的盲区。
关键词党的全面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    理论逻辑    实践难点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Theoretical Logic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YAO Huan
Abstract: To ensure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rough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embodies the law of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and reflect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four great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strengthen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without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High standards and drastic measures must be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applied in the entire process and all aspects of strictly managing and governing the Party. We must make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entirely function to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We must create upright and honest political ecology to provide a sound environ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We must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interest groups to preserve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Party. We must prevent and eliminate various dual-character phenomena to eliminate blind areas of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theoretical logic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党的十九大对建设“伟大工程”作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部署,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发展极不平凡的历史进程为实践基础,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思想指南。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深刻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和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难点,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一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以全面严治党作保证

以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体现,反映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创造历史的过程。十九大报告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个结论丰富、发展了党的建设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毛泽东建党学说基本原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要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关键举措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这一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改进党的自身建设,如同邓小平所说:“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决定于我们的思想和作风。”党的自身建设能否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严治党的态度和决心。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目标的战略举措,全面从严治党则是落实两大战略举措、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战略保证。离开从严治党,两大战略举措就缺乏动力和条件,战略目标就是一句空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逐步落实,全党进一步实现了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组织上的坚强团结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不断增强了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进一步显示了从严治党的力度、效果与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提升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关联。

以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全面领导,是由权力与责任相对应的领导学基本原理决定的。领导权意味着责任,更多的领导权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有领导权力而不承担责任,不仅无法实行正确的领导,而且会造成权力的滥用。根据十九大党章,“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据此,党章对以前的条文有重要修改,如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村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等等。显然,今后各级党组织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会有更多的领导职权,相应地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也要有更多的自我约束,为此也需要以从严治党来保证。

以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全面领导,也反映了完善国家治理、健全市场秩序的迫切要求。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要健全市场秩序,除完善的法治外,需要这样三部分人各司其职:掌握政治资源的官员保持廉洁,任何时候不能被收买;掌握经济资源的企业家依法自主经营,对社会抱有责任感;掌握文化资源的专家学者保持理性良知,对政府和企业家提出正确建议,对公众进行正确引导。三部分社会精英在市场经济中有正确的角色定位,他们要各司其职、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决不能进行利益输送、利益交换,牺牲公众利益。如果三部分人勾结起来,会导致市场的资源错配、社会监督缺位、信息垄断并失真,公众不但无法监督,甚至会丧失起码的知情权。在我国现阶段也面临这个问题,一些巨额腐败案件中,总隐隐露出“官商学”勾结的影子:政府官员以项目为名“设局”寻租,企业家为得到项目行贿,无良学者以各种理由为劳民伤财项目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为招标的不合理归属进行辩护。结果,三方“各得其所”,牺牲的却是公共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所以要杜绝官商学的勾结,除完善法治外,还需要以从严治党做保证。依法治国是与依规治党、从严治党相辅相成的。在中国,执政党的从严治党是实现依法治国、健全市场秩序的重要保证和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了对于违反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行为的处理,很多是立足于规范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行为的,规定具体而严格,这正是以从严治党保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

二 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实现系统化和全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显著特点是全方位的严、全过程的严,从严治党作为系统工程,需要体现在党的建设方方面面,无论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弱化了,都会出现“短板效应”,削弱从严治党。党的十九大以鲜明的新时代担当继续延续从严、更严的势头,修改后的党章对建设伟大工程作出了周密设计和安排。

其一,确立“五加二”的党建布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政治、纪律和制度三大要素在新布局处于突出位置。党是政治组织,任何政党都必须讲政治,离开政治,政党就会失去生命和存在的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更必须自觉地把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制度建设不仅带有根本性,而且有极大的综合性,制度建设是需要体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之中的。严格纪律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也是各项建设得以落实的条件。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制度、纪律建设为保证,党建各项要求就能够落实。

其二,党的十九大党章上首次把纪律内容概括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个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生活纪律。对党员尤其是干部来说,生活方式并非“小节”。马克思参与制定的世界第一个共产党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就提出,盟员的生活方式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要求盟员从完成党的使命出发,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现实中一些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堕落、经济贪婪和生活腐化于一身,而常常又是从生活上被打开缺口的,因贪图享受、玩物丧志导致理想信念动摇,为满足奢靡的生活需要而用权力贪占国家资产,进而发展到政治上与党、人民离心离德,其生活的糜烂程度往往与受贿的金额数量和政治上的堕落程度成正比。基于此,党章专门列出生活纪律,对党员干部在生活上加以约束,既是纪律全面性的体现,更是深入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硬招、实招。进一步讲,尽管生活方面的事情纯属私人领域,属于个人隐私,但是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属于高级公职人员,其生活中一些事项会对执行公务产生影响,党组织自然对其生活中的重要事项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干部对此必须接受。既然自愿参加党组织,党组织完全可以对你提出比普通群众更严格的要求,换句话说,从入党的那一刻起,作为公民的某些权利就做了自愿放弃,这在法理上可称之为“权利让渡”。

其三,把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措施提出,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严峻的事实一再表明,离开监督,从严管党治党就是一句空话。当然,党组织和群众对选拔到领导岗位的干部是信任的,但是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如果因为信任而放弃对干部的监督,那么在权力腐蚀和利益诱惑下,有的干部会发生变化、滥用权力,曾经被信任的干部反而会辜负党组织和群众的信任。上述内容科学解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措施、责任等一系列问题。

三 全面发挥从严治党功能,使管党治党落实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上

从严治党的目标是什么?十九大报告论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时,提出“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党章也明确要求,“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这都清楚地表达出一个思想,全面从严治党不是把党组织管死,而是管好、管活,管出积极性创造性来。

一个先进政党要完成远大历史使命,必须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谓党的领导能力,其实内在地包含了积极性和创造力的要求。这一要求赋予全面从严治党以多重功能。新时代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必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功能形成科学的认知。

首先,从严治党是约束,是以“不准”、“禁止”来实现管束、制约、控制。党章明确规定,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还规定,对于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在查明核实后应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作出进行改组或予以解散的决定,真正体现了刚性的约束。纪律处分条例更进一步把约束的内容具体化了。

其次,从严治党是爱护保护。现阶段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复杂的,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严峻的。面对“到处有机遇、到处是陷阱”的环境,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同时也面临更多的诱惑,犯错误的几率大为增加。反腐倡廉斗争的实践表明,许多干部犯错误直至跌入违法犯罪深渊是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按照党章党规去约束党员干部行为,防止和及时纠正违规违纪行为,防止从一般性错误、轻微违纪发展到严重违纪乃至违法,确实也体现了对干部的爱护保护。在这方面,党章的措施既严厉又体现人文关怀,如规定执行纪律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方法完全有别于“不教而诛”的惩办主义。同时,党章还有一些专门的保护性条款,如提出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提出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党员可以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任的答复;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保护性条款置执行纪律于实事求是基础上,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发生错案。

再者,从严治党也是一种激励,即调动积极性,鼓励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多做贡献。党章规定,党员的义务之一是要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干部的基本条件包括要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立志改革开放,作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同时,按照从严要求去管党治党,会优化党员干部的工作、从政环境,防止和克服逆向淘汰,对于一心干事业的党员干部,无疑也是一种激励。总之,从严治党集约束、爱护保护和激励于一体,既是防腐剂,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全面发挥从严治党的功能,会逐步形成全党人人想干事、会干事、干好事、干成事、“不出事”的最佳局面,使党呈现既朝气勃勃又纪律严明的良好状态,极大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四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全面从严治党创造良好环境

十九大通过的党章要求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这是新时代建设伟大工程极其重要的任务,党的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上下大功夫。

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一般解释是,“政治生态”是将生态学的“生态”概念加以改造而引入党建领域提出的党建新概念,指一个地区党组织特有的风气、氛围和环境的总况。从环境、风气对人影响的角度看,政治生态对党员干部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和影响:良好政治生态会促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走正道、务正业、谋正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极少数人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行为;相反,政治生态不佳,会挫伤好党员、好干部的积极性,造成组织内许多人是非不清,价值判断错位,滋长消极怠惰情绪,诱使人不走正道走歪道,长此以往,歪风邪气生长,腐败分子嚣张;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甚至会导致“塌方式”腐败。必须指出,政治生态具有可塑性。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组织内政治生态是否良好,取决于三个因素,路线是否正确,健康力量是否占优势,组织领导的态度即管党治党的原则性、坚决性如何。如果前两个因素具备,第三个因素即领导的态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在一些组织中,管党治党的情况实际上走了一条下行线:经济放开——少数干部思想放松——党组织管理放任——个别干部放纵——党组织责任放弃,结果毁掉一些干部,教训极其深刻。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坚定决心和果断措施践行全面从严治党,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各级组织努力下,“破窗效应”被打破,下行线转为上行线,在纠风和廉政建设方面呈现这样的轨迹:无处不在的外在约束——无时无刻、以自我强制为基础的自律——通过教育实现的、以觉悟为动力的、无需提醒的自觉——在多次实践中形成的无可动摇的习惯。一旦达到习惯这个境界,以前似乎做不到的廉政要求也能够做到了。党的作风和党内政治生活显而易见的好转表明:政治生态事在人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经验说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综合治理。毫无疑问,教育引导、制度约束、执纪监督等都非常必要,要使这些举措更好地发挥作用,特别要在主观上强调两点,一是领导者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这对政治生态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习近平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各级组织部门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贤任能,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 同时坚决抵制不正之风,严肃处理跑官买官要官者,会引导激励干部一心干事业而心无旁骛,堵死跑官买官要官者的升迁之路,这正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决定性环节。二是强调从我做起,以行动改变环境。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就是说,人在实践中改变环境,人在实践中提高自我,两个方面的任务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了。环境当然与制度、人的素质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每个人的行为实际构成影响环境的一个“因子”。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方面,每个党员包括普通党员既有责任,也能够有所作为。所以,不能消极被动地等待环境的改变,也不能脱离现实环境去洁身自好或明哲保身,应该勇于自我革命,带头从自身做起。大多数党员都按照党章标准规范行动,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一定会呈现。

五 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捍卫党的先进性

江泽民早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就指出,党内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决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滋生既得利益集团的危险。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决关上这扇门,堵住这条道。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党内以利益输送、利益交换为基础形成的小集团。其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腐败的整体性,不是个别人有问题,而是一些人相互勾结、相互提携、相互包庇而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违法违纪同盟;二是非法的利益“合法化”,即用“合法”的手段谋取非法利益,如提拔干部安排自己小圈子的人;公开出台一些让小团体谋取暴利的具体政策、措施。

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文化、现实原因。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分割形成一个个“山头”,自然同一个山头出来的干部彼此熟悉,更有感情,这本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发展到用人方面,成为任人唯本山头、排斥他方干部的宗派主义,就成为“山头主义”,严重妨碍“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从文化上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提出旧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存在“差序格局”,即以个人为中心,按照血缘、亲缘、乡缘等关系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维护小圈子利益、排斥公共利益的“圈子”文化。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是明确反对这些陈腐落后的思想文化的,并与之进行过坚决斗争,然而“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仍然深藏于一些干部的“潜意识”中,并在新形势下变化着方式发酵生长。从现实看,市场经济带来的等价交换原则侵蚀着党性原则,不讲党性讲关系、讲利益,凡事处处讲交换成为少数人的行事准则。总之,历史上的“山头主义”影响和传统社会的“圈子文化”影响,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等价交换原则结合在一起,极可能诱发和催生既得利益集团。现实中官商学勾结、用人搞帮派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萌芽状态和外在表现。既得利益集团的所作所为严重背离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扭曲党内关系,破坏“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破坏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导致大量经济活动中的腐败。有时仅仅一个“条子”、一个冠冕堂皇的“措施”,就使巨额财产落入腐败分子及其同伙的腰包。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的违法违纪案件往往是大案、窝案、串案,且由于“官官相护”,查处他们要突破极大的阻力,比查处简单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困难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滋生妨碍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行动一致,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实质是捍卫党的先进性的斗争,能否切实有效地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检验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性和彻底性。根本措施有两个,一是加强对选拔干部工作的管理、监督,严格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办事:每个环节都按照程序办,整个过程记录在案,对在这一过程中凡有错误的实行责任追究;把好提名权这一重要关口,防止主要领导把提名权扩大、歪曲成决定权;严格实行提名、讨论、表决中的回避制度;重要干部实行定期交流,防止一个干部长期占据一个重要岗位。二是规范干部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包括对“三重一大”事项集体讨论,重大项目按照有关规定公开招标并进行监督,等等。做到这些,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滋生。

六 防止和消除各种各样的“两面人”现象,消除全面从严治党的盲区

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这基于对近年来违反党章原则造成极大危害的“两面人”现象的反思。新时代建设伟大工程绝不容忍“两面人”现象存在。

“两面人”现象不是一般的理论脱离实际和优点、缺点共存,而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取向在其身上互为表里。仅仅用“人性的复杂”解释两面人现象是不科学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论述对认识“两面人”现象有方法论意义。现阶段的“两面人”现象是在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由主观客观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的。质言之,这些人面对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拒绝正确思想而接受错误观念,同时又学会革命辞藻;不能正确认识社会现实和理论政策的某些差异,进而怀疑党的理论政策,导致信念动摇;不能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的消极现象,从而在真善美、假恶丑之间作出错误的选择;人民公仆的角色要求和肮脏内心世界的冲突,迫使自己加以伪装,形成“两面人”人格;对干部的教育、考察、监督方面的不力使两面派行为一再得逞,其政治的堕落、贪腐行为和获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时发展,最终被揭露。

“两面人”的被揭露给党造成政治、经济、形象上的巨大损失;除了一般贪官外,政治上的“两面人”现象更为隐蔽,造成的危害更大。“两面人”具有分裂性的人格特征,他们明知自己身上并存着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取向,善于用阳面的假装遮盖住阴面的龌龊。这是十分严重的政治病态。由于善于伪装和自我保护,政治上的“两面人”可能长期隐蔽并不断被提拔,在党内形成隐患。

防止和克服“两面人”现象,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突破的盲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全面加强干部的教育、考核、选拔任用、监督等工作。理想、宗旨教育入心入脑,达到“知”、“信”、“行”统一,是克服“两面人”现象的基础教育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干部,是鉴别和防止带病提拔“两面人”的关键措施。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文化、理论水平日益提高,心理结构趋于复杂,不少人存在“外表层”和“内隐层”的差异,考察干部尤其是了解其真实的、主导的一面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也并非无法做到。有的干部把自己美好的一面展现给领导,对群众则无所顾忌,以党组织为主导,听取群众意见,可以全面了解干部。识别干部既要了解干部的政治立场,也要了解他的人品,包括是否诚实、正直、讲真话。一个人如果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不讲诚信、满口谎言,尽管高谈“保持一致”和理想宗旨,是缺少“含金量”的。了解干部在八小时之外的表现,了解他的生活行为、交友圈;了解干部对上对下是否摆出完全相反的两种面孔;特别是了解干部对“名、利、权、位”的态度。这些都是鉴别两面派行为、防止带有“两面人”特征干部上位的有效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建设问题在内部,但舞台在社会,国家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新时代党的建设必然有新的担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必须继续遵循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不断破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难点,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从而以铁一般的肩膀担当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
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根据一项实验提出“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42—34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