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教育始于1908年的哈佛大学,经过百年探索和努力,为企业和政府等机构培养了众多经济管理方面的优秀人才。我国也于1991年引入了MBA教育,经教育部9次批准后,至今已有237所高校成为了中国MBA培养单位,不过总体水平还不高。以2017年《金融时报》的MBA排行榜为例,仅有两所中国高校进入前20名,分别是位居第11名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和位居第15名的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Hong Kong UST Business School),其中前者虽在内地,但也是与海外机构联合办学,所以纯粹的内地MBA培养单位并没有进入全球MBA领域的第一阵营。①
中国的MBA教育比西方国家晚起步几十年,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上关于MBA领域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MBA领域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更值得我们去关注。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取了国外最近30年(1988-2017年)有关MBA领域研究的各类文献,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并绘制了知识图谱,以可视化方式展现了全球MBA领域的研究现状,并通过聚类分析、时间线程图、关键字共现以及共被引文献的分析探讨了其研究热点和前沿;另外,本文还探讨了中国MBA领域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方向。
一 研究设计 (一) 数据采集本文数据来源于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下面简称“WOS”)。在WOS中以“主题=MBA”为检索式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1988-2017年,数据库来源包括SCIE、SSCI、A&HCI。因“MBA”是缩略表示,检索出的文献包含于100多个学科类别,实际分析时精炼出了与商科MBA领域有关的经济管理类文献,同时文献类型设定为article、proceeding paper和review,最后得到872条文献记录,数据下载方式为“全记录包含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以及摘要”,数据下载时间为2017年10月31日。
(二) 工具与方法本文采用CitespaceV软件处理MBA领域文献信息的可视化,以直观地识别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变化和经典基础文献,以及研究前沿与其基础知识、不同研究前沿之间的相互关系(陈悦等,2014)。本文将从年度发文量、核心国家或地区、核心作者和核心文献等方面进行计量。
(三) 数据处理将872条文献记录数据导入CitespaceV,并进行相关参数设置。由于在WOS数据库中检索的主题为“MBA”,所以CitespaceV中主题词来源选择“Ti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和“Keywords Plus”,同时年限均设为1988-2017年,时间跨度均为1年;由于要对这些文献记录进行国别分析、机构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所以CitespaceV中的网络节点分别设置为“country”、“institution”、“key word”、“cited reference”;另外,本文根据实际样本量的大小,设定数据抽取对象为50。
二 MBA领域研究的整体进展状况 (一) 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本次检索共得到有关MBA领域研究的文献872篇,平均每年出版的文献数量大约为29篇。这也意味着相对于MBA教育本身蓬勃的发展,学术界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反思从整体上而言并不够兴盛。具体的年度文献出版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以看出,从1988年至今,MBA领域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年份间略有波动。1991年以前,文献数量相对较少,年相关文献均不足10篇。1991年文献数量突破10篇,为12篇。但1992年和1993年又分别回落至9篇和6篇。1996-2006年,文献数量虽然整体略有稳定的上升,但幅度不大,这与1994年和1995年迅猛发展的势头不符。2007年到2008年,文献数量激增,2008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而2008-2014年这七年的文献数量较前几年有了突破性的增长,大多数年份在45篇以上。从历史上看,商学院的报名人数一直是反经济周期的。经济危机后,商学院的报名人数不降反升,一方面或是因为年轻人把MBA教育视为经济危机的避风港,另一方面或是行业内的从业者希望重返校园学习更系统和专业的知识来应对市场的变化。2015年至今,文献数量相较前几年有一些回落,每年基本维持在40篇左右。文献数量是MBA教育总体发展态势的一个体现,由此可见,MBA领域的研究者仍需努力,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MBA教育的发展。
(二) 发文频次的国家分布及研究合作状况表 1列出了872篇文献的发文频次前十名的国家,从中可以看出各国发文数量差异较大。美国的贡献最大,占总文献量的53.3%,其次是英国(占14.3%)。中国的发文数虽然排名比较靠前,但尚不及美国数量的零头,影响力有限。
在CitespaceV中将网络节点选择为“country”,当阈值设定为(2,2,15)、(2,3,15)、(3,3,15)时,知识图谱中共有25个节点,58条连线,如图 2。世界各国在MBA领域研究的合作还是较为集中的,大多数国家的研究者都会与文献供应量最多的美国研究者建立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发文频次前十名的国家中,有一半与中国合作很少。可见,我国MBA研究除了与英美研究大国开展合作之外,还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以促进我国MBA教育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此外,文献供应量越多国家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而文献供应量相对较少国家的研究则相对独立,相互联系较少。
进一步通过中心性对各国的研究影响力进行分析,如表 2。表 2是阈值为(2,2,15)、(3,2,15)、(3,3,15)时,主要国家按中心性由大到小的排列。节点中心性最强的是英国,美国次之。发文量比英国高出数倍的美国,其文献中心性大约只有英国的一半,充分说明英国30年来在MBA领域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英国MBA学制多为一年,相比美国较短,在英国攻读MBA学位的现实目的性强、时间成本低,英国对MBA领域的研究或也因此比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更加热门。
此外,几乎所有在MBA领域研究比较靠前的国家都与美国和英国有着直接的联系,甚至与英国的联系还要更加紧密,也体现了英美在MBA领域的中介作用。
对中国而言,立足于本国的管理实情,加强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合作,既有利于我国借鉴西方优质的MBA教育理论,促进我国MBA教育在保持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不失中国特色,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时刻保持专业敏感度。
(三) 研究机构分析在CitespaceV软件中将网络节点选择为“institution”,阈值设定为(2,2,15)、(2,3,15)、(3,3,15),最后共生成64个节点,19条连线,见图 3。由图 3可见,MBA领域的研究机构以知名高校为主,但分布比较分散。表 3列举了MBA领域研究发文数量超过4篇的研究机构。表 3中只有2家机构同时也在2017年《金融时报》MBA教育机构排行榜中位于前20名(表格中以加粗下划线标识),可见MBA领域的研究重镇和其教育实践标杆并不完全吻合,差异较大(陈悦等,2014)。其实,两者差异有如此之大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本文关注的是MBA领域研究的发文情况,注重的是各商学院的科研实力,而《金融时报》的排名是基于各商学院的创意成果以及毕业校友的职业发展等方面展开调查评估的结果,更多体现的是该类教育机构面向实践和职业的影响力。
表 3列出的发文量较多的机构,大多是英美的研究性大学,其中以美国的州立大学居多。而《金融时报》中排名前列的商学院主要是综合实力较强的国际一流名校,或者是国际化商学院。这再一次体现了MBA作为一个现实的学位,金钱与时间的投资能否在毕业后的工作上获得相应的回报是其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而英美作为MBA教育的发源地,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职业发展方面都是MBA的发展强国。
(四) 作者被引分析在CitespaceV中将网络节点选择为“cited author”,阈值选择为(3,4,20)、(3,4,15)、(4,4,20),最后共产生281个节点,911条连线,参见图 4。作者共被引频次越高说明该作者的学术相关性越高(陈悦等,2014)。在CitespaceV生成的作者共被引科学知识图谱中,节点越大表示该作者在MBA领域研究中做出的贡献越大。由图 4,作者之间的连线紧密,可见MBA领域研究联系紧密,作者之间学术相关性较高。其中,美国的Pfeffer J.、加拿大的Mintzberg H.以及欧洲的Hofstede G.等几位学者尤为居前,大多数作者都与这几位学者建立了学术关系,他们为MBA领域的研究做出了最重要贡献。表 4进一步列举了高被引作者的被引频次及其在网络图中的中心性。
通过CitespaceV对MBA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出其热点及其演变。在CitespaceV中将网络节点确定为“key word”,阈值设定为(2,2,15)、(2,3,15)、(3,3,15),对872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最后共生成245个节点,1175条连线,可视化结果参见图 5。
进一步根据年份对MBA领域研究热点关键词出现的时间、频次及中心性进行统计,具体参见图 6和表 5。频次的高低反映了该关键词所对应内容的受关注程度,而中心性的高低体现了该关键词在该领域研究的演变发展中具有的转折意义和枢纽作用。
由表 5可见,最早产生高频热点词的时间段是在1991年之后。更早时间段以及最近几年并未形成有效的关键高频热点词,是因为本文采取的样本是从1988年开始的,且本文设定了一定的阈值,1991年前和2010年后相关文献的关键词或频次及中心性不高、影响力有限,或距目前年限较短,受阈值限制难以成为关键的高频热点词。分析形成关键高频热点词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
1. 1991-1994年的高频热点词为“mba”、“management”、“model”和“decision-making”。结合本文对文献时间分布的分析可知,在这段时间里,世界政治处于动荡阶段,苏联解体,华约解散,世界进入“一超多强”的格局。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工商业蓬勃发展,对工商管理人才的需求上升。这一时期,MBA被视为很多工作的“金钥匙”和体面的高层职位的“敲门砖”,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MBA教育的讨论,管理模型、管理决策等话题成为了热点话题。
2. 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代技术塑造社会后,重体力劳动不再占生产方式决定性的比重,因而从西方国家开始,普遍出现了女性参与职业性工作的情况。相比较男性,女性具备先天的语言优势和沟通能力,这就为女性涉足管理领域提供了条件。于是,1995-1996年,MBA领域的研究中出现“perceptions”、“gender”这样的高频热点词也就不难理解了。而“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有关“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behavior)”的这一理论也引发了学界对管理实践的思考(彼得·德鲁克,2006)。此外,80年代随MBA教育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各种参次不齐的商学院,攻读MBA学位的人数快速增长。膨胀发展的MBA教育一时间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这就引发了人们对于MBA学生(“student”)质量的探讨。同时,全球范围内以印度、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使得这些地方的人们对攻读MBA学位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也促使“student”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高频关键词(Vaara E. & Faÿ E.,2011)。
3. 1997年到2001年时间段的高频热点词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此间计算机广泛普及,互联网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化(“information”)、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使得人类进入了新经济时代。而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企业出现了一些新的管理问题,这就对MBA教育(“education”)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企业花费大价钱聘请的MBA人才在面对新的管理问题时没有适时体现出其高效的工作表现(“performance”),使得业界对于MBA教育模式及内容进行反思,而一些著名的商学院则基于这些反思进行了由点至面的商学教育变革。此外,知识经济的到来,促使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管理理论产生,而这些理论普遍关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团队学习(“organization”)等方面。还有,企业市场方面一些新问题的出现,也使得商学院再度思考工商管理教育的实践性问题(“perspective”)。一些顶尖的国际商学院首先做出了相应的变革,例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大量融入全球化课程内容,注重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领导者;哈佛商学院以综合管理为导向,大量使用案例教学,贴近实践;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开设了一门关于领导力的必修课,并充分发挥课程的灵活性;耶鲁管理学院围绕“整合”这个主题对课程进行了大幅改革;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个性化设置课程难度选择方案,大幅调整课程次序以适应学生学习(达塔尔等,2011)。这些商学院的大胆变革都告知人们,MBA教育已经意识到市场环境的变化,从而推出一系列的举措以应对机遇和挑战。
4.人们关于MBA教育争论的焦点总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怎样在学术和实践之间取得平衡。随着MBA教育日益面向市场,各种替代项目日益普遍实施,如一年制MBA项目、在职MBA项目、EMBA项目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在职MBA或EMBA项目,因为这些项目的时间和机会成本更低(达塔尔等,2011)。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大多数的商学院都开设了更多样化的课程项目,这也是为什么“business schools”、“management education”和“pedagogy”这些更具商业特色的词汇成为了2002-2004年这段时间的高频词。随着MBA学制越来越短,人们对MBA教育越来越担忧。由于绝大多数的MBA毕业生从事与金钱打交道的金融服务和咨询工作,于是如何防止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犯罪一度成为美国商学院的热门话题,而各商学院也不约而同加开了与商业道德和伦理有关的课程(“ethics”)。2004年亨利·明茨伯格出版了《Managers Not MBAs》一书,他认为“坐在教室里学不到领导一个企业的方法”,他的发难引起了强烈反响,把MBA教育推到一个风口浪尖(亨利·明茨伯格,2005)。这段时间里,对以前研究反省和进一步探讨也形成了“meta-analysis”这样一个原本不太常见的高频热点词。
5. 2005年后对MBA领域的研究更为全面。纵观各MBA项目,《MBA领域再思考:十字路口的工商管理教育》一书中提出了8个亟待满足的需求,包括拓宽全球视野、培养领导技巧、磨炼整合技能、了解组织现实、创造性创新地行动、批判性思考、了解企业的角色责任和目标以及了解模型和市场的局限(达塔尔等,2011)。这些需求都对MBA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在领导力培养(“leadership”)和知识如何面向业务(“knowledge”)两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将MBA教育推向风口浪尖,危机中暴露的那些MBA精英们人性的贪婪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使得人们对于MBA教育产生了强烈质疑,MBA教育出现信任危机。几乎所有的顶尖商学院都以“培养领袖”为使命,而领导力的开发除了培养自我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之外,伦理道德、职业原则都是领导力培养(“leadership”)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引起MBA教育的深思。
四 MBA领域研究的前沿研究前沿体现了一个学科研究领域的思想现状,是全体科研人员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陈悦等(2014)将研究前沿定义为一组突显的动态概念,可以基于科学文献中的引文和共被引轨迹而发现(陈悦等,2014)。在CitespaceV中将网络节点选为“cited reference”,术语类型选Burst Terms,阈值经调整设定为(3,2,20)、(2,3,15)、(3,3,20),可以生成一个包含407个节点和966条连线的知识图谱,参见图 7。图 7中的重要文献构成国际MBA领域研究最重要的知识基础,共有8篇核心文献显现出来。在共被引分析方法基础上,对共被引网络进行聚类,可以结合词的提取来进一步确定该领域前沿。本文选取LLR法则,根据从施引文献“title”中抽词的结果对每个聚类进行自动标识,获取时间线程图,如图 8。
从聚类结果可见1988-2017年MBA领域研究的9个突显词,包括“critical management education”、“on-line mba course”、“online mba course”、“building foundation”、“secular scholarly world”等,这些词代表了30年来MBA领域研究的各时期的重要主题。图 8中出现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是#1 on-line mba course和#2 online mba course,这两个词只是表述方式不一样,实际上都说明了在线MBA课程这一话题越来越火热。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提供在线MBA学位课程。根据认证机构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的数据,自2009-2010学年以来,提供在线MBA学位的学校增加了四分之一,至2013-2014学年,在线MBA学位课程的数量占MBA总课程数量的11%。在线MBA课程的激增,既反映了学生不断变化的需求,也说明越来越多的学生无法搁置自己的职业生涯。其次是#0 critical management education、#3 building foundation,而#8 critical pedagogy则出现得较早,持续时间也较短;最新的较有影响的研究体现在类簇#4 secular scholarly world和#6 institutional decoupling中,聚类中各个时期的研究也各有侧重。
本文在聚类标识基础上通过对#1 on-line mba course和#2 online mba course中文献的阅读(参见表 6),并结合前述MBA领域研究的热点分析,可以得到MBA研究领域当前的前沿主题是MBA领域课程改革和在线MBA课程的探讨。
具体而言,表 6所列8篇文献中,文献1认为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对MBA在线课程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但是影响有限。而作者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线课程有利于营造随时随地学习的气氛,且鼓励在线学员互动与在线课程有效性呈正相关(Arbaugh,J.B.,2005a)。文献2则是研究教师角色的变化。随着在线MBA课程的推广,教授角色转变为虚拟在线教授,而如何调节线上课程的气氛,如何在线上与学生建立情感联系,如何对线上学习的学生进行监控,文献2都进行了讨论(Coppola,N.W.,2002)。文献3则是着重研究影响在线MBA课程纪律的因素(Arbaugh,J.B.,2005b)。文献4则回顾了已往在线学习的相关研究,搭建了一个框架对在线学习和学习社区加以进一步研究,并运用研究结果对在线学习的研究未来进行了预测(Garrison,D.Randy & Arbaugh,J.B.,2007)。文献5基于计算机科学对异步学习网络进行了探讨。文献6和文献7都是针对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相关应用进行的研究(Alavi,Maryam,2001)。而文献8则是使用40个MBA教学的案例,开发和测试了一个教学方法的框架,结果表明协作学习的学生得分和满意度显著高于传统的认知学习,可见在MBA在线学习中应该更多地使用合作学习的模式(Arbaugh,J.B.,2006)。
五 我国MBA领域研究的现状及其进一步深入 (一) 我国MBA领域研究现状本文从WOS数据库中下载的872条记录中有49篇文献来自我国,表 7列出了我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MBA领域且被引排名前十的研究论文。
由表 7可见,我国被引次数排名前十的研究论文,其被引量都在20以上。此外,对这49篇文章以时间升序排列,可以发现我国MBA领域的研究论文是从2000年开始被国外期刊录用及引用的。而2000年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MBA学位和试办MBA教育的第十年,经过10年的发展,我国的MBA领域的研究终于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位。但是,被引次数超过50次的只有5篇,约占本文总样本的0.057%,可见,我国MBA领域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有限。
此外,对这排名前十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后发现,“performance”(7次)、“model”(6次)、“China”(4次)、“manager”(4次)等词的使用次数较高。可见,我国MBA领域的研究对于MBA毕业生的执行力(performance)是最为关注的。确实,MBA学生最为市场所诟病的就是执行力,这与本文前面分析国外学者文章中的高频词所得到的结果一致。马云曾说MBA的学生讲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不知从哪里开始做起,原因就是书本知识知道得多,有完整的知识框架,却毫无任何经验路线可以遵循。而“model”一词出现的次数高,或是因为我国学者喜欢用西方已有的管理模型来进行学术研究;“manager”、“firm”和“management education”等词则体现了我国的研究所关注的是公司、经理人等MBA教育的较浅层次。
我国的MBA教育,相较于欧美发展较晚,正如亨利·明茨伯格在来华讲座中说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从正确的道路开始”。但是正确的道路却并不那么容易找到,笔者认为,国内的MBA教育不仅需要充分借鉴国外经验,更需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我们需要立足于当代管理理论,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企业管理,将中国的实际国情及企业现状与当代管理思想相结合。
(二) 我国MBA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基于对国际MBA领域研究前沿和热点的分析,根据我国MBA领域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我国MBA领域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地深入。为此,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知行合一”,更多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是我国的文化传统,就工商管理这样一门对科学进行应用的学科而言则更为迫切。因此,在今后我国MBA领域的研究中,应当侧重于探讨MBA教育如何既能让学生了解掌握管理的分析方法与理论,又能让他们在真实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恰当地运用方法与理论来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2.加强对MBA学生“自省”能力提高的研究。MBA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门类,它更像是传授一种技巧或曰手艺。对于这样一门“手艺”,更高的要求是能够让学生通过“自省”,将管理内化为一种本领,使之在“行动”中领悟管理的技能和技巧,然后通过“自省”来反思自身管理实践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如此,他们才不至于在茫茫商海中迷失方向。因此,研究如何提高我国MBA学生的“自省”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3.加强对MBA学生领导力与执行力提高的研究。在前文分析的MBA领域研究的高频词中,“performance”一词位居第二,可见MBA学生的执行力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企业需要的是扎根于组织土壤中的投入型管理,这就要求我们的MBA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因此,在今后我国MBA领域的研究中开展上述方面课题的调研,具有较大的现实价值。
4.加强对MBA学生社会伦理责任培养的研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的西方国家那些MBA精英们人性的贪婪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使得MBA教育一度备受诟病。因此,MBA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学生伦理道德、法制规章等方面的教育,使其增强社会伦理责任。就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对MBA学生这方面素质的培养尤为重要,因此,我国MBA领域的研究应及时加强对MBA学生社会伦理责任培养的探讨。
5.加强对MBA学生全球化管理思维能力培养的研究。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MBA学生必须具备全球化管理思维能力,他们除了应熟悉掌握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或经济政策外,还应该拥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全球化视野。因此,在今后我国MBA领域的研究中注重这方面的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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