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至1918年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彻底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战争引发了俄国^①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多将一战的失利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归之于俄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与落后。苏联历史学家А.Я.阿夫列赫于1989年出版的《倾覆前的俄国政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②。我国对一战问题的研究略显薄弱，目前的学术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很难与一战的历史地位相匹配。而对于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我国学者多是以历史发展规律为视角对其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等问题进行了一些论述。大臣会议是一战期间俄国国家最高行政执行机构，其活动对俄国封建统治的发展走向和俄国在一战中具体表现有直接的影响。2000—2011年间，由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大臣会议特别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权威史料。

大臣会议最早成立于1857年，曾作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个人议政机构秘密存在，1861年11月被正式公开。随着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日益稳固，大臣会议地位开始下降，从1882年年底到1904年间完全停止了工作。尼古拉二世继位后，为解决俄国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低下问题，1905年10月沙皇要求对大臣会议进行改组，从此，大臣会议变成了俄国的最高行政执行机构。

以一战为时间背景，对大臣会议的各项应战举措进行深入阐述和分析，这既有利于学界更深入地了解俄国政府在一战中的表现以及当时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也为从微观视角分析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提供了新的素材。

进入20世纪，俄国先后经历了1905年后革命运动高涨和1910年后经济快速发展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战争的临近，俄国的政治、社会和外交形势变得愈发严峻，可以说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形势方面，工人运动、农民暴动和士兵哗变此起彼伏；外交方面，来自德国、奥匈帝国等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也越来越大。

经过了几年相对稳定的时期后，一战爆发前俄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再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各阶层纷纷登场，俄政府即大臣会议面临着重重压力，俄封建专制统治摇摇欲坠。列宁曾指出：1912年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工人罢工成为该阶段政治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1912年仅五金领域的工人罢工人数就比1911年的人数多了3倍多^①。而1912年参加罢工的工人总人数达到100万人次以上，其中85.5万人次为政治罢工^②。1912年工人罢工次数也大幅增加，比1911年增加了10倍。1913年全俄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进一步增加，多达127.2万人次，工人们直接喊出了“消灭君主专制，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③。为纪念“流血星期日”事件，1914年1月9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奥德赛等地的25万名工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5月1日，俄国各地再次爆发了50多万工人参与的罢工^④。7月，俄国工人罢工人数总计达到150多万人次。与此同时，俄国的农民暴动事件也明显增多。1910—1914年间全俄共发生了1.3万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农民暴动的斗争矛头多指向地主、富农和地方政权。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库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及其他地区，农民纷纷捣毁地主和富农的庄园、破坏他们的农田、夺取粮食和牲畜，此外, 农民们还拒绝向当地政府交纳赋税^⑤。无独有偶，在军队中士兵的武装起义事件也越来越频繁，使得将军队视为封建统治最可靠保障的沙皇和中央政府非常紧张。1912年7月1日俄国塔什干地区附近特罗伊茨军事基地和1913年1月基辅守备部队炮兵团先后发生了士兵哗变^⑥。1913年6月一直被俄国统治集团视为最可靠的支持者——哥萨克兵团，也公开反抗专制统治。尽管上述士兵起义事件最终都被镇压下来，但士兵起义事件的频发不能不引起沙皇和大臣会议的高度重视。

与严峻的国内政治形势相比，战争前夕俄国的外交形势也丝毫不容乐观。1912年10月8日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在俄国的鼓励和纵容下，巴尔干同盟^⑦击败了奥斯曼帝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巴尔干同盟国家扩大了各自地理版图的同时，俄国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不能不引起奥匈帝国和德国的警觉，于是，奥匈帝国开始在奥塞边境集结兵力。1912年11月10日，俄国陆军大臣苏霍姆林诺夫、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曾在皇村召开会议，讨论基辅和俄奥边境的军队动员问题。不久之后，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获胜的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等国因获利分配不均，双方于1913年6月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最终，保加利亚战败并与塞尔维亚、希腊、黑山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两次巴尔干战争不但未能解决该地区矛盾，反而使地区矛盾进一步恶化。促使两大战争集团最终形成，进而加速了一战的爆发。尽管如此，俄国仍希望能够通过外交努力避免战争。但是，俄国的外交努力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俄国与奥匈帝国的矛盾迅速恶化，直到最后兵戎相见。当俄奥矛盾不可调和时，德国毫不犹豫地站在其盟国奥匈帝国一边。为此，俄德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甚至到了欲断绝外交往来的地步。

除了上述军事和外交矛盾外，1910至1913年俄国经济快速发展，逐渐赶超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的新形势也令德国等国深感不安。1914年初，俄国情报部门曾截获的一份德国专家委员会秘密调查报告，报告中写道：如果再给俄国十年和平发展时间，那么，届时俄国不仅会成为欧洲的霸权国家，甚至有可能会领导全世界^①。因此，以德国为主导的同盟国集团认为有必要及时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除了德奥以外，战前俄国与日本的关系仍旧紧张，与英国也因在东方问题上意见相左而相互不信任，土俄两国更是将对方视为宿敌。

可以看出，一战开始前除了协调所属各部、支持经济发展等主要任务以外，大臣会议面临越来越多的平息政治运动、维护政权稳定和协调外交事务等任务。而一战开始后，大臣会议则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到积极采取应战举措和争取战争胜利的方面。

尽管对战争的爆发早有预感，但是，俄国沙皇和政府对避免战争爆发却一直抱有幻想，直到一战爆发前夕他们才意识到战争已经临近。俄国在很多方面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因此，战争的爆发也不可避免地给大臣会议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

统一组织和协调各部委工作，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是大臣会议改革的基本目标。一战爆发后，大臣会议的机构职能继续扩大，军事和外交工作也纳入了其职能范围。因此，大臣会议在组织和协调各部门工作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战争初期大臣会议面临着众多困难，其中最令其头疼的莫过于协调各部门间的矛盾，这恰恰也是1905年俄国进行大臣会议改革的初衷。1914年11月时任杜马主席的罗将柯在东线前线视察时曾无比震惊：这里食物匮乏，一片哀嚎。车站里外满是泥泞和污垢，一万八千余伤员只能躺在满是雨水的泥地上，一些人的伤口已经连续5天未做任何处理，大批伤员只能用货车车厢来运送，车上甚至连被褥都无法满足^②。很难想象，造成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大臣和陆军大臣在运送物资的先后顺序的问题上意见不一。

面对组织协调方面的矛盾，大臣会议做出了诸多努力，力图改变这一局面。1913年2月大臣会议向尼古拉二世提交了关于俄国备战工作的方案草案并获得批准。该草案中列出了备战工作的详细计划，并指出大臣会议所辖部门必须采取一致措施，为前线作战部队提供有力保障^①。如为解决陆军部和海军部因争夺优先发展权问题所积累的一系列矛盾，大臣会议决定成立负责协调上述两部工作的国防委员会，但是，由于两部对新成立的国防委员会工作的抵制，该委员会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1915年12月19日大臣会议讨论后决定，同意农业大臣A.H.诺莫夫提出的组建“五部会议”的建议^②。“五部会议”由陆军部、内务部、农业部、交通部和工商业部五个部门组成，旨在集中处理战时的军需物资供应与运输问题。同年为解决武器弹药生产不足问题，大臣会议决定由陆军部和工商业部牵头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此外，为了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各部工作，一战开始后大臣会议明显增加了会议召开的次数，但收效并不明显。1916年11月14日已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特列波夫向尼古拉二世抱怨道：“现在各部大臣经常不经过大臣会议批准直接向您呈奏请求，这已经违背了大臣会议统一和协调各部工作，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改革初衷。”^③在得到尼古拉二世的口头支持后，1916年11月18日特列波夫在大臣会议上特别强调：“各行政部门对大臣会议的决定必须尊重，各行政管理部门所下达的命令不得与大臣会议所做决议精神相违背。”^④

尽管俄国在一战爆发前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斡旋、充分的战争动员并拟定了较周密的作战计划，但在战备物资的筹措方面俄国的准备却并不充分，这从大战开始后俄国各类战备物资的极端匮乏就可以看出。因此，快速筹措军需物资就成了大臣会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1914年7月31日尼古拉二世宣布全国总动员的时候，俄国部队的机枪满足率仅为16%，3英寸口径的炮弹满足率为45%，山炮炮弹满足率为35%，新型火炮瞄准镜的满足率甚至仅为26%。1914年8月俄军共缺少步枪30万支，到了10月缺额上升到87万支。当时，前线每月需要2500万发子弹，而俄国兵工厂平均每月仅能供应400多万发。最高司令部要求每月供给150万发炮弹，而兵工厂的月产量只有5万发，原先储备的炮弹仅够使用一个星期^⑤。而德军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如A.Н.亚洪托夫所述：德国火炮巨大的性能优势和充足的炮弹储备甚至使俄国没有发射一枚炮弹的机会^⑥。俄国战备物资的缺乏不仅仅体现在武器弹药上，前线部队的后勤保障物资同样无法及时得到满足。1914年11月库奇科夫在给大臣会议成员克里沃舍因的信中写道：“前线部队的后勤保障非常不好，士兵们不但缺衣少被，而且衣被上还布满臭虫。”^⑦

在解决军需物资供给和调配方面，大臣会议付出了诸多努力。1914年2月1日和13日大臣会议曾两次就海军大臣提出的购买两艘军舰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一致赞同军舰购买方案。1914年下半年大臣会议就弹药不足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决定以中央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等方式扩建包括喀山火药厂在内的三家国有火药厂和施里谢力布尔格私人火药厂^⑧，这一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到1914年底施里谢力布尔格火药厂将火药年生产总量由10万普特提高到了15万普特，另外几家火药厂的火药产量也各有提高。1915年春天大臣会议还专门成立了负责协调军需物资生产的军需工业委员会，5月大臣会议决定，由该委员会负责新组建14家金属冶炼与加工企业，以满足战时对金属制品的需求。总体上，在《纪要(1914年)》中大臣会议关于加强军需物资生产的讨论次数为15次，占全年讨论议题的6.1%。《纪要(1915年)》中上述议题的讨论次数占到全年议题的6.6%。^①

士兵数量的多少对当时的战争来说是影响战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战期间大臣会议在保障兵源方面做了积极的工作，与此同时，后方劳动力不足同样是大臣会议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截至1916年底，大臣会议共计动员和招募了1500万适龄男性参军。可见，大臣会议在动员和招募士兵工作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效果。在尼古拉二世于1914年7月31日下达了总动员命令后，大臣会议于8月29日决定动员教师到军事部门任职并在工资方面给予奖励，9月25日决定动员大学生积极参军入伍，12月9日大臣会议先后决定提前启动1915年的征兵入伍计划并要求增加入伍名额，扩大招募对象。1915年1月26日大臣会议决定提前启动1916年的征兵计划。1916年7月10日，大臣会议再次通过决议，计划在7月底前招募民兵117万人。^②

战争并未像尼古拉二世和很多政府官员预想的那样能够迅速结束，俄国士兵的伤亡人数令人震惊。此时的大臣会议一方面要不断动员民众积极参军，扩大兵员；另一方面还要动员后方劳动力积极投入生产，以保障军需生产的正常进行。面对后方劳动力不足的状况，1914年8月21日，大臣会议决定鼓励战俘参加生产和社会服务。1915年3月3日，大臣会议决定允许妇女和未满15岁的少年在俄国西部地区的煤矿从事夜间生产，3月17日和3月31日，大臣会议先后决定允许和鼓励战俘在私企工作和从事农业生产。6月26日，大臣会议决定动员远东地区的劳动力到俄国西部地区参与生产活动。1916年8月5日和9月6日，大臣会议两次讨论并修改了黄种人(主要指远东地区的俄国人、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参加工作方面的限制规定：即动员贝加尔湖以东的俄国人到西部去，以缓解当地劳动力短缺问题；允许俄国国有和私人企业雇佣中国工人，对参与远东铁路建设的中国工人给予特别待遇，等等。^③

一战中，俄国铁路在运输环节起着关键作用。尽管俄国西部地区的运输线，特别是铁路运输相对发达，但就整体而言，战区的铁路网建设远未达到能够满足一次大规模战争的要求，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的交通运输网建设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19世纪下半期是俄国铁路建设的大发展阶段，铁路网建设成果斐然。到1910年末俄国的铁路总里程达到6.15万俄里，占欧洲铁路总长度的18%以上^④。然而，尽管此时俄国的铁路总里程数不逊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俄国铁路管理混乱、运营效率低下、已连续多年出现巨额亏损，加上很多铁路支线修建在偏远农村，这都给俄国战时的物资运输带来了困难。除了运输条件难以满足战争所需外，相关部门对运输物资优先权问题也争论不休。陆军部和海军部一直强调本部的军需物资优先，交通运输须着力满足前线的武器、弹药运输的需要，而交通部在考虑作战物资运输需求的同时，还强调后方其他保障物资的运输和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等问题。

大臣会议在一战期间，特别是在战争开始的前两年十分重视交通运输问题的解决。据《纪要》显示，1914年大臣会议仅以交通运输为专题的讨论就多达39次，占到全年议题的29.1%。其中8次是为运输设备生产企业提供特别贷款问题，14次是规划新建铁路的线路问题，9次是水路运输的改扩建问题，8次是交通运营管理和协调各部门间矛盾问题^①。这一方面反映了大臣会议在交通运输方面做了巨大努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交通运输矛盾的严重性和迫切性。1914年和1915年大臣会议共讨论决定新建了20条通往前线和军需物资生产地区的铁路。1915年下半年至1916年底，大臣会议则主要讨论了对铁路和水运的合理使用问题。从总体上看，一战期间俄国交通运输矛盾突出，特别是1915年下半年到1916年上半年间。^②

为扭转不利的战争局势，一战期间大臣会议在协调各部工作、筹措军需物资、招募士兵和提高交通运输效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大臣会议的上述活动并未对前线战事起到足够的支撑作用。1915年8月19日，新任陆军大臣波利万诺夫在大臣会议上描述说：“前线和后方随时可能出现不可挽回的灾难，前线部队不是在后撤，简直是在逃跑。”^③

组织协调各部门工作是1905年大臣会议改革后的核心任务。一战开始后，大臣会议为配合战争需要，积极开展各项组织和协调工作。大臣会议专题的年度讨论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在组织协调各部工作方面的努力程度。《纪要》显示，从1914年1月至1917年2月，大臣会议共对927个专题进行了讨论。专题的年度讨论次数逐年增加，一战开始后呈显著增加的趋势。1912年为108次，1913年为140次，一战爆发的1914年大臣会议的专题讨论次数增加到237次，1915年为244次，1916年继续增加到257次。截至2月24日，1917年的专题讨论次数仍达到189次之多^④。统计显示，1915年至1917年间，大臣会议在每年讨论的专题当中与战争相关的接近50%。“五部会议”、国防委员会和旨在加强军需物资生产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等战时临时协调机构的成立，也都体现了大臣会议在这方面的努力付出。但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大臣会议在这方面的工作未能有效地对战事形成有力的支持。很多属于专门委员会的问题虽然直接由大臣会议来讨论，但各部大臣依旧将所辖事务绕过大臣会议直接向沙皇汇报。陆军部、海军部等军事管理部门仍然以作战需要为理由我行我素。因此，沙皇俄国接连出现武器弹药生产不足、交通运输管理混乱、前线生活物资保障不力等问题不足为奇。对此，尼古拉二世也深感苦恼，1915年6月27日，他在前线司令部亲自组织召开了一次大臣会议全体成员会议，会议主题就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保证战争胜利。^⑤

在军需物资筹措方面大臣会议活动积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无法满足战争所需。战争伊始，大臣会议就提出了军需物资生产优先的原则。1915年大臣会议决定成立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就是专门负责战备物资生产的。大臣会议不断加大军需物资的政府采购规模，并对相关生产企业进行直接监管，但军需物资的大量缺口问题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以火药生产为例，尽管大臣会议组织新建和扩建了多家火药加工工厂，但火药的供应缺口仍然较大。早在1912年11月，大臣会议曾决定由国库出资1060万卢布在伏尔加格勒新建生产大炮和炮弹的兵工厂，并计划于1915年9月1日完成武器生产订单。1914年至1915年间大臣会议曾多次就该工厂的修建和生产进度等问题进行过讨论，然而，到1915年7月该兵工厂花掉了超出一倍的建设预算，却连一台火炮也没生产出来^①。1916年俄国火药的年产量为38万普特，而实际需要的数量为70万普特。各类枪支的年均产量为62.5万支，而战争初期前线的需求为800万支，到了1916年枪支的需求量达到1770万支^②。子弹和炮弹的缺口数量则更加惊人。不仅如此，受战争影响1915年有573家企业倒闭，新增工厂数量仅为187家^③。冶炼高炉运转数量从1913年的151座降低到1916年的116座，219家冶炼企业到1916年只有145家仍在继续生产，金属制品的满足率仅为50%^④。1916年莫斯科市50%的能源需求无法得到正常满足。1916年在彼得格勒地区73家停工的企业当中，有39家是因石油、天然气供应不足造成的，另有11家企业因电能无法得到保障而停产^⑤。

士兵招募工作虽然效果良好，但后方劳动力保障难以为继。应该说一战期间大臣会议在保障兵源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1914年7月31日实行军事总动员开始到1916年底，俄国共有1500万人被送到了前线，庞大的士兵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俄国前线指挥失当、军需物资供应不足和交通运输混乱等问题。正是因为源源不断的士兵前仆后继地奔赴战场，才使得俄国能够在南北两线与德奥两国军队不断周旋。很难想象，如果大臣会议没能动员和招募数量如此庞大的人员入伍，如果没有广大官兵在前线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俄国如何能够将战争一直拖到1917年国内革命爆发之时。与大臣会议在士兵招募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相比，俄国后方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却十分突出。1914年战争开始时，大臣会议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用于战争”的口号。截至1916年底，有46%的适龄男性被征招入伍，而俄国耕地的播种面积则减少了85%，余下的男丁还需在前线担负各种劳役^⑥。不仅大批男性被送往前线，很多妇女也被送往前线从事后勤工作。因女兵数量同样庞大，甚至有人将她们视为俄国新的女兵阶层。^⑦

到1916年夏天，俄国已经出现兵源枯竭的状况，国内工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也已极端缺乏。1916年俄国粮食和土豆的年产量为51亿普特，较1914年减少了18亿普特^⑧。1916年秋季，当又一批新招募的100万名农民被送往前线后，俄国的农业生产已经陷于瘫痪。大量土地的荒芜和工厂的停产直接导致俄国各类生产和生活物资匮乏、物价高涨。从1915年夏天至1916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大城市甚至多次出现了粮食短缺，民众挨饿的现象。

在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方面，大臣会议工作积极却难见成效。战争开始后，俄国军需物资运送工作压力巨大，为此，大臣会议在1914年和1915年间集中了大量精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1914年大臣会议就运输问题的研究约占全年讨论议题总数的30%。另外，缓解交通运输矛盾也是“五部会议”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大臣会议的积极组织，战争初期俄国的交通运输矛盾尚不十分突出。然而从1915年开始，随着大量士兵需赶往前线，数以万计的伤员需从前线撤回，为前线提供的军需物资数量的不断增加，使俄国脆弱的运输系统难堪重负。战争开始后，俄国的铁路运力不足，火车车厢、火车机车数量短缺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而此时，大臣会议为解决前线武器弹药的供应问题，要求几个大型的火车机车生产企业临时改产作战武器，这进一步导致火车机车设备的生产能力下降，并从源头上妨碍了交通运输问题的解决。1915年后，俄国运输管理混乱的局面日趋严重并大大制约了前线战事的顺利进行。此时，俄国各大火车站经常堆满了数以百计的等待装货和卸货的车厢。1915年秋天，在拉夫托夫火车站甚至出现了为了能让后面的货车通过而强行推倒挡在前面的火车的现象^①。1916年初俄国曾有15万节运送军需物资的车厢因铁路管理混乱而无法正常卸货，共有575个火车站因挤满了火车而无法保持正常通行。1916年在欧俄中心地区出现严重粮食供应不足的时候，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多个火车站却因火车长时间无法正常通行而导致大量的肉、牛奶等食品过期变质。^②

一战期间大臣会议积极开展工作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总体看来，大臣会议的上述应战举措未能对俄国战事给予有力支持。制约大臣会议有效开展工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沙皇与皇后小集团及大臣会议频繁的人事更迭等因素不容忽视。

一战开始初期，俄军最高统帅由尼古拉二世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担任。而1914年8月至1915年8月间俄军在一战前线接连受挫，战事失利令沙皇感到愤怒和难以接受。在皇后亚历山德拉的鼓动下，沙皇免除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俄军最高总司令的职务，决定亲自担任该职并立刻赶赴前线。然而，在诸位大臣们看来，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不具备统领部队、指挥作战的能力和经验^③。1915年8月19日大臣会议召开会议，原计划是讨论遣散波兰地区的犹太人和士兵救助等问题，然而，当新任的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透露了沙皇将亲任前线最高统帅的决定时，与会大臣们十分震惊。大臣会议的所有成员几乎都认为，由沙皇来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极其不可取的，这将给国家的命运带来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会上就有8位大臣直接签署了反对沙皇这一决定的请愿书，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也力劝尼古拉二世改变主意，但是，沙皇仍然以俄军最高总司令的身份赶赴了前线。^④

从1915年夏天开始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夕，尼古拉二世多数时间身处战区或者来往于前线和首都之间。在这期间，大臣会议的很多工作由于无法与沙皇及时沟通导致进展十分缓慢。在遇到重大问题且急需与沙皇讨论时，大臣会议相关成员只能赶往前线与其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会议决策迟缓和执行无力等问题便更加突出。此外，由于无法及时向尼古拉二世汇报工作，有些决议只能由大臣会议直接下达执行，这些决议常因没有得到沙皇的批示而遭到国家杜马的质疑，其他各部也以各种借口拒绝或拖延执行类似的决议。可见，尼古拉二世亲自担任俄军最高总司令并赶赴前线，这为后方大臣会议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弱化了大臣会议对战争的支持力度。

一战期间影响大臣会议开展正常工作的除了尼古拉二世的个人因素外，以皇后亚历山德拉、沙皇和皇后的宠臣拉斯普京为核心的小集团的干预，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该集团对大臣会议活动的干涉频繁，影响非常恶劣。

沙皇尼古拉二世一直对皇后亚历山德拉疼爱有加^⑤。据记载，亚历山德拉第一次参与国家重要政治活动是在1900年10月，此时，沙皇一家人及诸位大公在克里米亚度假，尼古拉二世突发疾病，生命受到威胁。当大公们和大臣维特在讨论如果沙皇不幸身亡将由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继任皇位时，亚历山德拉当即说道：“不，米沙(尼古拉二世的弟弟)会把一切都搞砸，他耳根子太软。”后来，廷臣莫索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皇后已经开始干预朝政了，可她却没有这方面的才干。”^①一战爆发后，亚历山德拉除了积极投身于战时保障工作外，开始频繁干预大臣会议工作，甚至常常还就前线作战指挥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皇后和其座上宾拉斯普京对大臣会议活动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他们多次插手大臣会议主席及成员的任免安排方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据维鲁鲍娃回忆，每次皇后来到前线看望尼古拉二世都会有人这样说：“她又来向皇帝传达拉斯普京的指示了，看来一些官员们的位置又要不保了。”^②一战期间，沙皇夫妇的宠臣拉斯普京在俄国政坛上也不甘寂寞，他常常通过对皇后施加个人影响从而实现其政治目的，皇后对这位“圣人”的信任甚至达到了宗教式的膜拜。利用沙皇和皇后的宠信，拉斯普京一度权倾朝野，并计划利用战争时机继续扩大自己的个人影响力。1914年和1915年，受拉斯普京个人因素影响，尼古拉二世先后免去了阿列克谢·波利瓦诺夫陆军大臣和赛季·沙佐诺夫外交大臣的职务。亚历山大·布鲁托波波夫曾向拉斯普京行贿，恳求拉斯普京为其谋求一个更好的职位。于是，1916年9月20日亚历山德拉向尼古拉二世转达了拉斯普京的建议，9天后，亚历山大·布鲁托波波夫即被任命为内务大臣，这一任命甚至让布鲁托波波夫自己都感到震惊。皇后和拉斯普京不仅对大臣会议工作和大臣的任免频频插手，他们还试图对战时的军事活动施加影响。1915年8月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担任俄军最高总司令，皇后亚历山德拉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一直心存反感，同时皇后心中的“圣人”拉斯普京与大公也一直不睦。拉斯普京曾多次在亚历山德拉面前诋毁和中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915年8月尼古拉二世免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俄军最高总司令的职务，皇后亚历山德拉在确认了这一消息后立即兴奋地致信尼古拉二世，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并对尼古拉二世的勇气大加赞赏。

战争期间皇后和拉斯普京集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俨然成了当时俄国政坛的主宰。在尼古拉二世于1916年11月在基辅组织召开的家族会议上，皇族成员纷纷抱怨说：“如今的大臣会议及其各部大臣实际上只对皇后和拉斯普京负责。”^③

战争期间，大臣会议主席及其成员更换极其频繁。杜马中有人讽刺说：他们甚至来不及辨认出这些大臣们的面孔。如此高频度的成员变动不能不使大臣会议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1914年1月30日，尼古拉二世以执政不力和对战争的悲观预测为由解除了科科夫采夫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该职务由戈列梅金再次接任^④。科科夫采夫被解除职务仅仅是大臣会议主席及其成员更迭的开始，战争开始后的16个月内，俄国大臣会议主席和成员像走马灯一样被更换。仅在1916年这一年时间里就有4位大臣会议主席先后被更换，具体如下：1914年1月至1916年1月为戈列梅金，1916年1月至11月为什丘尔梅尔，1916年11月至12月为特列波夫，1916年12月戈利岑接任了大臣会议主席这一职务。在整个战争期间共更换了6名内务大臣、4名陆军大臣、3名外交大臣、4名农业大臣、4名司法大臣^⑤。更为重要的是，尼古拉二世任免大臣不是以个人才干为标准，而是以自己是否欣赏，皇后的建议和拉斯普京的“指点”为依据。1916年11月尼古拉二世免去了什丘尔梅尔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改由特列波夫担任，然而，亚历山德拉和拉斯普京因该任命未能提前获悉而表示不满，为此，亚历山德拉在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写道：“我并不了解特列波夫，他可能不喜欢我和我们的朋友(指拉斯普京)。应该寻找一个更信任我们的人来担任这一要职。”^①结果，特列波夫在大臣会议主席的位置上只待了一个月就被免职。

前线战事接连失败和大臣会议成员的频繁更换，导致了大臣会议的内部矛盾加剧并开始公开化。1915年夏天大臣会议主席戈列梅金就因大臣会议与俄国杜马间的关系问题在会议上与其他大臣公开争吵，此后，戈列梅金与各部大臣间的矛盾逐步升级。^②

一战对于俄国帝国的专制统治来说是一次空前的、足以致命的危机。面对多重压力沙皇俄国的国家机器能否有效运转甚至成了能否渡过这次危机的核心要素。一战期间大臣会议在协调各部门工作、筹措战备物资、招募士兵和交通运输管理等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通过对上述应战举措的实际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大臣会议的工作未能给处在战争深渊中的俄国有力支持。战争期间，尼古拉二世亲赴前线、无暇理政，皇后和拉斯普京对大臣会议活动的干扰，大臣会议成员的频繁更迭都对其应战举措的效果产生了消极影响。俄国社会各阶层均把战争失利归咎于政府身上，因此，大臣会议在政坛和社会中的威信一降再降。最终，随着二月革命的爆发，大臣会议只能在俄国汹涌澎湃的革命中结束其历史使命。

在一战中的接连失利对当时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战不仅破坏了俄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俄国经济迅速恶化，而且还严重破坏了俄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彻底动摇了沙皇俄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基础。对于俄国而言，一战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点燃了各阶层民众的革命热情，进而引发了十月革命。与以往多数对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即对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分析不同，对一战期间大臣会议的上述应战举措及其结果的论述，是从微观层面具体阐述了战争和沙皇俄国统治集团活动对十月革命爆发的影响。这为学界进一步分析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提供了新的史料素材，也为对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终结的原因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