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阐述了党建新思想，提出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的新体系新布局。本文试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对其中的思想建设做一考察。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是毛泽东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党员大多数来自农民的情况下提出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共党建理论与实践的突出特色。在战争年代，它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将中国社会各界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另一方面，则通过持续的方式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通过不断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与革命信念，始终使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
从一般意义上讲，思想建党或曰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型政党自身建设的应有之义。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内涵。换言之，对于其他共产党而言，它仅仅是一个要求，不会像中共这样强调、有这样的丰富内涵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回顾历史，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阐述的思想建设，主要针对的是红四军这一局部现实。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特别是全面抗战的爆发，随着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大党目标的确立，思想建党的“外向”与“内向”意义日益彰显。所谓思想建党的“外向”意义是指，它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向看重党员工人阶级出身之观念的调整、对于中共在一个前工业化社会吸收其他阶级阶层尤其是农民中先进分子入党从而保证最大程度地发挥党的作用和影响的意义。所谓“内向”意义是指，它对于确保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仰，从而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至关重要。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总结道：“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尤其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①不仅在战争年代，在成为执政党后，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思想建设的意义依然特殊而重要。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共有党员10734384名，其中农民党员占69.1%，工人党员占14%，知识分子党员占11.7%，②这一数据足以说明问题。改革开放到来后，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全方位拓展，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推进，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复杂化和社会思想与价值观的多元化，党员的社会出身也更为多样，受到的思想与价值观冲击亦空前复杂。中国共产党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加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同时始终保持思想统一、团结一致，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那就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切实加强建设。十八大之前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下述问题就是很好的说明，概括言之，信仰动摇，信念信心缺失；理论兴趣和理论修养缺乏；宗旨意识淡漠，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否认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是虚假的道德说教；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为中国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漠视共产党人的宗旨与道德情操，追求权力、财富与享乐等等。
当然，上述问题并非突然而现，它们在改革开放后有一个积累、发展过程。进而言之，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类似问题还没有后来那样普遍和严重，而且因为当年的特殊背景故具触发性、粗陋性特征。首先是与反思极“左”政治直接相关。随着对“文革”及其此前“左”的理论与实践的否定，许多党员干部有一种大梦初醒之感，旧有的理念理论错了，而新的理念理论正在探索形成中，于是某种意义上的思想真空出现了。其次，改革开放使一度封闭的国门重新打开，对国人最具刺激的是曾被视为万恶之源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尤其是物质财富的丰裕。不仅如此，其思想文化亦是万花筒般的斑斓，尤其是自由民主思想、各种现代理论对于经历“文革”思想禁锢的人们而言，便有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应接不暇和困惑。与此同时，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确立，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人的正当物质欲求的认可，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亦开始出现。对于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并非没有看到也并未听之任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不断出现在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但是，在当年看来，这些问题随着对“左”倾错误的清理，随着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随着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它们会得到解决，党在战争年代和“文革”前的那种在人们心目中较理想的状态会重新回归甚至更好。总之，假以时日、通过发展，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恐怕是上至中央下至一般党员干部共有的心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③习近平总书记也讲过，过去我们认为有些问题会随着发展而得到解决，现在看需要长期面对。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就是如此。1992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拓展，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复杂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思想建党也就成为一个常说常新的课题，一个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而永远在路上的事业。问题很清楚，战争年代在生死考验面前，思想建党不会像和平环境下那样复杂。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高度集中、单一的公有制和“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简单社会结构，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方位开放时代的思想建设毫无疑问面临的考验更复杂更严峻。阶层分化与利益多元，市场规则和多元价值观，均对思想建设构成直接挑战。正是在这一考验面前，党的十九大明确定位“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④换言之，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基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指出，“思想理论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抓党风廉政建设，首先要抓好思想教育这个基础工程，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筑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第一道防线；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同向而行、良性互动，既解决思想问题，也解决制度问题，等等。①这些论述清楚地阐明了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阐明了思想建设与其他建设的关系。
二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看，他讲思想建设主要包括理想信念、理论武装、党性教育和道德修养等几个方面。下面分别加以概括和分析。
将思想建设的核心与灵魂定位为理想信仰，理直气壮地高扬信仰的旗帜，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也是思想建设的突出特征。共产党人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精神动力，这已为中共党史所证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经常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性，尤其不厌其烦地强调理想信仰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进入新世纪后，在有关党的建设的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谈及存在的问题时都会把理想信仰弱化作为首要问题提出并要求加强。不过，一般是在强调理论武装时一两句带过，并无更多论述，讲思想建设主要还是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十八大开始有了变化，在主持十八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习近平“专门要求写了这样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②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讲理想信仰的频率、篇幅，对理想信仰的重视程度，可以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史上的最高点。综观其讲话可以作如下归纳③：(一)理想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和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我们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二)历史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仰坚定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最终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成功的精神动力，是革命先烈和模范人物的精神支柱。习近平经常提起，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在生死考验面前所以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同样，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所以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英雄壮举，也是因为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在纪念毛泽东、邓小平、朱德、陈云、胡耀邦、万里、刘华清等已故领导人诞辰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抗战胜利、长征胜利等大会和座谈会上，被习近平摆在首位必讲的内容是继承和弘扬在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中所体现的信仰坚定、献身理想的精神。(三)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开始。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蜕化变质、腐败堕落，说到底是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和思想道德修养，背弃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四)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①。因此，要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五)“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②十九大报告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内理想信念教育并将之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的有关论述的重申和浓缩。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宽阔视野，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充分阐明了理想信仰的重要性，体现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③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
三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④。换言之，理想信仰离不开理论武装，思想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重中之重是理论武装，即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与发展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两方面内涵(当然它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主要观点的遵循。例如革命时期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理论的遵循，执政后对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按劳分配、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等原则的遵循。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遵循，换言之，即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的遵循，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尤其重要。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著名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⑥毛泽东讲过“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 没有什么神秘, 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①习近平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②。这些论述，都在告诉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的内涵和意义。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世界、指导实践，同时又以中国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赢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功。所以，讲理论武装首要的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使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立足中国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并以之武装全党的过程。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到来后，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世纪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先后写入党章，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二十一世纪并获得新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既是历史的逻辑发展，同时更是现实需要、时代呼唤。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背景下，在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中，在为了实现伟大梦想而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从事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过程中，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新阶段，在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任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亟需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出的时代课题的回答，它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以这个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头脑，既符合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也符合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③站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点上，展望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为后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胸怀，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底气和信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有底气和信心创新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更重大的时代性贡献，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它立足于中国，但胸怀世界，它首先着眼于中国问题的思考着眼于中国经验的总结，但同时它也在关注整个人类发展，在为世界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和思想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和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这是新时代的理论使命，这一使命只能产生于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当一个政党集中精力于满足民众温饱和实现小康之际，其思考与思想的深度与宽度是有限的。所谓“贫穷限制着想象力”，这就是我们过去为何总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适合中国之独特性的原因。这其中有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但不可能一成不变。时代是理论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时代和实践不仅仅提供内容，还提供高度和视野。当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提供的只是思想借鉴与启发，并无“理论霸权”之意。
理论创新提供最新的理论武装，而让理论变为武装的最重要途径是学习和教育。可以说，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通过集中教育活动和常规的制度化学习、党校干部学校培训和个人自学，党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此后不断重申。学习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论学习、政治学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①。1939年至1940年，党内开展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全体党员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1964年2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提出，“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当时指定的选读著作共36部，均为马列主义经典名著。②改革开放到来后，更重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成为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特点。1990年代《邓小平文选》三卷出齐后，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学习和培训持续数年之久。进入新世纪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教育活动亦持续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或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学习，不仅贯彻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中，而且贯穿于常规学习和党校干校的集中培训中。十九大闭幕后，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宣讲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很快成为学习重心。
综观习近平有关理论学习、理论武装的讲话、谈话和文章，比较强调以下几点③：(一)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有四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这足以说明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的重视。(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重要的是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毛泽东写过《实践论》《矛盾论》两篇重要哲学著作，从延安时期到去世, 他始终强调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到来后，老革命家陈云不止一次地指出，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哲学，终身受用。这一建议在党内获得高度认同并变为许多党员干部的行动。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提升理论思维、战略思维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实际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于2013年12月和2015年1月，分别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便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力证明。(三)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党的理论教育，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开思想上的疙瘩，防止空对空、两张皮；全党同志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做到学以益智、学以励志、学以立德、学以修身。
四在思想建设中，重视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道德建设，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和特点。习近平指出：“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①
重视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大传统。刘少奇1939年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发挥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就是证明。党性教育与党性修养离不开理论武装，当然更离不开实践磨砺。单从思想建设的角度讲，习近平同志的有关论述主要包括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深入开展党史国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深入开展道德品行教育、法治思维教育、反腐倡廉教育，以及党章和党规党纪教育等。
关于理想信念前文已有概括，此处不赘。关于宗旨教育，习近平反复强调的是，要加强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员仍然要讲奉献，仍然要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树牢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权力观、是非观、义利观，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和人情关。
关于党的历史、党的传统和红色精神教育，习近平多次讲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员干部要知史爱党，要把学习党史国史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等传统；要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浦东敢闯敢试精神等等。
开展品德教育、抓好道德建设、养成高尚品德与情操，是习近平讲思想建设讲党性修养时强调的又一内容。共产党员是有特定政治理想、政治立场和政治纪律的政治人，同时又是有着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人。这既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期盼的共产党人，也是众多党员干部留给人民的美好形象。毛泽东著文纪念的张思德、号召学习的白求恩，留给人们的与其说是政治坚定的共产党人形象倒不如说是完美的道德模范。新中国成立后，赢得广泛赞誉或被树立为模范的党员干部大多是德才兼备者，这个“德”不仅指政治忠诚而且内含高尚品德。改革开放后，德才兼备一直是干部选拔的标准，进入新世纪后又加上了“以德为先”，表明对德的格外重视，但是，这个德主要是指政治方面(虽然不能说没有道德品质要求)。另外，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科学理解一些现代理念也许要一个过程，例如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一度颇有人认同的是，党员干部的个人道德属于私人领域，不宜由组织加以约束。认识的模糊加之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因素，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出现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等现象，少数党员干部人格扭曲、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带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加强道德品行教育提到日程上来。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专节阐述“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要求党员干部加强道德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保持高尚道德情操，“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①党的十七大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党的建设决定，要求党员、干部模范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但是，高频率且明晰地要求抓好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并将之上升到政党先进性和为政之基的高度还是习近平总书记。
习近平指出：“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拥有引领和团结群众奋勇前进的道德力量，是一个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②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慎独慎初慎微慎欲，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③在引领社会风尚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旗帜和标杆，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先锋模范；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修身立德是为政之基。④习近平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价值追求和道德精髓对于党员干部修身立德的滋养作用。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以及崇尚严谨、崇尚务实，讲良知、守信用的传统美德等等，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⑤
一般而言，道德与政治不同，因而道德建设、道德素养与党性教育、党性修养也不是一回事。但是，中国国情、制度体制和中共长期执政的地位决定了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道德素养对于整个国家与民族的表率意义，因而党性修养中必须包括道德修养，道德建设与党性教育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中国自汉代就开始要求官员既是能吏又是君子。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共同的价值追求、道德操守是内部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同时又是社会公信力、公共形象的重要影响因素。道德对人的行为形成的软约束是深层的、长远的也是强烈的，因而道德影响力也是重要的软实力。在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壮大的今天，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国民文明素养和道德境界的今天，强调党员干部做道德模范可谓正逢其时且意义重大。
从习近平的论述来看，党性修养、思想教育还包括廉政教育、党纪党规教育、法治教育等。由于上述内容，大多是在讲反腐倡廉、遵纪守规、依法治国等专门问题时从总体上言说的，而且更重视的是实践。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做更细致的梳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党性教育、思想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一部分，因而其指导原则、论说特点和从严治党的其他方面高度一致，例如强调“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强调思想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思想建设永远在路上；强调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不搞空对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等，这些恰好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