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发展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内容，而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断推进的系统工程。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必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而加快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则是其中应有之义。我们认为，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我国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找准和分析我国目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处方位的基础上，既要培育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又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系统而全面的和根本性的转变。可见，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进入新时代。因此，本文在评估2003—2015年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效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对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作出宏观层面上的分析。

学术界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立足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时期的特征，论证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条件与必然性。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时期的特征可以分为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国际经济发展新时期主要是指后危机时期，而国内经济发展新时期主要是指经济新常态。张宇燕(2008)研究指出金融危机改变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经济再平衡、能源约束、规则博弈等问题对我国崛起形成了严峻挑战，我国需要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IMF首席经济学家Blanchard等(2009)指出如果不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世界经济不平衡复苏的可能性很高，认为中国应从出口导向型向更加依赖国内需求的增长模式转型。裴长洪(2010)指出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化出现了若干新特点和新态势，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将遇到新挑战，但机遇仍大于挑战。张卓元(2010a, 2010b)、李翀(2011)、朱启荣(2011a, 2011b)、毕吉耀(2012)等也都阐述了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发展机遇。戴翔(2013)认为伴随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以扩大出口的传统机遇正在弱化，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又为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郑铁桥等(2015)认为新常态下我国出口贸易形势严峻，未来面临贸易账户平衡的压力；如何在新常态下保持我国经济平稳中速增长的情况下，抓住机遇、继往开来，确保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平稳优质增长，需要有新思路和新对策。黄卫挺(2015)指出对外经济领域要想做到“引领新常态”，必须转变其内在逻辑，即从以价值输出为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分工转向重点拓宽经济价值输入通道。

第二是分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探讨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张远(2007)总结了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迟滞、国内市场体系不够完善，这些制约都涉及体制机制问题。Motohashi等(2007)使用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创新体系改革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认为企业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基础薄弱、创新体制不健全、创新管理水平低，在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十分缺乏(高煜等，2008)。王佳菲(2010)提出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抑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这使得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迟迟难以有根本改观。因此，突破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也就成为中国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依据。黄觅真等(2016)认为美国亚太战略部署成为影响中国海外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外因，中国应该积极寻找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争端的自主解决之道，推动区域自主安全合作，为国家对外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前景。王长辉(2016)从对外贸易、直接投资、对外金融三个视角分析了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阐述了现存各种问题的制约因素，并且总结了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可见，相关研究所指出的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体制机制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结构失衡、外部影响等方面。

第三是从定量分析视角研究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范爱军等(2007)建立了一个包括对外贸易结构、对外贸易综合效益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的外贸增长方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沈露莹(2010)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设计发展转型指数，对2000—2008年上海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进行了评估分析。王宇华(2010)基于运用R&D密集度和自然资源利用度来考察产品技术密集度的层次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模型。另外，霍强等(2008)、黄小峰(2008)、李玲玲等(2011)、陈海波等(2012)、汪素芹等(2011)、汪素芹等(2012)、汪素芹(2013、2014)等也分别构建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唐海燕等(2010)亦对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以及转变过程中的风险防范进行了探索性的规范研究。

综上可见，有关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中，对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支撑和需求论证等规范性研究已比较充分。但是，已有研究在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取得成效的综合性评价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对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评价也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领域，且受制于数据时间较短的影响而无法进行趋势判断。有效评价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程度，是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下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保障。在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任何转变思路的偏差和相应措施的错配，都有可能造成产业空洞化、就业压力上升、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唐海燕等，2010)。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在充分考虑对外贸易因素的同时，将从对外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充分考虑对外投融资与国际经济合作、资源环境等因素，构建更为全面的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主成分分析法(PCA)进行测度，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和趋势，并结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要求，思考进一步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策略。

由上文可知，现有相关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认为，分析和测度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至少还应该增加对两个方面因素的考察：一是对外投融资与国际经济合作因素。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多样，活动内容丰富，但主要包括对外贸易、对外投融资与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对外贸易只是对外经济的内容之一，即使是主要的内容，其发展方式转变的情况显然也不能完全代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整体情况。二是资源与环境规制因素。国际经济后危机时代许多国家提出“绿色新政”，期待通过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原有的高消耗高增长发展模式也必然向高质量绿色发展转变，生态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环境规制自然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根据上述分析逻辑，我们将从5个视角考察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和程度，即对外投融资与国际经济合作、对外贸易发展、对外经济发展结构、对外经济竞争力、对外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结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一般应遵循的指标科学性、数据可获得性和计量可靠性等要求，本文运用结构化和层次分解法，把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分为5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见表 1。

表 1

表 1 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对外投融资与国际经济合作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1 外商投资B1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C1 正指标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注册资本C2 正指标 对外投资与国际经济合作B2 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C3 正指标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C4 正指标 净直接投资率B3 对外投资/利用外资C5 正指标 对外贸易发展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2 外贸规模B4 货物贸易额C6 适度 货物贸易额的世界占比C7 正指标 服务贸易额C8 正指标 服务贸易额的世界占比C9 正指标 外贸速度B5 货物贸易增长率C10 适度 服务贸易增长率C11 正指标 外贸效益B6 外贸依存度C12 适度 外贸对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影响力C13 正指标 外贸对促进就业贡献C14 正指标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对外经济发展结构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3 产品结构B7 机电产品出口比重C15 正指标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C16 正指标 主体结构B8 民营企业出口比重C17 正指标 外资企业出口比重C18 逆指标 方式结构B9 一般贸易出口比重C19 正指标 加工贸易出口比重C20 逆指标 国别结构B10 出口市场分布度C21 正指标 地区结构B11 出口地区结构分布度C22 逆指标 对外经济竞争力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4 研发成果B12 专利授权率C23 正指标 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量C24 正指标 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C25 逆指标 企业竞争力B13 进入世界500强国际化企业数C26 正指标 贸易RCA指数B14 货物贸易RCA指数C27 正指标 服务贸易RCA指数C28 正指标 贸易摩擦B15 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数C29 逆指标 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数的世界占比C30 逆指标 对外经济发展资源环境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5 环境保护B16 出口贸易工业废水排放强度C31 逆指标 出口贸易工业废气排放强度C32 逆指标 出口贸易工业废物排放强度C33 逆指标 资源节约B17 出口贸易工业能源消耗强度C34 逆指标 出口贸易工业能源消耗量C35 逆指标 能源依存度C36 逆指标

表 1 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如表 1所示，本文从金融与国际经济合作影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把吸引外商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经济合作等因素归为一类，设置对外投融资与国际经济合作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1和3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从对外贸易发展影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把外贸规模、外贸速度、外贸效益等因素归为一类，设置对外贸易发展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2和3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从对外经济发展结构影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把贸易产品结构、贸易主体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国别结构、贸易地区结构等因素归为一类，设置对外经济发展结构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3和5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从对外经济竞争力影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把研发成果、企业竞争力、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摩擦等因素归为一类，设置对外经济竞争力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4和4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从资源环境影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因素归为一类，设置对外经济发展资源环境视角下的一级指标A5和2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在相关二级指标及三级指标的选取中，本文参考了前文所述的已有研究在设置对外贸易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中较为成熟的因素，既可以突出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主要作用，也可以较为全面地覆盖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本应涵盖的内容。

本文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是包含多个维度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从研究文献看，综合指标评价方法一般采取加权评估法，比如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但是综合评价体系中的各指标之间有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所以简单加权评估所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重叠现象(朱启荣，2011a)。本文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PCA)，利用降维的思路，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重要综合指标，以解决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统计数据反映信息有重叠性的问题。

主成分分析法(PCA)主要通过一个正交变换T，把变量矩阵分量有关的随机向量X=(X₁, X₂, … X_p)^T，转化为一个新的随机向量U=(U₁, U₁…, U_p)^T。这个新向量的成分向量是不相关的，代数意义就是把X的协方差阵转变成为对角形阵，从几何图形看就是把原坐标系转化为一个新正交坐标系，使之指向样本点散布最开的p个正交方向，然后再对多维变量系统进行降维，把一个相对较高精度变量系统转化为低维度的变量系统，进一步再构造价值函数，把低维度体系转变为一维体系。在应用过程中，往往把原来p个指标的线性组合作为新的综合指标。线性组合F方差Var越大，表示线性组合F包含的信息越多，经典做法就是选择方差最大的组合F₁作为第一主成分。如果第一主成分F₁尚无法代表原有p个指标的信息，那么就考虑选择第二个组合F₂，而且Cov(F₁, F₂)=0，这样，F₂就成为第二主成分。利用同样的原理，可以逐步构造第三主成分、第四主成分，……，第p主成分。简化的主成分模型如下：

该模型满足以下条件：$a_{1i}^2 + a_{2i}^2 + \cdots + a_{pi}^2 = 1$(i=1, 2, …m)，即各个主成分系数的平方和为1；Cov(F_i, F_j)=0(i, j=1, 2, …m)，即主成分之前互不相关；Var(F₁)≥Var(F₂)≥…Var(F_p)，即主成分方差依次递减。

本文实证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等。计算中为消除量纲和数量级不统一问题，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本文进行主成分分析法(PCA)计算的软件是SPSS18.0，以此得到特征值及其贡献率(限于篇幅省略)。计算得到变量相关矩阵中最大的四个特征值为26.458、3.75、2.289、1.78，均大于1，而且它们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95.213%。本文选择前四个主成分进行计算，因为这四个主成分可以包含原有指标变量中的绝大部分信息；计算获得四个主成分函数，然后计算每个主成分对应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特征值之和比例并作为权重，得到主成分综合模型与各个指标变量的系数。

把2003年到2015年的各年数据代入综合模型，得到每一年的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效具体的得分值，把各年得分值汇总列图 1。从计算的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效的综合得分看，从2003年到2015年基本处于递增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处于不断优化阶段。其中，只有2009年和2010年优化趋势不是很明显，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以及对外投资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图 1

图 1 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效测度得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进入新时期。充分考虑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要求，以及对外金融、国际经济合作与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还需要从理念、机制、视角、基调和主线等方面更加深化认识和推动改革，以进一步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上是发展观念的转变。没有发展观念的转变也就不可能有近年来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显著成效。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坚持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创新，就是要不断总结探索转变的新方式、新方法，实现更有效的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协调，就是要协调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协调不同领域的对外经济发展及其方式，协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其他对外领域发展方式；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开放，就是要在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新一轮开放中推动转变，在加快转变中实现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新一轮开放，形成开放与转变的融合集聚效应；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绿色，就是要从建设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在共同的环境规制下实现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共享，就是要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使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机制。

本文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整体稳定向好是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趋势向好的大背景。事实上，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建立在国内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基础，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缺少了根基，是不可能实现的。进一步而言，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建立在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之上。没有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没有了依托。因此，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相辅相成的，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系统工程，“两个转变”要构成一根轴上的两个轱辘，融为一体，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整体效应。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分工体系的根本形态。要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要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进一步认识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含义。我们不能单纯站在一国国内的视角来看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而是要站在全球视角来认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力及其地位；不能单纯站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视角来看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而是要站在整体经济的视角来认识一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单纯从某一时期或某一时段的视角来看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而是要站在全球经济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视角来认识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不能单纯静态地看待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而是要从动态的视角来认识一国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变化；不能单纯站在一国国家利益的视角来看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而是要站在全球化趋势及其整体利益的形成和它的分享机制的视角来认识全球化利益；不能单纯强调一国的规则或政策，而是要强调全球规则或多边规则，保持一国对外经济关系和全球多边规则的充分协调和有效融合，既要保证全球价值的提升，也要保证国别利益的合理分享。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看上去是“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整个对外经济发展的观念、思维、战略的系统转变，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因此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改革发展的总基调。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是新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及其不可逆性，基础是中国对外开放及其不可逆性，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经济发展体系，核心是竞争性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标志是产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保障是多边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目标是全球化收益的公平分享。当前，在确保“稳”的基础上，重点要抓好三个方面的“进”：一是立足于共同发展拓展新型经贸合作，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妥善处理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特别是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二是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创新对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依托和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国内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打造对外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模式。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求，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因此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加快对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一方面是要从对外供给的质量、结构和方式入手，促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另一方面是要从对外经济发展的视角理解“三去一降一补”，把“三去一降一补”从国内经济向对外经济延伸，夯实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基础。

进一步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离不开稳定宽松的外部环境条件。本文认为，外部经济环境的显著变化对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影响中美双边经贸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是加快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有利因素，妥善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意义重大。中美经贸关系长期以来总是曲折坎坷不断，但是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的。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又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敏感阶段，对此需要有智慧的积极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