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与曲折发展，传统史家多以循环往复之论加以概括，而在循环论中，有阴阳五德之循环，有质文互变之循环，有分合治乱之循环，更有朝廷兴替之循环^①。按照一般逻辑，一朝建立，创业之主多励精图治，善于纳谏，与民休息，政治清明，轻徭薄赋，被战争摧毁的经济社会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开始上演，贪官污吏滋生，中后期君主往往穷兵黩武，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搞得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终于导致民变，推翻旧朝，再立新朝。如此新旧循环，构成王朝嬗代的一般路数。至少从历史现象上说，这符合中国多数王朝更迭的基本情形。但是，对于这种历史表象的简单概括，抽空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演变发展的基本逻辑以及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王朝易代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换言之，传统中国的王朝易代，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和道路，受到当时诸多历史条件的制约，最重要的莫过于主导那个时代的社会阶层之影响。

就中古时期的社会性质而言，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主张贵族政治说^②。海内外不少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田余庆先生认为：只有东晋一朝是门阀政治，其他历史时期则是皇权政治^③。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士族阶层在魏晋隋唐的政治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这种事实无可回避。这种长期存在的强大的社会阶层，对于政权的更迭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无独有偶，汉魏、魏晋政权的更迭，依次通过自上而下的禅让方式，而非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完成新旧政权的更替，成为中古朝代更迭师法效仿的标准样式。这种情况如何确定，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

上古时期禅让学说的起源及流变，学人有比较充分的研究^④。关于中古时期的禅让易代，较早研究者如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专辟“禅代”、“九锡文”、“魏晋禅代不同”等条目，进行最基本的讨论^⑤。在此基础上，周一良等先生从魏晋禅代的政治势力之强弱、书写模式之变化等方面展开极为有益的讨论^⑥。近年楼劲等先生从禅让思潮和政治文明的进化等角度，讨论汉魏时期“革命”论的退化与“禅让”论的高涨^⑦。众所周知，士大夫群体历经两汉数百年的培育发展，已经成长壮大为占统治地位的士族阶层，这个阶层的稳定和强大必将对朝代更迭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拟从魏晋之际士族阶层持续发展的角度，讨论魏晋禅让作为一种理性的政治秩序得以确立，并获得士族群体认同的基本问题。

一 “非其子孙，则其曾玄”

关于魏晋嬗代及统治集团的性质，陈寅恪先生早在1950、1956年就已发表论文，从阶层升降和政治集团斗争的角度，将魏晋嬗代问题置于东汉内廷和外廷斗争的延长线上加以考虑，他认为曹魏是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嬗替为东汉末年两大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①。实际上，这个观点很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已经形成。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开篇就云：“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②根据该书《前言》可知，这本《讲演录》是万绳楠于1947—1948年在清华大学聆听陈寅恪先生所讲的记录。可见，关于魏晋社会性质的理解，是陈寅恪先生在1950年前后的基本认识。其后，在1960年代，万绳楠先生从地域集团的角度，继续推进魏晋嬗代问题的考察，指出曹魏政权内部存在着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汝颍集团压倒谯沛集团，奠定了魏晋嬗代的政治基础^③。当然，魏晋嬗代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曹党被悉数消灭，徐高阮先生立足曹马之争的角度，认为亲魏和亲马两种政治势力继续存在于西晋朝廷，由此讨论晋初政治格局的演进^④。学者随后的讨论，多数围绕党派分野和地域集团等内容进行展开^⑤。近年仇鹿鸣对陈寅恪的相关理论进行反思，试图从破解党争说的线索出发，化熟为生，解构学人熟知的魏晋政治史，例如，他从配飨功臣名单入手，尤其着眼于石苞、陈泰、贾充等人政治立场的微妙转变，阐释司马氏集团“纵容功臣”与“外宽内忌”的客观因素及影响。^⑥

诸如此类的成果，的确推动了魏晋政治史的研究。不过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忽略了这些政治集团的同质性，即他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所构成？实际上，关于魏晋时期政治阶层的属性和政治社会的性质，淮南相刘颂给晋武帝的上疏，颇能说明问题：

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当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⑦

《资治通鉴》将刘颂的上疏系于太康十年(289)，简省了上面这段文字，不过，刘颂上疏前又有一“初”字，显示刘颂的上疏似乎不是太康十年。据《晋书》本传，“元康初，从淮南王允入朝”^⑧，暗示刘颂上疏的时间应该就在太康十年。无论如何，这不影响我们从刘颂上疏中窥见西晋开国功臣的若干认知，即泰始之初，“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在讨论刘颂上疏之前，我们先来考察咸宁元年(275)的一件事情。学人比较关注此年八月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

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⑨朱晓海、仇鹿鸣先后对这份名单进行剖析，他们认为，这份功臣名单清晰地反映出司马氏集团内部的变化^⑩。根据史传记载，这12人的家庭出身份别是：郑冲虽起自寒微，但魏帝告禅，郑冲奉策，尽管不预时事，郑冲在曹魏时期已经位践台辅；荀顗是荀彧第六子，陈群是其姊婿，以父勋任中郎，其后因讨伐毌丘俭有功，封万岁亭侯；荀勖父荀肸早亡，曾祖荀爽是汉司空，荀勖早年担任曹爽掾吏，在曹爽卒后投靠司马氏阵营；石苞出身卑贱；裴秀父潜是曹魏尚书令，裴秀随讨诸葛诞有功，迁转尚书；王沈曾祖王柔，任汉护匈奴中郎将、雁门太守，父王机任曹魏东郡太守，从叔王昶任司空，曹爽辟举王沈为掾，迁中书门下侍郎，曹爽诛后，王沈投入司马氏阵营；安平献王孚和齐王攸是西晋宗室，在此不论；何曾父夔任曹魏太仆，何曾累迁司隶校尉，仕晋至太宰；贾充父逵为曹魏豫州刺史，贾充从讨毌丘俭、诸葛诞有功，在曹马之争时已为司马氏重要党羽；陈骞父矫为曹魏司徒，陈骞从讨诸葛诞有功；泰山羊祜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父祖都是郡守，羊祜又是蔡邕外甥^①。

上述西晋佐命功臣核心集团的阶层出身显示：司马孚和司马攸是宗室成员；石苞和郑冲出身寒微，而郑冲在魏晋嬗代时即已高居台辅；其余荀顗、荀勖、裴秀、王沈、何曾、贾充、陈骞、羊祜八人是当之无愧的士族高门。也就是说，西晋建国后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和制度建设，都是在这个核心官僚集团的擘画下进行的，而这群人物的家庭出身，基本符合刘颂所言，都是功臣之胤，或者本身就是曹魏重臣。围绕这份功臣名单的讨论，确实可以洞见西晋建国政治构成的若干侧面。但是，这份铭飨名单和刘颂所言西晋立国之初的服乘集团，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偏差：一是这份名单毕竟是咸宁元年(275)的产物，二是这份名单毕竟只是服乘集团的子集。

如此，我们可以从更大的统计样本来分析这个问题。关于魏晋社会阶层的变动及其性质，学界研究成果宏富，我们列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加以评介。早在1960年代，毛汉光统计的数据已经比较详细，他统计正史所载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吏出自士族的情况，统计的官僚职位多达15种，其中，两晋高官以及士族所占的比例分别是：司徒(57.1%)、司徒左长史(82.6%)、尚书令(75%)、尚书仆射与列曹(75%)、尚书郎丞(57.3%)、中书监令(92.3%)、中书侍郎(67.7%)、侍中(74.3%)、黄门侍郎(70.2%)、列卿(60.3%)、御史中丞(51.2%)、中正(81.8%)、刺史(46%)、太守(66.5%)和将军(64.5%)等^②。毛氏进行的数量统计，深受西方社会学理论之影响^③。大概同时，西方学者进行的中古士族研究，也有人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观察中古精英阶层的构成和变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姜士彬(David Johnson)对中古时期最高官员的家庭出身的统计，他分析的官职范围，包括尚书令、左右仆射、吏部尚书、司隶校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录尚书事，其统计结果显示西晋高级官员出自士族的比例是61.7%^④。姜氏并未罗列担任高官的具体人物，很可能是以毛汉光搜集的官僚人物作为基础进行分析。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深入，中国大陆学者也开始采用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1990年代，陈长琦主要统计录尚书事、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左右仆射等职位，分析结果是：曹魏时期的这八种职官，任职者约114人次，所谓士族只有司马氏兄弟二人，裴秀、陈泰和荀顗等5人，寥寥无几；而至西晋，上述八种最高职官，任职者约173人次，其中士族83人次，宗王外戚33人次，两项合计已经超过总任职人次的67%。这个统计结果充分说明士族在西晋权力中枢所处的显赫位置，尤其是担任中书监、中书令和尚书令等要职的比例极大。陈长琦同时指出，宗王政治也是西晋政治的主要特色。^⑤

应该指出，上述三位学者之外，还有不少学人使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中古精英阶层的构成及中古社会的性质，方法和结论都大同小异^①。这种研究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规避以论代史，避免随意选取史料以为己用。但是，数量统计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生动鲜活、具有多重面相的历史人物在统计分析的时候，走向“以量代史”的局面——历史人物沦为一个个简单僵化、冰冷无趣的数据。就西晋立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而言，上述量化的分析只是一个“雾里看花”的判断。例如，石苞在毛汉光的统计数据中，只是寒素之家，但他也怀疑石氏可能是士族，至少是地方豪右。事实上，石苞在曹魏时期已经是重臣，并且在魏晋嬗代之际，厥功甚伟，史载“及禅位，苞有力焉”^②。不仅如此，所有的统计对象，只是简单的列表呈现，无法立体地向上或向下追溯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这种统计只能是简单而模糊的推测。当然，作为一种方法论，判断人物出身的基本原则不能随意变更，既然石苞父祖没有显赫的官职，石苞又符合寒素起家的特征，不被视作士族，亦合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希维克(Dušanka Dušana Miščević)的研究值得注意^③。麦氏集中统计大族在中古不同朝代连续担任一品高官和大中正的情形，频繁使用一个学术概念：传递率(carry-over)。显而易见，这种方法是因袭其师毕汉思(Hans H.A. Bielenstein)研究汉代社会流动的方法。麦氏发现，无论一品高官，还是大中正，都不是固定地来自同一个大族集团，同时指出：中古早期连续在两个以上朝代担任一品大员的高门只有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而这两个大族蝉联高官是极其特殊的例外。具体而言，就魏晋时期的情况来说，麦氏统计了两晋时期的70名一品官，其中29人来自根深蒂固的官僚世家，只有19人来自东汉官僚世家，14人则是三国官僚世家。麦氏统计的职官样本包括高级官僚、重要军职、贵族爵位和皇后等权贵人物。海内外研究士族的学人，莫不以陈寅恪先生提示的“婚宦”问题为主要对象，而麦氏却能别出心裁，关注士族爵位的连续继承问题。例如，麦氏发现，极少有家族连续在数个朝代拥有爵位，北方士族在数个朝代持续拥有爵位者，仅有荥阳郑氏、河东裴氏、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等；而南方士族在数个朝代持续拥有爵位者，仅有兰陵萧氏、吴兴沈氏和琅琊王氏等。这些统计数据证明，魏晋乃至中古早期最为重要的官职、爵位和皇后都不是固定地出自大族集团，大族成员担任高官要职的“传递率”、“持续性”或“稳定性”表现极差，其政治命运随时代和局势的变化而推移。因此，麦氏坚决反对姜士彬先生的“寡头政治”说。

麦氏的统计结果似乎也否定了刘颂对于西晋政局“非其子孙，则其曾玄”的基本认识。果真如此吗？实际上，麦氏统计的样本漏洞昭然若揭，至少就统计的官职来说，麦氏仅仅统计一品官员，对于魏晋时期史料本就奇缺的现状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可以想象，如果扩大重要高官的统计范围，情况必然有所变化，我们随意翻阅矢野主税的《魏晋百官世系表》，就一目了然^⑤。不仅如此，麦氏讨论的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等所谓一品官，固然在魏晋权力舞台上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些官职设置不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宰相权力——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已经基本丧失，在没有担任录尚书事的情况下，他们多是荣誉头衔的性质^①。故此，麦氏的统计数据在样本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瑕疵。

综合比较前几种统计对象，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统计对象，应该就是西晋立国的将相大臣。就此而言，清人万斯同所撰《晋将相大臣年表》和秦锡圭所撰《补晋执政表》，是观察西晋初年政治力量及性质比较重要的资料。兹以两表为基础，结合正史纪传，胪列西晋泰始年间将相大臣名单如次：

上表所列不少人物都有兼职的情形，如贾充在泰始元年(265)担任尚书仆射，兼车骑将军。又有不少人物在同年之内迁转其他官职，如齐王司马攸在泰始二年先任卫将军，五月骠骑将军王沈卒，齐王攸迁转此职。姜士彬先生在统计唐代宰相家族出身的时候，采用“人工年”(man-years)概念，具体指某个人在一年的任何时候担任宰相，都被计算成一个人工年^②。这种统计方式已经将数量分析的有效价值发挥到最大，故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是权衡和分析中央政府核心集团势力演变比较理想的一种方式。毕竟，这种相对精细的统计方式澄清和还原了某种模糊甚至笼统的判断。以贾充为例，从泰始元年至泰始十年，他在十年内所担任的职务，一直都举足轻重。如果按照此前比较简单的将相出身统计，贾充在十年间也就算一个士族的统计数据，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更不用说，这些将相大臣含有荣誉性与实权性职位的差异，而在荣誉性职位内部，也有相当的不同^③。当然，以人工年方法来分析这些高官出身的变化，也有不妥之处，如王祥的太保是在泰始元年十二月才任命的。

我们以泰始元年为例进行说明，将相大臣共22人，亦可视作22个将相人工年。其中郑冲、荀顗、石苞、裴秀、王沈、司马孚、何曾、贾充、陈骞、荀勖、羊祜、司马攸为咸宁元年(275)功臣配飨，前文已经考述其出身。现在简单阐述其余10人的家族出身：司马望也是宗室重臣，长期担任司徒、大司马、领军将军等重要职位，卒于泰始七年；王祥父祖俱为五品官，卒于泰始三年七月；和峤父祖俱为三品官，本传极为简略，仅知其在泰始元年任中书令，其后九年是否担任将相重臣，史载不明；泰山羊琇父亲任三品官，经常担任护军将军；甄德原系河西大族郭氏，又是晋武帝姊夫；郭建和甄德同为曹魏外戚势力，其后被曹爽排挤出权力中枢，进入司马氏阵营；武陵王业和太原王沈同为高贵乡公重臣，临阵反戈，叛曹投马；上党李熹父亲是三品官；沛国武陔父亲是三品官；乐安任恺父亲是三品官^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分析泰始元年服乘将相的阶层出身，在22人中，3人是宗室，郑冲和石苞出身寒微，但在曹魏时期已经贵显，在曹魏尚能视作寒门出身，在西晋初年已经翻身做主，成为权贵阶层；剩余17人的父亲或祖父至少为五品官，即便父祖不是五品官，如郭建和甄德历经曹魏时期的成长壮大，遽然成为权贵势力。故此，泰始元年22名高官的大族出身比例约为77.3%，若将宗室视作大族，其比例则上升为90.9%。我们也能看到，汝南和氏、西河郭氏、泰山羊氏、武陵王氏、陈郡何氏等家族在中古时期并未成长为世家大族，而寒门出身的荥阳郑氏等家族，则发展成中古第一流的高门大族。循此办法，统计泰始年间服乘将相出身大族的比例依次是：

上表第一行数据是泰始十年将相大臣出自士族的百分比，基本维持在六成至八成之间；第二行数据将宗室成员归于士族，比例则上升至八九成左右。结合表二，泰始十年将相大臣的人工年数据正好是200，其中寒门出身者有郑冲、石苞、石鉴、李胤、魏舒、郭绥、步阐7人，将相人工年是27，占13.5%；宗室人物有司马孚、司马望、司马攸、司马珪、司马亮、司马伷6人，将相人工年是33，占16.5%；其余则是士族30人，将相人工年多达140，占70%。但从比较传统的数量统计来看，表二所载泰始年间将相大臣，凡43人，其中宗室6人，寒门7人，高门子弟30人，则将相大臣出自士族的比例是69.8%。可以看到，两组数据的结果极为接近，但本质有所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物的家庭出身比较复杂。例如，以父祖官职来判断，山涛父亲担任宛句令，显然不宜视作士族。不过，徐高阮揭示，山涛是魏晋之际名士阵营的领袖人物^②。因此，这个比例只是参考性数据，印证了刘颂所言魏晋大臣“非其子孙、则其曾玄”，符合魏晋之际权贵阶层日益固化的历史事实。

更有甚者，我们注意到泰始年间，担任将相大臣的人员，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动，以泰始元年和十年相比，何曾、陈骞、荀顗、贾充、裴秀、司马攸、荀勖、羊琇8人，基本都是连续十年的朝廷重臣，占36.4%；另外，司马孚、石苞、司马望、王祥等人都是担任重臣一直到病卒，王沈卒于二年，王祥卒于泰始三年，司马望卒于七年，司马孚卒于八年，郑冲卒于九年，武陔亦为曹魏重臣，卒于泰始初年，占27.3%。羊祜卒于咸宁四年(278)，因为和贾充党争而失败，被排挤出权力中枢，山涛继续这项事业，与贾充对抗，重蹈羊祜被排挤出执政圈的覆辙^③，任恺同样由于贾充的排挤，不再担任侍中。总之，因政治斗争而被排挤出权力中枢者，仅占9.09%，而羊祜之后又回到权力中枢。另外，甄德、郭建、李熹和王业等人淡出权力中枢，尤其是李熹同时担任曹魏和西晋两朝的司隶校尉，原因不明；而王业长期担任左仆射等职，一直到泰始九年。综合以上情况，泰始年间的将相大臣，除却病故原因而淡出权力中枢者，只有6人，仅占27.3%。也就是说，西晋初年最高等级的权贵阶层，并不是对曹魏权贵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洗牌，而是“换汤不换药”，平稳过渡，精英阶层以加速度的方式继续强化和巩固。

二 曹马规模，实启英雄

传统中国的易代模式，正如赵翼所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①夏商、殷周、周秦和秦汉，莫不是以暴力驱除前朝，名之革命或征伐。而汉末以降，汉魏、魏晋、晋宋、宋齐、齐梁、梁陈以至隋唐，莫不是以禅让改易前朝，名之禅让或禅代。若将眼光继续后延，迄宋元明清，犹如夏商周三代，皆为不同族群或阶层的暴力革命与攻伐。就此言之，禅让模式成为中古时期极具特色的易代样式。中古各朝禅让的诏书，无不重复着“天命无常，惟德是与”的政治逻辑和道德大义^②。关于禅让模式的奠定，裴子野《宋略总论》云：

周自平王东迁，崎岖河、洛，其后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汉自章、和以降，颠覆阉竖，其后百有余载，而献始禅之。何则？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时，亦人事也。闻夫鸿荒者难为虑，因事者易为力。曹马规模，悬乎前载，苟有斯会，实启英雄。而况太宗为之驱除，先颠其本根，本根既蹙，枝叶遂摧，斯则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将亡，殷辛夏癸，相去数百年间，异世而后出；宋则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载，而降虐过于二君，斯则天之所弃，笃于前王者也。^③

关于汉魏嬗代的具体进程，无疑是曹氏集团以压倒性的军政实力作为最基本的后盾，这是任何朝代任何政权革易前朝的必要条件，但这并非汉魏嬗代的充分条件。正如学人所论：“东汉是士大夫为主流的社会，二百年王朝的儒家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不允许离经叛道，革命式的废主自立，不可能获致成功。……可行的方案是取尧、舜让贤之义。”^④曹氏具体的实践办法是求才三令，解除部属舍汉从魏的名节顾虑，消除儒家思想的理论禁锢，引导他们从汉臣转变为魏臣。在经营舆论氛围数年以后，建安二十五年(220)，魏文帝举行受禅典礼，可谓水到渠成。魏文帝谓群臣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⑤由此将上古时期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故事演变成真实的历史事件。自此以降，中古时期的易代和鼎革几乎都重复着相似的汉魏故事，遵循着相似的书写模式，当然，分裂政权之间的翦灭与攻伐不能计算在内，如曹魏灭蜀，西晋灭吴，北周灭齐等。那么，所谓“曹马规模”，如何成为以后统治者遵循的故事？赵翼讨论云：“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⑥这种观察至为精当，周一良先生亦曾观察到中古嬗代模式的变化：

大抵司马氏以后，权臣取代旧王朝之方式，多仿曹氏老例，先加九锡，列举“公之功也”，以制造舆论。继之以封国建台，最后受禅。加九锡一事，在南朝成为具文形式，乃夺取政权之前奏。^⑦

在权臣“去臣化”的过程中，加九锡和封国成为最重要的两个步骤。毕竟得到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和赞拜不名等礼遇而没有篡位的权臣大有人在。更关键的是，封国的国号，往往也是禅让之后新朝的国号^⑧。关于传统中国诸朝代之国号，赵翼以为：“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称秦称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即因所封之爵邑。”^①依照他的理解，蒙元国号，始用文义，以前多用初封地名。但是，在某些朝代的命名上，恐非如此简单。例如，王莽新朝的命名，学者就在地名理论和美称设计之间争论不已，比较可信的解释是，“既应考虑到美称的理论，也应考虑到地名的理论。……或许王莽正乐于他的朝代名号有双关之义”^②。这种观点也适用于晋国号的讨论。胡三省注云：“至文王昭，始封晋公，以温县本晋地，故以为国号。”^③关于晋的国号，有的学者认为，司马昭的“高都侯”，迎合“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而晋公，由“高(高都)”进到“更高(晋)”，也就是说，晋国号是司马昭特意挑选出来的合于符谶的美号^④。除却这些解释之外，《说文解字》云：“晋，进也，日出万物进。”^⑤“晋”字本身的美义，自然不容忽略。关于“新”、“晋”之类的国号，我们认为，通常兼备地名与美称双重意义，很难将其割裂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晋公的称呼，并不始于晋武帝司马炎，而是起自司马昭。这种情形，与曹操、曹丕父子如出一辙。下面根据《晋书》帝纪，简单梳理司马昭、司马炎父子所获晋公等礼遇层层加码的过程：

(甘露元年)夏六月，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假斧钺，进号大都督，剑履上殿。又固辞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黄钺，增封三县。

(甘露三年)五月，……封帝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焉。九让，乃止。于是增邑万户，食三县，诸子之无爵者皆封列侯。

(景元元年)六月，改元。丙辰，天子进帝为相国，封晋公，增十郡，加九锡如初，群从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固让，乃止。

(景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

(景元四年)冬十月，……爰胙兹土，封公为晋公。命使持节、兼司徒、司隶校尉陔即授印绶策书，金兽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建尔国家，以永藩魏室。

(咸熙元年)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舞阳忠武侯为晋景王。……天子命中抚军新昌乡侯炎为晋世子。

(咸熙二年)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位在燕王上。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之号皆如帝者之仪。

(咸熙二年)五月，立为晋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国、晋王位^⑥

从这个简单的时间序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魏晋之际司马氏父子两代紧锣密鼓的易代进程。应该指出，和曹操一样，司马昭已经完成嬗代前夜的所有准备工作，司马氏霸府统治历经从大将军府、相国府到晋国三个关键阶段，霸府至晋国阶段已经成长壮大为曹魏政权中全新的政治体系，成为国中之国^⑦。与此对应，相关政治的舆论也已准备就绪，咸熙二年(265)五月，彗星见王良，长丈余，色白，东南指，积十二日灭。占曰：“王良，天子御驷。彗星扫之，禅代之表，除旧布新之象也。”^⑧类似的天象屡见于中古时期王朝鼎革之际的史书记载，如汉魏嬗代、齐梁嬗代均是如此^⑨。可见这也是改朝换代者经常发动的一种舆论宣传，这种符命图谶的屡屡出现，也表明民意基础对于王朝更替的不可或缺^⑩。只是天不假年，司马昭卒于咸熙二年八月，同年十二月，魏元帝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进行禅代，魏晋易代宣告完成。晋武帝虽没有发出“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的感叹，但魏晋禅代之际，柴燎告类云：“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又及，泰始二年有司奏曰，“大晋继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应天从民，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①这些情形显示，对于改朝换代，晋武帝和魏文帝具有大同小异的认知心理。如汉魏易代一样，魏晋嬗代当然不是温情脉脉的让贤，司马氏经过高平陵政变，相继翦除中央和地方的敌对势力，诸多军政要员显然已经“身在曹营而心在晋”。景元元年(260)，司马昭被封为晋公，以其时将相大臣为例，司马昭本人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掌控军政大权，王祥担任司空，郑冲担任司徒，司马孚担任太傅，荀顗担任左仆射，领吏部，裴秀、华表任尚书，王沈、卫瓘任侍中，贾充任中护军将军，等等。由此可见，泰始元年最重要的将相大臣几乎悉数到位。

关于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以及人心向背，学人已有极丰富的研究。笔者不拟讨论，在此简单追述魏晋之际人们对于禅让问题的接受和认同程度。司马昭秉政之后，贾充往诣诸葛诞，以伐吴为名，窥探其对禅让的看法，史载：

充既论说时事，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②

《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甘露二年(257)。与《晋书》不同，《通鉴》记载贾充的口吻是“洛中诸贤”^③，似乎更符合当时的实情，即司马氏刚刚平定隶属曹党的王凌和毌丘俭等人所发动的淮南叛乱，这说明司马氏尚未彻底消化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的成果，曹党在重要方镇尚存相当的实力，诸葛诞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力量。诸葛诞的坚决反对，直接诱发淮南地区的第三次叛乱。《通鉴》所载“洛中诸贤”，亦见于裴松之注引《魏末传》，这应该是指中央地区的大多数权贵已经倒向司马氏集团，认同和支持司马氏即将着手的禅代大业。诸葛诞的言论说明其时朝廷曹马两党的局势已经剑拔弩张，不过数年，高贵乡公果然遇难。诸葛诞所反对者，自然是司马昭改易朝廷，而不是反对禅让抑或革命的形式。习凿齿甚至反对曹魏禅汉的合理性，认为晋朝直接取自汉代的正统地位，“宣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④

徐高阮所论曹党领袖羊祜，似乎都已经认同魏晋禅让的政治伦理，他推崇晋武帝为尧舜云：“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混一六合，以兴文教，则主齐尧舜，臣同稷契，为百代之盛轨。”^⑤曹党人物都如此，更不用说司马氏集团的主要人物对于禅让的拥护了。兹举数例以见魏晋士风之转变：郑冲是魏晋之际将相中的元老人物，虽位阶台辅，而不理政务，但在司马昭、司马炎父子所获礼遇逐渐加码的过程中，推波助澜，甚有功劳，“贾充、羊祜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谘于冲，然后施行”^⑥，因此，在嬗代之际，他得以专享“奉策”之荣。裴秀、何曾和王沈都是劝进禅让的领袖人物，其作用不遑多让，史载“(裴秀)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⑦。在此过程中，贡献较大的还有石苞，司马昭卒于禅让将行之际，关于他的葬礼安排，即便连司马氏集团的贾充和荀勖都踌躇未定，石苞却恸哭云：“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他甚至和陈骞软硬兼施，逼迫曹魏进行禅让，“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及禅位，苞有力焉”^⑧。西晋建国后，华谭曾经对策云：“臣闻五帝殊礼，三王异教，故或禅让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于兴礼乐以和人，流清风以宁俗，其归一也。”潘岳作《乘舆箴》云：“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终纳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汤，克殷伊武。故禅代非一姓，社稷无常主。”^①这种思想和认识，说明汉魏以降，禅让更替、社稷无常主的和平过渡模式，已经深入大多数士人的心里，逐渐成为精英士人比较认同的政治思想。东晋简文帝崩，遗诏家国要事需向桓温禀告，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但桓温却满心期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桓温嬗代未遂，其子桓玄继承父志，在篡位之际，何皇后路经太庙，停车痛哭，桓玄义正辞严地痛斥：“天下禅代常理，何预何氏女子事耶！”^②更不消说，西晋末年赵王伦曾经上演的禅让把戏了，“矫作禅让之诏，使使持节、尚书令满奋，仆射崔随为副，奉皇帝玺绶以禅位于伦。伦伪让不受。于是宗室诸王、群公卿士咸假称符瑞天文以劝进，伦乃许之”^③。不仅汉人精英已经习惯和接受禅让思想，熏染华风的胡人统治者，也将禅代视作极为重要的易代名器。淝水战后，姚苌俘虏苻坚，求传国玺，并求尧舜禅代之事。苻坚虽为阶下囚，但也不愿通过禅让给予姚苌合法的政治地位，他责骂姚苌云：“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④

由此可见，上古时期儒家“天命有常，顺天应人”的禅代思想，由于统治阶层的反对压制而日趋消亡；迄于中古，由于统治阶层的支持，这种思想得以成功实践，深入人心。“学随术变”，中古时期政治权力和政治思想的互动和影响，禅让理论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禅让不能简单视作权力斗争的把戏和幌子，一方面，上古时期公天下君位让贤和贤人政治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家天下的政治私欲，草蛇灰线地构成政治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另一方面，禅让也是维护士族阶层最有利的政治工具，从而沉淀和强化为精英人群普遍认同的政治精神，甚至以尧舜禹的世界塑造、衡量和要求魏晋政权^⑤。形成对照的是，唐宋以降，门阀大族凋零式微，易代模式亦随之更易，再次从和平禅让回归到暴力征伐。

三 士族社会的门户

对于任何政权而言，开国功臣的阶层出身，往往是这个政权性质的基本标识，也是这个政权架构最直接的反映和见证。秦国统一天下，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六国贵胄降为隶庶，军功受益阶层翻身做主；西汉建国，朝廷重臣多是布衣将相；东汉立国，将相大臣多有儒者气象；曹魏建国，布列朝廷的是谯沛人物和汝颍集团；西晋初年，将相大臣不是魏臣，就是魏臣子孙，绝大多数出自高门大族。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至此发生重大变化，即两汉以降成长壮大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在中古时期占有一席之地，并维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和统治力。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大族内部旧家族的衰落，也伴随着新家族的崛起。某些家族的代际更新和兴衰沉浮，不能代表整个士族阶层的沦替无常或软弱无力。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考察16至17世纪英国贵族的时候发现，1603—1642年英国的贵族大致有四分之一都经历了沉沦更替，但这并没有改变最基本的社会结构：

一个阶层不是有限的家族群，而更像是一辆公共汽车或者一家旅馆，一直座无虚席，但人员身份却总是各不相同。……社会流动可能会改变外形的形状，可能会拓宽或者弄狭窄一些阶梯；但是除非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去除已存的阶梯或者创造新的阶梯，是不太可能的。^⑥

借用劳伦斯·斯通的比喻，两汉四百年逐渐形成和壮大的士大夫阶层，犹如一辆公共汽车，那么，中古时期的皇帝就是汽车的司机，只要能够安全平稳地向前行驶，乘客似乎并不太关心由谁来担任这个司机。赵翼痛切地论述六朝忠臣无殉节者，“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①。士族阶层固然从两汉儒生演化而来，但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儒生舍生取义，破家为国，而士族却恋家忘国，关注的重心从国家转向家族。余嘉锡先生谓：“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②本文所谓阶层的“固化”，就是指统治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逐渐局限于高门大族之内，寒门子弟被隔离于高墙之外。不仅如此，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和实施，其初衷虽然不是阻止社会流动，实际效用却符合高门大族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以国家制度的形式，承认和维持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从而使这辆“公共汽车”升级为“装甲车”，这个阶层的固化程度也愈强愈烈，社会流动的通道也越来越窄。在朝代鼎革之际，兵戈扰攘，逐渐固化的士族阶层必然受到波及，他们只关心家族和阶层的利益是否得以继续维持，国家利益则可弃之不顾，因此，最佳途径就是反对和抛弃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正如王夫之所论禅让革命的结果是，“祸不加于士，毒不流于民”，“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魏之授晋，上虽逆而下固安，无乃不可乎！”^③以王夫之和赵翼为代表的传统史家，在汉魏嬗代和魏晋更替问题上，他们站在历史人物的道德制高点上，褒汉魏而贬魏晋，这种论述或渊源于石勒对曹操、司马懿父子的评判，“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④。考察历史如果从政治人物的道德标准进行评判，就像看见河流上漂浮的木屑，难以洞见河流之下的走势。但是，王夫之等人能在表象之外，敏锐观察到禅让易代的最大优势就是“上虽逆而下固安”。较之汉魏革命，魏晋嬗代在更大程度上减轻和弱化了王朝嬗代所带来的政治清洗和阶层震动，国家层面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丝毫没有动摇士族社会的阶层根基，和平过渡的禅让模式契合士族阶层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

西晋泰始年间的将相大臣不是魏臣，就是魏臣子孙，这反向证明禅让是波动最小也是最可行最理想的易代模式，因此，成为中古时期改朝换代屡屡上演的“样本戏”。西晋段灼鼓吹宗王政治，曾经上表言：“(魏文帝)遂作禅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传之后世，亦安能使将来君子皆晓然心服其义乎！……陛下受禅，从东府入西宫，兵刃耀天，旌旗翳日。虽应天顺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损益，则亦不异于昔魏文矣，故宜资三至以强制之。”^⑤段灼表文显示，汉魏之际，禅让尚未成为天下士人普遍认同的政治伦理，故需作禅代文，刻石垂戒，宣示天下；而魏晋嬗代，司马氏势力并不雄强，在中央和地方仍然面临着曹党的严重威胁，“终不敢出国门一步”^⑥，而易代之后却被视作“应天顺人”，显示禅让思想逐渐被士人精英普遍认同，而不完全以政治力量的强弱和成败为标准。实际上，从较长的时间脉络观察，早在通过逐鹿而取天下的西汉，眭弘就已抛出这样的论断：“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襢以帝位。”^⑦学者认为这是因厌汉而倡言禅让^⑧。由此可见，中古早期的禅让思想，在先秦时期是无本之木，没有统治阶层的支持而日益衰落；而在两汉，虽有个别士人产生这样的想法，甚或得到统治者如王莽的支持，但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遂昙花一现；但这种理念不绝如缕，至魏晋而成其大，魏晋以降拥有成熟的阶层支持和政治条件，成为统治阶层和精英士人比较认同的政治理念。概言之，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固化和强大，禅让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禅代模式的轮番实践，三位一体，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共同开启中古士族社会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