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年中，蒋介石针对中国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而企图发动对大陆的军事进攻。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紧急备战，由此导致了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第三次台海危机，与1954—1955、1958、1996年三次台海危机并称四次台海危机。已有关于第三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此次危机中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美国的三方外交互动^①。但对此次危机中中国大陆进行的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国内动员却依然缺乏研究。目前仅有宋孝和、张伟和钟兆云概述了中国大陆的军事动员活动和“东南沿海紧急备战”^②，江俊伟利用了福建省地方档案资料探讨了此次危机中进行的备战活动对福建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③。不过，这些研究主要描述国内动员的军事和政治层面，对中国在地方层面上展开的经济社会动员涉及较少。张羽对此次危机期间的国防经济动员虽有专著研究，但主要关注的是全国层次与军事工业系统的活动，对地方层次的经济动员活动仅概述了福建省的情况，并未予以深入研究^④。此外，对于此次支前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与1964年开始、延续达十多年之久的三线建设的联系，目前尚无研究涉及。^⑤

现有各种资料说明，由于此次危机爆发较为突然，为实现人民解放军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迅速部署，东南沿海省份为此专门展开了一次“支援前线”(以下简称为“支前”)的经济社会动员运动。本文利用广东省相关史料，专门论述广东省在此次危机中所进行的支前运动，以期展示在地方层面上此次危机所产生的军事需求与地方经济恢复这一根本性任务之间的复杂互动。广东省支前运动的进行过程说明，尽管紧急军事需求与地方经济恢复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但广东省还是通过组织严密、动员有力的支前运动较为成功地完成了支前任务，从而成功保障了大规模军事部署的完成，实现了毛泽东既定的震慑战略的目标。同时，虽然此次支前运动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但广东省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总结，从而为从1964年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一直以反攻大陆为其首要任务。196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了经济困难，蒋介石产生了此为“反攻大陆”良机的想法，并于1962年初开始不断升级其军事准备，随时有可能进攻大陆。洞察了这一威胁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于1962年5月底6月初多次指示人民解放军要立刻在东南沿海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紧急备战，以达到阻止国民党军队袭扰大陆并震慑美台的目的^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紧急调动8个多步兵师、5个炮兵师进入福建备战，同时还动员12个步兵师、15个空军师、1个543防空导弹营、3个高炮师以及大批海军部队随时准备入闽参战^②。中央军委要求南京军区向浙东，广州军区向粤北沿海增调兵力，东南沿海各省动员10万民兵随时准备补入部队^③。在军事备战进行的同时，北京策划了与军事行动相配合的外交交涉活动，中国驻华沙大使王炳南根据北京的指示专门联系了美国大使卡波特，准备于6月22日就此问题专门质询美国，以迫使美国压制蒋介石的反攻企图。^④

由于此次紧急备战事发突然，仅靠军事系统难以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为此，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相关沿海地区立刻动员起来、尽一切可能支援这一紧急备战^⑤。这一指示立刻在东南沿海省份掀起了大规模的支前运动，各地方政府积极向部队提供其所需的各种资源。由于中央军委预测汕头地区极有可能为国民党重点进攻地区并因此命令广州军区调动7个师在相关地区集结预备迎战^⑥，广东省成为此次备战的重点地区，并早于6月3日就着手布置相关支前工作。^⑦

从广东省的相关资料来看，广东的支前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6月3日到7月12日为紧急支前阶段，为了配合大规模快速的军事部署，广东省的支前备战活动具有命令急、任务重、范围大、运动型的特点。第二个阶段从7月13日到10月下旬为调整收缩阶段，由于从这一阶段东南沿海紧急备战逐步结束，广东省从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益的角度对许多项目或停或减，并针对前一阶段紧急备战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总结，相关支前工作也逐步弱化为正常备战的一部分。^⑧

1962年6月东南沿海紧急备战开始时，广东省仍处于国民经济困难之中。为缓解经济困难，广东省采取了积极扶持农业发展、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压缩重工业生产、压缩城镇人口、严格压缩财政支出等一系列措施^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接到了大规模支前任务的广东省，面临着如何平衡好正处于调整恢复阶段的国民经济和前线紧迫的军事需求之间的关系这一巨大挑战。

由于紧急备战开展得十分突然，加之广东省备战方针自身尚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因此，广东省支前备战工作在6月初曾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由于中央一开始并未提出广东省的备战重点、备战范围、相关标准和要求，导致各地区、各部门都出现了或者是不分重点一哄而上各种项目，或者是不了解备战具体标准和要求导致支前运动无所适从的情况。^②

这一混乱局面在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后有所好转。该指示除强调东南沿海省份积极展开战备动员、支援前线的工作外，还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战备和支前工作”^③。根据这一指示，6月12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建立了专门负责的广东省支前委员会，由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广州军区的代表担任领导，省级单位各相关部门分别抽调人员作为具体办事人员。随后省级以下各级政府都仿效这一机构而成立了各自的支前委员会。作为前线的汕头地区，广东省支前委员会更专门在此地设立了办事处，与当地的汕头专区支前委员会合署办公，并与广州军区后勤部在当地新设立的第21分部保持了密切联系^④。在支前工作最繁忙的6月下旬到7月中旬这段时间里，广东省支前委员会领导们住在汕头地区，直接指导和协调支前工作。这些行政架构上的安排，后来被认为是广东省支前备战任务能够较为顺利和高效完成的一个重要组织保障。^⑤

除建立各级专门的支前机构以统领相关工作、理顺权责关系这一重要组织举措外，中共广东省委还根据此时广东省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实际情况，于6月16日下发了《省委关于支前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专门规定了此次广东省支前备战活动的指导性原则。该文件强调了此次支前备战活动一定要注意协调好当前经济恢复的需要与紧急备战之间的关系：“大力支援和配合军队行动，这是十分正确的、必要的。但在具体准备工作和计划中，一定要从全局出发，既要照顾战备需要，又要考虑到当前经济困难和生产需要，必须厉行节约财力、物力、民力，才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广东省委特别强调了各种支前活动必须统一布置，必须获得军方和广东省支前委员会的批准，各地区和部队不得擅自进行。^⑥

6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广东省委明确了将汕头地区部署为战区这一广东省支前工作主要内容，至此，广东省的支前运动在组织、原则与任务内容等方面都已清晰，广东省的支前备战进入到全面展开的第二个阶段。^①

广东省支前运动主要由粮秣供应、军工生产、支前运输与公路修建这四个内容构成。东南沿海紧急备战事发突然、兵力调动巨大、作战计划不断调整，这对广东省各相关部门与企事业单位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但各相关部门在任务突然、资源不足的客观环境下，仍竭力完成军方的要求。

广州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令而部署7个师向原来并无重兵把守的汕头地区紧急集结，如何保障这些突然大批到达粤东地区的部队的粮秣供应，成为此次广东省支前备战的主要任务之一。6月初广东省委初步预计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向粤东地区调入粮食900万斤、油20万斤、豆50万斤、马料150万斤。但6月26日广州军区大幅调高了广东省需要供应前线部队生活物资的数量：需要粮食1520万斤、油40万斤、豆76万斤、马料240万斤、柴1.824万斤、咸鱼50万斤、干菜70万斤、食盐40万斤。除需向粤东地区大量调入上述物资外，由于广州军区负责汕头地区后勤保障的21分部于6月才建成，无足够储备设施，广东省粮食部门还不得不代为储备这些物资。巨大的粮食调拨任务和就地储备任务，再加上计划的突然变动，都大大增加了广东省支前委员会完成相关任务的难度。支前委员会一方面积极进行省内和省际粮食调拨以尽量满足相关要求，另一方面也向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军区提出，有些问题可能需要请中央出面解决和协调。^②

除提供生活物资外，由广州等大城市工业企业主要承担的前线部队急需物资生产和军车、军船修缮等军工生产，也是广东省支前任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及时完成任务，各相关部门和企业全部将按时完成军工生产任务放在首位。在军车修理方面，面对广州军区提出的6月20日之前完成军车大中修车辆202台、摩托车9台的任务，广东省采取了由各地区负责包干的办法。负责包干的各地区相关单位一方面组织职工加班加点地工作，另一方面优先解决军车修理所需物资和零件的问题^③。在军船修理方面，为了能完成军方提出的修理军船34艘这一要求，广东省航运厅指示其下属各船厂以修理军船为首要任务，并在生产、劳动、材料供应等方面均优先安排军船修理任务，并为此专门压缩了民用船舶修理任务。仅航运厅第四船厂在1962年第三季度就专门拖后民船修理任务20多艘^④。而承担了58项广州军区陆、海、空军等单位委托的军工生产和修理任务的广州市工业系统除优先安排军工生产外，负责统筹的广州市计划委员会还要求相关公有制企业在进行军工生产时采取“工厂不赚钱、不亏本”的原则，而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也要做到“不赚或少赚”，以便为部队节约资金。^⑤

从6月初开始，按时安全地将大批军事人员、军事设施、各种生活和作战物资输送到作为前线的汕头地区，就成为整个广东省支前备战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由于广东省域内多河流，可载重运输的火车运输十分缺乏，因此支前运输十分重视包括河运和近海运输在内的水路运输。为了完成相关水路运输任务，广东省航运厅首先从各地航运部门抽调了一批中上层干部充实东江航运局的干部队伍，并建立了广东省航运厅支前委员会来负责具体的支前运输任务。其次，针对东江航线有些水段水位有限、大吨位船只难以通行的情况，广东省航运厅采取了分段接力运输的方法，即先用小吨位船只将支前物资从浅水区运输到深水区，然后再换装大吨位船只。第三，为解决由换装而产生的装卸问题，广东省航运厅还在各换装点组建了精干的装卸突击队共400多人。第四，为了解决运力缺乏的问题，广东省航运厅尽可能地将广东内河船舶总队、佛山航运局、江门港务局、北江航运局等其他国营航运局的船舶抽调到东江航线。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支前运输中广东省航运厅共投入船舶233艘，其中沿海海轮11艘，为广东省海轮船队船舶总数的45%；内河航线拖轮21艘、驳船197艘，为东江局船舶总数90%以上。为了弥补运力不足，航运厅还动员东江沿线各县水上公社派出大批小吨位的拖轮和驳船进行支援。第五，为保证支前运输能尽快安全地完成，广东省航运厅还在政治审查、运输安全教育、护船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各种安排。^①

由于水路运输有安全隐患，所以，广东省支前运输主要依赖公路运输。此外，军方为备战需要，还要求广东省修建或改建26条重点公路路线(总长2971.1公里)和40条一般公路路线(主要集中在汕头沿海地区)，同时对公路承载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②。但负责公路运输的广东省交通厅由于资源有限而只能量力而行。6月20日广东省交通厅拟定出的《广东省公路运输备战方案》，确立了对如此大规模的紧急支前公路修建必须分批进行的基本原则。根据该方案，6月25日之前必须完成的第一批抢修公路只有19条重点路线(总长达2672公里)和7条需要加强渡口运输能力的路线。但即使如此，缺乏材料与人力的广东省交通厅也不得不采取了两手应对措施。一方面，广东省交通厅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军方的要求进行了灵活变通。例如由于缺乏钢材，相关路线中载重量达不到汽—10的钢架半永久桥难以被加固至军方标准，因此只能“不作加固、桥面木结构部分损坏者只抽换腐朽部分。对类似少数情况的特殊桥梁，也只能在将来通行重车时采取加强桥头指挥的办法，一辆一辆的通行。”在相关公路修建或改建方面，交通厅则决定“基本符合行车要求者，为了节省劳动力，一般不予改善”。另一方面，广东省交通厅积极挖掘内部潜力和依靠当地政府来解决问题。例如交通厅发现因裁减城镇职工而导致缺乏足够的工人修建和养护公路这一问题后，除征得广东省支前委员会同意将“汕头地区压缩出去的1 000多名养路专业工人应尽量找回”外^③，广东省交通厅还抽调自身力量抢修支前路段(抽调直属单位干部210人、固定职工930人共11个连队，连同分局组织的4个连队共15个连队，分别布置在五个专区)。同时该厅还动员了各公路沿线公社社员、城市群众、各级民兵组织、部队指战员等约计6万人对公路进行了突击抢修和养护。^④

除公路修建和养护外，广东省交通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缺乏足够的车辆与相关物资。为此，根据广东省交通厅的要求，广东省支前委员会动员组织了全省机关企业的最新和较好厂牌的920辆汽车，与580辆交通系统专业车辆一起负责支前公路运输。交通厅按地区将这些车辆组织成汽车运输营：交通系统车辆编为7个营、18个连；机关企业车辆作为后备力量，编为9个营、27个连(每营配备汽车100到120辆，营下设2到3个汽车连，每连配25到40辆车)，统一调配使用。^⑤

虽然广东省相关部门及企业竭尽全力地完成各项支前任务，但各项物资和人力资源的极端缺乏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限制。不仅广东省粮食部门难以全部满足前线部队的粮秣供应需要，工业与运输部门也一直受到相关工业原料、零配件、设备极度缺乏的困扰。由于缺乏相关材料和零配件，广东省相关工厂在修理军船时有6艘不得不停工待料，直到1962年底也未能施工^①。而广州市相关企业负责修理的200台摩托车由于缺乏配件，到7月初只安排了8台进行修理^②。在物资与人力都十分缺乏的公路修建与运输领域，这一矛盾表现得更为明显。除由于人力缺乏导致广东省支前委员会不得不发动地方政府广泛动员当地群众参加公路修建与养护外，广东省公路运输部门还缺乏支前运输所需的大量燃料、润滑油、轮胎、汽车配件等物资，也只能报请中央尽快补充这些物资。^③

除了资源紧张外，广东省各支前部门还发现：紧急备战的迫切军事需要与正常经济运作所遵循的各项规章制度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一点在工业生产领域表现最为突出。主要承担了这一任务的广州市支前委员会就发现：根据国家要求而严格执行经济核算制度的广州市工业企业，经常与缺乏经济观念的部队在军工生产财务核算方面产生矛盾。此外，广州市支前委员会还发现：支前生产由于缺乏事先规划、统一计划，在安排生产任务时存在多头指挥、缺乏协调的问题，这导致了不仅难以统筹相关工作，还引发了资金与物资分配和使用上的混乱，甚至有可能令“有些单位借支前之名从中取利”^④。广东省交通厅也发现，由于公路修建计划十分仓促，导致出现了下述低效现象：“大部分工程项目动员上路的人员多于正常施工的需要，有些多达几倍。在组织安排上和技术管理上难免有些窝工或质量返工等情况，又是雨季施工，多用了工日费，故部分项目超出了概算控制度。”^⑤

上述各支前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汇总到广东省政府层次，就形成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压力。据广东省支前委员会在6月底的计算，当时广东省与支前工作有关的各项开支总计金额已达1 100万元。广东省无力解决这一庞大的资金需求，只能一方面令省财政厅速报中南局和国务院解决资金问题，另一方面采取对一些项目部分拨付和暂缓有些项目建设的方法来缓解资金和物资方面的压力。^⑥

除了寻求上级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外，对上述问题有清醒认识的广东省支前委员会也尽力协调好相关工作。在6月30日第四次会议上，广东省支前委员会一方面强调必须将完成紧迫的支前任务放在首位，提出“有些事情扯皮在地方扯，不要扯到部队去，不要使部队感到不方便”；在支前物资调拨与军工产品加工修理的价格问题上，该委员会也要求民用工业、商业部门采取保本原则来积极支持支前的需要。另一方面，该委员会再次强调了在经济困难时期支前工作一定要加强管理、节约开支以避免浪费，提出：“凡是省委和省支前委员会确定批准的工程项目，由省计委负责手续的审批办理。按照节约原则，必须要搞的，一面办、一面报。”^⑦

中国在东南沿海进行的大规模军事集结于6月18日被美国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美国肯尼迪政府的恐慌。尽管肯尼迪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见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此次兵力集结主要是防御性质的，但也认为不能排除北京有可能制造另一次类似于1958年那样的台海危机。为了化解这一危机，美国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蒋介石进攻大陆的企图，一方面则积极与中国大陆联系，以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意图。在6月23日与王炳南的会谈中，美国大使卡波特代表肯尼迪政府澄清了美国绝不支持蒋介石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立场^①。此后为了表明态度，美国总统肯尼迪与国务卿腊斯克更于6月26、27日公开声明美国在台湾海峡只采取防御政策(即只帮助台湾防御来自大陆的攻击)。7月11日，美国又请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德拉迈尔向中国驻英代办熊向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的军队进攻大陆，台海局势将会保持平静^②。由于此时重要的西方国家如英国等都纷纷表态不赞成蒋介石反攻大陆，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于7月3日发表声明如国民党进攻大陆则苏联坚定支持中国^③，到7月中旬蒋介石大规模“反攻大陆”的企图已经破灭，第三次台海危机走向结束。

台海局势趋于平缓令广东省的支前运动开始放缓和收缩。7月12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中南局紧急通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支前工作中耗资最大的公路修建项目中仅保留汕头地区的四项工程，其余一律下马^④。两天后的7月14日，广东省支前委员会第5次会议决定审查和清理已有的支前活动^⑤，并随后下发了《关于支前备战物资供应与运输问题的通知》的文件，强调各支前单位可向军方提供各种形式的优惠，但一定要对各自支前活动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⑥。7月17日广东省支前委员会第6次会议正式明确了广东省支前备战活动要立刻进行紧缩的方针。该次会议决定：“有关支前备战的工程，过去已搞的就搞了，没有搞的即坚决停下来，今后将根据广州军区的要求，需要搞的经批准后再搞。今后有关支前备战的工作，均应按这个原则办事。”^⑦根据这一精神，此次会议和广东省支前委员会第7次会议(7月27日)对各种支前项目进行了严格审查，除了保留少量急需项目外，取消或暂停了许多计划进行和正在进行的项目。^⑧

8月2日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全军紧急战备工作告一段落的指示，东南沿海紧急备战走向结束^⑨。广东省的紧急支前运动也同步开始向正常生产或正常备战轨道转变，专为紧急备战而成立的各种支前机构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10月中旬广东省支前委员会办公室撤销，办公室日常工作人员回到原单位工作，广东省支前运动也仅剩下若干经过挑选后的项目继续进行，其他项目全部结束。^⑩

虽然自7月后广东省支前运动迅速收缩并走向结束，但广东省支前委员会与各相关部门对此次支前运动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总结，以便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为未来有可能再次出现的紧张局势做好准备。

广东省支前委员会首先肯定了此次支前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在粮秣供应方面，广东省在自身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向前线部队和相关部门调拨了军事动员所需的数量极大的各种物资，共计有：

1.生活物资：粮食900万斤(战备情况转入正常后其中有679万斤改储稻谷，实储大米190万斤、面粉31万斤)，食油20万斤、豆50万斤、干菜51.7万斤、咸鱼50万斤、食盐40万斤、马草400万斤，马料150万斤、柴1250万斤。

2.生产物资：到8月31日止广东省调拨了钢材538.256吨(其中调入部队70.86吨、交通厅418.55吨)，马口铁8吨(全部调入部队)，生铁13吨(全部调给作为前线地区的汕头)，木材10148.7立方米(其中调入部队1640立方米、交通厅8170立方米)，水泥338吨(其中交通厅230吨，汕头专区100吨)。另调入部队酒精3吨，汽油24.5吨，牛皮1500张，麻袋2000条，传动带816公尺，桐油960担，铁锅2220只及一部分竹子，调给交通厅炸药10吨、汽车引擎15台、轮胎100套、汽油80吨，调给汕头区钢铁管38.5吨以及调给这些单位所需的其他物资(如铜、锡、铝、电焊条、机油、油桶、柴油机等)各一部分。这还未包括各具体承担支前生产与运输单位当时为了及时完成支前任务而垫付的大批物资、零配件和设备。^①

在军工生产方面，为完成58项广州军区陆、海、空军等单位委托的军工生产和修理任务，各承接单位发起了劳动竞赛运动，仅到7月底就有马鞍、战勤汽车、钢刀、汽油发电机等29项任务完成，到8月底又完成(或基本完成)公安汽车修理、充电机、炸药筒等10项。剩余的19项任务，少数因规格、工模、技术等原因使工厂和企业无法完成，其余大部分都在后续生产中完成^②。此外，广东省还完成了军车大中修202辆、摩托车9台、军船修理12艘的任务。^③

在交通运输方面，广东省航运部门(河运和海运)克服各种困难，通过东江航线(包括相关内河航线和汕头近海航线)完成了向汕头前线运送支前物资53170.5吨、人员26882名的运输任务^④。在任务最为艰巨的公路修建方面，虽然有时间短、资金与人力缺乏等诸多限制，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从6月上旬下达到7月12日中央下令公路建设项目大部分立刻暂停为止，广东省新建或改建了5条支前公路，其中新修建公路60余公里；完成了木桥加固388座(总长73191米，约占全省40条军事路线上临时半永久式桥梁总长2900米的四分之一)；新建长100米的低水位便桥一座、长78.84米的钢筋混凝土桥一座；预制轻型钢筋混凝土桥梁构件3826件以备抢修桥梁之用；抢修渡口8处并修理了相关运输工具；新建或修复码头4对并配备了相关交通工具。^⑤

但除了讲成绩外，广东省各支前部门也清醒地意识到此次支前运动存在诸多严重问题。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准备不足、资源匮乏外，最为严重的是紧急支前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对当地正常经济运行造成的冲击。这一点在此次备战重点地区汕头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地支前委员会发现，有些干部片面强调支前工作的优先性，认为“抓不好支前是人头落地，抓不好生产最多只‘批评批评’”；在支前物资储备与社会正常供应的关系上，许多地区层层加码，过多地冻结了一些本应活跃市场、正常供应的物资，影响了资金周转和正常供应；而最为关键的是，由于大量抽调农村劳动力，导致一些地区的夏收受到了影响。^⑥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公路运输系统。广东省交通系统所属工厂6月份就承担了对93台军车进行大修中修的任务，占到了整个交通厅修理生产能力的46.5%。为了尽早完成军车修理任务，各修理厂不得不暂停本系统民用货车和营运车大修，结果造成了这些车辆排队修理、车辆的完好率下降，不仅影响交通运输车辆的技术状况，也影响了备战任务的完成。而在汽车运输方面，部队随意征用交通部门车辆、使用后不付钱的现象也较为严重。^⑦

而负责军工生产的工业企业则同时面临着军工生产挤占正常生产物资与军工产品技术标准不同于民品这两个矛盾。就前者而言，由于军工生产任务紧急，有关部门和工厂为完成军工生产而预先垫付了不少原属国家计划分配的材料和配件，但这却影响到这些部门和工厂对已分配的国家计划任务的完成^①。就后者而言，广州重工业局发现由于“军品要求高，大都必须新造工模试制，成本较高。而部队预算往往是以大批生产的军工的单价做基础，所以(双方)在价钱上有很大距离。根据中央指示承担军工任务不亏不赚的原则，假如一定要我们工厂在造价上按部队的要求办事，有关上级就必须研究一个计划亏损补贴办法，否则工厂将难以适从。”^②

此外，支前运动还对广东省的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经济困难时期广东省的财政一直较为紧张并不断缩减财政开支，1962年广东省全年地方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只有3.0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只有1.53亿元^③。而整个广东省的支前备战初步预算总额(到9月15日)高达1278.6万元，从6月初到8月底不到2个月内，仅广东省政府就已为各项支前项目实际拨款765.1万元(这一数字未包括省级以下各地区实际拨款数)，占全年财政支出的4%左右。由于本身财力有限，广东省不得不请求中央与中南局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④

基于上述清醒的认识，9月15日广东省支前委员会专门提交给中共广东省委、中共中央华南局一份《广东省支前委员会工作初步总结》，提出了经由此次支前运动得出的重要经验：要根据和平时期生产与战时军事需要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做好平战结合，又要做好平战分开。平战结合这一要求主要是针对支前运动期间各领域普遍存在的准备不足、标准难以达到军方要求等突出问题，要求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除考虑一般经济要求外，更应考虑在战时等突发状态下的特殊需求。而平战分开则是指在备战时期，应当尽量将依据不同经济原则运行的支前备战活动和普通经济生产活动加以区分并加强统一管理，以尽量避免备战活动对普通生产构成过大的冲击。^⑤

广东省在此次支前运动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对广东省的后续备战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有鉴于上述经验以及台海局势并未彻底平静这一事实，广东省在第三次台海危机结束后仍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备战工作。在备战公路建设方面，广东省交通厅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提出了由1963年战备计划和随后的五年战备计划构成的两步走计划。该计划提出：1963年广东省将继续完成紧急备战期间所提出公路建设计划中6个重要但未完成项目和广州军区提出的省际联络公路6个。五年战备计划从1964年开始，其内容主要是完成1961年11月广州军区后勤部拟定的国防公路修建规划和紧急备战中已规划而未完成的11个剩余项目。广东省交通厅也为公路运输提出了一个五年战备计划，主要内容是继续组织和管理好已有1500辆备战车辆以应对突发情况，在战略位置相对安全的地区设立第二线修理厂，添置战时车辆维修机动设备，增添汽车修理据点所需设备，补充重点地区车间土建和机具设备等^⑥。这些未雨绸缪的备战活动都与1964年底广东省迅速启动的小三线建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而说明了毛泽东为何在三线建设全面启动后赞扬广东省的小三线建设走在全国的前面。1964年中央下发有关小三线建设原则的指导性文件《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更显示，其中有关对统一规划、逐步开展、勤俭节约等原则的规定都与广东省在此次支前运动中获得的经验非常相似。^①

1962年台海危机期间，为了支持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进行的大规模紧急备战活动，仅广东省一省展开的支前运动就横跨粮食供应、工业生产、水陆交通等多个领域，花费支出数百万元，动用劳动力数十万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少见的地方国防经济动员活动。这一支前运动对于此次台海危机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此次支前运动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数十万部队才得以迅速部署到位，从而完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既定战略目标。

广东省此次支前运动虽然实现了其支援相关军事活动的基本目标，但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说明了此次台海危机与1960年代初中国国内经济基本状况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1960年代初中国国内经济困难不仅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根本诱因，也是束缚大陆采取军事反制措施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无论是在物资调配、劳动力使用还是财政支出，如何平衡好备战需要与经济恢复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困扰广东省各支前部门与企业单位的主要问题。反过来，为解决严重的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紧急军事备战，又对非常重要的经济调整工作构成了冲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国民经济发展与军事备战之间的矛盾曾多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出现。无论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抗美援朝运动，还是在越南战争与中苏边界冲突前后中国进行的三线建设，都出现了紧急军事备战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造成极大冲击的现象，令原本并不发达的中国国民经济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并导致未能保持应有的发展速度。

就此而言，本个案研究与其他历史个案都证明了经济发展与国防备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既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两者如能保持均衡发展，则经济发展能为国防备战夯实物质基础、国防备战又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反之这两者的关系会陷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具有特别意义。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陷入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打破这一循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国防迅速强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基本国策。但如何在具体实践中——特别是我国领导人感觉到我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国政府一直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从战后国际局势发展的趋势来看，这一挑战的艰巨性在于：一方面，现代战争往往会突然爆发并在极短时间内产生极大破坏性而导致传统的缓慢动员已经过时，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竞争更表现为综合国力竞争，国民经济是否强大成为决定这一竞争成败的根本。

就此而言，1962年东南沿海紧急备战中广东省支前运动的经验教训可谓弥足珍贵。虽然在此次支前运动中广东省已竭尽全力，但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说明，支援前线这种传统国民动员形式，不仅难以满足现代战争备战规模大、时间紧、标准高等特点，也极易产生各种混乱而导致外部威胁尚未演化成真正战争时，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已经遭到不必要的冲击。有鉴于此，广东省在此次支前运动中总结出的在和平建设时期注意平战结合、在战备时期要尽量平战分开的经验十分重要，这既可未雨绸缪、避免突发事件引起不必要的紧张与混乱，也可保证军事需要与和平生产互不影响、互相促进。该建议虽然是在当时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不佳、国内经济较为脆弱的具体历史情境下提出的，但对于当前周边环境仍有不稳定因素、国际局势经常突变的中国来说，依然极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