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作为冷战时期亚洲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朝鲜战争始终是冷战史学界关注的核心课题。从国际关系的层面来看,史学家们选择的观察视角多集中于战争的起源、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朝鲜半岛的博弈、朝鲜半岛内外部关系等。偶尔也有学者探讨此次长达三年的军事冲突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如朝鲜战争如何重新塑造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以及日本国内局势①。然而,朝鲜战争的国际辐射面绝不仅仅止于东北亚地区或相关大国,至少还深刻地改变着缅甸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走向。
过去几十年,学界已开始围绕缅甸中立外交的缘起展开讨论。关于朝鲜战争与缅甸中立外交起源之间的关联,部分学者认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立主义最终成为缅甸外交的基本方针②。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再局限于时间表述的范畴,转而更为确切地指出了二者的因果关系:“1950年年中爆发的朝鲜战争促使中立主义成为缅甸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石’。”③但令人遗憾的是,以上探讨均不约而同地指向整体概述,而未及细部,即朝鲜战争是否或究竟如何改变了缅甸外交的基本面貌。虑及于此,本文拟综合利用缅甸、美国、中国和英国等有关国家的官方文献,采用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的研究方法,由述而论,细致地揭示朝鲜战争与缅甸对外政策转型之间的因果联系,继而从一个侧面展现重大冷战事件的跨地区影响。
一 亲西方:缅甸“中立主义”的内核(1948—1950)1948年1月4日,缅甸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建国之初的缅甸联邦可谓内忧外患:从外部来看,美苏冷战已然兴起,加之紧邻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缅甸必须决定是否或如何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队;从内部来看,共产党和若干少数民族发起了大规模反政府活动。同样糟糕的是,由于战争的破坏,经济恢复和增长一时间尚看不到任何希望。总之,这时的缅甸政府在外交上面对三大任务:推动经济恢复和重建;保持政治稳定和团结;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①
也恰恰是在独立前后,缅甸领导人开始思考未来推行怎样的外交政策。1947年9月24日通过的缅甸联邦宪法规定,放弃将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的手段,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并努力与履行国际责任的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将得到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②。1948年5月25日,缅甸总理吴努提出了包含十五点内容的《左翼团结纲领》(Programme of Leftist Unity),宣布“同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建立与英美一样的政治经济关系”,拒绝接受任何“有损缅甸政治、经济和战略独立”的外部援助。1949年9月28日,吴努在国会演讲中进一步阐释外交立场:缅甸无意反左翼或反右翼,只对反侵略条约感兴趣;仰光的外交不会受到英美或苏联的左右;缅甸希望同英美和苏联保持相同的友好关系。12月11日,吴努正式宣布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方针。③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建国初期的缅甸走上了中立主义道路。上述政策宣言出台的直接背景是缅甸共产党发起了反政府武装斗争。为了安抚缅共,重新吸收他们加入执政党,至少是尽可能争取国内其他左翼力量的支持,吴努提出了组建统一的左翼政党并发展同苏东国家关系的主张。私下里,为了消除英国的“误解”,缅方不止一次地表示:吴努发表《左翼团结纲领》时考虑的是国内舆论和内部政治困难,仰光依旧像以往那样反对共产党④。而且,即便是仅仅观察缅甸领导人的言论,也很难讲此时的仰光完全信奉中立外交。比如,1947年12月20日和1949年6月14日,吴努两次表示缅甸需要盟友。⑤
事实也确实如此,1948—1950年的缅甸外交具有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军事上,早在独立之前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领导人吴努等人就希望建立缅英同盟⑥。可能正因为这样,1947年8月29日缅甸同英国签署了《莱亚—弗里曼协议》(Let Ya-Freeman Agreement)。依据协议,英国将向缅甸提供军事装备,并继续在缅甸保留军事顾问团(British Services Mission)⑦。大约两年后,由于英国在向缅甸提供援助方面态度冷淡,吴努政府转而向美国求助,甚至希望与华盛顿结成同盟⑧。相较于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建国伊始的缅甸与社会主义国家往来甚少。缅甸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党国家。然而,建交之初的中缅关系较为冷淡①。与此相类似,独立后不久缅甸便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直到1950年代初苏缅双方才互派大使。②
二 朝鲜战争的直接影响:缅甸的联合国中立外交(1950—195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事实证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影响缅甸外交政策走向的关键因素:改变了吴努政府对与其他国家结盟问题的态度,并将联合国变成了仰光推行中立外交最初的试验。
早在1948年2月27日,缅甸政府便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函。4月19日,申请获得批准③。两年多以后,吴努在解释缅甸申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一事时指出:“坦率地讲,我们加入联合国并不是因为缅甸渴望得到财政或其他方面的援助,而是一旦缅甸的独立遭到其他国家的威胁可以寻求联合国的保护。”④“从进入联合国那天开始,缅甸就对该国际组织的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几乎参与了联合国做出的所有决定。”⑤朝鲜战争打响后,吴努马上想到了自己国家的处境,因为缅甸同韩国一样都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小国⑥。在这位缅甸总理看来,从地理位置上讲,缅甸与韩国并无多大区别,它距离苏联和中国并不遥远,还处在英美势力范围的边缘。所以,无论仰光将枪口转向中苏还是英美,都难以避免韩国的命运。⑦
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加入西方阵营给小国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仰光开始更加频繁地强调中立外交。缅甸领导人以及外交部屡次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表示,缅甸不会加入任何大国集团,不会介入冷战,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同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接受外部援助的前提是不损害缅甸国家主权;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处理所有问题;帮助其他需要援助的国家⑧。事实上,也正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缅甸开始真正尝试走中立的道路。
朝鲜战争期间,缅甸在联合国的外交立场主要体现在针对与朝鲜问题有关的议案的投票上。总体来看,缅甸人认为,联合国存在彼此对抗的东西方两大集团。为了不损害自己的中立地位,仰光只能在国际组织中秉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缅甸强烈反对它所称之为的在联合国中的“集团投票”(bloc voting)。正如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林顿(James Barrington)所言:“我们在联合国的行动遵从的原则并非盲目的中立主义,而是在仔细考量每个问题的是非曲直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吴努说得更为直接。他在1950年9月5日声称:“如果我们认为一国的行为是正当的,那我们就会支持它,无论它是美国、英国还是苏俄。……虽然缅甸只是一个小国,但我们将在国际社会支持正确的一方。” ①
具体而言,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呼吁会员国援助韩国。针对这一提议,缅甸表示赞成,同时特别说明自己无力为韩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援。不过,后来缅甸还是提供了400吨大米给韩国,价值近五万美元②。在解释缅甸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援助韩国的立场时,吴努表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个考虑是保卫缅甸的安全,因为一旦遭到进攻,没有自卫能力的仰光只能求助于联合国;第二个考虑是缅甸推行中立政策,没有支持英美或苏联集团的义务,可以完全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态度;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考虑是要“公平处事”(Fair Deal),北朝鲜是“侵略者”,理应予以反对③。事实证明,这位缅甸总理所言非虚,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缅甸便持反对立场④。不过,从更长的时间段观察,自朝鲜战争爆发到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指责中国“发动侵略”之前,联大第一委员会总共讨论了九项涉及朝鲜战争及其相关问题的议案。其中,在七项议案的表决过程中,缅甸支持美国反对苏联。针对另外两项议案,缅甸选择弃权⑤。换言之,出于自身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在此期间缅甸总体上是站在西方国家一边的。⑥
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缅甸在联合国的立场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实际上,早在战争伊始缅甸便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不偏不倚。1950年9月5日,吴努在国会讲话时指出,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权应该在联合国代表中国,但与此同时,仰光不支持也不谴责美国针对台湾采取的与朝鲜战争有关的行动⑦。随着中国成为朝鲜战争的参战方,仰光开始调整自己的态度。1951年2月1日,在联合国大会就认定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进行投票时,缅甸同印度和苏联等国家一起投了反对票,理由是此举将会令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冲突变得更加困难,制裁在“制止侵略”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实际上,从吴努等缅甸领导人事后的公开言论来看,他们这样做还因为害怕中国支持缅共,并担心国内反对派攻击政府亲英美⑧。与此相类似,5月18日联大就对中国实施战争物资禁运一事进行投票,缅甸投了弃权票。在它看来,远东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协商,当前的建议会让已经非常困难的局面变得更加困难。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缅甸还是执行了联合国对中国的禁运决议。相应地,在向联合国报告时,缅方声称对华出口只占它出口总量的1.1%,而且没有联合国禁止的物资⑨。总体上观察,从1951年2月1日到1954年12月8日,联大第一委员会总共讨论了28项有关朝鲜问题的议案,缅甸12次支持美国,6次支持苏联,10次弃权。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等新形势的出现,作为中国近邻的缅甸十分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变成“另外一个朝鲜”,并因此在联合国进一步推行平衡外交。①
朝鲜战争给缅甸外交带来的挑战还不止这些。在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上,究竟应采取怎样的立场也让吴努政府颇费思量。例如,1952年2月22日和3月8日,朝鲜外相朴宪永和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先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使用生化武器袭击中朝军队和平民,要求国际社会予以调查。与此同时,围绕着细菌战问题,中国政府开展了广泛的民间外交,其中包括通过组织参观展览和实地考察等方式促使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成员确信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并公开予以谴责②。面对中朝有关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指责,4月缅甸着手研究对策。缅甸外交部长藻昆卓(Sao Hkun Hkio)认为,缅甸政府原则上反对使用细菌武器。但除非被问及此事,否则不要主动发表声明,一旦主动表达相关看法,会让人觉得缅甸是因为承受了压力才被迫这样做的。在随后准备的应对媒体提问的新闻稿中,外交部着重表达了以下观点:缅甸总体上反对战争,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缅甸对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的指控是否属实并不清楚;在没有掌握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缅甸不想谴责任何人;缅甸支持对这件事进行公正的调查。其中,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在对新闻稿进行修改的过程中,外交部官员删除了有关对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调查结果不信任的表述③。显然,此举是为了避免得罪中国。但值得深思的是,权衡再三,最后缅甸官方还是决定不承认中朝两国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指责属实④。同样,在战俘问题这一长期困扰朝鲜停战谈判的议题上,美国主张“自愿遣返”,缅甸对此表示支持。不过,当联大讨论指责中朝“虐待”联合国军战俘的议案时,缅甸投了弃权票⑤。从上述案例能够看出,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对抗让缅甸在很多相关问题的表态方面左右为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小国的缅甸在大国间推行平衡外交时的心态与处境。
三 朝鲜战争的间接影响:国民党残部问题(1950—1953)倘若排除突发性事件的影响,按照历史原本的发展逻辑,国民党残部问题很有可能仅仅是中缅两国间的双边议题。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转而秘密支持这支部队。于是,该问题不但演变成为一起国际性事件,而且成为促使缅甸调整与美国和中国经济关系的主要动因之一。
1950年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之下,国民党第8军和第26军部分部队分批败退到缅甸北部,领导人为第8军军长李弥。此时的缅甸已经与台湾当局断交,无法与对方直接沟通。6月,吴努正式向美国求助,希望华盛顿让台湾当局命令李弥部队向缅甸政府缴械投降,并保证善待俘虏,不会对他们采取报复措施。主要是出于防止中国借口追剿国民党残部进军缅甸的考虑,美国国务院决定接受并努力落实缅甸的请求。然而,由于李弥部队不愿向缅甸缴械投降,一时间又无法撤回云南,因此直到8月份此事仍毫无进展。⑥
此时,由于韩国军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初期一度严重失利,李弥主动向美国请缨进攻云南,牵制中国军队,以减轻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承受的压力。9月,经过数次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向国民党残部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反过来李弥则承诺进攻中国大陆。10月下旬,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在美国情报部门看来,李弥部队的价值进一步提升。次月,援助国民党残部的临时之举变成了一项正式的秘密行动计划——“白纸方案”(Operation Paper)。该计划很快获得杜鲁门总统批准。①
然而,纸里包不住火,缅甸政府通过各种迹象和证据断定华盛顿暗中支持李弥部队,但美国拒不承认,并屡次阻止缅甸通过联合国解决该问题②。这一切对竭力维护主权安全的缅甸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冒犯。久而久之,缅甸对美国的不信任感逐渐上升。1953年3月17日,缅甸外长藻昆卓约见美国驻缅甸大使西博尔德(William J. Sebald),告知对方为了表明彻底解决国民党残部问题的决心,仰光决定从6月30日起不再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直到此事获得解决为止③。缅方此举背后的逻辑是,既然华盛顿暗中支持李弥部队,那么缅甸就不能再继续接受美国的经援。对于缅甸将美国经援与国民党残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华盛顿十分不满。作为回应,华盛顿将已经分配给缅甸的3100万美元援助削减到约2100万美元,美缅关系一度出现明显恶化的迹象,相应地缅甸也失去了最大宗的经援来源④。不仅如此,大约一周以后,缅甸政府正式将国民党残部问题诉诸联合国大会,谴责台湾当局侵犯缅甸主权,并请求安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帮助缅甸制止国民党残部的侵略行为。⑤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2月26日,也就是在准备将国民党残部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前,吴努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担心联合国组织国际调查团赴当地调查将引起中国的明显疑虑,中国可能因此反对调查团靠近中国边界,从而令缅中关系更加困难,希望印度帮助缅甸防止联合国的后续行动冒犯中国⑥。次日,缅甸外长甚至明确告诉美国驻缅甸大使,因为国民党残部问题关涉中国的利益,缅方会就吴努3月2日国会相关演讲一事提前与中方沟通⑦。这一切表明,在迫切地希望尽快解决国民党残部问题的同时,缅甸也在努力避免因此触犯中国的利益和敏感神经。
确实,国民党残部问题与中国息息相关,甚至对中国的南方安全构成了威胁。为此,1949年11月29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彻底消灭国民党所有反动武装力量,乃我政府不可动摇的政策。”⑧紧接着,中国外交部将该声明文本交给缅方。缅北国民党残部问题出现后,吴努政府自然非常担心中国误以为缅甸容留李弥部队,从而派兵进入缅甸进行清剿,甚至伪装成国民党军队向缅甸“渗透”。更令仰光忧心忡忡的是,缅甸政府军缴获的国民党残部文件也表明其有意给中缅关系制造麻烦。⑨
但实际情况表明,在国民党残部问题上,中国对仰光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宽容与理解。1950年上半年,吴努等缅甸领导人亲自视察缅北,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向新中国保证缅甸政府会迫使国民党残部缴械投降。6月,缅甸驻华大使还同中国政府正面讨论了该问题。中方表示,保证尊重缅甸领土主权,知道缅甸军队正在清剿国民党残部,但令人不解的是缅甸政府同时还在向这些人提供补给。缅甸大使解释说,李弥部队只是通过抢掠当地百姓为生①。让中国感到不安的是,在台湾和美国的秘密支持下,缅北国民党残部的力量日益壮大,缅军根本无力完成清剿。1951年5月初,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提请藻昆卓注意,中方接到报告称大量国民党军队由泰国进入缅北,询问缅方欲如何处理此事。藻昆卓保证说,缅甸政府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并开始进一步促使美国帮助解决国民党残部问题。②
1952年2月中旬,周恩来与印度驻华大使会谈时表示,国民党残部问题目前并不严重,但中国怀疑在美国的压力下缅甸是否会继续追击并消灭李弥部队。而且,倘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该区域可能成为打击中国的前沿阵地。25日,周恩来向缅甸驻华大使指出,中国怀疑美台泰共同支持国民党残部,理解吴努政府面对的困难,但仍希望缅甸能够尽快解决此事③。10月,中方一方面再次要求缅甸政府有效遏制李弥部队对中国的骚扰行动,另一方面表示正是因为缅中关系友好,所以中国没有进入缅甸境内追剿李弥部队④。总的来看,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并未就国民党残部问题向缅甸施加过大的压力,而是更多地表示理解⑤。或许正因为如此,吴努在1953年2月底致尼赫鲁的信函中断言,缅中两国已就李弥部队问题完全达成了谅解。⑥
毫无疑问,将中美两国在国民党残部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做一对比,缅甸会自然而然地希望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1953年4—5月,也就是缅甸刚刚拒绝美援之后,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访华。在与周恩来会谈过程中,缅方代表团团长波木昂(Boh Hmu Aung)声称,仰光已经拒绝再进一步接受美援,恳请中国向缅甸提供援助,并表示希望亚洲国家能够团结一致,抵制西方世界的统治。作为回应,周恩来也表达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贸易的愿望,并着重强调了中缅双方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国家经济、保障民族独立的相同任务。⑦
实际上,恰恰是在此前后,中缅两国在贸易往来方面实现了突破。1952年底1953年初,中国询问缅甸是否能够进行橡胶贸易。缅甸一边对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一边向美国解释推行中立外交的缅甸不能拒绝中国的橡胶贸易请求⑧。很快,中缅两国便达成了橡胶贸易协议。据美国驻缅甸使馆统计,1953年3月和6月缅甸两次向中国出口橡胶,数量占当年橡胶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⑨。在加强经贸往来的基础上,1954年中缅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双边关系迅速改善⑩。中缅关系的升温成为缅甸推行中立外交的重要标志之一。
余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维护国家安全是缅甸首要的目标。起初,吴努政府希望通过与西方结盟等手段保证自身独立。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缅甸的亲西方倾向:一方面,这场战争促使仰光深刻地意识到了加入西方阵营给无力维护自身安全的小国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朝鲜战事发生后,为了牵制中国军队,杜鲁门政府无视缅甸主权,秘密援助国民党残部。部分地因为受此影响,吴努政府决意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特别是中美之间展开平衡外交。
当然,朝鲜战争并非塑造缅甸中立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扩展大米出口市场亦是仰光决定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重要动力。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缅甸的经济依旧像殖民地时代那样严重依赖大米出口。自1950年开始,国际市场大米需求量上升,当年缅甸大米出口量达到118.4万吨。但好景不长,1953年缅甸大米出口量再次跌至100万吨以下。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下跌,缅甸大米出口收入明显减少①。于是,打开中国与苏东国家的大米市场便成为吴努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而且,朝鲜战争对缅甸中立外交的塑造也并非仅仅表现为正面促进,偶尔亦呈现为负面阻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52年吴努邀请周恩来访问仰光。当年8月30日,为了反击反对派对政府亲英美的攻击并压制缅共的影响力,吴努向姚仲明表达了邀请周恩来来访的意愿。此后,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U Hla Maung)等人几次向周恩来提及邀请他访问仰光一事,周恩来回应道:愿意接受吴努的邀请,并表示希望进一步推动中缅关系向前发展,但一时间他无法成行,必须等到朝鲜半岛问题解决以后。只有到那时,他才能够腾出手来努力拉近亚洲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②。周恩来所言非虚。上半年,他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详细表达了中国要同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意愿③。也就是说,确实是由于朝鲜半岛问题的牵绊,中国才迟迟未能着手改善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总括而言,朝鲜战争对缅甸外交转型的推动作用从一个侧面展现出:重大冷战事件的影响经常是跨地区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发生在一个地区的东西方关系变动改变了另一地区某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乃至于它的对外战略认知与实践。究其实质,冷战的跨地区影响更多地是复杂的多边关系互动引发的结局,而该结局很可能完全超出了相关方的最初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