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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Vol. 50 Issue (5): 89-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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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董洁. 朝鲜加入联合国与中朝关系(1989-1991)[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0(5): 89-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5.012.
DONG Jie. North Korea's Joining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ino-DPRK Relationship (1989-1991)[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50(5): 89-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5.012.

作者简介

董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 100091)
朝鲜加入联合国与中朝关系(1989-1991)
董洁    
摘要:1991年9月,朝鲜和韩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朝鲜半岛北南双方能够同时分别加入联合国,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改变了长期坚持的立场。其中,朝鲜加入联合国,与中国因素有着直接关系。中国不愿再阻止韩国加入联合国是促使朝鲜转变立场的关键因素。朝鲜能够被中国"说服",是希望借由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协调合作换取中国在与韩国建交问题上的继续滞延。朝鲜加入联合国是特殊时期、特殊前提下中朝关系互动的产物。
关键词朝鲜    韩国    联合国    中朝关系    
North Korea's Joining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ino-DPRK Relationship (1989-1991)
DONG Jie
Abstract: In September 1991, DPRK and ROK were simultaneously ad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since DPRK had changed its long-standing policy. China's "persuas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North Korea's joining the United Nations. North Korea was forced to reluctantly reverse its position on UN membership due to China's unwillingness to veto South Korea's unilateral application. The reason why North Korea was "persuaded" by China is that it hoped that its compromise on the issue of joining UN could be exchanged for the delay of China's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uth Korea. It w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DPRK under a special premise in a special period.
Keywords: DPRK    ROK    the United Nations    Sino-DPRK relationship    

1991年9月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上,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分别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国名正式成为联合国中第160个和第161个会员国。朝鲜、韩国同时分别加入联合国,是朝鲜半岛北南双方走向和平共存的大事件,对东北亚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韩双方能够同时加入联合国,主要在于朝鲜改变了一贯坚持的立场。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朝鲜历来坚持北南双方应以一个席位加入。直到1991年4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仍继续重申这一立场。然而,时隔仅一个多月,5月27日朝鲜突然宣布接受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同时分别加入联合国这一方案。朝鲜为何在短时间内立场出现大幅调整,个中原因值得探析。

既往研究对北南双方加入联合国的背景、过程、意义论述较多,对朝鲜突然改变立场的原因分析则大多限于各种影响因素的罗列。其中,有韩国学者提及中国在转变朝鲜立场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却未对中国能够“影响”朝鲜的原因做进一步阐释。本文针对以往研究中的不足,试图从中朝关系的视角,对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中的中国因素加以探讨。

一 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由来及朝鲜的立场

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加入联合国问题最早可追溯到1949年。1948年南北方各自建立政府后不久,即先后向联合国提出加入申请。1949年1月19日,韩国首次尝试以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身份申请加入联合国。2月10日,朝鲜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申请电报,要求单方面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以反对韩国的申请,理由是韩国是被外国势力占领下的“非法”政府。2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是否将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申请列入正式议程的程序性问题,已处于冷战状态中的美、苏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其最终结果是朝鲜的申请未被列入安理会正式议程,韩国的申请在安理会讨论中被苏联否决。

1951年12月22日,韩国第二次向联合国提交单独加入联合国的正式申请。朝鲜随后也于1952年1月2日发出申请电报。此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未能将两项申请付诸审议。1950年代中后期,除去上述几次正式申请外,关于朝鲜、韩国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被讨论。这一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为了壮大自身阵营在联合国内的力量,抑制对方阵营力量的发展,美、苏两国轮番使用否决权,否决对方阵营内的国家加入联合国。朝鲜半岛问题也未能例外——苏联的提案在安理会的审议中未获通过,美国的提案则被苏联动用否决权淘汰出局。在此期间,苏联的立场曾一度发生转变:从否决韩国加入联合国,转变为以朝鲜加入联合国为先决条件,不反对韩国加入,即可以接受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不过,这一立场当时却被美方阵营否决。

整个1960年代,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对于加入联合国一事似乎都不太热衷,连素来态度积极的韩国也仅在1961年4月向联合国提出过一次正式申请,这次申请同样没有下文。

进入1970年代,国际局势趋于缓和,朝鲜半岛局势也出现缓和迹象。1972年,北南双方就统一祖国的各项原则及其他问题进行会谈并达成协议,发表了《七·四共同声明》。1973年6月23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和平统一外交政策宣言》,宣布“只要不影响朝鲜半岛的统一,韩国不反对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这是韩国首次提出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在韩国看来,这是为祖国统一事业做出的诚意之举,在朝鲜看来却是使祖国分裂永久化的政策。宣言发表当天,朝鲜即做出回应,提出“和平统一祖国五大方针”,主张成立高丽联邦共和国,以一个国号一个席位加入联合国。1975年7月29日,韩国时隔14年再一次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在安理会8月6日的程序审议中,韩国的申请因未能获得列入议程所必需的9票而未获通过。9月21日,韩国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请求再次审议韩国的申请,这次尝试同样以未能获得安理会内必要多数的支持而以失败告终。此后几年,韩国因国内经济陷于困境以及不断高涨的民主化运动而自顾不暇,加入联合国一事就此搁置。

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朝韩双方在经历了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的积极活跃期、1960年代的平和期、1970年代的再度活跃期后,至1980年代趋于平静。总体看来,韩国态度积极,朝鲜态度消极。从朝鲜仅有的两次递交加入联合国正式申请的时间来看,无一例外都是在韩国先行主动递交申请后不久。韩国学者认为,朝鲜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性,它对阻止韩国加入的兴趣要远大于它自己被承认本身,在联合国问题上朝鲜仅仅是对韩国的申请做出反应。

朝鲜对加入联合国态度消极,有着其客观历史原因。自政权建立之初,朝鲜对一个受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即充满了不满和不信任。在朝鲜看来,1948年初正是由于美国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操纵联合国成立“联合国朝鲜委员会”,通过在韩国进行单独选举“全民族的朝鲜政府”的决议,导致半岛南北各自成立政府,并最终造成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又是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参战,使得一场民族内战演变成国际战争。战后,美军在朝鲜半岛南部的驻扎依旧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金日成看来:“在朝鲜,联合国一直被美国利用来作为侵略的工具。”加之,联合国在对待朝鲜半岛北南双方时采取厚此薄彼的方式,韩国早在1948年即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地位,而朝鲜到1971年才获得,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对联合国的不信任。

朝鲜对加入联合国态度消极,但同时又坚决抵制韩国加入,则是因为如果以“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就等于把朝鲜民族永远分割成两部分,等于在国际上把朝鲜的分裂加以合法化。在朝鲜看来,加入联合国问题与统一问题直接相关联,反对“同时加入联合国”是坚持统一政策的原则底线,轻易不容突破。

由此可见,朝鲜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朝鲜对联合国无好感,对于加入一事并不热衷;在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前提下,朝鲜愿意以一个国家一个席位加入,但在未实现民族统一前,至少要阻止韩国加入。

二 朝鲜突然转变立场与中国因素的影响

1989年春至1991年间,国际局势出现剧烈变动,冷战以苏联的消失而结束。冷战末期国际局势的变动对朝鲜造成极大影响,由于苏东剧变,朝鲜与苏东国家双边关系骤冷,来自苏东等国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骤减,朝鲜经济压力骤增。尤其是1990年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吸收式统一”,让朝鲜大受冲击。东欧国家及苏联先后与韩国建交,更是给朝鲜造成极大的外交压力。

外部环境的压力迫使朝鲜从半岛内部寻找缓和机会,为了赢得生存空间,朝鲜在南北政策上做出调整,主动重启南北会谈,并将对话级别由之前的民间级别提升到总理级别,南北关系出现缓和趋势。1990年9月4日至7日,朝鲜总理延亨默同韩国总理姜英勋在汉城举行了“朝鲜北南高级会谈”第一次会谈,这是朝鲜半岛自分裂以来双方进行的最高级别会晤。朝鲜重启南北会谈,更多地是为了“缓解国际舆论呼吁其同南方当局对话的压力,改善其僵硬形象”,并不意味着朝鲜要在统一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从朝鲜在会谈上提出的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中可见一斑,这三大问题包括:以一个席位加入联合国;停止美韩“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释放因访问北方而被捕入狱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些均是最难解决的政治、军事最高方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将以一个席位加入联合国置于首位,说明朝鲜此时仍无意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更改立场。

与此同时,韩国则利用自己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争取到更多国际力量的支持。1990年召开的第45届联合国大会上,有71个国家支持韩国提出的南北同时分别加入联合国的主张,仅有9个国家支持朝鲜的主张,没有1个国家支持朝鲜提出的以单一席位加入联合国的主张。韩国的主张在联合国内获得压倒性支持。1991年1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在会见记者时阐明韩国年内加入联合国的计划。4月5日,韩国向联合国安理会发出政府照会表达年内加入联合国的强烈愿望。自4月起,韩国分9批向37个国家派出了政府特别交涉团,以期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4月下旬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韩国,对韩国寻求加入联合国表示支持。在韩国积极的外交活动下,整个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韩国的方向发展。

针对韩国的“积极作为”,朝鲜予以回应。1991年4月8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重申朝鲜半岛的北南双方应以一个席位加入联合国。国际局势的剧变以及韩国的“积极作为”,并未能改变朝鲜,反而使其进一步强调与坚持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既有立场,究其原因,极有可能是朝鲜对中国抱以很大希望。毕竟4月8日《劳动新闻》的评论《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予以了转载。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里,朝鲜在阻止韩国加入联合国、抵制交叉承认的“斗争”中得到了来自苏联和中国的支持。早期苏联不惜多次动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否决韩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很快取代苏联成为朝鲜在联合国的代言人,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联合国内声援朝鲜。1973年10月2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第28届联大上发言:“朝鲜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这分明是要使朝鲜被分裂的状态合法化、永久化,是同朝鲜南北双方一致协议的‘应当超越思想、信念和制度的不同,首先作为一个民族、促进民族大团结’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中国政府认为,在朝鲜统一前要加入联合国,至少也应该在实现邦联制以后,以高丽联邦共和国的国号,作为一个国家参加。”自1970年代后半期起,韩国尝试与中国接触并改善韩中关系,中国有所回应,中韩交往日益增多,但在政治层面,中国固守中朝交好的立场,在一些重大问题——如南北同时加入联合国问题上坚持力挺朝鲜。1986年10月英国女王访华时,英国外交大臣向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提出韩、朝同时加入联合国等问题,中方明确表示,同时加入联合国不利于解决朝鲜统一问题。1987年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访美,其间两国外长举行会议,中国直言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不是明智的措施。1991年当韩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再度浮出水面时,苏联已与韩国建交,且公开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加之苏联国内形势持续恶化自顾不暇,对朝鲜而言中国的态度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朝鲜立场突变发生在5月底,距离《劳动新闻》4月初的声明仅相隔一个多月。其间,朝鲜半岛无重大事件发生,朝鲜未就此再发表重大声明。在此前提下,中国总理李鹏5月初的朝鲜之行与朝鲜立场的转变息息相关。1991年5月初,李鹏应朝鲜总理延亨默之邀访问朝鲜。5月3日晚,在朝方准备的欢迎宴会上,李鹏主动谈起韩国单独加入联合国问题,朝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金永南说,日本NHK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说中方支持朝鲜的立场,朝方感到高兴。李鹏告诉延亨默,日本媒体对朱良所说内容的报道是不确切的,如果南北双方不能就加入联合国问题达成协议,韩国可能要求单独加入,届时中国将感到十分为难。5月4日上午,李鹏在锦绣山议事堂与金日成和金正日会面。尽管金日成又一次重申了南北双方“一国两府”的统一思想,但李鹏还是直言如果韩国单独申请加入联合国,中国在处理上将感到为难。金日成听后表示,朝鲜也在为此事颇费脑筋,正在寻求解决方案,不使中国同志为难。由此可见,李鹏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就韩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代表中方来向朝方交底,即中国将不再阻止韩国单独加入联合国。

中国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改变坚持多年的立场,个中原因十分复杂。既有中国急于摆脱国内经济的通胀压力,以及国际经济制裁的大背景——因为支持朝鲜的立场使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相继对中国施压不能反对韩朝同时加入联合国;又有中国对朝鲜半岛整体战略布局考量,中国自1988年明显加快中韩建交的步伐,不排除中国将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作为日后与韩国建交的重要铺垫;以及从朝鲜角度的考虑,朝鲜如果错失这次历史机遇可能会陷入韩国率先加入联合国而朝鲜被拒之门外,从而彻底被国际社会孤立。

由于相关档案仍未完全解密,尚不能确定中国因素是否是促使朝鲜转变立场的唯一因素。但从时间上看,朝鲜的确是在李鹏总理访朝后不久,于5月27日发表声明宣布将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书。声明中称,鉴于南朝鲜已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政府备忘录》,朝鲜为了克服南朝鲜当局造成的这一暂时困难,作为一种措施,在现阶段不得不选择加入联合国的道路了。第二天,中国即表示响应和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朝鲜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决定具有积极意义,将有助于促进朝鲜北南对话和半岛的和平与稳定。5月29日的《劳动新闻》发表评论称,加入联合国是一个“为了打破一时困局的政策”,朝鲜如果不加入,那么联合国内对事关朝鲜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片面讨论会造成严重后果,朝鲜决不能“袖手旁观”。6月1日,金日成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在谈到朝鲜申请加入联合国问题时,金日成说,在北方和南方以一个席位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不能实现的条件下,作为相应的措施,朝鲜决定申请加入联合国。不过,朝鲜旨在北南双方以一个民族共同登上国际舞台、以一个代表全民族的国家占有联合国席位的原则立场没有变化。

在朝鲜发表入联声明后,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于6月17日至20日访问朝鲜,专门就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与朝方继续交换意见,这也是按照李鹏5月访朝时与朝方达成的协议完成后续工作。朝鲜外长金永南表示,假如美国要求分别讨论南北的申请,希望中国坚决反对;如果美国否决北方,希望中国也否决南方。钱其琛向朝方详细介绍了联合国审议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程序,并表示中方将协助做好各方工作,消除朝方的顾虑。金日成在会见钱其琛时说,南北加入问题,无论如何要争取一揽子解决。如果分开讨论,美国就可能提出核查问题,行使否决权,那样的话朝鲜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联合国问题上,朝鲜不会让中国为难,希望中国也不要让朝方为难。钱其琛则反复强调不会出现朝方所担心的情况。

7月9日,朝鲜外长金永南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正式递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在朝鲜递交申请后,韩国于8月5日递交申请。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上,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

朝鲜经过权衡改变立场,以一种权宜之计的态度接受与韩国同时分别加入联合国的现实,而金日成口中的中朝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不要让彼此“为难”,则可能有其更深层次的考量。

三 朝鲜加入联合国与中朝关系

朝鲜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接受中国的“劝服”,与这一特殊时期的中朝关系有着直接关系。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正是中朝两国因为共患难而关系密切的特殊时期。

政治风波后,朝鲜表现出对中国的极大支持。10月1日中国国庆40周年,朝鲜派出由国家副主席李钟玉率领的代表团来华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受到了邓小平、新任总书记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0月13日,朝鲜总理延亨默接见中国外交部代表团时表示,朝中关系是任何别的国家都无可比拟的特别关系,是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的。11月5日至7日,金日成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金日成由此成为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外国首脑。金日成此行的主要目的,一是与邓小平就国内外形势交换意见,一是和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见面。金日成对当时的东欧局势表现出忧虑和不安,邓小平告诉金日成,关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朝鲜后来也采取了相同的方针,对苏东事态不作评论。金日成与江泽民等领导人的会面,蕴含着中朝友谊的“接力棒”继续传递的意味。金日成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访华,显示了敏感时期朝鲜对中国的力挺。

1990年3月,江泽民访朝,进一步加深了中朝友谊。近80岁高龄的金日成亲自到机场迎接,朝鲜组织了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队伍长达12公里。中朝双方就各自的国内情况及内外政策交换看法。江泽民在访朝期间结识很多朝鲜领导人。同年8月,邓小平生日前夕,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朝文版。

随着苏东局势的不断变化,朝鲜在应对国际形势、南北统一问题、国内经济困难等方面更加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助。1990年9月,正当中国在如火如荼地筹备北京亚运会期间,朝鲜方面突然提出金日成希望尽快访华的要求。经商议后,中朝双方将会晤地点放在沈阳。金日成之所以急于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是因为9月初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朝鲜期间正式提出苏联要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朝鲜表示反对,但苏联还是选择国家利益而不是盟友,这让朝鲜倍受打击,也让朝鲜更加担心中国在对韩关系上的立场。金日成紧急访华就是要再次确认中国在与韩国建交问题上的立场。作为对中方承诺的“回报”,金日成对会谈中中方再次提出中韩互设贸易代办处设想表示理解,并感谢中国为此事拖了不少时间。在苏联“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抛弃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走上了背信弃义、变节、非正义和专横的道路”后,朝鲜拉拢中国之意显著,希望借由在贸易代办处问题上的“让步”,换取中国继续兑现不与韩国建交的承诺。

1991年初中韩双方互设贸易代办处后,中韩经贸关系迅猛发展。1991年中韩贸易额达到63.81亿美元,较1990年翻了近乎一倍,而同期中朝贸易额仅为6.96亿美元。朝鲜不可能不清楚中韩经贸利益对正承受西方制裁的中国的巨大吸引力,也更加担心中国步苏联后尘与韩国建交。因此,当1991年5月李鹏就加入联合国问题代表中方向朝鲜交底时,金日成的一句“不使中国同志为难”,含义深远。朝鲜可能再次试图通过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与中国的协调合作换取中韩建交的继续滞延。

1991年9月,朝、韩分别顺利加入联合国,10月金日成再度也是最后一次访华。江泽民对朝鲜加入联合国表示祝贺,并希望第四轮北南总理会谈取得成果,支持朝鲜以联邦制方式的统一方案。已不再会见外宾的邓小平破例会见金日成。临回国前,金日成对江泽民说:“外界舆论讲,朝鲜加入联合国后,中国会同南朝鲜建交,我对我们的同志说,中国不会因为朝鲜加入联合国就同南朝鲜建交。去年我对江泽民同志讲过,在美国承认我们之前,请中国不要同南朝鲜建交。”江泽民听后表示:朝鲜的话中国都记着,中国只同南朝鲜有民间贸易关系。在回朝鲜的专列上,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容淳单独约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强调江总书记记得去年在沈阳向朝方所做的不与韩国建交承诺,让朝鲜放了心。朝鲜对这次访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次访问使朝中友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朝鲜因为再次确认了中国不与韩国建交的立场,对访问结果非常满意,朝鲜加入联合国的真正目的达到了。

朝鲜将尽可能拖延社会主义国家与韩国的建交时间作为应对韩国北方外交攻势时的基本策略,进而对韩国施加压力,迫使其最终接受联邦制的统一方案。1990年9月,苏联外长访朝向朝方通报将与韩国建交的消息,朝鲜提出希望苏联再拖两年,这样对北南总理会谈有利。199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利用前往平壤为金日成祝寿之机通知朝鲜,中国正在考虑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金日成同样提出希望中国延迟一年的要求。

此外,中国能够在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上说词有分量,中国对朝鲜经济援助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苏东剧变后,朝鲜整个对外贸易体系被彻底打乱,经济状况持续恶化。1991年5月李鹏访朝时也发现了朝鲜国内的经济困境:朝鲜到1991年吃饭问题还未解决。同年10月金日成来华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金日成亲口告诉江泽民、李鹏,朝鲜与苏联、东欧贸易中止后,朝鲜困难较大,缺油和煤炭,估计这种形势要两年才能扭转。金日成说,朝鲜还缺电,苏联帮助援建的核电站工程处于停工状态,希望朝中继续共同开发鸭绿江水力资源。苏联的催债之举使朝鲜经济更加“雪上加霜”。1991年9月20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纳泽约见朝鲜驻苏联大使孙成弼,称苏朝贸易现状远不能令人满意,朝鲜没有履行双边供货协议,朝鲜对苏联的贸易欠债已经达到了将近30亿卢布,库纳泽告诉孙成弼,苏联国内社会舆论施压要求减少甚至取消对一些国家的经济优惠政策和军事援助,为此苏联将重新评估同朝鲜的经济和军事关系。

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对失去苏联援助同时深陷经济困境的朝鲜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自1986年至1990年,中国连续五年向朝鲜每年提供1.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军事援助。援助到期后,中国又同意1991至1995年继续向朝鲜提供每年1.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军事援助。除了每年的常规援助,对于朝鲜提出的其他额外要求,中国也尽可能满足。1990年金日成访华时提出,由于苏联自1989年起停止供应航空汽油,朝鲜飞行员无法进行军事训练,因此,向中国提出15万吨航空汽油的援助请求,邓小平亲自指示“省一点”给朝鲜,让中国经贸部门协调予以满足。1991年金日成访华时,提出不愿将中朝贸易改为现汇贸易,中方表示中朝贸易可维持现状,一部分易货贸易,一部分现汇贸易,但希望朝鲜能够提高履行合同的水平。

四 简短的结语

朝鲜与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是朝鲜在不能阻止韩国单独加入联合国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朝鲜希望借由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国的协调合作拖延中韩建交的时间,毕竟与中韩建交相比,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还不是一个最坏选项。加入联合国固然造成了法理层面朝鲜半岛分裂固化的事实,但也让朝鲜正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联合国框架内,朝鲜可以进一步保障自己的权益,改善同西方社会的关系。于中国而言,朝、韩两国同时分别加入联合国是实现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交叉承认的第一步,它实际解除了中国对于交叉承认“两个朝鲜”可能与“一个中国”原则相关联的担忧,为之后调整中韩关系赢得了空间。朝鲜加入联合国是特殊时期、特殊前提下中朝关系互动的产物。

Chi Young Pak, Kore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Boston Mas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Gabriel Jonsson, South Korea in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inter-Korean relations, and peace building, New Jersey: World Scientific, 2017;;曹丽琴:《北、南朝鲜加入联合国后的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12期;林晓光:《朝鲜北南双方加入联合国的艰难历程》,《外国问题研究》1992年第4期;朱芹:《周边大国在交叉承认上的韩朝问题上的博弈》,《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毕颖达:《韩朝对交叉承认构想的立场及其演变》,《史学集刊》2014年第2期。
韩国学者Kim Hong Nack认为,在促使朝鲜改变立场的诸多因素中,中国不愿意反对韩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参见Gabriel Jonsson, South Korea in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inter-Korean relations, and peace building, p.58。
UN Doc. S/1247; GAOR: Fourth Session, 1949, Suppl, No.2(A/945), pp.85-86.
韩国方面被讨论的次数:1954年1次,1955年3次,1957年2次,1958年1次;朝鲜方面被讨论的次数:1957年2次,1958年1次。具体参见Chi Young Pak, Kore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p.64-66。
15个常任理事国的投票结果为7票反对6票赞成2票弃权,UN Doc. S/11828
15个常任理事国的投票结果是7票反对7票赞成1票弃权,UN Doc. S/PV 1842, 20 September 1975, p.4。
Chi Young Pak, Kore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67.
[朝]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前政治、经济政策和若干国际问题(摘录)》,1972年1月10日,《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77年,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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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金日成:《金日成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记者的谈话》,1976年5月27日,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76年。
1989年2月,匈牙利率先打破禁忌,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波兰(1989年11月)、南斯拉夫(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1990年3月)、保加利亚(1990年3月)、罗马尼亚(1990年3月)等东欧国家相继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1990年9月30日,苏联与韩国建交。
《朝鲜北南总理举行首次会谈》,外交部新闻司《新情况》第125期,1990年9月11日。
韩国此时无论是在综合国力、经济增长指标、国民生活水平抑或是国际形象方面,均占有明显优势。经过198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的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日趋活跃,由此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领军国家。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韩国在世界范围内名声大噪。卢泰愚总统上台后提出的旨在以改善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为中心的北方外交政策,也让韩国在对外关系中占据更多主动性。
Chi Young Pak, Kore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66.
沈志华:《面对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1971—1974)》,《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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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美关系》,韩国外交史料馆,722.23,2017-0007-07,第32—33页。
笔者查阅了这一期间的《劳动新闻》,朝鲜在此期间并未就加入联合国问题再作重大声明。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
参见Gabriel Jonsson, South Korea in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inter-Korean relations, and peace building, p.57。
《人民日报》1991年5月29日,第6版;
《人民日报》1991年5月29日,第1版。
《人民日报》1991年6月5日,第6版。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53—154页;《人民日报》1991年6月18日,第6版。
中国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考验:1989年政治风波的爆发,政治风波后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与封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和考验。同时,朝鲜也因为苏东剧变而内外交困,国内经济雪上加霜,朝鲜在统一问题上逐渐丧失优势和主动权。
《人民日报》1989年10月1日,第1版;10月2日,第1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91页;《人民日报》1989年10月4日,第2版。
《人民日报》1989年10月15日,第3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4—1295页;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去年以来的朝鲜半岛形势》,《政党与世界》1990年第26期,1990年3月1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2004年,未刊,第185页。
《人民日报》1990年3月15日,第1版;1990年3月16日,第1版。
《人民日报》1990年8月20日,第6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9页。
在韩国设立贸易办事处一事上,中国一直试图获得朝鲜的谅解。1988年11月,朝鲜外长金永南访华时,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专门与他谈了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关系问题,并告知朝方中国正在考虑和韩国互设贸易办事处,后因顾及朝鲜感受一直未向前推进。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52页;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第194—195页。
刘金质、张敏秋、张小明:《当代中韩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第20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32页;张庭延:《邓小平关心朝鲜半岛局势》,《党史博览》2013年第5期。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第210—211页;
《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7日,第6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第193页;
延静:《历史的抉择》,《报告文学》2008年第1期,第74页。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348—350页。
《库纳泽同朝鲜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孙成弼的会谈纪要》,1991年9月20日,ГАРФ, ф.10026, оп.4。д.2803, л.1-3,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系列朝鲜卷第十二辑(1977—2000年),未刊,第4651—4652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第102—103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第195、213页。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348—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