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国先生新出《王安石年谱长编》，系《繁昌县学记》于庆历七年(1047)，考为“现存公学记中最早一篇”①。此文开篇即议论孔庙与学校的关系问题：
奠先师先圣于学而无庙，古也。近世之法，庙事孔子而无学。古者自京师至于乡邑皆有学，属其民人相与学道艺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学之所自，于是乎有释菜、奠币之礼，所以著其不忘。然则事先师先圣者，以有学也。今也无有学，而徒庙事孔子，吾不知其说也。②
这是因为当时州县的学校，往往仅是孔庙的一个不常设的附属部分，而北宋朝廷兴办学校的政策，事实上也以修葺孔庙为先导，故王安石初作“学记”，便首先要审辨“修庙”与“立学”的关系。庙事孔子，春秋释奠，似乎被看做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节目之一，然而若依王安石的思路，在三代制度的意义上理解礼乐，则祭祀孔子当然不可能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原始内容。虽然说祭孔不合礼，似乎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但其非三代之制，则可无疑。相反，“自京师至于乡邑”皆有学校，倒是经典明文记载的真正三代之制，而后世用以祭孔的释奠之礼，原本是学校里举行的一种体现学问传承意识的仪式，这种仪式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即便后来确定以孔子为尊事的对象，那也应该是祭孔之仪附属于学校，不应该是学校附属于孔庙。所以王安石明确表示：“今也无有学，而徒庙事孔子，吾不知其说也。”在他看来，两者的关系被弄颠倒了，是一种错误。
作为一篇“学记”，自须强调立学的意义，而且也不妨说立学远比祭孔重要，但因此而走到非议祭孔的地步，似乎并无必要。然而，王安石次年又作《慈溪县学记》，不但以更大篇幅展开了这个话题，甚且把庙事孔子形容为“四方之学者，废而为庙，以祀孔子于天下，斲木抟土，如浮屠、道士法，为王者象”③，几乎诋为异教了。可见他对待这件事的态度非常严厉，反映出他的思想与现实之间一个相当激烈的冲突点。王安石以这个冲突点为他撰作“学记”的起点，很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以批判“修庙”为倡导“立学”之前提，是不是这位“拗相公”与众不同的任性表现，或者说独立主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一下别人的同类文章是怎么写的。什么是同类文章呢？首先当然是题名为“学记”的文章。事实上，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学记”是宋代古文的一个重要品种，近年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①，但为了考察“修庙”与“立学”的关系这一话题，除了题名为“学记”的文章外，我们还需要把有关孔庙的许多“记”或“碑”文也纳入视野，而且实际上宋人也有称为“庙学记”的文章，《全宋文》里面可以找到十余篇，如李堪《古田县庙学记》，蔡襄《福州修庙学记》、《亳州永城县庙学记》等②，同时记叙“庙”与“学”的兴建。多年以前，就因为注意到这些“庙学记”，笔者曾把宋代“学记”文类的渊源推至前人的孔子“庙碑”或“庙记”，然后经过“庙学记”这一过渡形态，发展出“学记”③。这个推想忽视了宋代以前题为“学记”的文章已经存在的事实，刘成国先生在《宋代学记研究》中亦已加以纠正④。然而，由于“庙”与“学”的纠缠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故宋人所撰庙碑、庙记、庙学记、学记等，对此多有响应，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仍可将它们视为同类文章，加以考察⑤。对于宋人来说，庙事孔子，而以学校附焉，是从前代延续下来的现实，对此现实的质疑是逐渐产生的，本文旨在梳理这个产生的过程，从而将王安石的批判置入历史语境，加以考察。
一 庙事孔子宋制，每岁国家祭祀分为三级：大祀三十、中祀九、小祀九，孔庙释奠属于“中祀”⑥。《宋史·礼志》记其沿革情形云：
至圣文宣王，唐开元末升为中祠，设从祀，礼令摄三公行事。朱梁丧乱，从祀遂废。后唐长兴二年，仍复从祀。周显德二年，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建隆中，凡三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太宗亦三谒庙，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又命河南府建国子监文宣王庙，置官讲说，及赐九经书。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诏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备礼谒文宣王庙。⑦
此处概述了宋初三朝祭祀和建设孔庙的情况，只说是继承唐礼而来，并不追究更早的来历⑧。北宋文人所作学记，有的更具历史意识，如胡旦《儒学记》云：
汉魏以来，奉祀孔子，惟曲阜阙里。至唐开元始诏州县置庙，并像十哲、七十子，春秋释奠，载于典章。我宋因之。⑨
胡旦是太宗朝的状元，他对孔庙的形成历史有个简明的把握，就是从名人家乡所建的纪念馆，逐步发展为国家层面的祭祀项目。但显然，他并不像后来的王安石那样质疑孔庙的合理性。相反，对于唐代中央和地方州县普遍设置孔庙的做法，宋初士大夫多数予以肯定。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唐代韩愈在《处州孔子庙碑》中提出的“通祀”之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为然。①
这个“通祀”说，在王禹偁作于咸平二年(999)的《黄州重修文宣王庙壁记》中便有响应：
韩吏部曰：“天下通祀者三，唯社、稷与夫子庙。”某敢轻议哉？②
其后，尹洙《巩县孔子庙记》亦云：
某按著令，县皆立先圣庙，释奠以春秋，唐韩文公所谓郡县通祀孔子与社、稷者也。自五代乱，祠官所领，在郡邑者颇废坠不举，间或增祀，率淫妄不经，独孔子、社、稷，其奠祭器币莫之能损益，真所谓通祀哉!③
“通祀”大约是中央和地方上下都祭祀的意思，突出了祭孔的普遍性、重要性。王禹偁、尹洙都是北宋前期的古文家，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成为他们写作同类文章时明确意识到的典范。在中国崇奉孔子的历史上，唐代诏令州县立庙确实是个重要的里程碑，“通祀”的说法相当鲜明地揭示了这一里程碑的意义。
时至宋代，全国所有孔庙中，自以首都开封府的孔庙最为重要，但所谓太祖、太宗皆三谒孔庙之事，目前并无相关记文留存。《全宋文》搜集的宋初修建孔庙之碑记，时间上最早的是刘从乂《重修文宣王庙记》，作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所记为永兴军亦即唐代首都长安的孔庙，所以文中提到唐代的太学、石经④，这是长安孔庙能够直接从唐代继承的特殊遗产，非其他州县可比。作于太祖朝的还有梁勖《重修文宣王庙碑》，文末明记“时乾德二年(964)岁次甲子九月甲戌朔十八日辛卯”，文中又有“明天子以关辅之地，为雄望之首”云云⑤，似乎也是长安的孔庙。另一个比较特殊的孔庙，就是孔子家乡兖州的文宣王庙了，太宗朝状元宰相吕蒙正撰有《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时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岁次癸未，十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⑥，记录了朝廷出资翻修兖州孔庙的盛举。不过撰于太宗朝的还有一些其他州县的孔庙碑记，如太平兴国八年(983)柳开《润州重修文宣王庙碑文》⑦、雍熙二年(985)徐铉《泗州重修文宣王庙记》⑧、雍熙三年(986)王禹偁《昆山县新修文宣王庙记》⑨、同年田锡《睦州夫子庙记》⑩等。太祖、太宗朝留存的这些碑记，反映出孔庙释奠之礼从唐代继承下来，从中央和某些特殊地区(长安、兖州)向全国扩散的进程。
此后，王禹偁《黄州重修文宣王庙壁记》作于真宗朝咸平二年(999)，是他自己担任知州时主持修葺的⑪；咸平五年(1002)段全为仙游县尉，也主持了孔庙徙址重修之事，并附建学校，作《仙游县建学记》⑫；翁纬作秀州海盐县的《县学记》⑬，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此时作者亦为县令。这些都是地方官亲力亲为、自撰记文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后两篇已经不名“庙记”而题为“学记”，但文章叙述的内容其实仍以修庙为主。也许，作为地方官的他们意识到修庙只是手段，真正需要完成的是振兴当地教育、向朝廷贡士的责任，所以原本只是附属于“庙”的“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把祭孔礼仪推向高潮的，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封禅泰山，还至曲阜，亲祀孔庙之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记：
(十月)丙辰，次兖州，以州为大都督府，特赐酺三日。
十一月戊午朔，上服靴袍，诣文宣王庙酌献。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家属陪列。有司定仪，止肃揖，上特再拜。
丁卯，次范县，赐曲阜县玄圣文宣王庙九经、三史，令兖州选儒生讲说。①
皇帝亲自来到祖庭，再拜表敬，在礼仪上达到了极致。不过很明显，当时的兖州孔庙只具象征意义，其附属学校并不发达，连必备的书籍和教师都需要皇帝专门下令颁赐、选拔。当然，皇帝这么做，会带动各地纷纷响应，崇修孔庙，从现存记文来看，徐晟《大宋真定府藁城县重修文宣王庙堂记》署刻石时间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②，孙仅《大宋永兴军新修玄圣文宣王庙大门记》作于同年六月③，二文都提到当今皇上尊崇孔庙是地方官修庙的动因，其中孙仅就是地方官本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又记，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丙辰，颁诸州释奠玄圣文宣王庙仪注，并祭器图”④，可见州县守令已必须了解标准的行礼程序和相关器具之形制。这一点在现存记文中也留下了印证，李庆孙《宁海县文宣王庙记》作于“皇帝东封之三年”，也就是大中祥符三年，其中说：“学校载兴，庠序益严，诗书以存，弦诵以继。嗣而朝廷颁以祭器，故上下之礼，由兹而为新庙之殊观也。”⑤他的说法是修庙带动了学校的复兴，但以上这些记文都不称“学记”，“学”还是“庙”的附属。
宋初三朝的记文作者，也有的像王安石那样，意识到庙事孔子作为一种偶像崇拜，性质上与“浮屠、道士法”相似，但他们中的多数以另一种思路考虑这件事：祭拜圣人的孔庙，居然还没有佛寺、道观那么庄严华丽，真是儒者之耻！宋初古文家柳开就为此痛心疾首，其《重修孔子庙垣疏》开篇即慨叹：“儒宫荒凉久矣。噫！天下太平，厥道斯用。”又云：“痛心释氏之门壮如王室，吾先师之宫也反如是哉!”⑥与佛寺比较的结果，是强调兴修孔庙的迫切性。在来自朝廷的倡导之外，这里出现了士人修庙的另一种动机：耻不如佛道。段全《兴化军文宣王庙碑》叙述了一个具体的实例：
咸平二年(999)冬十月，兴化军作文宣王庙，明年夏四月庙成。
先是，进士方仪以旧庙卑毁，不若诸浮屠、伯阳之祠，实将新而大之……工止是而赀已竭。既而仪贡艺京师，因亟伏阙下，表其事，请出公钱以周是庙，以示文教于远人。上嘉之，以三十万俞之，命库帑出之，军之官其主之。
由殿之北，辟廊为室，以秘经籍，以休生徒。⑦
进士方仪因为耻孔庙之不如佛寺、道观，而出资兴修，后来因私力不足，求助朝廷，得到了真宗皇帝的支持，命官方完成此事。从记文来看，这种由士人自发兴修的孔庙，可能对附属学校比较重视。
与此相似的说法，也见于景德元年(1004)的孙昱《重修文宣王庙碑》：
夫庙者貌也，盖貌其形似，以致恭敬。释曰寺，道曰观，其实一也。噫！三教并兴于周，自周而下，斯须不可得而去者，孔子之教也，乃严其祠者，释道耳。何以日用其教，而日损其祠，于我先师孔子何薄欤！⑧
此文将偶像崇拜直接视为三教的一致性，而指责薄待孔子的现实。作于次年的李堪《古田县庙学记》，就更进一步，作者借其身为地方官的权力，“下车视事”不久，即“薙佛宫、灰淫祠为之学”⑨。佛寺和某些民间祭祀的产业被他改造为孔庙的附属学校。这可能是最早名为“庙学记”的文章，也显示出此种动机下的修庙行为，往往比仅仅响应朝廷号召而修庙者更重视学校。但是，这些作者并不像王安石那样反思儒学与佛道宗教的差异。
在王安石的前辈中，梅尧臣曾经表示了对祭孔之礼走向宗教化、迷信化的不满，其《新息重修孔子庙记》云：
予思昔忝邑时，见邑多不本朝廷祭法，往往用巫祝于傍曰：“牛马其肥，疠疫其销，谷麦其丰。”渎悖为甚。①
在县级层面，祭孔的情形与所谓“淫祠”相去无几。虽然梅尧臣此文叙及庆历七年事，其写作时间未必早于王安石的《繁昌县学记》，但他描述的这种现象也许王安石亦曾目睹，而且这也说明，当时的士人已经开始反思一个问题：祭孔是否崇兴儒学的正确方法？
二 景德“庙学”孔庙是个行礼的场所，作为其附属部分的学校，也主要完成礼仪功能，自唐以来，其实并非真正的教育场所。不过，在北宋兴盛起来，从而被诸多“学记”所描写的州县官学，又确实脱胎于孔庙之附属学校，这也是事实。此脱胎之过程，当然与北宋朝廷的“兴学”政策相关。目前教育史研究中，一般把北宋的教育政策概括为三次“兴学”，即分别由范仲淹、王安石、蔡京主导的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②。刘成国的《宋代学记研究》基本上也持此说。但这是专就朝廷下令州县“立学”的情况而言，若考虑到学校原是孔庙的一部分，而朝廷倡导“修庙”的时间更早，则北宋朝廷和士大夫的关注点如何从“庙”转到“学”，便是一个值得考察的课题。我们研读学记类文章，可以为这样的考察提供一个切入点。
现存的北宋学记类文章，记录了庆历以前的一次伴随着“修庙”的“立学”诏令，下达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其实比其东封祭孔还略早一些。杨大雅《重修先圣庙并建讲堂记》云：
今皇帝嗣位之初，尝幸大学，召博士诸儒设讲榻，当御座之前，执经释义，赐帛有差。自是，大学之制一变，复古笾豆干戚之容，粲然大备。大学士王公钦若上言：“王者之化，由中及外。古之立学，自国而达乡。今释菜之礼，独盛于上庠，函丈之教，未洽于四海。兴文之代，而阙礼若斯！”上以其言下之有司。去年诏天下诸郡咸修先圣之庙，又诏庙中起讲堂，聚学徒，择儒雅可为人师者以教焉。③
此文自署“时景德四年(1007)协洽岁林钟月吉日记”，则文中所谓“去年”当指景德三年，因为王钦若的建议，宋真宗下达了诏令，其主要内容：一是各州都要“修庙”，二是庙中要有讲堂，择教师，聚学徒，也就是“立学”④。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并不记载此事。但其为史实，可以无疑，《孔氏祖庭广记》卷十至十一胪列“庙中古碑”，其中就有一块题为《景德三年敕修文宣王庙》的宋碑：
中书门下牒京东转运司：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兵部侍郎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王钦若奏：“诸道州府军监文宣王庙，多是摧塌，及其中修盖完葺者，被勾当事官员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术为本，训民之道，庠序居先。况杰出生人，垂范经籍，百王取法，历代攸宗。苟庙貌之不严，即典章而何贵？恭以睿明继统，礼乐方兴，咸秩无文，遍走群望。岂可泮宫遗烈，教父灵祠，颇阙修崇，久成废业？仍令讲诵之地，或为置对之司，混捶挞于弦歌，乱桎梏于笾豆，殊非尚德，有类戏儒。方大振于素风，望俯颁于明制，欲乞特降敕命指挥，令诸道州府军监文宣王庙摧毁处，量破仓库头子钱修葺。仍令晓示，今后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员等在庙内居止。所贵时文载耀，学校弥光，克彰鼓箧之声，用洽舞雩之理。候敕旨。”牒：奉敕，宜令逐路转运司遍指挥辖下州府军监，依王钦若所奏施行。牒至，准敕，故牒。
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牒。刑部侍郎参知政事冯拯、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王旦。①
碑文将中书门下的牒文完整上石，时间准确到年月日，还有值日宰执的签名，自可信赖。但一般情况下，这里引录的大臣起请之奏状，则并非全文，所以跟杨大雅引录的“大学士王公钦若上言”，当事人一致，具体内容却不同。鉴于碑文未涉及“庙中起讲堂”事，我们也不妨推测王钦若有两道奏状，皇帝所下的“修庙”和“立学”诏令也分成两次，故杨大雅也表述为“又诏”云云。然而即便是两次，大概也相距不远。重要的是，如杨大雅记文所显示的那样，景德三年诏令给人留下“庙”“学”并修的印象。
就诏令的实际效果来说，估计大部分州县地方官的应对措施，仍以“修庙”为主。前文已提到，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宋真宗亲至兖州谒孔庙后，还有“赐曲阜县玄圣文宣王庙九经、三史，令兖州选儒生讲说”之举，则时隔两年半了，看来连这个儒学的发源地也没有在“立学”方面认真奉诏！即便只是“修庙”，也容易引起纠纷，《续资治通鉴长编》没有记录景德三年的诏令，却在卷六十六记载了一次因“修庙”引起的诉讼，景德四年(1007)九月甲子朔，“知华州起居舍人张舒，与官属率民钱修孔子庙，为民所讼，并坐赎金。因诏诸州县：文宣王庙自今并官给钱完葺，无得
然而即便如此，“庙”“学”并修的景德三年诏令，还是给此后的相关建设和记文撰写带来显著的影响，现存的庙记、学记中可以找到不少痕迹，如青阳楷《改建信州州学记》云：
景德三年春二月，诏修天下夫子庙祀，今上枢八座太原公之请也。
先是，至圣遗像传之或失，乃稽乎载籍，按之图画，环姿其表，悉无所疑。至是从祀七十余人，以道不以位也。后则为讲堂，为书楼，为学舍，聚书千卷……③
此篇准确地记载了诏令颁发的年月，而“上枢八座太原公”就是景德三、四年间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的王钦若，与上文所考合若符契。值得注意的是全文内容虽以“修庙”为主，却也涉及了“讲堂”“学舍”，而且题名为“学记”。这说明“庙”“学”并修的诏令，也能促使“学记”的产生。提到了景德三年诏令的还有章得一《余杭县建学记》：
加王者之衮冕，建都邑之祠宇，春秋仲月行释菜之礼，唐室之旧典也；郡邑祠宇，咸建讲堂，召通经者展函丈之仪，圣朝之新制也……得一夙夜在公，鞅掌从事，方萌肯建之意，会天王降修讲堂之诏。④
与青阳楷不同的是，章得一身为县令，亲自主持了建学的工程。很显然，他对于诏令的关注点不在修孔庙而在修“讲堂”，并认为建有“讲堂”的孔庙才是“圣朝之新制”，所以题为“建学”。可见，在士大夫的关注点从“庙”转向“学”的过程中，景德诏令确实起到了作用，而且立竿见影，收效很快。
大概自此以后，无论名为“庙记”还是“学记”，撰文者一般都会兼顾二者，呈“庙”“学”并举之格局。陈执古《文宣王庙记》作于真宗朝晚期的天禧二年(1018)，其中云“后遣殖庭之宇，用铺讲艺之筵”⑤。王随《通州学记》作于仁宗朝的天圣元年(1023)，也先对真宗皇帝“景仰先圣，亲飨阙里”，“复诏属县，俾严庙貌”作了回顾，然后描写“前设斋宿之次，后立讲诵之宇”的建筑格局①。更晚的，有景祐三年(1036)夏始建的双流县文宣王庙，李畋作《记》云：“圣宋启运，文德诞敷，纂极建皇，一统万宇。爰自宇县，率诸郡邑，大藩小侯，汇奉明诏，建至圣文宣王庙，悉以学校肄焉。”②他理解的朝廷政令，就是建“庙”都要同时设“学”的。《全宋文》在传世别集之外搜集的这些散见记文，作者多为当时的基层士大夫，他们笔下的文字，有时候比大家巨匠的言论更能显示社会一般观念的变化。
当然，著名士大夫若留下较多的相关作品，则可能在一般观念之上更有独特思考。北宋士大夫中，写作了四篇学记、三篇文宣王庙记的余靖(1000—1064)，可能是留下这类文章最多的。这七篇记文都作于仁宗朝，题名上虽有“学记”“庙记”之别，但实际内容无一不是兼顾二者的，如《雷州新修郡学记》云：“春秋释菜，则先圣先师之像不可不严也；朝夕讲诵，则函丈接武之堂不可不广也。”③《惠州海丰县新修文宣王庙记》云：“退与诸生谋建新庙而崇学馆。”④而且，余靖似乎习惯于使用“庙学”一词，列举于下：
《浔州新成州学记》：“庙学既成。”⑤
《康州重修文宣王庙记》：“凡庙学之式参备焉。”⑥
《兴国军重修文宣王庙记》：“庙学草创而不完。”⑦
《惠州海丰县新修文宣王庙记》：“旧有庙学，处之西偏。”
这“庙学”一词，早见于唐代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也见于宋初柳开的《润州重修文宣王庙碑文》⑧，这当然与唐宋以来孔庙与官学合一的制度相对应，但事实上余靖以前的记文作者经常面对有庙无学的情况，而余靖能反复使用此词，则反映出真宗朝的“庙”“学”并修政策在仁宗朝已见较大成效。考虑到余靖的同时人蔡襄还写过两篇“庙学记”，则我们不妨认为，“庙学”一词反映出这一代士大夫对现实的概括。
不仅如此，对于“庙”和“学”的关系问题，余靖也已有思考，其《康州重修文宣王庙记》云：
古者立学必行释奠之礼，天子诸侯皆亲临之。周人祀周公，鲁人祀孔子为先圣，自汉以来，遂采用鲁礼。……虽庠序废兴靡常，而庙食不绝者，教之存焉耳。
一方面，他认为“学”是古制，“庙”乃后起；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庙”的优势，因为学校兴废无常，而孔庙祭祀之礼却能维持下来。不过，存“庙”而废“学”，当然是他所反对的，《惠州海丰县新修文宣王庙记》又云：
唐室虽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祭菜，专为孔子祠宫。已事而逡，郁生荆棘，因循其弊，以至于今。
此处直接批评唐朝专重庙祀的做法“不得其本”，而为宋代的兴“学”张本。表述更为清楚的，是《洪州新置州学记》：
三代之制，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党遂所居，必有庠序，释菜之奠，其来旧矣。盖孔子之道，万世师表，故黄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时祀，而礼用祭菜。夫祭菜之义，本于太学，存庙而废学者，礼之失也。⑨
此文作于景祐三年(1036)，而已经与十一年后王安石《繁昌县学记》表达的意思相近。当然，余靖的语气比王安石远为温和，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把“学”与“庙”尖锐地对立起来。
三 妥协：“无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王安石的“学记”都作于庆历“兴学”之后，余靖所作以上记文，则或在其前，或在其后。二人都思考了“庙”与“学”的关系问题，其结论也相近，但王安石的表述更为尖锐、明确，批判性更强。那么，看起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庆历“兴学”，有没有企图纠正“庙”与“学”的轻重关系呢？在王安石看来是这样的，《繁昌县学记》中说：
宋因近世之法而无能改，至今天子始诏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学，奠孔子其中，如古之为。①
恢复三代之制，以学校为本，而将孔庙附属于学校：这就是他对庆历“兴学”的理解。
不过，庆历四年(1044)三月颁发的“兴学”诏令今存，其实未必能读出这样的意思：
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若州县未能顿备，即且就文宣王庙或系官屋宇，仍委转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官内荐教授，以三年为一任。②
诏令只说，若州县缺乏学校的基础设施，可暂时借用孔庙办学。当然，言外之意是有条件的地方应该不依靠孔庙，单独建立校舍③，这种校舍也势必要“奠孔子其中”，如此可以勉强符合王安石的说法。但是，诏令并未表明新立的学校与当地原有的孔庙是什么关系。可以说，王安石按自己的思路解读了诏令，但下诏者的着眼点并不在此。
“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的规定，王安石在《繁昌县学记》和《慈溪县学记》中都提到了，并认为这一限制导致二县“不得有学，而为孔子庙如故”④。从这两篇“学记”也不难发现王安石所面临的困境，虽是为二县地方官所建之“学”作“记”，但其实他们都先修孔庙，再建学校。也就是说，事实上“修庙”乃是“立学”的前提，所以王安石也不得不表示了一种妥协：
夫离上之法，而苟欲为古之所为者，无法；流于今俗而思古者，不闻教之所以本，又义之所去也。太初是无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其不可以无传也。⑤
在他眼里，学校是“古”，孔庙是“俗”。复“古”苦于无法可依，随从于“俗”又不“义”，怎么办呢？王安石肯定了繁昌县令夏希道(字太初)的做法，“无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其实就是建个“庙学”。可以说，“庙学”的普遍化，才是庆历“兴学”诏令的收效。
当然，由于“修庙”之令下得更早，各州县大抵已经有“庙”，所以庆历诏令给人的印象主要是在“立学”，这一点无可否认。作于庆历四年的相关记文，现存有曾巩之父曾易占的《南丰县兴学记》，从古代的“乡党学校”，讲到北宋“兴学”的过程，再到该县县学的建立，完全以“学”为立足点展开叙述，中间只有一句“殿室森严，孔子、七十子像图以序其中”⑥，应该是指孔庙，但没有正面记叙“修庙”之事。同样始修于庆历四年的成都华阳县学馆，有张俞的记文，则从汉代文翁在蜀地建“学”的历史讲起，虽也涉及五代孟蜀“绍汉庙学”，以及本朝“兴学饰像”⑦的做法，但全文都就“学”而梳理源流，“庙”已经不是作者的关注点。至于庆历“兴学”的核心人物范仲淹，次年亦罢政外任，而亲自主持了邠州州学的兴建，其《邠州建学记》是从国家培养和提拔人才的角度来讲述“立学”意义的，其中如“地为高明，遂以建学，并其庙迁焉”，“增其庙度，重师礼也；广其学宫，优生员也”①数句，仍可见“修庙”之事实，但与前两篇记文一样，其关注点显然都从“庙”转到了“学”。或者说，事实上修的都是“庙学”，但他们写的都是“学记”。
就“庙学”本身而言，张俞“绍汉庙学”的说法，其实也不是很准确。清人王元启曾作《历代庙学考》梳理其源流云：
唐高祖武德二年，始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七年释奠，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太宗贞观二年，国学并祀周孔，前后凡十年，至是始用房玄龄议，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子配，如隋以前故事。四年诏州县学皆立孔子庙，此唐世州县学立庙之始……
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皆立学。古者璧雍頖宫之制，有学无庙，释奠则于学中行事而已。北魏以来，始有庙，然徒设于国学。后齐时郡学亦得立庙。唐贞观中州县学皆立庙，其后学废而庙独存，遂至有庙而无学。至是始复诏立学。故自庆历以后，诸州县率庙学并称。②
据其所考，我们大致可以把唐宋时期“庙”与“学”互相纠缠的历史概括为：唐代的“庙”依“学”而兴建，宋代的“学”随“庙”而复立。从本文所引的宋代有关记文来看，作者们也大体明白这样的历史事实，所以“庙”“学”关系会成为记文的一个话题，对“庙”的质疑也时有发生，至王安石撰《繁昌县学记》而获得最鲜明的表达，但总体而言，庆历以降的中国官立学校并未因此改变其“庙学”的性质，其收获似乎是撰写记文的人倾向于更多地关注“学”，而不是“庙”，换句话说，也就是“学记”的真正勃兴。不过，毕竟孔庙祭祀之礼仍被继承，故后世也继续产生“庙记”“庙碑”，并未被“学记”所取代，而且元明以降，题为“庙学记”的文章比宋代还更为多见。
对照王元启梳理的“庙学”历史，笔者以为，可以就宋代“学记”的渊源问题加一点补充说明。正如刘成国先生所考，题名“学记”的文章在唐代已经存在，他找到的最早一篇是作于大历九年(774)的梁肃《昆山县学记》，而且该文还自述“昔崔瑗有《南阳文学志》，王粲有《荆州文学志》，皆表儒训以著不朽，遂继其流为县学记”，明确表述了这个文类的渊源③。专就“学记”而言，这当然不错，但如果考虑到“庙”“学”关系，则在唐代“庙”依“学”兴之前，汉魏时期的崔瑗、王粲所记的学校未必伴有孔庙，其就“学”而记“学”，殊为自然；但梁肃所记，观其全文，可知已是“庙学”，这样的记文题为“庙记”还是“学记”，未免有些偶然性，往往出于作者个人的偏好，或一时之习尚。而到北宋“学”随“庙”复之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记文作者的关注点从“庙”逐渐转向“学”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宋代“学记”作为文类的真正形成过程。若在这一过程之中考察王安石的《繁昌县学记》，便不能不许可其意图在理论上摧陷廓清的努力。然而，对“庙”如此反感的王安石，身后却被图像于孔庙④，亦可谓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