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老师晚期的学生，与早期的学兄和学姐们相比，在他那里受教的时间不能算长。但是，陈老师在人格与思想上对我有终生影响。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当时我作为年轻人很难完全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经验以及文化知识的日积月累，才有所体会和理解。

陈老师的学术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新陈代谢”，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非常具有时代意义和进步意义的命题。近代中华民族在摆脱殖民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以及外来的侵略与压迫的同时，也必须实现民族与国家的近代化。陈老师提出“新陈代谢”思想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民族和国家百废待兴，要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是人民的共识。在此情形之下，对于西方冲击之下近代历史的曲折发展的理解就成为大家重新思考的问题。“新陈代谢”的思想，包含的内容丰富而且深厚，它并非简单的政治以及经济层面的考量，其实所关注的是近代社会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所发生的诸多嬗变，牵涉到许多方面，如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社会意识和习俗的变化，社会生活如服饰、饮食、称谓的变化以及语言词汇的变迁等等，这些是以往历史学者很少关注的。但是，在陈老师看来这些论题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我个人体会陈老师的思想受到进步主义观念的影响，他基本上是以一种积极的和正面的立场来看待近代社会的变革的。

关于“新陈代谢”思想的丰富性，学兄们以及许多学者多有讨论，我想谈的是对我个人思想的启示。1986年，陈老师主持重印了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一书，并为重印的版本写了序言。蒋氏此书，一开始就将近代中国的命运放到了在西方冲击之下的近代亚洲历史的全景之下来思考，他谈到了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以及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再联系到近代中国的变革。并且指出：“近百年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乡土观念而组成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是有前途的，不能的话，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世界上，一个国家能够接受近代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陈老师在重印此书的序言中指出：“要向西洋人学习，改变中国过时了的事物，这是从林则徐以来逐步认识的道理，开始从科学技术着眼，然后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社会改革，由此而有‘近代化’的总体要求和呼唤……要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是历史的逻辑，蒋廷黻从历史的推进中感知了这个逻辑，所以也就触及了近代中国这个总体的要求。” ^①

陈老师在给我们讲述近代中国历史的时候，从来不把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面来看待，他注重西方近代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西力东渐的问题，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放在比中国的单一国家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面来观察。我至今记得而且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讲课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专门谈到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荷兰与英国使节的来华等鸦片战争以前亚洲大背景之下中西交往的细节。他关注与殖民主义有关的许多问题，诸如不平等条约体系、租界与沿海城市的近代化(比如市政和路政)、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基督教会的影响、近代外交体系的建立和国际公法、在西方影响之下的近代中国的新式工业企业的发生与发展、旧的行会与近代的商会之间的关系等等。对于日本的问题他也十分关注，特别提到如留日学生运动与近代革命的关系以及从日本发展到中国的一些新的词汇的出现及变迁。

我在后来的学习、思考和阅读中，逐渐地体会到陈老师的思想的深刻性和进步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谈到的这些问题在亚洲近代史上具有普遍的意义。比如西方列强施加给东方民族的不平等的条约体系，近代日本幕府末年和明治维新初年就已经出现，日本还将这种条约体系施加于朝鲜；而且，中国与日本在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又有互动和联系，因为西方列强迫使日本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的心情和痛楚与中国非常相似。因此，中国的历史命运促使他们反省体察，并思考自己民族的出路” ^①。又比如租界的问题，这也不是近代中国所独有的，在日本的长崎和神户，都有专门的博物馆展示近代日本沿海地区的租界的丰富的历史，其中有许多非常形象具体的文物制度的展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又比如买办阶层和教民阶层的出现，“这是非常畸形的新物……两者都与西洋人结缘，不无民族异化的意味。世人嗤之以鼻诚为事出有因。但是一种结果会引出另外一种结果。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代表和近代企业的著名创办者，不少正出自买办当中……而西方的科学以及文化知识能以日深月广的规模传入中国，也往往得力于信奉洋教的人们” ^②。其实，亚洲国家在与近代西方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和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都出现过类似的社会阶层，在印度、越南、日本等地的通商口岸都有一些接受西方教育、在思想行为上以及贸易关系上与西方相当密切的人物，其实他们的思想也相当复杂，并非单一层面，既有对于西方的认同、学习甚至媚外的心态，又对西方人的傲慢与民族偏见心怀不满，有民族自尊心的流露，由于他们与西方的贸易体系发生了最早的接触，所以后来他们在本国发展自己的近代工商业的时候，他们所学习到的知识都发挥了作用。任何殖民主义要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秩序的时候都有赖于这些与他们接近的当地人的合作，这些群体其实是有研究的价值的。又比如与西方的通商制度的建立，亚洲各国虽然都有各自的情况，但是也有共同的特征。在近代早期，中国自乾隆中期逐渐在广州形成的通商制度，与日本近代早期在长崎设立的出岛与荷兰人通商的制度，两者是非常相似的，都是由当地的政府设立指定的官商机构，有买办以及通事参与并将外国的商人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里面且规定在特定的时间进行贸易；又比如基督教在亚洲传播的问题，从近代中国一直可以延伸到更早的时间(16—17世纪)以及更广的范围(日本、越南、印度等地)。天主教和新教分别在16世纪和19世纪来到亚洲，引发当地社会以及文化观念的变迁甚至冲突，禁教与教案的问题、传教运动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教会与租界、教会与近代文化教育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都有关系，可以连带在一起加以研究。基督教在所有这些国家有过基本上是相同的传播经历，同时也遭遇了不同的反应。基督教一度与亚洲上层的统治阶级也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以中国与越南为例，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新的统治集团如国民政府领导层以及越南南方的吴廷艳政权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新教或者天主教会有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政权在20世纪中期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中都被推翻了，但是他们与教会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另外，陈老师还让我们注意社会意识、社会时尚、语言以及词汇的变迁，因为新的词汇往往是伴随着新的事物出现的，从语言以及词汇的变迁可以看出近代社会的变迁。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近代的中国社会，而且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亚洲甚至世界各地出现的所谓“克里奥语言”的现象。

陈老师才华横溢，文笔流畅而优美。他除了史学以外，还注重文学和哲学，还有社会学，他的一些论述可能还属于人类学的范畴。他无论在知识的结构上还是文字的表达上都是浑然天成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论述史实的时候没有空洞的教条或说教，也没有繁琐和累赘，所引用的史料种类繁多，而且异常贴切，见解也十分深刻。特别是他观察历史发展的时候用动态的眼光，其历史著作中充满了“变迁”或者是“嬗变”的观念，这是真正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我记忆中的陈老师，是非常令人愉快甚至快乐的，他的脸上时常浮现着真诚的笑容，他总是把世界上正面的与美好的事物带给我们，尽管他本人经历了许多坎坷。我记得赵人俊先生写过一篇描绘中秋节老师请我们大家吃月饼的事情，充满了真情的流露和场景的再现。他的生命的观念既是进步的也是向上的，他能够以“新陈代谢”的观念看待历史变迁，也能看待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他鼓励年轻人多写作，力荐同学多发表文章，由此建立自信心——信心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是多么重要啊！他喜欢与青年在一起，用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青年。一个个体的生命不能控制另一个个体的生命，但是生命能够影响生命。他推荐给我们许多好书，我个人记得除了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以外，还有冯友兰先生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以及《三松堂自序》，这些书籍是让我终生受益的。他尊重每一位同学的个性，立足于发扬他们各自的长处，并不将具体的学术观点强加于同学或者他人，而是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影响他人。我记得他不太限定同学写论文的具体的题目，而是通过讨论启发大家的兴趣，从而对论题的重要性形成共识。陈老师还非常注重教课，每次上课以前都有认真的思考和备课，当他沿着种植着垂柳的丽娃河畔步行到教室上课的时候总是说“思想在飞翔”。我记得不只一遍地听他讲中国近代史，每一次都不一样。他不喜欢重复讲旧的东西，喜欢将新的思考与同行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分享，从分享中得到快乐，而他的思考和追求永远没有停止过。这些高贵的品格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