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旭麓先生的思想和史学三十年来已有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面世，值得后学不断揣摩、思考和学习。不过，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在此正值“一世”的当口，我们或需要对先生的思想和史学做一次再整理和再考察，以能在“下一世”有准备地出发。当然先生的思想和史学体大精深，限于篇幅，下文只能就两个问题稍作阐发和讨论，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 成为“中国”史学家的因缘先生之思想和史学的形成有时代的共同特性，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人生际遇，共同特性与独特际遇的结合令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史学家，而目前对这些因缘的关注并不多。
就时代的共同特性而言，民国时期确实出了不少史学大家，这些史学天才“成群地来”实和他们经历过多次“时代剧变”有关，这种共同特性大概前无古人。在民国之前读书人经历过一次“改朝换代”已属难得，因此他们经常形容遭遇鼎革是天崩地裂。而民国不少史学家如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傅斯年等都经历过三次政权更迭(1911年、1928年、1949年)，两次世界战争(“一战”、“二战”)、两次全国性战争和若干次地方性但有重大影响的战争(如1924年江浙战争)。
先生虽然出生较晚(1918年3月)，但也经历过两次政权更迭(1928年、1949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一次不亚于革命的时代剧变(1978年)。这些对于先生个人和家人来说是经历了家国溅泪和颠沛惊心，但对先生作为史家来说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贵经验。如先生八岁时就已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且是在革命风暴的中心地区——湖南经历的：
我开始读书是在一九二六年，正是大革命胜利发展时期，我们那个闭塞的乡村里，也开办了小学——一个教师的小学……这时湖南的农村是非常不平凡的。农民协会统治了农村，天天开会斗土豪劣绅，热闹得很。①
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大事件发生时，先生也是亲历者、见证者以及后来的书写者。这种多次、多重的与“时代剧变”相遭遇，让先生谈近代史就有了研究史和生命史的双重意义——研究作为名相，生命作为实在；研究作为外放，生命作为底色，由此先生笔下中国近代史的纵横捭阖就有了坚实牢固的杠杆和收放自如的力矩。以先生谈“五四运动”为例，先生说：
辛亥革命后的山重水复是“五四”运动兴起的背景，“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后有国共合作，而后有五卅运动，而后有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它的伟大意义将这样历史地表达出来。①
这种把五四运动放在一连串“时代剧变”中去谈，并由一连串“时代剧变”来凸显五四运动之伟大意义的精妙思路，大概正和先生生命中对中国近代的一段段历史已经“叩其两端，知其过程，了其演变”紧密联系。
就先生独特的人生际遇而言，我们会发现先生的人生和民国那些喝“洋片儿汤”出身并以此自诩的史家不同。据沈渭滨教授为先生作的《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稿》，从先生年轻时的辗转活动范围看，从出生到16岁先生身在湘乡农村，16岁到20岁在长沙城内，20岁到25岁在贵阳城及其周边，25岁到27岁回到湘乡，27岁到28岁在重庆，28岁来到上海。
从先生的教育经历看，先生早年没有上过小学，也没有上过初中，读的是私塾、念的是线装书。在长沙，先生进的是孔道国学专科学校，校长翰林出身，教师中有举人也有秀才，课程则是经学、史学、理学、小学、地理等。之后先生报考无锡国专，写的文章题目出自《易经》，还颇得东南大儒唐文治的欣赏。
这些都提示我们先生在28岁之前看到的中国和35岁前辗转无锡、苏州、厦门钱穆看到的相似，是一个切实、亲近和有味的“所见之中国”。日后先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任教，但他与真正的中国农村有水乳交融的联系，在广袤的中国内地有真切的见闻，对经典的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学习和探研。因此早在1949年，先生就已指出：“学生虽然念过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任何一科，对中国实在的政治、经济情形或社会现状，往往仍是茫然的。” ②
学生们的茫然映衬出先生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不茫然，正是在这“不茫然”中先生成为了一个越来越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史学家。
二 中国近代史的“两面作战”中国近代史和其他中国史学科相比较其实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起点大概只能上推到20世纪30年代。因此，从先生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伊始，就遇到了“两面作战”的情况。
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古代史相比，历史较短，传统较浅，研究积累较少的中国近代史还不太被人看做是一门真正的学问，中国近代史怎样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而存在具有相当的紧张性。如有调查就指出：
我国目前的历史科学中普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倾向。例如：厚古薄今，只专不红；史料重于泰山，理论轻如鸿毛；对繁琐考据津津乐道，把马列主义放在一边。③
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负担着不只是学术研究的任务，“政治标签”特别醒目，这就让如何讲深讲透中国近代史，不让其等同于政治宣传，而远离了学术，成为了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如有人就批评当时的中国近代史课堂上：
讲稿及讲课中，没有系统性，既不能与中世纪史联系起来，也不能接上现代史，不能给人以发展的线索。如对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特点讲不清楚，将来如何讲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呢？①
对此两面，先生的思考是长期和延绵的，并不局限在改革开放之后，早在1960年先生在给吴玉章先生《辛亥革命》作的书评中就已经指出：
目前我国历史界有了两个相当突出的现象，这就是：许多论文只顾堆砌史料，并不根据史料提出新的观点；许多论文曲解史料，强迫它们来证明自己的观点。②
这段话明显体现出先生要做的中国近代史是向两面作战的：既不能“堆砌史料”，也不能强史料以就观点。如果说1960年先生还只是提出了初步的想法，那么在1963年先生与李道齐先生合作的《论“史论”》一文中就系统论述了应该如何“两面作战”。这篇文章已收录在了《陈旭麓学术文存》中，但因为先生的成果非常厚重，仅当年还未搜罗齐全的《文存》就已多达1420页，所以此文的价值多少被研究者所忽视。
文章和三年前对吴玉章书的评论相似，提出“史论要体现‘今’的时代要求，又要不违背‘古的历史时代’”。如何体现“今”的时代要求呢？先生指出：
论史要有依据，要有必要的引证，所以有人说，史学家惟恐一字无来历。这说明历史上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要掌握丰富的资料，不容许杜撰和臆断。但不是说依据等于引证，要有依据，就是满纸引号。现在有些史论动辄两三万言，引号数百个。③
从日后著述看，先生确实贯彻了这一“引证必要”的思路和写法，先生引用史料总是极精练和克制的，但同时从文字和纸后又能读出先生对史料是大范围阅读和吃透的。
如何不违背“古的历史时代”呢？先生的一些话放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毫不过时。先生说，“第一，不能移古就今，把古代的人和事现代化了；第二，不能把现代的东西往古人头上硬套，移今就古，视今天的许多概念为古已有之”；“从史和论的关系来说，是先有史而后有论，不是先有论而后有史，论是从史的分析综合的结果” ④。这些话清晰地表明了先生日后治史的另外三个特点：
第一，先生不仅知中国近代史，而且知中国近代史的“前史”，从《论“史论”》中就可以看出先生对历代典籍十分熟悉，已达到信手拈来、随心运用的程度。
第二，正因为先生自幼就熟读经史，对整个中国史有通贯性的理解，因此先生虽大致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但他对中国近代史上新旧的羼杂和反复有极其精到的论述，远非进步史观所能囊括，这些观点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和《浮想录》集其大成，但20世纪60年代已初步成形，先生说：
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发展的复杂性，许多事物都处在转化的过程中，常常是新的在成长，旧的在挣扎，而新的要排除旧的，旧的又拖住新的，扭做一团，难分难解。⑤
第三，先生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其历史叙述相结合，但又不生搬硬套，僵化使用，不像同时代的一些史学研究者，文章和书籍“只是经典作家某些论断的详细注释”，“个别的大量引用经典著作的语录；甚至并非论断性的片言只语，也加以引用”，因为当年“凡引用经典著作的话，都用黑体字排印”，以致“有些版面只见黑黑的一片” ⑥。
略讨论以上两个问题意在提示目前对先生的研究或过重于先生在改革开放后的“转折”。其实任何“转折”都不会抹去前面的路辙，而如此强调“转折”多少也都带有一些对“十七年”史学(1949—1966)的轻视和忽视，由此从“察其开端”中探讨先生一生延绵不断的“浮想”，或是吾辈后学今后可持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