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先生早年就读于湖南湘乡乡间私塾，后负笈省城长沙，入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及内迁长沙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专修国学，熟读经史，可谓学有根底，但他没有选择国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先生大学读的是历史社会学系，逐渐“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更醉心的是古代史，其“少作”《初中本国史》《司马迁的历史观》等，亦大多属于古代史范畴，但他最后没有选择古代史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即转向近代史，“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 ①。此后的岁月中，先生便在“朝夕思辨”中孜孜求索百余年来民族苦难的症结，并在“文革”后的严峻反思中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最终完成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构。
一五四前一年，即1918年，陈旭麓先生②诞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名叫白源湾的乡村里③。湘乡是理学之乡，重教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大约在1926年，先生入白源湾新办的小学发蒙。不久，学校停办，乃转入旧式蒙馆，后又转学到另一所层次较高的私塾，开始接受传统经史诗文的熏陶。
1934年秋，先生离开湘乡，负笈省城长沙。自清季以来，长沙就已逐渐成为湖南的新学中心，有不少新式学校，传授新学课程。但此前先生一直就读于私塾，所学与这些新式学校相去甚远，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先生抵长沙后并未入新式学校，而是进了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孔道国专自以倡导国学为务，校长为前清翰林彭清黎，教师多为前清举人、秀才，思想偏旧，但国学确有造诣。先生在孔道国专首尾三年，其间于研读经史子集之余，曾与十来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诗社，名叫“一社”，取古书上“天下定于一”之意。每当三月阳春，十月金秋，三五同学，登岳麓山，游天心阁，骋目畅怀，分韵赋诗。这些诗作后曾结集石印，名曰《一社集》。①
由于孔道国专并未在教育部立案，直接影响毕业证书的效用，因此先生从孔道国专毕业后，又投考刚刚内迁到长沙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无锡国专早已在教育部立案，由唐文治主持，声誉远在孔道国专之上。先生后来回忆说，当年前往报考者有四五十人，他名列前四，还曾受到唐校长特别约见。但先生在无锡国专时间不长，1938年春因得时任大夏大学秘书长的乡前辈王毓祥介绍，即转往已内迁贵阳的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读，一年后因故转入历史社会学系②。由此，先生从国学转向史学，这是先生学思历程中的第一次重要转向。
进入大夏后，先生开始系统接受现代新史学的严格训练，并在梁园东、谢六逸、姚薇元、何惠廉等名师的引导下，接触和阅读了不少“进步的社会科学书刊”，眼界大开，逐渐以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的历史变迁。1942年4月在文通书局出版了第一本书《初中本国史》③，同年7月又在《贵州日报·文史(周刊)》头版发表了第一篇“具有学术意义的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④，还曾用“嗡唵”、“老陈”等笔名写了一些杂文和随笔刊载于《贵州日版》的副刊。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多见，但那个时候先生似乎志不在学问。他后来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回忆说：“毕业前夜，我所考虑的，不是面向社会，而是个人出路。曾经和同学们谈到创办中学的事，也打算利用家庭资财回湖南办印刷所，以为教育文化事业比较清高，没有官僚机关那样污浊，而且一样可以在社会上建立自己的条件。”⑤在另一份自述材料中，则干脆说，他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文教界打下一片江山。先生所作《黔灵山寺中戏着袈裟摄影》一诗颇能反映他那时的抱负和理想：
会首前程笑拈花，儒冠今欲换袈裟。
眼中一滴英雄泪，要渡苍生百万家。⑥
“要渡苍生百万家”，这是何等豪迈的志向！可是，对于一个“初出大学门毫无凭藉的青年”而言，实现这种志向又是何等不易，更何况身处乱世！这一点，先生一出校门踏入社会，就切身感受到了。1943年2月从大夏毕业后，受聘担任贵州修文县立中学校长。原以为可以以此为起点，一展怀抱。但他到任后，很快发现那时的修文“几与外界隔绝”，根本缺乏发展前途，再加上先生因拒绝在校内讨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而被有关当局视作“共党嫌疑”，仅一个学期，先生就辞职，回老家起陆中学任教。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攻占长沙，进逼衡阳。湘乡地处长沙、衡阳之间，自是一派兵荒马乱。先生携家人，一路逃难，经邵阳，且住武冈山门。到1945年3月，湘乡一带战事稍平，先生乃送家人返乡，自己只身一人，出湘西，顺乌江，入四川，抵重庆，在抗日烽火中颠沛辗转，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先生说这是他“最彷徨的时候”。
从大学毕业到离湘入川，三年中，先生在个人的事业方面几无尺寸之进，似乎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但漂泊的生活也使先生对社会的现状和民间的困苦有了更切近的了解，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先生在入川途中，口占《乌江船上》一诗，就强烈地发抒了这种感受：
杂花犹绕树，江上已春残。
水急千寻石，云深两岸山。
居民无完服，破屋每三间。
休道风光好，西南物力艰。①
1945年5月，先生抵重庆后，借住在一个同乡的商店里，后经两位大夏同学介绍，到赣江中学任历史课教员兼训育主任。
赣江中学系旅渝江西同乡会所办的中学，设在离重庆市区六十里的冷水场的一个庙里，有三百多学生。当时，形势动荡，校纪萧然，高年级学生中不少是袍哥的成员，常常无端滋事，酗酒斗殴。先生既兼任训育主任，自然对校纪校规负有责任，因此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整顿校纪校风，严厉训斥那些无恶不作的学生。但被训斥的学生却不买账，怀恨在心，公然在校内贴出大标语：“打倒陈旭麓”。校方对此置若罔闻，先生一怒之下，辞去教职，返回重庆。
辞去赣江中学的教职，先生再次失业。就在先生为生计奔波之际，先生得知当年曾经荐举过自己的王毓祥正在赤水，且已升任大夏大学副校长，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诗一首，语多问候，实系自荐。王本来就欣赏先生才华，1946年初由赤水到重庆办理大夏大学“复员”手续，便委先生以校长室秘书之职，协助办理大夏大学返沪事宜，并参与编纂《大夏周报》。就这样，先生重回大夏。9月，随大夏大学全体教职员一起乘华泰公司的轮船顺江东下，10月26日抵沪。后来他曾以《江上秋风》为题作文，详细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有“细剥核桃数浪花”的悠闲时分，更有“和平安得戢兵氛”的沉痛叹喟！
重回大夏，并随大夏复员上海，是先生个人事业的重大转折。虽然到上海复校后，先生最初的身份仍是校长室秘书，主要负责校友的书信联系②。但不久即被聘为讲师，后专任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课程。1949年2月起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1949年5月，上海解放。秋季开学，先生同时在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但身份不同，在大夏是副教授，在圣约翰则是教授。而在时人心目中，圣约翰是上海顶尖名校，大夏逊其远矣，在彼为教授而在此仅为副教授，先生当然不满意。尽管如此，先生毕竟结束了毕业后的一路颠沛和彷徨，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和可以挥洒才智的广阔空间。
先生本科专业是历史社会学，重回大夏后讲授的是“中国通史”等课程，照理先生应该可以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了，以先生在大学时代就已展露的才学识和旧学根底，是完全有能力在史学上成就自己和证明自己的。但那是一个天地玄黄的时代，相比于学术研究而言，在一派混沌中为民族国家找到一条前去的路，是那个时代知识人更关心更焦虑的所在。正是这种关心和焦虑，促成了知识人的转变。先生曾在1947年10月发表的一篇时论中探讨过知识人在抗战中及其胜利以后的转变，其中写道：
抗战期中以至于胜利以后，知识阶级的社会意识，有一个大大的转变，好些象牙之塔的学者，因环境给予的刺激，走上了时代的道路，如闻一多先生本是一个连报都不愿意看的学者，竟积极参加民主政治活动，即其一例。美国教会世界服务社理事长穆斯博士游历远东返国后谈：“中国除共产党外，尚有不少自由份子，彼等不能参加蒋主席所领导之政府，故有单独发动变乱的可能。”穆斯博士的观察，有部分的道理，在中国知识阶级的领域中，无疑的有大量的自由份子，他们不愿走入共产党的集团，更不满意政府的一切，他们拥有舆论和民气的反抗力量。大概穆斯博士所见到的，便是国共以外的许多自由份子以及五月间学生运动的表现。这许多自由份子，固然怀着满腔热血，但是欲单独举起革命的旗帜，是不容易的：一则缺乏坚强的组织，再则没有革命手段的武力，并且愿意挺身出来干涉政治的自由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究竟太少，这是中国的中庸主义在作祟。但是他们虽然没有革命的力量，却有左右社会的影响。如果国民党能够领导政府突破当前的难关，实现中山先生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以达到民主的道路，则这些自由份子正是民主的新血液；如果政府继续腐化恶化下去，他们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将有走入左方革命集团的可能。不可否认的，此种现象，已日趋显著。①
这段话虽是就整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变而言，但其中无疑也包含了先生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实际上，1940年代末先生的个人立场正是沿着上述的轨迹渐转的。
大概从大学毕业始，先生在求职与乱离之中对国事的蜩螗、社会的板荡、生民的艰窘有了切肤的感受和直观的认识。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先生在陪都重庆的时候，便热情参与各种政治性集会，经常聆听社会各界精英的演讲，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报刊，先生的视野更开阔了，对政治现实的认识更深入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怀更深切了！这种变化，使先生非常自然地与那些批评时政、急切地为民族寻找去路的言论产生强烈的共鸣。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召开。重庆各界为促成会议成功，每天晚上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会议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先生常前往聆听，其中王若飞、郭沫若等人的演讲，以及国民党特务的现场捣乱，均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日后回忆说：“王若飞同志那胖胖的中等身材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而特务们的怪叫和飞石，更增加了我对国民党的卑视和愤慨。” ②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人在校场口隆重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国民党当局却派遣特务、党棍，冲击会场，抢占主席台，殴伤大会主持人和演讲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章乃器等六十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校场口血案。先生恰好在场，目睹当局的暴行，义愤填膺，连夜疾草《目击者》一文，刊诸重庆《民主报》，发抒了一个血性青年的爱憎和愤鸣。事后，先生拟以此为题材撰写一本专书，并拟定了书名和提纲：书名为《胜利了以后》，提纲共分十章：(一)胜利的鞭炮；(二)所谓“受降”；(三)毛泽东到了重庆；(四)双十协定；(五)内战！内战！内战！(六)赫尔利走了；(七)学府的血；(八)政治协商会议；(九)沧白堂与校场口；(十)历史往哪里走。这本书后来虽没有写成，但从先生拟定的书名和提纲可以看出，先生的个人立场与思想倾向已开始趋向激越了，以致连他在赣江中学的同事都以为他是“出色的地下工作者”③。
从重庆到上海后，先生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性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众多活动，以及席卷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反美扶日等政治示威，并与几个大夏湘籍同人一道创办《潮声报》，上海解放前夕还联络部分志气相投的教师发起组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等。但是，先生并不仅仅只是参与一些实际的政治抗议活动，更以巨大的勇气和胆识致力于从理论上探寻国家灾难的根源和民族可能的去路，成为那个时候在黑夜中呼唤光明，为新中国催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先生并不是一个政论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观察和思考，以及由这种观察和思考转化而来的言论和文章，往往不受那种就时事论时事的一般政论模式的约束，而具有一种总揽全局的气度和恢宏廓大的视野，其论旨的鲜明，思辨的神采，理路的圆融，论说的通透，文字的畅达，均明显有别于那时的言路中人，自成一格。虽然先生那时还不足三十岁，但年龄丝毫不影响他文章的深度和笔锋的犀利。他所撰写的时论《我们向哪条路走》《暑假话大学》《戊戌维新论》《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论学生运动》等等，均发表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观察》《大公报》《时与文》《展望》等报刊的显著位置上或在目录中以粗黑体标出，充分地显示了这些时论本身的质地和分量。先生以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在当时上海这个时论高手、写家云集的中国自由言论中心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实为不易！
那个时候，中国的局势已届山尽水穷，但国共内战依然处于混沌和胶着状态，根本看不出丝毫罢手的迹象，和平的诉求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徊惶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谁都渴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谁又都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因为各有去的方向，你不同意我走的，我不同意你走的，互相阻挡，拥塞在这交叉路口，乱作一团，开交不得。就是残存着指路的标记，也被血肉涂抹得看不见字迹了。”先生在一篇《我们向哪条路走？》的时论中写道：“中国历史上遭遇了空前的比期，也是整个民族的一次大考试。这考试是否可以拿着及格以上的分数，突破两千年来的因袭，还有待我们的努力。”在这篇时论中，以一个“自由份子”的立场，相当透辟地分析了各种去向的阻力和可能性。他认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不外“武力统一”、“和平统一”、“革命统一”三个去向。所谓“武力统一”，也就是剿灭政策，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待反对势力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先生认为国民党实际上正沿着这条老路走，“重庆谈判”、“政治协商”等等一切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内争端的方案，“实际上只是有权者的遁词，拿政治来搪塞，做做美丽的幌子而已”。但问题是当时国内国际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剿灭政策因为自己和环境造成的牵制，非但无法奏效，“反给予反对势力一种生存发展的保障”。因此，国民党想借此保持过去的光荣和现在的面子，换来的将是“更难堪”的结局。最好的结局，当然是“和平统一”，通过和谈，尽快结束战争，组建联合政府。要使这一去向变为现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怎样使历史传统的个人军队或政党军队变为国防军，怎样使一党掌握或独裁的政权走向民主的实践，才是症结之所在。先生对此不抱任何的希望，他认为，要使两个独立的武力集团融合在一起，而且融合之后，不是一的扩大，而是数学式的一加一等于二，除非出现奇迹！至于“革命统一”，虽然那时的中国不但有着革命的事实存在，而且也有了革命的恐怖心理，但革命意味着暴力，必然受到种种现实的限制，尤其是抗战八年后，人民实在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他们所祈求的是过些和平的日子，厌战的心过于望治之切，视革命为畏途。所以，先生认为，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一处不是火药库，但革命尚未瓜熟蒂落。先生对腾传一时的所谓国共分地而治、各据半壁以自雄的主张亦极不以为然，虽然历史上曾出现过南北朝那样的对立局面，但那是统治权的斗争，“与今日政权和民主的争取大异其趣”，而且，“当前的形态是错综复杂的，被不同的信仰和势力打破了固定的空际范围”，中共建立的边区在陕甘宁，但其势力并不限于陕甘宁，即使在极南的广东和海南岛也有他们的势力，就是政府自身也未必尽是真正的政府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战争或和平的两个途径，战争则包括剿灭和革命，和平则不出联合政府的范畴，绝不能有不战不和的执中办法。”和平，固然是人人翘首以盼的，但是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所以产生的革命力量无法使革命一气呵成。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希望‘变’，彻底的‘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力，和衷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的安排。”先生当然是反对战争的，但实际上中国除了战争之外，并不存在另外的选择。所以，先生在文章的最后无奈地说：“人民是迫切地祈祷和平，希望尝一点安宁生活的滋味。如果和平不可急得，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安祥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若战争徒惹成长期的纷乱，打个你死我活，依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从和平求出路，则目前一起的决策需要有智慧者的重新考虑，不要让历史铸成了不可收拾的大错。”
在“武力统一”、“和平统一”和“革命统一”三种去向中，先生似乎更寄望“革命统一”。他在几乎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时论《中国还需要革命》中，进一步申论中国“革命的必要”，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的集中，战争与饥荒的绵延不绝，土地问题的日趋严重，“官逼民反”的层出不穷，在在表明，中国已经面临“这样一个积重难返而又万分需要革命的时代”。因此，他认为“今日不谈改良则已，欲谈改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使这个僵化的社会有新的转机”。但究竟“谁能担当革命的重任”呢？先生认为，能担当革命重任的，不外三种力量：一是国民政府，二是自由知识分子，三是握有武力领导革命的中共。先生分析了这三种力量各自的可能性之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阶级意识，大资产阶级不论，商人和地主式的小资产阶级，为了他们有足够温饱的享受，他们本反对流血革命，然而这阶级里的人，在官僚政治的剥削和内战的压力下，已有转变的趋势。……大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阶级及开明绅士，希望改良派的社会主义者或革新派抬头，如果国民政府能够达到改良的目的，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正是政府的诤友；可是政府的一切设施，正与相反，益增加他们的离心力。改组后的政府，所谓混合内阁，徒增几个花瓶而已，其实质不变，一如往昔：物价依然高涨，官吏依然贪污，金融依然无法调整，乱糟糟的情形依然无丝毫的好转现象。”这段话实际上已暗含着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需要革命，无论是政府来完成未完成的革命也好，共产党来革命也好。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如不能拿革命的手段刷新社会，则‘革命’必假手于人。可是你要革命，你要和平，人家都不点头，结果革命也不能，和平也不能，就演为现在你打我、我打你的局势，这局势要维持多少日子，刀柄又拿在别人手里，可以痛哭流涕者在此。”就是说，革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但在尽快结束纷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前提下，究竟由谁来主导革命，先生并无成见。
先生的言论多析理居正，且富有见地，显然已引起舆论界的关注，许多民主人士或进步团体组织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先生常在被邀请之列，与上海的知识精英们一起就国内局势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这些座谈会上，先生多慷慨陈词，畅抒己见，即使因故无法出席，先生总尽可能以别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譬如，1948年9月，《中建》杂志(北平版)在上海邀请一批进步教授座谈“当前的学生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先生正卧病在床，本可以不表示意见，但接到邀请后，先生依然在病床上写下并提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其中尖锐地指出：“‘当前学生问题’，并不是学生本身真的有什么问题，青年永久是纯洁热情而前进的。问题的症结是在今日政治社会及教育的失调，数十年来的执政者不能辞其责任。我们试回想战前的学生运动，要求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五四时候的学生运动，要求科学和民主，然而当时也与今日一样认为学生有罪，事实证明到底如何！陆放翁有句诗：‘万事莫如公论久’，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条定律。” ①这段话虽然非常简短，却掷地有声，特别是它写在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过激青年”的过程中，就尤其需要勇气和胆识了！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先生为《大公报·星期评论》撰文，就曾严词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学校当局处理所谓“有思想问题的青年”或“过激分子”表示强烈不满，他在文章中写道：“不可否认的，二十年来的教育，政治的压力多于教育的启导。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悦诚服也，力不足也。’教育不能启迪青年，而用政治的威力，这是党化教育的完全失败。其实不满现实的过激青年，除极少数或含有政治的因素，大多数都是优秀而纯洁的分子。我们毫不珍惜青年的前途和社会未来的需要，凭一时的意气，断送其求学的机会，衡之教育本旨，未免背道而驰。就是这样严密的防范，何尝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因为学潮的产生，并不是青年本身的问题，问题在青年正义的呼声里，就是整个国家症结之所在。如果不解决症结的本身，而禁止说出症结的声音，何异慈禧太后不许太医说出同治帝的花柳病，结果同治帝的病情怎样？况且青年的思想有无毒质，既不能从血液中去化验，也无法用显微镜去透视，入学之始，何从知其向背。事实上思想行动，往往随环境为转移，在合理而顺适的环境里，青年可驯若羔羊，一旦受了刺激，羔羊也可变成怒吼的狮子。”②
先生那时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或其他政治性的派别，但他日趋激越的批判姿态表明，他已开始逸出“自由份子”的轨迹。那个时候，“自由份子”的言论已引起当局的不快，像先生这样肆无忌惮的越轨抨击就更为当局所忌恨了。南京三青团主编的报纸就曾大肆攻击大夏大学的进步教师，称他们为“群奸”，特辟《大夏群奸谱》，先生被列为第二名，大有欲灭之而后快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先生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一直提携先生的王毓祥副校长，也特别关照先生要注意安全，不要再到学校办公。先生被迫从大夏校园搬出，东躲西藏，以防不测，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这种“流浪”生涯才告结束。因言论或行动而受到当局追踪和绞杀，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但这种追踪和绞杀并没有吓倒正义的力量，反而加速地促成了“自由份子”的转变。
1949年后，随着政权的转移，整个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多元并存的教育系统很快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原先那种国立、私立和教会教育系统被单一的国家主导的教育系统所取代。这是一个关、停、并、转的过程。为了加强师范教育，中央政府决定，以上海的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一所隶属于国家教育部的新型师范大学，即华东师范大学，并于1951年暑假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十余位筹备委员之一，先生为大夏大学的改制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建而殚精竭虑。
华东师大成立后，先生出任历史系副主任，并开始专任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先生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中写道：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40、50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有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①
先生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学的是历史社会专业，自然也就将平生所学寄之于史，但初衷和立意却在求其有以用于当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史经世”当然，先生的“以史经世”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起初，他也是把治文史当作谋职业的手段，读书只为稻粱谋，后来慢慢地触摸到了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才倾向“以史经世”。②。先生早年的学思历程大体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一次是从国学转向史学，逐渐“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第二次是从“中国通史”转向中国近代史，“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这两次转向固然都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更关键的还是出自先生自己的自主选择。这种选择的背后，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关怀，它寄托的正是先生“以史经世”的情怀和抱负。
二与古代史相比，近代史是去今不远的历史，而在1950年代，则更是刚刚结束的历史，是大家共同亲历的历史，因而也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说它熟悉，指的是它去今不远且为大家所共同亲历；说它陌生，则是因为研究才刚刚开始，到处是未开垦过的处女地③。先生转向近代史以后，由于身兼不少繁难的行政职务④，再加上政治运动不断⑤，真正能够用于专业研究的时间非常有限。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根本无法进行纯思与实证的环境里，先生并没有放弃专业上的追求。一方面为本科生、进修生系统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并从1955年8月起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指导和培养专业研究人才；一方面引史抉义，纵横论列，致力于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先生的近代史研究从辛亥革命切入的，早在1955年，先生就出版了《辛亥革命》一书，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全书共分五章，依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渐次形成，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斗争，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取消，结论。全书扼要地论述了自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同盟会至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辛亥革命的前后经过，并对辛亥革命赖以发生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做了富有深度的透析，最后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与失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此书虽仅八万余字，但言简意赅，既具有一定的学理深度，又兼具可读性，因此，它于1955年6月出版后，倍受读者欢迎，先后重印十余次，发行量累积达十余万册，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普及、学科建立与深入研究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中确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框架，提出的许多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引用。此外，先生还发表了大量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仅在1961年，即辛亥革命50周年前后，先生就发表了近十篇相关的论文与书评，主要有《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论宋教仁》《寓褒贬，别善恶》等。其中关于新军与辛亥革命、革命党人的纪年及宋教仁的研究论文，均独步一时，至今仍无出其右。对学术研究而言，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更为重要，有无“问题意识”，事关研究者的取径，以及能否切中对象的要害！基于这种考虑，先生在《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这篇“有似研究提纲”的论文中针对当时辛亥革命史研究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分两个层面：一是就辛亥革命酝酿、准备、发展和成熟各阶段提出的问题，一是就贯串辛亥革命各阶段的若干方面提出的问题。前者包括：孙中山的早年活动及其由改良思想向革命思想的发展、兴中会的宗旨和成员的阶级分析、1900年的惠州起义与帝国主义(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系、1900年中国所处的形势，《辛丑条约》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和对清朝统治地位的削弱、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各个革命团体的综合研究和个别研究以至某个革命团体成立时间的考证，同盟会的阶级基础及其纲领的研究、特别是同盟会的土地纲领、关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1907年后同盟会的分化状况、光复会、共进会和同盟会的关系、铁路风潮和各阶级的关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和武昌起义的关系、武昌起义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对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各省独立的个别研究及其特点、帝国主义对南北议和的操纵、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政党大分化和大融合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后者包括：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辛亥革命和会党力量，辛亥革命和新军力量，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革命化，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评介，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辛亥革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先生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最知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之所在，因此，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全面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先生的意见不只是对学界同行的期勉，更在于对自己的鞭策。先生原本打算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并已草拟了纲目①。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不断，先生且为各种“俗务”所困，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克底于成。
辛亥革命史之外，先生关于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个案研究尤富“知人论世”的功力，率多见称于学界。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1950年代中后期发表或出版的《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邹容的〈革命军〉及其思想》《孙中山先生与〈民报〉》《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实践的矛盾》《“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60年代初期发表的《论宋教仁》《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思想》《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论冯桂芬的思想》及《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等。其中，论谭嗣同文从思想与实践相联系的角度第一次深入分析了谭嗣同思想的内在紧张，一直被公认为研究谭嗣同思想的代表作；论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诸文，则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并结合他们的家世及教育背景来探讨他们各自的思想个性及其局限，均为富有见地的拓荒之作；论冯桂芬、梁启超思想文皆系学术争鸣之作，既不苟同，也不护短，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及时代脉络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至于讨论五四前夜的政治思想及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两篇长文，以翔实的史料和清晰的理路系统全面地梳理和剖析了民国初年思想文化的复杂状况，首度从事实和理论双重层面缜密地追探和求证了民初思想文化的嬗递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由来，新见纷呈，极大地拓展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思维疆域，是先生于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之际奉献给学界的力作，也是“文革”以前研究民初思想文化的代表作。在这些广受好评的论作中，先生已开始逐渐地显露出一种融汇考据、义理、辞章于一体的学术个性。譬如1964年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就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学术个性。有关冯桂芬思想的讨论，曾是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北京、上海等地都进行过研讨，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文，先生此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力学深思的鸣辨之作。与其他研究者的文章不同，先生此文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的版本考订切入，仔细地排比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出入和差异①，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然后再根据它在19世纪后期的流传情况，以及时人对它的不同反应，“看它为什么人接受，又产生何种政治影响”，并以此来论证这部论著的“思想倾向”及思想嬗递的复杂性，开辟出一条从受众反应来反证文本内涵的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向。其考据的谨严，辞章的妥贴，理路的圆融，是那个时代的论作中极为罕见者。
先生是专任近代史教学的老师，除了上述研究之外，先生对近代史学科建设亦给予很多的关注。但是，学科的建设，又以确定学科的范围为必要前提。究竟应该如何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围，当时学术界分歧很大，但多数学者主张把近代和现代作为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为近代，以五四运动开始以后的历史为现代，教学用书更严守这个界线；当然，也有的主张自鸦片战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为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为现代史，即把原来划在现代史的前三十年归入近代史的范围。先生是后一种主张的积极倡议者和坚持者之一。1959年先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就提出“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的观点，认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是标示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示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中虽然有新旧民主的区分，却只是一篇文章的上下篇，而不是两个不同内容的题目”；“历史时期的划分，贵在标示历史链条中的环节，这个环节往往是带有全局性的，若干以片面的理由为依据，那么近代历史上的许多年份都可作为分期的标志。然而历史的自身却不一定承认这样的标志” ②。这些看法现在已成为近代史学界的共识。1958年冬，先生应邀参加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讨论会，会后，先生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与李新、孙思白、彭明、蔡尚思一起主持编写自五四运动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教材，这部教材原拟称作《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嫌其名称过长，乃改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据先生说，这个名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它作为近代史的下半部来处理的，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以区别于习称的现代史；二是作为整个中国通史的一个段落来处理的，它不仅要写革命史，也要写经济、文化和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因此以“时期”和“通史”等字样来区别于一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③。那个时候，五四以后三十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研究基础极为薄弱，所谓“既缺乏完备的资料，又很少成熟的专史” ①，即使是写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条件也远未成熟，更何况是写整个时期的通史！但由于五位主编各有专攻，可谓极一时之选，且又能齐心协力，互补短长②，因此，写作进展十分顺利。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奋战，以及五位主编的通力合作，这部四卷本百余万字的“通史”便次第完成，并陆续出版③。全书以革命的递进为中心，同时又以较多的篇幅兼顾经济、政治、文化及少数民族诸方面的历史，的确已具有“时期通史”的某些气质。此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也为五四以后三十年历史的研究奠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毋庸讳言，1949年以后，学术研究日趋而日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这种大趋势下，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不复存在，学术创造的自由空间和想象空间日趋逼仄。检视这段学术史，尽管表面上学术争鸣的气氛仍然相当浓厚，并形成若干全国性讨论与争鸣的“热点”，历史学界就有所谓“五朵金花”之说，但那基本上不是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并在争鸣中凝聚共识、逼近真理，而是事先预设了“绝对真理”，然后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绝对真理”而产生的内部分歧。就近代史研究而言，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架构的革命史叙事，逐渐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近代史叙事。尽管先生一再反对机械照搬和片面理解“经典作家”的“原典”，甚至以“绝对真理”取代事实的研究，主张以事实为依据，还原历史自身的复杂性，但就总体而言，先生上述研究并未脱出革命史叙事的窠臼。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也不可能了。先生先是与冯契、刘佛年一起被“造反派”打成“师大三家村”，不久又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1970年代初，经过数年的“斗批”和“审查”，先生终于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也就在这个时候，复旦大学历史系正在奉命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由于人手不够，乃商请先生到复旦主持编写工作。这套丛书以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单位，每个事件或人物一本，每本数万字至十余万字不等，于1972年开始陆续出版④。其间，先生还曾奉命组织“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小组”，主持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的整理，着手对盛档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和标校，并按专题汇编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丛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⑤
应当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先生已尽力了，但毋庸讳言，其中能够传之后世的论著终究是不多的。至于其他一些早先拟定且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计划，如撰写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及《梁启超传》等，也都无奈地搁浅了。这个时段正好跨过他从30岁到60岁的黄金岁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以他的旧学根底，以他的博学高才，以他的思辨气质，本来是完全可以取得更辉煌的学术成就的，但是，他和许多同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一样，遭逢了一个严酷的时代。不用说学术的相对独立性，也不用说学术研究绝对必需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就是学者自身的存在也都朝夕不保、难乎为继，又如何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造！1979年初，先生应《书林》杂志之请，撰写题为《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中国近代史读物。文中，先生写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虽然，近代史论著和资料书也出了不少，但要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处在政治运动的大动荡中，文网甚密，动辄得咎，对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的近代史，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要从近代历史的实际出发来写近代史，就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人为的障碍，欲说还休，甚至望而却步。所以过去出的许多近代史，成果固然有，却不庸讳言：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荼毒，儒法斗争的伪历史泛滥一时，更无科学历史著作之可言。如果像刑后的司马迁那样写《史记》，在《报任少卿书》中那样满怀愤懑，早就罪上加罪、不知所终了。”①
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过去了，竟难以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尴尬的呢！尤为可叹的是，先生的“尴尬”，远不只是他个人的“尴尬”，也不只是那时近代史研究的“尴尬”，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那时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整体现状。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文革”一结束，先生即在事变启导的反思中开始致全力于近代史的个性化重写，并在“老境侵夺”中迸发出巨大的生命能量和惊人的创造力，相继推出《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论“中体西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一系列“标志性文本”，最终完成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的构建。有关先生晚年的学术创造，多年前我在《苍凉的黄昏——晚年陈旭麓与新时期中国史学》一文中已有讨论②，此处不赘，仅稍作补充。
一提到先生晚年的学术创造，大家会自然而然地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挂起钩来，其实，除了这两本书，为构建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先生还进行过多方面的前期探索和努力。这些探索和努力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一)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1979年先生主编的《辞海·近代史分册》出版后，由于收词少(仅八百多条词目)，释词又过于简略，远不能够满足读者学习近代史的要求，上海辞书出版社乃商请先生再主持编纂一部容量更大、内容更丰富的近代史词典，以期呈现出近代历史“中外杂陈，新旧并列，既丰富多彩，又复杂畸形”的特征。经过三年的努力，由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终于编成，于1982年10月出版。这部共收了三千多条词目，其中既有大量反映时代特色的新词，有不少前代事物继续存在或正在演化的旧词，也有许多同外国有密切关系的词条。这就使得这部词典比许多同时代的近代史著作包涵更丰富的内容，“凡流行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专词大都收了进去，即不常见而在当时产生过政治社会影响的，如‘米饭主’、‘闱姓’、‘单片请安’一类词，或者在通常的近代史上罕见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如‘张文祥刺马’、‘杨乃武与小白菜’、‘杨翠喜案’一类词，也为之收录。以人物而论，共收1400人左右，包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科技、宗教、文学、艺术各界著名和有影响的人物，连八指头陀、王五、小凤仙这样的社会畸人也一并录入。有如《史记》之为‘游侠’、‘滑稽’、‘日者’、‘龟策’立传，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③这些词条都是此前的革命史叙事中被剔除或甚少涉及的，它们密集地出现于一部词典中，大大拓展了近代史的知识疆域。不仅如此，这部词典在释词上亦有许多突破，譬如“中体西用”一词，长期被判为保护封建罪，这部词典则认为它是中西文化最初结合的方式。所以，这部词典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1985年第6次印刷时，发行量累积达100万册，可谓风靡一时。但先生自己对这部词典仍不满意，期待假以时日，在此书的基础上，大加增订，编成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巧的是，最近我在阅读先生档案时，还意外发现了先生草拟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补编》 ④，拟增补词目多达数百条，其中有“蟹行文”“欧风美雨”“德律风”“以太”“泰西”“群学”“安那其主义”“东文学社”“海派”“巴力门”“镑亏”等，也有“金匪”“马贼”“汉留”“阿注”“甲必丹”“青皮”“包衣”“混混儿”“海底”“银师”，等等。《中国近代史词典》后来并没有出版增订本，但于此可见先生寓目之广，《补编》中罗列的许多条目，即使是今天的资讯条件，准确释义也不无难度。学界盛赞先生思辨的湛深，其实先生思辨的湛深是以他阅读的广度为前提的。
(二)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这套丛书以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单位，每个事件或人物一本，每本数万字至十余万字不等，是“文革”期间先生借调复旦大学后主持编纂的①，1972年开始陆续出版。“文革”期间出版的以事件为主，“文革”后续编的主要是人物。“文革”期间出版的各书，由于政治风雨的吹打，难免有些风折雨湿之处，但它骨格清奇，文采斐然，与那时充斥于报刊的那种强词夺理、自欺欺人的文字迥异。那是一个文化凋零、学问饥荒的年代，青年人案头的知识读物屈指可数，先生主编的这套书便成了陪伴无数失学青年尤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度过漫漫长夜的重要读物之一。当时，这套书的印数超过百万，几乎所有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都读过其中的一种或数种②。这套书后来曾被译为日、俄等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这套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一批近代史研究的专门人才，丛书中的每一本小册子，大多是作者的第一本书，他们不少后来都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名家。这套书虽是普及性、大众化的近代史读物，或许为名家所不屑为，但先生却不愿放弃，直到纳入《祖国丛书》出版计划为止。
(三)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写一部豁然贯通的富有个性的中国近代史，是先生晚年念兹在兹的一个执念。这个执念来自他对前三十年近代史研究既成格局的反思，认为过去按照一个模式写出来的二百多部近代史，许多“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基于这种需要，改革开放以后不久，先生即主持编纂了一部《近代中国八十年》。这部书在体例上与流行的近代史有所不同，用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的前八十年依次分列32题，题下有子目，每题可独立成篇，但又是前后衔接，首尾一贯的，改变了过去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十大事件各自分立的习惯格局，一依历史自身后浪推前浪的起伏进程记述，注意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链条和交错关系，内容上贯串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较多地触及了为革命史叙事遮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迁。这个架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因而大受欢迎，一再重印，成为当时读者了解近代中国的必读书目。稍后，先生又援此体例主编出版了《五四后三十年》，并期望在此基础上写出一部贯串前八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可惜天不假年，先生于1988年12月遽归道山，未能如愿。
(四)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一般认为，在史料派与义理派之间，先生更偏向义理派，这是有道理的。先生的确认为，近代中国的行程是曲折而畸形的，创造性地探寻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规律，整体地展示新旧嬗替、沤浪相逐的近代社会巨变的风貌和全过程，必须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但他也同样重视更详尽地“占有资料”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他在构建近代新史架构的过程中，并没有忽视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他与顾廷龙、汪熙共同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就是一例。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规模巨大，共有17.5万件之多，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近代史料宝库。由先生领衔的“盛档整理小组”不辞辛劳，历时十余年，对海量的盛档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然后按专题汇编成《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丛刊，共8个专题11册，包括《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物总局》《甲午中日战争》(上下)《汉冶萍公司》(一、二、三)《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义和团运动》《轮船招商局》，是一套近代史研究不可替代的史料丛刊。此外，他还先后主编出版了《宋教仁集》和《孙中山集外集》①。这些史料集的整理出版，无疑丰富了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库存，为相关研究夯实了基础。
先生晚年所有这些探索和努力，立意和用心都在于把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过渡的社会形态来研究，构建有别于前三十年近代史研究既成格局的近代新史架构，以期更通贯整体地呈现历史自身的起伏进程和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逻辑。虽然这些书籍不能算作先生个人的成果，但从选题的策划到提纲的拟定，从观点的形成到资料的搜集，从体例的安排到文字的润色，无不浸透着先生的心血，明显带有先生个人的学术风格，是他构建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也是在这些前期探索和努力的基础上逐步构思完成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铺垫，或许就不会有这本书。当然，有时我也常想，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先生全面、纵深地展开这些探索的时候已“渐入老境”，如果战线能够收缩一点，也许就可以留下更多类似《浮想录》《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那样的论著，至少走的时候亦不至于有“鸿篇未尽”之憾。
三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1988年12月1日去世为止，先生以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为志业，致力于近代史学科体系构建的时间不到四十年，并不算长，但他留下的著述是非常多的，其中有一些不免烙有特定时代的痕迹，这一点先生自己并不讳言，他曾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的最后写道：“‘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苏轼这两句诗(《游金山寺》)，是说长江的潮势涨到一丈高，潮退了，金山的岸边还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们的时代像浪潮一样，奔腾起伏，印在人们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去磨擦‘沙痕’，应该让‘沙痕’作为省察自己的记录。” ②正因为时常以印在自己身上的“沙痕”省察自己，先生的研究才始终处于不断超越自己的状态，先生晚年才能在惯见的既成格局之外别开新局，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的历史。
先生早年遭逢乱世，曾在仓皇与颠沛中熟见山河破碎和生灵涂炭，这种经历，以及由此生发的对家国命运的关怀，直接或间接地促成先生学思重心的转变，即由国学转向史学，并具体落实到近代史。后又亲历过十年“文革”，如此巨创、如此深重的世变，不能不使人们从历史中探寻世变背后的原因。与“技艺派”史学不同，他治学的初衷和立意在于求索百余年来的世路、心路和去路，以及民族苦难的症结。他的近代史转向，以及“文革”后在惯见的近代史既成格局之外别开新局，无不寄托着他深挚的家国情怀。
他又是一个以思辨著称的史学家，他的思辨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中得来，也不是从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因为思辨，他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观风察变，往往比别人要更深入一层。因为更深入一层，他看到的历史就不只是表象的历史，而是前后、上下、左右彼此具有内在关联的历史，是整体通贯的历史。
先生去世已整整三十年，但他在世变中的朝夕思辨，在思辨中抵达的淹贯之境，至今仍无法绕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