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学界掀起了改造旧史的风潮，加之清季教育体制改革，兴办的各级新式学堂亟须适宜教学的国史教材，于是新式通史的编撰，成了当时史学革新的首要问题。然而在新的学科体制之下，随着分科治学、学术专门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到了二三十年代，通史研撰在总体上日趋边缘、遭到冷落。自193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时局剧变，许多学者又对撰写通史产生出了各种新的认识和评价。综论清季民国半个世纪通史编撰起起落落的发展历程，其中不能不提及吕思勉与他所编著的中国通史。1945年顾颉刚结算新式通史编撰的成绩，认为出版的数量虽然已经不少，但“较近理想的”仅有七部，其中就包括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与《中国通史》两书^①。而据目前统计，除了这两部书，吕思勉还先后编写过十种国史教科书，多为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的完整通史^②。本文将吕著通史置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通史编撰的整体发展过程之中，试从通史编撰与专精研究、治史宗旨与撰述风格、研撰方法与中西之学三个层面进行探讨，冀以展现作者的通史撰述风格，衡量其通史著述的学术价值。

吕著中国通史当年发行量很大，在学界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如1923年初版的《白话本国史》，据严耕望讲，这部书“内容颇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是他曾经认真阅读并深受启发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到1930年代中期时阅读的人仍然非常多^③。严耕望非常推崇吕思勉的史学成就，把他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近代史学四大家，但若论在民国学术界的声光，吕思勉却不及其他三位。他分析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近代史学风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而吕思勉治学风格“属于博赡一途，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同时，他又特别强调：“博通周赡与精深有新解两途，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且极不易，或许更难。” ^①作为精研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的专家，严耕望的这一番对吕氏学术地位“为一般人所低估”原因的评析，就涉及了近代史学界关于通与专、著史与考史的问题。^②

在民国史学界，“考据派”(或“史料派”)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美国学者邓嗣禹观察到，中国史学界有一派学者“致力于微观专题研究，如一人的死期，一地的勘定，一个术语或专有名词的解释，似乎论文题目越专越好。撰写论文时，作者经常花费很大气力去搜集资料，绕许多复杂的弯路去证明一个细小的问题” ^③。当年齐思和即认为，史学界一人包办全史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近代以来的史学建立在专精研究之上，“无数的专题论文，在学术杂志中发表，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 ^④。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其中最引人瞩目而又持续引发争议的，则是傅斯年的观点。他直接宣称：“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在他看来，编撰通史的做法不符合近代科学史学的准则，“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⑤

尽管民国史学风尚整体而言偏重仄专研究，但通史的编撰无论是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还是社会一般的期许，其价值毕竟是不容抹煞的。所以，自新史学兴起以来，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编撰适合时代需要的中国通史，始终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重视和倡导^⑥。如章太炎早在1900年就拟成《中国通史略例》，提出建设新史的方案；何炳松于1928年编译《通史新义》一书，倡导运用西方最新的方法编撰通史；等等。而在近代史学界中，号召编撰新史最积极和影响最大的学者，无疑当推梁启超。1901年他写成的《中国史叙论》一文，即是他当时计划中通史的“叙论”部分。此后直到1920年代，梁启超犹认为“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 ^⑦。对当时史学界已经显现的忽视通史的倾向，他甚为不满，称：“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是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学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 ^⑧此时他仍然在筹划“创造一新史”，并把已撰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列为该书第一卷暨“治史所持之器”。

对于梁启超等大力倡行研撰通史的做法，齐思和曾经评论：“梁氏不明通俗著述与研究著述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 ^⑨梁启超最后并未能如愿地完成一部中国通史，其间原因种种，大约不止一端，但判定其“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则恐怕还是有些言过其实。关于梁启超的治史方法，吕思勉评价道：“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系出自心裁之作，对于史学的意义，自不如外国史学家得科学的辅助者之晶莹，而论具体的方法则较为亲切。” ^①吕思勉在治学上曾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自称“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粗知学问，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 ^②。吕思勉一方面能够认识到“梁先生的史学，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或者未能丝丝入扣”；但另一方面又肯定“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 ^③。“才大工疏，事繁鹜博”的梁启超虽然最终没有完成其通史理想，但其一生中多次制定编撰的方案、目录，若将他所拟定的《中国通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中学国史教本目录》等，与已经成书的吕著通史的目录内容进行认真对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诸多的相同相通之处。如1924年梁启超鉴于当时流行的通史与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关于社会及文化事项，虽于每朝代之后兼有叙述，然太简略，且不联贯”，提议今后的通史应该：“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 ^④无独有偶，吕思勉稍后于1920年代后期写成的《中国社会史》初稿^⑤、1940年初版的《中国通史》上册(该册又名《中国文化史》)，即可谓以文化代政治、以纵断代横断的典范之作。而金毓黼则早在1925年读到吕著《白话本国史》之时，就已开始有意识地将梁、吕二人放在一起比较，他讲道：“梁氏之新计划不知何日实现？而吕氏之作已将梁氏所举六部融纳编中，虽体非纵断，而独绝众流，故自可贵，即他日梁氏之作有成，亦恐无以胜乎此耳。” ^⑥可以认为，梁启超关于新史编撰的诸多理念和构想，在吕著通史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实践与完善发展。^⑦

早在1921年《整理旧籍之方法》一文中，吕思勉就阐述过关于学术研究通与专的看法，他清楚地认识到近代学术的趋势已经“由混而趋于析”，指出：“近人每好言著中国通史，吾不知其所谓‘通’者，其定义若何？若仍如《通志》之所谓通，吾敢决其必失败，以其与学术进化之趋势相反也。……在今日，唯有从事于将旧时历史中应析出之部分，逐步析出，然后就各部分加以精密之研究而已。”不过，他又特别地强调说：“今后研究学问，固重在分科，但关于全般之知识，亦极关重要。所谓由博返约，实为研究学问之要诀。未博而先言约，则陋而已矣。”^⑧正如昔时章学诚所言“学贵博而能约”，吕思勉虽然充分认识到专精研究的必要，但他同时仍旧看重通史的价值。如上文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学术转型以及新学科体制的确立，“专家之业”取代“通人之学”，史学界普遍崇尚仄而专的研究，注重史料的发掘和考订，相对地，则忽略或轻视对史事的疏通。吕思勉对这种状况无疑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曾表达对当时所谓学界主流“考据派”(或“史料派”)的不满：“今日治新学之人，只知其所治之一门，出此之外，即茫无所知，而发言往往奇缪不可思议，颇为通人所诟病。其实所谓研治国故者，亦何尝不如是。尝见一北大派中人，其人在北大派中读书颇为广泛，而议论亦多窒塞不通，颇以为怪。” ^⑨倡行文化形态史观的雷宗海对于这种史学界状况，也发文批评道：“专家的时髦性，可以说是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以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他认为这与当时推行的教育科研体制有很大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不设，就是敷衍塞责”。当年吕思勉读到雷氏文章之后，对其观点极为赞同，称“雷宗海先生的话，可谓实获我心”。^①

吕思勉在《史籍与史学》一书中谈及今后的“史学演进趋势”，指出：“学问至今日，不但非分科研究不能精，其所取资，并非专门研究者不能解。……然欲洞明社会之所以然，又非偏据一端者所能，则又不得不合专门史而为普通史，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观其通，此则今日史学之趋向也。” ^②吕氏史著可以说即是努力按其“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观其通”的原则编撰而成的。吕思勉治学虽然以博赡著称，但他在专史研究上也下过很深的功夫，不仅发表过大量专题论文，而且撰写了大批专史著作，这些专史包括：社会史一种、民族史两种、文字学四种、文学史四种、通俗史四种、史学与史籍七种、近代史六种、文化史两种、学术思想史五种、政治思想史三种，诚可谓领域广泛、述作宏富。他在诸项专史研究上的成就为其通史研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黄永年在评述吕思勉后期创作的几部断代通史时所讲：“(他)几乎每个问题每一小点都下过功夫钻研，所以写出来的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东西。如果把这几部书拆散改写成单篇论文，恐怕要数以千计。” ^③只是这许多学术创见熔铸在大部头的书中，并不显露罢了。到20世纪末，林甘泉在讨论近代史著时，即认为“傅斯年为了摆脱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固定模式，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考史’而不是‘著史’。其实历史编纂学也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编者的历史观点和掌握史料、处理史料的水平。就普及历史知识而言，通史和断代史有专题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1923年，吕思勉出版《白话本国史》，书中既有重要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必要的考据和议论”，很能够说明“著史”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④

中国古代曾经产生过一大批通史家和通史之作，然而在20世纪的新史家看来，传统史书“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已经落伍于时代的需求。新时代需要以新观念、新方法所写出的史书，1900年章太炎拟成《中国通史略例》，主张新式“《通史》之作，所以审端径隧，决导神思。其他人事浩穰，乐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旧史具体，自不厌其浏览”。由此，他提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各异。” ^⑤新式通史不再如传统史书那样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具体叙述、详细胪列，而是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去把握历史的发展进程，注重对历史脉络的梳理，追求对史事的综括概述。这种“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的新要求^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当然也更能考验史书作者择取史料、陶镕文辞的学识和能力。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通史编撰的整体情形，大致因应了章太炎最初的创议，各书的作者分别以其所秉持的治史宗旨“取义明志，事次文篇”，使这一时期的通史之作，一方面质量与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则个性突出、风格鲜明。^⑦

提倡“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并非作史者可以随意地搬用史事去论证一己之见，更非“其所发的议论，空洞无实，或于史事全未了解，但将理论硬套者”^⑧，能够经得起考验的著作必须立足于详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正因为此，编撰中国通史向来被学者视为一项困难的事业。《四库全书总目通志提要》即论及：“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 ^①吕思勉在1920年拟定《白话本国史序例》时也谈道：“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他认为当时已出版的一些通史虽然简略，但又普遍存在两种毛病：“(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 ^②此前，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批判旧史弊病时，同样谈到新史编撰所面临的困难，中国数千年历史，史料浩如烟海，“穷年莫殚”，而且“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 ^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时就有不少学者提议并且筹划集合多人的力量纂修通史，顾颉刚就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④。分工合作纂修通史的办法，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并不像设想的那么简单，在当年的条件与情势下，这一提议也没有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⑤

对于20世纪初以来的新式通史，无论众纂还是独撰，能否经受得起读者的考验，是否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当年吕思勉曾经不无担心地谈道：“盖通史之作，意在除去(旧史)复重。然同异即在复重之中，考据之家，一字为实；又欲考史事，宜据原书，新书竞陈，势必舍新而取旧，具兹二义，通史之作，即诚突过前贤，犹或见弃来哲。况乎卷帙过钜，精力虽周，众纂则取诮荒芜，独修则贻讥疏漏。安得不如子玄所云今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邪？” ^⑥回顾20世纪初以来一些通史仅仅首版即告绝版，之后便湮没无迹的尴尬命运，吕思勉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

吕思勉与梁启超所虑，为张荫麟后来撰写《中国史纲》时所重申：“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姑勿论一个人，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他认为“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而“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为了写出选材合当、详略得宜的通史，张荫麟在《中国史纲》自序中提出了颇具哲学意味的判别史事重要性的“笔削”标准，并列出了用来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的数个范畴^⑦。张书运思巧妙、文笔优美，并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曾倍受学界肯定。但是，后来也有学者认为，该书的实际内容与自序所设定的目标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而且作者“整个写作风格，都显得轻灵有余、翔实不足” ^⑧。当然，更为令人惋惜的是这部史书仅仅写至东汉，而非一部完整的通史。张书之后，范文澜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同样面临如何处理“丰富而又庞杂的大堆史料”的难题。《简编》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编写的通史，作者的做法“是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这部书文笔凝练犀利，论述深入浅出，当年很受读者的欢迎。而范文澜本人后来却认识到这部书仍存有两个缺点：“由于片面的‘反封建’和‘以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而造成的“头绪混乱”。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检讨和改进的。^⑨

钱穆是吕思勉的早年弟子，所撰《国史大纲》在近代通史著作中，可谓自成一种风格。他认为“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①。《国史大纲》成书于抗战期间，主要以士人政治与学术思想两大环节去看中国历史的演进面，进而阐明国家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在，并欲以此精神召唤国魂，所以该书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阐其精微而弃糟粕于不论，通其大体而置细节于不顾” ^②。正是由于这种撰述的宗旨与风格，自从“引论”部分发表后，该书就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毁誉不一。据钱穆忆讲，在该书正式出版之前，他曾将书稿呈请吕思勉为之校改，并得到了“我师特加赏识” ^③。不过，对于钱穆的学术，吕思勉本人还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现在的学者中，我觉得钱宾四先生气象颇有可观；唯觉他太重视了政治方面，而于社会畸轻，规模微嫌狭隘而已。” ^④吕、钱二位皆为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的这番褒奖中含有批评的话语，既道出了师生二人学术研究关切层面的不同，也反映出他们在通史编撰宗旨上的歧异。

吕思勉认为，近代史学家的治史宗旨“就是‘再造已往’。何谓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时代，虽然已往了，我们却要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⑤。他认为研究历史就要研究社会的一般情形。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绪论中谈道：“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柢。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⑥读吕氏史著，会发现其内容确实没有太多的关于所谓政治大事、各类盛事的阐述和议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对此没有见解，而是在他看来，为人所忽视的普通社会才最值得去关注^⑦。吕思勉认为旧史书的弊病就在于认识不到社会状况的重要，只注重特殊的人物和事件，却不知道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现在研究史学则需要注重常人与常事，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面变迁发展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⑧。吕思勉治史眼光向下，措意民生日用与基层生活，这在吕著通史所设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住行、婚姻、宗族、阶级等章节内容中能够体现出来。

当年童书业曾经把吕著《中国通史》与钱著《国史大纲》并论，称之为通史界的两部杰作，“吕著长于社会文化的叙述，钱著则长于国史大势的认识” ^⑨。而后严耕望比论钱氏与吕氏史著，则称：“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吕书周赡绵密，可谓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钱书所长在线索的贯串，吕书所长在材料的详备^⑩。吕思勉治史注重社会状况，凡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悉数摄取论列，但历史上的这类材料不仅数量较少，而且比较零散，搜辑整理颇为不易。吕思勉以一人之力，上迄先秦下至近世，通过对各种材料系统地整理考订，撰成多部通史与断代史，确属不易。诚如严耕望所言：“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①吕思勉为人不骛声名、恭勤不怠，为文下笔谨慎、忌发空论。吕氏史著行文中多见晓之以理，少有动之以情，这种周赡绵密、平实冷峻的著述风格，大概很难如钱穆的《国史大纲》那般在学界引发一时的轰动效应。

1928年光华大学初创历史系，吕思勉担任系主任。在所拟定的课程设置计划书中，他讲道：“吾国史学夙称发达，惟今学问观点不同，一切旧籍均应用新方法整理，而非略知旧时史学门径，否则整理之工作，亦无从施。至于通知外国史事大概，明了现今世变之所由来，进而精研西籍，更求深造，亦今日学者所应有事也。”^②这番对课程设置理念的阐述，无疑也是吕思勉本人治学取向的体现，即不仅要了解传统史学的治学门径，还要精研西方的学术典籍，掌握新的知识和方法。20世纪上半期正值中国新旧史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吕著中国通史的研究方法与撰述体制，正反映出在学术转型时代传统和近代的冲突与传承、中学和西学的碰撞与融合。

在研究方法上，吕思勉既注意汲取近代的各种科学知识，又继承了传统的考据之学。他在《白话本国史》绪论中提出“现在研究史学，有两件事情，最应当注意的：其(一)，是要有科学的眼光”；“其(二)，是要懂得考据之学”。^③其一，“要有科学的眼光”，是主张采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历史，撰写史书。关于治史方法，吕思勉在其《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作过系统阐述。他认为现在研究历史，应该特别注意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学(包括训诂、文法等)等学科的知识，并须掌握社会进化、唯物史观等观念^④。在1920年前后撰写《白话本国史》之际，他就已提出用经济学、社会学的眼光研究相关史事，有助于了解社会的发展状况。譬如该书第一篇第九章，就借用了唯物史观来阐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大变迁：“(一)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一种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⑤1940年前后吕思勉撰成《中国通史》，自称“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⑥。该书出版后，童书业对之非常推重，他认为这部通史“尤其不可及的，是他能利用社会科学来探究历史，为中国史学界开辟一条新路径”。^⑦该书对各种社会科学的运用非常充分，例如第一章“婚姻”探究历史上的婚姻状况，就汲取了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罗维《初民社会》等诸多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该章中还对现行的夫妇制度、家庭制度等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大胆的观点，即如顾颉刚在评论该书时所说：“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⑧

其二，“要懂得考据之学”，是主张采用传统的历史考据学。对此，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绪论中强调：“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 ^⑨。吕思勉继承了清代学者读书做札记的治学方法，他的多部史著是以读书札记为基础编写成的，以至于严耕望认为其著作“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一篇札记” ^⑩。在吕著通史中，关于史事考据的内容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书中“且必著明其如何考据而得，俾学者并可略知考据的方法”^①。金毓黼即称：“近人吕思勉氏之中国通史，系用虫蛀式治史法，著重于分析，如身入大宅之中而细数其所藏。” ^②曾有人因而“嫌其太深”，认为吕著通史不够通俗易懂。对此，吕思勉曾在《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例言中谈道：“书中关涉考据的地方很多，似乎太专门了些”，然而“历史是供给各种学问以正确的材料的，其本身的材料不能不正确，无待于言。这是不得已的事。提高学科的程度，其关键全在于此”^③。吕思勉一生治学好讲求考据，他自己曾讲：“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不过现在各种社会科学，都极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乱谈，所以只好讲讲考据罢了。” ^④可见，在新传入的西学知识与传统的考据学之间，他对于运用后者更加自信。

在编撰体制上，吕思勉通过融会古今中外的史书撰述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吕著通史体制。新史学兴起以来的通史编撰，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章嵚的《中华通史》和王桐龄的《中国史》等，皆借用了外国史书依照历史分期编排章节结构的做法。吕思勉前期所编撰的通史，如《白话本国史》、《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等，也是按照分期把全书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五个篇章，依次讲述。这种直接搬用域外史书体制的做法，起初对于新史的编撰与推行，曾发挥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后来却不断遭到学者的非议^⑤。自1930年代中后期起，吕思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⑥。他并不反对研究通史采用分期的方法，但特别强调要依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形划分时期，如他在《先秦史》总论中所讲：“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梁任公谓治国史者，或以不分期为善，其说亦未必然。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 ^⑦吕思勉在1940年代以后所撰写的几部断代史，即大体上体现了他后期对历史分期的认识。吕著《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史书，虽然称为断代史，但若将它们放在一起，其实即是一部中国通史的前四分册，或如钱穆《师友杂忆》中所讲，是其全部《国史长编》的几个分编^⑧。这在当年《先秦史》的初版说明中讲得非常清楚：“吕诚之先生以其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史，计划着编著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按照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阶段分成若干部分，先秦史就是这中国通史中断代的第一部分。” ^⑨当时顾颉刚亦曾对人谈及这几部史书：“吕先生《通史稿》积叠已多，如能年出一二册，则五六年可毕。此书一出，邓氏《二千年史》(即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自然倒坠。” ^⑩实际上，五代以后的《宋辽金元史》与《明清史》两部，吕思勉也已作了许多准备，可惜由于身体、环境等原因而未能成书，他计划的这部“理想的中国通史”也就没有全部完成。

吕思勉后期编撰的史书，放弃了此前按照历史分期编排章节的做法，而是把全书分成“社会文化”与“政治沿革”两大部分。吕氏史著所采用的这种编排方法，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传统史书的内容体制。黄永年称其中“社会文化”部分是一部新《文献通考》，“政治沿革”部分是一部新的《通鉴纪事本末》 ^①。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绪论中讲：“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他认为这两大类，“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是传统史书往往“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②鉴于此，吕著《中国通史》把研究的范围“大加扩充”。如“社会文化”部分，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十八章内容，近乎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 ^③。这些内容远非传统的典制体史书所能涵盖，其对传统史书的内容体制可谓既有继承，更有发展。

自清季民国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一直处于不断衰退的过程之中，以至于后来有学者慨叹：“到了今天，很少有人能够离开某种西方的思维架构，而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学、思想、历史了；他们似乎只有通过西方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理论才能阐明中国的经典。” ^④身处学术转型时代的吕思勉，接受过系统的旧式教育培养，具备丰厚的传统学养，后又积极汲取了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如徐哲东在评论其学时所言：“群经小学，诸史百家，靡不究贯，亦取异域之说相检度。”^⑤

吕思勉治学领域广泛、规模宏大，新旧兼具、古今贯通，他认同并且实践的是一条由博返约、自专趋通的学术道路，注重学术的积累之功，从基础逐步做起，厚积薄发、博观约取。他凭借“通人之学”的根柢研治史学，重视通史的研究与编撰，先后编撰成多种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的完整通史，这些史著不仅在20世纪上半期的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依然在不断地翻版重印，并广受推重。这一切，对当下中国通史的研究与编撰应不无启发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