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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51 Issue (1): 57-6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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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王珂. 必也正名乎—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关系辨证[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1(1): 57-6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7.
WANG Ke. Shall We Rectify the Nam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Ü Si-mian's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and XIE Guan's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51(1): 57-6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7.

作者简介

王珂,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安, 710065)
必也正名乎—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关系辨证
王珂     
摘要:《中国医学源流论》是一部学界公认的医史经典之作,过去人们都认为该书作者是现代著名中医学者谢观。近年公布出版了一批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及相关新史料,其中有一部题名《医籍知津》的书稿,从总体结构与文字内容来看,均与前者大同小异。本文通过缜密比勘和考辨,发现《源流论》实际是谢氏据《知津》增订而成。基于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必要将《源流论》的作者署名修正为:"吕思勉撰,谢观增订"。
关键词《中国医学源流论》    谢观    《医籍知津》    吕思勉    作者署名    
Shall We Rectify the Nam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Ü Si-mian's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and XIE Guan's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WANG Ke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s a well-known classic work of medical history, which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the work of XIE Guan, a famous Chinese medicine scholar in modern times.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books of great historian LÜ Si-mian and related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have been published, including a work entitled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It is similar to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the text. Through careful study and examination, we can find that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s a supplement to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historical facts, it is necessary to claim that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was written by LÜ Si-mian and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XIE Guan.
Keywords: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XIE Gu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LÜ Si-mian    authorship    
一 一桩罗生门式的学林公案

无论是在医史领域,还是在中医学界,《中国医学源流论》(以下简称《源流论》)都被视为必读之作。该书篇幅不大,仅六万字左右,但内容周备,伦脊分明,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来龙去脉与利病得失均有十分深刻且通达的认识,并给予了扼要而中肯的评价,堪称一代经典。

图 一 初版《源流论》内封
图 二 初版《源流论》首页
图 三 初版《源流论》版权页

《源流论》最初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被收入中医大家谢观(字利恒)先生的全集,书前有谢氏弟子秦伯未之序,序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武进谢利恒先生,于编辑《中国医学大辞典》后,复著《中国医学源流论》……脱稿业经十载,曾于《国医公报》《医界春秋》刊布,海内医家,叹为绝作。近日及门诸子,为先生编印全集,复以此篇冠其首” ,非常清楚地交代了《源流论》的作者及撰写缘起。由于谢观先生与史学大师吕思勉(字诚之)先生有同乡之谊兼世交之情,故谢氏邀请诚之先生为其作传,并将传文弁诸书首,以增光彩。GFAAF GFAAE传主的主要著述是一篇合格传记的题中应有之义,此传自不例外,而位列第一者正是《源流论》。另外,吕先生在1953年完稿的《隋唐五代史》中征引了《源流论》第八节《〈神农本草经〉考证》中的一段文字,亦写明作者为“谢利恒” 。职斯之故,无论学界还是公众,都视谢观先生是《源流论》当仁不让的作者,从无异议。但风起于青GF9EE之末,早成定谳者,竟因一部遗稿的出版,在七十多年后变成了一桩罗生门式的学林公案。

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吕思勉文集》系列之《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以下简称《九种》)。顾名思义,是书收录了诚之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九部论著。九书中列于最前者,题作《医籍知津》(以下简称《知津》),并附有吕门高弟著名文献学家胡道静先生所作《吕诚之先生〈医籍知津〉稿本题记》(以下简称《题记》) 。编者李永圻、张耕华先生在全书《前言》中对吕先生这份遗稿的撰写背景与整理出版经过做了扼要说明:

《医籍知津》写于一九一九年夏,是年吕先生由谢利恒(观)先生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协助谢先生编纂《中国医学词典》,撰《中国医籍源流论》一篇,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及其源流派别。《中国医籍源流论》后未收入《中国医学词典》,由谢先生私人木刻印行少许册分送同行友人。《医籍知津》手稿一册,五万余字,即《中国医籍源流论》的底稿。上世纪八十年代,《医籍知津》经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抄录,并与杨宽先生一同校对、补正、分节并加标题。胡道静先生审阅后,撰写了《题记》。此次刊出,以抄本为底本,并校以原稿,胡先生的《题记》用作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图 四 《知津》手稿首页

两位《吕集》编者提出了迥异于通行观点的意见,认为《源流论》的真正作者应是吕思勉先生。不过很可惜,他们的话说得比较委婉含蓄,且一笔带过,未做进一步的解释。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张二人编撰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吕谱》),这段文字略经修改后亦被收入其中,同时随文附有一帧《知津》原稿的高清照片。该照所摄系手稿首页,竖栏,半叶十行,楷书,笔画劲秀,间有涂抹圈改。其首行顶格题:“医籍知津”四字,下署“武进程芸”。“武进”系常州旧称,“程芸”则是吕先生常用笔名之一,结合笔迹判断,《知津》一稿确为诚之先生手书。但细检《吕谱》之文,并无吕先生曾在手稿上注明书写年月的记载,故“《知津》写于一九一九年夏”当是另有所本。据《吕谱》所引文献,其依据实源自1952年“三反”期间诚之先生撰写的《自述》。这篇文章中,吕先生对个人平生事业和思想做了详细而又坦诚的总结,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先生在叙述昔日经历时,谈到了与谢观先生的一段交游往事:

一九一九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辞典。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

细审此言,尽管吕先生透露了自己曾在1919年暑假中代谢氏撰写《中国医学辞典》中有关中国医书源流派别的部分,但毕竟没有明言这部分文稿就是《知津》,而且《自述》通篇无一字提及此作,所以用严谨的逻辑来考量,李、张二人径定《知津》手稿写于民国八年(1919)未免有牵强之嫌。又据前引秦序推算,《源流论》杀青当在民国十四年(1925)。在无法判断吕先生《知津》遗稿书写时间的情况下,也就不能确定两者写定时间孰先孰后,故仅以诚之先生手稿与《自述》为据,尚难分辨《知津》究属吕氏原创,抑或仅是抄录删改谢书而成。可是《知津》手稿的公布与整理出版,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疑问:《源流论》的作者到底是谁?

近现代以降,学术研究日趋专业化,不同学科甚至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彼此之间往往十分陌生。具体到历史与中医学界,这种术业有专攻的情况也相当突出。中医学者平日很少涉猎史家论著,大多数历史学者对传统医学亦不甚了了。因此,当久湮不彰的《知津》公之于众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相关领域学者的注意。2013年3月20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了流行病学专家祖述宪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医学源流论〉真正的著者是谁?——史学家吕思勉的〈医籍知津〉显露真相》。祖先生对比阅读了《知津》与《源流论》,发现两者“基本内容相同,只是编辑不同,标题各异”,经过探寻分析,认为后者实际是在前者基础上改头换面而来。此结论不可谓不重要,但奇怪的是,学界依旧波澜不兴。研究者在征文引献时,凡涉及《源流论》处,仍径视谢观为该书作者,对成书背景不做任何辨析与讨论。究其原因,除上文提到的学科壁垒外,恐怕还与祖文论证比较粗疏有一定关系。祖氏在其文中坦承:“我对中国历史只有一点零星的常识。” 由于并非文史专业出身,祖先生的考据实在难称当行。不仅资料搜集得很不完备,如不曾利用《吕谱》等论著;考证亦颇欠周密,多凭臆断之见,甚至诛心之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结论的说服力,让人难以采信。

《知津》与《源流论》的复杂关系牵涉到两位前贤大家的著作权,尤其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审慎辨析。故吾人不揣谫陋,尝试另辟蹊径,全面利用已公布的文献材料,对这桩难解公案重加考证,彻底解决其中的疑点,以期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求得一个客观公允的答案。

二 《知津》《源流论》内容比较

从章节结构来看,《知津》共分三十节,《源流论》则由六十五节组成。不过,前书的分节出自整理者之手,故无比较之意义,可存而不论。应该说,其同异处主要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比勘二书,可以发现后者末尾尚有“民国医学”“时代病”“地方病”与“结论”四节,约计四千余字的篇幅,为前者所无;除此之外,则基本相同。换言之,《源流论》全书近九成的文字与《知津》差别不大。当然,这部分大同中也有不少小异之处,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具体字词的出入,数量甚夥,有近五百处。兹举两例,以概其余:

盖医理深邃,非尽人所能知,方药则事足便民,好蒐辑之者较众;又格物之学不明,徒知蒐辑成方以治病,而不复能研求药性,所谓知有术而未足语于学也。(《知津》八《宋以后医方之蒐辑传播》)

盖医理深邃,非尽人所能知,方药则事足便民,好蒐辑之者较众,而流传亦易格物之学不明,徒知蒐辑成方以治病,而不复能研药性,所谓知有术而未足语于学也。 (《源流论》十四《宋明间医方》)

其晚年高弟为罗天益,尝承师命作《内经类编》一书,书不传,序见刘因《静修集》中。实居张景岳《类经》之先,盖举一切治病用药之法,而悉归本于《内经》,实至东垣而大成其说也。 (《知津》九《宋代医学新说之兴起》)

其晚年高弟为罗天益,尝承师命作《内经类编》一书,书不传,序见刘因所著 《静修集》中。实居张景岳《类经》之先,盖举一切治病用药之法,而悉归本于《内经》,实至东垣而集其大成也。 (《源流论》十七《李东垣学派》)

显而易见,甲、乙两组引文都只是措辞有些细微差异,文义则几乎一致,与之相似者在此种类型的异同中占绝对多数,故量虽大,却并未造成质的迥别。观点略为不同者,仅见一处:

凡事创始最难,今日医家有能引此端绪者,筚路蓝缕之功,固足以没世不忘矣。若如今日中医奉为枕中祕之《中西医经汇通精义》等,一味牵强附会,及近今治西国医学者,动以今日之学术绳古人,一味深闭固拒,均无当也。 (《知津》三十《医史医案医话与医书》)

凡事创始最难,今医家有能引此端绪者,如唐容川之《中西医经汇通精义》 之类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筚路蓝缕之功,固足以没世不忘矣。今治西国医学者,动以今日之学术绳古人,而深于中医旧学者一味深闭固拒,均无当也。 (《源流论》六十《中西汇通》)

对读上引两段文字可知,分歧点主要是对唐著《汇通精义》的评价,前者贬,后者褒,但这样的小结裹实与全书宏旨无关,故也毋需强调。

其二,是《知津》无,但《源流论》有的一些论述,约计二十余处。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此类论述并非简短的句子,而是首尾完具,意义周备的段落。具体言之,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两者所要表达的基本观点相同,但行文各有侧重;另一种是后者较前者做了更多的发挥。亦不妨各举一例:

种痘之在今日,自当采用西医最新之法,前此种痘之书,不过藉以考见源流而已。然中国今日,种痘不能普遍,患天痘者仍随在有之,且中医诸疹治法,皆与治痘相出入,故医家于前此治痘之书仍不可不究。 (《知津》十七《女科与幼科》正文夹注)

种痘之在今日,自西医新法为便然胎毒重者对于天痘仍不能免即成人方面亦有因流行性而感受者往年治痘专家对于温凉攻补大都纯熟应付变化如珠走盘其治效实非西医所及今则通都大邑种痘盛行于是治痘之法渐晦甚为可惜故医家对于此层仍宜研究也 (《源流论》四十《痘疹学》)

《源流论》四一《推拿学》末尾较《知津》十八《推拿》多出一段话:

近年沪上盛行推拿法,于不运动之膏粱身体最宜,幼科推拿亦甚效,其著于书者,则有骆如龙溧阳人 《幼科推拿秘书》 商务书馆出版等书。

其三,《知津》和《源流论》二书虽然章节划分各异,但整体框架是基本吻合的,仅有少数章节的段落顺序有所不同,如讨论晋唐间针灸学、宋以后医学新说之代兴及清代医家等问题的部分。这些局部结构的颠倒变化就好似“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对全书的立意与宗旨实际并无影响。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征引比较,且亦毫无必要,因为两书具在,一检即得。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已可确定:《知津》《源流论》两书的内容大致相同。显然,出于不同作者之手的著作绝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巧合。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要么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删改而成,要么后者是前者的补订升级,非此即彼,必居其一。

三 在《知津》基础上成书的《源流论》

根据前文的考辨,仅凭外证,我们无法对《知津》与《源流论》的关系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职是之故,吾人尝试从内证入手,另寻线索,以求得问题之解决。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吕思勉先生是否具备撰写《知津》的能力?医籍史在史学园地中一直是比较特殊的门类,并非人人可以轻易置喙。诚之先生在《自述》中说:“予于中国医书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这不过是老辈的自谦之辞。诚如胡道静先生所言:“先生读过的古典医籍之多,钻研之深,是罕有伦比的。” 1920年至1922年,吕先生应邀远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在此期间,曾以“中国医学的变迁”为题,在孟晋迨群社做特别演讲,。这足可窥见其深湛的医史造诣之一斑。故以客观条件论,吕先生完全具有撰写一部中国医籍史的雄厚实力。

前提既可成立,更进一步的考察也就能够展开。诚之先生一生著述宏富,作品中有不少与医学相关的文字,取之与《知津》对读,可以发现相似处甚多。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看看能否从中找寻到《知津》作者究竟为谁的可靠证据。《知津》二《最古医经:〈素问〉、〈难经〉、〈灵枢经〉》言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集》时,以小字夹注的形式对“论集”加一按语:

言论所以集此书之意,宋本如此。后世刻本改为自序,非。

民国八年,吕思勉先生曾以笔名“驽牛”在家乡常州的报刊《武进商报》上发表了一组题名《论医》的文章,其中第六则有一句话:

《论集》言论所以集此书之意,宋本如俗刊本改为自序,非。

比较两句话,不仅观点相同,连文字也几乎一致,而后者的发表时间又正好与吕先生受谢氏委托撰写《中国医学大辞典》中有关医书源流派别部分的时间重叠,这绝无巧合的可能。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知津》一稿确实撰成于1919年,较《源流论》脱稿要早六年之久,前者不可能是据后者删改而成。

尤有意思的是,《知津》四《〈伤寒杂病论〉与〈金匮要略〉》在讨论《伤寒》卷帙数时说:“《伤寒杂病论》论集自言凡十六卷。” 结合上引同书第二节的按语,可以看出诚之先生行文相当谨慎,用字前后照应,无粗疏草率之病。这两句话在《源流论》中,第一句与《知津》完全相同;第二句则有微妙的出入,作:“《伤寒杂病论》序文自言凡十六卷。” 此处,谢氏似乎不明就里,轻率采用了前文所批评的俗本妄改之文。仔细揣摩,只有在《源流论》是据《知津》增订而成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错误。何以言之?因为增订者并非原作者,虽照录了有关“论集”的那条夹注,但由于不是自己研究所得,故很难留下印象。当其读到后文“伤寒杂病论论集自言”一语时,由于“论集”一词较为生僻,少有与“自言”连用者,遂轻疑为文字衍误,而据平常所用之俗本《伤寒》径改两字作“序文”,浑然忘记了前面那条不起眼的按语。一时疏忽大意造成的罅隙,替后人留下了追踪《源流论》来龙去脉的痕迹,这大概也算是千虑一失吧。

《知津》一书的内容与观点同吕氏著作中涉医部分高度相似者,不是仅此一例,而是数量众多。比如,在《知津》开篇,诚之先生就比照儒学的发展,对中国医学史进行了分期:

中国医学,可分数期:自西周以前,为萌芽之期,春秋战国为成熟之期,两汉之世为专门传授之期,魏晋至唐为搜葺残缺之期,两宋至明为新说代兴之期,起自明末,盛于有清,为主张复古之期。(中略)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也;其笔之于书,盖亦在周秦之际,皆专门学者所为也(中略)其传承派别可以推见者,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中略)此其专家授受,各有师承,犹两汉之有经师也(中略)其中绝不知何时,然亦必当汉魏之际,故后此治医学者,若皇甫士安,若陶弘景,皆无复口说可承,而徒求之于简编也。其蒐讨掇拾之功最巨者,于隋则有巢元方,于唐则有孙思邈、王焘。此医家义疏之学也。北宋以后,新说渐兴,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之各创一说,竞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异于汉而又自相歧也。至明末而复古之风渐启,清代医家多承之,则犹儒家之有汉学矣。

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极具见地,堪称《知津》的核心论点与总纲,深受吕先生重视,全稿多处皆有申述与阐发。而在1933年10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刊行的先生著作《先秦学术概论》第十章《方技》中,也有一段非常近似的话:

中国医学,可分三期:自上古至汉末为一期(中略),此期医学,皆有专门传授,犹两汉经学,各有师承也。魏晋而后,专门授受之统绪,渐次中绝。后起者乃务收辑古人之遗说,博求当世之方术(中略),此一时期也,务缀拾古人之遗逸,实与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相当也。北宋时,士大夫之言医者,始好研究《素问》,渐开理论医学之端。至金、元之世,名医辈出,而其业始底于成。直至今日,医家之风气,犹未大变。此一时期,盖略与宋、明之理学相当。清儒考据之学,于医家虽有萌蘖,未能形成也。

对比两说,关于中国医学的分期如出一辙,不同之处仅是后出者的文字更为精炼整齐而已。类似若合符节的地方并非仅见,在吕氏著述中还有不少,如关于“五运六气说”的讨论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知津》九《宋代医学新说之兴起》有云:

中国医学,至宋而新说肇兴,非得已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必得其理,然后可以应用于无穷。古代专门授受之医学,魏晋而后既已寖失其传,其为后人所辑存者,皆不免于残阙不具。夫古代之医学即使书存于今,其理亦未必可据,况其所存者又皆残阙不具之说乎?!然学术之真必存于事物,后世解剖之学既已绝迹,形下之学又日湮晦,欲明医理,果何所据以资推求哉?于是冥心探索,而其说转遁入于虚无,而五运六气之说兴矣。

赵宋之时,五运六气说与医学的合流,标志着中国传统医学思想的巨大转折,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中医发展轨迹。诚之先生独具只眼,指出了其中隐伏的脉络,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这样的创见,自然是学者的得意之论,故先生于此亦三致志也,在不同著述中都有阐发:

自五代以前,习医者多守其专门之业以相传授,其人多今草泽铃医之流,士大夫之好斯事者甚少,则亦安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已。自宋以后,士大夫之研究医术者始多,始欲求得其原理。然古代相传之说,本止有其术而无其理,加以人体生理日以湮晦,药物化学又无门径,术之不明,理于何有?于此而欲强立一说焉以会诸说之道,则愈笼统污漫不着边际之说,愈适于用,此中国医家之所以好谭阴阳五行也。

又:

北宋以前,医经、经方两家,皆偏于治疗之术,罕及病之原理。虽或高谈病理,乃取当时社会流行之说,如阴阳五行等,以缘饰其学,非其学术中,自能生出此等理论也。宋人好求原理,实为斯学进化之机。惜无科学以为凭借,仍以阴阳五行等,为推论之据。遂至非徒不能进步,反益入于虚玄矣。

又:

医学至宋而一变。自唐以前,医家多讲治法,罕言医理,宋世乃多言理,而五运、六气等说兴焉。然其转变之原,亦在唐世。何者?前此视医为贱业,士大夫弗为,至唐乃渐为之,士大夫为之,斯言理矣。

上所举中国医学史分期、宋代医学新说的肇兴都是《知津》中非常重要的观点,除此之外,不少局部甚至细节方面的论断,也能够在吕氏的其他论著里找到相似的表达。兹举两例,以概其余。对于中医的独门之技“诊脉”,诚之先生有着迥异流俗的见解:

脉学原起亦甚古。近人多诋其术之不足恃,然古言四诊,切本居末,后世医论,遇有证脉相违者,亦多主舍脉从证,间有主舍证从脉者,则必逆知此证将有变动,不当徒泥目前之证以施治,而此证究竟将有变动与否,则藉脉象以参之,非徒恃切脉遂可治病也。故切脉者,诊察之一术而未足语于诊察之全也。然世之知医者少,皆视医为神妙不可测之事,以证为人人所共见,脉为医家所独知,遂谓医之于脉,别有不可言传之妙,而医家亦借此自炫,以欺愚昧,其流失几谓专凭脉象,便可治病,此流俗人之言,非学人之论也。

在先生数量庞大的读史札记中有一条立论和措辞都很近似的文字:

中医多以善诊脉自诩,甚者谓能诊脉,则不待问而可知所患,此乃欺人之谈,少明事理者不之信,即医家之少明事理者,亦不以此欺人也。……脉学之兴,盖本诊察之一术,所以补但凭证状者之不足,以求详慎,非谓恃此遂可忽视证状。……后世医家,遇有证脉不合者,多舍脉而从证;以证固明白可据,脉究凭探索也。间有舍证从脉者,乃经验多,知目前之证将有变化,不宜徒据之以为治,乃逆测未来以立法,实无所谓从脉也。

诚之先生曾谦虚而又自信地说:“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 这绝非泛泛之言。对中国学术史稍有了解者,都应该清楚地知道此话的分量。自古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均很重视读书札记的撰写,非独得之见不存,去取甚严。此条有关“诊脉”的札记,如果暗合他人旧说,吕先生当会删去,以示无意掠人之美,但并未摒弃,可知是个人创获。《知津》有与之相合的论述,显然也不会只是出于巧合。至于相似的细枝末节式的观点更是在在皆有,比如《知津》十六《明清间诸医学名家》对清代医家徐大椿的医学造诣推崇备至:

其卓然可称大家者,实无过徐灵胎。灵胎于各科古书,靡不攻究,实足当博大精深之目。

衡量杰出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下,往往见仁见智,由于容易带有主观色彩,反倒较能显现出评价者的真实身份。上引之言在《论医》(十三)中恰巧亦有一段孪生式的表述:

中国近世医家,予最服膺徐灵胎,以其读书最多,于各科多所通晓,且持论最谨严,在近世医家中较有轨范故也。

众所周知,但凡严肃负责的学者,对于自己通过独立思考与研究而得出的结论,都不会轻易动摇改变。上所举《知津》中的部分观点,在吕氏其他相关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可谓一以贯之,说明这些创见最有可能是由诚之先生提出的,再结合前文列举的各种证据来判断,则吾人可完全肯定《知津》确系吕思勉先生亲笔之著。

四 结语

祖述宪先生对吕思勉先生为什么赞同《源流论》署谢观之名,很感费解,其实类似的事情早有先例,甚至在清代就已蔚然成风。清人汪中,高才博学,然命途迍蹇,坎坷无所遇,一生主要以游幕维持生计,其传世之著《述学》就收录了不少捉刀代笔之作。当时,幕主和幕僚皆习以为常,后世对此亦抱理解之同情。与之相比,目录学经典《书目答问》作者署名之争则更为有名——该书究竟是出自张之洞手笔,还是南皮命门下士缪荃孙代撰,晚清以降,学界聚讼哄然,迄今仍无定论,这同《源流论》的成书颇有相似之处。虽然谢、吕二人的关系并非主从或者师生,但前者介绍后者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以助己编纂《中国医学辞典》,就此事性质来讲,不能说没有丝毫主客之别,故诚之先生才有“属予襄理”之言。从这个角度看,谢氏视《源流论》为己作,亦非全然无据。

吕先生本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 ,其半生坚持执教光华大学,就深为世人敬佩称颂。据吕门弟子黄永年先生回忆:“在抗战前,吕先生早已是一位在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了,胡适想请他到北京大学去。论理当时北京大学文科是全国头块牌子,而吕先生所在的光华大学则是排不上号的私立学校。但吕先生拒绝了,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 在《自述》中,吕先生亦曾提及此事,不过道出了另一番理由:“人有问予:在光华二十余年,他校相招者甚多,条件多优于光华,何以终不迁改?其大原因,亦在懒惰,惮于迁改而已。”两条理由都出自吕先生之口,却截然不同,似乎自相违背。不过,窃以为两者实际各说出了事实的一半,合而观之,应该才是真相的全体。所谓不愿拆老朋友的台,乃重然诺之义;而惧怕迁改,则是反求诸己之仁。受友人之托,必全力以赴,不计个人得失,功成之后更不矜炫于世,这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适堪连类。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吕先生为何终生不曾公开谈及《知津》书稿一事,而且还认可《源流论》出自谢观之手了。

客观地讲,谢氏所做补充删改亦自有其价值,故吾人认为《知津》与《源流论》不妨并行于世,供读者参考比较。但君子爱人以德,既然两书的关系已经得到澄清,那么,我们就当遵先圣“必也正名”之训,还后者署名之本来面目,将其改题作:“《中国医学源流论》,吕思勉撰,谢观增订。”

图片源自孔夫子旧书网:http://www.kongfz.com/
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王致谱审定:《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7页。按,此书标点错误甚夥,且颇有鱼鲁豕亥之讹,使用时应多加注意。
参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二章《隋唐五代学术》第六节“自然科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39—1140页。
按,此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发表时删去了文末三段文字。
按,“医籍”当是“医学”之讹。
李永圻、张耕华:《前言》,载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页。
图片翻拍自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
此文原名《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今改题作《自述》,收入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1—757页。
吕思勉:《自述》,氏著《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44页。
参见祖述宪:《〈中国医学源流论〉真正的著者是谁?——史学家吕思勉的〈医籍知津〉显露真相》,《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20日,第13版。
此类论著颇多,仅吾人浏览查询所知者即指不胜屈,兹略举数例:张瑞:《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知网,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李楠:《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知网,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韩毅:《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医事诏令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陈昱良:《明清学术视野下的伤寒学研究》(知网,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刘金鹏:《陈直〈养老奉亲书〉研究》(知网,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李建民:《从中医看中国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胡頔:《〈金匮要略正义〉训诂研究》(知网,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熊秉真:《幼医与幼蒙——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等等。
参见祖述宪:《〈中国医学源流论〉真正的著者是谁?——史学家吕思勉的〈医籍知津〉显露真相》,《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20日,第13版。
参见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王致谱审定:《中国医学源流论》,第113—121页。按,祖氏并未认真比读两书,误认为:“谢书比吕著多了最后的六节——中西汇通、东洋医学、民国医学、时代病、地方病和结论”,实则“中西汇通”、“东洋医学”两节内容,《知津》中亦有。
吕思勉:《医籍知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20页。
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王致谱审定:《中国医学源流论》,第33页。按,凡文字有出入处均下加着重符号,下同。
吕思勉:《医籍知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25页。
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王致谱审定:《中国医学源流论》,第40页。按,凡文字有出入处均下加着重符号,下同。
吕思勉:《医籍知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67页。
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王致谱审定:《中国医学源流论》,第110页。按,凡文字有出入处均下加着重符号,下同。
吕思勉:《医籍知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50页。
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王致谱审定:《中国医学源流论》,第83页。按,凡文字有出入处均下加着重符号,下同。
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王致谱审定:《中国医学源流论》,第85页。
胡道静:《吕诚之先生〈医籍知津〉稿本题记》,附见吕思勉:《医籍知津》,氏著《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69页。
参见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卷二“1912—1925年(29—42岁)”,第265页。
吕思勉:《医籍知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6页。
参见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卷二“1912—1925年(29—42岁)”,第224页。
胡道静:《吕诚之先生〈医籍知津〉稿本题记》,附见吕思勉:《医籍知津》,氏著《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210页。
吕思勉:《医籍知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12页。
参见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王致谱审定:《中国医学源流论》第五节“《素问》考证”,第15页。
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王致谱审定:《中国医学源流论》,第26页。
吕思勉:《医籍知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3—5页。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同上书,第569—570页。
吕思勉:《医籍知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23页。
吕思勉:《论医》(七),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卷二“1912—1925年(29—42岁)”,第210页。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十章《方技》,《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570页。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二章《隋唐五代学术》第六节“自然科学”,第1137页。
吕思勉:《医籍知津》五《脉经与脉学》,《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14页。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丙帙“魏晋南北朝”第五四七条“脉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89页。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6页。
吕思勉:《医籍知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46页。
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卷二“1912—1925年(29—42岁)”,第212页。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48页。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