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求学的情形，限于资料原因，一直是林语堂研究中的一块短板。进入新世纪后，所幸有诸位学者做了一定的开拓性研究，比如台湾学者秦贤次通过对林语堂早年资料的挖掘，考证出其在圣约翰的主要学习情况，包括所学专业、授业老师、参加的社团活动等，勾勒出林在圣约翰时期的基本活动，但秦文仅限于材料的梳理，且多是提供线索，并未深入展开^①；李平在稍后的文章中对林语堂的学生生涯，包括本科的圣约翰大学、硕士阶段的哈佛大学和博士阶段的莱比锡大学的材料都有所补充，但同样也只是资料的勘误和考证^②。香港学者钱锁桥在其编纂的林语堂双语文集《小评论》中曾对林在圣约翰时期的创作有所梳理，尤其对他在校刊《约翰声》(the St. John's Echo)和《约翰年刊》(the Johannean)上发表的几篇英语小说进行了评析。^③在此基础上，香港中文大学杨柳博士着重以林语堂在《约翰声》上发表的三篇英文短篇小说为对象，讨论了他青年时期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危机的问题。^④彭春凌在讨论林语堂和现代中国语文运动的长篇论文中，对于林在“五四”时期从语言学转向文学创作的原因进行了深入考察，兼及了他在圣约翰时期学习英语的经历及对其参与语言改革运动的影响，但并非彭论文的主要关涉所在。^⑤以上论文各有所长，但均缺乏对林语堂在圣约翰时期语言文学观的较为全面的分析。

林语堂于1911—1916年在圣约翰大学学习，先入道学科，一年半后转入文艺科。作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基督教大学，圣约翰的学习究竟带给林语堂怎样的影响？虽然林语堂在晚年多次提及他在圣约翰的生活，但回忆总免不了有很多后见之明的情感色彩，很难还原历史发生的真实情形，也影响了后人对林语堂早年思想的理解。笔者通过对圣约翰大学校刊《约翰声》的整理，发现林语堂于1911—1916年间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体裁、风格各异的中英文作品，包括论文、小说、散文、演讲、翻译、新闻报道等，这些作品中除了三篇英文小说已经被讨论过，其他作品尤其是多篇论文都从未被研究者提及。这些论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青年时期的林语堂在中国语言文字、文学、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和此后人所共知的语言学家、文学家的林语堂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本文试图通过对当时圣约翰大学的文学教育环境的梳理和还原，并结合对林语堂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的分析，勾勒出青年时期林语堂的语言观和文学观，以及它们通向未来之林语堂的思想奥府的潜在路径。

据秦贤次先生的考证，1911年2月初，林玉堂^①插班进入圣约翰大学“道学科”(即后来的“神学科”)预科一年级就读。这也是林玉堂的父亲林至诚，一个闽南乡村牧师一直以来的夙愿，希望送儿子去当时全国学英文最好的圣约翰大学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但是读完一年半之后，林玉堂的神学科成绩并不理想，同时他对于神学课程中耶稣神迹的种种宣传也非常不以为然^②。在校方的建议下，1912年9月他从“道学科”转到了“文艺科”。

翻检1910年代《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我们发现圣约翰当时的学科设置，整体上可以分为“西学斋”和“中学斋”两大类，其中“西学斋”和“中学斋”又各自有“正馆”和“备馆”(即预科)。“西学斋”正馆中分“文艺科”“格致科”“道学科”“医学科”等，其中“文艺格致两科”中又包含有“博物学部”(包含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等)、“数学部”“文学部”“史学部”“心理学部”“近世方言部”“作文部”等专业，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圣约翰，文艺科的学生接受的是效仿美国大学教育体制中的文理科交叉的通识教育，这也印证了这一时期曾在圣约翰就读的不少毕业生的回忆。^③

在“文学部”的专业介绍中，有如下说明：“备馆文学科之目的，在使学者熟悉近世英文，以启发其思路，并令有用之之能力，正馆则在使学者，得能升堂入室，通晓文中所表之高贵意义以及悲乐感情，此教以人情之法，即正馆之目的也。” ^④显然校方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的学习，让学生领会文学所反映的复杂世情和深蕴的人情人性之美，体会优秀文学作品的高贵价值，这也可以说是文学教育的正途所在。

笔者查阅1912.9—1916.7的《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发现在林玉堂就读“文艺科”的这四年中，作为主干学科的“文学部”的主要课程，全部都是文艺复兴直至近现代以来的欧美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研读和相关文学史的梳理，课程包括“英文小说”“英学文萃”“莎士比亚剧本”“英文散体文”“英文诗歌”“英国文学史”“作文总类”“注解”等，这些科目的参考书目则囊括了莎士比亚的《驯伏悍妇奇谭》(即《驯悍记》)《哈姆雷特传》《亨利五世》《麦克白》《暑夜梦奇谭》(即《仲夏夜之梦》)，狄更斯(当时译为“地庚所”或“狄更所”)的《二城记》《块肉余生述》，以及萨克雷(当时译为“杀葛来”)、司各特(当时译为“史各脱”)、丁尼生(当时译为“戴纳生”)、史蒂芬孙、华兹华斯、弥尔敦等人的经典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文体。具体到这些课程的学习要求，不仅要求学生熟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掌握文艺复兴至近现代以来欧美文学发展的主要历史脉络，体悟这些文学作品所饱含的复杂的人性人情(“观察人性之微”，“研究人生问题”)，而且要求掌握各类英文文体撰写的逻辑思路(“练就思力之精密”)，和遣词造句的技巧及方法(“能运辞达意”)，并能效仿之(每门课都要求学生运用英语进行相关文体的写作)，最终希望学生能够由衷感受文学之美(“油然生爱读文学之心”)，进而获得自修文学的能力(“鼓励其益好自修文学之心”)。而教授这些课程的无不都是西方教员，包括文科硕士都孟高教授、文科硕士罗道纳教授、文科学士欧克德教员、文科学士梅哲尔教员等。尽管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获知这些课程授课时的具体情形，但从上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来看，它们都具备了现代西方文学教育体系的诸多特征，包括注重文体分类和文学史的梳理，注重培养学生分析而非仅赏鉴作品的能力等。对于林玉堂而言，这些课程更重要的是带给了他对于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最为直接的阅读经验和分析评价的视角，包括对它们从逻辑思路、文体风格到用语造句等作品细部的体味和把握。

除了文学类的课程，林玉堂还对历史、自然科学和地形学等科目感兴趣，同时课堂之外的图书馆也成为他知识摄取的重要来源。他对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指掌，阅览了大量英文书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①，包括张伯伦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赫克尔的《宇宙之谜》、华尔德的《社会学》、斯宾塞的《伦理学》及韦斯特墨的《婚姻论》等，这些书籍涉及人类发展以及近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为他奠定了多元开阔的文化视野。

天资聪颖的林玉堂在圣约翰成绩优异^②，同时因为突出的英语成绩，他还在学校主办的多项英语类活动中崭露头角。1889年，圣约翰创办了近现代中国首份大学生校刊《约翰声》(the St.John's Echo)，开创初期为全英文杂志，1907年之后始增加中文部。《约翰声》上的英文撰述均由在校学生创作，校长卜舫济于每一期的开篇都会奉上一篇由他亲自撰写的Editorial(“社论”), 他的文章也成为学生们争相效仿的对象，《约翰声》无疑也成为学校推广英语运动的一方重要天地。林玉堂在大学二年级时入选《约翰声》的英文编辑部做编辑，此后他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各类英语作品十余篇(下文将会详述)，他创作的英文小说还获得过1914年圣约翰“英文小说”的金牌奖。此外林玉堂还担任了学校英文文学辩论会的会长。“文学辩论会于一八九八年创立，对于大学生英文演说及英文写作方面，助力不少。”^③英文文学辩论会(English Literature and Debating Society)在当时以英语辩论为主，邀请社会名流和本校教授为裁判。辩论演说的题目广泛，时事政治、历史事件等无不涉及。林玉堂在校期间多次获得圣约翰的“英文演说”和“英文辩论”的“金牌”和“银牌”奖。

值得一提的是，校长卜舫济和其他几位优秀的西文教授也对林玉堂产生了重要影响，林曾称“他们都是真君子” ^④。尤其是卜舫济校长，作为新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⑤的代表，虽然出于基督教大学的办学目的，他强调学校的宗教气氛并对中国文化时有指摘，但整体上还是表现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正面评价，以及积极融入中国社会的开明立场。^⑥林玉堂对他敬重备至，并颇受卜氏思想的影响，卜舫济对这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同样爱护有加，两人私交甚笃。林玉堂从圣约翰毕业后，还经常和卜舫济保持书信往来，报告自己在清华学校的工作情况，卜舫济对他的专业发展亦多有建议。^⑦

凡此种种都已表现出林玉堂在圣约翰期间所接受的西方文学和文化教育是较为完备、成体系和多元的。这些文学和文化教育在他日后逐渐完备的知识构成和文学修养上发挥了深远的辐射力量，连同校长卜舫济等一班传教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熏染，都成为他早期语言和文学观形成的重要来源。

多年后，林语堂对在圣约翰接受的西方文学和文化教育仍旧感念至深，但同时对学校当时的国文教育却颇多微词，“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①这些评论也成为历来学界用来批评圣约翰当时不重视国文教育的经典例证。

那么当时的圣约翰是否真的如林所说对国文教育完全漠视呢？不妨来比较一下同一时期国学斋中学科的说明：“本学堂以培植人才必须首重国文，故中西并重，以期诸生国文学有根柢，为青年将来应事地步，中西学两不牵混(如西优中劣，则中学入备馆，西学入正馆。中优西劣，中学入正馆，西学入备馆)。如西学已经毕业，中文在上级可得升班者，于给西学凭照时，发给该生修业证书一纸，作为该生国文科学程级之据。如欲得国文凭，必须读至高级毕业方能给执。若诸生于中文不能勤学，两年不升班者，照章应行开除，以分勤惰，而示劝惩。”^②“说明”一开首就郑重声明学堂对于国文的重视，强调“中西并重”的培养目标，并对学生中西两学的程度进行分层式管理(有“西优中劣”和“中优西劣”之别)，对于中学学习不力者，给予开除惩罚。这些都能够说明校方在鼓励学生的国文学习方面确实采取了不少举措。事实上，对学生的中英文程度进行区分管理，以便促进他们对西学和中学同样重视的方法，早在1909年就已经开始推行。^③

同时据《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的记载，“教会学校常因不重视国文，遭人讥评”，于是1911年“本校特任陈宝琪君为国文部主任，改良一切，成绩甚佳”^④。陈宝琪，何许人也？他于1909年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初充本校英文教员，辛亥秋改充国文科教务长，兼任翻译历史两科教员”^⑤。让本校优秀毕业生出任国文科的重要职位，以期改良国文系的教育水平，本就出于校长卜舫济的主张。卜校长曾对儒家传统的强调诵读记忆式的教育方式多次表示不满，并且认为唯一妥当的办法就是让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本校优秀毕业生来担任国文科的教员^⑥。陈宝琪在校期间数次获得“上级最优生”“高级最优生”的称号，并在《约翰声》的中文部上发表多篇史论文章^⑦，由他担当国文科重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1913年10月，卜舫济在《约翰声》的“社论”一栏发表文章，呼吁圣约翰学生要重视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学习。他提出了几点原因，首先通过英文接受教育的学生，有能力把他们的知识翻译成优美的中文，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可能用一种外国语言来教授，科学知识也必须要用本国语言来传授；其次，在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智力上的训练；第三，中国的未来在于她能够明智地依靠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如果完全抛弃传统道德和理想，将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毁灭，中国的未来必须扎根在旧文明也就是儒家思想中。^⑧在1915年2月举行的华东教育联合会的年会上，卜舫济几乎重申了上述观点，并再次强调对中国语言的简洁、优雅和韵律之美的欣赏。可见，积极推行“英语教育”的卜舫济对传统儒家文化并非持否定态度，相反他认为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命脉所系，必须重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

校方的重视态度也可以从1912—1916年圣约翰中文斋“国文科”的课程安排中见出。这一时期“国文科”的课程主要包括“国文”“古今国文选本”“中国历史”“中国伦理学史”“作文”“翻译”“词章古今诗词”等。将历史、哲学等科目都纳入“国文科”的体系，已可见出“国文科”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史教育的倾向。1915年9月之后，国文科课程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原来的“国文”课细化为“古文辞类纂精华”，“历史”课细化为“纲鉴易知录”，同时还增加了“子书管子精华荀子精华老子精华墨子精华庄子精华”“词章唐诗三百首杜诗精华苏诗精华”等，这种课程安排已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史教育中的“经史子集”的课程分类。值得注意的是，1914—1915年度中学斋还开设了“翻译”一课，此课一直延续到1917年9月，学校要求“凡大学诸生均须使习译学中西互译作为文科或理科中之一课”^①，“翻译”变成了“中西互译”课，并成为圣约翰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生的必修课。“翻译”课在国文科的开设，是中学斋在当时校园整体的英语教学气氛中的一种必然的调适，而“中西互译”成为圣约翰大学的必修课程，也可见出校方尝试打通国文和英文教育之间层层壁垒的努力。而这一时期“国文科”的教员构成，除了前述的陈宝琪君，其他还有如金聿修、吴叔田、庞芑菴等，皆为饱读诗书的儒学之士^②，他们不但构成了1910年代圣约翰国文科稳定的师资队伍，也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国文科遵从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路线。

这种重视儒家经典教育的气氛还可以从这一时期校刊《约翰声》的中文部^③上发表的作品可见一斑。翻阅1911—1916年的《约翰声》的“中文部”，几乎都是文言文写就的作品，内容上除了时论之外，占据刊物很大比重的还是师生发表史论和考据方面的论文，比如“韩信不用蒯徹计论”“阮籍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论”“读宋欧阳修朋党论书后”“唐太宗杀建成元吉论”“官田考”等，而且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都是各级学生中的“最优生”，其中不少在题目中还标明是出自学生的“改作”，笔者据此推测这些很有可能是在课堂习作的基础上改作而成。同时，圣约翰学生还经常发表关于国文学习、国学教育的相关讨论文章^④。比如其中一篇发表于1915年的《论译西文宜通小学》的文章，就批评了当时西学流行，而青年学生往往对本国固有之学术传统弃若敝履的现象，导致西文翻译中“妄撰新字，强附他义”，因此他提出“以今日学者之文字学供本国文之用尚未充分，何以译外国文字哉”，主张“通小学者译西书之名词，译西书之词义，较诸不通小学者，其精当必过之矣”。联系到当时圣约翰国文科刚刚开设的“翻译”课的背景，这种观点无疑呼应了学校整体上追求的调适中西，特别是强调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经典学习的导向。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约翰声》上还专辟有“文苑”一栏，刊载的都是学生创作的古典诗词。

当然在这其中，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一直痛斥圣约翰国文教育不堪的林语堂，也在《约翰声》上发表了两篇文言文作品，分别是一篇翻译文章《卜舫济先生论欧战影响之中国》(《约翰声》1914年第25卷第8期)和一篇议论文《班长权议》(《约翰声》1916年第27卷第3期)，署名均为“林玉堂”。《班长权议》讨论的是学校管理中的学生自治问题，他提出要效仿西方大学设立学生议院的模式，限定班长及其他相关人物的权力，维护团体的公益。对卜校长的译文，则复述了卜氏在同篇英文论文的观点，即讨论欧战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及国人应该采取的对策等。相比较同时期林在《约翰声》上发表的诸多英文作品，这两篇文章从数量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细读下去，我们发现它们无论是局部的遣词造句还是整体的文气贯通，和同一时期杂志上的其他文言文文章庶几无差。1917年2月，已经任教于北平清华学校的林语堂还写信给老校长卜舫济，信中除了汇报他在新学校的学术研究兴趣之外，还特意强调说：“我还在学习中文，说到底，在中国社会，中文毕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⑤从这一点上也可见出他对卜舫济呼吁重视儒家经典学习的一种认同。

因此可见，在林语堂就读圣约翰大学时期，一方面他全面接受了学校提供的较为完备的近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的知识教养，另一方面也并非如他后来所言，完全生活在一个和国文隔绝的世界中。事实上，1910年代的圣约翰，尽管已经拥有了相当成熟的西方语言和文学教育体系，但仍旧致力于发展正在起步的国文教育，并且试图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不但校长卜舫济频频撰文呼吁学生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中文斋国文科开设的“翻译”课最终变成全校文理科学生的必修课“中西互译”，校刊《约翰声》的“中文部”也成为学校重视儒家文史教育的一个展示台，这些都足以证明圣约翰大学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国文教育并非是敷衍之举，它们都潜在地形塑了林语堂早年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

虽然1910年代的圣约翰大学在文学教育方面努力为之的调和东西的双重路线，效果并不尽如人意^①，但作为个中之人的林语堂还是深受这种调和式的教育政策的影响，他在这一时期的语言观和文学观就能体现出这种倾向。

笔者通过查阅1910年代的《约翰声》发现，林语堂当时在刊物上发表的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英文作品，共计十六篇，包括五篇论文，三篇小说，散文和议论文各两篇以及一篇演讲稿和三篇新闻报道，署名有Y.T.Lin，Lin Yü-t'ang等，其中的五篇论文集中讨论了中国的语言文学和传统文化的问题。

The Chinese Alphabet(《约翰声》1913年第24卷第3期，署名Y.T.Lin)是林语堂在《约翰声》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国语言文字成为他首要关注的问题。从题目上看，文章应该是讨论中国文字，但文章开宗明义阐述的却是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中国文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也是最为古老，为最广大的人群所运用的一项创造发明。他称颂了中国的诗歌和“赋”这样一种在别的语言中未尝见到的文学形式，并且认为中国人通过文学展示出较高的道德价值。正是在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学价值的前提下，林语堂进一步提出中国的表意文字系统和西方国家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文字体系相比，显得特别复杂，阻碍了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理解，导致了他们甚至无法使用这一书写系统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随后他分析原因认为，由于口语和书面语相分离，中文的书写体系要求写作必须是书面语，任何口语的趣味都被认为是荒谬可笑的，这一点和英语中崇尚简洁的原则恰好相反。因此他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要简化，需要一种更简单的书写形式，实现普通民众接受教育之后可以读书写作，通过阅读报纸关心社会时政，学生可以更容易地写出优美的中文，而且它将成为通行全国的民族语言(National Tongue)。那么这种简化的汉字是否适合所有的中国古书呢？林文进一步指出，比如《易经》《书经》等，如果翻译成字母体(the Alphabetic Writing)，会损害它们原来的魅力和特质。但是对于四书来说，将它们翻译成为一种更为简单的形式，会让读者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文本，更加自由地形成对概念的判断。最后他总结说，汉字的字母化不是对文学文化经典的毁坏，而是在它自己范围内的一种修整(Restoration)。针对当时有语言学家提出的将所有的口语字母化的建议，他提出应该首先要将官话字母化, 因为中国有400多种方言，四分之三的人说的话非常接近官话，所以官话是最适合作字母化的方言。

在这篇并不算长篇大论的文章中，青年林语堂已经表现出了对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颇有见地的判断。首先，他的中国语言观和他的中国文学观、文化观紧密相连，他始终是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简化汉字的意义和价值的，换言之，改良和简化汉字是修复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就建立起了语言和文学、文化之间的水乳交融的关系；其次，以中西方语言学习的切身经验为例，指出中国书面语之所以难学的症结所在——“文言分离”，同时以西方的语言文学崇尚简洁作为参照，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系统应该进行简化和改良；第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即将官话字母化，并将这种字母体推广为民族共同语(the National Tongue)。可以看到，无论是对汉语书面语“文言分离”的分析，还是通过汉字字母化推广民族共同语，这些观点在晚清以降的语言改革者那里都被一再提及，林语堂则从中西语言学习的亲身经历出发，呼应了这些时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彰显了他语言观背后的民族文化/文学的认同。这些观点在几年之后又被林语堂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1917年，从圣约翰毕业之后就北上赴清华学校任教的林语堂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创设汉字索引制议》^①一文，文中提出当前的字典辞书大多遵循康熙字典的旧制，检索不易，故而提出汉字索引的新方法，包括提炼出汉字的“十九母笔”(即汉字的首笔)、并按照汉字的笔画结构将其又分为“交笔”“接笔”“离笔”“内笔”“外笔”等，根据汉字的前三个笔画进行汉字检索的基本思路，论述间始终以英文字典检索法作为参照，但对于这些汉字笔画如何进行排列却言之不详。这一初步构想在一年之后刊发于《新青年》上的《汉字索引制说明》一文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释。该文继续明确了根据汉字的“母笔”进行检索的方法，同时特别提出仿照英文字典中的字母排序表如“aa, ab, ac, ad”，定母笔和后面两个笔画之间的先后顺序和组合关系，这种方法使得汉字检字一改之前的繁缛，变得更加便利：“以西文字母之例，应用于华文之点画，而有汉字索引制创制……则无论何字，第取其最初三笔之异同，而准之以为先后，其明白简易，遂与西文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蔡元培在看完林语堂的这种汉字检字法后盛赞：“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②林语堂的这种检字思路明显受到英文排列逻辑的影响，这和他就读圣约翰大学期间努力学习英文关系甚大。据他自己说那时他“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并且不论“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③，显然，通过对于英语字典的学习启发了林语堂对于新的汉字检字法的创制。

创制汉字检索新法的目的，在于优化和提高普通民众学习汉字的效率，这也是林语堂在圣约翰时期就明确的改良汉字目标的题中应有之意。除此之外，林语堂还投入到国语罗马化运动中。1923年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后，他受胡适之邀任教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并借力自身的语言学背景积极参与当时的国语罗马字拼音的研究。和钱玄同曾经一度坚持废除汉字的彻底决绝不同，林语堂坚持的是汉字与罗马字可以并行不悖。他称“学汉字若得法，必不像从前那样难，并且是最有趣的，因为他里头藏有好些玩意儿……它太美了，太有趣了”，“汉字之外，必须有一种普通可用的易习易写的拼音文字”^④，“罗马字是实际上的世界字母，……罗马字能帮助中外知识界相接近，能在国际上增高中国文的位置”^⑤。罗马字不仅具有“世界字母”的意义，而且可以帮助中文走向世界，这样林语堂对汉字之美的认同和对汉字罗马化的倡导，就可以毫不违逆地融合在一起，对汉字罗马字拼音的倡导显然和他对西方语言文学发展历史的熟稔相关，对汉字之美的认同，则遥遥呼应了他的老校长卜舫济此前对学生们的谆谆教导，而对中文走向世界的愿景，则根植于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和认同，这一点则在他的圣约翰时期就已表露无遗。

就在The Chinese Alphabet的论文发表后不久，林语堂又发表了一篇讨论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约翰声》1913年第24卷第8期，署名Lin Yü-t'ang)的文章。文章开篇即指出，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儒学复兴的运动，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它。他提出了以下原因：首先儒学深刻地影响到了每个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和思考方式，它是产生新的个性和新的人民的基础，比那些大众的“无德”，儒学更接近宗教；其次，儒学具有一种文化兼容性，它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同时还能把西方文化加以同化；第三，儒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相互融通的，一个人不需要为了成为一个基督徒而放弃成为一个儒教徒；第四，儒学和基督教一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关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走向。他同时还批评了当时社会上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很多公立学校的学生不信仰任何宗教，二是很多年轻学生彻底地被欧化(thoroughly Europeanization)，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过低地评估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篇文章将儒学提高到了民族宗教的位置，并且认为和国家的未来命运休戚相关，这其中自然有基督教大学的因素影响，但他对于儒学文化特点的阐释和重要价值的强调，使得他认同以儒学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立场不言而喻。在这之后，林语堂又连续写了两篇长文分别讨论“乐”和“礼”在传统经典和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在The Place of Music in the Classics(《约翰声》1915年第26卷第9期，署名Lin Yü-t'ang)一文中，他开篇就批评了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礼乐制度的偏见，显然有向西方读者矫正和澄清中国文化的考虑。文中他试图讨论“乐”在儒家经典中的作用，指出音乐既不是娱乐的一种方式，也不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被欣赏的艺术，它承担了道德重建的功能。而在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Li”(礼)(《约翰声》1916年第27卷第5期，署名Lin Yü-t'ang)文中，林语堂则分析了“礼”在现代中国社会的走向和命运，特别是在日渐工业化和西方观念渐趋盛行的背景之下，个人主义成为“礼”的最为致命的死敌，在这两大原则的调适之战中，中国未来社会的结构也将被决定。林语堂抓住了“礼”和“乐”这两个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分析儒家文化的特点、价值，及其在中国社会的未来命运，眼光和问题意识都是值得赞赏的，虽然限于篇幅和他本人当时的知识阅历，两篇文章都不足以阐释清楚如此宏阔的问题，但他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以及分析问题时跳出来看的客观眼光已经彰显无遗。

林语堂从1917年始对汉字新检字法的探索到1923年回国后对汉字罗马字的倡导，看起来是源于其西方语言学训练的专业背景，但如果联系到其在圣约翰时期就已经彰显的汉字字母化的改良主张，这一路径的变化发展就更加顺理成章。他的汉字改良观既肇始于他自身中英文学习的切身经验，更源于他在圣约翰大学特殊的教育环境中形成的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努力沟通中西文化的诉求。同时，他的汉字改良观中所体现出的文学和文化关怀，也为他日后从语言学向文学领域的转向埋下伏笔。

前文已述及，和林语堂的汉字改良观密切相关的是他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看法，在他看来，汉字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中国文学的重建。发表于1913年的Chinese Fiction(《约翰声》1913年第24卷第9期，署名Lin Yü-t'ang)一文较为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学的态度。

文中他首先比较了中西方爱情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的爱情描写一般出现在诗集、历史著作、哲学经典中，但在描写社会和女性人物的中国小说里却很少看到真正的爱情。即使小说反映的是社会现实，那些作者也并不认为小说对他而言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他们对于爱情小说的观念也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爱情小说，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对小说抱有的偏见。其次，他在肯定了《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永恒意义后，遂将批评的矛头转向中国的通俗小说(light literature)。他认为其中过于低俗的、肉欲化的性描写对青年人造成了智力、道德和体力上的诸多损伤。在总结原因时，他分析说，因为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向来都不占据重要位置，包括儒家经典都过于严肃，缺乏幽默的因子。在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眼中，小说从来就没有获得更高的地位，这导致了很多饱读诗书的学者不愿从事小说创作。为此，他呼吁要提高小说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呼唤出现一些天才般的人物改变目前的状况，召唤出中国的狄更斯(invoke a Chinese Dickens)。作为应对的策略，他提出要加大对英国和法国伟大作品的翻译。那些优美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以及同情心、期望和悬念，将会非常不同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模式，它们会给我们呈现更多的生动的值得信赖的历史画卷，和作为解释工具的新的思想和人生哲学，这会对中国小说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最后，林语堂列举了包括司各特、库柏、狄更斯、卢梭、歌德、斯托夫人等的经典作品，并再次提出，只有中国的小说拥有了严肃和高贵的写作目的，才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可以看到，林语堂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高度认可的，但这也并不妨碍他对某些过于肉欲化的通俗小说的尖锐指摘。他分析了小说在中国之所以被忽视的原因，并呼吁提高小说的地位。他对小说理想形态的描述和对小说拥有严肃写作目的的期待，是以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欧美小说的特质作为参照，为此他还提出了以翻译西方文学经典来推动中国文学的改革的方法，显然西方文学经验成为林语堂给中国文学开药方的重要依据。狄更斯作为圣约翰诸多西方文学课程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对林语堂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加之狄更斯在其时经由林翻译之后也成为中国民众最为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①，林语堂对“中国的狄更斯”的召唤，不仅非常恰切地贴合了当时中国民众的阅读趣味，也是他设构的西方文学经验中国化的某种理想镜像。

1918年，林语堂在第4卷第4号的《新青年》的“通信”栏上刊发了他给钱玄同的通信文章《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这篇文章更加具体地接续了他在几年前初步拟就的理想文学的蓝图。他提出要为白话文提出一个像西洋说理文一样的标准，“细慎精深，长段推究，高格的标准”，同时好的白话文也需要根据不同的文体(style)调整不同的风格，包括谈话体、讲学体、科学记事体等，这一点也是效仿西洋文学的不同体裁而来。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林语堂对输入西方文学经验以疗救中国文学的深切焦虑。有意思的是，作为通信的另一方钱玄同在文后的回复却颇值得玩味，他说，“西人文章的佳处我们中国人当然要效法他的。我们提倡新文学自然不单是改文言为白话，便算了事。惟第一步，则非从改用白话做起不可”^②。看得出来，钱玄同虽然认同林语堂以西方文学为典范和建设白话文学的主张，但他仍旧强调的是首先应该还是语言层面的白话文改革。反言之，林语堂的此番意见，针对的正是新文学运动中对白话文的普及作用过度强调，而对应该创作出一种怎样的白话文学却言之不详的倾向。因此，林语堂提出推行白话文的最终目标乃是“白话当文用，后来自有白话文学”，也就是说白话文并不仅仅只是开启民智的启蒙之用，而是为了创造一种白话文学。林语堂的这种观点和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论几乎同时提出^③，可以说在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实现路径上两人其实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两人对于西方文学经验的理解在层面和角度上有所差异，胡适是从宏观角度上把握欧洲文学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方言土语写作如何成就“国语的文学”，林语堂对西方文学经验的体悟则更加具体而微，比如提出“清顺”“明了”“义理畅达”“细慎精深”等作为衡量的标准，这当然和他在圣约翰接受的系统而具体的西方文学教育密不可分，同时这些标准的提出，也将他对“中国的狄更斯”的召唤更加具体化了。

这种白话文学理想的特质在其两年之后的文章中有更明确的表述。1920年，远在海外的林语堂在当时的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中国学生月报》)上连续发文，对当时国内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新文学运动提出质疑，认为现在人们对白话文运动存在一种误解，即他们觉得白话文可以让读写变得简单，这就是它的目的。林语堂则反驳说，伟大文学的目标，不仅是一种修辞学上的完美，一种形式感，还要追求的是思想上的审美，包括洞见人类的本性，对人类悲剧命运的渗透感，努力揭示被称之为伟大生物的宇宙的神秘面相^①等。这种对于“伟大文学”的定义，和前述的那篇Chinese Fiction中界定的理想文学的观点并无实质差异，既是当时林语堂世界主义文学观^②的一种体现，也是他的“中国的狄更斯”试图实现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在文中还提到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输入西方文学经典的问题。他认为，狭义的爱国主义就是唯我独尊，一味沉湎在自己民族过去的辉煌中，而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则着眼的是民族未来的发展，探索民族发展潜在的可能。他还以德国和法国对待莎士比亚的不同态度为例，说明恰当地引入外国优秀的文学资源对于本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③。可见优秀的西方文学经验如何本土化，更具体地说，在优秀的西方经验和有意义的民族主义之间该把持怎样合适的尺度，正是林语堂一直思考的如何践行“中国的狄更斯”这一文学理想的必然结果。联系到他在圣约翰时期发表的那篇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的论文，对青年一代过于欧化和低估本国民族文化的批评，这种在中西文学经验的取舍之间保持有价值的调和，既不是过度的欧化，也非死守本国经验，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正是林语堂一以贯之的思路，其目的正在于为中国“生出一等文学来”^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1930年代之后的林语堂会对文坛流行的“卖洋铁罐”的欧化文频频发难^⑤⑥。他认为“欧化”很多都来自翻译中的“掉洋腔”，在英译汉中对英文文法的生搬硬套，极力地加长句子，最终导致的是“白话不白”，对本国的固有语法也是一种极大的损伤；另一方面，他对于中国传统典籍中的优秀的语言遗产也表示欢迎：“凡一国之文字必有其传统性，欲入大众口之文字尤必保存其传统性。”^⑦林语堂在1930年代中期举起文白杂糅的“语录体”大旗，认为“白话本性既极具体，再加入文言之淡远字面，运用适中，锻炼起来，必有极灵健之散文出现，与任何国文字媲美也”^⑧，这既是他对当时兴起的大众语运动中某些否定中国传统文字的极端倾向的中肯批评，更可以说是他在各取白话和文言之优点、中西文学之优秀经验后的一种文学理想的实践。

林语堂晚年追忆说，圣约翰带给他的是一种特别的影响，即“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这基本的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观察的态度”^⑨。在本文看来，圣约翰大学赋予林语堂的，不仅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同情和对本国文化的客观眼光，更包括了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调和中西文化之优长的态度，和对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学、文化加以重新审视和再造的意识。林语堂在圣约翰时期的语言观和文学观，看似“一捆矛盾”，实则是他始终在西方经验/民族文化、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之间寻找着一个理想的平衡的支点。它既是圣约翰校方及其校长卜舫济所持的“调和中西”的治校理念的一种产物，也是当时圣约翰校园文化气氛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更成为林语堂在“五四”及其之后的语言和文学实践的一种内在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