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像文明一样古老，实际上城市本身就是文明^①，因为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几乎与文字、国家同时出现。城市一经出现便产生了城市化，不断增加的人口导致了定居点超越了先前的边界，城市范围不断拓展的结果便是城市化，人类生产方式、生活经验因此不断得以扩张。这一过程在21世纪初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城市人口在逐渐超过农村人口，2008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世界真正迈入城市化时代^②。预计到2020年，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5.9%，2025年占58.3%，2030年占60.8%^③，城市化呈不断加速的状态。

城市形态万千，包罗万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城市实体包括建筑、广场、道路、照明、废弃物等；城市文化包括宗教、思想、艺术、符号、文献等；城市政治包括统治、权力、管理、动员等；城市社会包括暴力、不平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城市经济包括劳动分工、生产、消费、贸易等……还有各种无形的城市，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知识领域，可以容纳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单学科的、多学科的、跨学科的、宏观的、微观的、比较的研究。比如从城市起源开始，城市的相对平等和多样性也意味着它的不稳定——对道德、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了威胁。城市被认为是充斥着罪孽且道德败坏的地方，在这里，正直的市民可能会屈从于暴徒的恶行^④。这一城市现象就不是哪一个学者、哪一个学科可以独立研究完成的，当然，复杂多变的城市万象是社会学家最乐意看到的，但历史学家也不能置身事外。

历史记述是人类最古老、最持久、最有活力、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文字体裁之一，世界历史编撰又是历史编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诉求、不同观念的研究者运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献资料、考古材料、图像信息等，采用不同的学科方法与指导思想，在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使用独特的叙事风格与体裁，以期编撰出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世界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视角的转换、时空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客体成为研究的对象、阐述的内容、象征的表达。特定时段的强势文明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想把自己的行为规则变为他人自愿遵守的准则，即把属于自己的地方性转变为他人遵从的世界性，世界史就是在这种时空中变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内容、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

所谓世界史，就是人类共同体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历史学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表现人类历史上的边界互动和制度之间的联系。史料范围非常广泛，从个体家庭传说到移民，再到各种叙述都生动地表现着整个人类。但世界史并不仅仅是各类历史的总合^①，世界史也不再仅仅是对各文明、地区史、编年史和“伟人”的研究，它还成了承认交流、联系和交换——人类、其他生物、观念和货物的交流、联系和交换——的超越时空的重要的动态学术领域。我们相信，今日的历史家会采取一种日益具有比较性的研究方法，并由此而帮助我们理解生活为什么在所有地方、各个时候并不总是一样的^②。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妇女史、艺术史、城市史……今天看到的一切过去都可以纳入全球史、跨国史^③、大历史诸范畴中……这些历史都是一个个文化象征，研究者都想把自己的地方性的结点变为世界性的结点、胜利者的结点……比如今天通用的公历时间，这种全球时间(时间的全球史)究其本质是研究者所属的社会在如何推销他们的时间观念，如何使其成为一种标准，这一切都值得学者潜心研究。城市史同样如此，要理解人类世界，理解自然，理解人类，理解社会，城市史绝非多余，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及其历史对生活在城市化时代的我们意义非同寻常。

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城市景观，它们之间无论在城市规划、空间分割、交通规划，还是街道布局、城市建筑、城市标示上，乃至工业、农业、商业的布局及内涵上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种巨大的地点、空间差异对生活在其中的群体、个人必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决定着生活在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等^④，这种存在性差异会永远伴随城市的存在而存在，可见研究城市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诚如恩格斯所言19世纪的英国：“最近六十年的英国工业史，这是人类编史中的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六十年至十八世纪以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简单的工业，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巨大的工业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部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他们是由完全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具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需要的民族。”^⑤

城市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关键标志，是文明成果的荟萃之地。城市不仅仅是非农人口与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孕育了适应时代变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从古至今都是经济文化的“高地”。“城市史”(Urban History)这一术语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对城市历史(History of Cities)的研究却可以说与历史学一样悠久。西方文明起源于东方，这不仅仅是当今学术界的共识，也是西方古代作家所称赞的。罗马帝国时代圣奥古斯丁的学生保卢斯·奥罗修斯(约385—420年)就声称：“罗马帝国兴起于西方，却得到东方、马其顿帝国、非洲帝国遗产的滋润。”^①中世纪的弗莱辛的奥托(约1111—1158)也宣称：“人类所有的权力或智慧都起源于东方。”^②城市也是如此。近东虽然没有如19世纪的欧洲那样发展出复杂的工业经济，但它早些时候向欧洲出口了“城市社会”，只是它后来缺乏金属、木材、煤和水的供应，也不再在这个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系统中占据足够重要的地位。正如柴尔德和其他考古学家所主张的那样，从欧亚大陆书写文化的角度来看，以城市文化为内容的所有文明都发源于古代近东的青铜时代。^③

希罗多德的《历史》记录了雅典城邦在希波战争后短暂时间内所创造出的“希腊奇迹”，这使“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享有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企求的地位”^④，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记录了雅典、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导致了希腊本土的衰落。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虽然以论述雅典城邦政治制度为主，但不乏对雅典历史的介绍，这仅是亚里士多德对158个城邦进行研究的一部分成果；李维的《自建城以来》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载了罗马城本身的历史，维吉尔也以《埃涅阿斯》来追溯拉丁城邦的渊源。可见古典作家都是围绕城邦进行撰述的。

中世纪城市的凋敝和史学的基督教化使城市淡出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只有涉及教区事务时才兼及城市，因此，中世纪晚期才在地方教会史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城市史，维兰尼的《编年史》就是从中世纪的编年史过渡为城市编年史的重要代表著作。城市编年史首先在11、12世纪的意大利兴起，兴盛于13、14世纪，到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在欧洲其他地区充分发展^⑤。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家们在城市经济文化繁荣的影响下，才将研究视角向城市聚焦。后期佛罗伦萨学派代表人圭恰迪尼所著《佛罗伦萨史》，略写城市的建立和早期的历史，详写现当代史，以佛罗伦萨的党派斗争、对外战争为主体，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史的基本叙事模式。

城市文明是中世纪的一个辉煌成就，城市不仅创造了充裕的物质条件，便利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为知识生产、精神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那些从事精神活动，“以传授知识为业的教士”逐渐演化为今日的教授。各个城市兴建的教堂不仅是朝拜之地，而且也是人们学习的场所。勒戈夫说：“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⑥13世纪爱尔兰的托马斯写道：巴黎“分成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名为大城；第二，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名为旧城；第三，大学生和教员们，名为大学”^⑦。芒福德认为中世纪诞生的大学“是一项具有头等意义社会发明。单凭这一点，中世纪的历史就足以自豪，足以神气活现”^⑧，这一切都发生在城市里，与城市历史息息相关。

但城市历史不同于城市史，前者是研究的客观对象，城市历史是伴随城市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后者是当代历史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快速城市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所引起学者的思考，更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还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比如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经济学、政治学、规划学、艺术学、人类学等等。而芒福德则将城市史视为理解城市生活和人性全面发展的手段，城市史研究因此值得特别加以关注。

城市史与城市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城市史侧重过去的、长期的城市发展状况。各个时期——古代、中世纪、现代早期、现代和当代——都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范畴。相对而言，城市规划、城市住房、城市建设、建筑物及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研究中则更受重视，即便如此，这些也都是城市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城市研究和当代城市史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有关最近这几十年的城市发展的研究上更是如此。城市史和城市研究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①。我们看到那些富有经验的地理学家对于某些城市进行专题研究时，我们便会认为，归根到底，所谓“人文地理学”，也许只不过是采纳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包涵新问题的焕然一新的历史学^②。可见城市史研究是其他学科进行城市研究的基础。

当今学科意义上的“城市史”发端于“二战”后，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1888—1965)把城市融入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的“边疆学说”，认为城市才是理解、解释美利坚民族特性的核心，这一概念大大改变了研究者的视角，产生了广泛影响，是城市史研究成熟的一个标志^③。美国历史学会则在1950年代成立了城市史小组，历史学家于1974年创办的专业期刊《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也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阵地^④。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城市史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人类文明的看法，并赋予了新启示。如果把城市史研究的时间范围放宽到整个20世纪，可以发现这一过程中城市史研究发生了几次重要的变化。^⑤

现代城市传记是城市编年史传统的延续，但它是一种综合性的通史，以更全面、更广阔、更长时段的手段来审视、解释和理解某一城市的发展历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肇始于地方城市传记，地方史是某一特定地方社区、城市或农村的历史研究，是试图涵盖一个社区地方发展大多数方面的一种通史，这一原则仍为大多数城市史家所遵循。例如英国学者西蒙·蒙蒂菲奥里的《耶路撒冷三千年》^⑥，在“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个宗教的圣地”的框架中讲述耶路撒冷的沧桑巨变，展现了在宗教、政治和族群三股力量拉扯下这座地方性城市走向全球的曲折历程。本书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推荐而引起市场关注，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一言以蔽之，对于现代城市传记来说，历史上的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城市是由何构成以及如何构成的。

从社会史的原始材料来看，任何事物都是社会史家磨坊中的谷物，从情书到人口登记表，从服饰到烹饪器具，从庙宇到彩绘珐琅^⑦，加上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城市史就自然出现了。在美国史学界，社会史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了计量史学，研究者通过将档案数据化等方法开展精密研究，推动城市史研究的对象进一步多元化。领风气之先者如埃里克·兰帕德(Eric Lampard)，倡导建立城市“生态综合体”(Ecological Complex)，将人口、经济及其他物理要素进行量化研究。于是，大量的城市史著作开始关注工人、女性、移民和少数族裔这些“无名的美国人”，这些人成为社会历史学家们的中心话题。^①

但与社会史的融合尤其是计量方法的采用，使得许多城市史学家担忧新的研究无法有效地整合城市中的“人”与“物”。罗伊·卢波夫(Roy Lubove)在与兰帕德围绕此一争议的论战中，呼吁用“城市建设”(City-Building)代替“城市化”(Urbanization)，因为前者不仅包括建筑、景观、技术、环境，而且包括背后的机制，而“城市化”则将态度、行为等主观因素排除在外。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研究引发了对传统范式的质疑，即城市史所关注的城市，究竟应当是作为场所(Site)的城市，还是作为进程(Process)的城市？尽管这一争议直至今天也未有定论，但却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史的发展，不仅研究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研究者也更加注意城市史作为史学分支领域的重要意义。

关注文化并非城市史的新现象，早在迪奥斯时代(H.J.Dyos, 1921—1978)，城市史研究者已然意识到城市文化的学术价值，迪奥斯本人主编的两卷本《维多利亚城市的形象与现实》^②就是探讨城市文化的名著。与此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影响下的城市史不再“正面”分析和揭示城市的文化维度，而是绕道“背面”，关注城市文化是如何被生产和被表达的。同时，新文化史对“大叙事”模式的冲击启示了历史解释的多重性，继社会史之后继续激发城市史学家们关注微观活动，一时之间，城市史著作呈现井喷状态。阿兰·科尔宾的《污秽与芬芳：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③从嗅觉的角度探讨了香味与19世纪巴黎地下水道工程之间的关系，作为表象的气味不仅是一种文化想象，并且影响现实生活。与之类似，亚当·梅克在《感觉芝加哥》^④中研究了气味、噪音等感觉在芝加哥不同阶层引起的反应。

历史研究的范式在几十年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解释、撰写和讲授历史的方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被称作全球史或新世界史。一方面，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既可以比较，也可以联接，从而书写一部全球性的城市史。人类文明从分散的地域性文明走向连接和整合，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全球化大叙事。在这种连接和整合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是贸易网络的结点、是知识与思想的生产和传播平台、是统治广袤区域的中心、是人员往来的枢纽，也是决策与控制的中枢。因此，全球史所重视的文明交往离不开城市的关键作用。反观城市，其发展从不限于自身的行政区划，而是组成了区域性、跨国性的城市网络。这一网络不仅是全球流动的基础平台，也成为全球史书写不可回避的核心内容。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⑤可谓城市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典范，作者以安全、繁荣、神圣为纲，梳理了不同区域的城市的共同特性。

另一方面，城市在融入全球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地方性，在全球史所重视的“合”之外，注入了“分”的因素，为全球史增添了新色彩。因此，城市史的“全球转向”，也形成了建构本地与全球之连接的研究方法。通过不断地把城市带入全球并把全球放进城市，城市史的“全球转向”不仅使全球史有了更多关于城市的故事，也使得城市故事有了更多全球背景。

比较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塔西佗就经常使用。就当代学术界而言，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是最早推崇比较史学研究法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即使在毫无关联的社会之间也存在一种共通的历史^①。20世纪上半叶，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为历史学家所普遍接受，出现了一系列经典著作，如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西里尔·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等。比较城市史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由萨德维尔—斯特拉斯和南希·卡克等人主编的《让城市走向全球：城市史的跨国转向》^②收录了一系列城市跨国史的文章，涵盖从规划、贫民窟治理到住房建设等不同领域。即便是传统研究主题也开始切入城市，以求获得全新认识。例如安东尼·金的《平房：全球文化的生产》^③，尝试从住房的角度观察19世纪的殖民主义，拓宽了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克里斯托弗·克莱梅克的《大西洋城市更新的崩溃：从纽约到柏林的战后城市化》^④则比较了现代主义规划理念如何在战后的大西洋世界走向失败；空间研究更是与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脱离具体背景来探讨空间往往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近年来“无形”的城市空间逐渐进入城市史的研究视野。城市内部空间如市政厅、教堂、广场等空间的改造，背后体现着权力的意志；节日庆典、嘉年华、加冕仪式的程序和内容，蕴含着不同社群的诉求。在城市外部考察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也成为城市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学术研究呈现的是相对静态的状态，但一切学术研究都脱离不开时代的制约，城市史研究也是如此，伴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视角，贡献不同的知识产品，不过就其本质而言，城市史始终在时空框架下探究人与物、场所及其中的进程之间的关系，探寻这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创造城市传统的，又是如何再造城市传统的。

中国的城市化可以追溯到城墙的出现，到13世纪，已达到10%的城市化率，但自16世纪以来，城市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开始下滑，到19世纪早期，降到了仅5%的低位，而到那时，作为对照的欧洲城市化率达到了13%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相对衰落发生在明末特别是清代，它是与中国总人口的急剧增长携手并行的，后者主要集中在乡村、边疆地带。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城市人口的绝对规模有任何缩减^⑤。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经历了城市的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时也导致城市问题丛生，由此催生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城市研究成为显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参与其中，城市史也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然而，相关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史方面，如美国、英国、日本以及中东部分国家的城市史，且大多以个案为主，缺少集成性研究；同时，国内学术界现有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个时代，缺少贯通性研究。

城市研究在欧美国家已较为成熟，城市史领域也涌现出许多经典作品。个案研究不胜枚举，宏观研究也富有特色，如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安德鲁·李斯的《城市：一部世界史》^①、彼得·克拉克的《欧洲城镇史》^②等。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梳理了从城市出现到21世纪的全球城市发展历程，总结了决定城市命运的三个关键因素，即神圣、繁荣和安全。保罗·霍恩伯格、林恩·霍伦·利斯的《都市欧洲的形成(1000—1994年)》侧重从人口学和地理学的角度解释欧洲的城市化。布赖恩·贝利的《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发展道路》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历程，指出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导致了城市化的不同道路和结果。总之，对城市史的宏观梳理是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话题之一，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城市化规律与城市之特性与共性的认识和理解。

我国城市化正经历高速发展，也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人口压力、公共服务不均衡等许多棘手的城市社会问题。反思城市史研究，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城市史研究理论框架、概念体系，无疑有助于我国的城市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学术界在城市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乃至形成本土的城市史体系打下基础。

作为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的大国，我国亟需借鉴和总结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我国城市人口已经过半。高速城市化既带来“红利”也提出挑战，总结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将是不可替代的智力资源；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更离不开对世界城市化规律的深刻理解。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时也导致各类社会问题，一方面如何借鉴域外经验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如何保护我国传统都市的历史文脉，都需要借鉴前人的经验。诚如笔者在商务印书馆主编的“城市与社会译丛”序言中说：“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这一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已出现了众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政治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气象学等。从广义上讲，上述学科都可以归入城市文化研究(Urban Culture Studies)这一范畴。可见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它综合各门人文科学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而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这一进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一研究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现实关怀的实际意义。”^③

宏观层面的城市史研究迫切需要理论体系的创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史在时间上集中于工业革命后，是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为主线的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简单说来，就是城市人口增多、空间扩大的线性发展史。但城市化之前的城市发展同样需要关注，而且上述理论体系只适用于解读工业时代的城市史，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推动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和工业化催生了城市化的新模式，传统城市史理论体系亟待修正，因此，构建城市史研究新体系也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