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史研究比较强调城市的自治和自由，将城市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在封建社会中获取特许状和独立地位。然而，这种情况一般出现于中世纪中期，即11—13世纪，而到中世纪晚期，欧洲城市发展受到君主和国家的影响非常大，逐渐被纳入国家的框架中，或者成为首都，或者依附于君主和国家。在欧洲的不同地区亦有不同表现，如德国和意大利的重要城市一般成为区域性国家的首府，而英、法则出现了城市格局的较大变动，首都城市地位上升，其他城市下降到地方城市，受制于君主的集权措施。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在这时期普遍采取与君主配合的态度，接受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改造。
20世纪中叶，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税收国家”的概念，认为欧洲国家在近代早期发展起税收制度，形成税收国家，与此相配套的是官僚行政机构的形成，这意味着现代国家的诞生。之后，英国史家麦克法兰提出“变态封建主义”，探讨中世纪晚期英国出现的新型经济关系，以及其向新君主制的过渡。这些研究都注重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财政关系和税收制度。到20世纪末，一些史家将这种观念应用到欧洲史当中进行系统研究，开始关注城市①。然而，从空间维度来看，与税收国家同时发展的还有领土国家，即君主超出自己领地范围，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国家整合，将原本属于封建领主的土地纳入国家，使领地成为领土，逐渐发展起与今天国家领土大致相当的范围。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学术界出现了许多关于法国国家建构的新研究，也有不少重新书写法国历史的尝试②。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的建构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空间上的整合过程。一些法国学者开始研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地域整合，尤其注重从空间的角度探讨各个地域是如何被整合进法国的①。这种视角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彼得·萨林斯就对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疆及其认同进行了研究。②
长期以来，对于国家的研究受“现代主义”和“原生主义”的影响，前者强调国家的现代建构，后者凸显历史延续性③，但一般都很少从空间角度，尤其是城市审视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国家建构。实际上，欧洲和法国的早期发展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在空间上展开的长时段进程。从中世纪中期起，兴起于巴黎和法兰西岛的法国王室即面临着如何扩展空间、增强王权。到中世纪晚期，王室在边疆地带分封领地，通过任命同族王公或怀柔当地异姓王公将其纳入正在形成中的国家，同时通过制度的和文化的手段打造出一个具有共同疆域、制度和记忆的国家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本文试图从城市的角度，介绍和阐释中世纪晚期法国国家的建构，尤其注重领地、边疆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对法国国家建构的空间维度予以关注。
一 从地方的城市到国家的城市法国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国土和空间拓展的渐进结果，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封建领地逐渐消失，被统一的领土国家所取代，尤其是处在边疆的地区被纳入法国。但这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中一些地域甚至发展起独立性较强的领地国家，如勃艮第。地方城市是领地国家发展的结果，作为首府城市也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在14、15世纪，正是这样一种分散发展的城市布局，推动了法国各个地区的共同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中期的法国处于各个封建领地散落分布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号令全国。以法兰西岛为中心的法国王室在11世纪初只据有从塞纳河中游向南到卢瓦尔河之间的地方，周围被众多大领地所包围，如北边的诺曼底公国、南边的布卢瓦伯国。这些领地以模糊的界限相互分隔开来，领主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联盟，在他们之上只有一个模糊的王国的概念，这个王国的代表就是卡佩王室，然其对众多领地并无很强的约束力。从12世纪末开始，法国王室向四处扩张，增强其在封建领地当中的权威，到14世纪初，从腓力二世到腓力四世的几任国王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从塞纳河中游和卢瓦尔河中游之间的地区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区域④。在整个13世纪，有与西边的金雀花帝国的斗争，也有向南边的加龙河区域和东南边的罗讷河区域的扩张。在西边，腓力二世兼并了金雀花帝国的绝大部分领地，从西北部的诺曼底到缅因、安茹、普瓦图再到西南部的吉耶纳；在南边，王室发动针对阿尔比派异端的十字军战争，征服图卢兹和朗格多克地区；在东南边，1312年腓力四世兼并里昂，获取了对罗讷河的控制；在北边和东北边，国王征服了皮卡第、阿图瓦及香槟地区，一直抵达默兹河。总体来看，从12世纪末的腓力二世到14世纪初的腓力四世，法国的国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⑤，这是法国国土的第一次大规模拓展。从14世纪起，瓦卢瓦王朝时期的法国开始朝边疆地区大规模扩张，一直延续到16世纪，是为第二次大拓展，中世纪法国作为“四河之地”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除了赶走英国在法国国土上的势力，法国在东南、东北和西南方向也加强了扩张。虽然16世纪及以后法国还面临获取和整合阿尔萨斯(1648年)、鲁西永(1659年)、弗朗什—孔泰(1678年)、洛林(1766年)、萨伏伊(1860年)等边疆地区的任务①，但其作为领土国家的基本格局已经在中世纪晚期建立。
在瓦卢瓦王朝时期，赎买城市和联姻是扩大王室领地和建立领土国家的重要手段。1293年腓力四世赎买了蒙彼利埃的教会领主权，1349年腓力六世又从该城的世俗领主马略卡国王手中购买了世俗领主权，这座朗格多克地区的重要城市从此与法国王权有了密切的联系，也使法国获得了比利牛斯山通道和地中海港口。1312年法王获得了里昂之后，越过传统的罗讷河边界向东拓展，腓力六世在1349年从维耶纳领主手中购买了多菲内，使这里成为法国面向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的前哨阵地②。瓦卢瓦王朝初期，国王还陆续加强了对许多边疆地带城市的影响，如东北部索姆河流域的亚眠、圣康坦，斯海尔德河流域的康布雷，默兹河流域的梅斯、图勒、凡尔登。联姻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普罗旺斯最早是1246年路易九世的弟弟安茹伯爵与普罗旺斯女继承人结婚而获得的；朗格多克是由路易九世的兄弟普瓦提埃的阿尔方斯与图卢兹伯爵的女继承人联姻获得的；路易九世的儿子罗伯特1310年与波旁公爵女继承人结婚，沿袭波旁领主，其子路易一世于1327年被法王分封，升格为波旁公爵。又如，查理五世于1369年令其兄弟菲利普与弗兰德尔伯爵的女继承人结婚，以获得低地地区。这些都是政治联姻带来的法国国土扩张。
在法国国土扩张的过程中，分封王室领地(apanage)是王室惯常使用的手段③。对于王室领地以外的地区，王室一般通过分封宗亲王公确保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这些与瓦卢瓦王室有着密切关系的王公又被称作“百合花王公”④。法国王室扩张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东部边疆得到进一步拓展。分封似乎是对中央集权的背离，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扩大王国范围的手段，尤其是在百年战争时，分封领地成为法国王室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方式。在理论上，这些封地都是属于国王的，一旦王公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时候就要将封地归还王室。然而，这些分封的王公(prince)往往形成独立性很强的政治实体，仿照中央建立行政、财政和司法体系，甚至打造很强的身份认同。他们虽然承认法国国王的最高权威，但也与王室不断进行博弈，以保持其据有的特权。它们在当时构成了国中之国(pays)，直到15世纪末才转化为行省(provinces)。这些王公领地当中，比较重要的有安茹、贝里、勃艮第等。
安茹地区曾经是金雀花帝国的摇篮，法国王室对这里一向很警惕，防止英国势力死灰复燃，故历来的安茹伯爵、安茹公爵都是由王室宗亲担任。卡佩王朝时期就在此设立安茹伯国，卡佩系安茹伯爵同时还统治普罗旺斯、西西里等地。到瓦卢瓦王朝时期，安茹地区成为法国在西部对抗英国和布列塔尼的重要的边疆地区。瓦卢瓦系的第一任安茹公爵路易是查理五世的兄弟，后来的安茹公爵通过分封和联姻获得了普罗旺斯地区和洛林地区，甚至一度成为那不勒斯王国国王。卡佩系和瓦卢瓦系的安茹家族都统治普罗旺斯，普罗旺斯原在神圣罗马帝国治下，13世纪中叶起由安茹家族统治，经历了“法国化”，首府艾克斯建立了财政署和档案馆，法兰西王室权力逐渐在城市中体现出来⑤。瓦卢瓦系安茹家族对领地的控制日益增强，但也为此后法王接收这里做好了准备。到1474年，路易十一迫使安茹公爵勒内交出安茹首府昂热，安茹于1486年回归法国王室，勒内死后法国国王又获得马赛，路易十一还任命了安茹和普罗旺斯的总督⑥。贝里公爵掌握着奥弗涅、普瓦图、朗格多克、吉耶纳，他在贝里公国首府布尔日设立财政署，还建有公爵府和圣礼拜堂，在普瓦图和奥弗涅的首府城市普瓦提埃和里永也建有宫殿和圣礼拜堂，在行政、司法和文化方面紧随法国王室。1416年贝里公爵去世后，由于没有男性后嗣，其领地很快就被王室收回，到查理七世时甚至将宫廷迁到了布尔日。勃艮第是法国东部的边疆重镇，被委以瓦卢瓦王公进行统治。查理五世的兄弟菲利普于1363年被分封为勃艮第第一任瓦卢瓦王公。1369年他又同弗兰德尔伯爵的女继承人结婚，1384年将低地的弗兰德尔、阿图瓦等地并入勃艮第公国，此外，还获得勃艮第东边的弗朗什—孔泰伯国和西边的内韦尔伯国①。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连接法国东部和东北部的庞大公国。从空间上可以看出，法国国王分封的这几个王公领地都位于关键的边疆地带，分别在西部、南部和东部建立了王室的屏障，确保了王朝中心的安全。
除了王室宗亲的王公领地，还有一些其他领地被纳入进来。由于这些领地与法国王室没有亲缘关系，可以将其视作“外藩”，包括阿马尼亚克、富瓦、波旁、纳瓦拉、布列塔尼等。阿马尼亚克和富瓦的伯爵们早就在法国西南部谋取霸权。阿马尼亚克伯国可追溯至10世纪，在13世纪时趁法王降服图卢兹伯国而得以发展，15世纪起通过购买加龙河两边的一些领地逐渐壮大起来，势力范围一度达到法国中部。在百年战争中，阿马尼亚克伯国是支持法国王室与勃艮第斗争的重要力量，但对法国也存在较强的离心力，尤其是伯爵约翰五世时期加强了独立倾向，最终于1473年被法王路易十一击败，伯国也被纳入法国。与阿马尼亚克一道争夺法国西南部霸权的富瓦伯国最初也是图卢兹伯国的附庸，它沿着比利牛斯山向地中海方向发展，1290年征服了西边的贝阿恩，逐渐控制加斯科涅地区，1429年占领了毗邻阿马尼亚克的比戈尔，1448年还购买了纳博讷子爵领地，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鲁西永地区，富瓦伯国直到17世纪初才被并入法国。波旁公国在15世纪发展非常快，占领了东边的博若莱，购买了南边的奥弗涅公国，还获得西边的拉马什伯国。到1510年时，波旁公爵查理三世已经是仅次于国王的大领地领主，到1527年才由于背叛而被法国王室兼并②。纳瓦拉王国位于比利牛斯山以南，是西班牙的重要诸侯，但也在法国有许多领地，尤其是在诺曼底、香槟、巴黎周边等地区。直到1404年，法国国王才以赎买的方式兼并了纳瓦拉在法国的领地。总体来说，随着法国王室在南方的扩张并站稳脚跟，比利牛斯山地区的阿马尼亚克、富瓦等诸侯国逐渐感受到来自北方王权的压力。然而，国王必须与这些地方诸侯建立合作关系，因为后者已经在地域层次上初步发展了近代形态的国家。例如贝阿恩，就于1512年联合下纳瓦拉形成独立王国。③
这些诸侯国为法国国家构建打下了基础。王公仿照中央王室政府建立宫廷，积极发展国家机构，建设了一批首府城市，后来成为法国在边疆地带的统治中心。昂热与艾克斯是安茹公爵位于法国边疆的重要据点。安茹公爵勒内统治时期(1434—1480)在昂热设置了司法、财政等管理机构④，他在普罗旺斯也建有多处公爵驻地，如马赛、塔拉斯孔、布里尼奥勒、佩尔蒂伊⑤，勒内为首府城市艾克斯带来了黄金时代，使其超越阿维农和阿尔勒，马赛也被当作攻克西西里的前沿要塞建设。富瓦伯爵加斯东四世于1464年将宫廷迁到贝阿恩地区的波城，将这里作为首府建设，波城成为南方重要城市。穆兰的发展源于波旁公国。1327年，波旁公爵被法国国王册封，首任公爵路易一世在穆兰建造了公爵府和塔楼，到路易二世(1356—1410)时穆兰成为公爵驻锡地，奥弗涅地区的蒙吕松等城市也得到了发展。15世纪下半叶，公爵约翰二世时穆兰成为波旁政权的中心，许多文人学士、艺术家聚集在公爵身边，将这里也打造成一个文化中心⑥。14世纪，勃艮第公国建立了以第戎和里尔为主的统治中心，在这两座城市建立财政机构，并在博讷、多勒建立司法中心①。到15世纪，勃艮第公国进一步扩张领地和完善制度建设，1464年首次在布鲁日召开等级会议，此后布鲁塞尔成为召开三级会议的地点。勃艮第公爵占领了布洛涅伯国、布拉班特公国、卢森堡公国，控制了索姆河城市群，并不断向洛林地区扩张②。通过勃艮第公国，法国突破了中世纪传统的东部默兹河边界。正是通过这些中心城市，王公们对边疆地区进行扩张和整合，他们控制这些区域的当地教俗领主，代表王室管理地方，推动这些地方的“法国化”，城市成为王公控制边疆地区的重要据点。在国王尚无实力有效统治这些城市及其地区时，一般是通过王公代为管理，很多城市是在王公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为后来国王通过司法和财政控制这些城市及领地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的法国在空间扩展上有不同的层次，在11世纪开始的封建革命中，教会和领主据有很大的空间范围，并将自己的权力“地域化”，以教堂、城堡等确立起对城市和乡村的控制③。13世纪起，国王要做的就是将这些领地都并入王室领地，尤其是对于那些边疆地带，于是，王公领地成为一种有效的整合方式，国王派遣家族成员作为王室代表整合各个领地，建立起王室家族对于边疆的控制，而那些并非王室家族的贵族也被笼络到国王身边，形成某种合作关系。这些王公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象征王权的城市、制度、建筑和艺术等，一方面通过王室的权威增强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通过强化统治为王权增强在这些地方的控制和建立合法性奠定了基础。法国正是通过王权在边疆设置代表统一起来的，这也推动了王室机构在边疆的发展。然而有些王公领地甚至走过了头，向着独立的领地国家发展，譬如勃艮第，这就为法国国家建设设置了障碍。法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成功地抑制了这些偏离中心的倾向，将国土紧紧控制在王权之下。
二 作为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城市法国现代国家国土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到中世纪晚期，基本上形成了“四河之地”的法国国土范围，即以斯海尔德河、默兹河、索恩河、罗讷河为其东部的国界。南边以比利牛斯山为界。经过努力拓展，法国国王已控制这些界线以内的部分，这些界线以外的许多领地虽然没有并入王室领地，但也已为国王牢牢控制，如罗讷河以东的普罗旺斯、多菲内等，默兹河以东洛林的巴尔公国以及穆宗、图尔、凡尔登等城市④。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区，进行国家整合，法国的王室进行了制度上的建设。
由于原来的王公对地方的控制很强，所以当王室行政机构在全国范围铺展开来时，也是要依靠原有的地方领主政治机构。如1450年以后波尔多、格勒诺布尔、第戎、鲁昂、艾克斯、图卢兹建立的法院，跟巴黎法院一样，在各地起到重要作用。王室之所以选择这些城市，也是因为这里过去作为地方权力中心而有较好的政治基础。而且，在14世纪就确立的一些王公的行政中心，如穆兰、布尔日、第戎、里尔、艾克斯、瓦讷都建立了财政署，贝里、波旁、博讷、多勒、弗兰德尔等建立了司法系统，为了增强王公威望和为其培养司法等专业人员而建立大学，如格勒诺布尔、艾克斯、多勒、卡昂、波尔多、普瓦提埃、瓦朗斯、南特、布尔日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大学。贝里公爵推动了普瓦提埃和布尔日的发展，这两个城市分别承担了司法职能和财政职能，在法国中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直到查理七世在这里确立图尔的中心地位为止⑤。对于这些曾经的地方权力中心，国王必须与其合作，才能充分施展权威。
同时，国王还想方设法威慑领主。为了控制各处领地，国王在领地享有征税权(tailles)。王室在图雷纳设置法官(bailli)向安茹征税，在圣皮埃尔、勒穆蒂耶、蒙费朗、马孔设置法官向波旁征税，以及在穆兰、蒙吕松、维希等一些关键的公爵城市设置财政官员，时刻警醒波旁公国的人们，他们的主人是国王而非公爵①。为了让大领主屈服，国王经常用叛国罪对付他们。如1458年的阿朗松公爵约翰二世，1475年对圣波尔伯爵和卢森堡的路易，1477年的内穆尔、阿玛尼亚克的领主都曾被安以这种罪名，后二者甚至被公开处决②。法国国王还不断将边疆领地收为国有，1477年兼并勃艮第，1481年兼并安茹、普罗旺斯和布尔日，16世纪中叶兼并凡尔登、梅斯、图勒三教区以及布列塔尼。
除了在中央设置内阁和首辅，控制全国的司法和财政，法国国王在地方城市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制度建设。14世纪以后，王室机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控制了地方司法、财政、军事等大权。司法方面，向地方派遣法官；在财政方面，有财政官(generaux)；在军事方面，也设有军管区(gouvernements)③。省长(gouverneur)的设置，推动了从封建领地到国家行省的转型。1450—1520年之间，国王将十处过去的领地委托给副财政官(lieutenants generaux)，并给予很大的权力，如图卢兹、勃艮第、布列塔尼、普罗旺斯、诺曼底等，这些与国王私人关系密切的官员实际上取代了过去的王公在其领地地区的地位，成为国家的封疆大吏。④
这时期，等级会议成为以王权为主导、各个阶层共同参与政治讨论的方式。早在1308年，腓力四世就在图尔召开了第一次等级会议，商讨对付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事宜。百年战争开始后，为了征税，国王更多地召开等级会议，召集世俗领主、教会人士和城市代表共同开会，决定税收等事情。这时期，除了王室召开的等级会议，各个地方也召开等级会议，以应对地方的多样性。1351年，巴黎和蒙彼利埃召开了地区性的等级会议，之后几年许多地方也都召开了等级会议，与中央王室矛盾日渐增多。14世纪初起，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等级会议，如诺曼底、奥弗涅、勃艮第、多菲内、阿图瓦、布列塔尼等⑤。在勃艮第公国，1440—1500年间召开了94次等级会议，讨论征税、铸币、司法等问题⑥。很多领地即使在被并入法国王室领地之后，地方等级会议都没有消失。因此，国王很难成功召开全国性的等级会议，地方等级会议频繁召开，除了朗格多依，图尔、普瓦提埃、波旁也出现了等级会议的复兴和发展。为了有效征税和获得地方支持，法国国王甚至也支持地方等级会议。直到1484年，查理八世才在图尔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等级会议，多菲内、普罗旺斯、鲁西永以及弗兰德尔这些新并入的地区也都派了代表参加，正是在这次会议提出了“第三等级”。从此，王国的整体利益成为最高的宗旨，超越了等级和地域。⑦
各地城市的法院(parlement)是国王控制地方的有效机构。虽然巴黎已有这种常规性的上诉法院，但是各个地方的特殊性以及大量地方精英贵族的存在，使国王不得不考虑各个区域的差异性，于是，在15世纪后半叶，巴黎法院的模式先后被照搬到各个地方，如朗格多克的图卢兹法院(1443年)，多菲内的格勒诺布尔法院(1453年)、波尔多法院(1462年)，勃艮第的第戎法院(1477年)，鲁昂法院(1499年)，普罗旺斯的布里尼奥勒法院(1501年)和埃克斯法院(1502年)，布列塔尼的雷恩法院(1553年)⑧。这些法院由王室的内阁总负责，由国王操控全国司法，也与地方势力进行博弈和竞争⑨。国王在图卢兹、蒙彼利埃、波尔多、格勒诺布尔、艾克斯、第戎、雷恩、南特这些地区性首府城市设立象征国王权力的法院，表面上体现了对各地司法的尊重，但实际上加强了臣民对国王和国家的效忠。⑩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国家，建造一个都城和整合全国空间也是非常必要的。巴黎的中心从13世纪开始定在了巴黎。巴黎与奥尔良成为法国王权兴起早期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此外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城市，如国王加冕的兰斯、王室安葬的圣德尼。巴黎在14世纪百年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建设，凸显了王权的增强①。然而，由于勃艮第派和英国入侵者对巴黎的占领，到查理七世时逐渐远离了巴黎，选择了卢瓦尔河畔的图尔作为驻地②。15世纪时，在雅克·科尔的努力下，图尔成为政治和商业中心，并垄断香料贸易、生产图尔特色奢侈品以及控制北方市场。尽管后来这座城市的工商业还是没能发展起来③，但是它作为政治中心却从1450年到1550年前后，延续了一个世纪。几任国王大力建设卢瓦尔河畔的城堡群，使其成为国王权力的象征，如查理七世的希农城堡、路易十一的普莱西斯城堡、查理八世的昂布瓦斯城堡④。这些城堡都位于图尔附近，是国王的离宫，也是其建构个人威望和名声的重要工具。国王还以图尔为中心，重新规划了国家空间。对国家空间的控制体现在道路驿站系统的建立。为了有效地控制边疆，以保证政令通达，路易十一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驿站和邮政网络，国王采用了换马交替骑行或换人依次骑行的办法，使通信速度增加了十倍。国王也建立一些驿站站点，如在里昂设置驿站负责处理普罗旺斯、萨伏伊、多菲内的消息。在全国的信息网罗中，图尔始终处于最中心的位置。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二的几十年间，从图尔到阿拉斯、第戎、波尔多、南特、格勒诺布尔等边疆城市都建立了驿道，并且建有多处驿站⑤。图尔作为国家首府地地位一直要延续到15世纪末，路易十一之后的几任国王也只是阶段性地在巴黎居住，直到路易十二才逐渐将重心转向了巴黎。⑥
直到弗朗索瓦一世的王后于1524年去世和他本人于1526年因帕维亚之战失败被俘马德里，卢瓦尔河城堡时代才宣告结束。弗朗索瓦一世将建设重心又转回到法兰西岛地区，巴黎周边和塞纳河、瓦兹河、埃纳河谷地区成为经营的目标。他首先重修卢浮宫，拆掉了主塔，改造成方形庭院，并仿照舍农索和香波尔城堡在布洛涅森林建造马德里城堡。1527年维修了枫丹白露城堡，在其南边不远处还修建了夏吕奥城堡。在巴黎西边的圣日耳曼昂莱森林重建了同名城堡，在森林北部建有拉穆埃特城堡。在贡比涅森林东边和在埃纳河南边和雷茨森林附近也各建有两处城堡⑦。这样一来，巴黎的四方都有城堡，显示了巴黎的中心性。这种以卢浮宫为首的城堡体系以巴黎为中心，继承了卡佩王朝的传统，以证明政权合法性。从此以后，巴黎独尊的局面进一步加强，法国形成以巴黎为中心的全国空间结构。1553年由夏尔勒·艾田(Charles Estienne)编写的《法国道路指南》(Guide des Chemins de France)中就展现了一个以巴黎为中心的星形放射状的道路体系。⑧
与政治格局的整合一道进行的还有全国经济格局的重整，形成了作为全国性市场的城市。在12、13世纪，法国的重要经济通道还是香槟地区的集市，但法国王室一直汲汲于追求地中海的出海口，赎买蒙彼利埃和建造艾格莫特港。到15世纪末，法国通过兼并普罗旺斯和马赛获得地中海出海口，由此，罗讷河—索恩河成为沟通法国腹地与地中海市场的重要通道，也成为连接法国南北市场的轴线。这两条河流交汇处的里昂由此成为全国性的市场中心，吸引了原先聚集在香槟集市的欧洲商人，许多意大利商人和金融家也都汇聚到里昂，包括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法王路易十一为了保护里昂市场，推行破坏里昂的竞争对手日内瓦的交易会的政策⑨。从查理七世到路易十一，都在里昂设立集市，使这里成为法国的经济中心，欧洲乃至世界商品都会经由这里进入法国市场，也成为法国产品出口的通道⑩。里昂不仅有发达的丝织业，也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法国与欧洲进行金融交易的重镇。马赛则成为带动法国经济向海外发展的火车头。当马赛还不在法国王室的控制范围之内，而是属于普罗旺斯伯国时，雅克·科尔曾努力使法国的地中海贸易摆脱意大利商人的控制而没能成功，随着普罗旺斯和马赛的并入，法国在地中海贸易圈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利凡特地区积极展开贸易，并且引领国内的商品生产。在路易十一时，甚至展开了“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力推动法国的出口，限制进口，这种保护性的政策使法国在16世纪得以有较快的发展，与作为竞争对手的邻国也进行了不少贸易战①。以里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成为法国国家政治和文化构建的重要物质基础，甚至在经济层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国家和民族意识。
全国市场的形成，为法国的领土整合奠定了物质基础；政治层面的设计，则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经济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使法国在集中领地的同时也凝聚了人心，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上和政治框架中，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将进一步对其领土和人民加强控制和教化。
三 空间整合中的国家与城市到15世纪，法国现代国家疆域的形成和王权的增长已经在更广阔的空间展开。这种全新的空间通过新的符号象征体现出来，不仅体现在全国的和区域性的城市结构上，也体现在微观的城市空间中，从而建立起国家的秩序。国王对国家的控制表现在对国家时空的重新塑造上。人类学从田野经验中建构起来一种“剧场”式的国家形态，注重仪式和形象的符号意义，这种方法也被借鉴到历史研究中，城市空间的研究尤其受到影响，节庆仪式和城市游行的符号意蕴被充分发掘出来。②
随着国土的扩张，国王开始踏上全国巡游之路，并不断将范围扩大。虽然这与中世纪早中期君主在数个都城之间巡游的传统有相似之处，但在这时期也被增加了国家的意义。查理六世虽然主要还是以巴黎及周围地区为主要驻跸地，但其1390年代巡游朗格多克地区使得之后的法国国王都非常重视边疆地带③。查理七世在位时扩大了巡游范围。由于受到王公分离势力和英国的入侵影响，查理七世的驻跸地转移到了卢瓦尔河谷的图尔和布尔日一带，他在位时期(1420—1461)多次巡游，尤其是以南部为主，百年战争第二阶段对东北的洛林、西南的波尔多、西北的诺曼底都有过巡游，增强了法国国王对边疆的控制。查理七世使国王的巡游与司法、王室宗教在全国的扩展结合起来，强化了王国的整体意识④。到路易十一时，国王进一步以图尔为中心，他的主要巡游方向是北边的巴黎地区、诺曼底、皮卡第、低地地区和西南边的吉耶纳、朗格多克地区。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期，由于意大利战争的需要，巡游重心转向了东南边境地区，里昂和多菲内地区成为国王驻留比较久的地方⑤。规模更大的要数16世纪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九世的巡游。弗朗索瓦一世有过两次巡游，一次是1517到1518年，一次是1531至1534年，历时26个月，在王后、王子和宫廷大臣的陪同下经过皮卡第、诺曼底、布列塔尼、卢瓦尔河谷、香槟、中部和罗讷河谷、普罗旺斯、多菲内、勃艮第，最后返回巴黎。从1564年1月至1566年5月，查理九世用了27个月的时间环游法国，顺时针行走了四千公里，基本上覆盖了这时期法国所能达到的最大面积国土。通过巡游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特别是巩固了多菲内、朗格多克、巴约讷等边疆地带，也巩固了王权在全国至高无上的地位。⑥
对空间的控制还体现在国王的进城仪式。16世纪，国王对东南边疆重镇里昂的控制增强，在里昂举行的进城仪式非常豪华，显示出这里作为意大利战争的前沿阵地和法国边疆城市的重要地位。里昂的进城仪式从1389年查理六世到1509年路易十二举行过15次之多。弗朗索瓦一世于1515年7月12日在里昂的进城仪式有非常豪华的表演，市民上演了一场大型的水上大戏，表演国王征服米兰公国。在观赏过演出之后，国王一行来到里昂的新堡城门，这座新建的凯旋门用金色、蓝色装饰，在门上刻有铭文，意为里昂从未从属于任何外国君主，而是永远效忠法国国王。凯旋门两侧有柱子，绘有穿戴奢华的女子，其中一个拿着里昂城市的城市钥匙，象征着城市的守护者，另一个服饰上有百合花图案和象征里昂的银狮子像，象征法国王室与里昂的紧密关系①。亨利二世和王后美第奇的凯瑟琳的进城仪式是最豪华的一次，这次仪式上有许多表演，在城西的皮埃尔·雷兹城堡，国王和王后观看了女神戴安娜追逐狮子并将其献给君主的表演，在交易所广场演绎的特洛伊城市形象象征里昂②。这些符号和隐喻表明里昂对法国王室的忠诚，也凸显了里昂在法国城市等级中的较高地位。
国王对边疆城市也通过改造加强控制。里昂的城市空间的变迁体现了这座城市如何被融入法国。里昂位于索恩河和罗讷河交汇处，在凡尔登条约后属于中法兰克，11到14世纪效忠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帝国对这里的控制一直很弱，里昂东边的萨伏伊和南边的多菲内属于帝国，西边的弗雷伯国和北边的博若属于法国。在整个11和12世纪，里昂大主教与弗雷伯爵争斗，最终在帝国的支持下控制了里昂③。11世纪建于索恩河右岸、城市西边的高地上的皮埃尔·雷兹城堡与圣让大教堂成为大主教权力的象征。1259年法国国王在马孔设立法官，1312年兼并里昂，将其转变为国王的城市④。国王在圣让大教堂北边不远处修建了王宫，即今里昂法院所在之处。王宫建筑最初归教会所有，1343年被卖给国王腓力六世，从此成为国王在里昂的驻跸地，名为罗安纳宫，这里一般是由国王的官员居住，与大主教竞争城市的最高权力。到14世纪后半叶，罗安纳宫已经进驻国王的负责公证、管理港口、负责铸币、司法的各种官员，甚至还设置了监狱，附近形成了一大片围绕着罗安纳宫的区域，书记员、司法官、公证人、律师等都在此为王国服务，同南边毗邻的大教堂形成鲜明对比。到15世纪，虽然大主教与国王的官员冲突不断，但这里已然成为王权在里昂的象征。1551年，里昂成为王国总督和国王司法官的驻地。
其他边疆城市在空间上也反映了王权对边疆控制的增强。第戎原本是勃艮第公爵的首府。勃艮第公爵统治时期着力打造第戎，试图将其建设成能够与法兰西王室的巴黎相媲美的都城，勃艮第的公爵府成为第戎的中心，也是勃艮第公爵的权力符号，公爵在这里设置了国家机构，以此管理不断扩张的勃艮第公国⑤。然而，当勃艮第于1482年被并入法国以后，这里就成了法国的边疆。路易十一派省长来此统治，就驻在公爵宫中。路易十一还将勃艮第法院的所在地从勃艮第公爵选择的博讷迁到了第戎，以勃艮第公爵府为法院，从而将国王的司法权渗透到这里。第戎法院作为勃艮第地区的最高上诉法院，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巴黎、图卢兹、格勒诺布尔、波尔多的法院，是王权统治这里的工具，也维护了该地区的公共秩序、健康、伦理等⑥。为了有效控制第戎和勃艮第公爵的臣民，路易十一还命令在城市边缘处建造一座城堡，通过军事力量巩固王权对这里的控制，尤其是对抗东边的帝国。从空间上看，国王城堡位于城墙北部，同城市中心处的公爵府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对城内还是城外都构成威慑⑦。梅斯在13、14世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城市，有较强的自治权，15世纪一度属于法国的安茹公爵，但随着安茹领地被法国国王没收而重归帝国，直到1552年被法王亨利二世夺取，同图勒、凡尔登一起作为三个主教城市。为了有效控制这处边疆战略要地，法王在梅斯西部边缘建造了一座时兴的星形要塞，与城市中心的大教堂正好相对，体现了法国王权与依附于帝国的主教权力的对峙，稳固坚实的星形要塞反映了国王对整个城市的控制，是摧毁250座房屋和3座修道院建造起来的⑧。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受英国统治三个世纪，当百年战争结束后，法王也对这座新并入王国的城市进行了改造，以控制加斯科涅地区。查理七世在波尔多附近建造了很多堡垒：路易堡、法尔堡、号角堡、查尔特勒堡，以更好地控制这里，谨防有可能出现的进攻。路易十一给予波尔多城市一定程度的自由，并在这里设置了法院，波尔多还拥有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的特权。但是，波尔多已经被牢牢地掌握在君主手中。①
总的来说，法国在这一时期对国土空间和边疆空间的重塑，为缔造一个统一的国家空间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区域对国家的认同借助空间得到了强化，对国家的认知也增加了非物质的层面。这些非物质的层面也是一种文化生产，王权为中心的国家将权力投射到国家边界之内的空间中，利用政治仪式、城市改造等方式宣告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无处不在。边疆城市成为其打造法国边界的重要节点，也成为国家主权的表征。
结语在安东尼·史密斯看来，西方的民族国家从较早时期就形成了，他强调西方民族国家的文化和领土要素②。但是，大部分对于现代国家起源的讨论仍然是从时间序列进行的，侧重后世的建构，忽视空间对于国家建构的意义。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建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就法国而言，过去强调最多的是其外因，即英法百年战争，以战争记忆和民族英雄激发身份认同感和建构法兰西民族国家。然而，边疆的拓展和国土的整合亦很重要。在中世纪晚期，民众对于主权和国家并无明确认知，因为疆界是到很晚近才确定下来的，法国民众对于国家的认知更多还是通过王室的法律和财政机构、地方权力更迭、城市景观变化等直观的方面。对城市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理解各个区域如何被纳入国家结构，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知现代国家的建构。
法国使用了一种封建的方式实现了建设国家的目标，这个过程中城市起到了重要作用。10世纪起的王公分封制度就是通过王室纽带扩大王室领地，尤其是在距离巴黎较远的边疆地带，城市成为王室及其附庸掌控地方的中心，也是建立区域性权力的符号。随后出现了法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整合。制度建设主要是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设立司法、财政、军事机构，通过王室派去的官员将这些地方与中央政府密切联系起来，将中央的制度推广到地方，并且与地方特色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中央在地方的权威。在文化建设上，通过国家空间的重新整合，尤其是以巡游和进城仪式、边疆城市改造等方式切断了这些地方与传统的联系，以国王和王国的记忆取而代之，确立国家对地方的占有和控制，这些文化手段增强了王国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节点非常重要，城市的发展对于国家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国家的建构也有赖于君主对城市空间的控制。可以说，国家权力所达到的地域范围决定了中世纪晚期西欧国家的形成，而各国对城市空间的控制程度则造成此后国家的特定发展道路，中世纪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自治城市向君主城市的转变。这也是从长时段和空间维度探讨欧洲国家早期建构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