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基因和政治制度框架中，探索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之中。七十年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演变过程。随着社区的成长，一种新型的生活政治场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一个怎样的治理空间？基层社会治理与高层治理的区别是什么？作为小政治、弱政治、低政治之凝结的社区所依赖的治理基础、治理资源到底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社区之中，试图从性别角度解读社区治理空间。
一 问题提出：社区治理为何以女性为主导？研究工作伊始，一些有趣而重要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居委会成员以女性居多，而业委会成员以男性居多？为什么单位制松懈之后，单位组织中的女性管理者可以顺利实现向社区管理者的转变，而男性在这一方面的转变鲜有发生？带着这些有趣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展开了本文的分析过程。
根据田野调研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治理主体以女性居多，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个结论。早在2011年换届时，广州市社区女性“两委”委员占总数比重便已高达85.53%。① 2018年内蒙古满洲里市“两委”换届后，居委会成员中女性为150人，占总人数的99%，男性委员仅有1人。②本文以上海市为例进行研究，截止到2019年7月，上海市部分市辖区的社区工作者男女性别比例如下图①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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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年上海市社区工作者性别比例 |
由上述数据可知，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的女性比例整体在70%上下浮动，即社区治理主体以女性为主导，这是社区女性化的自然属性之义。那么这种主导地位究竟是现代化的产物还是历史的遗痕？
居民委员会的建立，是国家吸纳基层社会的不同尝试，也是国家重塑基层政权的重要过程。中国的改革是以国家层面“超级早熟”的社会主义向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体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掌握所有的资源导致了它必须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经济体制改革后分散的利益主体才得以掌握资源。②这种早熟社会面临现代化的冲击，因此居委会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既是国家改造城市基层社会的工具，无法摆脱其“行政性”，又扎根于社区之中，以居民自治组织的身份贯彻国家意志和管理社区事务。③在这个历史脉络下，女性在居民委员会的参与也呈现了从巅峰到低谷、再上升的趋势。
1954年，当时的政务院内务部发布了《关于建设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组织的通知》，同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将居委会的建设正式纳入国家组织法。出于安置家庭妇女工作的考虑，政府通过社会动员和行政手段鼓励女性参与居委会，打破了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中男性占主导的传统性别劳动分工模式，使得女性成为基层社会的主要管理者。④据数据显示，截止到1957年，在全国各城市的居民委员会中，妇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左右。⑤女性在居民委员会的参与可谓达到了峰值。
但在强调阶级路线的年代，当选居委会干部成为政治地位显赫的重要标志，大量男性进入居委会的队伍并开始占据多数，女性在居委会的地位不断下降，工作范围也不断变化。⑥ 直到1982年《宪法》和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才对居委会的定位和职责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即按照居民居住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的主要职责是调解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居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反映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等。1995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指出“应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对妇女政治权利的认识，使妇女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2001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0—2011年)》，提出“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要占一定比例。扩大妇女民主参与的渠道，提高妇女民主参与的水平”。2011年，国务院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更是直接设立“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保持在50%左右”的目标。女性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轨迹逐步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从过去“被动式”的社区参与逐步转向“主动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过程。
二 范式转移与社区的性别化基础社区为什么会成为女性化空间？社区治理主体为什么以女性为主？既有文献往往忽视了社会性别视角，对该视角缺乏关注。因此本文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其总结为文化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视角对本文关注的问题都作出了一定的解释，但本文选取社区治理中被忽视的社会性别视角，认为社区治理遵循的是过程导向、情感导向和参与导向的逻辑。在社区这一生活场域中，贯穿其中的是社区空间性别化改造与社区社会资本性别化积累的过程。
文化主义认为历史宏大叙事的因素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和社群中，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文化和理念。人的情感、态度以及人类互动的价值观念等主观倾向对行动有决定性作用，文化主义强调政治主体间的认同和秩序，具有单元化和离散化的特点。①与乡村文化中的“熟人社会”相比，以城市社区为中心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现象：聚集在相对狭小空间内的陌生人形成文化共同体，他们不断融合消解矛盾或产生文化冲突。②社区文化具备自发性和自塑性的双重特征，它不仅存在着自发形成的文化现象，而且存在着组织、群体或个人参与协助而形成的特定文化现象。对于社区参与者而言，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摩塞认为，女性在社会中有三重角色：一是再生产者，包括生养孩子、照顾别人等；二是生产者，例如参加工作；三是社区责任者，例如参与社区的活动与管理，而男性通常只被认为具有一种角色——生产者，他们较少过问社区事务。③因此，有学者从生命历程视角研究女性的社区参与：作为“女儿”的短暂社区参与期、作为“媳妇”的社区参与空白期、作为“母亲”的社区参与关键期和“晚年”的日渐退出社区生活舞台四个阶段④，还有学者认为女性自身特有的性格特点有助于她们以社区志愿服务者的角色参与社区治理⑤，应该更多地强调女性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给女性更多的公共空间与研究领域⑥。
理性主义即理性选择理论，主要以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演绎来研究政治现象。由于个体行为的自利性可能会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因此集体之间要讲究策略互动。1990年以来，社区便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净增就业岗位的贡献率看，社区非正规就业的贡献率达到40%。在生活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女性失业人员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准入障碍较小的社区，社区成为女性占主导的就业领域。⑦就女性而言，就业中存在性别隔离与性别排挤、女性就业中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保护不完善、女性被局限于繁琐的家庭劳务和照顾子女与老人的传统角色中等问题。⑧在社会性别与就业观念尚未完全平等的状况下，进入社区为女性提供了缓解就业压力的渠道，在社区中能更好地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并且能帮助女性增强自信心、扩展人际关系、重建自我价值。⑨因此，当女性受到传统家庭观念和性别歧视等因素影响而无法高效就业时，进入社区就业不失为一种理性主义决策。
上述两种视角都可以对“为何女性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的问题提供一定的解释和回答，但忽略了社区治理的性别化特征。因此本文在政治学研究范式转移的大背景下，从社区治理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层次回答该问题。
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货币”，伦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道德”，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关系”，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真实”，“权力”则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传统的政治学以国家、政党、政体、选举、革命、民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的不断融合，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心理学等交叉学科①开始出现并日趋成熟。在这个背景下，阶级政治逐步转向生活政治。阶级分析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我们解读国家本质特征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当我们进入社区这一生活场域的时候，阶级范式的局限性便立刻彰显。与阶级政治不同的是，社区是典型的生活政治场域。生活政治学是研究日常生活中公共议题治理的学问。相较于阶级政治，生活政治是低政治、小政治和弱政治的范畴。当然，当生活政治的内部机理无法协调之时，生活政治就会变成高政治、大政治和强政治的领域。这就是生活政治的辩证法。此外，在中国社会治理的演进过程中，情感政治一直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中国共产党采用情感模式，以诉苦、控诉、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风等形式感召普通群众参与革命行动，因此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政治色彩。②在国家治理中，“送温暖”、“对口支援”等民心工程联结了政府与民众、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情感关怀，不仅体现了儒家“仁爱”的特征，也使得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想象不仅限于权利与利益，而是道德化、情感维系的对象。③在社区治理中，情感作为纽带柔化了“国家—社会”刚性的权力机构，重构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最终通过提升居民参与的主体性增进社区认同和归属感。④
在生活政治和情感政治的范式转移下，我们将目光定位到性别之中。由于男女两性自然属性的不同，封建社会中我国古代社会家庭的自然分工模式是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男女两性被赋予了不同的性别角色，因此在权力体系中也遵循着“三纲五常”式的男尊女卑结构。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差异和观念差异依然存在痕迹。基于性别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差异，女性在护士、教师、行政、人力资源等行业存在天然的职业优势，男性则在警察、机械、建筑、车辆等行业占据主导。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女性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业，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中男性远超于女性，并且在这些组织中担任负责人的女性比例仅为11.51%。⑤ 2010年开展的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女性主要集中在收入和社会保障程度较低、行业门槛和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行业性别构成变化日趋复杂，女性从事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的比例都有所增加，但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行业的女性比例依然很低。⑥从政治权力结构来看，女性在公共管理和决策中处于“三低”怪圈，即机会少、权力小、比例低。⑦此外，从年龄结构来看，根据国务院1978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一般情况下男性工人和干部的退休年龄是60周岁，而女性干部为55周岁、女性工人为50周岁，上述条件都促使女性优先进入社区。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被认为是“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社会保障、环保等被认为是“低阶政治”(Low Politics)。如果将该理论范式延伸到治理理论中，从不同的治理层级来看，民族国家和共同体在国家治理中的重大决策与变革，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国家治理被称之为“高阶政治”，而群体性组织、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和管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便被称为“低阶政治”。
因此从女性的社会就业、权力结构和年龄结构来看，女性在低阶政治中占主导，男性在高阶政治中占主导。男女两性在退休年龄上的结构差异使得女性在退休后更容易进入社区，而职业优势则使得女性在社区中更容易担任社区管理者且业绩相对较好。也就是说，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作用使得女性在低阶领域中更容易形成优势和聚集，由此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奠定了根基。
基于此，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寻找社区治理女性化的生成路径。本文认为，城市社区的女性化程度越高，社区治理者的女性比重就越高，社区社会资本性别化积累机制的生命力也就越强。因此，我们首先从社区治理逻辑、社区营造和社区公共服务三个方面论证社区是女性化的治理空间，贯穿其中的是社区治理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本文从“社区社会资本是如何进行性别化积累”的思路分析，从而回答“社区治理主体为何以女性为主导”的问题。本文的逻辑框架图如下图所示。
三 社区治理空间女性化社区是女性化治理的空间。从社会属性视之，社区是扁平化、抗拒等级制和科层制的治理场域，关注治理过程、社会情感和社区参与，即社区治理的逻辑是女性化的；从自然属性视之，女性的性格优势与交往优势使得社区的治理主体以女性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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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区治理空间女性化和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 |
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特征是构建社区治理逻辑差异的本质要素。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男性被认为具有“独立性、主动性、理性、逻辑性、确定性、可预见性、控制性、精神的、掠夺性、生产性、公众性、文化形成与文明塑造”的气质，女性被认为有“依赖性、被动性、情感、非逻辑性、模糊性、不可预见性、服从性、肉体的、被掠夺性、生殖性、私人性、强调自然与原始状态”的印象。①行政单位和企业等隶属男性化空间，其管理主体关注“级别、权力、身份和学历”等，并以此为标准在职场中获得晋升和较高绩效，本质上是男性的理性、独立性、逻辑性、掠夺性和生产性逻辑在运转。而社区则是女性化空间，因为社区具有过程导向、情感导向、参与导向的特征，如社区社会资本的激活主要依靠社区公共议题的联结，是过程导向型而非结果导向型。那么突破社区公共议题引发的集体行动困境，如公共停车问题、楼道公共空间利用问题、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问题等，需要不同的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协商，也就是参与导向型路径。此外，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党员等社区积极行动者遵循的是价值和情感层面的逻辑，如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的退休居民万毅伦为社区居民免费拍照和修复旧照片，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梅花碑社区的陈文英独自建立网格工作室协助居民调节邻里纠纷。由此可见，社区作为居民的生活空间，主要承载居住和居民公共空间服务的职能，因此社区治理遵循的是居民自治与协商民主的女性化特征，而并非权力本位和竞争掠夺机制。
(二) 社区营造女性化在社区治理逻辑女性化的基础之上，我们将目光转移到社区营造和社区公共物品的提供。社区营造是针对不同社区的历史传统、社区文化和发展特色，通过自下而上、多主体合作的形式营造社区的共同关怀，从而改善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按照主导力量的不同，我国的社区营造目前可以划分为政府、学者、社会组织、企业推动型和社区自我内生型五种模式。①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区营造侧重社会网络资本的构建与维系，强调“造人”与社区组织能力；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强调地方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构建，即强调历史文化类社区资源的复苏与活化；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侧重社区的维权、赋权和社区集体行动的影响；从规划学视角来看，侧重社区软硬件建设衔接和生活空间的设计拓展；从建筑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关注建筑空间与社会空间、生态空间等多元发展需求，追求建筑、社会、生态与人的和谐一致性。②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中国当前的社区营造呈现女性化趋势，即营造出高接触密度和频率的公共空间，对注重等级和效率的男性化组织空间进行超越。社区营造的女性化可以从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层次解剖。
以社会属性来看，社区营造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形成社会联结，增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接触频度和密度。上海市徐汇区面对多元化的居民服务需求，自2016年开始行动，着力改变公共服务空间少、资源散的现状。徐汇区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家门口5分钟生活服务圈为标准，建设成“邻里汇”服务项目。邻里汇为社区居民建设亲子活动室、老人活动室、健身房、按摩室、DIY活动室等，节假日期间还提供免费技能培训课程，这些公共空间的营造增强了居民的交往密度，是对权力和等级占主导的男性化空间的超越与重塑。
从自然属性出发，女性的性格优势和交往优势促使社会营造理念关注自然、情感与和谐。上海市杨浦区睦邻中心由社会组织运营和托管，居民自下而上地参与社区自治，因此也被称为杨浦百姓“家门口会所”。尤其是位于创智天地园区的创智农园，从一块临时围挡的垃圾地变为了生机勃勃的都市农园。在社区营造中，设计团体秉承参与性景观理念，结合驻地营造采用社区营造工作站、创智农园社区共建群等运营方式改造并成为了网红案例。这种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参与式理念便遵循了女性化营造的思路。
(三) 社区公共服务女性化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区营造是一脉相承的，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女性化是社区营造的直接结果。社区公共服务女性化有两重含义：一是针对以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二是温暖、温情的服务空间和服务设施的供给与开辟。
在城市社区中，城市公共服务与设施的提供并未充分考虑男女两性不同的需求。以城市中的公共卫生间为例，女性入厕时间平均是男性的2.5到3倍，但过去多数城市的卫生间数量是按照1：1的比例提供，这便导致无论是在商场、旅游景区、火车站、公园还是餐厅，女性排队的数量和等待时间远远高于男性。不仅如此，很多城市的公共空间并未提供母婴室或哺乳室，公共场合哺乳不仅损坏个人形象，更影响城市风貌。哺乳作为女性的基本义务之一，却常常被忽视，可见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提供未充分考虑女性的利益需求。但与社区营造女性化一致的是，近些年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提供开始关注女性群体的利益，如部分商场提供母婴室，尤其是餐饮等服务行业提供婴儿座位。此外，有的城市社区还拥有社区幼儿园、社区餐厅、社区影院等，这些服务设施的提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以女性为主要代表的弱势群体的需求，这不仅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女性化，更是城市和社区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体现。
除了针对女性群体的公共服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也呈现“有温度、温情化”的特点。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金狮苑小区的樊建华阿姨在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社区公益节目《社区英雄》中通过比拼获得25万公益基金，经过协商最终在社区楼道门口安装了118个扶手和33处无障碍设施以方便老年人出行。这些服务从人的基本需求出发，推动社区与居民的可持续发展，以女性化的逻辑培育了社区治理的温暖面向。
因此，从两性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出发，社区治理逻辑是社区空间女性化的基础，在社区营造女性化情况下，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呈现女性化的特点。那么在女性化的社区空间中，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社区治理中女性占据主导？
四 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使得女性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那么社区社会资本何以在性别化的轨道上完成自身的积累呢？自格兰诺维特对经济学提出质疑，用弱关系理论来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时候起，社会资本便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在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层次：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在个体层次上，主要聚焦于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得嵌入关系中的资源以产生回报；在群体层次上，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缓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并维持社会资本，增加群体成员的信任、互惠和规范，最终获得集体收益。①从总体上来看，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民主、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国家介入等方面的研究。如果将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的性别化特征嫁接在一起，本文认为，女性正是依靠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推动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进程。
社区是女性化的空间，女性的性格优势和专业优势则使得社会资本更容易积累。从广泛意义上来讲，女性在性格上具备细心、善于沟通、同情心强等特征，女性在专业社工和护理方面也具有专业优势。相较男性而言，她们面对繁杂的社区事务更易处理，且更容易建立非正式关系。由于家庭分工和职业差别，女性更容易以同理心的思维模式发现与提出公共议题，并以此为支点撬动与整合治理资源。因此，女性特有的性格优势和专业优势推动女性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更容易通过体制化、公益化和社会化的途径进行积累。
(一) 体制化积累社区工作者的录用、晋升和流动等考核机制直接推动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国务院在2011年通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直接提出“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保持在50%左右”的目标，更是为女性从事社区工作提供了无形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和基层社会关于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的概念使用较为混乱，本文中社区工作者主要是指在居民区和街镇等公共事务岗位直接从事社区服务和管理，由街镇等政府部门承担全部经费保障和统一管理的全日制工作人员。由于社区工作者由各地区自行聘用，因此全国的录用标准不一。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社区工作者主要由就业年龄段的居委会全日制工作人员，街道中心聘用人员，街镇聘用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经区委、区政府批准纳入的人员构成。社区工作者的聘用主要通过选任和招聘两种方式，前者主要指通过依法选举产生的居民区党组织班子成员，而后者主要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人员配比上，按照每个居民区配备4—9名社区工作者的比例，按照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结构发放薪酬。在年龄结构上，2019年杨浦区招聘社区工作者要求女性年龄为45周岁以下，男性为55周岁以下，因此和过去相比，近些年社区工作者队伍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并且在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中，无论是入职、培训还是提拔，对女性的要求和培养越来越高。伴随着工资的调整和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这份职业，这无疑为女性的进入和维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曾经采访过的一位街道党建办副主任告诉我们：“现在上海市社工的工资提高了就好很多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当社工了，不像没提工资之前，那工资是真的低。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工资提上来之后，有的社工比我们有编制的工资还高呢，但是干的活儿都差不多，所以当社工也挺好的。”②
社区通过体制化的方式对女性社区工作者进行资质培养和潜能开发。在此，我们试图以垃圾分类为例，揭示社区治理主体的性别化积累机制。众所周知，垃圾分类是社区中最为重要、与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议题。有人把治理酒驾和垃圾分类这两大议题相提并论。其实，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是酒醉驾车者，但一定是垃圾生产者。垃圾治理的普遍性、日常性、生活性，直接决定了它是测量生活质量、环境质量、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变量。2019年7月1日起，依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正式实行垃圾分类，相继全国46个重点城市截止到2020年底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引发全民分垃圾的热潮。其实早在2011年，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梅陇三村便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并成立“绿主妇、我当家”的环保自治小组。几年内，该地便吸引了全国各地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的参与。然而梅陇三村实际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老旧小区，小区整体规模大，且设施陈旧，居民多是动迁安置户。当时居民与物业矛盾不断，居民拒缴物业费，小区垃圾遍地，居民怨声载道，因此小区也就成为了“垃圾村”。社区工作者体制化的培养体系推动梅陇三村党总书记尚艳华建立了“绿主妇”环保小组。起初，绿主妇们将可回收的垃圾通过手工制作将其变废为宝，制作成手提袋、围裙、遮阳帽、家庭摆饰等，随后便以积分兑换的形式吸引广大居民，垃圾分类回收率早已达到90%。随后，“绿主妇”成为品牌，相继建立家庭阳光一平方米菜园队、环保创意设计组、“绿主妇”调解工作室等，成为了社区居民自治的核心力量。①如今他们正通过“湿垃圾不出小区”，探索厨余垃圾循环利用的绿色生态循环链，走在了垃圾分类的前列。社区通过体制化的方式对女性社区工作者进行资质培养和潜能开发，促使她们以垃圾分类为支点撬动社区治理，缓解集体行动的困境，持续性积累社会资本。
(二) 公益化积累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需要正式制度的保障，同样也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补给。女性与慈善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们被视为慈爱、慈祥和慈善的化身，甚至女性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可也通过慈善实现。②以女性为主题或由女性组织推出的慈善项目涉及扶贫、教育、卫生、医疗、环保、法律等社会服务的多个领域。根据上海市妇女研究会与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于2011年开展的社区文化与女性发展调查显示，在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家庭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中女性比例都高于男性。③因此，女性是中国慈善事业和志愿活动的主力军。
在城市社区中，女性作为公益行为的主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社区工作者形成的公益化辐射和社区居民为主体的公益化凝聚。首先，女性社区工作者作为志愿力量的主体，其自身的公益行为将会辐射到其他志愿者和社区居民。我们调研的一位社区书记曾经对我们说：“有一户特别穷，家里只有两个老人，子女也不管。最近查出来重病，我们居委会就挨家挨户地凑钱，我作为书记，自己先捐了两百。他们家条件一直都不好，之前我也一直在关照他们，真是太可怜了。”④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社区干部的这些公益行为已经超越了体制规定的角色行为，她们借助公益活动推动着社区情感资源的积累。
其次，虽然社区中的联结资源日趋稀薄，但是很多女性群体借助自身的情感优势与专业优势推动着社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下列案例中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培育与积累社区社会资本的代表人物。上海市普陀区有一位叫陈婕的妈妈，她的孩子两岁半的时候患上了自闭症，寻求多家医院治疗无果，被医生告知孩子不可能自理未来的生活，这无疑是给她的孩子判了“死刑”。这位妈妈凭借自己对孩子的爱，辞去上海市公安局的文职工作四处寻求治疗。由于当时上海的康复机构较少，于是她自主学习，对孩子进行开导和训练，最终帮助他们走出困境。2015年她创办了上海奇翔儿童康复发展中心，这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是为患有自闭症、学习障碍、多动症及各类发展性障碍儿童提供康复训练，为特殊儿童家庭提供公益亲子活动。截止到2017年，康复中心使得2000人次的儿童受益，影响公众上万人次。陈婕也出版了《蜗牛牵我去散步——自闭症专家妈妈的育儿经》，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推广到全国，使更多家庭受益。这位妈妈的公益行为吸引了普陀区的关注，区委与社会组织等联合开展关爱自闭症群体的系列活动，关爱自闭症群体的社会组织也纷纷成立。陈婕通过自己的行为凝聚了公益力量，对社会的弱势群体产生了互惠效应，并以公共精神提高了社区中的信任资本，吸引了社会对该弱势群体的广泛关注。因此作为社区工作者的公益化辐射和作为社区居民的公益化凝聚共同推动了社区社会资本的公益化性别积累。
(三) 社会化积累在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如果说体制内的考核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女性的“慈善”性格优势有助于培育公共精神，那么女性的专业优势则有助于团体与社会组织负责人的培养，形成社会化的积累。
社区就业是女性占主导的就业。伴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压力逐步变大，女性下岗、失业人员比男性职工更倾向于选择准入障碍较小的社区就业，帮助家庭增加收入来源的同时，也不耽误处理家庭事务。①女性进入社区后，很多社会团体的负责人由女性担任。在社区营造女性化的基础上，她们结合自己的性格优势和专业优势，以自我为支点，通过群体性行动撬动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
下述案例就是一位女性利用专业力量在社会化轨道上推动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有力例证。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的仲燕，七年前生下儿子米乐成为全职妈妈。由于传统的坐月子风俗和想要自己带孩子的想法，米乐妈妈左手提幼儿车、右手抱孩子，就这样每天从一楼爬到五楼，逐渐出现腰痛等症状并越来越严重。四年前，米乐妈妈尝试各种方法进行治疗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随后，她意外开始练习瑜伽，并寻找了小区附近的杉树林作为练习场地。如今长期坚持练习的米乐妈妈，一改虎背熊腰的形象，成为社区身形苗条、气质优雅的知名健身达人。随后，她开始在瑜伽馆担任瑜伽老师，也为自己谋得生计。街道在得知此事后对居民的课程需求进行了调研，协助她成立了“米乐妈妈生态瑜伽工作室”，许多居民非常关注该课程，定时抢位上课。公益瑜伽课程的设立，不仅帮助居民塑形健体，也舒缓了他们的心理问题。米乐妈妈作为社会团体的负责人，以公益瑜伽的形式为社区居民缓解生活压力和对抗健康危机，并经常举办社区公益亲子活动，增加了居民之间的交流、团结和信任。因此，作为社会团体负责人的女性以社会团体所承载的功能为纽带，促进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
五 结语作为小政治、弱政治、低政治的社区领域，社区空间呈现女性化的特征，即社区治理逻辑、社区营造和社区公共服务的女性化。社区治理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促使社会资本在社区中以体制化、公益化和社会化的形式持续性积累，使得女性在社区治理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房权社会的来临，社区中的冲突从邻里冲突转变成利益性冲突，并且该迹象越来越明显。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还能持续吗？这一积累是否会出现中断？当住房成为一种商品的时候，必然会导致“房权社会”的诞生。房权社会迫使社区成为利益政治场域，逐步消解社区中形成的互惠、信任和规范，对情感政治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在利益政治的诞生和扩张过程中，对利益政治有着天然偏好的男性便进入该场域。因此，如何将利益政治和情感政治的治理逻辑和治理经验整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社区公共生活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政治性公共生活、关系性公共生活和利益性公共生活，女性在社区中的政治性公共生活、关系性公共生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围绕房权而形成的利益性公共生活，会对社区的女性化特征和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如何将以上三种社区公共生活中的治理经验整合在一起，将成为决定中国基层民主和协商民主迈向成熟状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