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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重构及其现代意义
    洪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50-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4
    摘要2375)   HTML5567)    PDF(pc) (787KB)(696)    收藏

    通过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进行重构,可以论证“有教无类”并不会因为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对现代多元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教无类”不是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而是关于施教者的价值判断,要求施教者平等对待具有不同个体背景的受教者。“有教无类”既不属于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释为平民教育,而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不是站在统治者维度的“化民成俗”,而是培养“君子”。将“君子”和“君子之德”借以解释为“良好公民”和“公民道德”,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揭示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在公民道德教育层面对于现代社会可能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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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儒家“藏礼于器”思想的伦理审视及当代启示
    张卫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1): 17-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1.003
    摘要954)   HTML60)    PDF(pc) (694KB)(309)    收藏

    “藏礼于器”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藏礼于器”思想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科技伦理思想资源,对于当代构建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然能够对当今科技伦理治理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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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质与欲望:反思朱利安的中西裸体观比较
    王嘉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80-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7
    摘要823)   HTML2365)    PDF(pc) (882KB)(265)    收藏

    朱利安认为支撑西方裸体艺术的是西方哲学中的本质和理想等观念。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则强调的是变化和过程,因此不可能认为“裸体即本质”。朱利安将春宫画等裸体作品排除出了对裸体艺术的考察,因为它们表现的是赤裸,也即由脱到露的过程,而不是裸体—本然的裸露状态。然而,阿甘本借助于对基督教裸体观的探讨,指出:裸总是相对于露而显现的,存在的只有赤裸,而非裸体。这一区分背后所持的后结构主义本质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如道家思想多有契合,也为对裸体艺术的探讨,引入了欲望的维度。它使得中西裸体艺术处于一个更加平等的比较平面。此时,中国的裸体艺术也应当被纳入比较,这不仅由于主题的相似性,还因为它们同样蕴含了中国的身体观和哲学观。朱利安在这一研究中的缺失,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跨文化比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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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城市碳排放强度
    李寿喜, 张珈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161-1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14
    摘要725)   HTML2012)    PDF(pc) (910KB)(548)    收藏

    基于2011—2018年我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结果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非资源型城市,其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基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长型依次递减。鉴于此,我国各城市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发挥其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双重优势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基于城市的资源基础和发展阶段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和技术创新政策,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与“双碳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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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逻辑、模式转型与未来走向
    徐炜, 刘博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3): 114-1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3.011
    摘要664)   HTML111)    PDF(pc) (611KB)(360)    收藏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政府施策“最后一公里”的社区迎来了发展变化新阶段,社区治理模式实现了社区参与主体主导的“由社区治理”到社会治理微观层面场域的“在社区治理”之转变。以“三社联动”为主要特征的“由社区治理”模式在社区发展新纪元中融合社区自主力量和社会力量,盘活社区社会资源的同时,也暴露出工作能力、承接能力等方面的现实短板。因此,在新时期需要发挥“在社区治理”为特征的社区治理多元素参与治理、精细化治理模式的场域作用,进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实现“由社区治理”向“在社区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需要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基本遵循、以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最佳路径、以数智化治理技术为重要方式,不断完善人民性、现代性、社会性,走出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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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论我国轻罪案件出罪机制的逻辑与路径
    杜文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81-9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9
    摘要632)   HTML295)    PDF(pc) (784KB)(919)    收藏

    轻罪化立法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结合轻罪特殊属性展开出罪机制建构是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以应然价值为导向寻求轻罪出罪的立法建构固然重要,但尊重现实从既有规范制度展开探索则更为关键。因此,必须正视当前轻罪化立法格局已然形成,司法重刑主义倾向并未得到有效转变的轻罪刑事治理客观现实,理性认识到推进轻罪出罪机制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内在理论逻辑。基于此,在轻罪治理理念上需以消极主义司法消解积极主义立法的客观隐患,实现以出罪思维优位于入罪思维的现实转变;在实体规范上应激活既有规范出罪功能,以罪量要素的目的性解释为关键,强化“但书”及免予刑事处罚等规则在轻罪治理中出罪出刑作用的发挥;在程序规范上,应以既有制度改革为契机,深度挖掘酌定不起诉等制度内在独立的出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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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再探李约瑟之谜:科学发生还需什么前提
    朱晓农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37-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04
    摘要619)   HTML12)    PDF(pc) (986KB)(720)    收藏

    2015年笔者曾撰文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产生科学,结论是缺乏一个必要前提——逻辑,而缺乏主谓结构的逻辑跟汉语不以主谓句式为主相关。本文给出科学成立的三项必要前提:齐一性、逻辑、实证观,随之探讨两个问题:1.科学发生除了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未满足的必要条件?答案是还需要齐一性和实证观。齐一性的产生与语言中的主语必要性高度相关。在中国历史上实证在实践方面存在,但在认识论上很缺乏。2.为什么其他文化如印度、阿拉伯或印第安文化也没发展出科学?答案是在那些文化中三项前提都至少缺少一项。李约瑟之谜是一个针对特殊现象使用否定句来提的问题:“为什么在某地不产生某物?”这样提问容易得出特设性答案;应该用肯定句来问一个一般性问题:“某物产生的一般条件是什么?”这样提问才能引向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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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与模型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程贵孙, 张忠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55-1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5
    摘要617)   HTML31)    PDF(pc) (1147KB)(504)    收藏

    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治理问题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厘清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边界。为此,基于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美团等12家本土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采用Nvivo 12.0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以归纳提取出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其结果表明,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包含9个结构维度,即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员工责任、用户责任、伙伴责任、慈善公益责任、行业生态责任;基于上述维度,可从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任的角度构建出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并将其分为三大层次:底线型社会责任、保障型社会责任和期望型社会责任。上述结果对进一步研究和界定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也为互联网平台企业践行和完善其社会责任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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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属性、逻辑关系与时代价值
    李湛, 刘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133-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12
    摘要612)   HTML1590)    PDF(pc) (665KB)(260)    收藏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愈来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历了不同的演进阶段,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选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特性,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制度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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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安居与乐业: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吴开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162-17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14
    摘要611)   HTML22)    PDF(pc) (981KB)(788)    收藏

    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相关调查数据,研究职业类型、住房类型以及居住成本对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体制内单位就业、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更强;拥有产权类住房、租住公租房的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更强,居住在单位宿舍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城市相对住房价格对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趋势;不同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的定居意愿具有明显差异,职业地位、住房类型对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稳定性,相对房价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可见,“乐业”和“安居”是影响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城市政府要把保障青年的稳定居住权作为吸引人才的重要举措,既要让外来青年人才“有房住”,又要让他们“住得起”,也要让他们“住得稳定”,还要让他们“住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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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守正创新”的唯物史观意蕴探赜
    陈永杰, 杨泽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2-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2
    摘要607)   HTML189)    PDF(pc) (703KB)(1361)    收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体现出鲜明的唯物史观意蕴,就其哲学前提而言,“守正创新”拒斥“外部反思”、要求深入社会现实,展现了对唯物史观具体化原则与创新性特征的赓续传承;就其展开路向而言,“守正创新”依循唯物史观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社会—历史定向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其价值指向而言,“守正创新”始终坚持鲜明的人民至上立场,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积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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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新“品牌”故事:数字企业快速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机制研究
    许晖, 孙懿, 周琪, 朱信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34-1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13
    摘要574)   HTML283)    PDF(pc) (1419KB)(742)    收藏

    在快速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数字企业通过形成独特的价值创造方式在全球市场塑造了竞争优势,叙述着崭新的数字企业“品牌”故事。聚焦于社交型数字企业TikTok和交易型数字企业Shein的快速国际化过程,以LLL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数字企业价值创造机制,结果发现:第一,连接是数字企业快速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切入点,形成了价值创造的前提条件;业务属性的差异化决定着连接目标与类型,社交型数字企业(以TikTok为代表)以关系连接为核心,而交易型数字企业(以Shein为代表)以资源连接为核心。第二,不同的连接类型影响着数字企业价值创造的行动逻辑。其中,以关系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海量用户参与的“杠杆—学习”行动逻辑,重点在于吸引海外用户互动参与,形成可扩展的数字关系,进而塑造多元价值网络;以资源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平台模式创新的“学习—杠杆”行动逻辑,重点在于通过经验式学习完成平台模式升级,使之能够支撑复合杠杆策略的实施,进而实现价值空间延展。以上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能够贡献于弥补现有文献对数字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相关问题关注不足所造成的理论缺口,同时也能有效指导数字企业实践者探寻适配业务属性的价值创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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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蔽”无可避:荀子“解蔽”的诠释学考察
    余亚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2): 63-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2.006
    摘要574)   HTML63)    PDF(pc) (565KB)(451)    收藏

    “解蔽”是荀子提出的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荀子·解蔽》 篇中。“解蔽”指解除理解中的不合理前见。荀子把人性中的情与知的偏见都视为“蔽”,以礼让忠信和君王统治的实践效果作为评判“蔽”的依据,主张以“化性起伪”涤除人性之蔽,用“虚一而静”解除知识之蔽。荀子的“解蔽”仍有其蔽,他的“解蔽”是以孔子仁义之道这一前见取代其他诸子前见,目的是把儒家思想建成具有唯一合理性的前见。荀子因其“蔽”而成就自身的同时,却局限于自我的理解之蔽,否定了诸子思想之“蔽”的积极意义,阻碍了思想的平等对话与会通,所以,荀子的“解蔽”是一种独断型的诠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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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论二十四节气的命名
    刘晓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93-10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8
    摘要549)   HTML1697)    PDF(pc) (745KB)(412)    收藏

    古代二十四节气创造者究竟怎样理解太阳的周年运动?二十四节气究竟如何被命名?古代二十四节气通常被称为“二十四气”,二十四个节气名称中不仅反映出“两分”“两至”与“四立”构成的“八节”是结构性存在,而且以冬至、夏至为核心存在着一个对称的阴阳结构。更重要的是,二十四节气称谓中还包蕴着以水的变化联通四季,以寒暑为枢纽,以水气湿燥为表象的反应古人对水之三态变化认识和想象的水系列,这个命名体系中有关气的变化与“太一生水”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其背后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气的思想、阴阳的思想、水的本源论思想作为支撑。这个结论提醒我们,时间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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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中国专精特新制造企业国际化路径探究:基于安索夫矩阵的多案例研究
    彭泗清, 高原, 王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54-1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14
    摘要537)   HTML100)    PDF(pc) (996KB)(633)    收藏

    国际化发展是专精特新制造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动力。基于对宇视科技、金洲精工、亿华通等3家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产业成熟度、海内外需求差异、自身技术禀赋共同影响它们国际化初期的路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结合权变理论与安索夫矩阵加以解释。当产业成熟、内外需求差异小、自身技术禀赋存在优势时,企业优先以老产品进入国际新市场,选择“市场开发”路径;当产业成熟、内外需求差异大、技术禀赋高但与国际需求失配时,企业需要研发新产品来“出海”,采取“产品开发”路径;当处于新兴产业、海内外需求有待激发、企业需要借助全球知识资源形成技术禀赋时,建立全球研发网络至关重要,应采取“技术合作”路径。随着国际化深入,权变因素可能发生变化,国际化路径也会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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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六祖坛经》 成“经”与禅宗经典观念的创新
    圣凯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3): 93-10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3.009
    摘要535)   HTML39)    PDF(pc) (866KB)(533)    收藏

    《坛经》 的形成是不断增补的过程,其编辑体例存在模仿翻译佛经的现象。但是,称为“坛经”之初,慧能的本意或许是借鉴唐代佛教、道教的仪轨文本称呼。授无相戒与说法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行事,前者具有内部传承的特征,后者则是公开的。因此,《坛经》 才会有《施法坛经》 和《六祖法宝记》 两种不同的称呼。《坛经》 成“经”后,慧能、神会等用《坛经》 统摄教法传播、正法亲证、师资相传。神会门人采取“秘本”式登记管理维持《坛经》 的内部传承,遭到佛教界批判。可以说,《坛经》 成为“经”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之南方转向和唐宋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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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创业型领导、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团队认同的调节作用
    易凌峰, 李腾, 林芹, 宋婕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43-1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4
    摘要533)   HTML19)    PDF(pc) (721KB)(966)    收藏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JDR)理论模型,对长三角高科技新创企业员工开展问卷调查与分析,以解决在工作压力情境下创业型领导能否有效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及其相关问题。由此展开的研究结果表明:(1)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创新行为;(2)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挑战性压力,挑战性压力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挑战性压力在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3)团队认同正向调节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挑战性压力中介效应、团队认同调节效应的揭示也为企业压力管理实践提供了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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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智慧康养服务模式下认知症老人服务质量提升的路径探析
    钟仁耀, 马微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3): 164-17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3.015
    摘要525)   HTML10)    PDF(pc) (740KB)(214)    收藏

    在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中,认知症老年人数量与日俱增,如何为他们提供高质量、专业化的照护服务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智慧康养服务模式作为一种革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在改善老年人的照护效果和生活质量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在认知症的预防和早期筛查、认知症的临床诊疗与康复、认知症老年人的居家照护等方面,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然而,从智慧康养服务供应端看,目前仍存在智慧化程度不突出、服务效益滞后及消费市场活力不够、深层次需求挖掘不足及人文关怀特征欠缺、隐私权可能受损及数据安全性难以保障等发展瓶颈;从需求端看,则存在疾病特征阻碍服务接受度、经济负担限制服务消费积极性、技术焦虑制约服务普及等问题的困扰。有鉴于此,在加强科技与企业创新的广度和深度、深化多方主体间的共享与合作、建立产业标准与服务规范、健全监管与反馈机制的同时,有关各方应增加技术的安全性以保障认知症老年人的权益和安全,增加智慧照护产品的友好性和亲和性,培养认知症老年人及家属的数字素养,发挥医疗和护理人员的专业作用,释放认知症群体消费潜力并激发智慧康养市场活力,从而加快我国认知症老年人照护的智慧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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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作至诚之声”——《摩罗诗力说》中“诚”的论述及其原理探析
    孙尧天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74-8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8
    摘要502)   HTML16)    PDF(pc) (1017KB)(374)    收藏

    鲁迅早年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最为缺乏“诚”的品质,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不仅热烈呼唤“至诚之声”,还形成了关于“诚”的较为完整的表述。“诚”在鲁迅文学与思想发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概念在晚清语境中含义颇为复杂,鲁迅不得不通过论辩方式表明自己的理解。由于采纳了卡莱尔等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路不同于根据儒家传统或科学理性原则对“诚”的解释。鲁迅调转了论述方向,相比外在、客观的真理,他明确表明“诚理”反映的是主体内面世界的感应和变化,进而将其还原为直觉性的生命体验。鲁迅以“白心”“内曜”强调对主体精神的重塑,对他而言,“诚”关联着“人生”主题并开辟了认识、改革中国社会的另类路径,凸显出浪漫主义诗学在儒家文明与现代科学交汇时刻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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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
    黄纯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26-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03
    摘要492)   HTML22)    PDF(pc) (905KB)(537)    收藏

    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需要克服“开放—封闭”二元判断的局限,揭示政策的历史逻辑。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的绝对原则决定了海外贸易政策首先是“御夷狄”的取向,也使中国古代王朝不可能与海外诸国发展出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中国与海外诸国互补性经济需求使海外贸易政策又有“通财用”的取向,且不断增强,从以物品消费需求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财政需求为主。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显现,亚洲海洋贸易迅猛发展,成为内外动力,推动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不断走向开放、专门化和系统化。从汉唐到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始终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革。这一量的积累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和不同国际关系规则的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使清朝逐步改变既有轨道,被动接受新的体制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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