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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既能相互交融, 又存在矛盾。瞿秋白在2 0世纪30年代参与左联文学活动时期, 处于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身份的自我认同之间。他在这个时期对新文学的贡献和认识上的偏误, 值得今人思索。
本文对不得已从儒者向学者转变的清朝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进行解明的同时, 对由作为与政治、道德密切相关的智慧(wisdom)的学问, 向追求“实事求是”之中性知识(knowledge)的学问转变的清朝学术史之一端进行了描绘。目的在于借此解明中国近世末期城市型知识分子意识的变貌。虽然本文仅仅举了阎若璩和章学诚二例而已, 但试图藉以论证他们所提出的知的理论, 正是中国近代学术知识之萌芽。
近代中国发生的价值观变革, 在观念系统围绕着“天人”、“群己”、“义利” (“理欲”) 等对范畴的争论而展开的过程, 与社会生活中传统的知识阶层向现代型知识分子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晚清社会, 从龚自珍开始, 传统士大夫中的异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留学生和新式学校出身的知识者, 先后成为价值观变革的主力。随着传统文人集团的分化和价值观念的新陈代谢, 士大夫没落和消失了, 新型的知识分子产生了。
史学史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历史学领域出现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 它的形成和发展, 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史学日趋自觉和自律的特点。本文拟在梳理这一过程基本线索的同时, 对各时期的发展特点、成就及其在推进现代史学建设方面的理论意义作一初步的分析。
自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 韩国独立运动一直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支持。1937年7月,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 临时政府西迁重庆, 中国国民政府不仅帮助其组建光复军, 而且积极协助其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但由于英美和前苏联在远东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中国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是中国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 社会内部的变化及王朝末年的病症接踵而起; 184 0年后列强入侵, 更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清末民变既是传统民变的延续, 其原因、目的、形式、口号可在历代历朝的造反中找到先例; 但近代社会转型以及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濡染, 又引发形式各异的新民变。
重新定义欧洲的实质是欧洲边界问题。俄罗斯的文明归属问题在欧盟东扩的背景下再次引起讨论。对于俄罗斯, 欧洲存在悲观和乐观两种相反的看法。但俄欧双方都不希望在欧洲再制造一条错误的界线。俄欧关系的发展已有了新的法律框架, 但距离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利奥塔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 而《后现代状况》是利奥塔最知名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 利奥塔以科学的合法性为主题, 批判了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科学观, 深入分析了现代科学的“思辨叙事”、“解放叙事”和“技术叙事”, 并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
阿尔都塞的哲学深受现代科学哲学的影响, 他“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系列新论, 无不具有现代科学哲学, 尤其是巴歇拉尔的“认识论革命”命题和库恩的“理论变革的整体性”思想的烙印。这不仅体现在一些概念的转借上, 而且也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上
社区为老服务资源的整合是指把各种有利于满足本社区老年人需求的服务资源有机组合起来的行为。通过对上海市现阶段城市社区为老服务资源状况的实地调查和对近年来上海市整合这方面资源的成绩及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后发现, 上海市应进一步搞好社区为老服务的信息资源、硬件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方面的整合, 并切实推进有利于社区为老服务资源整合的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
老龄弱势群体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普遍面临较为严峻的经济、医疗和护理等方面的困难, 急需政府救助和社会援助。对上海市老龄弱势群体现状及其问题的分析表明, 有关部门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积极寻找解决老龄贫困问题的现实途径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 其深层次原因是制度性的: 一是产权不明的农地制度, 农地产权主体不明, 使土地及其资金在“征地”过程中大量流失, 农民既失地又失业; 二是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 将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拒在“城门”之外, 长期凝固在少量的耕地上, 农业超小规模经营、效益低下; 三是城乡有别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城镇居民的公共产品由政府供给, 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农民自我供给, 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减少
网络经济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全球性的, 但是其发展过程所呈现出来的区域性特点却是不容忽视的。传统经济活动区域性分布的基础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网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性特点, 因此, 应对这种经济事实进行更深一层的理论探讨
秦始皇陵出土一号铜车车轼的内侧中部有并列的两根末端作流苏状的条带, 这就是古代文献所说的"绥”。将铜车舆内出土的鞭状物、盖杠上部之带或御官腰间所系的宽带定名为"绥”, 都是不恰当的。
汇集《易传》中明确标有"子曰"的文字, 进行具体的语篇分析, 可以确定《易传》非孔子所作。但是, 孔子言论在《系辞》中涉及篇幅有三分之一, 足可说明孔子思想在《易传》中的分量。比照《论语》阅读这部分文字, 可以感受其中思想的成熟和深邃, 它们应该是孔子晚年思想的结晶, 是儒家思想精华中的一部分。
生命范畴是语言里的基本范畴之一, 它及其下位范畴在汉语的词汇、词法和句法中均有不同于无生范畴的映射或表现。在词汇层, 有生范畴映射为区分不同有生本体及其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词汇单位。在性范畴中, 有生范畴映射为名词有无性别成分标记, 在格范畴中映射为名词主要充当核心格还是外围格的潜能。在句法层次上, 主要表现为体词、谓词的有生性对句子语序结构的宏观制约和对句法成分的微观调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重大发展。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层次上,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理论定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统一; 是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的逻辑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集中体现
宪法最本质的内容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才对国家权力实施控制, 才有所谓“限权政府”。在历史上, 宪法产生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宪法的发展和成熟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完善, 而公民权利的保障质量是宪法发展程度的标志。在逻辑上, 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是衡量一切宪法价值包括自由、效率、秩序的基本尺度。依宪治国, 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应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加入WTO以后, 规章尤其涉及国际贸易的规章必须通过正当程序予以公开或告知,而目前我国行政规章在行文技术上存在诸多问题,如涉及多余事项、跨越立法界限、行文方式欠规范、超越立法层级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法律规范规制的疏漏有关。我国虽在2001年制定了《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但规章的规制还须进一步完善。规章的控制方式、规章的适当定位、规章的制定规则、规章制定过程中的社会参与等问题及相关的对策尚需进一步探讨。
加拿大是世界上赋予公民对政府的情报具有知情权, 并同时在法律上制定有情报公开法的国家之一。从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情报公开的先进国家, 加拿大走过了一条艰辛和漫长的道路。探讨加拿大情报公开制度立法的发展过程, 将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该国围绕这一法律过程所出现的一些反映在思想和政策方面的变化, 同时通过对这些变化过程的分析, 亦可以对我国在情报公开制度的立法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涂尔干认为: 宗教中的集体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意识与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宗教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生活, 而集体生活也即宗教聚集不能相隔过久; 之所以要维持定期的集体生活从根本上说是保持宗教伦理与理想的需要。但是, 若对中国宗教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 它似乎普遍缺少集体意识和集体精神。对于一般的信众而言, 中国宗教, 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没有严格定期的集体生活, 不仅如此, 多教崇拜实际上也瓦解了这种可能。进一步, 由于得不到集体生活中更高目标的激励, 中国宗教一般来说只是满足于功利与具体层面, 缺乏伦理与理想追求。
面对现代性的问题与困境, 以佛教哲学资源来进行反省和诊疗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佛教思想家和研究者们对现代性的诊疗主要基于佛教自身的“理性”对现代理性进行反省和批判, 其核心思想在于揭示西方现代“自我”的虚妄性, 指出西方现代理性本身也必须进行“祛魅”, 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自由并呈现意义世界。当然, 这种反省与诊疗并非是单向的, 而是呈现出一种有张力的状态: 一方面, 佛教思想家们被西方启蒙运动在科学、民主方面的成就所吸引; 另一方面, 他们中许多人对于现代性的危机及其虚无的结果深表忧患。也许正是这种张力才有助于建构起立足中国自身传统的现代性, 并为解决现代人共同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寻找可能的出路。
玛丽玛莎文是一种仅在云南省维西县塔城乡百余刻纳西族居民中使用的民族文字。这种文字的字源或造字依据是可以考释的。通过考释可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它主要是一种纳西文字的变种而非不少学者认为的纳西文字的分支; 少数玛丽玛莎文是当地纳西人自造的文字, 主要是象形字和指事字, 而未发现形声字; 极少数文字来自汉字和藏文。对玛丽玛莎文的考释在文字传播学上对文字的借用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对于明清小说的结构, 近人与清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可以发现金圣叹小说评点的一个本质特征: 以论说文之文法点评小说之结构。金圣叹《才子必读古文》摘选评点的主体部分是论说文, 探讨的主要是论说文的文法, 对叙事技法的探讨在金圣叹的批评话语中即使不是缺席, 起码也是相当淡化的。而且, 评点小说时, 金圣叹对“事”也相当忽略与淡化, 与之相对应, 他常常以论说文之文法点评小说之结构。由于金圣叹小说评点有着以论说文之文法点评小说之结构的本质特征, 套用西方叙事学、以现代叙事观念来探讨金圣叹的结构批评不仅仅是“印板”学术, 而且从研究的立足点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 这样的研究格局应当改变。知道了金圣叹以论说文之文法点评小说结构这一本质特征, 还可对明清小说的结构问题及中西方小说结构论的利弊得失有进一步的认识。
宋六大散文家表现出自觉的人情观念。他们把人情看作人类的本质属性, 把人生的本质意义定位在具体平凡的生存状态之上。体现于人情观念中的思想风神和认知意趣, 漫溢于他们的文章中, 成为推动六家散文走向的内在力量, 是铸就六家散文独特风貌的重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 王国维“学术独立”论与人生价值论密切相关, 其实, 王国维“学术独立”论的深层内涵在于排除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优先的“非学术”倾向。由王国维对“学术”的理解入手, 从学问独立、学者独立、方法独立三方面可以说明王国维“学术独立”论的主旨, 从而也可以看到王国维学术独立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启蒙的意义及其现实意义。
布洛赫“希望美学”的内在结构由两个部分构成, 一是本能心理层面上的渴望, 二是乌托邦层面上的期望。从时间性的角度来说, 希望蕴涵着面向未来的敞开。布洛赫揭示本能层面上的未来维度, 是为了从人的本性方面挖掘出乌托邦的内在的、必然的趋向, 获得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乌托邦层面上的未来维度则包含着人的一切可能性。艺术是联结现时和未来的中介, 是期望的具体功能。期望的实行需要一种进取的乐观主义立场, 而在期望充实的中途, 注意力不断变更着前进的方向。
基督纪元体系包括两大部分: “基督纪元”与“基督纪元前”, 该纪年体系从出现到最终形成经历了1000多年, 与基督教史学由盛而衰的历程相应。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年代体系一开始是以创世纪元为纪年基础的, 作为最能够体现基督教史学特征的一种独特的纪年方法, 基督纪元是随着基督教教徒“自觉意识”的提高而被提出、并随着基督教史学的日趋成熟而被确立起来的。基督纪元前是在基督教史学历史年代体系的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被推广开来的, 它的使用和推广方便了历史年代的标计、促进了对古代历史的研究, 却加速了基督教史学的衰落。
1940年代后期是江浙农村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顶点, 农村经济的崩溃不仅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冲突, 更强化了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对抗。面对社会结构中精英阶层缺位、保甲重建失败、土豪劣绅和小规模割据势力的膨胀, 国家政权为了强化社会控制, 不得不更多地诉诸军事暴力。但无论何种努力都难以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 更难以遏制农村社会结构崩解的趋势。
近代上海的初期, 移民以福建、广东人为主, 但不久被江浙等地的移民所取代, 这一变化的出现与小刀会起义有紧密关联。小刀会起义使闽粤人在上海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 他们被迫转移移民路线, 下南洋成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而江浙人凭借其地理优势、生活习惯优势及经营优势成为了移民的主体。同时, 小刀会起义使上海租界的格局发生变化, 由“华洋分居”转向“华洋杂处”, 租界逐渐成为移民的主要集聚地, 并加快了向上海移民的进程。
1874年人力车传入上海后, 一度实现了对轿子等旧式交通工具的超越, 推动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虽然人力车的种种优势使其在机械化公共交通工具被引入之后仍然在上海的公共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 作为一种依靠人力拉动的交通工具, 人力车的废除又是历史的必然。然而, 在近代上海独特的社会背景之下, 人力车的被取代终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运用汇率政策是每个国家的主权, 日韩等国曾通过运用本币大幅贬值等政策而高速进入工业国和发达经济, 但是, 经济全球化趋势又要求国际社会对汇率政策进行协调, 以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日本发起人民币升值的舆论表明, 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要求已从针对发达国家扩展到针对发展中国家, 这是汇率政策国际协调的转折点。因此, 现有的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体系已暴露出极大的局限性, 要求有新的国际规则的诞生。汇率政策国际协调体系改革的总趋势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性汇率协调组织和总协定。
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 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厌恶和存款偏好特性, 使银行的贷款供给不足和存款需求过大, 引起存贷款差额扩大, 从而导致我国货币政策信用渠道的传导机制不畅。因此, 应当从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弱化国有商业银行存款成本软约束等方面, 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
从秦汉到隋唐,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体制经历了从建立、巩固到瓦解、重建的第一个循环。后世每以汉推并称, 实则两朝的历史进程既有惊人的相似, 又有内在的连续, 更有显著的差异。其断续异同之间, 蕴含着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某些特点及规律。
东汉初期, 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 宗庙之制有所变革, 表现为: 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 除殇、冲、质、灵四帝外, 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 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 在蔡邕建议下, 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钱大昕作为一位清代的汉学大师, 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 却并非一心如枯井, 死水微澜, 仅龂龂于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 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 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从钱大昕的治学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上古先民初始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传播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教育传统的萌芽和源头。原始的历史教育以口述寓含先民原始历史观念的历史知识为手段, 以反映远古祖先生产生活情形和体现与大自然或其他威胁作斗争的历史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 它具有传承历史知识、继承发扬祖先优良传统、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励先民精神意志的教育意义。这种原始的历史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在反思20世纪语法研究总体特征与取向的基础上, 从学科内涵构成的角度, 展望2 1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和选择, 应是: 继续拓展研究主体, 加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翼。拓展主体, 是在继续加强组形语法研究的同时, 分离释义语法、重视释义语法研究, 界定传息语法、展开传息语法研究, 最终形成组形、释义、传息鼎立的三维语法世界。加强两翼, 是要加强语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在注重语言应用属性与规律揭示的同时, 加强创新性理论研究和语法应用内容、应用理论、应用方向、应用途径、应用成果及应用领域的研究。
汉字性质问题关系到对于汉字所处发展阶段的论定, 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在西方文字学关于文字发展三阶段论的框架下来思考的, 跟20世纪关于汉字评价的争论是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以后, 才开始从文字记写语言中哪个单位层次的角度来看汉字的性质。考察2 0世纪汉字性质讨论的进展, 可比较清楚地揭示汉字性质问题的症结所在。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整体进程中最为深刻的层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我国大中城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快, 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景观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相脱节的现象, 使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实际上, 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正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不断地促进社会空间格局从分散布局到空间体系的构筑、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到空间开放的催化、社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的形成; 而这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深刻地表明, 农民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进程, 同时也是城市形态变迁的空间过程。
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它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 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 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一样, 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中国以往对于国际司法制度和整个国际法治及国际组织的观念和定位在总体上表现是排斥的, 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上屡受伤害的记忆和意识形态阻隔及文化差异等造成的困惑, 因而形成了一种现实的参与困阻。中国在国际法治的遵守、执行和立法的不同层面上所表现的姿态是不同的。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中国要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 需要在开放姿态、观念更新、理论创新和善于运用等方面作出努力。
冷战后的俄罗斯丧失了原有地位但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国家定位。从历史上看, 成为传统的欧洲国际政治的“参与者”并通过融入欧洲从而融入世界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定位的目标。但是, 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 俄罗斯在面向西方、融入全球化的道路上不断受挫, 从而表现出对西方以及全球化本身相当强烈的对抗性。俄罗斯的国家定位至今仍在走向西方与回归本土之间徘徊。
在索绪尔那里, 符号是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考诸施指一词后来的实际用法, 不难看到, 人们仍然大致是在符号的意义上使用施指的。其中的缘由, 有考察的必要。
“不立文字”是禅宗的标志性的思想, 但是人们常常将“不立文字”误解为“不要语言文字”和“不要逻辑思维”, 实际上, “不立文字”的真正含义乃是不执著于佛教经论, 其实质则是对待佛教经论的一种般若空观。“不立文字”思想在印度佛经中早就有了, 禅宗只是强化了它并将其立为本宗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而已。不过, “不立文字”这个词乃是“中国造”的, 直到晚唐才在禅籍中出现, 也就是说, 此前虽有“不立文字”的思想, 但却还不曾有“不立文字”这个词。只有通过考察“不立文字”的源起、含义和实质, 才能对禅宗的“不立文字”思想作出正本清源的厘正。
通过2003年3月8日至9日对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现象实施入户调查, 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流言的传播渠道主要是人际传播中的亲身传播。流言的核心成分是真实的, 流言中的细节大都是虚假的; 二者综合作用, 造成这样一种状况, 即公众试图对这种不明疾病加以防范, 但因缺乏足够的正确信息, 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同时也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心理。流言的真实部分得到正式渠道的证实后, 即成为“消息”, 虚假的部分被否定后, 仍以流言的形式存在或消失。流言扮演了“反权力”的角色, 即它迫使“权威”的正式渠道作出公开回应。流言发展到一定程度, 已完全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 正常社会生活无法继续下去, 最后, 危机促成转机, 政府和媒介开始转变态度, 对病情作了大量公开报道, “非典型肺炎事件”从最初的流言传播、公众恐慌, 转入政府部门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的新阶段。
“上帝”、“死亡”与“爱”是伯格曼一生钟爱的电影剧作主题, 他童年时代便养成的独特心理结构及人格对此有深刻影响。其剧作所显示的深厚人文关怀对中国电影艺术极具启发意义。
语言哲学的话题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同兴趣, 但由此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这就是: 语言学家需要的对于语言的哲学性思考被哲学家需要的思考遮蔽了。由此, 有必要将目前的语言哲学区分为“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哲学语言学”是“哲学性的语言学”的研究, 是语言学家特别应该关注的。
20世纪4 0年代延安根据地秧歌剧的改造, 是民间被政治的改造, 这种改造成为当时话语建构的一种具体形式。秧歌剧的改造有四个特色: 当下日常化、文化符号的意识形态化、集体化运作、民间方言和意识形态语词的相互渗透。
上海旅游业吸纳就业能力强, 就业弹性大, 贡献高; 而影响旅游就业的因素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根据统计数据和数学模型预测, 未来几年上海旅游就业将呈现较好的增长趋势, 并且在2 0 10年世博会举办期间达到一个峰值。在未来几年内, 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扩大旅游就业。
旅游起源于人类进步的手段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力量之间的矛盾, 是这一矛盾产生的“逸”的情感指向出游时的文化行为。从出离日常生活到对好奇心的极大满足和鼓励, 到对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的自觉追寻, 旅游作为旅游者的一种行为艺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倒错”、一种对存在的诗性把握, 正日益成为当代人类主要的创造性交往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 为构建人类完美的人生提供了演习的机会。
1950年10月, 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场以巩固城市政权为中心任务的运动中, 身处华东沿海前线的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当其冲。由于上海的地位特殊, 情况复杂, 上海的运动最初相对较为平稳。经中共中央三令五申, 上海半年后终于也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 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是, “镇反”却并没有达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的设想。不仅如此, “镇反”运动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状, 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人的敌情意识。紧接着“肃反”运动的发动, 以及其他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发动, 与此均不无关连。
伊拉克战争引发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冲突与危机, 这一危机显示了多层次与复杂性的特点。它主要表现为美国与法、德为主的欧盟的分歧, 也涉及欧盟内部主要成员国之间、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危机产生原因较复杂, 涉及世界格局与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国际政治理念、全球战略安排、各成员国的实际利益及各自政策变化对现存联盟关系的挑战等因素。大西洋联盟危机的影响深刻。
儒家内在超越的终极关怀在心性—道德—理想人格这一方向上的成就已经受到广泛的注意, 其另一走向, 即礼—政治—理想社会这一方向的源流却很少被注意。从先秦儒家开始, 孔子对天的信仰向人文化发展的过程具体展现在“仁”与“礼”的双重关怀中; 孟子和荀子则分别发展了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考察从秦汉以来直到近代康有为等人以及现代新儒家在终极关怀理论上的历史变化, 将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儒家高度入世的终极关怀的丰富内容。
张岱年是“解析的唯物论”的代表, 但他的“本体”观既不同于强调解析的清华学派哲学家, 又不同于当时的新唯物论者。张岱年所谓的“本体”是“理”与“物”的统一、“本”与“至”的统一, 是总结中西“本体”观念基础上的一种综合创造。这种创造体现了张岱年超越清华学派和新唯物论的尝试。
休谟问题就是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及其辩护的问题, 其核心是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是否可能、何以可能的问题。冯契总结、吸取了先哲们探讨这一问题的积极成果, 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答。在他看来, 人们的认识能力能够获得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 思维形式为人们获得这种知识提供了逻辑上的担保,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时空形式和逻辑范畴为人们获得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提供了逻辑上的担保, 二是形式逻辑的基本原则和辩证逻辑的接受总则为人们获得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提供了逻辑上的担保。
冯契认为自我意识构成了自我的同一性, 真正的个性是自由的个性, 是精神主体才具有的。同时, 他强调自我是身与心的统一、自我意识与自我存在的统一。自由的个性是有血有肉的个性, 并在价值的创造中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
小城镇一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大问题。1997年以来, 中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 对农村人口城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 农民对进镇落户的热情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高。总体看, 小城镇户口是随着其吸引力的逐渐减弱而放宽的。当今中国的农村人口城镇化, 已经进入了必须通过相关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实现新一轮再推进的发展新阶段。新形势下, 很有必要以科学发展观重思小城镇大问题, 充分发挥小城镇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极化开发理论是区域开发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常被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用来制定区域发展计划。上海浦东新区极化开发战略的实施, 使得其成为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企业和产业的“辐合流场”。与此同时, 极化开发也使人口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向浦东新区大迁移、大流动, 形成了人口在空间的集聚、重新分布以及不同人群的居住分异。极化开发还产生了社区重构、社会极化、社会隔离和阶层矛盾等社会效应, 并对浦东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运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利用中心-外围模式对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城市之间人口迁移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人口向中心地区---上海集聚是该区域的主要发展趋势; 在外围地区人口空间流动上存在南北翼之间的差异; 在各城市内部还存在着强烈的人口城市化过程。在此背景下, 该都市连绵区各城市应接轨大上海, 谋求错位发展; 实施统筹发展的加速城市化战略; 加强南、北翼之间的合作; 充分利用中心的人力资本优势来实现长江三角洲的一体化发展。
中国诗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今人用现代分化独立的纯文学理论去理解它, 往往失其真相。中国诗学的学术文化性格, 同光体诗家沈曾植, 或可谓知之最深。深入分析沈氏对于诗史嬗变与学术文化的关联, 诗境创造与玄理儒佛, 诗风“三关”等方面的种种认识, 将有助于了解华夏学术的内在理路, 重建诗学的文化认知, 并丰富20世纪中国诗学的总图景。
在情词的演进历程中, 经历了从普泛抒情到自传性抒情、从艳俗到骚雅的两种转变。梦窗情词以其丰富的数量、自传性抒情以及卓绝的艺术表现, 使情词的面貌彻底改观, 完成了情词的重大转变。梦窗情词不仅对情词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同时也是我们观照南宋晚期词艺术的重要视角。
使役结构存在形式上的连续性及其紧密度问题, 由使役结构的种类而言, 可以看到汉语缺乏形态型使役结构, 而词汇型和分析型这两类使役结构相对发达。由紧密度而言, 可以把“形式距离”和“能产性”作为合取标准, 并根据这一标准测定汉语中各类使役结构的紧密度等级, 为进一步研究形式紧密度和语义紧密度在认知上的象似性提供了基础。
事件名词是汉语名词的特殊子类。通过调查大规模语料库中原型成员的句法分布趋势, 可以看出, 事件名词所代表的事件范畴, 认知语义为弱事物性与弱动作性。
近代史上, 中国在190 9年、1912年、1917年、194 8年分别举行了四次议会选举, 这是议会思想进入中国的结果。介绍议会思想的人物, 大约可分为三类: 政府官员、西方传教士、功名绅士。这些知识分子对西方议会政治的认识, 大约分为四个时期: 从184 0— 1870年30年间是知识性的介绍, 只是一些初步的了解, 并无袭用的观念。1871— 1895年这2 5年间, 士人视议会有“君民一体”, “下情上达”的功能, 可以团结人心, 众志成城, 已含有价值观念。1895— 190 4年这10年间, 民权说代起, 强调议会是人民权力表现的场所, “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观念取代“君民一体”而风行。190 5年以后, 议会思想根植国内, 人民要求付诸实现, 因此有清政府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不仅深入议会理论, 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 至此中国进入锣密鼓紧的实行时期
自明末清初以来, 基督教就伴随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进程, 天主教的学术传教路线, 新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及参与变法的理论和实践, 甚至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农民运动, 都表现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关联。2 0世纪初期, 在中国现代性意识演化过程的各阶段, 诸如新文化运动, 宗教大讨论, 非基运动, 救亡运动等, 基督教均紧扣时代主题, 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
社会观念的确立是现代性意识的重要一环, 在现代中国, 社会范畴是在民族国家话语之后知识界的又一个偶像寄托, 而它的世界观依据则是现代的公理观。以公众意见的面目出现的公理是社会自身的意识形态, 它将集体性的欲望合法化, 并将个人的自我确证引向对社会中的他者的依赖中。由此, 现代中国的社会范畴及其公理观念是在与个人的紧张中显示其性格的, 因而对它的批判, 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意识的又一个方面
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诸观念在思想文化世界中的确立, 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也是西方近代以来启蒙话语所环绕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国近代以来, 要求突破传统桎梏对人的束缚的个性解放意识和以个体自强而求国家富强的救亡意识, 促使现代个人观在知识精英的思想世界中初步形成, 其内容主要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人道主义思想要求个人的个性解放, 肯定个人的价值, 追求个人的人格自主和人格平等; 其二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要求个人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中国近代个人观转型的实质, 是要求变传统的臣民为近代的国民, 使个人从道德义务的主体变为现代社会的法权主体。从哲学层面上看, 也就是要确立个体的主体地位, 实现个体主体性的解放。
个性观念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五四主流思想家的主导话语, 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观念。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维度理解五四时期的个性观。消极个性指对宗法性和奴隶性的反抗, 积极个性与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等有密切关联。五四时期的个性观从一个侧面反映现代性意识的发育历程。五四主流思想家注意到消极个性与积极个性的多重内涵与意义, 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理解的深化。同时, 个性观上的局限也表明中国现代性意识发展的曲折性与困难性
清末民初, 中国典籍分类法突破“四部”分类框架后, 逐渐形成了“新旧并行”局面, 并随着杜威十进法的引入, 转向西方近代图书分类法。由于典籍分类与知识系统之分类密切相关, 故典籍分类之演变, 不仅仅是改变典籍分类法之简单问题, 而且是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向西方近代知识系统转变之重大问题, 是中国知识系统在晚清时期重建之重要体现。所以, 以杜威十进分类法替代四部分类法之过程, 既是将四部分类体系下之典籍拆散, 归并到十进分类体系的各种学科门类中之过程, 也是将“四部”知识系统整合到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中的过程。正是在典籍分类法之此消彼长的演进过程中, “四部之学”逐渐被分解、消融、整合到以学科为骨干的近代新知识系统之中
清末民初, 王国维不断地尝试在新的学术交流条件下与世界进行对话、并致力于一种“世界学术”的建设; 但同时, 域外的学术界却在寻找一种中国本土的声音和学术权威, 从而最终成就了中国现代戏曲的开创之作———《宋元戏曲史》。考察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历史境遇, 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学术机制的转变, 并进而反思“现代史观”和“民族主义”等现代学术史中的常见命题
“民间”是民俗学的关键名词, 2 0世纪“民间”理念随着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不断变化, 这个变化中潜藏着知识分子对待民间的立场问题。而且在不同时期, 由于具体背景的差异, “民间”内涵也有区别
认识论和现代性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内在的关联。这个论题起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兴起的现代性背景; 2、与古代认识论相比较, 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体现了哲学自身的现代性; 3、笛卡儿以来的认识论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些核心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支持的关系
现代逻辑的规范性以有效性标准为效力之源, 但该标准不仅在评估自然语言论证方面缺乏效力, 而且在处理与生活世界相关的诸论题方面, 其所预设的题材中立性、形式化理想、封闭世界假定以及逻辑一元论也存在不少理论上的困难。因此, 现代逻辑对于现代性的建构和批判将难以有所作为
乌托邦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与大步登上历史舞台, 是2 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奇观: 它开始是乌托邦观念的制造者与提供者, 而后来成为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与辩护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乌托邦话语到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 意味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谱系”的断裂。历史上,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曾是社会终极价值与意义的维护者与阐释者。今天, 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应当重建与历史的联系, 在价值承担上向传统回归。这要求它实现三种转变: 1.从启蒙心态到教化心态的转变; 2.从“中心—边缘”意识到“守望”意识的转变; 3.从政治权力取向到社会公共领域取向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逐渐享有“现代”婚姻, 从婚内的重情到重性再到婚外恋, 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与此相反, 底层的部分人们却仍然进行着换亲、买卖婚姻之类的“封建”婚姻, 他们似乎是“落后”的和不“道德”的。但是, 从底层的生存状态来看, 他们常常只能领有“封建”婚姻, 他们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生存”。
通过对可口可乐公司选择伏明霞为产品形象代言人曲折过程的分析, 再现国际广告资本如何消费人们记忆中的民族国家观念, 参与当代中国消费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 可以看到: 消费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形成霸权, 深刻地操控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值得人们警惕和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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