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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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斋读书志》与文学批评

吴承学, 黄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1-1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1

摘要（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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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人藏书家编撰之藏书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重要的意义。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学术史的角度看，《郡斋读书志》目录体例的创制、图书类目的设置以及序与提要都反映出作者文学批评观念。它不仅是一部目录学巨著，也是一部带有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性质的札记，是了解宋代文学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文献。赵希弁《读书附志》在文学批评上对《郡斋读书志》也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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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
——兼论钱穆、葛兆光先生有关康熙时代思想专制的诠释

赵刚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14-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2

摘要（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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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清廷颁旨，下令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诸儒群贤提升到十哲之次。钱穆、葛兆光等学者视之为清代以理学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思想文化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导致民间思想的萎缩和士大夫自由空间的丧失。根据台湾方志中保存的有关一手文献，重新考辨解剖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来龙去脉及其政治背景，可以发现此案实际上是康熙对当时权倾一时的朝臣李光地拉拢和打击并行以图有效驾驭的步骤之一。要研究十八世纪国家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不应将前者等同于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全能型国家体制，而应具体地分析其文化思想宣示背后的政治思想脉络，才能对此关系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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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心”概念辨析

戴兆国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26-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3

摘要（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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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文本中“心”概念的使用较为频繁。我们可以通过分类的方法对其“心”概念进行分析和注解。在《孟子》文本表达的语境中，其“心”概念的涵义主要指心理意识活动。后世学者在注解《孟子》“心”概念的过程中，出现了将其形而上学化的倾向。这是注解者根据自己的哲学立场作出的过度解释。获取对“心”概念的合理解释途径，需要正确分析心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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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正名”学说之正名

崔宜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33-3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4

摘要（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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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先秦各学派大都有对其他学派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的批判，但儒家学派的批判才具有理性的自觉意识，并且命之曰正名，至荀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学说，代表着先秦哲学中价值批判的最高水平。这首先表现在荀子对十二子的批判中表现出极强的理性洞察力，其观点和论证具有相当自洽的系统性，传递出哲学理论思维的特有魅力；其次表现在荀子将“道”作为其“正名”学说的基础。但是，由于荀子并没有解决老子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道”与先秦儒家价值论意义上的“道”之间的扞格不通，导致了他的正名学说没能做到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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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程理论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实证维度

杨凡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39-4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5

摘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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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是因应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而提出的。一方面，哈贝马斯一直强调自己的理论有着极强的实践关怀，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但是另一方面，他仍然受到许多经验主义者及实证研究者的批评与挑战。为了让规范性的哲学理论同政治社会实践相结合，构建让两者相互对话的中程理论就显得十分必要。晚近以来对此问题进行的各种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都可以视为化解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构建二者之间的中程理论的探索。在关于商谈伦理的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之间，以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张力，这些张力需要通过拓展不同学科的方法论视野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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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

周尚文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48-6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6

摘要（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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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595KB）（789）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它体现了列宁在理论上突破陈规、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由于复杂历史原因，包括列宁本人在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新经济政策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没有得到深化和拓展，而后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严重影响。认真研究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价值，对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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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国际援助混合模式？
——以华刚公司在刚果金项目为分析视角

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62-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7

摘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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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839KB）（1049）

国际援助是２０世纪国家间外交活动的一项创造，也是提高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手段。随着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增加，一个集投资、援助和贸易为一体的国际援助中国模式也在被创造。中国公司在刚果金的相关项目昭示了一个二十一世纪“中国成长”背景下的新模式，其最大的突破与进步是市场援助模式出现，这种援助模式以企业为主体，将企业投资与海外援助捆绑，打破了国家援助模式脱离市场的怪圈，并能够将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该模式与传统的西方国际援助模式在理念和操作上均有明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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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视野下政府机构改革的五对关系

唐璨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72-7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8

摘要（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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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及其机构改革的法治程度是判断法治政府的重要指标，在今后的机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一是改革方向与法律权威之间的关系，确立依法改革的原则，尽快构筑政府机构改革的法律框架；二是政府组织权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组织权的层次及相对应的组织权主体；三是大部制与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既要科学合理地横向分权，也要重视和规范职能协调；四是单一制和行政分权原则之间的关系，在坚持单一制的前提下，突出纵向分权的改革及其法治化；五是机构改革的应需原则与比例原则之间的关系，改革的应需性应逐步融入必要性的内涵，遵循比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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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建筑认定中公益与私益的平衡

李祎恒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78-8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09

摘要（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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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认定问题的特异性则在于，历史建筑认定的本质是公权力行为非剥夺性的限制，极少涉及剥夺历史建筑所有权的情况；而且，历史建筑既有可能存在于国有土地上，也有可能存在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突破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而将目光放在统一不动产财产权征收补偿法制体系的建构上。而从我国目前征收补偿法制的情况来看，从征收概念的角度来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征收补偿法制所面临的困顿局面是难以突破的。因此，或可从补偿的角度来完成这一任务。申言之，经由衡平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补偿标准，以统一的补偿原则扩大征收概念的内涵，构建体系化的征收补偿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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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诉制度的历史实践渊源新证
——以包山楚司法简为材料

王捷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87-9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10

摘要（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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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包山楚司法简的案件文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即有类似后世“直诉”的诉讼程序制度实践，而且当时楚国的“直诉”程序已经较为成熟并应达到制度化的层面，楚国的“直诉”制度也可能正是同时期成书的《周礼》关于“路鼓肺石”类直诉制度的实践渊源。由此可见，直诉制度的成型应在战国时期，我们对汉唐时期直诉制度方才成型的传统观点，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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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抑的“乌托邦”
——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净土观

成庆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97-10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11

摘要（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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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长期以来都被放置在今古文之争的儒学思想史脉络中考察。但是魏源虽受今文经学影响，但其思想却杂糅了道家、佛家观念，而有新的创见。魏源以“经世”思想为枢纽，试图重新理解传统思想中的“体用论”，并以老子、《易》之“道”来重新充实被乾嘉之学淘空的清儒之道统，进而发扬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精神。而魏源的皈依佛教，也并非晚年的消极隐逸，而是其寻“道”之路的自然结果。但魏源所强调的“净土”观念虽然依托于华严宗的理事圆融观之下，但是却因历史意识的限制，无法将净土思想中的乌托邦性格通过人类世俗历史的脉络加以展开，这也使得他无法像康有为那样，能够借助佛教的“净土”思想来发展出具有现代乌托邦性格的大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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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与戊戌前后知识人精神世界的重构
——以《忘山庐日记》为个案的分析

蒋海怒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105-11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12

摘要（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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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后是晚清知识人心灵秩序从崩溃到重建的转折期，佛学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对这一时段知识人佛学兴趣的高涨、政治文化思潮与佛教思想的交涉、儒学内在调整过程中的儒佛关系均有详实的记录。从《日记》中亦可考见：就思想的形上超越层面而言，在“哲学”学科最初构建的晚清时期，佛学与中国古代心性之学、西方哲学心理学传统结合，造就了佛学色彩浓厚的，以“心物图式”为核心的“新世界观”；就思想的社会政治层面而言，春秋公羊学是今文经学的中坚，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日记》对知识界中流行的“三教三世”、“未来净土”等论题有较丰富的记载，由此可见，佛学对清末公羊春秋学的渗入，丰富了维新派政治变革的理论内涵，强化了他们人类精神自我救赎的政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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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的寻求
——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人生观

于海兵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114-1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13

摘要（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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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异常丰富，有不少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这些论述是在近代中国心灵秩序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傅斯年寻求确定性的思维取向，也展示了他生命的前半期的生活、思想与精神历程。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经历了“小孩子”到“弄潮儿”再到“夜猫”的身份转换，并开始探索人生观以解决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但因五四运动的刺激，他的人生观出现了“自然与人生”的危机，从而他决定以研究心理学来寻求确定性，但终无果而转向了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实证研究中。在寻求过程中，傅斯年从构建个人、社会与历史的秩序到“改造自己”，从信仰到怀疑再寻求，终未跳脱科学实证论的笼罩。他相信科学实证论，却难以安顿人生，这构成了他生命的矛盾，也表征了五四时代的心灵秩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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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不足与外资需求偏好之经验分析

胡立法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124-13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14

摘要（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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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市场分割以及政治寻租等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它们是引发中国外资需求偏好的重要原因。经验分析也表明，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不足与外资需求偏好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并且有因果关系。因此，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并依法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是降低外资需求偏好进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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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因素

程贵孙　孙正星　乔巍然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132-13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15

摘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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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常常仍然遭遇“玻璃门”的现象，因此，研究并发现影响我国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我国１５个高新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民营企业的净进入率（ＮＥＲ）作为衡量民营资本进入与退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指标，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表明，行业企业平均规模、研发投入资金、企业新产品出口能力以及政府对行业的控制力都是阻碍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民营企业拥有的研发人员数量的规模将会促进民营企业更多地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内竞争程度对民营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是不显著。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为了促进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部门应适当增加在竞争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民营资本的比重，防止规模较大的企业垄断市场，加大对民营企业科技研究投入的激励和保障，调整产业资源和政策资源分配原则，以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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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与现实的悖论： “国民性”阻碍了现代中国的建立吗

刘旭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139-14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16

摘要（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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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中国人现代自我的建立出发，建构出不朽的阿Q形象。以当代中国新语境观照，鲁迅的“国民性”理论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国民性”有被改造的可能，解放区的革命实践和赵树理等的小说可兹证明。其次“国民性”的背后是西方殖民主义理论，因此“国民性”并非为中国独有而是全人类的。再次“国民性”理论产生的根源是经济上的落后，但两者并无必然联系。总之，鲁迅的阿Q仍然是一个不可超越的文学形象，但国民性理论百年不衰的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经济上的现代焦虑在文化领域的投射，即主体性召唤下的自我他者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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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与重构
——荒岛小说的哲学内涵之流变

白春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1): 145-15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1.017

摘要（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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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岛小说这一题材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基本遵循了人遭遇海难、流落荒岛和回归社会的情节模式。《鲁滨孙漂流记》、《蝇王》和《昨日之岛》三部代表性作品可以充分表现出荒岛小说在空间意义、欲望表征以及终极指向三个方面哲学意义的流变。从《鲁滨孙漂流记》中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到《蝇王》对这一精神的摧毁，再到《昨日之岛》中温和的反思性重建，展现出从绝对到相对，从一元到多元，从“务实”到“务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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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
——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

朱贻庭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1-13.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１

摘要（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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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119KB）（917）

“形”、“神”和“形神之辨”是古典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和一个重要论题。其原义是用来对人体生命结构的哲学概括，同时也推衍于艺术、文学、建筑以及医学、武术等领域。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学界对绘画、中医、养生、武术等领域的形神关系多有论述，但似乎尚未提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论证，意在从哲学的视角揭示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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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张济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14-20.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２

摘要（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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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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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张耕华，朱伟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21-30.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３

摘要（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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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界形势和社会舆情的变化，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某些“不合时宜”的叙述和评论，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对作者和出版方都是一个难题。大致说来，商务印书馆较多地考虑形势与舆情的压力，虽不得已、但仍按要求做审时度势的修订，以保证史书的再版续印。吕思勉则不愿随波逐流地改书，尤其不愿按某种现实的需求来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他又不能不顾及社会舆情和商务印书馆的处境。《白话本国史》的二次修改，最终都由商务编辑代笔，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作为一个案例，《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印证了史学研究中的老问题：当史学研究的求真与现实社会的致用发生矛盾冲突时，史学家是放弃求真以迎合社会舆情？还是相反？社会的相关方面是希望史学家掩饰真相以保证与现实舆情的一致，还是相反？这个难题，似乎至今还未找到两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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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

王萌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31-38.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４

摘要（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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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于1923年，是我国第一部以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学史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此书在出版十二年后，一度遭到国民政府查禁，并由此引发了民国年间知名报人龚德柏，与著名记者赵超构、商务印书馆及吕思勉与之间的讼案，随后由此案引起的聚讼纷争竟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当时诸多学者均参与到此次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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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赋权与政治一体化：１８３２年英国选举权扩大的政治分析

王可园，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39-44.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５

摘要（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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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赋权有利于实现边缘群体的政治一体化。英国１８３２年的议会改革实现了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赋权，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有钱但无权”的阶级和下层阶级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二是统治阶层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三是法国革命等国际环境的影响。１８３２年议会改革及选举权的扩大，或者说政治上的赋权，实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一体化，其意义在于，首先，从短期来说，它缓解了英国当时尖锐的政治矛盾，保持了政治稳定；其次，从长期来说，它促进了妥协的政治意识，为英国以后的和平改革提供了典范；最后，它也解释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改良主义之所以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英国的改革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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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发展、阶级冲突、生产关系重构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理论的研究

胡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45-55.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６

摘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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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发展问题，但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经济角度来思考发展问题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生产关系的重构等来思考各国的发展的。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使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了多层次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因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阶级冲突就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构，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这样一个不平衡发展的体系却创造了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性基础，它为更高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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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德性与幸福生活

刘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56-6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７

摘要（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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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直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与古代不同，当代人对幸福的讨论是通过权利来进行的，权利是人获得幸福的前提和关键。罗尔斯等人通过“基本善”来阐述权利，其实是指明了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幸福的基本物质条件。阿玛蒂亚•森把可行能力作为权利的关键概念，从而进一步地指出了幸福不能仅仅是外在条件的满足，更是个人能力的应用和展示。森对能力的表达借助了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说，功能与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功能从目的论意义上是人之为人的优秀性所在，因而能力与德性概念在价值意义上具有某些共性。从权利到能力最终到德性的论述说明，权利概念可以脱离现代规范伦理的抽象形式，回到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拷问，从而在德性维度下重新定义和理解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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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竞争性伦理的发现和重释

范志均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63-68.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８

摘要（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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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竞争政治理论源自尼采哲学，它是把尼采的竞争伦理引入对自由民主的思考而产生的。尼采在希腊发现了已被遗忘的竞争伦理，并在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它进行了深层重述。尼采揭示了生命的竞争和超越的本质，在言辞中构造了一个以超人为目的，处在“好的战争”中的民族，重构了竞争性的朋友伦理，重述了竞争性的善与正义观念。尼采提出的竞争性伦理是贵族主义伦理，其与现代合作性民众道德形成对立和竞争，这样就能避免因后者的独大统治而导致道德的平庸，不过它们通过竞争达成和解也是可能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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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传持与宋代民间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夏广兴，闫伟伟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69-74.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９

摘要（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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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386KB）（1327）

汉魏之际，杂部密教经典已传译于中土。入唐以降，密教开宗立派，活跃于朝野上下，虽经“会昌法难”之劫而渐趋式微，但随着密教的世俗化已渐次深入民间，化俗流布。其中，民间流行的五色线习俗，即与民间传持的密教相互影响。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其发端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但入宋以后，密教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将其供奉主神之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由端午佩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考研这一习俗的历史演变，不仅有助于再现唐宋时期民间特殊的人文风貌，同时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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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所见十八世纪北京内城民俗的机制变化

鞠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75-8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０

摘要（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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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439KB）（972）

明清之际，北京城市民俗在外在形式上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民俗承担者及其传承动机却大有不同。从585通北京内城碑刻来看，进入18世纪以后，北京内城不仅出现了立碑高峰，而且修庙立碑的主体也由明代的官员太监、清前期的汉族官员转为了普通市民，且碑阴题名中第一次出现了行会与商号的名称，具有自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层出不穷，女性组织开始出现，反映出社会转型的事实。如关帝圣诞、丫髻山进香等民俗活动虽与明代一脉相承，但民俗传承的主体与动因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这表明，将民俗作为资源而加以改造利用的行为，不仅存在于现代社会。碑刻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民俗的表面形式，发现其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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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业结构改革中的农协问题分析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83-91.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１

摘要（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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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522KB）（1122）

日本农协改革日本国内意见出现“以保护为前提的改革”与“以解体为前提的改革”的主流意见对立。本文意在从日本农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结构改革中农协所处的位置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中确认今后日本农协改革的中长期可取方向。论述中选取了日本二战后与结构改革相关的重大农业政策进行考察与分析。今后日本农协改革需要进行组织、业务和经营管理改革，分离金融业务，中期内实现专营涉农业务目标，长期看需将农协改造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化农业经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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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信访的运作机制以及发展困境 ———以上海市专业社工介入信访Ｃ项目的个案服务为例

吴同，陈蓓丽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92-100.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２

摘要（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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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611KB）（1034）

通过对城市中信访之“气”的生产机制进行揭示，本文认为通过社会力量化解“气”是非常有益的尝试。通过对上海社工介入信访调解Ｃ项目的研究，文章发现在实际运作中，尽管社会力量介入信访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社工以及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价值没有得到项目委托方（地方政府）的正确认识，信访调处仍然停留在“打压———反弹”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本文提出政府首先应该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和角色予以尊重和承认，改变原来解决信访矛盾的惯有方式，重视参与调处社会矛盾的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推动整个信访工作的发展，进而改进目前信访体制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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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胡焕庸线”的突破可能性

张永岳，宋艳姣，张传勇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101-11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３

摘要（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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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127KB）（857）

“胡焕庸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已有80年。迄今为止，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格局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影响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正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中，自然条件对“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影响不大，而经济技术条件加速变化和社会政策的战略要求可能会改变“胡焕庸线”的固有格局。在这一进程中，新型城镇化既是实现“胡焕庸线”突破的目标，即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相对均衡、产业在区域间发展均衡、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同时新型城镇化也是“胡焕庸线”可能突破的重要动力。以新疆为例的分析,佐证了西部地区通过新型城镇化突破“胡焕庸线”的可能性。为此，有关方面应积极搭建人口流动通道，逐步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的均衡；应加大产业发展力度，逐步实现产业在区域上的均衡；应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逐实现区域宜居水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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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冯体一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113-123.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３

摘要（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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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075KB）（142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其中绝对的投资主体就是中央企业。由于数据的可获性较差，国内外文献中甚少有专门针对央企OFDI的研究。基于长期手工收集的数据，并首次对央企OFDI的演进进行了回顾，由此对其战略选择即产业布局、区位分布、进入模式及主体选择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央企对外投资时偏好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及地区，亚洲和非洲成为主要投资目的地，随着时间推移，在其余大洲的投资呈稳中有增态势，区位分布更加广泛和理性；产业分布则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如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建新厂或成立独资公司为央企OFDI主要的进入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确实促进了央企OFDI的扩张，尤其是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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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NH建立前后数据的境内外人民币汇率联动分析

盛宝莲，庆楠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124-13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５

摘要（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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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373KB）（998）

2010年8月，香港离岸人民币CNH市场正式诞生，使之与人民币汇率境内CNY市场、境外NDF市场一起形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多元市场格局，人民币汇率在三地市场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境内外人民币的汇率联动显得尤为必要。为此，选取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CNY即期交易价、CHN即期交易价、境外无本金交割人民币一个月和一年期远期交易价（non-deliverable forward，NDF1M，NDF1Y），以2010年8月23日香港离岸市场建立日和2012年12月31日作为时间节点，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衡量CNH市场建立前后境内外人民币汇率的互动性；其实证结果表明，在CNH市场建立前，CNY即期汇率对NDF1M有引导关系；在CNH市场建立后，CNY和CNH市场之间的汇率价格信息传导紧密，NDF市场对CNY市场的影响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先减弱后增强的态势，NDF1Y对CNY市场的影响程度比NDF1M更强。总之，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立，使三地市场人民币汇率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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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领域研究热点与前沿探讨
——基于Citespace的分析

许鑫，冯诗惠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133-139.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６

摘要（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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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532KB）（2018）

随着信息技术和移动通讯业务的发展，第三方支付、在线的小额信贷和信用支付等网络金融平台迅速崛起，互联网金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给传统金融带来了新变革的同时也为学术界带来了很多全新研究课题。因此，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003—2013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国家（地区）及机构分析以可视化图谱的方式可以展现互联网金融领域研究的影响力，美国在该领域的文献贡献率最大，英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最大；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得到过去十年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历程；结合文献共被引和膨胀词分析则可以探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理与监控将会是互联网金融研究领域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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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
——以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例

曹旭，全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140-148.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７

摘要（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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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128KB）（775）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从范晔删众家后汉史写作开始，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为止，未能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一方面，《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其创造性的撰写成为儒林和史学的典范。以致许多儒者精读该书；另一方面，范晔的为人和被杀的命运，又悬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伴随范晔被杀，撰史由私家的权利被收归国有；皇族继续打压世族。至颜之推对范晔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评。扬弃范晔，象征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转变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巨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颜之推就是一个成功转变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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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译/不可译”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思考

高宁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149-156.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８

摘要（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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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784KB）（1173）

笔者通过“静夜思”的外译，分别从形而上与形而下视角对“可译/不可译”展开讨论。简言之，可译/不可译主要取决于可说/不可说之上。在形而上层面，可译性是第一位的;在形而下层面,可译与不可译处在互以对方为生存条件的关系之中。可译之度不仅是不可译，同时也是可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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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网》袭录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考
——兼及明代公共编目人的著述困境

韩进，朱春峰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2): 157-166.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９

摘要（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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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292KB）（1351）

《书画题跋记》和《珊瑚网》于明崇祯年间先后编撰于浙江嘉兴。二书皆为题跋集录体书画目录。《珊瑚网》及其编者汪砢玉声名更著，屡为历代治书画鉴赏者所引用。但比对二书内容，可以发现它们收录的书画题跋多所重复，《珊瑚网》实从《书画题跋记》中袭录了大量文字，并试图通过改变语序、修改相关署款等方式来掩盖这个事实。《书画题跋记》写钞流传的局限性为《珊瑚网》的抄袭提供了空间，汪砢玉在家藏渊源、艺术交游和影响力方面的优势则进一步造成了二书在后世品鉴中的高下不同。郁逢庆的遭遇在当时从事书画公共编目的士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这一撰述主体阶层的下移，他们的生存和著述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求诚实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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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释义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1-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1

摘要（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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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4223KB）（1908）

《齐物论》以“齐”为主题，从逻辑上说，其中包含“齐物”论与齐“物论”二重涵义。“齐物”论指向世界万物，后者虽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但从“齐物”论的角度看，则最终可以分而齐之或不齐而齐。齐“物论”之“物论”直接所指，涉及关于“物”的不同观点，但在宽泛意义上则关乎一切是非之辩，“齐”广义论域中的“物论”，意味着消解是非的分辨和是非论争。总起来，“齐物论”以“齐”为视域，既要求超越存在之域的分别，也试图消解观念之域的是非之辩。就哲学的层面而言，扬弃“道术为天下裂”的形态、通过以道观之达到统一的存在，这一进路无疑不无所见的。然而，从现实的形态看，世界既呈现关联和统一之维，又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以否定和拒斥的立场对待“分”与“别”，在逻辑上很难避免对存在的抽象理解，与之相涉的分而齐之，也容易疏离于真实、具体的存在，引向思辨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庄子的齐物之论中，以道观之与抽象齐之二重取向交错而并存，呈现了多方面的理论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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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协同治理：制度、技术与文化

程民选;李晓红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26-3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2

摘要（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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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981KB）（833）

社会信用治理中，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不可或缺。这里的制度是关乎信用的制度的统称，技术专指社会信用治理的技术方面即狭义的社会信用体系，而文化则指信用文化的培植。一个国家（地区）社会信用治理的成效如何，与是否实现了以上三者的协同治理息息相关。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强化的是社会信用治理的外在约束力；而信用文化的培植育成，则注重的是信用主体内在的诚信修为。在信用制度、信用技术与信用文化的协同治理下，能够实现“计算信用”与“诚实信用”的并存，其中信用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结果，将是“诚实信用”的逐渐强化。只有实现了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的共同协力，社会信用治理才能达到协同治理的高度，社会的信用良序才可望形成并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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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浪藏族的生态文化景观重建

范长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32-4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3

摘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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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901KB）（742）

谁在生产空间，书写景观，为谁书写？运用人类学和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通过对我国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纳浪藏族村落文化景观的危机、崩坏、记忆和重建过程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景观面纱之下隐藏着文化认同的建构和权力下沉的诉求。集体记忆对文化空间的重建至关重要，记忆的选择性乃是着眼于当下以便制造意义的能动过程。文化空间的重建不仅仅是可视的几何图形的修复和再造，更为核心的是地方感、价值观、秩序和权力以及地方组织的空间再生产，其中的象征资源是非可视的意义体系。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觉来看，谁掌握过去，谁就支配未来；谁拥有景观，谁就有说话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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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联营、限制竞争与反垄断规制的法史学考察
——以一战前后的德国为例

张陈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41-4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4

摘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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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306KB）（1231）

专利法和竞争法的交叉部分，即如何适用竞争法规制滥用专利权限制竞争的法律问题，是我国知识产权研究的难点。立足于我国目前专利量激增、专利法改革、反垄断执法摸索前进、竞争政策和公共利益全面整合的现状，采用法史学研究方法，以一战前后的德国为蓝本，将专利池、限制竞争和反垄断规制放到一个和我国当下格局具有可比性的历史语境中，统观这一问题的历史缘起、制度运行细节和宏观经济背景，可以梳理出法律运行中的利弊得失，从而分析其对我国当下相关理论探讨及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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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证券法规制研究

刘新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48-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5

摘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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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595KB）（787）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盛行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为典型代表的民间非正规金融活动采取了刑事立法政策，但其效果并不彰显。研究表明，所谓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一种资本市场创新行为，暗合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或地区证券法所认定的“投资合同”性质。因此，应该扩大我国《证券法》的证券定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定为“投资合同”，纳入到《证券法》规制的范围。在现阶段，可行的办法是明文规定“国务院认定其他证券”的标准，以行政力量推动市场创新；对于真正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亦应以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为原则，加强对公众投资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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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的完善

王瑞山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57-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6

摘要（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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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教制度的废止，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的强制戒毒依然存在，它推行的基本是劳教模式，其对象是吸毒成瘾者，而不是罪犯，所以，劳教戒毒模式将成为人权保护讨论的热点。尽管新的禁毒法确立了新的禁毒工作理念，但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公安强制戒毒所发挥不了戒毒功能，公安和司法分段执行强制隔离戒毒造成资源浪费，戒毒评估由戒毒机构进行会造成不公，戒毒场所还没有脱离劳教模式，等等。结合劳教制度废止这一背景，借鉴境外强制隔离戒毒经验，提出如下对策：撤销公安机关的强制戒毒所，完善戒毒场所的医疗条件和各项设施，建立由第三方进行的成瘾认定和戒毒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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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

邓峰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63-7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7

摘要（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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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之后，朝鲜以此为契机发动和平统一半岛的宣传攻势，企图通过谈判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美国在与朝鲜的“非对称关系”中推行“敌视、遏制、不接触”的政策，放弃在韩国主导下的朝鲜和平统一，转向维持半岛分裂局面，通过强化韩国的实力以遏制朝鲜的发展。这使得朝鲜半岛在1960年代中后期出现较严重的危机。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推动韩国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美日韩同盟对朝鲜的国家安全带来相当大的威胁，加之金日成利用越南战争尝试采用类似于越南革命的方式统一半岛，朝韩之间不断出现低烈度冲突，半岛局势十分紧张。而美国则实施十分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因越南战争的牵制需要维持半岛稳定而阻挠韩国袭击朝鲜，另一方面大大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在客观上助长了韩国的对抗行为。因此，美韩同盟恰恰成为朝鲜半岛危机得以缓解的一个较大的障碍。美国在半岛处理危机时的选择余地不大，其对半岛的政策陷入困境就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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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两国有关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的交锋（1954-1957）

刘馗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76-8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8

摘要（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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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931KB）（1133）

1954年2月10日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首次正式提出有关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使欧洲集体安全问题成为了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直至1958年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再次紧张而走向平息。根据有关档案研究发现，美苏两国在这一问题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苏联打算通过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绕开”东西方争执已久的德国问题，保持欧洲和德国的分裂现状，巩固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对东欧的控制，实现阻止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削弱西方联盟、将美国排除在欧洲之外等目标；美国则主张先让德国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完成统一后再考虑欧洲集体安全问题，而且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加入北约，反对因建立所谓欧洲集体安全而削弱西方阵营的实力。双方的分歧使美苏双方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以及随后的会议上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美苏两国都没有真正打算放弃以实力为基础的抗衡政策；二是双方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导致美苏双方在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特别是在德国问题和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的解决顺序上观点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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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国共产党1956年危机的形成

初庆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87-9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9

摘要（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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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危机是英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所面临最严重和最危急的时刻，这一危机的形成与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秘密报告”的出台、匈牙利革命等事件密切相关。随着英共党内对秘密报告了解的增加，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核心的英共知识分子最先要求进行党内改革，但是英共领导层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与党内的“团结”，压制党内公开自由的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这引起了英共知识分子的不满与“造反”。加之苏联进军匈牙利，英共领导层支持苏联的行动，而英共知识分子却要求英共划清与苏联的界限。在英共领导层与知识分子党员的激烈对抗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脱党，英共遭遇自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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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研究

楼嘉军,李丽梅, 许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95-10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0

摘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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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休闲化是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形态，其高低是城市内部与休闲相关的各要素协调发展的结果。通过构建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分析了上海自1978—2013年的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过程及特征，结果发现：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城市休闲化经历了从低协调到较高协调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二，休闲相关产业和居民休闲消费是促进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居民休闲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体现了城市休闲化以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点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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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晓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102-10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1

摘要（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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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旅游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应用异质面板协整技术对1996—2011年间欧盟27国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并着重针对新旧欧盟和东欧、南欧、西欧、北欧展开比较研究，其实证结果显示，各地区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性；进一步的格兰杰检验亦表明两者间在欧盟15国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欧盟12国虽然短期内也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长期来看却只存在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单项因果关系。以地理因素来进行划分的南欧组别结果也印证了该结论。上述研究结果对欧盟地区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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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涛;严肃,陈体标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110-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2

摘要（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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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444KB）（881）

目前学界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大多数研究文献在研究方法上都是假定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前提而忽略了对市场竞争结构的考虑。有鉴于此，将HHI衡量的市场结构因素纳入到实际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率作用机制的分析中，并且运用面板数据分别对从事出口和不从事出口的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汇率升值对所有类型企业的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均显著为负；（2）汇率升值会通过进口竞争效应显著提高国内竞争程度较弱的行业中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3）汇率升值会通过出口市场冲击显著降低国内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与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企业出口依存度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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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组织学习、创新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易凌峰,欧阳硕,梁明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119-1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3

摘要（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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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077KB）（2083）

采用横断研究的方式，随机选取216家样本企业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方法考察知识管理、组织学习、创新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关系，其结果表明：（1）整体上知识管理对组织学习、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回归效应显著，组织学习对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回归效应显著；（2）知识管理中“隐性知识创造”对组织学习、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回归效应显著，而“知识转移与分享”对以上变量的回归效应均不显著；（3）组织学习中除“共同愿景”外其他各因子对组织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回归效应显著；（4）组织学习对核心竞争力有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知识管理对核心竞争力既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也有间接的影响作用；隐性知识创造是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组织不仅要重视加强知识管理以直接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也要重视将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相融合，通过创新间接的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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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动词动相结构的一种新解释模型
——链相模型

左思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125-1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4

摘要（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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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014KB）（1437）

现有的解释动词动相结构有两种模型：单相模型和兼相模型。通过指出它们的不足后提出了刻画动词动相结构的一种新模型——链相模型，并以若干动词为例展开了论述，之后又针对和链相模型关系密切的若干问题作了论述或辨析。最后归纳出如下结论：动词的链相模型是把动词所含的各动相之间的关系看作概括反映了事件链的诸环节关系的解释性理论构造，它可以标写为“活动—→ 界变—→ 状态”的形式，在分析具体动词的动相结构之时，也可以标写为“V：【活动】、【界变】、【状态】”等。链相模型除了适用于分析多动相的兼相动词之外，也可以用来分析单相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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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概念与汉语量范畴系统

赵国军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137-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5

摘要（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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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677KB）（1119）

语言中的量是有关事物、事件或者性状的大小、范围、程度等的范畴，量范畴形成一个系统。汉语量范畴系统分为量类和量值两个次系统。量类次系统根据指涉的对象在语言符号系统内外而分为语言的量和事物的量，其中，语言的量进一步分为语气量和情感量，而事物的量首先依据在量范畴系统中的地位分为基本量类和派生量类。派生量类是在基本量类基础上增加特定的参数得到的，这些参数是开放的。量值次系统主要有大小、界限、比例和次序。量类和量值的组合可以确定一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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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也不是，B也不是”构式及其认知动因

石慧敏,汪小溆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146-15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6

摘要（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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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241KB）（916）

“A也不是，B也不是”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常用句式，该句式的前后两项形式上对称，A、B的语义通常相反或相对。对举反义聚合的两个极端项，概括该范畴所有可能的行为或状态，通过“不是”否定了极端项，从而达到全量否定的效应。经历时考察发现，“A也不是，B也不是”最早出现于宋代，元明时期产生了“A又不是，B又不是”和“A不是，B不是”两种变体，进入明清句式逐渐稳定，句式义也日益凝固，体现话语主体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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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驾斋养新录笺注》弁言

程羽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152-1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7

摘要（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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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859KB）（1680）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素为学林所重，近人至推为清人学术笔记第一，惜其书虽经再校，迄无注本，本论力图填此空缺，为此书作一笺注。笺注之义例，分为“明其源”、“纠其谬”、“补其缺”、“解其惑”、“申其正”、“探其理”、“衡其情”七种。明其源者，探寻钱说之论据也。纠其谬者，订正钱说之谬误也。补其缺者，补充钱说之不周也。解其惑者，解释钱说之疑惑也。申其正者，钱说为正解而他说非则申明其正确也。探其理者，钱说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探其所以然也。衡其情者，诸说皆无确证则衡量其情理也。此为《〈十驾斋养新录〉笺注》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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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述评

于海兵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3): 163-1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8

摘要（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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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887KB）（1144）

地方研究已是学界显学，本次研讨会则旨在从国家建构的维度，考察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着力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等方向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历史过程。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何处是“地方”、谁之“地方”、何种“中国”、何以“中国”等议题。首先，“地方”的意涵和所指是多样化的，不仅指行政区域，也指地理和文化空间，是从乡村、县、省到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域的动态概念。其次，参与并建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历史主体是多元的，故国家的知识精英和制度文化、地方的宗教专家和社团组织，以及中国边缘和外部世界所想象的“中国”也是多元的。最后，与会学者从地方与国家关系、种族/民族、赋役制度、礼仪宗教、战争、工业资本主义等多重视角，热烈地讨论了多样化“地方”背后的同一性，以及中国何时、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等问题。这些多元性非但不会妨碍我们理解“中国”，而且是理解的前提和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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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

赵世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1

摘要（927）

HTML （58）

PDF （1683KB）（2573）

近年来不同学科对认同问题的讨论很多，但在历史学内部，较为引人注意的是与美国“新清史” 有关的讨论，以及美国《近代中国》“华琛专号”引发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与海内外中国研究对多元性的重视及对大一统机制的探讨直接相关的。移民传说是讨论地域认同的一个切入点，它是１６ — １８世纪地域认同不断扩展、也即明清国家形成的重要表征。无论是对认同问题的讨论，还是对明清国家形成的认识，都应被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时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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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仓天心的中国南北异同论

村田雄二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2

摘要（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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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509KB）（1709）

近代日本美术史鼻祖及思想家冈仓天心（１８６３ — １９１３）生平曾四度来中国旅行，并留下了不少文字。冈仓天心提出了中国“南北异同”论，将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提出中国是多元政治团体的合体这一看法，并宏观地从中国历史文化南北差异来论述的视角，具有独创性与先驱性。特别是冈仓天心从美术与文化观点梳理其对中国地理、空间多元性的独特构想，在今日来看也为我们在重新思考铸成“中国”此一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动力之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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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西北”概念的变迁

吉泽诚一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9-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3

摘要（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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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98KB）（814）

明清时代的水利论所用的“西北”往往指大运河北段地区，有时包括北京。到了１９世纪后半叶，清朝官僚为了对付回民起义或者伊犁问题，将陕西、甘肃、新疆地区称为“西北”。 “西北”成为中国国内的地区名称是２０世纪初期的历史现象，从刊于《夏声》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吾西北”的说法，其前提是中国国土意识的形成，加以各省的地方认同的成熟。因此，在本来的方位概念上，加上了区域概念的用法。１９５４年“西北”作为一个大行政区被撤销后，“西北”也经常被作为地区概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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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与“游士”
— —清末民初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士大夫精英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25-3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4

摘要（418）

HTML （8）

PDF （2529KB）（1137）

从西周到清代，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封建制、贵族制和王权官僚制三种不同的制度，相应地也产生了封建士大夫、世家大族和官僚士大夫三种精英形态，地方与国家之间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到清末，地方主义开始崛起，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民初经历了代议民主制和行政权威制之后，到１９１６年之后，显现出五代十国式的藩镇割据，读书人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分化为沉淀到地方的“土豪”旧绅士阶级和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游士”新知识阶级。联省自治的失败意味着地方“土豪”已经失去了历史舞台，而国民党联合了新的“游士”阶级最终统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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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冯契的真理观

吴根友,黄燕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38-4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5

摘要（377）

HTML （4）

PDF （1519KB）（819）

真理问题是现代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因其关涉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对立或统一问题。关于真理的本质，冯契接受实践论的真理符合论，认为真理是指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在的一致，即知与物的符合。这种符合所呈现的具体真理，一方面可用辩证的逻辑思维来把握，另一方面可用命题的形式予以正确性的陈述。同时，冯契阐述了真理的具体性与自由性，前者指真理具有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和相对的特性，后者指真理的客观性是与此在的存在相联系的，体现在存在者的性与天道之契合中。由此，真理既合乎自然的规律性，又合乎人类的目的性，是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冯契认为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本体论是统一而非对立的，其统一的知识形态就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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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后正义观”与“中国道路”

孙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47-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6

摘要（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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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29KB）（1041）

“马克思与正义”讨论需要置放到思想史语境方能得以推进。从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到１７世纪特别是苏格兰思想家的阐释，分配正义已经窄化为按照贡献原则（劳动）分配的正义，这是资产阶级证成私有财产权的需要（劳动—所有权）。考察这一转变，可见马克思并未否定分配正义，这要求人们需要推进对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真实内涵的把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践智慧地处理两种分配正义形态之间张力，已经逐渐开启一条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寻求正义”、“市场正义”以及“第三条道路”的正义观念不同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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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的古与今：范式转型与论域拓展

徐峰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53-5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7

摘要（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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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313KB）（993）

“应得”是当代分配正义的重要概念，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等人语境中的 “应得”对应的英文词汇是ｍｅｒｉｔ，这与现代社会强调的“应得”（ｄｅｓｅｒｖｅ）有很多不同。前者指基于德性来应得公共职务，后者是基于理性个体的行动应得社会基本益品。 “应得”从古代ｍｅｒｉｔ到近现代ｄｅｓｅｒｖｅ的范式转型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二十世纪以来，约翰·罗尔斯等人对“应得”和“反应得”的区分再次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当代“应得”的讨论还突破传统的问题域，在“代际应得”和“全球应得”等论域实现了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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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家定位及欧亚战略

刘军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60-6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8

摘要（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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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087KB）（884）

随着中国的成长与力量的不断上升，中国终究要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然而，当下中国只能定位于一个欧亚地区大国而非全球大国。作为一个欧亚大国，必须要有清晰的欧亚战略。中国的欧亚战略一要考虑发展，二要考虑安全。从发展层面上看，“一带一路”是中国欧亚战略的核心；从安全层面上看，立足欧亚大陆，全面建设与俄罗斯及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避免与美国的战略碰撞是中国欧亚战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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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赶超、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秩序

张昕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67-7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9

摘要（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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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623KB）（1250）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内部“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发生的性质变化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对于国际治理的系统偏好。新兴经济体的最重要共性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作用，但这一轮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简单重复历史上已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也没有单纯寻求融入自己成长的新自由主义大环境；冷战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呈现出“融入式挑战”的两重性。新兴经济的内在性质将反映在他们对世界秩序的需求上，不断推动一组与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相互独立、但不直接竞争的“平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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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 —价值链视角下出口结构优化研究

1、李秀珍，2、徐芳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75-8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0

摘要（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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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618KB）（846）

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分工已演变为价值链层次。聚焦于研究技术创新对生产价值链视角下出口结构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推导分析科技创新对提升生产价值链地位的积极效应，然后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我国出口结构优化与影响因素关系，证实我国科技创新对价值链视角下出口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因此，我国应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实现“优进优出”外贸新格局；探索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国际新标准下的出口结构优化；着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发挥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和外贸转型的核心作用，由此达成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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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钢铁业过剩产能化解：贸易基础、投资机会与实现机制

１赵明亮，２杨蕙馨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84-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1

摘要（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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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567KB）（2190）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得区域经济协作趋势加强，更为化解相关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以产能过剩问题相对突出的钢铁业为例，从国外需求拉动角度应用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商品贸易数据微观分析发现，我国向“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明显要高于“一带”国家，“一路”沿线国家及“一带”沿线发展中国家应是未来一段时期过剩钢铁商品主要的潜在出口市场。从过剩产能海外转移的供给角度，应用经济发展基础指标、全球治理指标、经济自由度指数等制度环境质量指标，综合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产业互补性及政治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机会较多，但应控制投资风险。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基于贸易基础和投资机会的探讨，有关方面应从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促进及投资平台搭建、增强互信、化解风险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我国钢铁业过剩产能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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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ＯＬＧ模型和Ｐａｎｅｌ数据分析

吴信如，王静，王文婷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93-9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2

摘要（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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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475KB）（1659）

基于世代交叠（ＯＬＧ）模型，采用３０个省份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其模型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一致地表明：我国过去３０多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著地推动了人均收入的增长，但是，也导致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带来潜在的养老资源不足和老年福利损失的问题。基于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未来７０年人口变动模拟显示，“单独二胎”政策作用微弱，不能改变人口结构老化的趋势，而全面“二胎化”政策将改善和稳定我国未来的人口结构，这对稳定劳动力供给和养老、幼教等多方面的需求起关键作用，并由此助推人口、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因此，我国立即研究实施全面“二胎化”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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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同批居家高龄失能老人照顾状况的跟踪分析

刘婕，楼玮群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00-10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3

摘要（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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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416KB）（1016）

依据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年“上海市高龄体弱老人状况及其主要照顾者需求”调查的数据，对上海市同批居家高龄失能老人的健康状况、家庭照顾状况、家庭和社会支持情况等进行跟踪分析后发现，同批高龄失能老人呈现生活自理能力变差、生活需要协助完成需求加大、经济供给能力减弱、家庭和社会关系趋于一般、社会支持能力较弱、亲属照顾者照顾压力增加等新特点。有鉴于此，政府和有关方面应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使老人得到更多的生理上的支持；拓展养老保障资金来源渠道，使老人得到更多的经济上的支持；推进温暖和谐家庭环境的营造和融洽亲属关系的构建，使老人得到更多的心理上的支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使之根据不同的需求为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和个性关怀；建立以主要照顾者的需求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主要照顾者提供有效可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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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方博弈的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风险控制

杜刚，朱文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08-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4

摘要（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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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业健康保险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虽然商业健康保险利国利民，但是高赔付的现状一直困扰各大保险公司，风险控制成为其运营的核心和关键。国内外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对其风险控制的定性分析研究，而尝试从定量角度将博弈理论运用到该领域的风险控制研究中并构建风险控制博弈模型，可以更深入地揭示其商业健康保险风险控制的规律。基于博弈模型及均衡结果，处于整个业务进程的核心地位的保险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应提升专业化经营水平、强化监管成本的控制，科学地制定诚信奖励和失信惩罚机制，以强化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同时，改变对医疗提供商和被保险人的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管转变为事前和事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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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晓“和诤”思想分析

杨维中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15-1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5

摘要（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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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晓《十门和诤论》的主线是就当时佛教界关注的十个义学问题提出综合性的意见，力图以自己的佛学立场“息诤”。现存的《十门和诤论》仅存十门中的两门，即“有无门”和“佛性门”。不过，《起信论同异集》的引文中也可以辑出两门，可以姑且命名为“法身门”以及“智境门”。元晓以“和诤”论努力对不同的思想派别进行融合会通。综观元晓的著作可知，其思想核心是《大般涅?经》和《大乘起信论》，前者代表的是如来藏思想，后者代表的是唯识思想，“非同非异”是“正法灭后”解释佛法、熄灭“异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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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汉佛教修道次第之异同

冯天春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22-12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6

摘要（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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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502KB）（1277）

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的主体构架为“三士道”，依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之先后进阶建立。而汉传佛教修道次第为“圆乘道”，由圆成、圆摄、圆通三大原则平等统属。经梳理、诠释、比照，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 “五异五同”：五异者，根乘判分、体系结构、繁简渐顿、内容偏向、密法比重；五同者，判教之实、判说依据、核心元素、通含诸法、中观唯识。然所谓异同仅相对而言。藏汉佛教修道次第的结构、内容、体制等极为复杂，常相互对破、融通，更多问题须在具体语境下才能清晰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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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王淮交游考略

顾宏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29-1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7

摘要（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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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熹与丞相王淮之关系，因淳熙九年朱熹弹劾唐仲友及此后王淮反“道学”之事，故世人多着眼于两人间之交恶纷争，而对朱、王两人此前的密切交往却甚少关注。依据朱熹致王淮的书信以及相关史料，可以探考两人的交游始末。淳熙八年九月，因宰相王淮举荐，朱熹改除提举浙东常平公事。据朱熹《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记载，王淮对于朱熹的救荒措施颇为赏识，此时两人关系亦当甚为融洽。其后，因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两人再无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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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平议
— —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

邵明珍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33-1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8

摘要（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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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晏殊及其词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从晏殊的仕宦经历入手，可以对晏殊的政治品德以及在庆历新政与兴学中的历史作用作一厘清。晏殊一生并非“富贵显达”、“仕途顺利”，反而因为“赋性刚峻”而“屡遭拂逆”。从政五十年，约有十六年时间在贬谪或者外放中度过。庆历新政（庆历兴学）时期，在政治和人事安排上支持改革，是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的有力支持者；晏殊积极崇教兴学，是欧阳修等兴复古道，崇尚韩、柳，进行诗文革新的先导。晏殊在诗文词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对当时文坛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历来学界仅仅以他的词来评价晏殊的创作成就并不合适。而对晏殊词的评价，也有必要从多个方面作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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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代作家让·艾什诺兹的符号化写作

孙圣英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43-14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9

摘要（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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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艾什诺兹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以风格取胜，其中符号化是其突出特征。艾什诺兹以物品符号的共时性堆积表现静态的物的世界，用以承载丰富的文化信息，展现了一种高超的符号管理艺术；利用兼具共时和历时性质的符号场景，呈现了符号的飘荡与暂停形成的动静结合；并最终上升到以零符号和体裁符号为代表的符号历时性组合，从而在三个层次上构建了整个符号帝国。艾什诺兹的符号化写作不仅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今日世界，同时也获得了独立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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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寅半生及其《小说闲评》

朱永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49-1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20

摘要（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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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小说研究中，寅半生的小说评论颇受重视，但学界对此人却几无了解。寅半生实为钟骏文之号，据新发现的《钱清钟氏宗谱》中的相关资料，屡试不售的钟骏文在科举废止后，不仅创办了刊物《游戏世界》，并且在杭州开设了一家名为崇实斋的书肆。作为书店经营者，钟骏文对当时乱象丛生的小说界极为熟悉，亦颇不满，其《小说闲评》并非单纯的小说批评，而是旨在成为购阅小说者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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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日本阳明学”

邓红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4): 153-1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21

摘要（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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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844KB）（2570）

“阳明学”是日本人独创的近代学科名称。 “日本阳明学”是１９世纪末一些日本人借用４００年前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号“阳明”在日本发动的一场社会运动。这一社会运动的发生原因复杂，学术虚构颇多。这个运动和被简称为“阳明学”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在名称上有着类似性，但前者是社会运动，后者是学术研究。战后日本的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丰盛，也简称“阳明学”，但是和社会运动“日本阳明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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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本然形态，历史分化与未来走向
——以“仁”与“礼”为视域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1

摘要（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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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216KB）（1024）

儒学的原初形态表现为“仁”与“礼”的统一。“仁”首先关乎普遍的价值原则，并与内在的精神世界相涉。在价值原则这一层面，“仁”以肯定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为基本内涵；内在的精神世界则往往取得人格、德性、境界等形态。“礼”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规范和现实的社会体制。就社会规范来说，“礼”可以视为引导社会生活及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社会体制，“礼”则具体化为各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政治制度。从“仁”与“礼”本身的关系看，二者之间更多地呈现相关性和互渗性，后者同时构成了儒学的原初观念。作为历史的产物，儒学本身经历了历史演化的过程，儒学的这种历史演化，同时伴随着其历史的分化，后者主要体现于“仁”与“礼”的分野。从儒学的发展看，如何在更高的历史层面回到“仁”和“礼”统一的儒学原初形态，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回归“仁”和“礼”的统一，并非简单的历史复归，它的前提之一是“仁”和“礼”本身的具体化。以“仁”与“礼”为视域，自由人格与现实规范、个体领域与公共领域、和谐与正义相互统一，并赋予“仁”和“礼”的统一以新的时代意义。对儒学的以上理解，同时体现了广义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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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自由：冯契哲学创作的源泉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9-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2

摘要（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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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31KB）（926）

冯契以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首先，心灵自由是聚焦于哲学道路的选择坚守：把心灵自由与回答时代课题相统一；把心灵自由与保持独立人格相统一；把心灵自由与创造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其次，心灵自由是在以往哲学传统中能入能出：主体和对象之间，“通过”和“超过”相结合；在中西哲学传统上，“接着讲”和“比着讲”相结合；在古今哲学传统之间，“节今”和“言古”相结合。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在于哲学创作本身是个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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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诠释学的任务

潘德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6-2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3

摘要（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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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78KB）（845）

诠释学的任务与诠释的对象密切相关。凡注重于文本或作者原意的诠释学，都具有方法论的特征。而植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本体论诠释学开启了诠释学的一个新的向度，它从意识本身的角度审视诠释现象。伽达默尔诠释学将“理解”本体论化，并将其作为此在的存在之根据，诠释学也因此从关于诠释技术的学说升华为“实践哲学”。诠释学也由此而直接转向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转向了我们自身的存在。正是这一转折，使哲学诠释学与认识论渐行渐远。不过，一旦诠释学与认识论分道扬镳，几乎无可避免地会滑向相对主义的理解观。诠释学究竟何去何从？我们从儒家、特别是其《易经》诠释传统中得到了一个深刻的启示。孔子解易“观亓德义”，凸显了诠释的道德向度。若我们将诠释学的任务定位为立德弘道之学，使所有的诠释活动都以“德行”为核心而展开，那么，诠释的方法论也不会沦为纯粹的技术性工具，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本体论也因具有了一个价值向度而得以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此乃当代诠释学所应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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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个维度

郑忆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23-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4

摘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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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51KB）（93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思既往研究中的封闭性、独断性、教条化，强调开放性、多样性、个体性的同时，存在着以“价值中立”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基质的倾向。辩证分析这一现象，需要正确认识哲学的理论与现实、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中的“派别性”与“阶级性”等等关系，需要正确理解哲学研究中存在方式的同质与异质、研究方法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研究层次的学术层面与应用层面等等问题。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的统一，既要继续警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当作纯粹意识形态的政治化理解方式，又必须坚持其理论内核和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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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传教士在燕京大学的“解放”岁月
——围绕范天祥教授的日记和书信而展开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30-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5

摘要（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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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4495KB）（1336）

1948年11月中旬解放军占据北平西郊燕京大学附近时，在燕大教书和读书的美国教授、学生及职员还有三十余人。范天祥（Bliss Wiant）是他们中的负责者。这是因为，他这时受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托事部之托，暂时署理校长一职，并且还担任着校财务总监的职务。范天祥是美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1923年即与新婚妻子一起来华就职于燕京大学，为燕大创办了音乐系。他是燕京大学里工作时间最长的美国教授之一。他曾四度在燕大任教，即1923-1927，1929-1935，1936-1941，1947-1951年，时间长达近20年。除了长时间担任音乐系主任外，还曾负责过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他一生中主要成就基本上都是在燕京大学实现的，即使1948年底中共军队进占了燕京大学所在地区，而后很快占领了北平和整个中国，乃至于中美之间直接在朝鲜半岛开战，范天祥夫妇都始终希望能够留在中国，留在燕大。而这也是其他20位左右在燕大任职的外籍基督徒以及相当部分差会的愿望。在1948-1951年这段时间里，这样的可能性曾经异常真实地存在过。像当年的不少美国人一样，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共产党，曾经发生在前苏俄的种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中国。而他们亲身见证的中共解放北平和建立新制度的最初过程，也让他们对新政权带来的新面貌及其社会新气象深感宽慰。燕京大学有不少学生在共产党内担任中高层干部，新政府又给了燕京大学多位负责人以重要职位，因此，即使面对诸多难以适应的新变化，他们也努力让自己对未来抱以期望。显然，他们的判断过于一厢情愿了。1950年朝鲜战争的意外爆发，和美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将原本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会改变的政治情势，数月间突然变化。1950年12月底，美中两国政府先后强硬宣布冻结对方财产，不过一个半月后，原本靠美国教会资助的燕京大学就被新政府全面接收了。自此，基督教传教活动在校园内被全面禁止，身为传教士的范天祥及其所有外籍教授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离开了他们留恋的燕京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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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1953年10月21日电报探析
――兼论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暂维现状”政策及其影响

戴超武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53-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6

摘要（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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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785KB）（837）

1953年10月21日，西藏工委以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名义，发给外交部一份题为“关于中印在西藏关系之诸问题”的电报。这一电报是西藏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较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为中央了解和掌握印度在西藏的既有权益，即将开始的有关西藏问题的中印谈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情报。张经武电报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建言中央在谈判中首先解决同印度的边界问题。中央在1954年同印度谈判时并未接受这一建议，体现了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暂维现状”政策。中国的这一政策由这一时期中印关系的不对称性所决定的，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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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台湾民族学研究的兴起

胡逢祥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69-8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7

摘要（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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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是当代台湾学术中相当活跃和有生气的一个研究领域，近年来，已广泛受到大陆学术界的关注。该学在当地的兴起，既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种种现实的动因，至其理论与方法的渊源得失，尤值得我们细加体察，以便从中汲取有益于当代中国学术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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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
——以上海市的调查为例

文军, 吴晓凯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84-9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8

摘要（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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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几乎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标识。大都市作为承载现代化的符号，在各种新旧体制、机制的交织作用下，分化出了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并逐步衍生形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社会”。本文通过对上海市的实证调查，从理论和经验不同角度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大都市底层社会的形成原因及其发展样态，并对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对大都市发展的带来挑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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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崇拜与国家介入：１９３０—１９７０年代中国城乡通婚史考察

赵晔琴,丁金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94-10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9

摘要（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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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388KB）（967）

城乡通婚是两地婚姻达成的形式之一，即婚姻当事人一方来自城市，另一方来自农村。这个差距体现在双方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教育程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国内有关两地婚姻的研究主要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城迁移浪潮，这些研究大都关注横剖面上的婚姻现状，而缺乏历史纬度的纵向考察。本研究试图将婚姻问题置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重点梳理1930年代延安时期至19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城乡通婚发展与变化，以期通过城乡婚姻的视角来窥视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历史变迁。纵观1930年代延安时期至1970年代文革结束，这一时期出现的城乡通婚不仅受到特定社会历史事件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的介入。政治导向和国家政策成为影响城乡通婚达成与否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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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道路的中国特色问题思考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01-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10

摘要（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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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新态势。腐败现象的顽固性决定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一场持久性的硬仗。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思路。减少腐败存量是针对过去，遏制腐败增量是面向未来。反腐败斗争中减少存量和遏制增量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下，反腐败斗争能不能沿着科学化的轨道健康发展，有赖于发挥中国反腐倡廉道路的特色优势。以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价值取向应成为中国反腐倡廉道路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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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缺失”，还是“社会缺席”？
——兼论社会治理与信仰方式私人化的关系

李向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07-1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11

摘要（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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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社会”？此乃当下使用最多的两大词汇，但它们却同时缺乏严格的社会学定义。“信仰”似与宗教有关，却更与现实权力、利益、个人身份及其对信仰模式的建构紧密相关；人们一旦谈及信仰或宗教信仰，似乎就嵌入了一个内涵多样的语境及其现实关系之中，最后构成了信仰方式的中国问题。而在与信仰方式紧密相关的层面，是否也存在着与国家对应甚至与市场独立的“社会”领域？在传统的“天下”家国体制、近现代的民族与革命、当代的国家与经济市场，各种资源与关系结构之间，人们对社会的理解也无最后结论。正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缺席的基础上，社会大众的信仰几乎成为一种现实利益的私我补偿，变异为一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这就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与信仰方式之间的深层分离，导致当下社会治理层面缺失了深厚而规范的道德资源。这是目前中国宗教——信仰社会学研究之最重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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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西渐”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变革
——美国青年政治理论家ＬｅｉｇｈＪｅｎｃｏ的学术新著《变法》评介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17-120.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２

摘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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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778KB）（843）

美国青年政治理论家ＬｅｉｇｈＪｅｎｃｏ的学术新著《变法》，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思想辩论作为“向他者学习”的一种典范，由此对西方理论如何克服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和方法。这也反映出当前某种“中学西渐”的新趋向：西方学者力图发掘中国思想与实践所蕴含的普遍化理论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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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与重塑：１９２０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思潮

宋进, 杨旭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21-128.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３

摘要（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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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477KB）（902）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不同思想势力纷纷汇入民族主义思潮。思想主体的多元性使民族主义思潮呈现出复杂面相。至１９２０年代，民族主义已成为社会动员的普遍话语，政党也构成了主导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经过对民族主义拒斥到接纳的调适过程，成功融入了民族主义思潮。通过建构与批判的正反两方面行动，中国共产党围绕“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在中国具体表征的批判，从“反对帝国主义”价值逻辑上重塑了民族主义思潮。１９２０年代中共的融入与重塑，使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获得了新的面貌，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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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网络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风险与对策

唐海燕, 张会清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29-136.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４

摘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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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网络可以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视角来定义，它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影响着一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一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规律。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尽快从目前的“外源性、粗放式”向“平衡型、包容性、精益化”转变；这一转变过程的实质就是推动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和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提升。但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存在一系列风险因素。因此，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重点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通过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二是顺应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转移趋势，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三是以全球价值链思维打造企业核心能力，以“互联网＋”为动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微观主体；四是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的新思维优化贸易管理等政策，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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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旅游目的地市场潜力的影响因素及开发策略研究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冯学钢, 黄和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37-149.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５

摘要（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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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拉”理论中的“推”力解释了旅游者为什么要出游；“拉”力则解释了游客为何选择该目的地而非其他目的地。目的地“吸引力”的影响因素是决定旅游流流向与流量乃至流质的关键变量。在充分考虑空间关联效应的基础上，基于旅游目的地吸引力视角，选择影响旅游流流向和流量的６个关键变量，利用３１个省份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共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和识别，结果表明，地理邻接和空间距离皆会对旅游流在各省份的分配产生影响；以旅游资源禀赋、气候舒适度以及交通条件等变量维度测算出的区域差异及目的地市场开发潜力，可为我国旅游流目的地市场开发和旅游流管控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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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价值观：中国国家品牌与企业品牌的联系及战略含义

何佳讯, 吴漪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50-166.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６

摘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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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和Ｂｏｅｈｎｋｅ的人类通用价值观框架，引入“品牌价值观”构念，采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和定性访谈方法开展的３个系列研究的结果可以证明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中国品牌概念的有效性。研究一表明，“中国”作为国家品牌，蕴含了与中国文化一致的品牌价值观，但在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以及本国消费者心目中存在一些维度上的差异；研究二表明，中国企业的品牌蕴含了与国家品牌较为一致的价值观，但对于国际化品牌与非国际化品牌存在一些差异；研究三表明，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品牌“联想”和“海尔”所感知的价值观主要为“安全”维度，但两者也存在一些个体上的差异。总体研究表明，“中国” 作为国家品牌与中国企业的品牌在价值观方面存在密切的联系。这意味着，对承载着中国梦的走向全球的中国品牌，运用中国文化资源进行品牌概念塑造是其建立起全球品牌定位的重要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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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文赋讲义”笺疏

王元化（著）,夏中义（笺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67-17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７

摘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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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王元化（１９２０—２００８）思想学术的海内外同仁，皆晓元化曾在１９６０年代著书《文心雕龙创作论》，却很少人知道元化更心仪陆机《文赋》。将元化２００２年那个“文赋讲义”（据现场录音整理）校勘成文且笺疏，目的有两个：其一，郑重打捞及披露这篇未被《王元化集》所辑录的佚文，意在表明它实是系统评估元化文论演化时不宜疏略的学术史文献；其二，从讲义对《文赋》“伫中区以玄览”的现代释义，可见元化即使到新世纪初，他凝视文艺创作心理时的路子，并未真正走出他在“文革”前诠释《文心雕龙》时所遵照的苏联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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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

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73-189.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８

摘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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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符号暴力理论，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基于文化专断性的理论假设。它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化再生产的隐秘目的在于进行社会再生产。透过教学行动、教学权威、教育工作和教育系统这一组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可以把握布迪厄教育理论的内在肌理构成。各个阶级的教育习性与其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相关。通过将社会区隔转化为学术区隔，教育体制将社会区隔合法化了。教育体制垄断了特定资本，主要是文凭的生产、分配和转换，并以其区隔的逻辑向社会世界强加以符号暴力。权力场深度渗透、影响着教育场，威胁着教育自主性。布迪厄的教育理论及其经验研究，引起了诸多争鸣，它具有进一步思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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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近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支撑

陈大康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190-201.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９

摘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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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上有数千条有关小说的广告，据此可了解未存世作品或小说专刊的信息，框定作品行世或文学事件发生的时间，考察作者、出版与读者间互动情况，而综合分析考察又可展现鲜为人知的文学事件全貌或厘清其发展过程。传统的作家作品分析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当时的数千条广告是近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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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小说”与“杂史”文类之混杂

王庆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202-207.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２０

摘要（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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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书艺文志为标志，“小说”文类观的确立，经历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三座里程碑。在此过程中，“小说”作为一种文类概念，其内涵和指称也经历了一个由“子之末” 到“史之余”的演化过程。由此，“小说”既易与“传记”文类相混杂，又易与“杂史”混杂。比较而言，从“小说” 起源来说，它更易与“传记”而非“杂史”混杂。“小说”与“杂史”的混杂主要表现为历代公私书目中“小说”与 “杂史”的混杂著录和“小说”与“杂史”类作品部分内容的羼杂。“小说”与“杂史”的文类混杂主要源于两者同属有别于正史的野史稗史，均为载录闻见或传闻而成，在载录各类历史人物之琐细轶事方面存在交集。 “小说”与“杂史”文类间的畛域区分主要体现为“小说”所记“琐闻佚事”过于琐细，多无关“朝政军国”，无关 “善善恶恶”之史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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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特点判断的上古出土文献某字存否研究
——以“信”字为例

刘志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208-215.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２１

摘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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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某些文字上古存否无解的问题，本文立足语料特点判断理论，以甲骨文、西周金文“信”字探究为例，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在能够全面反映断代用字存在实际，并要求相关字必须露脸的语境内，通过地毯式搜索来给出答案。具体判断逻辑是：其一，虽某字依据语境要求当见而未见，但却有同义它字填补缺位，则表明某字因其前身尚在而没有存在的理由；其二，依据后世观念某字在相关文献语境中当见而未见，又没有与之同义之字替代其履行记语之职，则意味着某字的缺位源自相关文化观念的缺失或被关注程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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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青年学者互动、主编青年互动的新平台
——２０１５全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学者研究思路论坛述评

周萍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5): 216-218.

摘要（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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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大数据、新常态下的国家治理：全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学者研究思路论坛”于６月２７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这是全国范围内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青年学者第一次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彼此进行切磋的论坛，也是全国学术名刊主编与青年学者第一次直接集体对话的论坛。本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管理世界》《财经研究》《法学》《社会》《复旦学报》（社科版）《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刊物共同协办。全国知名社科刊物、理论媒体和重要学术文摘二十多位主编，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柯锦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主任武宝瑞、《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总编姚申、《社会科学报》总编段钢、《解放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王多、《文汇报》理论部副主任杨逸淇、《管理世界》副主编尚增健、《复旦学报》主编汪涌豪、《学术月刊》总编金福林、《财经研究》副主编陆蓉、《社会科学》总编胡键、《法学》常务副主编马长山、《社会》主编肖瑛、《探索与争鸣》副主编叶祝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贾乐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李秀清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胡范铸、副主编付长珍、学报编辑部主任刘晓虹和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青年学者们出席了本次论坛。华东师大副校长汪荣明、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教育部社科司代表田敬诚到会致辞，华东师大社科处处长顾红亮主持了开幕式。本次论坛采取主编与青年学者直接对话的形式，围绕着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路径选择与方法设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青年学者阐述研究思路与观点结论，针对青年学者提出的论题，主编们则从各自的专业角度与选文方式对青年学者的研究进行点评。有褒扬有批判，有解疑有交流，整整三场持续一整天的学术对话始终在平等积极的气氛中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不断产生激烈的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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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语言、谎言、法律语言、机构形象修辞、实验修辞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思考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9.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1

摘要（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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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599KB）（1311）

有效的研究范式应该是目标、问题、方法的统一。据此，当“修辞”重新定义为“一切使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过程”，则“修辞学的根本目标”便应该设定为“以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入手，有效地推进人的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由此，修辞学的核心问题便是：当代生活中，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人与机构的语言交往如何现代化？而要回答这一核心问题，最有效的核心概念就是：（新）言语行为。而相关的工具性范畴“主体类型”“意图结构”“语篇过程”“语境参数”“媒介”“关联度”“行为类型”“案例分析” “规则系统”（构成性规则/策略性规则）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命题如“案例库修辞学何以展开”等等也就拥有了理论建构的可能。这便是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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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限制逻辑限制科学：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朱晓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0-28.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2

摘要（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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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应该是个弱问题，甚至假问题。强问题应该问：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真问题应该去探索：为什么欧洲产生科学。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演绎逻辑。进一步提出主谓结构的语言是产生演绎逻辑的必要条件，因为逻辑命题也是主谓结构。汉语有不同于印欧语的语法原理：句子结构以话题-说明为主，主谓结构只是其中一个特例；各层语法单位词-短语-句子同构；句子成份的主要功能是起对比作用。这些语法原理规定了中国式推理方式（秦人逻辑）以同构推演和对比推演为主。以往讨论李约瑟问题的大多以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哲学观念等外因为主，但也许只有在内因确定之后，讨论外因才有意义。由此，提出一个科学产生三期（语言期、逻辑暨形式科学期、经验科学期）六阶理论：1A）主谓不占优势的前逻辑阶段，1B）主谓为主语言的逻辑筑基阶段；2A）演绎逻辑阶段，2B）发展出其他形式化系统（各种几何、各种逻辑、数学、电脑语言）的阶段；3A）发展出实证检验的经验科学的个体形态前阶段，并将之系统化的后阶段3B）经验科学社会化阶段。前五个阶段是由内因决定的思维-工作方式，最后一个阶段才由外因起抑制或促进作用。总之，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演绎逻辑，而逻辑最初产生的必要条件是以主谓结构作为主导句式的语言。主谓结构虽然普遍存在，但把它在推理过程中作为唯一合法的句式，这有一定的随机性；也就是说，逻辑的出现在发生学上多少具有偶然性。不过，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行动起来，把自然语言中非主流的主谓结构提升为推理说理过程中唯一合法的句式，从而促进科学发展，这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方面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在世界上做得名列前茅。如果有意识地在教育中加以重视，必将在新世纪中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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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29-29.

摘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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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空间结构演化：二元社会与二元空间

王春兰,杨上广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30-37.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3

摘要（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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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601KB）（759）

以上海为例，采用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空间分析方法来研究大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模式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在上海这座典型移民城市当中，以人口来源地为特征形成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有较强延续性；城市二元空间结构的特征比较明显，中心城主要是境外人口与户籍人口相对集聚区域，随着中心城市向外蔓延有一定拓展，郊区是省际迁移人口相对集聚的环带区域，这个环带区域不断拓宽的同时在向郊区方向撤退。省际迁移人口大量集聚在城市化前沿地带的农村社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是城市精英政治、制度分割、独特的城市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产物。基于精细数据支持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分析能够提高政策的精细化程度，从而使公共政策调整与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动态相适应。为此，要搭建起契合所研究城市独特性的辨识度更高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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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固守与变迁：上海清明节祭扫习俗的都市化进程

王均霞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38-46.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4

摘要（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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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888KB）（876）

现有的对清明节节俗的研究仍停留在对节俗渊源的追溯与对节俗文化内涵及功能的普适性介绍上，忽视了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传统清明节俗实践活动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立足于现代化的都市语境中考察上海的清明节节俗实践，可以发现，上海的清明节节俗实践有固守有变迁。其所故固守的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向逝去的亲人表达思念与关怀之情，变迁的是祭祀的实践形式。被日益深度地纳入到政府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清明节，正通过道具/仪式替换而走向“文明”；新技术亦在改变都市人的清明节消费观念；而墓园周边农贸市场的怀旧气息进一步提示了都市清明节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清明节的分离。清明节实践形式的改变，正在根本上将传统的、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清明节转变成现代的、与都市文明相适应的“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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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消费空间的山村农家乐

吴旭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47-52.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5

摘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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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575KB）（999）

当今城市空间消费不再局限于城市，已向乡村延伸，其中原生态消费观念的出现让城市人的农家乐消费已从过去的位于市区市郊的农家餐馆向更大范围的乡村空间发展，一些边远山村也开始进行农家乐消费空间的生产。通过在鄂西南山区的田野研究，可以发现在山村农家乐的空间生产涉及到了列斐伏尔所说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三个维度上的空间，当地的食物、自然景观、动植物、居民、民居、历史、文化等等都被纳入，社会抽象空间所具有的同质化、等级化和碎片化的特点在山村农家乐的空间生产中都有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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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开新：《近思录》的编纂及其内在逻辑理念

路新生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53-62.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6

摘要（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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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873KB）（1322）

《近思录》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由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共计622条（内含邵雍一条）编纂而成。朱、吕二子并不强调周子、邵雍、横渠“前三子”与二程治学理念的差别，更加看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前三子”与二程泯然浑一，同炉共脍。然朱、吕所重明显落在“格物”而“致知”上。理学由原先仅重“德性之知”，向明确主张“闻见之知”的“道问学”一派之重大折捩，《近思录》成为标志性典籍。且朱子之治学理念及别识心裁，也通过《近思录》体大思精的内在编纂逻辑隐隐地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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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时代士人升阶的常与异
——以晚清民初朱祖谋、狄郁的交游为例

裘陈江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63-69.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7

摘要（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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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887KB）（957）

朱祖谋虽为近代四大词人之一，但其早年生平和交游却多模糊不清。故以新见史料考证朱氏友人狄郁的生平，以及勾勒光绪初年以朱、狄二人为中心的诗文交游圈，对于朱祖谋这一人物及其诗词研究尤具价值。同时以朱、狄二人在晚清数十年的交游经历为例，可以延伸出对于变动时代中士人升阶的常与变，以及这种社会与思潮的变动导致个人与时代命运的屈从和背离、应和与抗拒的思考和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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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反行为”研究
——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

马维强,邓宏琴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70-77.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8

摘要（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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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化时代，国家倡导和强调社会主义理念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在社会运作中的积极实践，但乡村传统的经济理性、人情关系、重情不重理的生活逻辑与思维定势而非科层的现代管理体制在乡村公共管理和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乡村干部的“反行为”看，他们占有较多的政治、社会资源，居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代表着国家的权威，同时也利用了国家的权威；普通群众处于社会下层，居于被支配地位，并努力寻求干部庇护。村庄公共事务的运作和干部组织的内部管理呈现出一定的无秩序状态。党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国家的权威遇到了乡村的生活逻辑和村民生存理性的挑战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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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制约
——1993-2003 年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传播的现代性探索

於春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78-81.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9

摘要（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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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461KB）（670）

1993-2003年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传播做出了较大的现代性探索和创新，但在后续发展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比如：舆论监督的结构性制约，新媒体冲击，收视率悖论，人才建设瓶颈。如何立足现实，继续推进舆论监督中官意、民意、媒意的三结合；如何加快推动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效果评估上质化与量化如何并重；如何提升主持人的职业化、专业化，践行法治，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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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共还是表征？
——走出“我思”的古典迷局

汤明洁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82-88.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0

摘要（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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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词与物》通常被认为结构主义著作，即它深刻否定了笛卡尔以来“我思”在认知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考察和比较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我思”在语词与事物既相共又相异的共在张力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表明福柯对“我思”的批判并不是要对人类认知主体进行否定，而是要揭示古典时期在“我思”层面所构造的表征与事物相混合的经验空间以及这一空间对世界以及人本身的迷失。以古典时期“我思”为基础所构造的“确定的”或者理性的经验空间所反映的，既不是人所主宰的世界也不是世界本身的多样性，而是一个语言的乌托邦，是对物的相共性的一种继承和迷失。而要走出这一迷局，必须实行一种“我行”式的“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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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即自为
——一种被忽视的萨特现象学本体论视角

屈明珍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89-97.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1

摘要（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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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通过现象学方法回到了本体论问题，即关于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存在问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存在之存在”，即那个作为一切存在基础和本质的存在，而是“显现的存在”即关于现象的存在方式以及现象是如何显现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现象学本体论。与传统本体论不同的是，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既是现象学的又是本体论的，是一种作为现象学的本体论。萨特在对传统本体论进行现象学的改造中，区分了两种存在：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存在 “是其所是”，而自为存在 “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在自为存在的本体论结构中有一种“虚无化”的意义，一种“虚无化”的能力，它能使其所“是”变成其所“不是”，让其所“不是”变为其所“是”，而这种“虚无化”的意义和能力来自于意识原初的“虚无”。意识原初的“虚无”是自为对自身在场和内在否定得以可能的基础，它使自在存在得以揭示，使自在与自为两个独立的存在领域得以联系，是自为存在的绝对自由的本体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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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固穷：比较视域中的运气、幸福与道德*

宋健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98-105.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2

摘要（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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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724KB）（699）

“君子固穷”，不仅在摹写道德境遇（“命运”抑或“时运”），更规范着道德品格（知、情、意的统协）。儒家与康德伦理学深具“道义”色彩，视道德为责任与目的而非谋求幸福的手段；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就运气而言，康德为求道德的必然性，分别从现实与理想两个层面夹杀运气；儒家则将厄运升华为忧患意识，进而构成道德实践的动力。就幸福而言，康德在现实层面疏离幸福，仅把“德福一致”安放在“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的公设之中；儒家同样承认经验世界的幸福有其偶然性，但“德福一致”并不一定只是抽象的玄谈，可在“成己成物”的人生境界中具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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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四篇中的理智德性与知识论思想

尚建飞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06-111.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3

摘要（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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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494KB）（653）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管子》四篇的德性理论首先缓解了形上学立场与经验常识之间的对峙状态，也就是说合乎“道”的生活应该直面生理需求和情感体验所带来的挑战。其次，将认知能力确定为“心”所固有的功能、依据“静因之道”论证理智德性是为了表明，人能够以主体性的地位参与、主宰天地万物的演化进程。此外，“静因之道”关注“因”的主张，不仅可以推论出人有能力掌握“道”和天地万物的本性，而且也将日常语言与言说“道”的方式演变为融贯性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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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政治责任的实现路径

邱实,赵晖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12-116.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4

摘要（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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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责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部分，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进程。政治责任具有原则性、现实性、限度性等特征，其实现路径分为具体路径和抽象路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代议制度、监督制度等现实政治制度，抽象路径主要涵盖法治精神和伦理道德等价值规范层面的建设。以当代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历史发展为基础，构筑科学、合理的政治责任评价标准，有助于形成完整的政治责任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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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伤是否同补与足补：农民工工伤补偿替代率及其地区差异研究
——以一至四级因工伤残待遇一次性支付标准为例

余飞跃,吴亚伟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17-128.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5

摘要（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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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312KB）（824）

按工伤保险两大功能即损失补偿与生活保障为讨论合理待遇的标准，取15岁、35岁、50岁3个伤残年龄点，计算并比较各省份农民工一至四级伤残一次性支付水平的劳动力工资损失替代率与生活保障水平替代率，以一级伤残为例，研究发现：16岁伤残年龄点，所有省份一次性支付都不能完全替代劳动力收入损失，63%的省份达不到低保水平；35岁伤残年龄点，所有省份一次性支付都不能完全替代劳动力收入损失，22%的省份达不到低保水平；50岁伤残年龄点，所有省份高于低保水平，仅26%的省份完全替代劳动力收入损失。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民工一至四级因工伤残待遇的一次性支付标准太低，难以有效保障工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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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差距与经济增长收敛性：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董直庆,宋伟,赵景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29-139.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6

摘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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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技术差距引入内生技术增长模型，结合1997—2013年我国地区面板数据，通过模型和实证检验考察技术差距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性关系，结果发现：（1）技术进步表现出倒V型走势且地区阶梯性特征突出，技术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门限效应显著。其中，东部地区普遍位于门限值左侧而中西部地区则处于右侧。（2）宏观经济和地区经济分别表现出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特征，东部地区平均年均收敛速度要大于西部地区，技术差距扩大将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各地区应准确定位自身技术水平及经济水平，选择与本地区资源禀赋相契合的技术；就已经跨越技术差距门限值的少数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应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调整人力资本结构以适配物质资本积累、经济发展水平和引入技术水平，引导人力资本从东部和发达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流动，加强基础教育并建设多层次教育体系，保证人力资本长效性和多层次性，注重培养专业型人才以解决其供需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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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幸福效应：方向•力度•速度•跨度

傅红春,黄芝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40-147.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7

摘要（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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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幸福是人的所有活动的根本目的。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活动，它对于幸福的效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微观上，具体到某个个体的某次教育行为（教育活动、教育投资等），其幸福效应该如何测定？有没有效应？有效应的话，是正是负？还是正负并存？在正负并存的情况下，正强负弱还是正弱负强？正快负慢还是正慢负快？正长负短还是正短负长？如果拓展到整个社会的宏观视野，教育幸福效应的衡量问题会更为复杂。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看，还是可以把握的是，教育对于幸福，正效应是主要的（正强负弱、正长负短）。这是在追求实现“中国梦”的今天，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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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基于文献计量的一个分析——以1978—2010年的《经济研究》为对象

叶德磊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48-154.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8

摘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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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691KB）（589）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以1978—2010年《经济研究》上刊发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知网，通过选择论文中出现的某些高频词和关键词作为检索词，在检索中可以发现该刊于不同历史时期发表的论文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即1978—1989年的研究重心是为改革呐喊，主要研究方法为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1990—1999年研究重心是国企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主要研究方法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2000—2010年的研究重心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主要研究方法为数理方法。可见，作为中国经济理论界颇有代表性的专业学术期刊，《经济研究》刊发的论文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研究重心、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等的发展及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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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
——纪念冯契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晓虹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55-160.

摘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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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461KB）（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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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历史记忆、记载与纪念的政治学研究
——“争议历史与记忆的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陈弘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61-163.

摘要（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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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刘梁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64-169.

摘要（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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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总目录

学报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 (6): 170-封三.

摘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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