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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望为何要画富春江？《富春山居图》为何画了多年？根据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跋几乎同时撰写的另一题跋，黄氏心中“富春江”的涵义应与诗歌传统相关。从宋代的《严陵集》与明代的《钓台集》这两部重要的“富春江”文学总集中，可以看出，始于东汉高士严子陵的传说如何成为富春江传写不衰的核心价值，而谢灵运、沈约、孟浩然、李白的山水文学如何凝聚意象、奠定传统，造成“文本化山水”（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引发了后世以美启真、以诗证理的丰富话语；宋代范仲淹给予严子陵的新论述，即道德主体的自觉及其理学化的山水。在异族统治的新格局下，黄公望以其杰作重新诠释了富春江意象，将“士与君如何相处”的传统焦虑进一步“去问题化”，同时也将伦理主体的自觉进一步“去主体化”，变成“士如何在此世与自己相处、与宇宙相处”的新问题。虽君、士双遣，人我俱化，然大音希声，宝相庄严，完成富春江意象的点睛之笔。结论是，并非《山居图》是否实写严子陵，而是二者之间的神似，即道高于势，确立中国士的尊严。这是传统知识人的大心结。《山居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亦由此而更有意义。惟其如此，方能真正打通思想史与艺文之间的联系。
本栏目的设立，旨在推进中国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的深入。
城镇化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莫须多言。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发布的公报、２０１６ 年２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均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２０１４ 年３ 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则明确，“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并行前进，城镇化是量的扩张，城市发展是质的提升。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２０１６ 年２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开篇提到，“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并指出要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为此，研究城镇化不能脱离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两者需要相互补充和支撑。
进入２１ 世纪之后，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２０１５ 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５６．１％。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２０１４ 世界城市发展展望》曾称中国的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人口大规模迁移。然而，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还不高，一些学者称之为伪城镇化、半城镇化，主要是指，有多达２．４ 亿之多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在城市打工和居住，但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不能在城市长期定居。如果按照户籍城镇人口来计算，我国城镇化率目前还只有３７％左右。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提出，城镇化要重在提高质量，而城镇化质量的最主要体现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该公报为此还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多方面努力，需要城市增加开放度和包容性，也需要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在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新市民群体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其住房问题。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为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尽快推出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和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同时还要求，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为此，本栏目首期的主题定为“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收录的５ 篇文章从不同侧面来研究新型城镇化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市民住房问题。王伟等考察了个体特征、住房和社会保障特征以及城市特征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三四线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国内城市分工体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小城市定居的意愿。其所得结论可为政府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三四线城市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胡金星等提出，政府可以通过保障农民工租房稳定性、加强租赁住房配套标准和提高保障性租赁住房布局规划科学性等，来提高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龙翠红等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类型、社保参与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选择和住房选择、定居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并呼吁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有效解决。孙斌艺从理论上论证了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户籍制度、加快金融创新和鼓励创业等制度调整，将有效地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进而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孟星更是明确提出，应将农民住房及宅基地纳入市场化改革轨道，这不仅可提高农民收入，而且也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几篇文章，虽然各有侧重点，研究风格不尽相同，但都有详实的数据和扎实的分析作为支撑，也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和明确的政策建议，有望对后来学界研究给予有价值的参考，也能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希望得到读者的厚爱。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基于2014年国家人口计生委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交互分类比较和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个人特征、经济特征、职业和流动特征、住房和社会保障特征以及城市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三四线城市的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年龄在28—35岁、已婚、经济收入较好、有一定事业基础、已购住房、受到一定的社会保障支持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地定居可能性较大；长三角地区三四线城市目前的产业结构对跨省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吸引力不足，国内城市分工体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小城市定居的意愿。这些结论为政府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三四线城市，实现“城市梦”提供了新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租房仍是我国农民工满足住房需求的主要途径。在上海就业的农民工主要通过市场租赁住房与保障性租赁住房解决其住房问题。两类住房在投资主体、租赁住房管理、住房服务群体、租金定价、区位布局和政府支持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统计分析发现，租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在城镇就业时间、住房居住的稳定性、农民工对住房内部生活配套的满意度感知以及农民工对上班通行时间的满意度感知等都对其留城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启示政府可以从支持与鼓励农民工不断提高受教育水平、给予居住时间长的农民工更多的政策支持、保障农民工租房租期的稳定性、加快租赁住房配套设施及服务标准的建立、提高租赁住房布局规划的科学性和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宏观管理等方面着手，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城市人口和物质在特定空间范围上集中，尤其是带着不同制度烙印的新市民的拥入，使城市交往集聚程度日益提高，城市交易活动的范围深化，交易频率增加，由此改变了城市交易成本水平，产生各种城市问题，其中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日显严重。合适的城市内在和外在制度正起着降低城市交易成本的作用，能够对新市民产生正向激励作用、鼓励不同形式创新性试错。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各类金融机构的贷款限制、取消各类创业、就业限制、取消各种住房市场的限制条件等制度调整，将有效地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进而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近期中央提出通过农民工市民化以化解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高库存问题，引发了社会热议。政府对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注主要出于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化解房地产市场的失衡。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依靠农民工购房扩大国内住房需求，将受制于农民工在城市的购房意愿与购房能力，其前提条件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因此，应将农民住房及宅基地纳入市场化改革轨道，深化以提高农民收入以及改善农民住房条件为目的的住房制度改革，这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根本途径。
鱼、盐是滨海人群可以利用的主要生计资源。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鱼盐之利”，主要集中在渤海湾、莱州湾、海州湾、长江口两侧、杭州湾，浙南福建沿海各海湾、岛屿间，以及珠江口两侧、北部湾近海水域及其沿岸。滨海地域鱼、盐资源的开发利用，多集中于交通便利之区，得与全国性的交通、贸易网络相联系。渔业经济与盐业经济都是不能自给自足的、结构性短缺的经济，必须通过贸易等手段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粮食等生活生产必需品，才能补充其经济的结构性短缺。滨海地域经济的不自足性，促成了滨海地域经济的外向性。同时，渔盐业生产，均需要较强的技术条件、特定的生产工具和不同行业的配合，从而强化了滨海人群间的相互依存。滨海地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贸易的必要性，乃是滨海地域经济形态的重要特征。
不同版本的明清县志《列女传》，在传记内容和叙事策略上存在着隐晦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呈现出士绅的妇德塑造脉络，以及不同时期士绅妇德内涵的演化轨迹。结合时代环境的变化分析士绅的妇德规训意图，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清中叶以后妇德内涵建构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由明代较为单一的“贞烈”导向，增加了以欧阳修母亲式的以“荻训”为特征的贤母规范，到清末士绅又表达了列女书写包含“才女”的意向。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学界的这个一般性认识：明以后妇德内涵朝着“贞烈”的单一导向而趋于“窄化”。第二，士绅的妇德建构因应特定的时代问题，清中叶以来妇德建构的两方面内容：倡导贤母和批判佛道信仰、私育异姓，均非作者书斋臆想的产物。第三，士绅妇德规训牵涉到极为实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列女书写具有维护地域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三个方面的意涵。近百年来节烈观念批判者的攻击火力主要集中在道德规范层面，而没有探究妇德规训背后坚硬广阔的底座。因此，新文化运动健将无法解释古人普遍肯定妇女节烈实践的事实。研究妇德观念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清嘉庆时期，温州地区开始比较集中地以民间集资的方式建立用于资助乡试旅费的宾兴款，至清末科举废除之前，形成了一个分布于县—乡镇两级的宾兴款体系。一些下层士绅借助宾兴款募捐和日常管理，获得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同时，也获得了对于宾兴款的实际控制权。以宾兴款为代表的教育公产成为他们处理地方事务可资调度的资源，为他们获取权力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抵御金钱会攻城时表现的相当明显。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伴随着宾兴款项向乡镇一级的推广，更多下层士绅参与募款和管理工作，从而为他们日后在基层的活跃打开了方便之门。
“拖洋油箱”是清末民国时期温州闹米风潮爆发时的一种仪式行动，抗议者用此方法来推动罢市，并对官府、富绅与粮商等造成压力，希望能解决口粮困难。闹米风潮的出现，在近代温州与轮粜制的衰微、“漏海”指控、粮食统购压力等有密切关系，也与各种地方权力派系斗争纠缠在一起。地方政府对风潮的应对，可以反映统治方式及官民关系的嬗变。１９４０ 年代国民党政府的粮食政策，与此前政策有重大差异，随着政府对粮食征收力度的增强，闹米风潮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抗议也日趋政治化、组织化，“拖洋油箱”最终成为当局禁止的行为。
作为民族主义建构过程的“乡土性”承载物，“民俗”与“民俗学”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理论，对这两个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进一步反思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问题所在。从国际民俗学发展的实例中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知识精英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发现维系民族国族认同的民间文化资源，并以此寻求民族国家振兴的力量源泉；而从中国的民俗学建构过程来看，作为“新国学”的“民俗”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它并非是什么先验的存在物，并且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民俗”也正在被重构。
在以科技文明主导的技术世界，可机械复制的艺术、重形式的技术的艺术蔚为大观；同时，因应迥异于乡土中国的时空观，温情的汉字节庆和冰冷的数字节日并行不悖。这使得原本与乡土中国节庆式生活连带一体的曲艺既面临脱离乡土的舞台化这把双刃剑，也必须直面视频化的冲击。面对技术世界的催逼、可机械复制艺术的诱拐，以开放的心态固本培元，对曲艺服务于左邻右舍、正视小我等根性的坚守、对曲艺及其消费者—观者的敬畏，将会使曲艺在以技术世界为底色的都市化中国的前行是自我更新的蜕化，而非退化。
近年来，中国城乡饱受雾霾之患。凭借网络这一虚拟公共空间，作为民间表述的雾霾网络流行语，不仅通过“语言的抗争”传播了层次套叠的民间舆情，而且以“隐蔽的文本”作为“抗争的语言”，建构了民众对当下中国的社会记忆。以“喂人民服雾”为标志的雾霾网络流行语，延续了“国风”传统，是亟待严肃对待的“弱者的武器”的典型案例。对这一语言事实暨文化现象的研讨，不仅有利于理解“语言与抗争”这一民俗母题在网络时代的变异与发展，而且对于认清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意识形态形塑的民间基础都极具启发意义。
兰州鼓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年已有学者对其历史源流、演唱形式、音乐构成、唱词审美、师徒关系、保护发展以及政府作为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然而，要改善兰州鼓子日趋濒危的生存状态，不仅要在曲目整理，梳理脉络上下功夫，还要充分尊重民间口头文学传承演变的特点，使得包括方言在内的这块民间文艺瑰宝既保质保鲜，又可持续发展。
理论地做文学，是西方１９６０ 年代发展至新世纪并影响到我国的文学理论基本范式，其日益显露出在强行阐释文学中疏离文学、重蹈宏大叙事的局限。文学地做理论，则是有效走出这种局限并推进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其正展开为国际前沿学术景观。从历史依据看，“文学”的狭义是１８ 世纪以后以纯文学为内涵的学科建制，本义则是语言的创造性活动，后者在现代语言论视野中获得深化，并融入人文社科理论领域，成为一种活的思想方式。从逻辑依据看，文学地做理论，既扬弃以趣味主义与感悟随想为特征的我国古典诗文批评，也扬弃仍暗设有始源性权力的现代存在论诗思。从方法看，融入理论的文学能指，是陌生化的细节、个案与叙事等，被能指同时带出的融入理论的文学所指，则既以言外意克服思辨性元叙事，也以想象与同情克服解放性元叙事。从意义看，不同于理论地做文学，文学地做理论，有望同时走出文学危机与理论强行阐释的困境，兼容两者而更新理论研究的前景。
作为一家传统书坊，扫叶山房曾经刊行过百余种说部作品，或者强调题材的民间性与传统性，或者遵循该书坊“刊刻秘籍，以惠学林”的出版宗旨，题材相对较为单调，但是在代售小说题材的选择方面，却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化特点。尤其是民国之后，该书坊在黑幕小说发展的高潮阶段以及在武侠小说繁荣时期，开始代售相关类型小说的作品，而其代售剧本改编而成的小说以及被排演为新剧的小说作品，其中的商业性意味更加浓厚。这种在代售小说上时代潮流的趋同，是传统书坊在近代文学场域影响下进行的自觉调整与适应，反映了处于文学场域之中的书坊与文学场域之外的时代潮流在互动中的交融共生。
在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上，沈从文的游记独具特色。相对于湘西游记，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游记少有人论及。这时期的沈从文陷入无处还乡的困境，其游记既有对“具体”丰富而生动的展开，又有对“抽象”形而上的思考，营造了诗与思交融的审美境界。在与自然的会晤，与生活的抗争中，沈从文逐渐走出困境，皈依于生命神性。其执着的生命本体的探求历程，诠释了现代游记所抵达的精神的高度与深度。
人文学术与当代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从晚清以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文学术又面临新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人文学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有了重新总结、重新提炼的机缘，中国经验的理论提炼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从消极意义上来考虑，人文学术面临的压力空前巨大，不仅来自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来自学术体制内部。
“贤母良妻主义”在清末民初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合法化，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到否定，“娜拉出走”成为五四以后女性主体确立的神话。“贤母良妻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放逐以后，“弃儿”成为女性解放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弃儿创伤，则以隐性的书写，成为某种现代“寓言”，昭示了中国女性“解放”思路中的父权无意识。
“小品文”是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学界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尚有开拓的空间，尤其是“小品文”这一概念的提出语境及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值得深入探究。周作人“小品”概念的提出应缘于1921年他在西山养病时对佛经的阅读，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小品文实践对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革命话语构成另一种回应，它隐含着以个人理性对抗革命狂欢，以文学的审美性对话革命文学工具性的企图，以及对各色“八股”的反动和解构，周重“实行”“事功”，而轻“空言”“气节”，开创了一种以平和冲淡、博识理趣、闲适苦涩为特征的文体范式。
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吞并，酿下了民族问题的祸根。为消灭波罗的海地区的抵抗运动，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苏联领导人通过强制手段推行苏维埃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了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控制体系。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曾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由于对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所造成的问题被长期压制和掩盖起来，联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也日益突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失误加剧了该地区的独立倾向，最终造成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控制机制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着手在东亚实施战略收缩。其中，低调处理EC-121危机、削减驻韩美军和推动中美和解等措施严重动摇了韩国对美国安全承诺信任的基础，也让汉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难以再像以往那样凭借冷战前沿的战略地位通过要挟迫使华盛顿做出重大让步。于是，朴正熙政府转而尽可能顺应乃至配合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积极促使华盛顿向韩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劝阻驻韩美军继续撤离，防止尼克松政府在缓和对华关系过程中损害汉城的利益，全力推动国防自立，并努力谋求改善与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最终，韩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化解了“尼克松主义”带来的冲击，而且还从中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但与此同时，1970年代中后期作为韩国国防自立主要措施之一的秘密核开发计划却令美国决定撤出全部驻韩地面部队，美韩同盟再次陷入信任危机。
尼克松上台后，通过基辛格与多勃雷宁之间的秘密接触，建立了与莫斯科沟通的“苏联渠道”。为了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越和谈期间不断通过这一渠道向北越发出试探性信息，并逐渐形成了其秘密承诺：只要北越同意在签署和平协定后保留一段“适当间隔”，不在美军撤离后立即发动对南越的进攻，那么，美国就可以默许其以军事手段统一越南。尼克松的秘密承诺最终促使北越同意签署《巴黎协定》，并对越南战争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复数文明和文化的国家，国家的边陲社会治理应该倾向于采取文化多样性的管理方略。以青海地区为例，在“汉染藏习，藏染汉风”的洮岷地区，青苗会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成一个个跨族群、跨村落的“星团”，这些联村青苗会面对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文化现实，创造了可在联村内共享文化与知识的文化模式。这些地方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犹如星团的自转与公转，使得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很长时段里保持稳定和有序状态，对我国边陲地区的多民族团结与社会治理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示范效应。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被承认为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与此同时，“承认”不足亦成为阻碍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承认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是在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价值领域不断形成和获得自我承认与他者承认的过程，这已经得到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实践经验的证明。面向未来，强化社会对社会工作治理身份、治理能力、治理贡献的承认，也成为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核心策略。
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肯定了人民币符合“自由使用货币”标准（FU）。纵观IMF不同时期关于SDR的三套评估标准体系，人民币的此次加入是对IMF以往关于“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规则的调适，为此中国和IMF都做出了努力和调整，丰富了国际法的相应实践。人民币入篮后，汇率市场化进程相应加快，IMF可能在入篮后有关汇率改革问题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甚至有欧美国家提出要与我国签署“新广场协议”，对此应在国际法框架下坚持我国汇率主权的相应进位和空间，同时应保障汇率外部稳定标准和市场化改革双向驱动的法律制衡。
恢复性司法的产生是一种对现有刑事司法制度反思的结果。恢复性司法不是对原始社会诉讼模式的一种回归，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制度模式。从本质上讲，恢复性司法在实体上是试图在更大范围内用非刑罚的处罚方式来替代刑罚处罚方式，试图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替代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来解决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在程序上试图用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来弥补刑事案件的处理的缺陷与不足。恢复性司法在伦理上的基础是宽恕，是一种对正义的超越。恢复性司法的社会基础更多体现为国家权力社会化趋势。这种社会化的趋势对代表国家意志的审判权起的是一种制约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于欧洲社会模式的研究变得更加深入，更加聚焦于个人政策领域，比如医疗、就业、劳动力市场、老龄化问题、养老金制度等，并且也开始考虑如何将欧洲的社会政策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事实上，欧盟是一个福利国家的联盟，不是一个联合的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在欧盟是一个松散的相互协调的领域，大致基于成员国之间自愿的合作，而欧盟成员国在社会政策追求上存在差异。欧盟的社会政策对中国有启发意义，但目前欧洲模式自身也存在问题，并且饱受压力，难以持久。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要立足自身的国情，其主要制约因素在于资金不足、覆盖面不足、地域分割、机构低效等。保持灵活有效的市场经济与充足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平衡，将依然是中国国内未来几年或者几十年的一项主要挑战。
1978年签署的《兰杰协定》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在土著土地上开采铀矿的协定。该协定是联邦政府以及矿业利益集团对北领地区的土著施加压力的结果，反映了联邦政府对铀的开发利用的立场与政策日渐明朗以及矿业利益集团在“国家利益”的名目下对土著所在地区的矿产进行“合法”开发的前景，同时折射了土著土地所有权的脆弱性与模糊性。但应予肯定的是，针对铀矿开发可能引发诸如环境破坏等方面的调查及其应对之策为日后处理此类问题树立了先例。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要重点建设的六大国际经济走廊之一。中蒙俄三国相互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三方已建立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及三国对接的发展战略，使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仍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厘清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概念及内涵，分析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主要实施路径，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愿景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府在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环境建设的主导作用。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亚的环境建设融于一体，共建绿色大陆桥，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持久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涵和目标。咸海危机是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遇到的最大环境问题，其主要产生根源是20世纪中叶中亚地区的粗放式农业开发。反思这一段历史的教训，以中亚农业现代化来带动咸海治理为切入点，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中亚的生态环境，使其得天独厚的耕地资源和新能源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增添粮食通道和新能源通道功能。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其倡导的新产业组织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借鉴梯若尔的新规制理论，分析污染治理企业的规制问题，可以发现，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通过对被规制企业提供一个固定价格合约，可以促使被规制者发挥最佳的努力水平，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则可以通过内含竞争标尺的固定价格合约来对治污企业进行规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上述结论，对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就治污企业的规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形势严峻，需要加强大气污染区域治理。由于区域内行政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存在差异，大气污染区域治理对行政区的地方利益将会产生不同影响。地方利益关系及其协调是大气污染区域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根据利益竞争性程度的强弱，可将地方利益关系划分为竞争性利益关系、互补性利益关系和非竞争性利益关系三种类型。京津冀三地具有特殊的联系，地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但缺乏长期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在大气污染区域治理过程中，京津冀地方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应针对地方利益关系的不同类型，以第三方嵌入机制和改革政绩考核体系促进良性竞争，以创新利益补偿机制和多主体网络治理促进利益整合，以权威区域利益协调机构和市场化机制促进利益协商，从而实现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目标。
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领域，披露指标的设计与构建是其基础与关键。基于对国内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经典文献的整理回溯，可以发现指标设计的研究视角经历了由污染处置到环境防治两个发展阶段，且国内外研究在揭示披露规律与发展特征上存在着共性与差异，同时信息化时代企业指标的考察视阈也在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对披露指标不同的赋值方法的探讨也同样经历了逐渐推进完善的过程，各类指标的构建方法均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而研究者对指标差别性问题的分析表明，指标构建方法的选用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研究结论。基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在指标设计和构建方法视角的归纳与总结，可进一步明确今后其针对网络信息披露和纳入语义分析的研究方向。
组织正面临着日益激烈和复杂的竞争环境，员工持续发展的能力关系着组织的成长和生存。员工工作繁荣是积极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引进职场友谊来探讨组织环境中的一种情境因素对员工工作繁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结合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职场友谊对员工工作繁荣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对工作繁荣的活力和学习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职场友谊对员工心理资本有正向作用，并且对心理资本各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与员工工作繁荣显著正相关。
事件范畴是由事物与动作两个基本范畴融合而成的复合范畴。从跨语言角度看，事件范畴在语言层面编码为词而非句子，是一种有标记映射。可即使在形态语言里，仍然存在无标记事件名词，同时存在事件名词多义兼类这样一种普遍的语言共性。因此目前形态语言中事件名词的主要界定方法，仍然是利用分布这一功能标准。将汉语现有的框架与之比对后可发现，它们的核心分布都是名词事件结构的实现，因此汉语事件名词的界定方法总的来说是一种事件结构测试法。在具体操作时可根据各框架优先度的差异，赋予不同的权值，再以这些不同权值的框架为标准，按义项辨析事件名词备选成员，从而初步构建起现代汉语事件名词逐级分类系统。
一般认为，中国的喜剧创作落后于西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并非长于幽默。其实不然，作为汉语中独特的语言形式——歇后语，可以说就是中国人喜剧精神的极好体现。歇后语不但是一种修辞格，也是汉语词汇体系的子集，还是一种喜剧样式。以往认为，歇后语是由“引语”和“说明语”两部分组成的，其实这并不准确。一个歇后语应该包含三个条件：“引语”、“说明语”、（引语和说明语之间的）“停顿”。正是由于“引语+停顿+说明语”这样一种特殊的结构方式，才典型地体现了“悬念+渲染+反转”的喜剧结构形态。而兼具“词汇集”和“修辞格”的特性，更使其呈现为世界语言文化体系中一种与众不同的“词汇化的能产性的超微型喜剧”，成为中国人喜剧精神的独特体现方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发展过程中，现代传媒尤其是出版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往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传播层面，而对相关传媒活动及其参与者的关注和探究则不足。随着更多的资料文献和研究方法的出现，基于传播学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推进空间和研究意义。以经典文本《共产党宣言》清末民初在中国的出版传播为起点，分析其各阶段的传播特征，考察媒介技术与传媒行业在此期间的表现，探究现代出版这种新式传媒对传受双方身份的构建，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现代传媒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的互动关系。
Abstracts and Keywords of Major Articles
民初中国的文化潮动，立场与政治取向纷杂其间。而蔡元培以其“不尚偏激”的文化人格涵育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北京大学，也使得二千多年里儒学以克己成就“修己”的道理与新学达成了交汇。在混杂着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新旧之争，以及十数年政争不断、政朝起伏的纷乱时势中重造了一种“为学问而求学问”的纯粹和明净。在他所坚持的以学术为本位的取则中，学术、人物、学风、群体，形成了别开生面而自为恢张的宏大场面。在一个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大幅度趋向政治化的时代里，蔡元培显示的这种个体的文化品格，既区别于“政客生涯”中的人物，也区别于同时的新文化人物。他为北京大学造就了民初中国无可匹比的文化高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因此而成为了民初中国的一个文化象征。
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翻译和翻译哲学逐渐突显为急迫的问题。外文能力、专业知识和母语书写能力这三个方面，是翻译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就中国哲学作品的“中译英”而言，不必刻意造新词，不必追求用难词，而准确理解所译语词和文本的内涵则是根本。翻译的成功有赖于译者的精心谋划，以在两种语言思想的间隔中建立一个沟通的媒质，哲学翻译的难点是如何在求同与立异之间有所权衡折。哲学翻译中的意义错失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情有可原，有时甚至不无必要。翻译的标准与理想就不只是对原作真意的简单忠实，而是对原作所要表达而又不能穷尽的意味的一种参与与阐发。文本的原义与译义之间的张力存在于中国哲学的文本翻译中，尤其是现代中国思想家的著作的翻译中。在英译现代中国思想时，译者还要面对另一种压力，即读者的需求。为了卓有成效地把中国思想介绍给对非西方传统有偏见的英美哲学系，就有必要尽可能地译介能够吸引他们的文本。最后，需要警惕的是，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哲学翻译或哲学阐释的困境就可能被归因为“语言相对主义”，或者说一种“语言决定论”。
彭国翔：哲学翻译之我见略谈 【美】王懷聿：哲学的翻译与翻译的哲学 韩振华：哲学翻译与汉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 【英】林安迪（Andrew Lambert）：现代中国哲学英译中的作者与读者
面对晚清排满民族主义的压力，康有为试图以其今文学革命论与三世说做出回应。他强调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共和则为政治演化的终极目标，而“虚君”这一特定的“名”可以曲折表达共和之理，且符合民众与精英对象征性权威的需要，因此适宜作为趋向共和的阶段性工具。从民初直到复辟时期，他在思想与实践上均试图重构清朝君主制，剥离其所负载的神圣意涵，仅作为民族君主国的象征性符号。这一构想以否认君主制在理念与价值世界中的神圣性为前提，从而进一步确认了共和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民初政治保守主义的失败，以及随后向文化保守主义的转型，都与此类构想在理念与价值层面的自我限制有关。
张泰荣是奉化一个普通的小知识分子，通过研读他的日记，我们以他的个人经历为主要线索，讲述１９２０年代不同身份、不同政治取向的地方精英完成权力重组的过程。一方面，部分在晚清已经获得威望的人群，延续地方自治传统并将之与新的党组织接续；另一方面，中下层知识群体在“群众运动”的口号与行动中，开始完成党化与组织化，并在地方事务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地方党派、身份芜杂交错，五卅后的反帝热潮激发出了小知识分子自觉的国民革命意识。奉化地区的这个个案，透视出２０世纪中国政治发源与经过的微观情形：政党政治的脉络延续自晚清；地方力量党化的完成则正式终结了传统中国的地方精英统治模式；当个人与团体经历了严密的组织化，才得以深入更多阶层、控制更多人群，并因此获得了领导中国政治的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民国学术自由与独立的堡垒中央研究院，在1940年蔡元培去世后的继任院长候选人选举时受到政治的强力侵袭。评议会评议员们以学术良知抵挡住蒋介石举出顾孟余的“下条子”行为，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候选人翁文灏、朱家骅与胡适，表征了学术自由与独立对政治的胜利。但在院长人选的遴选与任命过程中，因政治因素的侵扰等，不仅演成胡适驻美大使撤换风波，而且最终人选并非真正学人翁文灏，而是纯粹官僚朱家骅，显示出学术自由与独立的限度。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政治对学术发展更为强劲的干扰，朱家骅领导下的中研院，生存也面临危机，更昭显了学术自由与独立在政治强力下的窘况与窘境。
明清时期，温州是浙江省距离省会杭州最远的府州，也是交通最为闭塞的区域。从晋省赶考生员的日记等史料中，可以发现温杭间约５００公里行程，在自然力交通时代，人们爬山涉水，千辛万苦，费时近23周；近代以降，温杭行程发生巨变，通过沿海与内河轮运约需天，公路开通后一日可达，航空运输更缩至二小时之内。但是，旅行资费、路途安全和交通服务等，阻碍了晚清民国时期温州人的远行。当然，随着近代新式交通发展，封闭落后的温州开始进入发展时期，人们开始走出温州，走向世界。
《小说世界日报》是晚清时重要的小说专刊，对当时短篇小说的崛起与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是该报今已不存，研究者对其鲜有所知。综合有关资料进行考辨，并尽可能地呈现该报概况，从其他文献中钩沉其作品，推断其主笔，并对它改刊后的状态进行辨析。
“纪念碑性”和“魔性”折射出城市化历史的不同脉络，前者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后者是商业霸权的张扬。都市现代性呈现出魅化—去魅—再魅化的历史循环，日益异化为符号的幻象及其统治。“诗性都市”的建构旨在回归“城市为日常生活充当着剧院”，实现诗性与日常生活的统一，在传统城市研究之“神性”“权力”和“人性”三重维度之外，强调“诗性”对现代城市的批判与重塑作用，确立以生活世界为根基的城市哲学范式。
1932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部地区扶植了一个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十四年间，日本殖民者和伪满洲国官方，制定了一整套培育“少国民”的方案。为了更有效地“教育”青少年，他们开始创办官方背景的儿童读物，《满洲学童》应运而生。本文是对《满洲学童》杂志及其所刊部分童话的考述，试图以此重现伪满洲国“植入式童话”这一创作现象，并探索殖民者对“少国民”的期待与想象，揭露他们对儿童刊物的把控与设置，还原他们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元素植入童话的动因，探讨他们利用童话来虚构乐土的实质。
从中古以来《维摩经》注疏的思想史来看，该经在中国中古佛教义学中具有相当广泛与深入的影响力，其讲疏之风也一度发展到巅峰。对《维摩经》不同思想的法流，从罗什、僧肇、僧轈、道生等一批关中学派，到地、摄诸论师，以及三论、天台、法相三宗，均有相当数量与质量的成果出现。以中古《维摩经》疏为中心，可以探讨中古时期《维摩经》疏不同谱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厘清关河、地、摄、涅槃诸师，天台、三论、唯识各宗的《维摩经》注疏之思想史脉络。此外，根据不同注疏思想脉络的分析，还可以对敦煌本《维摩经疏》（Ｔ２７７１）的作者与昙迁一系北地摄论师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推断。
“正翻”和“义翻”是中国古代佛经汉译理论中的一组翻译方法，分别用来处理“东西两土俱有”和“西土即有，此土全无”两种情况下的译名问题。唐末五代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中录有为这对术语界定概念的文字，但其始创者是提出“五种不翻”的译经大师玄奘。北宋南山律宗僧人允堪借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事类”观念，对道宣提出的“事义相译”进行了详细的疏解与发挥，把“义翻”的适用范围从具体名物扩展至各类抽象概念。
社会科学对于灾害内生性和扩大性的认识深入，突破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取向的认识裹束，带动了灾害管理的社区转向。随即而来的争论焦点在于：由社区社会工作延展的行动传统，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在当下推送有效的灾害服务？本文批判性地检视了西方主流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主张在本土实践中实现以“社区为本”超越“社区导向”的服务重构。这意味着，社区本身作为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关系主体被重新置于灾害干预服务的中心。灾害社会工作服务从而能够以反派系（ａｎｔｉ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的专业姿态为灾区提供更具效能的专业服务。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知识的发展，有必要实现从本土化向本土建构的转换。而回到实践场域，是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值得考虑的一条可能进路。实践场域是社会文化诸要素的交汇处，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的生态环境，其中所所蕴含的“中国问题”，可以作为本土建构的逻辑起点，其中所生成的实践智慧，是本土建构的重要智识资源。为此，关注作为常人的一线社会工作者和案主；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的跨文化对话比较；以问题为导向，在实务研究中实现知识创造，是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可以选择的基本策略。
基于中日间安全互信缺失和相互依存紧密并存的复杂性，为防范中国对日本的安全“威胁”，同时又能避免双边关系陷入激烈对抗而导致日本利益受损，安倍内阁在对华外交中采用了兼具“制衡”与“合作”两种面向的“对冲”模式。“制衡”主要体现为内外制衡加制度制衡，即一方面对内增强日本国防力量建设，对外强化日美同盟，并加强与周边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借助国际场合对华展开舆论攻势。“合作”主要包括经济务实主义和约束性交往，意指日本应在重视对华经贸合作的同时，借助多渠道对话机制来增进沟通。
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并确立中日世代友好的愿景。进入２１世纪，由于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的交替作用，两国关系的发展曲曲折折，中国政府在努力维护中日友好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对日政策。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困局，中日双方应落实好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内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向“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迈进。
中日两国交往发展史堪称国际关系史之最，两千余年的历史纵深和客观史实，足以满足归纳两国关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要条件。从大历史的视角出发，历史宿命的国家主义与古为今用的天下主义、忧患意识外溢的日本对外侵略与中国改朝换代、“天朝礼治体系”与“大东亚秩序”两种东亚秩序的建构、战争发源地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力学作用、两国政治领导人的历史担当与义利观等要素，构成中日关系历史哲学演绎的主要范畴，从中得出的规律性与合理性结论，理应成为中日关系“以史为鉴”的重要内涵。
由于农民工组成结构的多样性、经济问题同非经济问题相交叉、农民工现实支付能力同潜在支付能力不协调、农民工住房问题承载着过多的功能、需要将农民工住房同大小种类差异极大的各个城市的供给能力相匹配，因此，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是高度复杂的，必须十分谨慎和周密。从政府层面看，短中期应迅速采取诸如鼓励有关方面提供廉价宿舍、对符合条件的配租公共租赁住房或给予住房保障、鼓励开发商多建设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将农民工纳入公积金体系等措施，缓解农民工住房的现实困境。当然，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货币化，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支付能力，并使之成为农民全方位参与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强大动力，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农民工的住房消费金融支持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关注。随着农民工市民化待遇的提出，农民工住房消费也成为迫切需要，农民工住房消费需要住房公积金政策性金融手段支持。然而目前的公积金制度主要面向城镇居民，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公积金这一政策性住房消费金融手段的支持，因此，有必要针对公积金存在的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结合农民工的实际特点，在现有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公积金制度，以促进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满足农民工的住房消费金融支持的需求，拉动内需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促进农民购房，化解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是去年中央经济会议确定的一个重要任务。农民购房贷款的金融风险客观的存在，为了促进农民购房，就有必要建立一套适合农民的征信体系。信用报告是购房贷风险识别的重要利器，但是央行征信系统对农民信息的覆盖不足，据此出具的农民信用报告将使得不被覆盖的农民工无法正常获得银行贷款。根据我国互联网市场发展状况，构建以央行征信系统为主、互联网数据为辅的农民购房征信系统将是我国房地产金融的重要创新。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对流动人口主观购房意愿特征及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影响外来流动人口工作地购房意愿的因素可归纳为经济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城市融合因素。其中，家庭月均收入对工作地购房呈显著的U形影响，但影响不稳健；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合因素，如工作地的身份认同和邻居居住类型都对工作地购房概率产生显著正影响；空间流动方式对工作地买房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市内跨县和省内跨市流动要比省级流动产生更高的工作地买房意愿。此外，外来流动人口的购房意愿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呈现出异质性，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当地购房意愿的影响呈倒Ｕ形。相比一线城市，流入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当地购房可能性最高，其次是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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