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可通过田野调查、理论生产和实践参与三种基本方式实现，与这三种方式对应的是政治运行中的生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田野研究不仅成为“理解中国政治”和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径，而且与实证田野并行的理论田野的新视角或新发现，也标示着中国政治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及转型。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对象的研究，不仅需要有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还需要在扎根田野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经验，并通过经验、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丰富和完善。立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政治发展可以发现，国内外常用的中国政治分析范式，例如“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并不具有全然的解释力，仍然需要构建更符合中国经验和实践的理论范式。
关学奠基于张载，其基本特点与张载的思想难以分开。在天道观上，张载提出太虚即气，从这一观念看，气只有如何存在（聚或散）的问题，而无是否存在（有或无、实或空）的问题，哲学的视野和提问的方式由此发生了变化：对存在方式（如何在）的关注，开始取代对存在本身的质疑（是否在）。在张载那里，天道观与人道观彼此相关，在天道观上以对世界“如何在”的考察，取代了“是否在”的质疑，在人道观上进一步引向对人如何在的关切。以肯定人伦秩序为前提，张载进一步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其中包含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统一，并在更内在的层面上展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后者既展现了普遍的价值追求，也体现了关学的内在精神。精神境界以人自身的成就或人的完善为指向。在如何成就人这一问题上，张载进一步提出了其人性理论及“变化气质”的观念，对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理论作了双重扬弃，并由此对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作出了新的阐发。
谭嗣同是最早对脑进行系统诠释的近代哲学家，并基于对脑的理解而探究人与世界的同一性问题。基于对认识过程和途径的考察，他肯定认识起于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与外物的接触，呈现出经验论、反映论的特征。在此过程中，谭嗣同一面夸大人之感觉器官的有限与外部世界无限之间的矛盾，一面突出认识对象的瞬息万变、不可捕捉。在否定人可以通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器官认识世界的前提下，他放弃感觉器官而寻求新的认识途径，试图信凭佛教的“一多相容”、“三世一时”洞彻真理，致使“转业识而成智慧”成为其认识哲学的最后归宿。至此，谭嗣同的认识哲学既包括由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来的经验论、反映论，又包括由佛教而来的玄想、顿悟，由此构成了一道独特景观。
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思想中，哲学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或最为核心的内容，并且其有关轴心期的全部理论也是由哲学率先出场。哲学究竟是如何出场或登场的呢?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给出了一些“要素”，极具启发意义。但总的来说，雅斯贝斯的“要素”显得断断续续，并不系统和完整。对轴心期不同区域的综合考察表明，哲学登场的“要素”主要可能有：混乱与散漫的初始状态、神学的失落、知识的增长、人性的觉醒或理性的萌芽、对社会的批判以及智者的反思，等等。
“是”或“不是”变换为“应该”或“不应该”何以可能，休谟质疑其中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学界给出了“应该的逻辑”之学理解答；面对求助者“应该”如何的思想困惑，哲学咨商者主张回归事实之“是”，给出了“实践三段论”的思想治疗模式。融合由“是”导出“应该”的正向解答与由“应该”回溯“是”的逆向探索之视域，贯通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辅成关联，可以深化休谟之问的学理理解，也将利于学术智慧应用于日常生活，照护众生的心灵家园。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三年是晚清史上的重大事件，但由于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变化，袁世凯“开缺”的真实原因逐渐被遮蔽，“回籍”、“养疴”的真相也越来越模糊。其实，如果仔细排比新旧史料，重现当年历史场景，很容易发现传统说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暗示，属于政敌或不明真相者有意无意的歪曲、抹黑。而袁世凯及其部属、友朋后来又因为“帝制自为”等因素，也不便为其辩诬，将错就错，铸就了人们所熟知的袁世凯形象。其实，袁世凯“开缺”没有那么多阴谋，他离开北京返回故里的故事更没有传统描述的那样扣人心弦。“养疴”期间，袁世凯并不是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
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是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国内贯彻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机构，它以监视和迫害境内有犹太人血统并被迫改宗的所谓“新基督徒”为主要活动，同时也针对其他具有“异端”和自由思想的作家以及违背基督教“正统”传统习俗的社会行为。葡萄牙宗教裁判所起源于1530年代反宗教改革的盛期，在17世纪，它对“异端”的迫害活动达到高峰，在18世纪中叶蓬巴尔侯爵改革时期受到沉重的打击，最后于19世纪早期消亡。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抑制了葡萄牙文艺复兴的思潮，迫使大批有犹太人背景并拥有经济实力的“新基督徒”流亡国外，这使得葡萄牙在与荷兰及英国的商业竞争中最终归于失败。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再次掀起了强劲的宪法修改运动。这一运动虽然暂时以日本政府修改宪法第9条解释的方式告一段落，但它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这是因为，日本宪法的创制最初就超越了民族国家框架的范围，具有一种世界属性，因而它所设定的课题只能在一种新的世界体系下得到解决。日本宪法创制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代意义需要在新世界主义的视角下进行重新解释，这种解释反过来也构成了新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
唐宋词大体可分为艳婉词与庄重词二大类，前者如温庭筠的《菩萨蛮》等，后者如范仲淹的《渔家傲》等。艳婉词大多抒写日常情事，不必要也不可能逐词考证求解，而可以文学的想象力去领悟，如温词“小山重叠金明灭”句中之“小山”；有些庄重词如范仲淹的《渔家傲》确乎关系重大，则必须以考证之助才能准确地理解其背景和意蕴，否则泛泛读过，反会错失其中寄托、误解其中滋味。
现代散文理论吸纳古典资源的方式是多方面的，其中独特的是“挖掘”与“追认”。“挖掘”，即是将古代不少无人重视或极少有人视为散文作品及其理论的，以现代“纯文学”散文观念衡量，重新“挖掘”出来。“追认”就是追加认可，既有概念本身的追认，也有散文家、散文理论家的追认，有散文及其理论作品的价值及地位的追认。“追认”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追宗认祖”，由“古已有之”证明自己理论的合理性。散文理论家以晚明小品为重点，不仅向前“追认”，还向后“追认”。“追认”是一种“文化命名”，每一次“追认”都是对被追认者的重新评价，是文学史的“重写”。“追认”的弊端是明显的，往往“遮蔽”了文学史部分真相。
从民国女性词集作者、文本两个维度予以观照，民国女性词集具有独有的特征。如从作者地域分布和身份构成来看，地域分布具有不均衡性，主要集中于江南一带，尤以江浙籍为多。但又因为民国独特的时代环境，使得词人因求学、求职、避难、随宦和革命等原因而呈现出动态的流动。作者身份构成呈现多元化，官宦女子、普通闺秀、女报人、教师（学者）兼而有之，同时又不截然分明，具有身份的交叉性特质。从文本本身来观照，这既是一种“独抒性灵”式的美学发声，又存在着雅俗并存的状况。
从汉魏至宋元的汉语语音史文献中常常提到“五音”“五声”“宫商角徵羽”“五姓”等相关的名目，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解释。“五音”在大多数文献中都用来指称声母的类别（“唇牙喉舌齿”），“宫商”之名也有类似的涵义。论文中指出，宋本《玉篇》后附《五音之图》的“五音”包含了10个代表字，每组2个，一共五组。其区分标准并非声母、声调，也不是介音或主元音，而是“韵”的语音性质，即主元音和韵尾搭配后的五种不同的口腔发音状态。另外，汉代以来的文献资料里将“五姓”与“宫商”相联系，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而且历史上前后一致，很有规律。
对语法研究而言，汉语动词及物性问题研究既是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在划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可能性、必要性，划分标准以及下位分类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及物性是动词的一种根本属性，及物性虽然与动词的价有联系，但是二者之间绝不能画等号”这一认识，可以根据有无及物性将现代汉语动词重新分为四类：及物动词、作格动词、不及物动词和假及物动词，其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间关系属于不及物动词包含及物动词模式。
我国《刑法》第176条将“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纳入犯罪行为，这种将非正规金融活动入罪化的立法政策值得反思。将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入罪化，有悖于现代刑法所奉行的谦抑性原则，有悖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原则，也是有悖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需要。概而言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该去罪化，这是建立公正、合理之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迈向金融业平等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尚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做法不一。现行主要做法是根据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案件性质和河流流域、环境资源案件数量、人口数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集中管辖法院，或者依托铁路法院实现跨区域集中管辖，实行环境资源案件“二合一”或“三合一”的审理模式。跨区域集中管辖适度打破了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的重合，具备良好的价值和作用。但在实践中，存在法律依据不足、跨区域程度不高、不方便当事人诉讼、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跨区域管辖难以落实等问题和局限。要突破现行改革的局限性，应将跨区域集中管辖法定化，调整集中管辖的层级和地域范围，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方便当事人诉讼。
相较敦煌遗书中唐前期《金刚经》写卷仅抄经文的情况，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许多《金刚经》写卷在经文前后都抄有“启请文”和“真言”等内容，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诵经前仪”和“诵经后仪”。此种现象所反映出的是持诵仪轨在《金刚经》信仰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另外，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佛说金刚经纂》还体现出经典持诵与斋仪活动的融合，开启了后世《金刚经》科仪文献的某些端倪。通过对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中《金刚经》及其相关的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金刚经》信仰中的仪式化倾向，而且此种倾向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中后期。
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是提升城市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其中教育资源在总量和空间上能否实现供需匹配，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交通的运行效率。以合肥市基础教育设施为例，对城际人口流动引发的设施需求总量变化以及设施需求的空间差异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不同区域基础教育设施的新增供给规模进行定量测算后发现，合肥市现有教育资源较为紧张，设施供给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实际需求；同时，各城区中小学教育设施需求和供需缺口均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即新城区的教育设施供需缺口较大，而老城区则相对较小。有鉴于此，且参考国内外教育设施建设的典型经验，结合城市土地利用和设施供给现状，有关方面在设施配置中应保留足够“弹性”以应对可能的需求冲击，结合基础教育的需求分布进行空间差异化的设施供给，通过城市规划与管理政策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均衡配置，促进教育设施与其他设施的功能整合与共享，从而实现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的优化配置。
从城市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城市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影响关系，而这两者均会影响房地产价格。运用70个大中城市的数据检验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中介效应后发现，人口因素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从而影响房价，产业结构独立影响房价。外来人口对流入城市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分产业有所区别，它增加了城市第二产业的劳动供给，却降低了城市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这种结构特征使得它在影响城市房价时也体现出受城市产业结构的调节，即外来人口提高房价这一假设只在产业结构类似时成立，当产业结构不同，譬如仅考虑第三产业时，外来人口占比高反而降低了房价。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房价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其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聚集经济等各种变量的情况下，由于中国工业制造业工人工资与房价的不相关性和中国土地市场的垄断性，房价并没有发挥抑制新企业进入的作用，反而显著提升了新企业进入的概率，这不利于企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布。因此，采取合理措施提高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和削弱中国土地市场的垄断性，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在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自1998年房改以来，我国各地区房价除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之外，有两个深层次的变化特征值得关注。一是各地区房价变化呈现波动性，二是区域间房价变化呈现关联性。在一个两地区DSGE模型框架下，引入信贷市场的不完备性，对以上两个特征事实做出的解释是：首先，信贷约束对外生冲击造成的房价波动产生了放大作用，从而使各地区房价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其次，在信贷市场不完备条件下，房价波动会通过信贷渠道在区域间进行传导，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较低的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会导致冲击所在地房价的更大波动，而较高的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会导致更为显著的房价溢出效应。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证实了我国各地区的房价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时，应考虑到房价波动在区域间的传导，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在消费者房价上涨预期、商品房逐渐增强的投资属性和炫耀属性以及我国商品房刚性需求的放大等四种力量的作用下，商品房已经成为一种凡伯伦商品。商品房对消费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商品房本身的使用价值，更取决于商品房给消费者带来的社会效用。据此，通过假设需求曲线向上倾斜，利用动态博弈理论，分析房地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发现在当期房价决策中，房价上涨对房地产商和上期购房的消费者都是最优选择，且房价上涨会刺激商品房需求进一步增大。这对2009年至201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
辛亥各省光复，防奸锄奸成为重要任务。由于坊间传闻、媒体报道以及别有用心者的攻诋，加上汉奸罪是政治而非法律术语，使得锄奸范围事实上大为缩小，汉奸问题却看似乱象纷呈。实则以沪军都督府为代表的各省军政权和南京临时政府，都力求在确保政权稳固和树立文明形象之间取得平衡，分设了侦缉和执法机构，相互制约，严格掌控汉奸的指认及处置，有效地防止了滥捕乱杀。而政坛变幻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判断汉奸的尺度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考验着革命党的政治伦理。
20世纪的宗教变迁带来了一些影响全球社会生活并在今天持续产生重要作用的新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四个趋势就是世俗化、宗教化、理性化与躯体化。这些发展趋势也影响了华人社会，通过考察两个相当不同的华人地区——中国江苏和中国台湾，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地在全球化宗教变迁中的差异性与共同性。通过观察与研究可以看出，两地的相似性显示出在不同政治背景下，两地共享的文化传统和共同受到的全球影响的相对重要。与此同时，一些明显的差异性也在两地宗教生态上表现出来，尤其重点表现在地方寺庙崇奉状况，以及佛教和基督教发展的各自特点方面。
通过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茨中村的天主教的人类学观察，可以理解当地天主教在村落中的存在，以及其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一起，不仅仅是以"宗教"的身份存在于村落中，更是一整套生活实践规则。两者一起组成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成为村落内部社会分类的标准，并且形成一套新的秩序，保证了村落公共生活层面的稳定有序。宗教的社会分类系统，以及关于村落起源的历史叙事，共同揭示出一种对于异质化社会的整合过程，并且保证了完整的村落成为公共性事务中的"主体"存在。
依据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将技术结构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构建新古典经济增长结构模型，结合1999—2013年中国省际与产业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区域和产业的适宜性技术结构及其优化效应，以及中西部地区最优产业技术结构的变迁路径，进一步探索偏离最优技术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其结果显示:一是产业生产率出现两极分化趋势且向低生产率区域聚集，技术进步率、技术贡献度和贡献度的增长存在潜力;二是产业和地区存在最优技术结构，中部和西部地区偏离最优技术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均具有抑制作用，暗示这两个区域都存在技术结构调整潜力，但两者方向差异明显，中部地区应偏向于提升技术进步率，西部地区更应倾向于提高经济增长率。
针对近年来我国OFDI逐年增加的现实，从央企和地方企业的细分角度对OFDI地理布局问题进行分析，定量研究政治风险、自由贸易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投资协定的签署对中国企业OFDI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央企向高风险地区进行OFDI的倾向要高于地方企业，市场与资源驱动是影响地方企业OFDI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关方面应当加快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和签署，重视我国企业OFDI中的政治风险，加大对地方企业OFDI的支持和引导。
立足于中国的制度环境，以2008—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同业参照效应角度实证检验新任高管对公司高管薪酬增长的影响，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契约存在着同业参照效应，新任高管与高管薪酬增长正相关，发生新任高管事件的公司会倾向于采用同业参照效应提升高管的薪酬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新任高管来自公司外部和公司的前任高管非正常离职时，这种倾向更强。上述结论可为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基于2008—2014年我国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12625个观察值，按照总体样本与行业样本分别检验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与总体上市公司以及三大行业上市公司的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内部控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即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影响显著强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政策制订部门可扩大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范围，逐步推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大中型企业提前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并重点督导资本密集型行业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实施情况，同时，资本密集型企业管理层应针对本企业特征建立相匹配的内部控制体系。
魏晋南北朝盛行的禅代模式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思想背景，其模式虽称革命而实质禅让，故可名为“禅让革命”。这一模式上承先秦、秦汉关于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传统的讨论，修正和组合了其所寓义涵，将之外化为一套高度程式化的禅代仪节，以此确认了公天下让贤原理在家天下时期的适用性，肯定了顺天而应人的革命大义为禅代辩护的价值，统一了其间关系和王朝易代的合法性理据。这就在圣王不再、纲常已立的时代，明确了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行途径，尽其所能地解决了对王朝体制发展来说至为关键的易代合法性的论证难题，应当视为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由于其具体论证过程仍面临着民意难定而天心莫测的困境，此期又不断倾向于以合乎古圣王治道的政教更张举措，来一体证成其易代上应天命而下合民意，因而使得整个模式的演化，呈现了从偏于禅让因循向较重革命改制过渡的态势。
1998年房改之后，我国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同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稳步上升，两者间是一种偶然，还是存在内在关联?通过构建住房价格均衡模型，在理论上推导出老龄化本应对房价存在抑制作用；利用我国1999-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则发现老龄化在样本期内对房价总体上存在抑制作用，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差异性。这一发现可能与1998年城镇房改给这代老年人带来的一次性住房财富通过家庭代际转移逐步释放到住房市场有关。在特定阶段，老龄化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不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当房改红利消耗殆尽，老龄化的加剧仍会不可避免地抑制房价上涨。进一步的分样本研究初步证实了上述猜想。
我国目前正在某些地区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如何建立这项制度，缺乏实践的成功经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其从模式选择、参保对象、资金来源和待遇给付等方面均进行了构建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这些启示包括重视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确制度的定位、重视非正式护理人员的作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我们应该积极借鉴这些国外经验，从而构建高效、可持续性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通过构建城镇女性劳动参与影响因素评价模型，对调研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实证检验，在解析影响路径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与Dprobit模型对各因素影响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及其边际效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个人月平均收入、提供家庭补助与税收减免、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个人月平均收入影响最为显著；6岁及以下孩子数量、家庭月平均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消极。通过逐步实现政府主导的"婴儿所、托儿所、幼儿园"一体化学龄前儿童社区看护，对育后女性提供家庭补助或税收减免，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并进行分类帮扶，鼓励用人单位实施"柔性工作模式"等，可帮助城镇女性兼顾生育与就业，为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推行保驾护航。
伴随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以及供给侧改革的展开，中国城市相继出台人口和产业调整政策，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城市人口、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是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探讨城市采取上述调整策略时对它们的影响。基于Glaeser等（2006）提出的住房供给和城市发展理论模型，通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13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住房供给弹性是联系住房市场与城市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以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为代表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对城市人口、工资和房价带来影响时，住房供给富有弹性的城市表现出较快的人口增速和较小的工资和房价涨幅。该机制从供给角度揭示了住房市场在人口及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近年来，上海制造业地位不断下降，工业品牌影响力持续减弱。因此，引入新的要素以促进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创意设计与制造业融合的路径和模式的相关理论，结合上海的相关政策与典型案例，并应用历年投入产出表对上海创意设计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创意设计与制造业的融合目前仍处于以硬投入为主的技术融合阶段，其中，制造业与创意设计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大规模"与"个性化"矛盾、所有权结构不完善制约制造业与创意设计的融合水平等则是产业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针对上述现存问题，政府、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应该集合力量采取培育本土元素、激发企业需求、引导跨界创新等手段予以重点解决。
通过计算2003—2013年97个行业的地区行业基尼系数和行业泰尔指数，发现中国地区行业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除安徽和湖南外各省份行业收入差距呈倒U形走势，泰尔指数在2003—2008年增长了17.9%，之后至2013年又下降了10.3%。线性空间回归模型表明教育年限与行业收入差距正相关，受教育年限逐年增长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结构效应，大专学历就业人数占比上升产生了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效应，但缩小效应难以扭转其他学历就业人数占比变化带来的扩大效应，总体而言教育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文中的其他证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另外，行业收入差距与人均GDP存在着类似"库兹涅兹曲线"的倒U形关系；行业垄断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服务业集聚水平、市场潜能、人力资本和市场开放程度与行业收入差距正相关。
前秦攻灭代国后，通过"散其部落"之措置，解散了拓跋部族联合体。北魏道武帝的解散部落政策，实取法于前秦，亦即将所征服或来附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部族单位，纳入到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中，部落组织和原本世领部落的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仍得以保存。这种得到国家认可、授权的部落酋长，北魏名之为"领民酋长"。这种性质的领民酋长实亦见之于十六国，并为北魏所取法。从比较研究视角考察十六国时期的解散部落和领民酋长，有助于深入理解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和领民酋长制度的渊源及实质。
如果要从空间与时间、世界与历史相统一的坐标上标示出当代中国在世界发展大势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可通过四个由远及近的视角对中国发展的时间轴进行分析：一是基于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的历史视角，重点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几个时期（子阶段）以及彼此的关系；二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视角，重点分析中国经济起飞的"增长奇迹"背后的逻辑；三是基于进入21世纪以后的历史视角，剖析中国如何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完成从"全面赶超"到"全面超越"的目标；四是基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历史视角，通过对比分析"新常态"与"老常态"，梳理"习近平时代"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和继往开来的前进方向。
经济新常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判断，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中国经济新常态，既是中国经济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点和战略性抉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内将保持中高速的赶超型增长趋势，通过转换增长动力机制，引领中国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继续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经济新常态及其新赶超型增长，超越了传统的线性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后赶超型经济体的总量赶超与结构赶超的二元特征和二次赶超的内在属性。经济新常态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尤其是赶超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目前有关记忆理论的研究，从方法上看，历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等领域展现出来的新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而哲学却依然停留在100多年前的柏格森、胡塞尔的反思与描述方法上；从理论创新来看，上述领域中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以及跨文化记忆等相关概念不断推出，哲学除了记忆类型的概念之外，没有提出其他有效的概念；从实践来看，记忆实践活动如各种纪念活动、各种记忆资料挖掘以及记忆实验从各自角度展开，而哲学并没有引领这些实践活动。这种情况是哲学自身的内在性所导致，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强大传统使得哲学自身遗忘了记忆现象及其问题。如果哲学要重燃记忆之火，重新发挥应有作用，需要回到记忆现象本身，这意味着要追问记忆体验的构成以及建构记忆研究的哲学起点。
民间文学是一国之民共同享用的口头文学。当代民间文学既以口头表演形式生成，也以书面文本形式生成，且通过口头、书面、影视、网络等多种途径传播，它们是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节日和仪式为民间文学提供了制度化的表演窗口。当代民间文学通过仪式关联和文本关联两种途径延续民族记忆。大量涌现的民间文学作品以"集体文本"的形式构成记忆媒介，在互动循环中维系国家的、民族的共同历史感和价值观，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同一性。中国当代民间文学既构建国家政治认同，也构建民族身份认同，二者具有较多的内容一致性。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满洲移民的记忆可划分为越境与继承两个阶段。1980-90年代末，为满洲移民记忆的越境期，这一时期，越境记忆促使了这一群体对在本土社会为对抗主流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被害者的记忆开始进行反思，触发了加害记忆的生成。并且，这一群体在面对自身战争被害与加害的历史意识的矛盾与冲突时，试图把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作为规避自身经验矛盾的途径。进入21世纪，为满洲移民记忆的继承期，口述历史实践与纪念馆是继承满洲移民历史的主要方式，这些活动是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在地域社会中不断地被共有与扩展的一个过程。在面向未来的记忆中，移民经历者们试图把"负的遗产"转化为和平友好的历史实践。
2012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涉日游行对在沪日本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感到恐惧"是在沪日本人对该事件的主导叙事，他们的"恐惧记忆"主要是对"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的心理反应，继而将它变为了身体记忆。而日媒"刺激性"、"偏见性"的相关报道，更使得"在日日本人"容易感到恐惧。"在日日本人"的"恐惧记忆"是通过日媒报道而被建构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想象中的恐惧"。可见，对该事件的"恐惧"既有"身体记忆的恐惧"也有"想象中的恐惧"。而在沪日本人则对该事件则保持冷静的态度，并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他们对该事件的叙述，可以发现生活在两国之间的"交叉性"群体的存在，他们对同样处境的群体表示同情，强调中日两国间"一衣带水"的关系，希望两国友好。事实上，这也是通过长期在沪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接触中国人的经验后发出来的"声音"。
哈特、奈格里基于认知资本主义时代的财富共同形式，认定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蕴含着共产主义的可能。其中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们"从资本转向阶级"的革命构想的核心议题，对此，霍洛威批判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误判，使辩证法与否定性一同被倒掉，最终滑向对资本主义的依赖，从而停止对抗甚至消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设想实现"共有财富"世界的制度问题上，霍洛威也对其展开了批判，认为关键问题是突破和超越现存资本主义，而不是建立替代性的统治制度。通过对两者之间的争辩的梳理，提示我们重新突破黑格尔辩证法对于解读马克思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彻底地否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客观基础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的危机设定为主体的意愿，这必然偏离对资本主义作严肃分析的方法论原则。
2009年《共有财富》出版以来，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奈格里和大卫·哈维就该书所包含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哲学方法论依据、现实革命策略进行了对话和交锋。主要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理解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虚拟资本的发展，斯宾诺莎唯物主义之于当代左翼激进哲学的理论价值，以及共有权与阶级斗争策略之间的现实关联。作为该争论的延续，哈维在自己的近期讲座和新出版的著作中重新探讨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面对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坚持并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较之哈特和奈格里、哈维的分析路径，更加值得我们关注。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性使其集聚程度高于其他行业，并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利用2004-2014年中国31个省份高新技术产业"二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双重回归，实证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其显著性并不稳健，而专业化集聚则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分地区考察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与专业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著，西部地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与全国层面的结果一致。以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进行门限回归的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各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在全国、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西部地区则不存在门槛效应；全国层面与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在第二个门槛值之前对劳动生产率均有负的显著的影响，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影响则不显著；东部与西部地区在两个门槛值前后均呈现负的显著的影响。将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的进一步检验，则证实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
在传统经济变量代表性减弱背景下，创新性地选取资产价格指数表征货币政策操作，基于大量基础经济指标构造经济活动因子与价格水平因子，并在TVP-SVAR模型框架下实证考察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中美货币政策均具有直接与间接两种溢出路径，两国间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具有双向性，且不同年份呈现出不同的溢出强度与持续性。可见，即使"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一国国内经济发展，但长期看终将因其他国家的政策博弈而自食其果。因此，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为货币政策的国内优化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更加凸显出其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如此才能实现合作基础上的效益最大化。
在Adrian和Brunnermeier（2011）的文献基础上适当改进条件在险值（CoVaR）模型，采用中国16家上市银行2005-2016年的周数据，实证研究各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及系统重要性程度，其结果表明：（1）我国16家上市银行中，国有大型银行的条件在险值（CoVaR）、系统性风险溢出（ΔCoVaR）要远高于股份制银行；国有大型银行和部分近年来业务发展较为迅速的股份制银行，其系统重要性程度要高于其他股份制银行。（2）规模和关联性是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和系统重要性的重要解释变量；在对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上，规模是关联性的4.8倍；在对系统重要性的影响上，规模是关联性的7.2倍。
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快速增长。相比于国内市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因而有必要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构建分别反映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规模与效率的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基于2004-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间接融资规模对我国OFDI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而直接融资的影响不明显。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资本密集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间接融资规模和直接融资规模对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融资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对于西部地区，不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金融发展都未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为了缓解美国军队面临的巨大压力，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后，特别提议招募来自苏东集团的逃亡者组建志愿自由队，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美军执行对欧军事防卫的职责。为早日实现该设想，美国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展开了双重努力。然而，因冷战局势缓和的冲击，特别是受美国整体冷战战略转变的影响，再加之决策层人事变动干扰，组建志愿自由队的设想最终夭折，美国转而选择采取其他措施利用逃亡者来实现其冷战目的。通过分析志愿自由队这一"未成功实施"的案例，既向读者呈现了美国为赢得冷战所做的蓄意谋划，同时也部分展示了美苏冷战对抗的有限性。
1961-1962年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对于外交环境日益孤立的中国而言，是一次亮相国际舞台的重要机会。在中苏分歧扩大、中美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加大力度支持世界革命，一方面也寻求与中间地带国家改善关系。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既实现了维持老挝中立并为巴特寮革命赢取时间的目标，同时也借印支问题缓和了与法国的关系，为后续的中法建交提供了一次关键契机。虽然毛泽东此时尚未明确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但这一政策正处于构建的过程中，中国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行动已符合这一外交战略的开展。
在跨文化传播和翻译中，"格义"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格义"之后，需要做的是"正名"，这是纠正"格义"之弊，准确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所谓"正名"，就是在系统论思想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译传历史，对重要的文化术语及其译名进行重新审查和厘定。中华文化传译已经经过了几百年，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受到历史的局限，在译名中有许多适应西方文化的"格义"之处，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效果。当前中华文化的传播正搭上了发展快车道，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也走上了中译外的道路。在这情况下，更需要认真对待"正名"问题。文章对"正名"的重要性、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甲骨文动宾结构有动宾和宾动两式，宾语后置是其基本语序倾向。卜辞宾语不同的前置方式起于不同的动因，有标记前置主要归因于强调需要，无标记前置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原始语言较低的句法模式化水平。甲骨文宾语中占最大规模的不是客体宾语，而是附加体宾语，这是该时期宾语的典型特征，但西周汉语里客体已取代附加体在宾语中的典型地位。不过，西周汉语和尚书语言双宾语结构的语序仍有模式化水平较低的遗迹。
好像的历时发展路径为：动词性偏正短语→像似义动词→像似义副词→揣测情态副词→委婉情态副词→话语标记。"好像"在现代汉语口语中衍生出的话语标记用法，其负载着特有的话语功能，学界关注较少，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据分析，"好像"特有的话语功能主要有主观评述，以不确定形式委婉传递说话人的真实想法，体现说话人对事态的否定和不满，说话人记忆模糊下的话语连接。但"好像"还没有发展到典型话语标记这样成熟的水平，尚处于话语标记用法阶段。
通常以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术保守与政治激进似构成一对矛盾体。就前者而言，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抵制其时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然而关于章氏对甲骨的态度，"一贯否定"说和"始疑终信"说均有待商榷。晚年章氏实已承认了部分甲骨的真实性（对释读仍表怀疑）。此外也肯定了大部分钟鼎彝器以及宋以前的考释（对宋以后的释读仍持怀疑），而对《陈仓石鼓》、《三体石经》的文字学意义则更是予以了高度肯定，甚至将《三体石经》提高到了与《说文解字》同等的地位。由章氏关于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不但显示出其学术上并非简单"保守"，也揭示出其对学术场域内在运行逻辑的尊重。章氏在学术场域中的严谨与政治场域中的激进均基于其对不同场域内在规训的深刻体认，看似矛盾，实则互文见义，内蕴了深层次的高度一致性。
从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角度分析中国国家形象对"中国制造"的影响机制是探究中国企业产品和品牌如何走向全球的重要课题。研究一以英国市场为测试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宏观技术形象和宏观经济形象均能通过微观国家形象正向促进外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评价和购买意愿，而宏观政治形象不能产生显著影响。研究二以美国市场为测试样本，进一步证实了宏观国家形象通过微观国家形象进而影响外国消费者的行为意向，但限于宏观技术形象和宏观经济形象。同时，在研究二中进一步分析了国家认同和价值意识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外国消费者的国家认同会负向调节微观国家形象对"中国制造"的评价和购买意愿，而价值意识会正向调节"中国制造"评价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效应。上述结论从新的角度解释了国家形象对"中国制造"的影响机制，蕴涵了重要的管理含义。
作为体现媒体关注度的对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量，以及投资者对特定上市公司或股票的关注度等是否会影响对应股票价格的运行，这乃是行为金融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基于持续跟踪了半年之久的东方财富股吧中37万多条信息转化而来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以股吧中的发帖数衡量的投资者关注度、公司新闻量以及公告数对相关股票当周的价格波动幅度均分别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且公告数与对应股价的波幅呈负相关，但这种影响具有时效上的短促性。股吧发帖数、公告数与当周和下一周的股价涨幅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而公司新闻量对当周的股价涨幅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媒体新闻与公司公告数几乎没有关联性，但公司的新闻报道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投资者的关注。
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新常态"下，开发区以往采取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从而在未来继续保持增长是目前开发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从创新投入和产业集聚角度出发，基于上海市开发区2009—2015年的普查数据，分析不同因素对开发区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增强创新投入和产业集聚效应是提高开发区产值、利润等绩效的重要途径，并且发展阶段越高的园区，创新投入和产业集聚的作用越大，而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对开发区转型升级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制定政策鼓励创新，大力提升优势产业的集聚效应，是当前上海市开发区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突破口。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空间转移和生活融入两个阶段，安居（有房住）和乐业（有工作）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内涵，由此将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类不同支付主体对相关成本的分担。以南京市为例的分析表明，2005—2014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持续走高；在各主体分担的成本中，私人成本要高于公共成本和企业成本；私人成本与居住成本的变化趋势相近，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支付的公共成本中，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相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较小。有鉴于此，政府应当发挥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主导作用，承担更多的支付责任，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缓解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住房压力。同时，应建立良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以合理匹配乃至提升各主体的分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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