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变量。采用2001-2013年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土地市场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土地市场化在全国层面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土地市场化改善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中西部地区土地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宜从以静态货币补偿为主转向以动态补偿为主，并体现区域差异性，特别是要提升中西部地区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水平。与此同时，应破除农地和城市土地权益不平等的土地二元结构，打通城乡不动产市场，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和住房市场，促使同地同权、同地同价；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不当干预，平衡土地在区域间的供给，促使东中西部的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基于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困难的代际差异，其结果表明：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易发生住房困难；婚姻状况、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居住地区类型对两代农民工住房困难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上一年度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影响两代农民工的住房困难；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租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比租住廉租房、私人出租房的农民工更易发生住房困难；代际差异既直接影响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住房困难。为缓解两代农民工的住房困难，应当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加与他们的可支付能力相适应的租赁住房供给，适时为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供应共有产权保障房，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改造宿舍或建造高品质的蓝领公寓。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深入推行，城镇女性的生育习惯与生育行为逐渐发生改变，面临因生育及二次生育而职业中断的窘境，聚焦生育与职业中断成为当前女性就业工作的重要环节。基于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测度城镇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因素，借助Probit模型剖析生育对城镇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生育和抚养意愿越强的女性越容易发生职业中断，生育年龄越大、生育间隔越长越有利于女性就业；家庭照料、就业支持和育儿假正向影响女性再就业；生育保险、生育津贴和托幼服务对避免女性职业中断具有积极效果，劳动合同、就业培训和就业补助是女性就业的重要保障，性别歧视会加重女性职业中断。因此，应健全"二孩"配套政策，优化社会支持体系；在家庭内部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完善家庭照料体系；重塑组织文化，最大限度地吸纳女性就业；努力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从而营造高涵养力的就业环境，建立健全生育与就业保障体系。
前沿文献开始关注技术进步偏向性问题，却普遍忽视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方向和要素禀赋的非匹配性，以及FDI在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基于此，依据Acemoglu技术进步偏向性模型，在通过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法测算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类考察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偏向性影响问题，并探究技术差距对以外资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效应的影响，以及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传递效果差异，其结果显示：（1）中美技术进步偏向性均呈现资本偏向特征，FDI在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方向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非匹配的原因之一。（2）不同FDI技术溢出方式的传递效应存在异质性，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引发中国技术进步朝资本偏向。（3）FDI传递技术进步偏向性存在门槛效应，中美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则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效果越明显。
技术权力现象在重工业集群中十分常见。从集群内部权力分层视角出发，以上海临港装备制造集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基于技术权力影响的重工业集群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与创新区位选择问题，其分析结果表明：技术权力是影响重工业集群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核心企业是权力主导者并对整个集群的创新具有"绝对控制力"；权力导致集群内部水平式创新结网困难，集群成员的创新合作沿产业链展开，过程创新重于产品创新、供应商依赖重于市场依赖；优化创新区位对改善集群权力分层和创新结网作用甚微，重工业的"集群式"建设方式需得到反思；创新结网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是突破技术权力体系的有效途径，但其突破点仍在于制造环节的高效整合。因此，以嵌入生产链的方式嵌入价值链和创新链，重视过程升级，形成制造创新优势；转变传统集群建设思路，降低对集群创新外部性的依赖，重视制造创新区位优化，避免对区域市场和政策的高度依附；重视创新结网的重要中介作用，形成供应商之间多生产环节的技术合作，将有助于优化中国重工业集群创新路径和推动其创新升级。
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金融业、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使用长三角地区36个地级城市1999年到2015年的相关数据，应用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这些城市产业集聚发展特点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的直接、间接和总体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金融业集聚短期不利于、长期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集聚短期有利于、长期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文化产业集聚短期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但从长期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明确。为了稳固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需要政府适时打破行政区域界线，统筹规划、适当干预并调整其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节奏，促使产业集聚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
运用2005-2014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设置门槛变量，进行非线性门槛回归，以分析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推动农民增收的具体机制，其结果表明，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效应模型中，存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农村文体娱乐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3个门槛变量，而且，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农村文体娱乐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均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因此，有关部门应将农林牧渔及各类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适当水平，培育新型农业创新创业人才，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与农业的融合，从而有效提升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对农民增收的效应。
海外的苗族研究早期主要是殖民主义视野下的研究以及语言学方法的研究，在此期间传教士是苗族研究的重要主体，如第一部关于苗族研究的著作就是法国神父萨维纳的《苗族史》。其后，苗族研究在方法上转入人类学方法以及其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阶段，人类学家成为此一阶段苗族研究的主力军。此外，随着苗族研究的发展，苗族本民族学者也成长起来，成为自身历史的书写者与研究者。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苗族身份认同以及苗族的历史撰写也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独居老人是"居家养老"中最困难的老年群体，70岁及以上的独居老人又是独居老人中更困难的群体。基于对成都市、呼和浩特市、大连市、广州市、上海市的城区3363名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收人保障、医疗保障、服务保障、参与保障、环境保障状况和需求调查数据分析，可以发现，70岁及以上的独居老人在关爱类别的迫切需求上可细分为不同的特点，其"重中之重"的关爱对象也较为明确。有鉴于此，政府和社会应从供给侧完善对我国城区独居老人精准关爱的政策措施：强化"精准关爱"的理念；精准筛选独居老人中的重点关爱人群；精准确定不同需求独居老人的关爱措施；精准构建高龄体弱独居老人的全天候多重应急呼叫网络；精准推进符合大多数独居老人有效需求的机构养老；在社区层面尽快建立"独居老人信息库"。
亲属照顾者既是养老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支持服务的需求者。由于长期从事高负荷、繁琐复杂的照顾工作，长者亲属照顾者往往面临身心灵社等方面的压力，其多重的社会支持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较为丰富的长者亲属照顾者服务支持政策，具体分为实际性、信息性、社交性、心理和情感性支持政策，这些政策不仅能有效保障长者亲属照顾者的权益，还能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而我国目前的长者亲属照顾者支持政策仍处于探索阶段，长者亲属照顾者支持政策缺乏法律基础，长者亲属照顾者服务供需矛盾突出，补缺型福利特点明显。基于此，我国应完善政策体系和服务内容，为长者亲属照顾者提供经济援助和支援服务，并针对相关政策提供保障性措施。
随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我国城市高龄老人独居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其孤独感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使用"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数据分析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约40%的独居老人从来不感到孤独，约45%有时感到孤独，约15%经常感到孤独；女性、经济状况差和健康状况差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风险高；居住在北方城市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比居住在南方城市的独居老人高；独居老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越远，与家人的联系频率越低、关系越差，产生孤独感的风险也越高；由于各种原因失去提供帮助的人会使独居老人产生较高的孤独感。未来进一步加速的少子老龄化对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社会支持和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构建有益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使邻居和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对老人的支持能够真正有益于老人，满足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需求，减轻其孤独感，已成为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论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较系统地构建了一个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综合绩效的评量模型。基于此模型并采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口计生系统开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管理与评估模式的探索经验和实证数据，从而对模型参数进行了科学估计。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综合绩效评量模型包含四个子模块，即受托社会服务单位的基本管理制度建设达标绩效、社会服务单位组织管理绩效、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满意度、被服务对象满意度等。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综合绩效评量模型的构建，可以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管理和评估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齐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制度建设短板。
县域作为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人口回流趋势的增强和县内城乡"双栖型"流动人口的增加，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快推进县域的城镇化发展十分必要。围绕城镇化相关理论，基于县域就地城镇化概念，研究认为：当前的人口流动特征、农民城镇化意愿和国家政策是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的现实基础；而农民城镇化积极性不高、中小城市吸引力薄弱、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突出等则是地方在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未来，可重点从增强农民进城定居能力、关注返乡农民工群体、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引力、适度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培育建设特色小镇等方面加快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
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着多维政策效应。基于CHFS数据，将住房公积金制度细分为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和参与活跃度3个政策维度，根据家庭财务生命周期的一般规律，就其对我国城镇职工首套住房、多套住房以及住房财富3个方面的影响展开分析，同时，构建计量模型组并基于历史背景按时间序列和样本年龄特征进行分类回归，发现3个维度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参与广度对城镇职工拥有自有住房有显著促进作用；参与活跃度对拥有自有住房和住房财富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深度正向影响住房财富。进一步的探讨显示，公积金制度受益面过窄，削弱了制度的普适价值，特别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用于支持租房的功能基本处于没有开发的状态。因此，应当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功能定位，放开其租房支持功能，以促进我国"租购并举"的住房市场的均衡发展。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养老保险体系三大支柱结构失衡。为推动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缓解养老压力，我国进行了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目前推行的试行办法对税延商业养老保险金领取税率采取"一刀切"的模式，经测算，这种"一刀切"的模式会使很多人享受不到优惠。借鉴国外经验，基于我国新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测算不同收入等级下的税延商业养老保险金领取税率，并将其转换为领取金额的等级划分，同时，进一步对消费者年龄、退休年龄、个人收益率、保险公司预定利率以及个税起征点这些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后发现，我国税延商业养老保险推行中如实行分等级税率的设置，可以使不同年龄人群在购买时都能享受到税收优惠，且个体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投保年龄，以获得更大的税收优惠。
从国际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量看，日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外汇交易货币。日元之所以能成为主要国际交易货币，一是因为日本具有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以及适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等3项基础性条件；二是因为日本长期以来通过推进金融自由化，完全废除了外汇管制，建立了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从而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三是通过欧洲日元债券、日元外国债券、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等渠道使得日本成为世界净债权大国，导致日元国内的普遍接受性外溢成为国际的普遍接受性；四是长期的价值稳定和低利率，使日元成为优质的避险货币和价廉物美的套利货币，深受国际投资者的青睐。日元成功的经验对人民国际化的启示在于，应把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优先目标，再考虑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运用；应建设国内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之成为扩大人民币国际交易的基础条件之一；应保持人民币价值稳定和汇率稳定，使之成为国际投资者偏好的国际资产。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时期，当务之急是对人民币汇价的形成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构建人民币汇率目标区。构建汇率目标区的核心问题是中心汇率如何确定，而通过对名义汇率与劳动力生产率进行Johanson协整性检验，可以证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能够作为估计人民币中心汇率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而，考虑政策目标等其他因素，通过建立估计人民币中心汇率的VEC模型，并根据中心汇率测算结果与平均汇率之间的误差，确定人民币对美元隐形汇率目标区的波动幅度为±较为恰当，即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偏离中心汇率在±3%以内时货币当局无需进行干预，触及±3%时视为预警信号，超过±3%时是否干预视具体情况而定，而超过±5%时则必须进行干预。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进一步放松对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的管制，避免被动式的干预；将超额外汇储备中的一小部分用于成立干预外汇市场、管理汇率水平的外汇平准基金，将剩余的超额外汇储备转换成黄金储备。
通货膨胀率和实际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一直是宏观经济及金融等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构建非对称的通货膨胀率和实际股票收益率的理论模型，并建立马尔科夫区制转换VAR模型研究三区制下我国的上述两者关系后发现：剔除2014年下半年"杠杠牛"导致的唯一一次"通缩与牛市"并存现象，低通胀下实际股票收益率较低，温和通胀下实际股票收益率最高，高通胀下实际股票收益率最低；给定通货膨胀率一个正向的外界冲击，实际股票收益率在3个区制内均呈现负向变动的趋势，我国A股市场存在"费雪效应之谜"；创新性地应用区制转换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经济系统进行区制间转换时实际股票收益率与通胀率也呈现负向变动的态势。
“发展观”认为政治关联能通过政府给予商业银行利益输送项目使得商业银行保持绩效增长，而"政治观"认为政府与商业银行保持政治关联的目的是为了将经济政策施压给商业银行，这会削减商业银行绩效，增加其不良贷款。在此背景下，基于2007—2016年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治关联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判断宏观经济目标和董事会治理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其结果显示，政治关联能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同时政治关联也能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会降低政治关联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正影响，同时会加大政治关联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正影响；董事会治理对政治关联与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关系没有显著影响，但会降低政治关联对不良贷款率的正影响。
长期以来，"资源诅咒"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那么，金融发展能否有效解决中国的"资源诅咒"问题呢?也即，有必要探究金融发展是否是"资源诅咒"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机制。为此，需要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因素和资源要素在内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阶段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实证层面上，通过运用线性模型和非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证实我国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及其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在我国，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只有金融发展水平趋于合理，"资源诅咒"才能转为"资源福音"。有鉴于此，我国的资源型区域若要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必须致力于金融的合理发展。
贸易开放与碳泄漏对实现我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部门所有行业的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强度和排放总量的影响，验证碳泄漏存在性；同时，基于行业特征和结构差异推导投入产出模型，测算行业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净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分别作为标准划分高低碳行业，开展实证检验和对比分析，其结果显示：高净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行业和低直接碳排放行业的贸易开放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倒U形的曲线关系，且影响拐点已经出现；低净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存在一般含义上的正的碳泄漏。实证结果的差异性证实了中国工业部门不同类型行业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而且有些行业对应碳泄漏效应可能为负值。有鉴于此，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开放改善环境的有益作用，在开放政策导向上发挥结构调整作用，采用行业环境规制差异性政策来约束高净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行业的发展。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理念之一，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绿色并购事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对以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为例的绿色并购经济和社会绩效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企业可以通过绿色并购显著提升其经济绩效，其中，国有企业为了更好地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在进行绿色并购时可能会牺牲一些短期经济利益，但该决策并不会对其长期经济绩效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进行绿色并购后社会绩效并没有显著改善，究其原因可能是绿色并购社会绩效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或者某些企业以环境保护为噱头进行经济利益输送。总之，绿色并购是现实背景下企业转型发展的一项新的选择，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更加积极有效地进行政策引导与规范，真正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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