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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类科技与人文、控物能力和自控能力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提醒我们恰恰需要思考今人已经很少思考的人性问题。今天人类将要面对的重大危险可能恰恰是来自人类自身。人性中包含着一种理想性的可能，但也标志出一种可行性的限度，确定了我们所能期望和作为的大致范围。人性可善，人类向善。但人类是否可能普遍和无限地完善呢?单一方向的无止境的进步已经构成一种现代“迷思”，推动着高新技术逾越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和高调道德逾越人类可以承担的范围。所以，循环地改善和不断地平衡之路并不是不可以考虑的。我们还可以考虑接受一种基本的普遍道德规范以约束我们的行为，而在价值追求方面也需有所调整，从一意追求控物能力和满足物欲、体欲转向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着有组织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数智技术均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遵循“道法自然”的原理，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采用自组织模式更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和个体的自由发展，而数智技术则可成为实现“无为”思想的有力手段。
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名言的运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庄子首先关注于名言、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呈现的消极作用。“名”和“知”可能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使如何建立合理的交往关系成为需要正视的问题。以“内直外曲”为总的原则，庄子又具体区分了交往过程涉及的三个方面，即：“与天为徒” “与人为徒” “与古为徒”，并将注重之点更多地指向个体自身的提升。以自我为交往的出发点，涉及对自我本身的理解和涵养。在关于“心斋”的论述中，庄子对此作了具体的考察，与之相涉的是“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人存在于世，同时涉及广义之“用”，在庄子看来，后者可以区分为两类：对他物之“用”与对自身之“用”；对他物或他人无用，对自我则可能有大用。庄子以树喻人，将无用于他人和社会，视为达到人的内在价值的前提，其中既有消极的一面，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对自我的关切。
传统的“义利之辨”在处理利益与道德关系问题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与“义利之辨”的“义-利”二元范式密不可分。在中国哲学范畴体系中，突破“义-利”二元范式的一个方向，是将义、利置于“道”的视域下，形成一种“道-义-利”范式。“道-义-利”范式是一个“以道观之”的范式，这一范式提供的“以道观利” “以道观义” “以道观义利关系”等新视角，有利于旧范式缺陷的克服，有利于“义利之辨”的现代转化。
一般认为《文选》所录宋玉《对楚王问》一文中“下里巴人” “阳阿薤露” “阳春白雪”指的是《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六首古曲的曲名。根据新旧出土资料，可以论定《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实为三首古曲的曲名。由于汉魏人在征引这些曲名时的特殊习惯，使得后世的学者误将《对楚王问》中所引的曲名当作六首古曲。厘清古曲曲名对于重新认识战国时代的地方新声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窥见春秋战国时代对于以《诗经》为代表的传统雅乐的全面革新。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代，驻韩美军都是美韩同盟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中，最具争议的事项便是驻韩美军的削减。“二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美韩两国在驻韩美军的裁减或撤出问题上屡次爆发争端甚至信任危机，该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双方战略认知方式的差异：美国削减驻韩美军的决定或动议源自于华盛顿对全球、亚洲和朝鲜半岛事务的多重考量。与美国“由面至点”看待驻韩美军问题不同，韩国采用了“由点而面”的视角，认为驻韩美军的削减乃至撤离意味着美国对韩国安全承诺的下降以及在亚洲和全球反共决心的衰退。绝大多数情况下，青瓦台在驻韩美军削减或撤出议题上并无否决权，阻碍驻韩美军裁减的首要因素是华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不同立场。时至今日，战略认知方式相左与话语权不对称仍旧是美韩同盟关系的基本属性之一。
核查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禁止核试验会谈中引起最大争论和美国政府内部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这一时期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主要障碍和挑战。尽管核查是核裁军协议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在冷战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把禁止核试验与对苏冷战结合起来，核查从而被高度政治化，异化为打开苏联社会大门的手段和美国继续进行核试验的借口，成为实现其军事和政治外交战略诉求的工具和冷战的有吸引力的抓手。苏联同样把禁止核试验作为对美冷战的工具，尽管表现出一定灵活性，但始终坚持核查是不必要的。由于无法找到共同立场，会谈常常陷于相互指责中，导致不断出现中断危机，最终因为U-2飞机事件而功败垂成。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为新的对外战略指针，开始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与联邦德国和法国不同，美国同意大利的核存储谈判进展顺利，并于1956年在意大利存储第一批核元件。然而，意大利拥有核武的热情并未就此熄灭，一方面积极推动与联邦德国和法国合作研发核武器，一方面敦促美国在意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意大利宽松的国内舆论环境也为美意双方最终达成导弹部署协议提供了条件。
现代民俗学中所讲的“民俗”概念从学术实践来看是一种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协商基础上的集合概念，这一协商同时也是一个学术建构的过程，是一个包括重新界定和学术批评双重内涵的过程。同时，这种学术建构也决定了其可以在新的学术背景下被重新建构。现代民俗学预设了民俗学的研究应该是“一国民俗学”，日本学术界在自己的学术脉络中提出“世界民俗学”，因应了全球化影响下民俗生活与民俗研究学术的发展，是民俗学的增量事业。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以“世界民俗学”为目标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需要新的学术伦理，如此才有望建立一门超越“霸权”的世界民俗学。
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俗学，在进入21世纪后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民俗学既有的传统理念、范式和方法论等，也因为需要直面当下普通民众极其多样性的生活文化实践而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近年来有关“现代民俗学”的讨论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在将传统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予以对比的基础上归纳现代民俗学的基本特征，进而指出现代民俗学在中国的成长，必须要将“乡愁”和“本真性”对象化。
民俗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在现代语境下有诸多局限。中国民俗学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洪流，对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其所导致的当代民俗新变，进行新的理论和方法建设，这是民俗学当下学科转型的迫切任务。科技时代和信息社会民众生活方式的巨变，呼唤现代民俗学的诞生。现代民俗学不是一个学科领域，而是针对现代性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推动学科的发展。对充满现代性的都市社会以及其中新生群体的研究是探索现代民俗学的可能路径之一。
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本质是将民俗学视域从“过去的”转向“现在的”。这一转变既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革命需要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的现实需求，又是民俗学在面临学科困境时的自我救赎之途。面向现代性的民俗学，需要对“传统” “城市化” “互联网技术” “全球化” “日常生活”等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学术关键词进行重新解读，并以此重新确定现代民俗学的总体性问题意识。同时，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以往民俗学过度强调“遗留物”的局面，从而在最为现实的层面真正做到拥抱日常生活，并给出专业而深刻的解释。
1970年代至1990年代，都市民俗学是在日本民俗学界掀起的热门话题。对传统都市、都市祭礼、都市传说、公寓住宅区等研究，从个人史与个体体验的角度探讨普通人的都市生活等，这些都市民俗学的“尝试”，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今社会，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已经解体，全球化、信息化等现象全面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俗学者可以对都市空间、都市社会及都市民众的生活视而不见。反而，我们有必要通过讨论民俗学式的都市研究，超越以往研究范式并探寻新的范式、理论与方法，从而探讨现代民俗学的方向及其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是民俗学学科发展与转型的“实验室”，也是转向现代民俗学的关键。
民俗热点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最集中的表现领域之一，民俗自身的公共性、集体性和超时空性与民俗的外在环境变迁、民俗自身的变迁是导致民俗成为社会热点与舆论话题的重要原因。民俗热点体现了民俗传统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当代中国社会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的重要体现。以民俗热点的研究为契机，突破民俗学的学科界限、提高民俗学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学术解释力是民俗学应对社会挑战的重要选择。
政府坚持何种产权原则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的辩证统一，其中的客观基础是指生产力、所有制经济和产权，其中的主观条件是指政府坚持的生产力原则、所有制经济原则和产权原则。基于这一学理框架以及前期相关研究，可以明确，新时代中国政府坚持公有产权主体原则既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坚持公有产权主体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具有理论合理性、逻辑必然性、实践和政策有效性；新时代中国政府坚持公有产权主体原则，具有化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确保非公经济、非公资本、非公企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等经济功能。由此也可推论，尽管“竞争中性原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之一，但由“竞争中性”推导出“所有制中性”是缺乏逻辑上的必然性的；所谓“所有制中性”，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都是错误的判断。
以2012-2018年我国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且环境规制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技术创新在上述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效率优先型企业和效率导向型企业来说，环境规制对环保优先型企业和环保导向型企业的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且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环保导向型企业的企业绩效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环境政策，以及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和提升绩效，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股价崩盘风险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稳健运行面临的“拦路虎”，受到了学术界及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纵观已有研究，鲜有文献从公司现金流风险角度探讨股价崩盘。有鉴于此，以2002-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就现金流风险对股价崩盘的影响展开实证检验，其结果显示：现金流风险与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正向关系，即公司现金流风险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覆盖与股价崩盘风险也有显著正向关系，即分析师覆盖越多，股价崩盘风险越大，并且分析师覆盖强化了现金流风险与股价崩盘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分析师并没有起到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上述结论不仅从现金流风险视角揭示出股价崩盘的原因，而且为认识分析师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从员工文化价值取向视角，以跨国研发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基于对上海地区跨国研发企业157位员工样本的调查，实证分析跨国研发企业员工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差异对个体创新绩效的影响，其结果显示，跨国研发企业员工文化价值取向对其创新绩效影响显著。其中，低权力距离、弱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柔性文化和长期导向文化价值取向对员工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进一步使用分层逐步回归方法就跨国研发企业员工跨文化互动能力对员工文化价值取向与员工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跨文化互动能力能够显著正向调节低权力距离、弱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文化价值取向与员工创新绩效的关系。上述结论在理论上可以丰富中国文化情境下员工文化价值取向差异与管理的实证研究；从实践来看，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以及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背景下，可为我国研发企业国际化、跨国研发企业在华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通过更新并在哲学上纯化中国古老的阴阳概念，心灵或心可被视为阴阳情感实体。这种被更新或纯化后的阴阳观可使我们更好地解释所有功能良好的心的概念结构，从而为心、信念、欲望、价值、道德敬重、理性乃至非理性奠定情感基础。据此言之，西方对心灵的理解以及标准的分析哲学对信念的看法需作出重大调整。
“生生”具有创造性、过程性和生命性的三重基本内涵，但“生生”伦理与哲学试图以生生为本，就要直面三个相悖问题：首先，生生的“创造性”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即无而有”；其次，生生的“过程性”并非仅是过程，而与“存有”互生；再次，生生的“生命力”不只天成其性，而重“人文化成”。中国伦理与哲学有着与“生生”之途不同的知行合一的“创生”之路。中国人的伦理是“做”出来的，它既不是“思”出来的，也不是“觉”出来的，它既不是来自理性的“理思”，也不是来自感性的“心性”，超越了所谓“知什么”与“知如何”之争，由始到终皆归践行。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接纳以分科为标志的现代学术体系，传统伦理话语不再构成主要的“道德知识资源”。在吸收西学和创新传统中，中国道德转型从理论建构与社会改造两个维度展开。从儒家理学“本体—功夫”范式到现代“伦理学”范式的演进中，中国近代伦理话语体系渐成雏形。概念、价值与方法的三重革新是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的历史背景。严复等人通过译介西学，开始了近代伦理话语概念的革新，为顺利地接引现代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义利关系”的再检讨初步形成了近代伦理学价值体系。
陆徵祥与顾维钧均为近代中国职业外交官中的佼佼者，然二者历史际遇却大不相同。陆徵祥经历了中国国际地位最低落的谷底阶段，饱尝弱国外交之痛苦，经手清末民初诸多重要外交事务，一生低调，但是他能忍辱负重，韧性十足。顾维钧则一生传奇，声誉崇隆，见证了中国外交由谷底逐渐向上爬升，成为世界四强之一。两人对中国在近代国际组织参与上有相当的传承关系，也都重视国际公法，极力维护国权，外交政策上都注重防日，在外交战场上不断与日本外交官交锋。顾维钧是不世出的难得的外交奇才，陆徵祥则更能代表清末民初弱国外交的种种特色。他们的人生履历不仅在中国外交史上有世代交替的意义，也表征了近代中国内政、外交的复杂历程及代际嬗递。
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环境遽变的刺激之下，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共和制度的初建，给文人学士们极大的想象空间，他们以学术独立于政治的理念要求政府仿照西方先进国家制度设立函夏考文苑或学士院，进行学术奖励与研究。但是，政府却以选举参议员的欲求设立学术性社团中央学会；后更有奖学基金、学术评定会与学术审定会等筹设以开启学术评议工作。无论是文人学士们欲借助政府力量达其学术评议理想、政府欲借助学术力量完成其政治目标，还是政府想通过制度设计来开启学术评议，除当时混乱而动荡的政治、社会经济局面而外，相对当时毫无近代学术根基的现状，自然都是超前的制度设计，失败从开始就已命定。
语言是构建话语的关键性因素，话语是语言的运用。语言具有指向性、传播性、描述性、逻辑性、民族性等功能和特征，如果在运用语言时忽视了这些功能和特征，就会产生相应的“问题话语”。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服世界。诚然，中国已经拥有了独特的话语，但中国话语的目的就是要试图说服世界，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即如何运用语言来说服世界才是最关键的。社会科学知识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另一类是全球的普遍性知识。一方面，由于普遍性主要是来自西方，所以东方国家长期来面临着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本土化知识必须要走向世界，使之转化成为普遍性知识。中国对外传播就是中国本土化知识走向世界并转化为普遍性知识的过程。鉴于此，中国话语必须要具有可对话性、可理解性、可接受性，此外还要克服话语的自恋、孤僻、偏执和对抗性，要善于利用可置换性的文化符号进行话语对接和语境的塑造。
由于异质文化体系间语言文化、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差异，传统意义上以语言符号转换为主的语际翻译造成的文化稀释难以避免，不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鉴于此，文章提出视觉翻译概念，解析了视觉翻译的四大核心议题，并以《中国绘画三千年》及乐府诗《木兰辞》的对外传播为个案，描写了文字、图形、图像与视像的信息重构对于目标语受众解读中国优秀文化的推动力，揭示了视觉翻译的多符号体系互动对于文化话语传播的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也启发相关传播主体要最大程度减弱文化稀释现象的不良影响，打造融通多种视觉符号的传播链条，推动视觉翻译策略的深入运用，使得中国文化话语的对外传播更具感染力、亲和力与可对话性，实现中外文化的真正融通。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新闻行业长期存在一种试图逃脱行业谴责和法律惩罚的报道方式—误导性报道，即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报道者能够正确了解新闻事实，但在主观上不真诚地利用真实陈述引导接受者对新闻事实进行错误理解的报道行为。这种报道利用人际交往中“码本失衡”原理，可以在遵循“报道事实”新闻行为准则的前提下，进行信息操控，吸引读者、说服读者，甚至误导读者。基于格莱斯“会话合作原则”视角，误导性报道呈现为三种类型：违背数量准则型，违背关联准则型，违背方式准则型。“真实性”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新闻业最本质的特征，而“误导性报道”表明“真诚性”亦应是考量新闻专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随着社会风险加剧和人们精神压力的不断增大，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问题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关注。从民生视角出发，利用CFPS2016调查数据，可以探讨民生领域的风险感知对不同阶层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下关联问题：第一，民生风险感知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教育和社会保障层面风险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第二，社会阶层越高，居民的风险感知程度就越高，风险感知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就越大；第三，虽然随着风险感知程度不断上升，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精神健康差距在缩小，但是由于收入、财富等资源的累积作用，处于较高阶层的居民依旧保持相对较高的精神健康水平，风险感知的影响呈现“阶层化”与“去阶层化”并存的新趋势。据此，可以提出提升城市居民精神健康水平的对策建议。
基于“脆弱性—反脆弱性”的理论视角，考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实践，发现尽管上海政府与基层社区的迅速反应、医疗系统的稳健有序以及多元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对失独老人平稳生活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保障作用，但是失独老人在此过程中还是凸显出身体与心理情感上的脆弱性，其具体表现为失独老人对医疗照护、生活照护和心理照护三方面的社会依赖。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其一，政府应当完善相关法规政策、确保政策的可及性；其二，积极调动社区能动作用，赋能激活社会组织，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即在强化政府兜底保障责任的同时，发挥“三社联动”机制，构建以社会资源供给为导向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增强失独老人的复原力，以期减弱失独老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及未来的脆弱性。
技术治理下的社工机构日益行政化。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其整体管理的行政化，而忽视了服务管理行政化。以上海的三个大型官办社工机构为例，考察在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社工机构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标准化态势，可以发现：社工机构呈现出较强的标准化趋势，体现为管理架构趋同化、定向购买常态化和服务管理技术化。这一方面提升了社工机构的效率，从而更好对接政府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带来技术治理的困境—结构惰性、行政效率和多重管理，影响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
当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和关系个体化是造成危害中国社会秩序基础的原因之一，也令基层治理面对巨大的挑战。通过我国S市信访社工实践的考察研究，从“非正式关系”重构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运作方式与实现机制，可以发现国家在冲突性基层治理中正从前台走向幕后，并更多借助社会力量来调动社会成员的情感，重建社会关系，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探讨“柔性治理”方式在基层治理中的价值、功能以及可能存在的困境，可为基层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和反思。
聚集居住对移民经济结果的影响至今在学术界仍充满争议。在中国背景下厘清这一问题，既有利于为后疫情防控时代“双循环”战略夯实内需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的本质要求。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中的农民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模型展开实证，探析聚集居住对农民工工资存在的影响及其程度和机制，结果发现：第一，聚集居住使农民工小时工资增长了50.8%；第二，影响机制上表现为聚集居住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对本地技能的学习，但却更多地为农民工提供了人力资本溢出和社区网络支持；第三，正向影响在中等偏下和高工资农民工，以及男性、高技能和自雇农民工中尤其明显，社区网络支持对此显示出关键作用。上述结论对正确认识“城中村”“棚户区”等聚集居住社区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人口与住房是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关键之一。通过解析生育率与房价之间关联的动态变化规律得出的分群体生育调整对策，将更具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双向政策意涵。为此，选取2000—2018年长时间链条的住宅均价与出生率数据，采用拔靴分样本滚动窗口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生育率与房价的双向影响具有时变特点；生育率对房价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博弈结果；房价快速上涨在特定时间段内对生育率提升的抑制作用显著。政府相关部门可针对有房与无房两类城镇育龄群体及农村居民对症下药，包括适当放宽有购买能力、有房育龄群体的购房限制，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及房屋改造补贴；因地制宜建设“稳租金”商品房，匹配育孩数量为无房育龄群体提供租金及购房优惠；完善农村地区宅基地灵活配置机制，从而击碎生育藩篱。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被称为冲出“历史三峡”。中国共产党有着实现现代化的坚定意志。中国共产党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定位在现代化的中国，为现代化构筑了历史平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现代化航程。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一是为现代化正名；二是确定现代化的参照系主要在发达国家，以赶上时代为改革之目的；三是承认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党的几代领导人追求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并开拓前行。一方面，在逆全球化思潮肆虐时，坚持全球化、坚持对外开放的思想不动摇；另一方面，面对内部的“现代化即西化”思潮，区分清楚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坚守现代化，拒绝全盘西化。同时，习近平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看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百年历史实践构筑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以红色基因为生成基础，红色基因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基本底色和深刻内涵。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红色基因的人民性特征，提供了百年历史实践中始终践行初心使命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红色基因的斗争性特征，激发出不畏艰险进行伟大斗争的强大战斗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红色基因的实践性特征，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红色基因的创新性特征，为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脉搏开拓奋进明确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是百年历史实践留下的宝贵财富，红色基因在党的生命延续中始终被传承赓续，对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
普凡德尔的性格学研究是否可以被称作“性格现象学”？名称问题当然只是次要的问题，在这里主要是关系并取决于首要的方法问题，即普凡德尔在他的性格研究和性格分析中使用的手段是否属于现象学的方法。这里可以给出一个初步的回答：如果意识现象学的方法由两方面构成：作为超越论还原的反思和作为本质还原的本质直观，那么普凡德尔的性格学研究的基础部分毫无疑问首先是本质的、理论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现象学”，接下来才可能是他所说的“性格价值论”和“性格法则学”。而且他的性格学也有别于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及其实验观察方式，因为普凡德尔的性格研究主要是在对本己主体的反思和对他人主体的同感理解中进行的。
以思辨形态构建“普遍历史”的努力，作为一种思想规划与思想实验，它根基于基督教救赎史与末世论的思想架构，以超越的普遍性应对历史生存中的无常体验。然而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问题：历史目的与历史主体的断裂，使得历史本身脱离了具体个人的生存；历史中的生存本来是参与性的，但在普遍历史构思中具体个人反而成为旁观者；由于历史体验中的无常感受被等同于意义虚无体验，历史意义于是被构思为来自超越性的历史目的之植入，因而历史中的生存被贬抑为一种克服历史本身而朝向超越性终点的驿站。由此隐藏在近代西方普遍历史构思中的恰恰是一种逃离历史的非历史性意识，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思想实验的普遍历史规划的内在危机。
“天地”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重要标志性范畴，它渊源甚早，大体上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今天很多耳熟能详的关于天地的成语、词语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从空间意象来说，“天上地下”“天圆地方”是最古老也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天地观念。由“天上地下”派生衍化出“天高地下”“天高地厚”之说，进而以高明/博厚、自强/厚载论天地之德。受古老的盖天说天文思想影响，古人还把天地想象为圆盖和大车，万物都在天地的覆载之中，天覆地载，至公无私，无所不容。“天圆地方”观念也派生出“戴天履地”的说法，甚至以头、帽之圆象天，足、鞋之方象地；同时，方圆与幽明、规矩在意象上也对应关联起来，天圆而明为规，地幽而方为矩。空间意象上的天地观念相应地也关联着德性和智性修养，如高明、博厚、无私、宽容、圆而神、方以智等等。这些天地观念和精神修养影响深远，在中华文明思想体系中有着奠基性意义。由“天上地下”也衍化出一种“天尊地卑”的思想，甚至等而下之与礼制秩序“君尊臣卑”对应起来，这是早期天地思想在君主专制社会中的一种异化。
自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里，科举制度因“凭文而取”不能知人而久被非议；明清两朝的五百多年间，又因化四书为时文的八股取士而更多了一重“束缚天下之耳目聪明”的非议。然而以历史说由来，则“凭文而取”生成于纠选举之“相率为伪”的过程之中，立意在于维持公平；四书化为时文，是取士的同时又在借利禄之途以助成一世教化，立意在于纳天下人心于“义理之域”。两头的矛盾说明，其久被非议的弊端与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理由同出于一个源头，因此千年之间，科举制度的延续和非科举的论说便长久地共存于一个一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之间，成为一种恒定不变的历史现象。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西交冲于西人的苦苦逼扼之下，而后是中国人为回应西人的逼来而审视西人，因审视西人而对比中西，因对比中西而变法图强。这个过程引来西人的“新学新艺”说富说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义理之学，其推论演绎又最终归咎于科举取士的不能应对世变。由此形成的是另一种非科举的理路，这种理路越出了此前一千多年里非议科举的旧道理，却能够与时势的危迫交相呼应而合为朝野共鸣，并匆迫地促成了兴学堂，停科举。当日的匆迫改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又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种种矛盾。时人谓之“世事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
近十年来，国内冷战史研究受全球史研究兴盛的影响，其研究范式出现了以史料多元化与视角多样化为主要特征和动力的多样化趋势。国内冷战史学界在积极使用和拓展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重视引入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材料运用方法，将研究对象从国家行为体扩大到社会、文化、技术等领域，在学科交叉基础上形成了有新意的冷战叙事，开启了一个由冷战国际史到冷战全球史的学术进程。国内冷战全球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学科内部与外部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反映国内冷战史发展的问题和局限，也构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随着当代研究者与冷战史在时间距离上的不断拉大，史家需要将冷战放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长程历史中加以审视。
活跃于国际学术前沿的物质文化转向，内含着一条重要而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事件进路。马里翁在现象学层面上证明事件是现象自身给出者，为物质性奠定事件基础，客观上引出了“作为事件的物质性”的两种代表方案，它们共同提供了唯物的扬弃面。因为有别于德勒兹以虚拟引出纯粹事件，以及巴迪欧赋予事件以绝对的超越性、却在与公理前提的内在矛盾中仍趋向必然性，齐泽克扬弃了两者，既肯定独异性潜能而展开唯物内涵中的非物质成分，又坚持唯物原则而避免将之理想化以致重蹈庸俗唯物主义。迈克尔·马德沿此进一步倡导“后解构现实主义”，在更为晚近的语境中深化了从事件角度把握物的议题。这条深描唯物主义的事件进路，由此有力推动了物质文化转向的当代进程。
《认识批判序言》是本雅明《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的序言。它并非仅仅是一篇哲学论文，而是蕴含了本雅明特殊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通过区分“理念”和“概念”所体现的两种普遍性，本雅明将“悲悼剧”定义为一种“理念”，并将之置于文艺复兴戏剧和社会转型的前历史和后历史的处境中，从而以悲悼剧这一极端特殊的范例，呈现同时代戏剧发展的普遍图景。这一研究呈现出细节和普遍性的辩证综合，反对以线性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书写方式。
19—20世纪之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疆域连片的帝国，帝俄为继续殖民扩张和对所辖国土的内部殖民治理，便同英、法、德等国家一样，强劲发展科技并广泛运用科技成果，这意外地进一步刺激了思想，扩展了审美空间，从而助力文化繁荣的白银时代之生成，科幻小说乃其中重要的文学景观。这样的潮流，没有因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反西方和资本主义而终止。由于新生的苏俄国家意识到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借助帝俄时代所累积的科技基础，维持甚至扩大帝俄版图而成为红色帝国，使得科幻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初持续繁荣，并进一步凸显和西欧科幻小说的不同诗学特征。
品牌社群因其能够网聚诸多忠诚于品牌的铁杆粉丝而受到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从品牌社群基本特征—社群互动仪式切入，探究其影响粉丝忠诚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有鉴于此，基于前人量表，结合粉丝群体访谈，设计问卷并调研，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对收集的有效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发现：社群互动仪式包含人际互动仪式和自我互动仪式两个维度，它们对粉丝忠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情感能量在社群互动仪式影响粉丝忠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中介效应又受到网络密度的调节。以上发现是对现有品牌社群理论研究深度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也在实践上为企业提供了新营销启示。
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和名人认同理论，创新性地构建企业家认同的概念，探讨企业家慈善行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并对272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企业家捐钱、捐时间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企业家的认知认同，但企业家捐钱在情感认同方面无显著影响；相较于捐钱，捐时间对于消费者对企业家的认知认同与情感认同影响更大；认知认同与情感认同均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认知认同分别在捐钱、捐时间与购买意愿中起中介作用；情感认同在捐时间与购买意愿中起中介作用，而在捐钱与购买意愿中不起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论揭示出企业家慈善行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作用路径，对企业家认同和企业家慈善行为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从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出发，研究高管团队地域文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对正式性制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地域文化多样性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提高内部控制水平、缓解融资约束等三种机制对企业创新形成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地区和行业环境下高管地域文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与非沿海地区和传统行业相比，沿海地区以及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高管地域文化多样性更易促进企业创新；此外，高管地域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企业内部非正式制度与法律、政府补贴等外部正式性制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强替代效应，它能够有效地弥补正式性制度在促进微观经济创新方面的不足。可见，从企业层面来讲，中国地域文化多样性在促进企业创新探索及决策科学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政府层面来讲，应当正视并充分利用我国独特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规制作用。
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的困境儿童保护是儿童保护中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2016年以来上海市积极探索监护困境儿童保护机制，开展摸底排查，建立临时监护照料场所，健全安全保障机制，但在发现报告机制、临时照料、离站安置和保障帮扶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许多困境和问题。为此，论文在借鉴相关经验基础上，从理念、法律、机构设置和专业引进等角度提出进一步完善监护困境儿童保护机制的对策建议。
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论述激发起了学界持续经年的讨论。如何在思想谱系的梳理中理解罗尔斯所承继的思想传统，解析他与休谟、康德、伯林等思想家之间的异同，值得深入探讨。从反对“一元论”出发，罗尔斯在多元和稳定的视角下思考“正义”的实现，构建起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模式”。理解和推进罗尔斯“正义论”的一种更好方式，也许并不仅仅在于从规范性维度做出理论论证，还要针对这一理论的历史语境加以分析。考察现有类别的适用性，评估力量平衡的变化，引入社会转型这一实际的历史发展运动，并对社会运动的政治化进行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也许更有助于人们深入思考“正义”的实现问题。
休谟的正义论在西方正义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休谟既持有人性二元论，即人类有着对他人仁慈（仁爱）本性或同情的情感与自私本性和情感，但又认为人从根本上看是自私的。在休谟看来，人的这样两类情感或本性产生两类规则或德性，一类为自然的，另一类为人为的。人为的规则或德性从根本上看，起源于人的自私本性。正义是为了限制人的自私本性从而使得人们相互有利而订立的协议前提下产生的。休谟主要讨论了正义的三种法则，但他只是在第三种法则即履行诺言而产生的道德感意义上讨论了正义的德性。不过，从整体上看，休谟关于正义起源的思想观点前后矛盾，即他在《人性论》等处讨论原始契约，但却在相关论文中基本否定原始契约。
“新辩证法”学派的克里斯多夫·阿瑟不满于对《资本论》的教条式解读，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对《资本论》进行了重建。阿瑟创造性地提出了体系辩证法，以价值形式为载体建构起了“辩证必然性”，以此阐明价值形式转换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生成过程。应当说，阿瑟的体系辩证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价值形式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然而，由于阿瑟是从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出发，并且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内部讨论价值形式的演进历程，忽略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否定性、批判性等历史性原则，因此阿瑟不能不陷入将辩证法囿于形式层面抽象解读的窠臼之中。
新冠病毒的蔓延凸显了自然界对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无情报复和对贪婪人性的巨大挑战，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摒弃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桎梏，确立人的精神自立和行动自律的过程，而且是回到生活世界，解构休闲与劳动二分的异化观念，使休闲成为劳动的新境界和揭示生命意义的过程。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重新理解休闲的过程，也是重新理解劳动的过程。休闲是使生活充满乐趣和富有幸福感的触发器，是在不确定的生活世界中不断地选择成就自我和发现生命意义的风向标。因此，只有休闲式的劳动，才能赋予生活全新的格调。智能革命的深化发展为休闲与劳动的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休闲与劳动的融合则进一步提供了人文为科技发展奠基的现实基础。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业生产与居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从生产劳动相对分散、居住相对集中，趋向生产劳动分散、居住也相对分散。民众无论居住集中还是分散，邻里之间关系非常重要，它与国家管理直接相关。儒家倡导由基层乡里机构承担民众教化，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邻里关系。秦轻视儒家礼教，邻里关系相对紧张。两汉儒家崛起，较为重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和谐的邻里关系，重视对民众的礼仪教化。西汉末年出现坞堡垒壁，这种居住形式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在战争频繁的时期，邻里关系出现扭曲和异化，礼仪教化废弛。唐宋是里居变化的关键时期，乡里制最终被废弃，集中圈住形式寿终正寝，私学的兴盛与宗族的崛起，士大夫们承担起民众的礼仪教化，由此邻里关系产生巨大变化。古代中国的邻里关系变化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的制约，礼仪教化重视与否和士大夫们努力是分不开的。
儒家思想认为，人的灵魂是存在的，人去世后，身体和灵魂各有所依，身体安息在墓穴，灵魂栖息在宗庙。这是儒家礼仪制度中区分吉凶之礼的理论基础。西晋末期，胡族入侵中原，大批中原人士纷纷南迁，甚至连朝廷都迁到了建康。有的士人家人辗转迁到南方，但自己却丧身于北方的战乱，连尸体都无法找到，因此，有人主张实行招魂葬。东晋招魂葬与传统的招魂习俗不同，它是一种丧葬方式，即墓穴中没有尸体，只有灵魂。这种丧葬方式与儒家传统的形神观念发生了冲突，也对正在建设的五礼制度产生了威胁，因此受到朝廷高官大儒的猛烈抨击，遭到了被禁止的命运。在南北朝后期乃至隋唐，招魂葬有越来越盛行的趋势，这和五礼制度成熟有一定的关系。
作为20世纪史学主潮，历史唯物论者对中国传统礼制具有独特认识。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来，礼制信息备受重视，在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早期历史唯物论著作中多有所见。历史唯物论者认为礼的本质是阶级性，猛烈抨击礼教，认为礼制是某个时段或者某种社会的独有现象，而礼学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亡。礼制问题在社会形态论中亦是极为重要的史料支撑和制度言说。早期唯物史观的礼制分析方法，在杨宽、杨向奎等后继者论著中成为自觉，并得到发扬。杨宽对藉、冠、射、大蒐、贽见、乡饮酒等礼制的系列研究，将其推至学术高峰。唯物史观的礼学研究，大都注重整体历史而非琐碎考证；受到疑古思潮影响，认为“三礼”文献和相关礼制晚出；极力超脱经学门户之争；特别注重经济社会的礼制信息。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该学派也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对礼制性质和时代判断不够清晰，二是论证过程中存在教条化和标签化问题，同样的礼制史料往往因讨论者理解和解释不同而结论相异。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九至十中有二十余篇文传，涉及对“弘治七子”与“嘉靖八才子”的评价，且与其《九子诗》《六十子诗》构成隐性的文本对话，呈现出一组颇具特色的作家群像，体现了较明确的当代文学史书写意识。但在嘉靖后期，一位作家要在没有接受委托的情况下，主动为同时代作家立传，其掌握的原始素材，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书册的传播速度，李开先亦自诉其苦。故讨论其传记中的叙事技法，不应视作“独立文本”予以开放式的阐释，而应建立在与其“前文本”对勘细读的基础之上，探问作者对志状、文集、见闻等不同文献层级的差别态度。尤可注意的是，李开先作为一位杰出的戏曲家与藏书家，对通俗文类抱有很大的热情，故积极地将俗文学元素植入传统的传记写作之中。白话小说语言及其技法的介入，口传文学书籍化大势下对口述史材料的再重视，基于知识人市侩化习气的审丑模式开拓，皆可视为李开先对时代文学新风的捕捉及在文传创作中的有益尝试。
北宋诗史上，“西昆”诗人与“平淡”诗风的引领者梅尧臣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前者为馆阁翰苑的臣僚之属，后者则出自低级官员、普通士人的等级，他们诗风的不同取向彰显着各自阶层的审美趣味。从诗风与仕宦两个方面来观照这二者的人生图景，可以看到，“西昆”诗人华美诗风的取向与清贵阶层的出身互为映衬，彰显出人生格局的稳定性；梅尧臣则在追求朴素诗境与瞻慕清贵仕途之间展示出人生格局的张力。在这样的态势下，梅氏与后期“西昆”派代表人物晏殊、王珪唱和交往，基于具体的仕宦氛围与思想心态之异，对于自身践行的“平淡”诗风明确表达过称扬与贬抑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古印度和古希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且两地的哲学也是东西方文化中的瑰宝。其中，印度的句义论和希腊的范畴论则是两地古代哲学形态中引人瞩目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较明显的相似点是二者都对事物本身及其属性和状态等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将实体作为句义或范畴的基础；较明显的差别点是胜论派所说句义的含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说范畴的含义不同。胜论派在实句义外设立的句义与亚里士多德在实体外设立的范畴有对应的，也有不对应的。古印度的句义论和古希腊的范畴论之间是否会有一方借鉴吸收另一方的可能？根据现有材料无法作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论断，但出现两处哲人不约而同各自独立提出相似理论的情况，可能性更大一些。
进化史观逐渐替代传统史观，是中国思想近代转型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思想变迁之一，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实践。太虚洞察到这一转型的深远影响，并对进化史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建构了“缘成史观”。这是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明确的、系统的佛教历史观，其中蕴含着对生命、时间、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可以阐发这一理论的丰沛意涵，并揭示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推动着全球生产与消费方式实现数字经济的转型与变革，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催化了数字经济转型的同时也使得全球价值链出现了结构性重组与重塑。当前对数字经济的内涵仍然存在不同层面的认识与争论，而以“数据资本”为核心，围绕基础方面、关键部门、广义部门三个方面有助于准确把握作为当前经济技术变革典型代表的数字经济转型进程。全球数字经济转型不仅对包括传统发展经济学与全球价值链的某些理论范式形成挑战，同时，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模式塑造着新一代的数字经济价值链。当前以美国拜登政府为代表，更注重将对外政策向数字经济价值链领域集中，这一进程必将引发全球大国对数字经济价值链“轴心时代”的角逐与博弈，而其结果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着未来国际权力的结构性变革与体系性重塑。
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否激励清洁技术创新，且不同身份企业在此方面是否存在清洁技术创新差异，现有文献对此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有鉴于此，选取中国市场147个本土企业和343个外资企业面板数据，深入考察在中国同一市场环境中不同身份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清洁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问题，结果发现：（1）绿色供应链管理对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清洁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呈现非对等性，外部制度距离和内部管理维度差异是造成这一效应差异的原因。（2）外资企业内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清洁技术创新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劳动密集型、清洁生产型与外商独资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清洁技术创新效应更强。由此可见，政策干预应关注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对环境干预的敏感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深入研究子女数量、子女质量与父母的福祉之关系，对于厘清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以子女的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测量）对中年和老年父母自评幸福度（以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来测量）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子女数量越多，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度越高，多子未必多福；子女的收入水平越高，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抑郁度越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是老年父母的抑郁度越低；父母个体和家庭的资源优势可以抵消子女数量的影响，但是不能抵消子女质量的影响，子女质量对父母幸福度的影响更稳健。基于此，相关方面应提升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能力，创造更多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对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家庭给予更多的支持，对弱势家庭给予教育倾斜政策。
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虑到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将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分为体制外就业、体制内就业和未就业三种类型，从家庭庇护、体制庇护和工作家庭冲突视角，利用分层模型研究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之关系，其结果发现：在婚、家庭化流动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流动人口更可能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女性在此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未就业和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要高于体制外就业者；长时间加班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是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差异的中介机制。有鉴于此，建议有关方面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对体制外就业的劳动保护，构建规范和谐的劳动关系；同时，完善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的服务政策体系，为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创造便利条件，将性别因素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考量范畴，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中的两性平等。
作为思想的载体，经典关乎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就中国文化的演进而言，经典首先与经学相关联：从普遍的价值观念到日常的行为方式，经学对中国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塑造作用。以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为视域，则可注意到，经学本身可以区分为两重内容。其一与文献的研究相关，属广义的文献之学。随着清代朴学的兴起，经学中的文献研究之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经学本身也逐渐形成某种实证化的趋向。经学的另一重内容与价值取向相联系，表现为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功能的观念形态。从研究方式的角度来说，后一意义上的经学更多地趋向于以义理的认同压倒批判性的反思。在个体与社会、过去与未来、政治秩序的理解等方面，经学呈现多方面的历史限定。除了经学之外，经典还关乎广义的经典之学，后者在对象上，不限于经学之域的经典，在研究方式上，以情感认同与理性分析的统一为进路，注重对话与比较，并由经典的诠释进一步引向现代思想的建构。从现实的层面看，考察经典，不能仅仅限于经学，而应当指向更广意义上的经典之学。
冯契哲学道路的精神境界，是心灵自由思考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统一，这突出地反映在他对毛泽东哲学著作能入而又能出；对毛泽东著作“心悦诚服”而确立的真实信仰是“能入”，而《智慧说三篇》以知识和智慧关系为主题，则反映了对毛泽东哲学的“能出”。冯契哲学道路的历史维度，是对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总结的“接着讲”，表现在对于时代课题的回答、分析近代哲学的成果与不足、近代哲学革命作为世界哲学的开端等方面。冯契哲学道路的理论基石，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品格、从金岳霖那里“翻了个身”。
索萨讨论了两个关于知识本性和知识价值的柏拉图问题，但知识不仅还涉及索萨所没有讨论的第三个柏拉图问题，而且离开了这第三个柏拉图问题，索萨所讨论的前两个柏拉图问题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第三个柏拉图问题即知识的影响问题：一个人的知识是否具有内在驱动作用。由索萨所讲的认知能力所产生的完好适切的道德信念并不具有道德上的动力。为了解决第三个柏拉图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王阳明的良知说，考察良知的三个特性。在阳明看来，道德知识是一种引发人行动的动力之知。依此，索萨意义上的知者并不具有完好之知，因为他的知识并没有引发他做出相应的行动。
区别于一般的哲学史，批判的观念史具有跨学科的特征，故以“风气”为进路可探寻观念生发的诸多层面。广义的“风气”既体现为社会风俗又关乎学术活动实践。“风俗”作为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不但是诸多观念的起源，而且是观念、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中介。近代以来，与“风气”密切相关的学术形态常被频繁的社会思潮影响，此乃观念新陈代谢的重要表象，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通常有其核心观念。通过“思潮”研究观念史，需要检视观念自身和被标以种种“主义”的理论之间的关联和差别；因为思潮形态的“主义”以及其间的争持既放大观念的力量，也可能使观念发生知识的变形。思潮研究不可避免要关注特定的“人物”，他们以其系统程度不等的哲学理论或特有的风格特征给社会思潮打上个人的烙印。历史上相继出现的人物未必构成观念的线性历史，综合对介入争论的诸方人物研究，目标是描绘出观念史的谱系。
英国史家昆廷·斯金纳闻名遐迩，是当代世界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斯金纳的学术以两卷本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而闻名于世。他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欧洲著名思想家为对象，研究他们的论著如何形塑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从早年起，斯金纳便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同时，积极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他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版的数篇论文，就已经反映了这一思考路径及其演变。斯金纳对近代史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持有批判的立场。他通过借鉴约翰·奥斯汀等语言哲学家的著作，探究语言和观念所隐含的“言外之意”如何需要通过阅读同时代的著作，了解当时的语言习惯来获取对其真切的理解。斯金纳的探索有助推广学术界的“语言学转向”，但他又并非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他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历史中的哲学”—做出了别具一格的贡献，而其学术兴趣，则依旧受制于“西方中心论”的传统，与现代史学的基本走向没有形成积极的互动。
赔偿问题是美苏对德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美苏在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上经历了从协商、合作走向分裂、对抗的历史过程。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美苏求同存异在对德索赔问题上达成共识，确定了赔偿原则。尽管苏联在东部地区采取单边行动，且战后美苏矛盾加剧，但双方还是在实现大国合作的愿望中于1946年3月制定了统一的赔偿计划。然而，由于双方在赔偿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上产生的分歧加剧，统一赔偿计划从未得到落实。1947年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镳，是年底的伦敦外长会议终于为盟国共同索赔画上了句号。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小说在古代为正统意识形态所鄙视，许多作品的作者与成书过程不详，版本嬗变路径也不清晰，考证因此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内容。经多年累积，考证论文已成一较大集合，其中少数经严密论证而作判断者已被视为确论，推动了研究进展，更多的却遭到同行质疑或被置而不论；同一问题竟考证出数个甚至数十个不同结论，也使研究者无所适从，影响了相应的继续研究。通过检阅以近四十年为主的百余种考证论著，从方法论角度进行梳理，可以归纳出七种对考证结论能否成立有致命伤害的情形：1. 前提无可靠性保障；2. 资料依据无法支撑结论；3. 推理不合逻辑法则；4. 将叠加可能性等同于肯定性；5. 关键处证明缺略；6. 以联想与猜测为论证；7. 视索隐等为考证。
当今的钱锺书研究，必须回应三个敏感点：一是钱作为20世纪学界读书最多的古典文化学者，其毕生著述有否相对聚焦的学科根基？二是钱著（《管锥编》尤甚）博识睿思，其纸背是否仅仅像纸面一般“散钱失串”，无甚系统？三是钱是否满足于当一个品鉴诗性趣味的精致学者，而不同时是因探索文学魅力而深入到文艺史暨批评史的卓越美学家？答问如下：其一，钱是“文化昆仑”，学贯中外古今，然其学涯着眼最细、着力最厚、耗时最久的学科根基，当为“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简称“古典诗学新释”，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便系钱心中最具思想内涵的批评史文献。其二，只须不惮用十几年或数十年，对钱著作编年史（地毯式）细读，可以从中爬梳出“古典诗学新释”自有其逻辑自洽的内在理路，此即通过对古典“能文”→“修词”→“才、学、识”→“神韵”→“格调”→“探本”的有序阐释，来重构闪烁现代诗学光芒的“诗性本位论”→“诗语分子学”→“诗人修养论”→“诗贵清远说”→“诗分唐宋说”→“诗品伦理学”。其三，综上所述，钱是否为无愧于中华文艺史暨批评史的伟大学者，也就不言而喻。
“水德江南”是一种具体的抽象，是开放性、体认型的理论话语，也是长期以来历史上江南地域特征与人地关系互动过程中的生态、生产、生活以及哲学意义上的观念结晶，其理论特色具有非二元性、非体系化、文史互用、道艺融合的特质，是一种具体而微的中国本土形态美学体系。如何将文学、语文、历史、人物、哲学、艺术、宗教以及地志水文等材料融为一炉，不以抽象的范畴体系把握江南；如何古今贯通，将江南学问、江南文章，活化而为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可以体认、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理、诗意与性情，是江南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一次尝试。
标注，一直就是汉语史语料库加工面对的关键问题。历代汉语史文本，贮存了极为繁杂的注解类型，这与中国经典学术传统及其形态相关。不同时代注解类型，既属于丰富的汉语史料有机部分，也构成了现实当中汉语史语料库类型学调查分析的基本课题。不同类型的历史注解，其基本内容的格式化标记，也就是所谓“标注”。历代“注解”过程中所标注的内容以及所使用的术语，遵循着大体相当的“以今律古”约定形式。这部分注解的标注形式，也就构成了当今汉语文字史语料库结构标注加工处理、标准统一的重要范畴。《史记》作为汉语史语料典范样本，历代传本附丽的注解积淀了各个时期重要学者的认知理解。通过相关文字使用年代、中介联系以及汉语史语音分化等排比揭示，可以恢复其内在联系，架构业已潜隐的线索，作出真正符合时代属性的结构标注揭示。这类年代学意义标注加工，即使对于判断一种文本传承的大致年代，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当今世界，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趋势的蔓延不仅催生了全新的社会事实，亦冲击着全球化研究赖以根植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土壤。面对一系列全球震撼和持续不确定性发展所带来的现实张力，必须在理论层面对全球化理论做出批判性反思与重构。既有的全球化理论在认识论层面仍局限于对“元问题”的经验性推演与循环论证，表征“结构—行动”的二元思维定势，本体论层面依然停留在元逻辑的形式化论辩与重复博弈，表征“时间—空间”的二元对立态势，并最终导致方法论层面陷入“结构导向”的思辨逻辑与研究桎梏中。为有效应对不断累积的全球不确定性发展趋势，在开展全球化理论研究时，可以尝试从“结构导向”到“关系为本”的范式转型与理论研究新路径。
基于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简称“七普”）各省人口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分布变化总体呈如下特征：一是按四区域分：2010年前后两个10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都趋于提高，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占比趋于下降，西部地区的人口占比从下降转变为略有上升；二是按胡焕庸线为界的两大半壁分，西北半壁的人口占比从略有上升转变为略有下降；三是按南北方分：北方地区的人口占比从略有上升转变为下降。结合普查年份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分析显示，人均GDP的省际差异总体来看趋于缩小；按四区域分，东部沿海地区的高差与中西部地区的低差趋于缩小，东北地区转变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胡焕庸线为界的两大半壁分，人均GDP的差距由缩小转变为扩大；按南北方分，2010—2020年人均GDP的差距明显扩大。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其一，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格局呈现新变化，“北人南移”的现象及其影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其二，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均衡不断取得新进展，也不断面临新挑战；其三，我国人口分布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既有正向耦合、也有反向耦合；要顺应人口迁移流动客观趋势，进一步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经典社会学理论常以“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论述个人与社会、社会结构。中华神圣结构中有关天-祖信念的神圣关系则很难套用此二元模式来解释。它并不局限于机械团结，却超出家族血缘相似性，移孝作忠而进入政治权力模式，以等级团结为基础呈现有机团结的特征。表面上类似宗教，骨子里却为神圣格局的等级设置。其以人格等级作为家国心态的一种神圣象征形式，诚为中华文明人性本善的整体性及打通天地人、祖先、君师三大神圣根源，不分神圣与世俗的最佳结果，人格神圣的特殊关系发挥了天下大同普遍主义的特别作用。为此，等级团结作为一个概念工具，解释中国人三千年来缘自于天命、祖先、君师等神圣原型及变迁，最终皈依于由低至高、上行下效的神圣等级、人格伦理与家国心态。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由来已久的去美元化和美元解体的议论，更加成为很有市场的观点之一。然而，牙买加货币体系走向何方，既要从牙买加货币体系产生的原因、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论与历史中去寻找，更要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去探索。黄金的稀缺性等因素决定了金本位制难以恢复，以特别提款权为代表的超主权货币缺乏信用与经济基础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本位货币。如果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依然是主流，通过长期演化，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等三币种本位制将可能替代目前的美元本位制；如果逆全球化成为主流，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有可能分裂为若干个货币区，当然，这种可能性较小。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形成了“自稳定性”，但也有其脆弱性。这种“自稳定性”及其脆弱性决定了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模式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和相应的风险。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模式考验决策智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发展变化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必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实现路径，也是因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新变化的战略选择，因此，需要从历史方位、发展理念、发展与安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立自主可控的全球价值链等战略层面考察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实现新转变。
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城市一体化水平如何，面临哪些障碍，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推进一体化发展，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为此，在明确区域协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经济、科技、设施、生态四大领域18个指标的长三角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2020年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测算，发现长三角地区基于“Z”字形发展轴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显著，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各领域对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贡献以及相互关系不完全相同。为此，长三角三省一市应更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改革长三角公共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环保跨界联动机制，重视新基建、城市群、产业体系三者之间联动，设立长三角产业创新基金会，重点建设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世界级产业集群等。
对魏晋南北朝制度进行过全面而系统研究的史家，当首推吕思勉先生，其论著有关北魏法制之内容也颇多发人深思之处。北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在鲜卑传统习惯法和由汉字写成的刑律之间在司法实践上产生过很多问题。对于由此形成各种矛盾的解决过程是与鲜卑族的汉化纠缠在一起的，所以北魏当局的处理过程也包涵着很深的政治智慧，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新史学与语体文兴起的脉络中，“白话修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革取向。近代白话通史的修撰，大体上沿着宋代以来的口语说史与近代新书面语(语体文)创制两个方向前行。1922年完稿的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在白话通史的体裁、语言与格式等修史形式问题上作了有意识的探索，与此前二十多年间的近代白话演史多有区格。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革命与新史学革命的“事中人”，吕思勉始终实践在重建书面语与新通史的第一线，却又与文学革命及史学革命皆保持着相当冷静的距离。他并没有陷于文?白及述?著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而是以更为整体的视野去考虑国文、国史的重建问题。他对于“白话文”的追求在于既取其“浅”与宽，又希望保留它与原始史籍的“精神”纽带。其实践方向是包括史钞体裁、新国语文体与新征引格式在内的整体化方案，以求重建近代中国叙史（尤其是通史）的新书面形式。这种探索在当时中西新旧逐渐对立的时代语境中是颇为独特与深刻的。
吕思勉先生曾在20世纪20—40年代多次发表中国婚姻史研究的论著，且前后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和改写。在吕思勉的史学架构中，中国婚姻史研究被置于相当特殊的位置，而婚姻史研究又极为典型地反映了吕先生的治史方法。作为近代史学范式转变时期的重要案例，通过考察吕思勉先生撰写、修改中国婚姻史的具体情况，便能揭示出对同一专题的“时时改写”，不仅反映了史家对自身学术观点的发展和修正，更体现着近代学者以新思想、新观念来“再造已往”的复杂历史书写实践。
虽然实践哲学和实践理论都共享着“实践”一词，但是学界鲜有系统探究两者关系之作。西方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黑格尔之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分。在对于实践要素的理解上，现代实践哲学表现出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亲缘性。实践理论直接继承并发展着现代实践哲学，而其与传统实践哲学的关系则是间接的、以现代实践哲学为中介发生的。实践理论在基本哲学立场、二元论问题、实践规范性以及实践之未来维度等方面将现代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拓展到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理论、语言学、科学哲学，甚至女性主义、组织研究、消费研究等领域中，从而为理解各种鲜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具体学科式的说明。现代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在未来也许会融为一体。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主要范式之一。它不仅需要在清理和批判现代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的行动理论与动机理论，更需要树立美德的概念标准，回答“何种品质堪称美德”。作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赫斯特豪斯对此设定了相互联系的三个命题：（1）美德有利于其拥有者；（2）美德使其拥有者成为好的人；（3）上述两种特征彼此关联。赫斯特豪斯通过将命题（1）界定为大概率的建议，将命题（2）内置于伦理自然主义的视野，将命题（3）奠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人性理论，不仅回应了既有挑战，而且为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标准理论提供了相应的论证与辩护。
作为一种痛苦之情，道德焦虑产生于人不能应对的特殊境遇之中，是人对道德的不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道德的直观体验和当下反应。基于不确定性对象的区分，道德焦虑内涵规范性焦虑（生存焦虑）、信念性焦虑（存在焦虑）两种不同的层次。从不确定性的终极指向来说，道德焦虑是以道德方式对人的自由或自我受限的伦理处境的一种揭示。反溯人之关系性存在的事实及价值性存在的应当，在群己物我的关系连结中重思人的境况、重塑人的形象，是伦理为道德焦虑开出的疗愈之方。
从新描写主义的视角分析《诗·秦风·无衣》，就是要以“解剖麻雀”之法对该诗篇所涉及的句法语义等诸多问题做细颗粒度的微观刻画、描写与分析。通过对该诗篇的研究，发现与现代汉语相比，上古汉语更有资格称得上是一种动词型语言。一些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感会确凿无疑被理解为名词或介词或副词的词，在《诗经》所代表的上古汉语中其实是动词。除此之外，上古汉语还是一个以并联（Conjoin）法为重要造句手段的语言，一些按照现代汉语语感会理解为连动或主从结构（包括动结式）的结构，在上古汉语中很可能是动词并联结构。
纵观西方语义学史，其研究旨趣可概括为历史取向、心理取向和语境取向，即19世纪的西方语义学已先后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交叉。如今奉为当代语言学的一些“新理论”—心理性、主观性、社会性、形式和功能、静态和动态、语境和情境、隐喻和转喻、意义域或原型理论等，皆植根于往昔论著之中。20世纪的三种形式主义思潮，导致西方人本语言观形成三道裂隙，从20世纪60年代始，当代西方语言研究中才出现了向传统人本语言观的回归。基于德、法、英、俄诸语数十种早期语言学原著，可以追溯这些“新理论”的渊源，以推进语言学思想史研究。
国家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也是政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随着“将国家带回来”的浪潮兴起，以社会为中心解读国家的做法受到挑战，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等概念日益流行，它对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众多理论体系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国家主体地位的获得改变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分工逻辑，制度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强调。“发展型国家”是从国家主义视角解读东亚奇迹时形成的主要理论成果，它取代自由主义成为解读东亚政治经济的主导范式。
流行病的爆发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常常会引发地方和全球连锁反应。重温1994年印度苏拉特的鼠疫案例，可以了解全球、印度政府和地方邦政府在公共卫生和政治权威各个交叉层面上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自表达的特定的政治关切、社会焦虑和当务之急。疫情期间全球和地方层面出现了相互重叠的多层叙事，说明公共卫生及其政治学存在多个同心圆，我们必须分析它们之间的交集，厘清不同的观念和反应，以应对、解决与疫情命名、公共卫生和政治影响相关的复杂挑战。苏拉特疫情为WHO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使其能够采取更具干预性的战略，为建立全球性的疾病监测网络、加强各国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点，而持续紧张的区域局势和不同国家的关注点影响了各方在疫情认知问题上的政治博弈。苏拉特瘟疫和围绕它的争议说明有必要把全球卫生列为一个既具综合性、又有专业性，需从整体上来把握的优先事项，而不是简单理解为国际、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层级之间的利益博弈。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建构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生态下的公共健康议题。
朝圣研究在西方学界兴起已有几十年的时间，研究成果颇丰。在已有的朝圣研究中，有两类研究进路得到较多的采纳，一是考察朝圣制度的生成，注重政治经济过程对朝圣体系的建构作用；二是关注朝圣带来的各类社会性后果，倾向于功能性地看待朝圣。以上海佘山天主教朝圣为例来尝试探讨一种以体验为中心的朝圣研究进路，可以在政治经济学和功能视角之外以一种“内部”的视角来看待朝圣行为。这一视角聚焦在凝结了全部的社会、文化、历史的“人”身上，具体落实在朝圣者的体验上。通过朝圣者体验的角度，期待能够更深入地呈现朝圣本身的样貌，由此达成对于朝圣更为全面的认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纸神专藏”，内有同一历史时段相对齐整的“娘娘纸马”一整套。以这套纸质祭祀仪式用品为纲，参照该时期相关文献，可以复原1930年代北京地区生育风俗的概貌。这些纸马作为民国初期民众生育仪式的标记物，为检视当年日常生活中依然繁盛的相关民间信仰活动提供了可依凭的证据链；凭借阐释分工明确、等级井然的娘娘纸马系统，生育知识、家族观念、邻里社区等等旧有的地方性知识被揭示出来，有力地证明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的互嵌和同构关系。纸马的价值，宜在作为与风俗紧密相关的文化传统之“辅助记忆物”的维度上，予以重视。
建构我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已成当前学界共识，而如何建构继而成为学界一直讨论的热点。本研究基于后现代知识观背景下实践性知识视角，在本土化研究脉络中强调基于实践的本土社会工作知识生成。通过聚焦一线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可以总结呈现出当前在我国实践场域中存在的四种知识样态：叙事知识、隐喻知识、身体知识、概念知识。这些不同样态的知识是社会工作者实践智慧和实践性知识的反映，是我国自主社会工作知识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实践场域内社会工作知识样态的归纳与研究为我国自主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实证基础。
2021年是“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中国房地产业进入后开发时代，其核心标志是土地购置面积和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已达到最高区间。后开发时代房地产业发展呈现出新的重要特征，包括存量房交易渐成市场交易的主体、由提供“有形产品”与获取“资本利得”的盈利模式向提供“无形服务”与获取“以现金流收益”为主转变、业态创新与房地产产业链更加充实丰富等。后开发时代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依然存在，在新的环境下政府要优化与完善调控政策，房地产企业要科学决策与创新推进等，以更好地促进房地产业高质量持续发展。
房价上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问题。基于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70个大中城市宏观经济数据的匹配样本，深入探讨房价上涨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及相关机制，其结果显示：在房价上涨的外部冲击下，企业的融资约束发生显著改变，进而对僵尸企业的形成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从企业性质差异来看，房价上涨对负债程度不同和是否涉房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房价上涨能够更显著地降低涉房企业和负债率较低的企业僵尸化概率。进一步来看，房价上涨会刺激僵尸企业表现出“由僵复活”的生存特征，这主要是通过缓解僵尸企业融资约束的渠道来实现的。以上研究为房价上涨背景下僵尸企业的形成特征及其“由僵复活”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同时也表明，从长远来看，企业仍需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来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近年来，为了应对房价过快上涨，我国政府频繁出台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由此带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冲击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因此，明确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价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利用2006年1月至2021年3月长江经济带及其三大城市群25个城市的数据，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房价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是：面板协整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新房价格和二手房价格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较之二手房价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新房价格的因果关系更为显著；尽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价波动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条件收敛结果表明其对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的收敛性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应重视经济政策变动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在合理预期内“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针对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制定差别化的调控政策；同时，可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对区域房价进行系统性调控，从而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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