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苏维埃国家建立的时候起,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建国初期内外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 俄共(布)高扬共产主义的思想旗帜,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强大能动作用, 在巩固苏维埃政权, 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 在斯大林时代以后, 由于意识形态的逐渐“僵化”与“神话”, 其对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都造成了重大的消极影响。由于意识形态违背了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最终也导致了苏共意识形态堤坎的全面崩溃, 并引发了苏联解体。探寻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内在原因与发生机制, 将有助于我们反思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互动和共振的关系。
一 苏俄初期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 执政的布尔什维克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 面临的问题复杂艰难。俄共(布)不但要克服严酷的战争和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带来的种种困难, 还要领导工农大众建设新社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 不仅要粉碎敌对势力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诬蔑, 还要在群众中开展共产主义教育, 树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由于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和灌输, 俄国大多数劳动者认同了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路径选择, 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行列, 成为建设新社会的骨干和先进战士。正是依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带头, 以及全国人民坚韧不拔的努力, 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终于战胜了凶恶的敌人, 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屹立在东方。这一切, 彰显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强大的组织、动员和教育的功能。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共执政初期发挥了重要的维护执政合法性的功能。然而,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但它并不因此就自动为当时的俄国广大民众所接受, 它要真正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 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 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所以, 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 列宁比其他领导人倾注更大的精力和努力,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在列宁看来, 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革命创立的“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文化革命”的必要前提。①事实上, 列宁所强调的“文化革命”, 究其实质, 就是要创造出“社会主义新文化”, 培养和造就拥护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苏维埃公民”。因此, 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明确反对国民教育中的“无党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在他看来, 学校应当成为向劳动人民传播共产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工具, “以便培养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②尽管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任务极其艰难, 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它激发着民众“要为美好理想而战斗”的热情。1919年, 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首倡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得到各地工人的广泛响应, 便是一例。英国学者莫舍·卢因指出:“在这‘红色’阵营中, 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 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 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 也由于党内和支持党的群众中盛行着平均主义情绪而不可否认地提高了士气所致。”③反映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文学作品, 如《铁流》、《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深刻的革命批判精神。列宁继承了这种革命批判精神, 新政权建立后, 列宁在文化思想领域同各种反苏维埃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严肃的斗争。几乎在举行十月起义的同时, 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封闭了所有不利于新政权的报刊。在国内战争年代里, “大炮轰鸣, 诗神沉默”。在战场上用火炮和肉搏较量胜负的日子里, 思想文化领域两条阵线的斗争自然就降到次要的地位。但战争一经结束, 进入新经济政策的和平建设年代, 这个领域里的斗争就显现了出来。一些没有逃往国外的旧政治势力, 虽遭受国内战争的失败, 但是他们一如既往, 妄想恢复昔日的天堂。“国内侨民”集团利用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局面, 攻击和丑化苏维埃制度。由于局势险恶, 或受敌对势力的蛊惑, 或受自身世界观的局限, 一些高层次的学界精英对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不理解, 采取不合作、消极怠工甚至敌视的态度。列宁敏锐地洞察到这股反苏维埃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巨大, 危害严重, 于是对“国内侨民”集团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列宁指出, 必须同这类“有学位的当代农奴主”作斗争。他说:“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 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 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④经过几个月的准备, 1922年秋, 苏维埃政府果然动用行政手段, 将161位包括皮·亚·索罗金、尼·别尔嘉耶夫、莫斯科大学和彼得格勒大学的校长、教授等当时俄罗斯最顶尖级学者、文化人和新闻记者集中在一艘船上, 驱逐到了德国, 史称这是一艘“哲学家之船”。苏维埃政权初期, 在文化力量对比方面, 无产阶级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一时又难以改变这些学者的立场, 将这批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驱逐出境,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当时还出现一个“路标转换派”, 主张所谓“路标转换”, 他们宣布放弃用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 转向同现政权合作, 但企图以和平的方式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发生演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路标转换派”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一方面揭露“路标转换派”的资产阶级本质, 同时也注意到他们纲领中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所包含的积极内容, 认为“路标转换派”的出现也反映了反苏维埃阵营的严重分化。正是基于这一分析, 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批判这一思潮的同时, 对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是左派)吸收到苏维埃机关中加以任用。这一政策, 既有利于团结、争取广大知识分子, 也有利于分化、瓦解反苏维埃派别。
列宁和党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与反苏维埃思潮做斗争的同时, 在文化建设中, 先后遇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等极“左”派别的文化关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干扰。对待党内这些反对派, 列宁以其民主的作风, 主张用同志式的态度进行耐心说服; 有时争论十分激烈, 弄到有些人要挟集体辞职的地步, 但列宁还是坚持说服、挽留, 团结不同政见的同志一块工作。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方针政策看, 有下列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一)对敌对势力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有所区别。在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 苏维埃政权对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不得不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 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本上坚持以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为主, 以行政强制措施为辅的方针, 在坚持不放弃使用镇压手段的同时, 采取的方针是“不应过高估计镇压的作用” ①。事实证明, 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二)对资产阶级思潮, 采取有分析的、区别对待的态度, 对其中可能的积极因素, 大胆地加以利用。列宁对待“路标转换派”的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鉴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立场和主张极为有害, 列宁旗帜鲜明地给予反对, 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吸收和继承过去时代和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对待极“左”文化思潮, 列宁不仅进行思想理论批判, 还着眼于从组织上将其团体纳入党领导的轨道。
(四)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 也有一定的教训。主要表现在用行政手段解决意识形态分歧, 留下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将一批知名的学术界精英人物驱逐出境, 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些人中有的在国外成为世界级学术泰斗, 有的也转到苏维埃爱国主义立场上来, 放弃了原先对苏维埃的敌对态度。采取“驱逐”的方法, 虽有各种原因, 但确实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苏共未能依照知识分子的特点, 采取说服教育、团结争取的政策和方法, 而是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简单处置, 使国家失去一批有造诣的知识精英, 也对后来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产生消极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初期意识形态工作, 在同各种反苏维埃的资产阶级思潮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同时, 注意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 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在进行国内战争、战胜饥荒、恢复经济、开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决策, 指导工作。这一切表明,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苏俄时期已基本确立, 主要表现在对决策的指导作用, 对人民的教育作用, 对国家、社会的引领作用, 当时党内、国内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正常的。
共产党执政时期如何长期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机和活力, 如何处理好理论与实际、传统与创新、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由于经验的欠缺和列宁的早逝, 未能很好地得以解决。20年代中期, 随着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 国民经济由恢复时期步入发展时期, 人民生活状况趋于稳定, 苏共的意识形态却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化。
二 意识形态的神化与僵化列宁逝世后, 苏共党内斗争十分激烈。斯大林先后战胜各种反对派以后, 成为全党的最高领袖。在党内斗争中, 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争夺列宁主义的思想旗帜, 其实质是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斯大林通过对列宁主义的阐述和发动对列宁的“造神”运动, 把列宁供上神坛。同时他本人便以列宁的继承人和列宁主义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并紧紧掌控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1929年, 他在全国城乡发动“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 消灭各种非公有的经济成分, 斯大林称这一年为“大转变的一年”。同时, 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 也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进攻, 最先从哲学领域开始, 随后在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开展一系列“批判”运动。自1929年底至1932年底, 可称为苏联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
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大转变”, 改变了20年代初列宁和俄共(布)力图按照意识形态的自身规律领导学术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一整套方针, 其消极影响遍及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各个部门, 甚至危及自然科学许多学科的发展。其严重后果表现为, 第一, 扼杀学术领域的独立探索和平等讨论。1931年10月, 斯大林写信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对该刊发表历史学家斯卢茨基一篇论文提出“坚决抗议”②, 并给作者戴上了“反党”、“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等等一大堆政治帽子, 认为该杂志编辑部刊登此文, 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随后, 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整肃措施:勒令《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停刊一年, 并改组编辑部; 审查所有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历史著作; 按照斯大林来信的精神清查一切史学机构; 开除斯卢茨基的党籍和公职。这些措施株连到了成百上千的学者, 并导致对全苏史学界进行了一场清洗。此后, 这种整肃和清洗, 又由史学界扩展到整个学术领域。由党的最高领袖公开点名批评一个普通学者, 对整个学术界的“震动”是不难想象的。将学术分歧上纲为政治问题加以鞭笞, 完全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应有界限。从此, 学术界人人自危, 很少有人敢闯“禁区”, 学术探索与理论创新几近停止。第二, 阉割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 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灵受到扭曲, 如果不跟着既定的调子参与“批判”运动, 说违心话, 就可能使自己遭到不测。于是, 许多学者只得谨小慎微, 明哲保身, 不敢越雷池一步, 还得时时检讨自己。30年代有一位作家说道, 当时很少有人敢于说诚实话, 倒是“令人齿冷的唾弃自己的可悲的忏悔, 一副演员做派的虚伪的台词, 和那种张皇失措的情绪, 多得惊人。” ①第三, 形成学术上“定于一尊”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管理格局。30年代的苏联, 除了“神化”列宁, 树立列宁主义的权威以外, 斯大林成了“活着的列宁”, 拥有至高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1938年, 斯大林亲自主持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 这本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 实际上是一本钦定的党史教科书。此书一出版, 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发出通知, 要求苏共全体党员和各国共产党人都要认真学习, 并以书中的口径作为评价苏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唯一范本。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在30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 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 ②此刻,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 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把严酷的社会政治生活推向极端。在这样的背景下, 《教程》的出版, 使意识形态领域也形成“大一统”的局面, 党内党外、各类学术界对苏共党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 只能有一个声音。长此以往, 从领导人到普通党员, 头脑禁锢, 思想僵化, 教条主义盛行, 成为苏共的痼疾。
二次大战以后, 世界形势变化很大, 苏共的意识形态更趋僵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个人崇拜及其危害, 出现了一股“解冻”浪潮, 对推动思想解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体制最严重的弊端进行矫正, 未能对高度集中和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真正的改革, 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亦时紧时松。更重要的是, 赫鲁晓夫时期虽然使斯大林走下神坛, 但整个思想理论界的教条主义积习难改, 对当时传入苏联的一些西方思潮仍采取简单拒斥的方式, 以致表面上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 主流意识形态已逐渐被民众远离和丢弃, 尤其在青年一代身上已经出现许多思想“纷乱”的现象。
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 面对当代世界出现的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 原有的理论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勃氏每次讲话都要到列宁著作中引经据典, 却毫无吸引力和说服力, 意识形态日益丧失战斗力和科学性, 危机日显, 这一点连苏共最高领导层也觉察到了。60年代后期,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向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 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感到“索然无味”, 对“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不感兴趣, 反对强制的心理效应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没有人去翻阅”。同时, 校方又不敢开设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的课程, 使学生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一无所知”。青年人越来越讨厌政治活动, 逃避学校组织的“星期日义务劳动”, 拒绝参加节日游行。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严重滑坡, 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少年轻人理想信念颓废沦落, 他们公开宣称, “我不管什么社会主义——只要给我的钱多”, 酗酒和性放纵, 成了一些青年人的主要生活内容。许多大学生不愿入党, 认为入党会限制“个人自由”, 在他们看来, “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 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 党“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①上述情况说明, 在青年一代心目中, 共产党、共青团日益失去了威信和信任。
为了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 1966年11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专门研究和部署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会上, 勃列日涅夫检讨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严厉地批评了文学、艺术、电影, 以及某些学术著作中出现的“诬蔑党和人民历史”的现象, 要求“对之采取相应的措施”。勃列日涅夫要求全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 编写新的苏共党史, 作为全党和全国进行思想教育方面的“中心轴”。勃列日涅夫甚至强调说, 对于意识形态工作, 对于宣传工作, “不能吝惜钱财”, “不应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②按照政治局会议的精神, 苏共中央决定大规模地印刷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勃列日涅夫等苏共现领导人的著作, 对青年一代开展政治思想工作。1970年初, 由波诺马廖夫主编的新编《苏联共产党历史》出版; 1971年初, 出版了题为《遵循列宁主义方针》的勃列日涅夫两卷本文集, 随后, 又先后发表勃列日涅夫小说体裁的三本回忆录《小地》、《复兴》和《垦荒》, 有作家在《真理报》上撰文说, 这三部小说“是苏联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教科书”。③虽然社会上和群众中对此类读物毫无兴趣, 但为了表示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视, 有关部门仍一路绿灯、不吝钱财、不计成本, 大量印刷发行这些著作, 造成严重积压, 后来不得不将这些出版物当作废纸处理。
斯大林时期及后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管理, 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势压人”, 用行政的甚至司法的手段人为地消灭其他社会思潮, 压制乃至从肉体上消灭有独立思想和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从而窒息了社会生活应有的思想空间。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已经不再采用斯大林时期那种粗暴的高压的办法, 但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仍然采取社会隔离、精神治疗等措施严加压制; 二是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教条化、凝固化, 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动力和活力, 导致社会意识形态日益“空心化”, 对人民群众失去亲和力和凝聚力。苏共长期以来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 使青年一代理想信念失落, 凸显了主流意识形态已失去了教育群众和引领社会前进的功能, 在一些场合, 空洞无物的理论教条甚至沦落为群众讽喻的对象。
三 苏共意识形态堤坝的全面崩溃80年代中期,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启了改革的历程。改革, 要打破传统体制的重重阻力, 首先要扫除各种思想上的疑虑和障碍, 使人们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1986年11月, 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讲话中对社会科学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认为各类社会科学的教科书都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枯燥无味的毛病, 因此必须重写。④1987年初, 在另一次会议上, 戈尔巴乔夫承认, 在苏联历史的研究中确实存在许多“禁区”, 他提出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任务和空白点”。⑤
戈尔巴乔夫提出历史中不应有“空白点”, 以及随后提出的“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 犹如在死水一潭的思想界、学术界丢下一块石子, 立即引起了波澜。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出现一股“历史热”。这里, 我们着重剖析苏联晚期这股“历史热”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以及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从而造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堤坝在苏联全线崩塌, 成为促使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
所谓“历史热”, 就是在一段时间内, 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历史问题的真相, 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都在审视苏联各个时期的历史问题, 一大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的文学作品也相继推出。其中影响最大的如亚历山大·特瓦尔托夫斯基的描写自己父亲在1931年被作为富农而流放的遭遇的长诗《回忆的权利》, 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纪念她儿子于1937年写的诗《安魂曲》, 描写30年代“大清洗”悲剧的格鲁吉亚影片《忏悔》, 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的儿女们》,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等等。这些作品的解禁出版, 以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平反昭雪, 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驱使人们去关注和重新审视苏联过去的历史。
大批政治案件陆续平反, 一系列文艺作品解禁, 填补“历史空白点”逐渐推开, “历史热”不断升温。这个时期出版的种种关于历史问题的著作、文章、回忆录、言论, 可谓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良莠混杂, 泥沙俱下。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的“禁区”被打破, 历史档案不断开放, 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撩开了面纱, 这不能不引起广泛的反响和对历史真相的关注; 另一方面, 进一步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 是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的重要内容, “历史热”正好能冲破过去的僵化体制、与过去的错误领导划清界限, 为改革扫除障碍。
伴随着以揭露历史阴暗面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非正式的史学作品的涌现, 苏联最高当局着手对历史案件和历史人物甄别平反也达到高潮。当戈尔巴乔夫吹起“改革”之风, 进行新一轮的更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时, “历史热”又以各种形式广为传播的(包括某些夸大、编造的)案情细节, 大加渲染, 两者交互作用, “热”浪滚滚。在这股“热”浪中, 揭露斯大林自然成了中心议题。据有人从1985-1988年苏联32种报纸、97种杂志上收集的与斯大林有关的作品共717篇, 其中1988年共发表660篇。可见, 1988年“历史热”达到了高潮。①
在“历史热”中, 真正有学术含量的历史论文很少, 大量的是有关历史题材的各类作品, 如政论文、访谈录、小说、诗歌、资料等等, 由于这些作品披露从前被视为“禁区”的材料, 或以辛辣的笔调抨击时局, 议论公众关心的问题, 因而使历史问题成为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历史热”使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真假难辨, 黑白难分, 由此, 1988年6月, 苏联有关部门作出决定, 取消这学期中小学历史课考试。这样做无异于表明, 官方公开承认, 对整部苏联历史都要重新审定。
但是, “历史热”很快显示了它的双刃剑作用。正如西方学者麦肯齐和柯伦所指出的, “努力挖掘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导致了对列宁主义的批评”, “不知不觉地, 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揭露性的潘朵拉盒子, 这使整个苏联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被破坏的威胁”。②俄国学者也指出:“在短短的时间内, 清洗历史‘空白点’, 变成了几乎将全部苏维埃历史涂成黑色。”③对苏共历史的批判从个别时期扩及到几乎整个苏联历史, 从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到开始指向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列宁, 从批判个别事件扩及到经济、政治、民族、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正是在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中, 群众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历史热”高潮在苏联持续到1989年。在几乎所有苏联时期的历史都遭到置疑, 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许多人甚至对整个社会制度、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也提出置疑。这就大大背离填补“空白点”的初衷。其后果是, “历史热”激起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 许多善良的人们感到迷惘, 无所适从,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社会的思想大混乱, 成为苏联演变的根源之一。
“历史热”对涉世不深的年轻一代来说, 重演了他们父辈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悲剧, 极大地冲毁了他们原先就不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 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 而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进入更加剧了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失落。需要说明的是, “历史热”的兴起, 并非是有人蓄意谋划的, 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对过去历史上阴暗一页的揭露和声讨, 是对苏共长期以来隐瞒历史真相和在意识形态上僵硬封闭的抗议。在戈尔巴乔夫不留“空白点”、公开性、民主化的号召下, “历史热”犹如在原有意识形态堤坝上打开一个缺口, 于是, 民众的不满, 在原有体制下只能积压在心头; 而一旦有了机会, 洪水就会像决堤一样宣泄出来。
还应当看到, “历史热”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挑起来的。面对改革所出现的复杂局面和各种矛盾, 戈尔巴乔夫既无胆略又无良策, “历史热”所引发的对苏联历史的拷问, 使主流意识形态无力招架, 也使苏共的政治威信和执政能力大为减退, 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自由主义和其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戈尔巴乔夫步步退却, 放弃一个个思想阵地, 最后竟祭起“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然而, 意识形态的失控, 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戈尔巴乔夫回天无力, 他自己也成了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陪葬品。
四 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教训和思考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 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最深层、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其教训十分深刻, 有必要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第一, 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自由化, 都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准则, 危及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管理, 是理所当然的。苏俄初期尽管内外环境险恶, 但俄共(布)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无产阶级新政权进行理论辩护, 为政策转折提供理论支撑, 为民众教育指出方向和内容, 充分显示了意识形态强大的能动作用。意识形态本身也不断更新, 与时俱进, 理论发展充满活力, 社会生活一派生机。
应当承认, 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管理, 如何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 对列宁和俄共(布)而言, 也是缺乏经验的。对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怎样处理好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 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教育广大党员和青年一代, 如何制定正确的文化教育政策, 等等, 都有待于在实践中摸索。
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工作也高度重视, 他高举列宁主义旗帜, 将列宁主义作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指针。然而这一时期的苏联意识形态管理开始发生蜕变, 其突出表现是, 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条化。首先, 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变成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 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问题和矛盾, 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 只会到本本上去寻找现成答案。用理论教条去裁夺现实生活, 给生动的生活贴上各种政治标签, 束缚了人们的手足, 窒息了人们的创新精神, 也使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陷于僵化。其次, 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了封闭的官方哲学, 失去了与时俱进的动力, 失去了科学的批判能力和鉴别是非的能力, 使意识形态领域死水一潭, 万马齐喑, 马克思主义逐渐失去了对广大民众的凝聚力和引领作用。再次, 教条化使执政党不按照意识形态自身的规律, 去对待群众中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思想意识问题, 不是采取说服和平等讨论的态度和方法, 动辄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进行压制和打击, 使广大民众内心深处的不满逐渐积聚, 执政党地逐渐失去了民心, 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最后, 随着时代的变迁, 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教条化的内容和方式使青年人厌倦, 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大为削弱。
从30年代到80年代, 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虽有所调整和变化, 但始终未脱离教条主义的窠臼。表面上看意识形态的堤坝仍然屹立, 但其内部已十分虚脱, 如何通过改革, 防止意识形态堤坝的崩溃, 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改革, 但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从“左”跳到“右”, 造成严重的后果。他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 其初衷也许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 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 这些口号使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抬头和活跃起来, 西方各种自由主义思潮也依附各种政派也乘机而入, 这种情况下, 原有的意识形态堤坝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各种错误思潮, 戈尔巴乔夫又没有能力驾驭和控制局面, 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一再后退, 一步步放弃阵地, 直至公开宣布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接受“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旗帜, 这个缺口一开, 整个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 自由主义与教条主义有相通之处, 苏联晚期流行的自由主义, 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政治思潮的抄袭和搬用, 同样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更重要的,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要打破原先自上到下普遍存在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 必然引发各种社会思潮的活跃, 这是对意识形态教条化的一种反弹。问题在于, 戈尔巴乔夫不懂得如何坚守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 改革原有意识形态的管理模式, 却放任各种错误思潮泛滥, 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使改革举步维艰, 直到被反对派势力将苏联原有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一起被颠覆。邓小平说过, “右”和“左”都会葬送社会主义, 苏共败亡和苏联剧变, 印证了这个真理。
第二, 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和共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 自然是要冲破原有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建立适合时代要求的、以新科技为内涵的现代生产力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主义体制, 实现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如此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中,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新思维”, 都反映了改革寻求意识形态的支持。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意识形态, 一方面因其极端僵化、教条化, 无法适应时代主题和改革要求而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惯性和刚性, 必须依靠坚毅的努力和灵巧的策略才能加以改变。引导得法, 才能消除其消极方面, 防止其失控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这就要求改革的领导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才能驾驭改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引导意识形态的更新和改革的顺利进展。戈尔巴乔夫提出填补“空白点”的初衷, 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 而是通过进一步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 揭露和抨击传统体制的弊端, 唤起人们的改革热情, 冲破教条、僵化的意识形态的藩篱, 为政治改革开辟道路。可是, 一个长期被传统意识形态教条化的社会, 一旦真的发起政治改革, 意识形态的目标很可能发生扭曲和变形, “历史热”的兴起, 正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苏共为清理和纠正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行动, 被延伸为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全盘否定, 进而对整个苏联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扩展到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十月革命也成为一种“原罪”, 成为“中断俄国历史的正常发展”、给国家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总根源。面对这种局面, 戈尔巴乔夫不是旗帜鲜明地坚守方向和阵地, 而是步步退却。他的改革理念从“更新社会主义”到“中立化”, 再到“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①。伴随这一过程的, 是苏联晚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不断恶化, 危机四起, 直至最后戈尔巴乔夫丢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自行放弃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 推行“多党制”和所谓“社会民主党化”, 于是, 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 也成了无可避免的结局。从这一点看, 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这里, 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和共振。冲破传统经济、政治体制, 构建新的体制和机制, 需要意识形态鸣锣开道, 但改革既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改革所需的意识形态就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 又是与时俱进的。可是, 改革期间, 苏联一些人却利用“中性化”的口号, 煽起群众揭露阴暗面的情绪, 矛头直指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社会制度, 其结果只能是迅速冲垮传统意识形态的堤坝, 销蚀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 削弱执政党的社会控制力, 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这一期间, 苏共与戈尔巴乔夫放任各种思潮和政派泛起, 直至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改革走入死胡同, 苏共秉持的意识形态失去了支撑改革的功能, 各种错误思潮和敌对思潮的泛滥, 对现政权和苏共的执政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
第三, 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在苏联演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世界进入了“一球两制”的历史进程。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和巩固, 总会伴随各种复杂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总是处心积虑地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它们主要采取两种手段:武力干涉与和平演变。苏维埃国家成立之初, 有西方国家的首脑狂妄地宣称, 要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 十多个国家曾联合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 德国法西斯武装入侵苏联更是一次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历史经验证明, 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军事颠覆的阴谋未能得逞, 却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重创。二次大战以后, 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阵营着重采用和平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方法。大量的材料证明, 在冷战期间,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是一种既定的战略, 是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的。对东欧、中国、古巴、越南都实行这一战略, 但主要是针对苏联。在西方国家眼里, 苏联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 是拥有核武器且是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即使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 苏联也是西方世界最强的对手。赫鲁晓夫上台后, 采取相对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各种西方思潮乘机而入, 侵蚀战后成长的一代青年, 使苏联青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有利条件。苏共领导层对这种现象虽忧心忡忡, 却找不到应对的良策。在苏联晚期社会思想极度混乱, 沉渣泛起的条件下, 西方思潮的大举进入, 更增添了乱象。值得一提的是, 苏联晚期社会上各种政治反对派登台表演, 许多反对派都得到西方国家支持和资助。在苏联演变的众多因素中, 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何来评估和平演变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还是应该运用唯物辩证法: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某种意义上说, 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剧变中取得了成效, 俄罗斯《独立报》指出:“排除美国政策的作用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 就像是在调查一次突然的、出人意料的、秘密的死亡事件时, 忽视了被扼杀致死的可能性。” ①当然, 像苏联解体这样具有世界性的重大事件, 决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 而是历史合力的一种结果。因此, 也要恰如其分地分析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 美国原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说:“造成苏联解体的, 并不是西方的政策, 而是苏联自身政治进程的失败”, “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 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解体, “其作用仅仅在于, 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势力, 而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 应该对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接受的联盟负责。”②平心而论, 这位美国政治家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评价, 是比较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