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汉语之魂!”这个命题有点跟现行语言学理论唱对台戏。有人马上会质问: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你懂不懂?“语言第一性, 文字第二性”、“文字是符号的符号”, 这是现代语言学的常识、语言学ABC的第一课。“符号的符号”能够成为“符号”的灵魂吗?

如果捧着一本现行语言学教材, 对这样的质问我们当然没法回答。但如果有人从另一个方向来提问题:假如没有汉字, 假如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汉字, 汉语还成为汉语吗?或者至少, 汉语还能成为我们所知道的汉语吗?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去想象, 可以设想古代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献突然全用拼音文字去拼写了, 我们还能读得懂吗?可以想象人们初次相识, 再也不会问“贵姓zhang, 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了, 我们再也不会有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诗词歌赋、骈文对联、灯谜酒令, 乃至摩崖石刻、楼堂匾额了, 所有建立在汉字一音多形基础上的汉语“谐音文化”也将全部崩塌, 汉语自古至今、滋养了千百代儿童的文字游戏(因为汉语实在很少有不涉及文字的“语言游戏”)也将不复存在了, 汉语的修辞格的相当一部分(诸如拆字、回文, 飞白、歇后, 双关、顶真等等)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了。总之, 一部中国文化史恐怕全部得重新写过。当然, 这还是就其小而言之。如果就其大而言之, 我们甚至还可想象, 中国会不会分裂成欧洲那样几十个国家, 彼此说着相似而不相同的语言?这并非不可能, 因为西方的语言学家至今还在说:Chinese is not really one but several languages held together by a common script (“汉语实际上不是一个语言, 而是同一文字形式掩盖下的若干种语言”), 他们不接受汉语的方言是方言的说法, 认为这是被汉字掩盖的不同语言, 那么一旦失去了掩盖, 方言还会是方言吗?而失去了方言的汉语还是今天那样的汉语吗?

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 一个似乎是理论上不证自明的“公理”, 一个是不敢想象的可怕事实。事实和理论在这里发生了矛盾。是坚持理论、回避事实呢?还是根据事实, 修正理论?这就是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事实上, 我们想做的, 就是根据汉语汉字的事实, 结合国际上语言文字学理论的新发展, 重新思考现行语言学教材中的一些“常识”性问题。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汉字是符号的符号吗?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语言学教材上都说, 文字是“符号的符号”。汉字既然是文字, 当然也是符号的符号。一些人还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这是“现代语言学”的常识。慑于“现代语言学”的权威, 这句话很少有人怀疑过, 甚至没有什么人作为问题提出过。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问一句:汉字真的跟西方拼音文字的字母一样, 是符号的符号吗?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否!汉字不可能是语音的符号!随便举个例子, “日”这个汉字是记录普通话ri或者上海话ńie或者广东话jat或者我们构拟的随便哪个系统古代读音的符号吗?当然不是。“日”这个汉字跟任何读音没有关系。不但汉字中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跟读音没有关系, 形声字里尽管有着读音的成分, 但形声字的本质与其说是记录读音, 还不如说是利用偏旁的意义来对读音进行分化。只有假借字可以说是记音的, 但由于假借字既无章法可循, 又不能自成系统, 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它既不能单独用来表现汉语, 也根本没有发展成表音文字的可能, 只能作为整体不表音的汉字体系的补充, 起少许辅助作用。因此, 汉字不是语音的符号, 不是“符号的符号”,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反面去看, 如果汉字本来就已经是语音的符号, 那人们还要费心费力, 花一百多年的时间去追求汉语的拼音化干吗?对汉语拼音化的孜孜以求, 本身就说明汉字不是表音的; 既然汉字不是语音的符号, 那么, “符号的符号”说在汉语中就不能成立, 在引进、介绍或谈论西方语言学的这个理论的时候, 就必须从汉语出发作重要修正, 以正视听。可惜的是, 国内出版的语言学教材, 至今还在振振有词地鼓吹着“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这种根本不符合汉语的理论, 误导着莘莘学子和社会大众。如上所说, “符号的符号”说与汉语拼音化道路是自相矛盾的, 汉字如果是符号的符号, 就不存在要推行拼音化的前提; 如果需要追求拼音化, 就说明汉字不是符号的符号, 二者只能取其一。我们不能又要维护“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这一“常识”, 又要追求汉字的“拼音化”, 还要证明二者同时都是正确的。

再有, “文字是符号的符号”真是“现代语言学”的常识吗?恐怕也不是。据我们调查的结果, 这个观点不是“现代”语言学提出来的, 而是“古代”以及“近代”语言学提出来的。这个观点的两个最明确的主张者, 在古代是亚里士多德, 在近代是黑格尔。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口说的词是心理经验的符号, 书写的词是口说的词的符号”这个命题, 黑格尔更把它归结为“符号之符号” (aus Zeichen der Zeichen)这个术语^①。“现代语言学”呢?它的创始人索绪尔说过一段话:“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 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 ^②很多人把它当作“符号之符号”说的现代版, 认为索绪尔也是主张“符号之符号”说的, 因而这是现代语言学的“常识”。其实索绪尔与亚里士多德他们有根本的不同, 第一, 他根本没有过“文字表现语音, 语音表现意义”这样一种表达, 因而不应该把他的话归结为“符号之符号”说; 第二, 他也没有用“是”这个动词, 而只说“表现” (represent, 也可译为“代表”)语言, 不像亚里士多德他们说得斩钉截铁。由于语言有音、义两个方面(索绪尔叫做“能指”和“所指”), 因而“表现”语言也可以有表现语言的“音”和表现语言的“义”两种方式, 从而造成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字, 这就是索绪尔在另一个地方说的, 只有两种文字体系, 一种是表音文字, 一种是表意文字^③。这是索绪尔的真正意思。主张“符号之符号”说, 是不可能提出“表意文字”这个概念来的, 这是索绪尔与亚里士多德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说, 提出文字可以表意, 实际上就是对“符号之符号”说的否定。这是“现代语言学”在文字理论上的一大进步、一大发展。这也说明, 我们一些教科书上, 打的是“现代语言学”的牌子, 实际上主张的是在西方也已经过时的观点。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吗?大概看到露骨地说“汉字是语音的符号”实在太不符合汉语的实际, 因而有些书上避开直接谈语音, 改说“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从表面上看, 这个说法没有强调语音, 但实际上是故意用模糊的说法, 造成歧义, 引起有利于自己的联想, 本质上仍在维持“符号之符号”的观点。如上所说,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有“音、义”两个方面。“表现语言”由表音为主还是表义为主可以产生表音文字和表义文字两大体系。只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故意不明说是表音还是表义, 但根据西方语言学传统和世界上大多数语言的实际情况, 人们是很容易朝表音方面想的。因而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的人, 实际上是希望人们理解为“文字是记录语音的符号”, 亦即“符号之符号”。何况20世纪不少人对“语言”的理解就是口语, 表现语言就是表现口语, 也就是表现语音。因此这句话在本质上跟上面一句话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而如果真正按照索绪尔的意思, 就应该严格区分两种文字体系, 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 表音文字的代表是古希腊以来的欧洲语言文字, 而表意文字的经典代表就是汉字。说文字是表现语言的, 下一步就应该结合具体语言(例如汉语)讨论表现的是语言的哪个成分, 是音还是义?形成的是哪个体系?这件事上不应该采取模糊手法。索绪尔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很认真的。他在说了只有两种文字体系之后, 马上声明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文字, 特别是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①, 也就是说, 他是明确说明把对汉字和在此基础上的汉语的讨论摒除在他的普通语言学之外的。我不知道中国的语言学著作里在讲到“文字表现语言”时想到的是表音还是表义?恐怕多半是前者, 因为我们语言学研究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上面的, 索绪尔明说了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文字体系, 而我们自觉地、不加修改地将之套用于不是表音文字的汉语上面, 不就是默认把汉字当作表音文字处理吗?因此光说“汉字是表现汉语的符号”是不够的, 必须明确指明它表现的是语言的音还是义。如果是音, 那就是错误的; 如果是义, 那更进一步的是, 必须拿出与研究表音文字语言不同的表意文字语言的研究体系来, 补充索绪尔所欠缺的这一部分, 丰富“普通语言学”的内容。这才是对现代语言学精神的最好继承。

承认汉字是表意文字, 在汉语学界特别是汉字学界很少异议, 尽管人们并没有想到, 这是同普通语言学的所谓常识“文字是符号的符号”根本违背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些研究者是实用主义的, 在讨论某个问题时赞成一种说法, 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时又可以赞成另一个说法, 不管它们实际上是不是矛盾打架。承认汉字是表意文字在普通语言学上其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即它推翻了“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这种片面的说法。这其实是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在文字问题上对他前人的一个飞跃。可惜索绪尔在跨了一大步后很快止住了脚步, 把他的研究局限于从希腊文字发展来的现代欧洲文字。这就使他的革命意义非常有限, 读书不细的人往往会忽略过去, 依然沿着老路走, 甚至把索绪尔也归到“符号之符号”说的主张者之列, 这是索绪尔的不幸, 也是中国语言学的悲剧。由于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以及汉语的不为世界上多数人所知, 我们可以理解索绪尔的做法。但在今天的条件下, 我们就有可能在索绪尔的基础上再往前走, 看看承认了文字除表音以外还有表义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意义。因而我们要问的第三个问题是直接针对索绪尔的, 或者说, 是直接挑战以他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的, 那就是: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吗?或者更直接地说, 文字的存在, 只是为了表现语言吗?

索绪尔对此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事实上, 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 整个传统西方语言学, 其提法有所不同, 但在文字相对于语言的次等地位上却是一致的。国内的语言学教材也告诉我们,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文字只是辅助性的交际工具, 文字的产生就是为表现语言服务的。但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从现在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来看, 特别是在言文一致的语言里, 文字似乎确实主要是表现语言的, 但是不是在文字产生之初就是如此呢?这就需要认真思考了。这里涉及到语言和文字的发生学问题, 即语言、特别是文字, 究竟是为何以及如何产生的?我们发现, 历史条件不一样, 得出的看法就不一样。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到过汉字, 他的文字理论其实只来自对希腊字母的认识, 提出“符号之符号”说是完全不足怪的。索绪尔看到了汉字, 也许还看到了关于其他古老文字的一些记载, 因而提出了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两分。但是他却过于把注意力放在西方表音文字上, 没有从表意文字再往前走一步。其实这一步很容易走:既然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意义, 不必借助语音形式, 那么它的产生和存在就未必、甚至根本不是为了表现语言, 而是有着其自身的原因。当代文字学的一个新进展是区分了自源文字和他源文字。但我们很快发现, 自源文字和他源文字的区分, 与索绪尔关于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区分, 二者基本上是重合的, 也就是说, 凡自源文字几乎都是表意文字^①, 凡他源文字则几乎全是表音文字!而在文字发生学问题上, 真正应该重视的是自源文字。从自源文字都表意可以看出, 文字的产生, 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表现语言, 而是有着别的目的。我们知道, 语言的产生, 是为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需要, 它也只能满足这一需要。脱离了面对面, 语言就无能为力了。而面对面的交流, 是根本不需要文字的。因此文字的产生, 是为了用于不能用语言交际的场合,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为了用于超时空的场合。这种场合, 我们容易想像为给远方的亲人写信啊、或记录文献作品流传到后世啊等等。但实际上在原始时期, 最重要的超时空可能不是这一些, 而是人与神的交流。宗教在原始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宗教主要体现为人与神的交流。对于一般人来说, 人神交流的方式可能是各种宗教仪式、娱神的舞蹈、供献祭品等, 但对氏族首领或其他上层人士而言, 他们还需要跟神作一些秘密的、个人的接触, 以制造和维持自己的特殊地位。但他跟神既不能面对面地说话, 而且即使能的话, 他也不愿意使用一般人也能懂的语言, 因而他必然要求助于一种语言以外的办法, 这就是文字。我们看世界上已知的一些古老文字, 大都与宗教及人神交流有关。苏美尔文字、埃及圣书文字、中国的甲骨文等都是如此, 连后来的玛雅文字和中国境内的纳西东巴文字, 也都掌握在祭司等宗教人士手里; 从后世中国道教的符箓, 我们更可以猜想到初始这种文字的形式取向。因而, 在远古时期, 大多数人不需要、也不懂得文字, 也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字为更多人所学习和掌握, 是文明程度提高以后的事。因此, 当代西方语言学家如牛津大学前语言学系主任罗伊·哈里斯就提出, 文字的产生, 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 文字和语言是两个平行的系统。

这样看来, 西方的文字理论, 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以只看到希腊等欧洲文字的亚里士多德为代表, 提出“符号之符号”说^②; 第二阶段, 以看到了汉字的索绪尔为代表, 提出表音、表意两大文字体系说; 第三阶段, 从布拉格学派的叶姆斯列夫、伐切克开始到当代学者哈里斯, 在对现存语言和文字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先后提出了语言、文字自主说和语言、文字平行说的主张。哈里斯更强调作为编码系统, 文字要远远胜过语言。

哈里斯的著作名叫《文字再思》 (Rethinking Writing), 出版于2000年, 其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但通观全书, 我们发现他没有提到自源文字和他源文字的区别。考虑到这一区别, 结合汉语汉字发展的实际情况, 我们还可以从哈里斯的观点出发再往前走一步。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第四个问题:言文一致是语言使用的必然规律吗?书面语只是口语的记录吗?由于言文一致曾经是“五四”前后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要理由, 因此这个问题也包含了对这个事件的反思。哈里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并且进而主张书面语作为编码系统要高于口语。这体现了国外语言学界对语言文字问题的新认识。但如果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出发, 我们还可作更深一步的分析。

首先我们发现, 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不等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文字是单独的个体, 而书面语常常以篇章面貌出现。即使文字表现语言可以成立, 也并不能引申为书面语就只能是口语的记录。但不少人却想当然地把文字研究的结果引申到篇章上:既然文字记录语言, 那么书面语就必然只是口语的记录, “我手写我口”就是书面语的最高理想。这是没有根据的。文字研究与篇章研究应该分开来进行。如果第一步我们区分了自源文字和他源文字,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别考虑自源文字形成的篇章和他源文字引成的篇章, 以及各自的发展过程。这两者也必然是不同的。在他源文字的语言里, 由于文字被借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记录本语言的语音, 因而肯定会以能记录语音中尽可能多的成分为目标, 最理想的书面语应是事无巨细的全景式记录。因而其书面语的最初或理想的形式必然会以追求言文完全一致为最高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语言文字化”的过程。但在自源文字的语言里, 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因为在这一环境里, 语言文字开始时是平行发展的, 后来出现了交融的需要。但这一交融不会以牺牲已有的表意文字作为代价, 而必然是一个双方互相利用、互相让步、互相磨合的过程。首先发生的可能不是“语言的文字化”, 而是“文字的语言化”, 即表意文字取得一定的读音, 变成真正的文字。有人不相信可以存在没有读音或没有固定读音的文字。其实这是可能的, 在现代仍可以体会得到。例如中国道士们画的符箓就是有意义而没有读音的“文字”, 阿拉伯数字“1234”等便是没有固定读音的“文字”。当然这样的文字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 必须“语言化”, 即在某一语言系统内取得相对固定的读音, 才能成为可以用来交流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 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记录。另一方面, 即使在自源文字的语言里, 也会有“语言文字化”的过程。因为“文字语言化”的过程使已造出的文字一一有了语音的表现, 成了可以被书写、被交流的工具, 但语言中还有不少没有文字形式、也不便用表意文字形式表现的东西, 如一些虚词及表示语法意义的语音成分等, 它也会要求用文字形式表现出来, “假借”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正是在这样一种互动过程中, 文字形式变得越来越成熟。但这样的文字与纯粹记音的表音文字有着很大的不同。

然而这还只是文字语言磨合的过程, 文字组成篇章又是另一个过程。上面说到, 在他源文字的语言里, 文字就是表现语言的, 因而其篇章也以最大限度地表现语言为满足, 因而言文一致很容易成为一种共同接受的理想。但即使在这样的语言里, 书面语也不可能完全记录口语, 总有遗漏和省略乃至无法记录的部分(如声调、语调的起伏变化等)。在其后的发展中, 由于文字产生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总有一种与语言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趋势, 既使言文一致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又如哈里斯所说, 使书面语最终高于口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字的稳定性与语音的易变性, 文字永远跟不上语言的变化, 变得不能够精确表音, 越是历史悠久的语言越是如此。索绪尔痛感文字成了“假装” ^①, 篡夺了语言的重要地位。但索绪尔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种“假装”, 让文字摆脱了语音的羁绊, 真正成了超时空的交流工具。而这正是人们需要文字的原因。当初, 拉丁系的各语言脱离拉丁文而独立, 曾被认为是语言发展进步的表现; 但现在欧盟统一的最大障碍之一就在于无法统一的各国语言。当今英语成了国际上的准共同语, 也是以文字和书面语的大体相同为基础的, 如果按照各地英语的不同读音, 采用严格的表音文字来记录, 恐怕拉丁语的遭遇会在今天各英语国家重现; 二是文字按照书面语的要求自行发展, 不但不理睬读音, 还要求读音与其配合, 这最典型地表现在英语的一些首字母缩略词。其是否发音, 如何发音, 不是由语言决定, 而是由书面语提出, 口语执行的。如GDP要求按字母发音读, UNESCO要求拼读, St在使徒名字前要求读为saint, 在街道名后要求读为street, prof却读成professor, 而wkdys、hrs又要读成weekdays和hours。书面语在那里自行其是地缩写, 语音不得不按它的要求走; 三是由于文章组织的精密化, 出现了口语中不可能有的复杂的语法形式。语言学家Mario Pei早就说过^②, 英语中复杂的语法规则、特别是长句的组织规则, 都是先在书面语中形成, 然后才用到口语中去的。因此哈里斯认为, 书面语是更重要的交际手段, 其表现力比口语要强有力得多。

而在自源文字的语言里, 由于文字本来就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产生, 那么由文字组成的书面语(所谓篇章)就更加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跟着语言走, 在其组织过程中必然会积极发挥文字自身的优势, 如简约和会意, 前者是充分条件, 由必要的文字提供最不可少的信息; 后者是必要条件, 这些文字的组织方式要能传递出希望传递的信息。我们看东西方一些古老文字的文献, 凡成篇的记载, 差不多都有这样的特点。如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 ^③ “东巴巫师的创世经文” (36页)和“埃及帝王名字解读举例之二” (83页)。前一例周先生说是图画字, 但作为经文, 显然已表达了明确的意义。后一例只用了五个词, 周先生说是“托勒密、生、永、神、爱”, 其意思是“托勒密, 永远健康, 天神保佑”, 但这个意思是我们从这五个词的组合中领悟出来的, 并不是这一句话或这两句话的实录。可见书面语并不记录口语, 与口语也不相应。王元鹿《普通文字学》 ^① 51-52页举了纳西东巴经《白蝙蝠取经记》78节的例子, 直接指出:“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对应关系不一致”, 表现在, 一、口语中有的一部分词在书写时没有记录下来; 二、经文中有的字(如“蛙”字)在读经时却不读出来, 可见是口语中没有或不需要的; 三、书写顺序与语言顺序是不一致的。”何丹在分析了苏美尔文字系统中语法形态记录的“缺位”特点后指出:“自源文字系统还有一个特点, 即它对语言系统的记录, 只限于词汇层面, 而无法兼顾到语法层面。” ^②可见在自源文字或表意文字的前提下, 书面语与口语从一开始就不一致, 也不必一致。在后来的发展中, 语言与文字逐渐合流, 但自源文字的书面语仍然时时体现出其“自主”的特色。一方面, 原先的简约、会意的风格得到了保留。如唐代张若虚的名诗, 其标题为“春江花月夜”, 五个字五个名词五个意象, 其间的意义联系全靠读者的想象去补充(从这个标题英译时所需增添的介词可以提供其需补入内容的信息), 这与周先生所举托勒密的例子正相似。许多书上举到的汉语的意象叠置句, 如“鸡声茅店月”、如“枯藤老树昏鸦”等都不是口语中会出现的句子, 只有书面语中才有。而另一方面, 书面语传统形成之后, 还会沿着自己的规律朝前发展, 而很少顾及同时的语言的发展状况。结果使言文不一致的情形在这种语言里变得更加突出。清代学者阮元对书面记事有意要离开口语发展的原因作过一个推测, 他说:“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 以口舌传事者多; 以目治事者少, 以口耳视事者多。故同为一言, 转相告语, 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 协其音, 以文其言, 使人易于记诵, 无能增减。” ^③ “文其言”, 即对语言进行人为加工, 就是书面语发展的自身规律。因此作为自源文字语言的汉语, 在一开始就表现为言文不一致(今人认为甲骨文或《尚书》、《诗经》记载的是当时口语, 只是一种猜测。事实上, 《诗》《书》都是经过明显加工的),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变本加厉, 到了二十世纪初, 就几乎成了互不相干的两种语言, 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 语言是声音语、文辞是文字语^④, 强调其组织形式不一样, 这可说是特别针对汉语这样的自源文字语言而说的, 在他源文字语言中就不可能存在这样尖锐的对立。“五四”前后的人们以西方语言学为指导, 强调“我手写我口”, 企图扭转这个局面, 用意当然是好的。但他们没有想到, 由于文字起源和书写传统的不一样, 汉语不可能走向完全的言文合一。当今的“普通话”由于不是建立在具体方言的基础上, 实际上更是从书面语走向口语的^⑤, 几乎它的每一个新词语、新形式(特别是外来语和外来形式)的产生都是从书面语中开始的。在这样的事实面前, 为了理论上的逻辑合理而鼓吹“口语第一性, 书面语第二性”, 同时强文就语的结果, 导致书面语越来越不受重视, 冲击和破坏了母语教育的传统, 改变了语文教育的导向, 从而导致中小学和整个社会语文水平持续下降, 直到今天出现了几乎难以挽回的颓势。从这方面说, 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尤其是中国的现代语言学, 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⑥。

现在可以回到标题上来了。为什么说汉字是汉语之魂?因为不但汉字不是符号的符号, 由汉字组织起来的汉语书面语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不仅仅是为了表现汉语的口语^⑦。汉语历史上走着一条言文分家的道路有其文字发生学和篇章发生学上的根源。口语和书面语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但由于文字是更高的文化形态, 可以突破时空局限进行传播, 又可以人为干预、人为规范, 因而书面语对口语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口语对书面语的影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汉语, 其规范程度越高, 书面语程度也就越高; 今天的汉语口语, 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说是书面化的口语^①。而汉语书面语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汉字的特点规定的。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 轻视汉字、轻视汉语书面语, 带来了中文水平下降的严重后果^②。语文教育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界正在反思这个问题, 对外汉语界在国际汉语教育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 更把汉字和书面语教学, 看作是必须突破的瓶颈。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 尽管我们无意否认在他源文字语言里语言先于文字的事实, 也无法确证在自源文字的汉语里文字、语言到底孰先孰后, 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是有了汉字, 才使汉语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汉语; 没有汉字, 也就没有今天的汉语。汉字、汉语已融成了一个生命的整体, 彼此不可或缺。基于他源文字的语言理论把汉字看作外衣, 可以爱脱就脱、爱改就改的主张, 已经为历史所否定。而百余年来在学习、掌握、研究、运用汉语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告诉我们, 轻视汉字就要受惩罚, 只管在理论上追求自我满足结果会让社会和后代子孙在实践上付出代价。汉字在汉语中实在应处于核心地位, 是一个“纲”, 纲举才能目张。这样重要的东西, 不叫“灵魂”, 实在无以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