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及经济危机在全球爆发，从贝尔斯登猝死、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被美洲银行收购、AIG被接管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华尔街“变故”，到富通集团比利时和卢森堡业务被巴黎银行收购、英国政府宣布向本国四大银行注资350亿英镑，再到日本第一证券——野村证券的大幅亏损，一批又一批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在此次危机中倒下或遭受重创。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同样也对政策性金融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呢？本文拟以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发展较为成熟但又各具特色的三大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为例，来具体分析这些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抗压表现，进而来说明在现代金融结构体系中国家主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下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成及特点：以美、德、日为例

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楷模，美国的金融体系无疑是“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在这种金融体系内，企业外部融资主要依赖于股票和债券等资本市场，因此通常来说，非银行类金融中介会极为发达，并且从微观的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这类金融体系对应的是分离型投资银行体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融分业经营。这就是为何投资银行在美国如此兴盛的原因。

然而，尽管美国人坚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并不表示政策性金融在美国就根本不存在。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还是20世纪中叶的复兴金融公司(RFC)和20世纪80年代的清算信托公司(RTC)，政策性金融在美国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在现代美国的金融体系中，“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简称GSE)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参与到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工具。目前，其政策性金融体系主要由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信贷系统(FCS)、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两房”、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 Bank)以及小企业管理局(SBA)构成，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支撑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美国企业和农产品的出口，让居者实现有其屋的梦想，推动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作为“自由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美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份额与庞大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是无法比拟的，并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大多都已经经历私有化，在考虑国家政策的同时，仍然需要考量自身的盈利。因此，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是植根于市场风险之中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巨大影响，深陷本次危机的“两房”就是最好的例子。

与美国相比，德国的金融体系则是典型的“银行导向型”，企业外部融资主要依靠的是银行的贷款，因此，商业银行在德国是非常庞大的，并且由于混业经营，德国培育出了众多的“全能银行”。这些“全能银行”除可以从事典型的银行业务，如存款、贷款、电子银行业务等外，还可以经营有价证券、客户理财以及保险等业务。在德国，“全能银行”还可分为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s)、储蓄银行(saving banks)和信贷合作社(credit cooperatives)。而较之“全能银行”，德国还有一类银行被称为“专业银行”，这类银行只能从事其营业许可证所规定的特定金融业务，包括抵押按揭银行、基建信贷联合会、投资公司和德意志清算代理处等。此外，德国还有一种银行被称为特殊银行(special banks)，这种特殊银行主要就是指那些负有促进公共经济发展与开发等特殊任务的银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策性银行(Richard Deeg，2002)。

可以说，在欧美各主要发达国家中，德国的政策性银行体系是较为发达的，除国家层面的政策性银行，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和德国农业地产抵押银行(RENTENBANK)外，其16个州中有11个州拥有自己的政策性银行，例如巴登符腾堡农信银行(L-BANK)以及北威州银行(NRW BANK)。此外，德国银行体系与美国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德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公立银行，这些银行同样也为德国社会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例如，德国储蓄银行就有义务赞助所在地区的社会福利机构、文化、体育和科学活动。不论是学校、养老院、体育协会、幼儿园，还是博物馆，都经常能从储蓄银行那里得到资金赞助。德国储蓄银行金融集团每年都以总共4.15亿欧元的捐赠总额成为其所在地区最大的赞助商。最后，必须一提的是，与美国私有化的政策性金融不同，德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是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其所从事的融资活动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了贯彻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意图。这一性质决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具备两个最突出的特征：一是国家信用；二是财政支持。而且德国所有政策性银行都有立法保障，根据相关法律，银行必须承担政府指定的任务，为全国或全州经济开发和发展提供信贷服务，并必须接受政府和联邦金融监管局的双重监管。可以说，“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德国为了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在金融体系的构建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而正是这种金融体系的保守性使得德国的政策性银行更多地扎根于社会之中，对于市场有了某种中立性和补充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金融海啸狂卷全球的时候，德国政策性银行才没有受到巨大的影响。

相比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更偏向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强调集体成功与长期利益。但相比于德国模式，日本的市场经济受到了政府更有力的干预，许多学者都将日本模式称为“政府导向市场经济模式”，而我们则更倾向于将日本模式称为“合作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里的合作不仅在于政府和企业之间，还在于银行和企业之间。正如戴维·柯茨所言，日本模式在“积累决策方面依靠私人公司，但决策最终采用与否，还必须要同公共机构进行紧密磋商之后才能决定下来，并且政府部门和银行在决策过程中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戴维·柯茨，2001)。因此，日本也采取了类似于德国的金融体系——“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但相比于德国，日本的“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受到了更大程度的中央统制，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体、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补充的体系模式。

尽管在日本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只是作为补充部分而存在，但是其规模可以堪称世界之最。日本政策性金融最初主要由“二行九库”构成，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发放的信贷量已经相当于这个时期日本全国金融信贷总量的1/3，拥有200万亿日元的资金总量，相当于其GDP总量的近一半(赵放，2008)。但随着90年代末日本传统的财政投融资体制和政策性金融融资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过调整、重组与再构造，形成新的“二行七库”。而到本世纪初，伴随邮政民营化方案的确定、实施，民间金融机构元气的迅速恢复以及贷款能力的增强，2006年《行政改革推进法》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确定了进一步改革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方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于2008年10月实行股份公司化，并将在5—7年的时间内将政府拥有的股份全部卖出，以最终实现民营化；废止公营企业金融公库，将其业务移交地方管理；国际协力银行被分解为国际金融部门和日元贷款部门，将前者与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和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统一合并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将日元贷款部门并入日本国际合作机构(JI2CA)，组成新的开发援助机构(ODA)；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将保持现状，并将于2012年度并入新的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可以看出，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除了在向美国式的私有化发展之外，也在由原来的分业经营向德国式的混业集中经营转变，并且这种改革并非急功近利。或许，目前要讨论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表现可能并非最佳时机，因为该体系尚处于改革进程中，但从本次金融危机会否影响其改革的步伐及其目前的运营状况方面，却是可以一窥其抗压能力。

二 美、德、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抗压表现

纵然美、德、日三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各不相同，但不论是“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还是“合作主义市场经济”，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看，都无一例外地大力发展、拥有并持续经营着政策性金融机构。^①那么，当金融海啸席卷了全球众多金融机构的同时，这些原本并不为人们关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表现如何？在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下，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否又会有不同的表现？我们将对这些问题深入进行探讨。

(一) 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抗压表现——以美国为例

尽管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金融体系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最大的“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也难逃“国有化”的下场，但总体上来说，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虽然有损失，但情况还算良好，并且在这次危机中还担负起了拯救国内经济的任务。

2008年，美国农业信贷系统的总资产额约为2 131亿美元，比2007年还增长了14.8%，而截止到2009年3月31日，农业信贷系统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2 149亿美元；但净收入总额有略微的下降，从2007年的27.30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底的27.03亿美元。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农业信贷系统的总贷款额为1 614.2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85.71亿美元。尽管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农业信贷系统的未偿贷款中不良贷款所占的比例同比上升到了1.5%，但其他信贷质量总体仍然保持不错的状况。此外，由于农业信贷系统对资源的强力管理、谨慎的借贷以及合理的集资模式，使得其资本情况仍然保持得比较好。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农业信贷系统拥有净资本总额271.24亿美元，比2007年底提高了7.05亿美元，占到了其总资产的12.7%。^②

相比总资产超过2 000亿美元的农业信贷系统，尽管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资产额度截至2008财年的9月31日只有62.182亿美元，并且比2007年同期减少了23%，但它却对推动美国的进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2001年到2008年间，美国进出口银行在不加重纳税人负担的前提下，为美国出口提供了超过1 200亿美元的支持，总的净收益达到了68亿美元。^③2008财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进出口银行共授权144亿美元贷款、担保和出口信贷保险，比2007财年增长了14.6%，为大约196亿美元的出口提供了支持。同时，该行还授权了31.9亿美元直接支持美国小企业的出口，占总授权的22.2%；并批准了2 328笔直接有益于小企业出口的信贷业务，占该年度业务总量的86.1%，比2007财年提高了0.5%。另外，有386家小企业成为该行信贷支持项目的新客户。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尽管是美国最小的联邦信贷机构，2008财年的总资产额度仅为124亿美元，并且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资产比2007年减少了14%左右，但不可否认的是，小企业管理局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支柱之一。据统计，半个世纪以来，小企业管理局直接或间接援助了近2 000万家小企业。尽管2008财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贷款总量比往年有所下降，但小企业管理局还是通过7(a)贷款担保计划，总共批准了69 441项的贷款担保，金额达到128亿美元；通过商业贷款机构为大约75%的数额200万美元以下的长短期贷款提供了担保；此外，还通过504注册开发公司贷款计划，总共批准了8 883项贷款，金额达54.19亿美元；通过地方社区中介贷款组织(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向2 682家借款单位提供了超过2 000万美元的贷款；最后，在2008财年，小企业管理局的赈灾救援贷款计划在全美发放了15 128万笔灾后恢复贷款，金额将近9.54亿美元。

作为美国最大的政府支持企业(GSE)，长期以来，房地美和房利美一直都是美国标准类抵押贷款的最主要发放机构。截止到2007年底，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而房利美和房地美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在5.3万亿美元的债权中，两家公司实际上拥有1.6万亿美元的债权，同时为3.7万亿美元的债权提供了担保。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房利美和房地美却没能像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一样独善其身，反而深陷其中。2008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总负债已经超过了各自的总资产，美国财政部不得不于2008年9月7日宣布接管“两房”，从此“两房”重新回归“国有”。究其原因，除了由于房价下跌和市场信心不稳，导致优质贷款的还款拖欠率上升和优质抵押债权价值缩水所带来的损失之外，我们还发现，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了大量的MBS，甚至是次级债权。这些大量的债券资产在经济繁荣阶段，特别是地产泡沫时期，在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从表面上却不需要承担大的风险。可是，一旦经济形式变坏时，这些资产季度缩水，并通过杠杆放大数倍，从而拖垮许许多多的金融企业。

事实上，“两房”的境遇也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的巨大问题。尽管其他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信贷系统、进出口银行以及小企业管理局在危机中的表现尚可，但被投资银行和第三方房贷机构所拖累的美国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却不得不重新“国有化”。这或许就意味着类似“两房”这样的具有相当政府背景的贷款发放机构应当更多地置于严密的政府监管之中，同时应该扩大该类机构在市场当中的份额，在将私人抵押贷款发放市场完全交由市场调控的同时，尽可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稳定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这样才是减轻危机影响的有效方法。

(二)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抗压表现——以德国为例

尽管在德国金融体系中，特殊银行(special banks)的资本总量无法与其商业银行以及储蓄银行相提并论，^①但在过去的8年多时间里，特殊银行的确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2006年，特殊银行的资本金额突破400亿欧元，一跃超过了信贷合作社银行(320亿欧元左右)。在欧洲，德国的政策性银行(特殊银行)具有很大的优势。截至2006年底，欧洲最大的10个经济开发和促进特殊银行中，有4个是德国的银行，其中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排名第一，北威州银行(NRW BANK)、农业地产抵押银行(RENTENBANK)和巴登符腾堡农信银行(L-BANK)分列第3、5、6位。此外，我们还发现，作为整体，德国特殊银行在本次金融危机席卷欧洲时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资本总量基本维持在500亿欧元左右。在《全球金融》杂志最近评选出的全球50家最安全的银行中，德国有4家特殊银行位居前10名之列，其中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名列第一位，德国农业地产抵押银行、巴登符腾堡农信银行以及北威州银行分别居第4、6、7位。^①

具体来看，德国最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在过去8年时间里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从2000年到2008年，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产规模扩大了77.9%。而且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资产额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从2007年的3 540亿欧元上升到2008年的3 950亿欧元。我们发现，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还承担着向德国其他银行及顾客进行贷款的任务。2008年，德国复兴银行大约有77%的资产运用于它的跨行借贷业务。截至2008年底，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借贷总额为3 650亿欧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了7%，而其中有超过50%的贷款借给了银行。

德国其他主要的特殊银行，包括德国地产抵押银行(RENTENBANK)、北威州银行(NRW BANK)以及巴登符腾堡农信银行(L-BANK)近年来资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德国地产抵押银行在过去5年时间里资产额度基本处于上升阶段，从2003年的668亿欧元扩大到了2008年的879亿欧元。尽管2008年该行资产总量相比2007年有所下滑，但下滑的幅度非常小，仅为1%左右。而作为德国第二大政策性银行的北威州银行，其资产规模在2007年底达到了1 510亿欧元，比2006年同期上涨了11.4%；巴登符腾堡农信银行同样在近几年来规模有所扩大，从2003年的462亿欧元的资产额度增加到了2006年的520亿欧元。尽管受年报滞后的影响，我们尚未得到准确的数据，但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看，在本次危机中北威州银行和巴登符腾堡农信银行所受到的冲击同样是微乎其微的。^②

由此可见，在本次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德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复兴信贷银行、地产抵押银行，还是州层面的政策性银行，在有效规避风险的同时，还能够扩大自己的资产。或许这从某种角度体现出了德国保守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价值，尽管其在经济效率上比不上美国，但在面对危机时，这种保守性和严格的管制就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

(三) 合作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抗压表现——以日本为例

2008年，当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时候，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正处在改革、调整、重组的过程之中。原来的“二行七库”在2008年10月之后变为“一行三库”(2012年将变为“一行两库”)，而唯一一家政策性银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DBJ)也于2008年10月成为特殊股份制公司(政府、私人共同持有股份)。这次金融危机的袭来是否会对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这些处于改革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产生影响呢？

从目前所掌握的数据来看，本次金融危机并没有对日本的政策性金融产生很大的影响。日本政策投资银行(DBJ)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同时，也会视市场趋势来决定转型的具体过程。根据新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将提供整合的投资和贷款业务。过去，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运作主要关注于长期高级贷款；如今，为了满足各种不同顾客的需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将减少长期贷款项目而增加结构融资和基金投资的比例，在投资业务方面，其主要关注的是夹层融资和股权融资。此外，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还提供并购重组咨询服务。尽管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过去3年在收入、资产方面有所下降，但在2008年10月私有化之后，其各项业务额都有了显著的提高。^③2008财年，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提供的贷款总额达到了12.78万亿日元，比2007财年提高了18.3%；在投资方面，政策投资银行在2008财年的投资额为1.38万亿日元，几乎是2007财年的一倍；而在并购重组咨询服务领域，政策投资银行在整个2008财年获得的咨询合同将近160份。

作为政策性银行，尽管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正在经历私有化，但其贷款投资业务的核心领域仍然在于社区发展(社会)、环境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以及新技术与产业(经济)的创建，在这些领域中，提供长期融资来支持新产业的创建、生活方式的丰富以及地方社区的自治。2008财年，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贷款投资达到了1.4万亿日元，其中47%用在了社区发展上，支持那些雇佣年轻雇员的核心地方企业以及那些在人口不断下降的地区帮助提高就业率的企业，并与地方金融机构合作投资地方中小企业，帮助他们重建和提高效率等；还有35.6%以及16.9%分别用在了新技术和产业的建造领域、环境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通过新技术和产业的建造以及增强间接市场金融功能来促进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支持各种节能计划，推广环境评估系统在更多地区的使用，并且通过相关促进计划保证公民的生命安全等。例如，在2008财年，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投资贷款项目帮助建设的废水处理设施年处理的废水总量达到了72.4万吨；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3.5万吨；新引入的直接暖气和冷气系统地区的面积达到了37.5万平方米；正经历复兴或重建企业的年收入达到了2.6万亿日元。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的社会功能及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目前，日本最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2008年10月正式成立的日本政策金融公库(JFC)。该公库由原日本四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即中小企业金融公库(JASME)、国民生活金融公库(NLFC)、农林渔业金融公库(AFC)以及国际协力银行的国际金融部门(IFOs)合并而成。政策金融公库在日本国内拥有152家分支机构，在国外拥有19个代表处，主要有四大业务部门：小企业与个人业务部、农林渔及食品业务部、中小企业部(SME)以及国际协作银行部。2012年，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也将并入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到时，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将成为日本唯一的政府完全所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并将撤出与民营机构重复的贷款业务，主要根据政策导向对公共性强的行业和项目提供贷款。

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具体运营情况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从整体趋势上来看，合并后的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仍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给予信贷支持。根据其最新的2009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2008财年该公库对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额达到了23 727亿日元，分别比2006及2007财年增长了9.4%和7%；农林渔及食品业务部的贷款额在2008财年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与2007财年持平，都为2 344亿日元；中小企业部的贷款额则比上一财年增加了45%，达到13 798亿日元。^①此外，并入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国际协力银行国际金融部门(IFOs)，在2008财年的借贷投资的实际表现不但没有出现下滑，而且其总的贷款投资额还比2007财年增长了59.2%，达到了18 153亿日元。由于日本对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有严格的法律进行管制，根据《日本协力银行法》第46条，日本协力银行国际金融部的未偿借款和债券总额不能超过其资本和储蓄额的10倍，因此，截至2009年3月31日，国际金融部门的未偿借款和债券总额仍然很好地保持在这一规定水平之下，并且还比上一财年降低了0.5%；其资本和储蓄总额占总资产的比例在这几年都有所提高，在2008财年达到近20%。^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金融危机并不会对日本协力银行的国际金融部门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 结论与启示

如果将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除了美国的“两房”之外，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其他都表现出了较好的抗压能力。即使是“两房”，实际问题也并不出在其本身，而是在金融结构的共生性下它们无奈地被“拖下水”。从金融体系结构和模式差异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金融结构的共生性和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论是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还是政府支持企业，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免会被牵涉进去。而作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德国，其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有着非常严格的管制体系，并且它们更多地作为市场的补充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因此，很显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最强的风险抵抗能力。与德国模式相似的日本，由于政策性金融体系仍处于改革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特别准确地看到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本次危机中的具体表现，但从报表检验和其对政策性金融严格的法律、政策限制，以及各机构的服务目的来看，本次金融危机并不会对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金融与国际银行体系比较研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被严重忽略的领域，这主要源于西方金融体系以“市场化”为导向，其在定义上对金融体系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一直加以回避，且不同国家对政策性金融所使用的定义也含混不一，比如美国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金融机构倾向于使用“政府支持性”(state sponsor)这样的定义，而德国对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则使用“特殊银行”(special bank)这样的分类。因此，在国际金融体系比较研究中，尽管有研究对不同区域的典型国家的各类金融机构进行过专门覆盖研究，IMF、OECD的国别覆盖对某些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进行过一般描述，但以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专门主题的不同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价值横向比较研究和分析的文献，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空白。然而事实上，以我们进行的市场经济模式分类而言，无论在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还是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包括在日本的“合作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我们均可以看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不同作用。从美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看，其主要职能一是稳定和发展其农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帮助美国农业控制全球农产品市场，从而实现部分国家战略(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农业信贷)；二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保持就业市场稳定与培养企业创新能力(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三是住房体系支撑，完成“美国梦”的社会承诺与“美国价值”构建。而德国与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并不特别热衷于国家海外战略，其职能典型地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与金融资源再分配功能，其作用是维护社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再平衡，以防止金融资源在部分行业与区域过度集中，从而影响到社会均衡发展。

因此，探讨和总结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产安全与抗危机压力反应，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上至少在以下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启示。

第一，政策性金融机构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构造。尽管市场经济模式差异是造成金融体系结构差异的根本原因，但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和组织结构才能对金融危机具有明显的抵御能力呢？就我们对金融危机中世界主要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和抗压反应检验来看，在现代开放性、全球资本跨国流动的金融体系结构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突出的“安全阀”机制。当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冲击最严重时，当绝大部分商业银行流动性巨幅收缩时，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提供和维持必要的金融服务。因此，就金融危机在全球快速资本流动环境下的易发性、不可预测性以及全球性的风险防范来看，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保持一定比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资本金与资产规模)完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平衡。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规模与影响力在金融危机前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在金融体系组织结构构造上，向“华尔街”学习已经几乎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改造的一个理论和实践定式。但金融危机在美国的爆发，说明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高杠杆与衍生品创造本身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而美国金融组织模式的风险性至少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并没有被理论研究充分认识。实践已经证明，对于一国而言，保持一定比例的政策性金融不仅可以抵御系统风险，在危机中起到抗压的表率作用，而且也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平衡。目前，中国也在进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且其改造的方向是将原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但如果仔细研究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构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截至到2008年，其总资产不过才57 425亿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38 212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5 667亿元、中国农村发展银行13 546亿元)，占全部银行业金融资产的比例为7%左右，尚未超过德国过去30年8%以上的比例。^①从发展速度来看，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年平均增长17%以上，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间保持了较快的资产增速，但从长期来看，政策性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在中国金融资产总增长的构成比例将有可能明显下降。^①因此，从防范金融体系未来风险着眼，如何在金融组织构成中保持和维护政策性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一定合理比例，是目前中国政策设计与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造中迫切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国家工业化或经济发展。从世界金融的发展史来看，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植根于每个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与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构建必须吻合每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②从美国这个最大自由主义的国家金融体系的演化历史来看，早在美国建国初期，伴随着工业化浪潮，合众国第一银行的建立有效地帮助了美国工业化体系的快速建立；而德国和日本在历史上则是依靠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了后发工业化。中国目前尚属于国家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其中还伴随着城市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计与实践操作应着力于如何帮助国家完成尚在进行的国家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进程，包括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支持，以保护就业和培养企业创新能力。因此，对当今中国而言，不仅不应该削弱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规模与职能，而且还应该在立法监管和严格审计的控制下大力发展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一味地向美国今天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跑步过渡，并不是我们的恰当选择。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中美国、德国、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总体上对风险的超强抵御能力，不仅为我们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安全的金融体系结构和组织模式提供了一个实践典范，而且由其引发的思考，特别是政策性金融嵌入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将使我们在更高的高度，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去设计与考虑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