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语篇的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界基本还是一个空白，社会语言学在一般中国语言学者的认识中，也主要研究的是诸如地域方言、语言规划、流行语之类的问题，可是，在西方近年的语言学研究中，不但政治语篇研究早已蔚为大观，①其中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对于政治语篇的考察，更既深化了对于政治言语行为的分析，也有效拓展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空间。
一Joseph认为，“我们正逐渐意识到语言作为政治活动的过程的基本地位，以及在那些被我们承认为‘政治的’各种活动和实践的语篇当中，语言所处的地位。”②政治家们把语言用作工具以提升、保护和合法化自己的权力以及权威的声音，使他们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观念得以具体化。语言学家们把政治语篇作为研究政客们的观点的阵地，对语言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
Chilton & Schaffner概括了政治语篇的四个策略功能：强压(coercion)(比如法律、命令等)，抵制和抗议(resist and protest)(比如标语、请愿和集会等)，掩饰(dissimulation)(从麻烦和矛盾问题上引开注意力)、合法化(legetimation)和合法性丧失(delegitimation)。③Chilton在2004年的专著中又增加了两个策略功能——体现(representation)和歪曲(misrepresentation)。④
对政治语篇的分析，成效显著的当推跨学科研究的批评式话语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Wodak、Van Dijk、Fairclough、Chilton等。⑤另外一个对政治语篇进行详尽分析的是系统功能语法，代表人物有：Halliday & Matthiessen、Thompson等⑥。除此之外，福柯(Foucault)等还从语言与哲学的关系方面阐释政治语篇。①而在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Text; Pragmatics & Cognition;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概念进行政治语篇的分析。
二在社会语言学里，“身份”不是一个仅仅具有识别社会地位或群体关系意义的概念，它伴随着实际的使用具有强烈的社会语境价值。Jenkins指出：身份概念表达了一种过程，不管它是否稳定，是否被制度化；它在表达“存在”或“成为”的意义时，在个体和集体的层次上，不断地被更新、被确认或被转型。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演化速度和维度，引发了不安全的意识，带来了身份的问题以及对稳定、权威或连贯性的关注。②因此，在分析政治语篇时，“身份”是用得最广的一个社会语言学概念。有许多研究者运用‘identity’概念进行自己的分析，如，De Fina、Inigo-Mora、Higgins、Petersoo和Gad等。③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Lee的工作。Lee运用“身份”理论对韩国和朝鲜的政治语篇的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构筑共同的文化敌人——“对方”(美国)时，又如何各自展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
电影“007择日而亡(007 Die Another Day)”播出后，Lee搜集了南北韩两个国家的大量韩语和英语媒体针对电影的评论文章(从2002年12月至2003年12月)，量化分析后发现，尽管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韩国和朝鲜却一致地使用了一些词汇，诸如：“the US, America, Holleywood, the movie, and the James Bond Film”等，成功地构筑了他们共同的对手——美国“the evil”的负面形象。他们共同认为美国在“挑起南北韩的对立”，“降低朝鲜(南北韩)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
然而，作者的研究不止于“we/they(韩/美)”的区别，她发现南北韩在反击美国意识形态时，尽管用的身份都是“we are against the US”，却有着“inclusive us”和“exclusive us”的差异。朝鲜对美国的批评比较宏观和笼统，不断地强调美国“很邪恶”，美国“意在于打击整个朝鲜半岛”。相比之下，韩国给出的论据则从政治到文化，涵盖很广，比如：美国误解了韩国，美国典型化了东北亚地区，电影描写南北韩的方面欠缺专业知识，美国歧视朝鲜半岛，偏向日本，等等。这说明南北韩在使用“we/us”时有深一层的区分，各自鲜明地附属于己方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竭力表明“我和你在身份上是不同的”。尤其韩国的语篇里，“us”有着明显的“I vs. you”的区分，意味着，尽管“we are both against the US”，却有着“I am different from you”的深层内涵。
作者还发现，韩国的“we”语篇里还有“反语篇(counter-discourse)”——自我批评的内容存在。意在于表明：1)电影就是电影；2)我们不能袒护朝鲜；3)我们对电影反映过激；4)我们对差异(韩/美、南/北韩)应该更清醒(对“them”的理解有区别)。④
三Bourdieu & Wacquant认为，任何语篇都是语篇“习性”(habitus)和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相交锋的结果。⑤Bourdieu把语篇“习性”定义为：“一组社会特性的组合，暗示用特定的方式讲话，表达特定的事物，在特定场合，能丰富地使用能产生无限语篇系列的讲话的能力”；把“语言市场”定义为“一系列的力量，它们强使自己成为一系列特定的审查系统，通过确定语言学产品的‘价格’来生产自己的语言。”⑥讲话者需要学会衡量语言市场，知道语言产品的价格和价值，以使得自己根据构成合理合法语篇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语篇习性。
Bourdieu(ibid.)还认为，集体的和国家的身份意识有着特殊的语言习性，这是一个复杂的、共同的却又有差异的意识图式(schema)，有着相关的情感、性格和态度，同时又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和传统，都是通过社会化进行内在化的。行为特征和传统包括对自己团体倾向于团结，同时又随时准备从建构的集体排斥他人。因此，分析国家/民族身份的语言习性有助于理解政治语篇的意识形态内涵。
1987年，突尼斯新任命的首相本·阿里(Ben Ali)通过无线电波，发表了一份政治演讲，宣称罢免当时的“年老多病”的总统，任命自己为继任者。研究者Boussofara-Omar发现，既成演讲稿和手写体原稿之间有相当大的改动。于是，通过对一些改动(尤其是词句的顺序和某些删节)的描述和社会语言学分析，演示了语言变化是如何掌控新语篇权威和总统“声音”的制作过程的，以及演讲者如何及时“挪用”他人的“声音”、他人的语篇和言词、以及语言习性(habitus)，为自己在竞争性的“声音”和语言习性中寻找一种平衡。
在Boussofara-Omar(ibid.)的论文中，她首先论证了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在继任总统演讲里面的重要性。原来的总统习惯于使用一种语码集合体，包括突尼斯阿拉伯语、法语、古典阿拉伯语和现代标准阿拉伯语。而继任者的演讲则仅使用了古典阿拉伯语和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合成体(fushaa)。这样，不仅使老总统使用的其它语码被迫转于无形，还使得原来使用那些语言的人在公共演讲场合中处于“被抹掉”的地位。并且，它也展示了新总统的语言习性：权威、权力、距离感以及与民众隔离(相对于老总统的“亲民”语码)。这种语码转换代表了继任者开拓新的政治语篇时代的符号内涵。
另外，研究者发现，总统继任者(当时的首相)若仅使用体制权力赋予的权威，不足以罢免时任总统，不足以服众。所以，他除了使用新的语言代码之外，还不得不获取总统“声音”的语言习性。该习性是个“声音”复合体，由人民的声音、政府的声音、党派的声音、友好国家的声音等组成。使用这种习性不仅是产生有效的总统声明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学习如何与语言市场中的“象征资本”合拍(Bourdieu，1992)。研究者在被修改的演讲稿中，发现了个人与群体声音的界限，以及演讲者如何努力去阐释和自然化新的权威。例如，在修改稿中，演讲者增加了对集体回忆的诉求，称原来的总统时代代表着“牺牲、光荣和胜利”。这种对过去历史的参照表明了演讲者与公众分享着美好的历史，说明尽管他自诩为合法的继任者，但无法忽视旧领袖和人民在过去30年中的强有力的联系；同时，弱化了他对老总统的权威的挑战。
演讲词中相对于原稿，还增加了对老总统的衰老和疾病的描述，以及对“突尼斯宪法57条”的使用，使得原稿中继任者自己即将成为新总统的“无理的”个人观点成为了官方集体声音的发布。
研究者又用社会语言学里的“身份”概念进行分析，发现修改稿中，演讲者用了涵括性的“we”。用这种集体式的合唱共鸣的“我们”，在表达了对老总统的爱戴和尊敬后，“共同”发现了老总统已没有能力领导下去这样一个“集体事实(collective truth)”。同时，演讲者强调老总统一直把自己描绘成“唯一的救星”，仅有的“真正解放者”，从而打击了老总统的追随者们的积极性，削弱了对继任者的挑战。原文为：“In his eyes, his personal story summarizes the history of the whole Tunisia. … He is a founder of the nation, a guide, and a father; without him there is no salvation….”如此一来，老总统的特权和个人“资本”，领袖魅力，在继任者这里被“推翻”了。接着，继任者把自己描述成“合法的、可信赖的、有道德的”人，从而在语言市场上，为自己谋得职业的和形象的“语言资本”。
总统继任者的演讲语篇表明：仅有权力体制并不能确保继任者拥有总统权威，而总统语言习性的获取却能使他得到了拥戴。①
四运用禁忌语(taboo)理论里面的谩骂语(invective)概念，可以研究在政治语篇中，语言是如何被用作武器的，以及在参与者中制造紧张关系的程度，其代表是加纳的Agyekum。
Agyekum(ibid.)认为，谩骂语是一种侮辱性的语言，是带有语言暴力的指责。什么是谩骂语，什么不是，是由语言和文化背景决定的。在加纳被认为是谩骂语的言词，在别的国家可能不是。作为武器，谩骂语是击中对手的性格、家史、宗教或者生理等某些或许真实、或许半真半假的缺陷、缺点等，进行侮辱。因此，谩骂语被归类为禁忌语。若在公众场合使用，杀伤力会更大。政客们通过政治谩骂语互相拆台，不仅出现在党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出现在党派内部的斗争中。研究者搜集了加纳的大量报纸，与社会背景文化相结合，分析谩骂语在政治语篇中的使用。
作者发现一位酋长攻击他的对手为“a demon”。这意味着他的对手是邪恶的、残忍的幽灵，是对主人的背叛者。这位酋长这么做是违宪的，因为《加纳宪法》规定酋长不得侮辱他人，也不能被任何人侮辱。同时，一位部长攻击对方民族是不诚实的。对方民族则反过来讥讽该酋长和部长的民族是“需要被鞭子抽打才会转身的动物”。加纳的经济状况较差，公务员收入入不敷出。民间戏称公务员领工资的第一天，钱都不足以让他们回到家。而一位议员则讥讽退休时还买不起房子的公务员是“愚蠢的”。这是一种职业谩骂，自然引起反击：一批律师准备“更清楚地理解”这位议员。一位专栏作家把当地政客描述为“stomach politicians”，“sycophantic and blinded by their wealth”，意在指政客们仅仅为了自己的欲望和需求而工作，不惜贪婪、腐败和欺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研究者得出结论，使用谩骂语的人思想方式倾向于极端，看不到对手的优点。同时，也说明加纳的政治尚处于向民主和文明的政治语境发展的阶段。①
五根据社会语言学，语言的清晰的书面语系统是强化或维持语言的标准化的一种形式。②标准化被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商业的需求所激励，意在于确保系统内固定的价值观。因此，标准化语言，标准化语言格式就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政客们会通过对语言标准变体的掌控，来合法化并且权威化他们的个人目标。③
Reyes-Rodriguez作了一个定量研究，以古巴的卡斯特罗(Castro)，委内瑞拉的胡果·沙维兹(Hugo Chavez)和玻利维亚的伊沃·莫拉(Evo Morales)的演讲为语料，考察政治语篇利用一系列的语言标准化变量，改变语体风格以适应不同听众的特性。被使用的语言变量有：语篇标记变量(比如，well等)，完整句vs.缩略句变量，重复变量，身份(identity)变量等。Reyes-Rodriguez发现政治家们在用了不同的语言标准化变量，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语篇的语体风格和语体变异后，可以针对不同的听众发表内容相似的成功演讲。例如，卡斯特罗针对不同的听众，用正式或不正式的语言标准化变体的演讲，都受到了热烈欢迎。④
政治语篇作为政治体制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影响甚至操纵国家发展和社会走向的大问题，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各个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都对政治语篇从不同的角度积极关注。政治语篇的主要载体——语言，自然得到也获得了西方语言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这一关注尽管在很多有方面还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例如：微观语言元素与宏观社会语境应有更好的结合；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在政治语篇中的体现尚无足够成果；语篇的读者、听众和观众的反映似乎研究甚少；政客演讲语篇的量化分析太少，仅从一篇演讲难以精确得出他的语言或者意识形态特征。但不管怎么说，西方社会语言学家对于政治语篇的研究还是非常值得正在走向政治现代化的中国的语言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