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Vol. 42 Issue (4): 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0.04.001
0

引用本文  

郁振华. 再论亲知——从罗素到凯农[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2(4): 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0.04.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X048)和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401)的阶段性成果
再论亲知——从罗素到凯农
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罗素对亲知作了开创性研究, 凯农立足于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的识度, 对亲知论作了出色的发挥, 阐发了一种波兰尼式的亲知论。波兰尼式的亲知论对亲知的直接性、亲知对象、亲知主体以及亲知和命题性知识的动态关系的阐述, 超越了罗素的亲知论。凯农的工作在论理上亦有不够通透之处, 对有关概念关系的分析不够充分。从理论上说, 要证成亲知是默会认知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一主张, 须对感知性亲知和概念性亲知、原初性亲知和扩展性亲知作一番概念梳理。
关键词亲知    摹状的知识    表象的知识    默会认识论    

在现代英美哲学中, 流行的认识论研究聚焦在命题性知识之上, 只是礼节性地提到亲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和能力之知(knowing how)。认识论的这种取向, 出发点过于狭窄, 错失了有关人类知识问题的许多重要方面。罗素对亲知的讨论、赖尔对能力之知的研究, 对于我们克服流行认识论的偏褊, 很有启发意义。默会认识论的兴起, 将亲知和能力之知置于认识论考察的中心, 呼应并推进了罗素、赖尔等人的工作。本文暂且撇开能力之知而专注于亲知问题。

在默会认识论的波兰尼传统中, 明确提出默会认识论和亲知论的相互发明这个课题的, 是美国学者戴尔·凯农(Dale Cannon)。一方面, 他强调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认知(tacit knowledge/knowing)概念的一个重要涵义是亲知, 另一方面, 他立足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的识度, 对亲知论作了出色的发挥, 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罗素的亲知论。笔者建议把凯农立足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对亲知的阐发, 称作默会认识论版本的亲知论或波兰尼式的亲知论。

由于在亲知问题上罗素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本文先从罗素的亲知论说起, 然后着重阐明波兰尼式的亲知论对罗素亲知论的超越。尽管凯农本人对罗素着墨不多, 但两种亲知论的比照, 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波兰尼式的亲知论的特质。

笔者高度赞赏凯农的工作, 认为他对默会认知的亲知维度的阐发, 是对默会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 他的一些洞见还处于隐含而非充分明述的状态, 这一点在亲知和命题性知识的关系问题上显得比较突出。笔者认为, 这是由于凯农对亲知论和默会认识论所牵涉到的概念关系的分殊不够敏感、分析不力所致。为此, 笔者在第三部分中将特别注重对相关的概念关系的分析, 以使波兰尼式的亲知论的洞见更为彰明卓著, 进而澄清亲知的认识论地位, 证成亲知是默会认知的一种重要形态的主张。

一 罗素:亲知vs.摹状的知识

亲知作为一个技术性术语被引入哲学, 获得哲学上的重要性, 是和罗素分不开的。罗素是在亲知和摹状的知识(knowledge by description)的对峙中展开其亲知论的, 要了解他对亲知和摹状的知识的区分, 须先了解他对关于真理的知识(knowledge of truths)和关于事物的知识(knowledge of things)的区分。在罗素那里, 关于真理的知识是指“与错误相对立的那类知识; 在此意义上, 我们所知的是真的; 在此意义上, 它适用于我们的各种信念和确信, 即适用于被称作判断的东西; 在此意义上, 我们知道某种事态(know that something is the case) ”真是信念、判断的属性, 拥有关于真理的知识, 就是拥有真信念、真判断。与此不同, 关于事物的知识不是指向信念和判断, 而是指向事物。

罗素认为, 对关于事物的知识, 须作进一步的分疏。他区分了亲知和摹状的知识。通过与摹状的知识相对照, 罗素阐明了亲知的基本涵义。在罗素看来, 直接性是亲知的基本特征。“我说, 当我和某对象有直接的认知关系, 也就是说, 当我直接觉察到该对象本身时, 我就亲知了该对象。”直接性就是非中介性。“我们说, 不需要任何推论或者任何关于真理的知识的中介, 我们对于任何我们直接觉察的东西具有亲知。”罗素认为, 亲知与呈现(presentation)属于同一认知关系。说主体对于某对象具有亲知, 与说对象呈现于主体, 本质上是一回事。也就是说, 同一认知关系, 从主体之于对象来说, 是亲知; 从对象之于主体来讲, 是呈现。当然, 呈现与亲知也有不同之处。罗素认为, (1)与呈现强调对象的当下性不同, 亲知的对象不必限于当下(比如回忆中的亲知对象, 见下文); (2)与在呈现中我们是如此地强调对象以至于有忽视主体的危险不同, 亲知强调了主体的重要性, 肯定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涉品格(relational character)。

罗素对亲知对象的范围作了概述。关于亲知的对象, 罗素首先提到的是感觉与料。感觉与料是亲知最明显的例证。但亲知的对象不止于此。“在感觉中, 我们对外感官的与料具有亲知, 在内省中, 我们对所谓内感官的与料(思想、感情和欲望等)具有亲知; 在记忆中, 我们对曾经是外感官与料或内感官与料的那些东西具有亲知。进而, 虽然不确定, 但或许我们对自我(即对事物有所觉察或对事物拥有欲望的某种东西)具有亲知。”上述亲知对象都属于殊相的范畴, 但我们不仅能亲知殊相, 也能亲知共相。“对共相的觉察叫做思议(conceiving), 而我们所觉察到的共相叫做概念(concept)。”像黄、蓝、绿, 上下、前后、相似等都是我们亲知的对象。罗素事实上触及了不同类型的亲知:对于殊相, 有感知性亲知、内省式亲知、记忆性亲知等, 对于共相, 则有概念性亲知。

罗素认为, 物理对象、他人之心不是亲知的对象(详见下文), 关于它们的知识, 属于摹状的知识。要了解什么是摹状的知识须先了解什么是摹状词。罗素把“一个如此这般的东西” (a so and so)和“这个如此这般的东西” (the so and so)这样的短语称作摹状词。前者是模糊的摹状词, 后者是确定的摹状词。摹状的知识只与确定的摹状词有关。“当我们知道某对象是‘这个如此这般的东西’时, 即当我们知道有且只有一个对象具有某种性质时, 可以说, 我们对它具有摹状的知识。通常我们还有这样的意思, 即我们对这同一个对象不具备亲知。”比如, 我们知道这个带铁面具的人存在, 我们还知道有关他的许多命题, 但是,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他没有亲知, 只有关于他的摹状的知识。可见, 与亲知的直接性不同, 摹状的知识是在关于对象的亲知不可得的情况下, 利用确定摹状词来刻划对象, 是关于对象的一种间接的知识。

在界定了亲知和摹状的知识的涵义之后, 罗素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首先, 他强调了亲知的基础性。通过分析摹状的知识, 罗素得到了一条重要的认识论的原则:“在对包含摹状词的命题的分析中, 一条基本的原则是:任何一个我们能理解的命题, 必须是由我们亲知的成分组成的。”也就是说, 摹状的知识, 要适用于某个对象, 必须在某一点上落实为亲知, 无论是关于殊相的亲知, 还是关于共相的亲知。“看来, 一个适用于某一特殊对象的摹状词, 必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牵涉到我们亲知的某个殊相, 如果我们关于所摹状事物的知识不只是逻辑地得自该摹状词。”“很多共相与很多殊相一样, 只是通过摹状而为我们所知。但是, 在这里, 正如在殊相那里一样, 摹状的知识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亲知。”

亲知和摹状的知识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是亲知的局限性或者说是摹状的知识的必要性。“摹状的知识的主要意义, 在于它使得我们超越私人经验的限制。尽管我们只能认识一些完全由我们在亲知中经验过的项目所组成的真理, 我们还是能对一些我们从未经验过的事物拥有摹状的知识。由于我们的直接经验的范围是极为狭隘的, 这一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被理解之前, 我们的很多知识必然是神秘的, 因而是可疑的。”亲知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基础, 但若仅仅限于亲知, 我们的知识的范围将是十分有限的。摹状的知识使我们超越了直接经验的狭隘范围, 大大地拓展了我们知识的疆域。对于人类知识问题而言, 亲知的局限性和摹状的知识的必要性可以说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二 凯农:亲知vs.表象的知识

凯农认为, 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是对认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研究中, 凯农认识到, 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认知概念十分复杂。按照他的梳理, 这个概念包含十层涵义。他认为, 在现有的研究中, 人们对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的理解有很大的缺陷。绝大多数论者专注于波兰尼关于两种觉知即焦点觉知(focal awareness)和辅助觉知(subsidiary awareness)的理论, 把默会认知理解为对辅助项的觉知。当然, 也有论者意识到默会认知不限于对辅助项的觉知, 但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技能性的know-how之上。凯农认为, 这两种理解都不错, 但仅仅看到这两种涵义, 是不够的。人们普遍忽视了波兰尼论及的另一种重要形态的默会认知:

很少有波兰尼的诠释者认真地把默会认知看作是与实在的认知性接触(而不只是与明述概念或其他心智表象的接触)——尽管这一主题出现在波兰尼自己的阐述中, 并且占有核心地位。我认为, 这意味着, 把默会认知看作是对超越于我们自身的实在的一种经验性的(experiential)、关涉性的(relational)亲知(不管它还是其他的什么), 这一点即使在波兰尼的诠释者中间, 尚须得到充分的承认和了解。

在凯农看来, 波兰尼的默会认知概念, 除了指对辅助项的觉知和技能性的know-how之外, 还指与实在的认知性接触, 他认为, 这种意义上的默会认识应该理解为一种亲知。

凯农强调波兰尼默会知识/认知概念的一个重要涵义是亲知, 他不是凭空发挥, 而是有文本上的根据。在《人的研究》第一讲中, 波兰尼试图用地域和地图这对隐喻, 来阐明默会知识和明述知识的差异。在他看来, 人们通过实地感知、探索某一地域而获得的对该地的了解, 是一种默会知识, 而地图则是人们关于该地的明述知识。凯农对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的亲知维度的阐发, 是紧紧围绕着这一隐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 波兰尼所说的人们关于某一地域的默会知识本质上是一种亲知, 而地图是人们关于该地域的一种表象的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他说:“表象的知识是拥有一幅地图, 当然, 该知识有多好, 取决于相对于当下目的而言这幅地图有多精确。亲知自身则不是拥有地图; 它是直接的熟悉, 是一种直接的关系, 是对地域的第一人称的亲密接触。我们的亲知有多好, 将取决于许多因素:我们的亲知有多彻底, 我们是如何以及以何种不同的方式与我们亲知的对象互动的, 等等。”通过对地域和地图之喻的发挥, 凯农把波兰尼的默会知识和明述知识之间的对峙, 落实为亲知和表象的知识之间的对峙。

从字面上看, 凯农谈的是亲知和表象的知识的对峙, 不同于罗素的亲知和摹状的知识的对峙, 但这种术语上的差异其实是十分表面的, 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和罗素一样, 凯农强调的是人类知识问题上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对峙。凯农指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对亲知和表象的知识有一种常识性区分。在亲知的意义上了解一个人或一座城市(knowing a person or a city)与在表象的知识的意义上对某人或某座城市有所了解(knowing about a person or a city), 两者之间的区别, 是十分明显的。“亲知是第一手的熟悉, 具身性的寓居, 它不能通过第二手的方式获得, 尽管其他人能把我引向亲知(或把我引入亲知)。而与所知事物有间隔, 以第二手的方式所获得的东西, 是表象的知识, 是有关某物的知识, 是有关它的信息。”亲知是第一手的知识, 它要求与所知对象有亲密的接触(rapport with the known), 由此而来的对所知对象的熟悉感(familiarity)是它的内在规定。表象的知识则可以通过第二手的方式来获得,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传闻或阅读而对某个对象有所了解。可见, 亲知和表象的知识的差异, 是第一手和第二手的差异, 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差异。这与罗素所说的亲知和描述的知识之间的关系, 如出一辙。所以, 在凯农看来, “表象的知识”和“摹状的知识”这两个术语可以替换使用:“当我们把知识主要理解为表象的知识(或用罗素的术语, 摹状的知识)时, 容易忽视能知和所知之间这种具体的亲密接触的关系。”可见, 罗素的“摹状的知识”和凯农的“表象的知识”异名而同实, 都是指能知和所知之间的中介, 即一种关于对象的间接知识。

在凯农那里, 强调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的亲知维度, 实际上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诠释方案。一方面, 澄清波兰尼默会认知概念的一个重要涵义是亲知, 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理解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 另一方面, 利用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的理论成果, 凯农赋予了亲知概念以新的内涵, 大大地推进了亲知论的研究。在以下的讨论中, 笔者将着力阐明波兰尼式的亲知论对罗素的亲知论的超越。

首先, 和罗素的亲知论相比, 波兰尼式的亲知论对亲知特征的刻划, 更为具体深入。如上所述, 强调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对峙, 是罗素界分亲知和描述的知识、凯农界分亲知和表象的知识的基本思路。但是, 凯农似乎不满足于此, 他试图在和表象的知识的对照中, 更具体地把握亲知的直接性。

凯农指出, 在当代英美哲学中, 流行的做法是把表象的知识界定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按此定义, 说某人S知道p, 需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1) S相信p, (2) p是真的, (3) S能为p提出辩护。虽然“盖梯尔问题”提出以后, 关于这个知识定义产生了很多争议, 但是凯农认为, 这个关于表象的知识的定义, 对于我们理解亲知, 还是有启发的。通过与表象的知识作类比, 凯农对亲知给出了如下三重界说。他认为, 说某人S对x有亲知, 得满足如下条件: (1) S有信心说自己熟悉x; (2) S所声称的熟悉确实是一种对x的熟悉关系(S与x有亲密接触, 能对x是怎么回事作出积极反应); (3) S能令人信服地向他人证明他对x的熟悉, 比如有能力将他人引向x, 或者通过言行来表明他对x有一种直接的熟悉。

凯农的类比揭示了:其一, 同为人类知识家族的成员, 亲知和表象的知识有共同之处, 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亲知, 是否拥有表象的知识, 都要牵涉到认识主体的状态(相信还是怀疑)、真假和辩护等问题。其二, 亲知和表象的知识毕竟有种类差异, 所以, 认识主体的状态、真假以及辩护这三个维度, 对于亲知和表象的知识, 涵义完全不同。比如, 就其中第二项, 即真假问题而言, 凯农指出, 亲知之真假不同于表象的知识之真假。“亲知之真不是一个(精确的表象和被表象的实在之间)符合的问题, 而是我们人忠实于本体性实在(noumenal reality)的问题, 随着我们渐次深入地和它接触, 它不断向我们更多地展现其自身。”“我们的默会认知也是可错的, 但是和明述知识的可错方式不同。亲知上的失败, 是在这个或那个方面(如由于盲目、选择性的关注或错误处置)出错, 因而不能与实在建立亲密的接触, 不熟悉实在, 以及缺乏对实在应有的尊重。”笔者认为, 就对亲知特征的刻划而言, 仅仅讲直接性还是抽象、笼统了些, 三分定义的引入, 可看作是对亲知的直接性的细化、深化、具体化。

其次, 在亲知对象的问题上, 波兰尼式的亲知论也大大地超越了罗素亲知论。如上所述, 罗素认为, 亲知的对象包括各类殊相和共相, 但是不包括外物和他人之心。他说:“在我们亲知的对象中, 不包括(与感觉与料相对的)物理对象, 也不包括他人的心灵。这些东西是通过我所谓‘摹状的知识’而为我们所知的。”波兰尼式的亲知论不仅包括了罗素所说的亲知对象, 而且明确主张物理对象和他人之心也是亲知的对象。

凯农认为, 从总体上说, 在西方哲学史上, 亲知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只有极少数人明确地将其作为一个哲学的议题。罗素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但凯农认为, 罗素的亲知论有明显的缺陷。他指出, 罗素的亲知论有一个预设, 他称之为表象式的知觉理论。他认为, 这个预设极大地限制了罗素的亲知论。表象式的知觉理论是笛卡尔以来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凯农对表象式的知觉理论作了如下概述:“表象式的理论认为感性知觉包括了一个以感性印象的中介为基础(或按近来的说法, 以大脑中的电化事件为基础)的推论。知觉者(不管是作为知觉的心灵还是作为大脑)所能直接通达的(能直接亲知的, 能具有直接关系的), 只有这些印象(或事件), 它们也许会、也许不会对应于(也许会、也许不会准确地表象)世界上的对象, 是这些对象以因果的方式引起了它们。按此理论, 感性现象(感觉与料或被连贯地整合起来的感觉与料)不同于被知觉的对象, 它是一个分离的、中介性的表象。”不难看出, 凯农在此所说的表象式的知觉理论, 其核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感觉与料论。感觉与料论认为, 感觉与料是我们唯一能直接通达的东西, 物理对象以因果的方式引起了感觉与料, 但是不能为我们直接通达, 我们只有以感觉与料为中介通过推论来把握物理对象。罗素的亲知论和感觉与料论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正是立足于感觉与料论, 罗素把物理对象从亲知的对象中排除了出去。以桌子为例, 罗素说道:“面对我的桌子, 我亲知了构成我的桌子的现象的感觉与料——它的颜色、形状、光滑度等等。当我看见、触及我的桌子时, 所有这一切是我直接意识到的东西。……相反, 我关于作为物理对象的这张桌子的知识则不是直接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对构成这张桌子的现象的亲知而获得的。我们已经看到, 怀疑桌子是否存在完全是可能(这不是什么荒谬的事情), 但不可能怀疑感觉与料。我关于这张桌子的知识可称为‘摹状的知识’。这张桌子是‘以因果方式引起如此这般的感觉与料的这个物理对象’。这是利用感觉与料来摹状这张桌子。”以感觉与料论为预设, 罗素不仅主张物理对象不是亲知的对象, 而且认为他人之心也不是亲知的对象。比方说, 某个认识俾斯麦的人作了一个有关俾斯麦的判断。“此人所亲知的是一些感觉与料, (我们假定)他(正确地)将它们和俾斯麦的身体联系起来。作为物理对象的他的身体, 更进一步说, 他的心灵, 只是作为与这些感觉与料相联系的身体与心灵为我们所知。也就是说, 它们是通过摹状为我们所知的。”

波兰尼对知觉的看法挑战了近代以来的表象式的知觉理论。他把知觉看做是默会认知的一个范例, 利用两种觉知的理论来阐发知觉的本性。以视知觉为例, 当一个对象发出一束光, 进入我的眼睛的时候, 在我的身体中会有各种反应, “这些反应作为辅助项起作用, 我把它们整合起来以形成关于对象的视觉。对象在身体内引起了这些反应, 我所看到的对象, 是我赋予这些反应的意义。”波兰尼认为, 我们对知觉对象的把握, 是通过对辅助项的默会整合来实现的。凯农对波兰尼的知觉论作了很好的阐发:

在波兰尼看来, 感性知觉是专注意识的一种“from-to”的默会伸展, 而决不是一种明述推论(explicit inference)。这种伸展从某人身体内的各种辅助细节出发转向它们的联合意义。该意义是对被知觉事物的识别或者觉知。因此, 感性知觉被看做是与被知觉者的接触, 是与对象的或紧或疏的亲密关系, 是对它直接的亲知……感觉现象是对象的真实现象, 它不与对象相分离, 也不是附加于对象的什么东西, 而是知觉者和对象以及对象和知觉者之间的共同关系。……知觉者并非处在从对象到她大脑的事件因果之链的这一端, 试图想象和推论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结果。相反, 知觉者直接走向被知觉的对象, 触摸它, 探究它, 考察它, 寓居于它之中。

概括地说, 在凯农看来, 波兰尼的知觉论和表象式的知觉论的根本差异在于, 前者主张我们能够以通过默会整合(即一种“from-to”的注意力的伸展)来直接把握知觉对象, 后者则认为, 我们能直接把握的只有感觉与料, 只有在感觉与料的基础上通过明述推论, 我们才能对知觉对象有所了解。

立足于这样一种知觉论, 波兰尼式的亲知论认为, 外部世界的物理对象和他人之心都是我们亲知的对象。凯农在对波兰尼知觉论的上述发挥中所说的对象, 指的就是外部世界的物理对象。回到地域和地图的隐喻, 我们可以说, 波兰尼式的亲知论所指向的正是地域本身, 即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外部世界, 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或者本体界。“对波兰尼来说, 他所说的我们在认知中能接触的不确定的实在是本体性的(noumenal)。(注意:认知在此被理解为关涉性的而非表象性的。)这正是康德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此, 接触是指对(超越于我们确定的表象式把握的)实在的一种关涉性认知。实在, 即我们能够认识并确实认识了的实在, 作为独立于我们的东西是可知的, 即就其超越性而言是可知的。这是波兰尼的主张, 这也是为什么他把实在界定为能无穷地展示其自身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关涉性认知, 就是亲知。波兰尼式的亲知论认为, 通过亲知, 我们接触到了实在本身, 熟悉了本体。在凯农看来, 正是在这一点上, 波兰尼超越了康德。因为康德虽然承认有本体, 即物自体或者超越的实在, 但他认为人类认识只能把握现象, 不能通达本体。波兰尼认为, 我们也不是通过明述推论的方式来了解他人之心的。了解他人之心的方法, 就是寓居于他的活动之中。“通过寓居于一个棋手的走法, 我们了解他的心灵, 通过寓居于因疼痛而扭曲的脸, 我们了解另一个人的痛苦。”“通过寓居而认知”是了解他人之心的基本方式, 这本质上是一个默会整合的过程。按照凯农的理解, 这就是亲知。不同于罗素的亲知论, 波兰尼式的亲知论把他人之心也看作是亲知的对象。

第三, 对亲知主体的认识, 波兰尼式样的亲知论也有进于罗素的亲知论。如上所述, 罗素认为, 虽然呈现和亲知说的是同一种认知关系, 但呈现强调客体, 亲知强调主体。罗素说:“我倾向于用‘亲知’这个词, 因为它强调了亲知主体的必要性。”虽然罗素重视亲知主体, 但是从总体上说, 他对亲知主体的论述实在是过于简单了。“所有亲知, 比如这种对表象太阳的感觉与料的亲知, 显然是一种亲知的人和被亲知对象之间的关系。”除了这类抽象空泛的论说, 关于亲知主体, 罗素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相对来说, 凯农对亲知主体的讨论就要丰富得多。首先, 凯农认为, 亲知主体不是笛卡尔式的我思, 而是常识所理解的肉身的、具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人。他说:“将默会认知视为亲知, 恢复和阐明了认识者的情景化的、肉身的存在, 认识者和处在脉络中的认识对象, 相互关涉, 亲密接触。……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 认识者是肉身性的, 处在世界中, 而不是脱离肉体的、无世界的主观性。如常识所认为的那样, 认识者具有一种特殊的个人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其次, 凯农认为, 亲知主体不仅是情景化的、肉身的存在, 而且具有主体间性, 不同的亲知主体构成了一个认知共同体。“我们肉身性的亲知总是与其他认识者相伴, 使得我们相互关注和承认世界的某些方面, 这些方面是我们中的其他人尚未注意到的。正是在这里, 我们认识的视角本性(perspectival nature)得到了最清晰的呈现:我们共同观照某个对象, 但每人都出于不同的角度, 而且可能出于不同的参照系。”如上所述, 波兰尼式的亲知论主张, 亲知能把握外部实在, 立足于亲知主体的主体间性, 凯农对于这一主张作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在我们诸种视角的交叉处, 将发现客观实在的对象——只要我们心态开放且致力于发现它。在这种相互承认中, 我们将认识到那些超越我们的视角而指向世界的东西。我们会看到对我们展示的对象本身(the object-in-itself-for-us), 而不只是对我而言的对象(the object-for-me)。因此, 在把握客观上真的、实在的东西的意义上, 通过负责任的个人际判断(interpersonal judgment), 我们超越了自己的主观性而获得了客观性。这是一种关于实在的知识, 这个实在对无数对准它的有能力的视角无穷地展示它自身。”在亲知主体诸种视角的交叉处, 我们捕捉到了外部实在本身!亲知主体的主体间性维度的引入, 使得“外部实在是亲知对象”这一主张, 更为切实。

三 亲知之为默会认知

波兰尼式的亲知论超越罗素亲知论的第四个方面, 在于它更好地阐明了亲知和命题性知识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对亲知是默会认知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一主张作了很好的论证。但要了解这一点, 须先作一番概念上的澄清。

至此, 我们对亲知的讨论, 还没有涉及亲知和命题性知识的关系。无论是罗素的亲知和摹状的知识的区分, 还是凯农的摹状亲知和表象的知识的区分, 讲的都是人类知识问题上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对峙这一概念关系。所以, 亲知论的基本问题是:能知和所知的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亲知是直接觉察到对象, 而描述的知识或表象的知识则是关于对象的间接知识。亲知和命题性知识的关系问题的提出, 事实上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关系, 即命题性知识和非命题性知识的对峙。这对概念关系的引入, 是从默会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亲知的题中之义。因为尽管默会知识的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 但它首先与知识的表达有关, 就此而言, 默会认识论关注命题性知识和非命题性知识的对峙, 明述知识是命题性知识, 默会知识是非命题性知识。所以, 提出亲知和命题性知识的关系问题, 是直接性和间接性、命题性和非命题性这两对概念关系的相互交织的结果。

虽然罗素没有像凯农那样从默会认识论来考察亲知的问题意识, 对两种概念关系的交织也未必如此自觉, 但在他的论述中, 确实包含了这样一个维度。如上所述, 在罗素看来, 拥有关于真理的知识就是拥有真信念、真判断, 关于真理的知识是knowing that, 是一种命题性知识。罗素认为, 亲知和描述的知识, 都属于关于事物的知识, 与关于真理的知识相对, 但它们和关于真理的知识的关系并不相同。

回到桌子之例, 我对构成桌子现象的感觉与料(如颜色)的知识是亲知:“关于我所看到的特定颜色可以说很多东西, 我可以说它是棕色的, 它很暗, 等等。但是这类陈述, 尽管使我了解关于该颜色的各种真理, 却不会使我比以前更好地了解该颜色本身。就对该颜色本身的知识而言(相对于关于它的真理的知识), 当我看到该颜色的时候, 我对它的认识是完备的和全面的, 任何进一步的对它的知识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要了解这种颜色本身, 就得直接感知它, 这种亲知, 圆满自足, 独立于任何关于它的真理的知识。这种对感觉与料的感知性亲知, 越出了命题性知识的范畴, 是非命题性的。当然, 不是所有的亲知都是非命题性的。在罗素那里, 共相也是亲知的对象。对于共相的亲知, 是对抽象概念的思议, 是一种概念性亲知。笔者认为, 概念性亲知本质上能够表述为命题性知识。所以, 感知性亲知和概念性亲知有本质的差异。

如上所述, 在罗素看来, 作为物理对象的桌子不是我们亲知的对象, 关于它我们只能拥有摹状的知识, 比如, “这张桌子是‘这个以因果方式引起如此这般的感觉与料的物理对象’”。罗素认为, 摹状的知识总要牵涉到某些关于真理的知识:“要拥有关于桌子的知识, 我们必须知道一些真理, 将它(指桌子——引者)和我们亲知的东西联系起来:我们必须知道‘如此这般的感觉与料是由一个物理对象引起的’。不存在一种心智状态, 在其中我们直接意识到桌子。所有我们关于桌子的知识实质上都是关于真理的知识。”显然, 在这个关于桌子的摹状的知识的例子中, 确定摹状词“这个以因果方式引起如此这般的感觉与料的物理对象”是建立在“如此这般的感觉与料是由一个物理对象引起的”这样一个关于真理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摹状的知识实质上就是用某些真理来对我们无法亲知的对象加以描述, 每一个确定的摹状词蕴涵了一种关于对象的真理的知识。所以, 如果说, 感知性亲知在逻辑上独立于关于真理的知识, 与关于真理的知识有种类差异, 是一种非命题性知识, 那么, 摹状的知识则以关于真理的知识为来源和根据, 与关于真理的知识同属一类, 是命题性知识

对于凯农来说, 两种概念关系的相互交织, 是一种自觉的理论追求。用亲知来诠释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认知概念, 与用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来考察亲知, 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如上所述, 凯农主张把波兰尼所说的“与实在的认知性接触”意义上的默会认知, 理解为亲知。这种意义上的亲知, 当然是感知性亲知, 而不是对抽象的概念和理论的亲知, 虽然和罗素一样, 凯农也承认它们是亲知的对象。当然, 同样是谈论感知性亲知, 凯农和罗素有很大的不同。凯农的感知性亲知的对象是外部实在, 而罗素的感知性亲知是感觉与料。凯农认为, 肉身性的亲知主体对于外部实在的感知性亲知, 本质上是默会的, 无法明述。任何对亲知的谈论和言述, 不是亲知本身, 而是在亲知的基础上创造一个表象, 创造一张关于某一“地域”的“地图”, 在此, 明述知识/命题性知识就是表象的知识。上文我们提到, 通过与表象的知识的三分定义相类比, 凯农对亲知也提出了一个三分定义。不难看出, 凯农关于表象的知识的三分定义, 即得到辩护的真信念, 就是流行的命题性知识的三分定义。

可见, 虽然有自觉程度的差异, 罗素和凯农都论及了两种概念关系的交织, 都触及了亲知和命题性知识的关系这个问题。两人都涉及到了不同类型的亲知, 从本文的主旨着眼, 让我们暂时撇开概念性亲知而专注于感知性亲知, 将其视为默会认知的一种重要形态。以下所说的亲知, 都是指感知性亲知。与非命题性的亲知相对, 无论是罗素的摹状的知识, 还是凯农所说的表象的知识, 都是命题性知识。所以, 从知识的表达来看, 亲知和摹状的知识或表象的知识, 具有种类差异。

如上所述, 罗素强调了亲知的基础性, 认为摹状的知识最终都须落实为亲知。当然, 他也认识到, 亲知也有局限性, 所以需要摹状的知识来弥补。在桌子之例中, 他强调关于桌子的颜色的亲知圆满自足, 一切关于颜色的真理的知识对亲知无所助益。在他那里, 亲知和命题性知识之间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对峙关系。

与此不同, 波兰尼式的亲知论洞察到了亲知和命题性知识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一方面, 凯农强调, 亲知对于命题性知识具有优先性、基础性。人们总是先有关于某地的亲知, 然后才能绘制地图,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在拥有地图之后, 这种亲知也“构成了人们聪明地利用地图的基础”。另一方面, 凯农认识到, 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会反作用于亲知, 能大大地扩展我们的亲知。这后一方面, 是凯农试图着力阐明的。笔者感到, 凯农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 极富启发性, 但他对有关义理的了解还不够通透, 表述也不够精确。因此, 以下笔者将尝试对他的思想作一番批判的重构, 以期将这一探讨中所蕴涵的洞见, 充分地发掘出来。

人类的言述文化(articulate culture)对感知性亲知的影响, 与探棒类似, 所以, 凯农的讨论从探棒开始。当我们熟练地用探棒来探测孔穴时, 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孔穴的诸种特征之上, 对探棒只有辅助觉知。此时, 探棒不是我们和孔穴之间的第三项, 它已被纳入了我们的肉身存在, 是我们的肉身自我的延长, 其功能和我们的手臂、手掌、手指等一样, 我们就在探棒的远端亲知孔穴。显然, 基于探棒的亲知和基于我们肉身存在的自然禀赋的亲知不同, 问题是:如何准确地表达这种差异?

凯农用“‘中介化’的亲知” (“mediated” acquaintance knowing)来刻划基于探棒的亲知, 以区别于基于我们肉身存在的自然禀赋的亲知。之所以要给中介化打上引号, 是为了避免通常对中介的如下理解:B是A和C的中介, 意味着B是A和C之间的第三项, 既把A和C区隔开来, 又试图将其联结起来。显然, 上例中的探棒不是这样的中介, 它不是联结我们和孔穴的第三项, 而是亲知主体的一部分。然而问题是, 亲知的基本规定是非中介性, 即使给中介化打上引号, “‘中介化’的亲知”这个表述依然给人一种语义上的紧张, 而且, 凯农也没有给出这一特设表述的具体涵义, 以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中介。可见, 用“‘中介化’的亲知”这个术语来刻划基于探棒的亲知, 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凯农用这个不甚恰当的术语旨在阐明:探棒作为我们肉身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延长, 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形态的亲知。笔者建议, 我们采用凯农使用过的另一个词, 即“扩展” (extend)来刻划这种新的形态的亲知。我认为, 对于我们用探棒所获得的关于孔穴的亲知, 更恰当的表述也许是“扩展形态的亲知” (extended knowing by acquaintance)。相应地, 可以将基于我们肉身存在的自然禀赋所得的亲知, 称作“原初形态的亲知”。人的肉身存在的自然禀赋有很大的局限性, 探棒这类工具的引入, 扩展了我们的亲知。

不仅探棒扩展了我们的亲知, 对于具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人来说, 人类的言述文化更是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亲知。凯农说:“波兰尼常常谈到, 科学仪器、言述的概念框架, 有时甚至科学理论, 其功能像探棒一样, 把我们的感知性亲知扩展到亚原子层次的物质和星际空间, 甚至扩展到大爆炸的最初几个微秒。”仅仅凭借我们的肉身存在的自然禀赋, 不可能获得关于亚原子层次的物质和星际空间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的亲知, 只有依靠科学仪器、科学理论这样的东西, 作为我们的肉身存在的延伸, 才能获得对这些东西的亲知。

扩展形态的亲知概念的出现, 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后果。首先, 它提示我们, 克服亲知的局限性,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凯农没有论及这一问题, 但是, 扩展形态的亲知概念蕴涵了这一结论。不难看出, 罗素所理解的亲知, 基本上是原初形态的亲知, 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有鉴于此, 罗素强调了摹状的知识的必要性。在这种克服亲知的局限性的方案中, 命题性知识是外在于亲知的。在凯农那里, 亲知是动态发展的, 既有原初形态的亲知, 也有扩展形态的亲知。这个动态的亲知观, 为克服原初形态的亲知的局限性, 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在波兰尼式的亲知论中, 我们当然可以像罗素那样, 采取外在的方式, 即通过引入关于对象的表象的知识, 来克服原初形态的亲知的局限性。但这不是唯一的途径。扩展形态的亲知概念昭示了一种新的克服原初形态的亲知的局限性的思路。在扩展形态的亲知中, 命题性知识被纳入亲知主体的肉身存在, 作为亲知主体的装备, 把我们引向原初形态的亲知所无法企及的关于外部实在的亲知。在这种情况下, 命题性知识不是外在于亲知的东西, 而是促成扩展形态的亲知的一个内在因素。

其次, 扩展形态的亲知概念提示我们, 在亲知和表象的知识之间, 命题性知识的认识论地位不是自明的。凯农对包括科学理论在内的言述文化的认识论地位的讨论, 蕴涵了这一结论。

凯农指出, 一种科学理论到底是关于外部实在的表象的知识, 还是导向对外部实在的亲知的线索, 取决于它在认识中起作用的方式。“一种科学理论(比如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波动方程), 当理解它的人多多少少聚焦于其上的时候, 是以表象的方式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 它表象了我们用它来描述的亚原子的概率分布。就此而言, 它联结了我们和所说的诸粒子的‘相遇’ (严格地说, 它把亚原子物理学家的专家知识传给了我们), 它出现在我们和诸粒子之间, 表象它们。是它(指理论——引者), 而不是它们(指诸粒子——引者)呈现了; 我们出现在它面前, 而不是在它们面前。相反地, 在波兰尼看来, 当亚原子物理学家(在亚原子物理学的言述的理论框架的其余部分的脉络中)辅助地觉知到它, 把注意力熟练地从它那里移向诸粒子时, 薛定谔波动方程不以表象的方式起作用, 而是‘呈现地’或者关涉性地起作用:它们被内化为物理学家的认知性身体(knowing body)的一部分, 将他的知觉性亲知的范围扩展到了亚原子的量子领域。”可见, 当科学理论作为焦点项起作用时, 它是关于外部实在的表象的知识, 是能知和所知之间的第三项, 此时, 我们能亲知科学理论, 但不能亲知外部世界; 而当科学理论作为辅助项起作用时, 它是导向亲知的线索, 是亲知主体的装备, 由此我们获得了一种扩展形态的亲知。

凯农描述了科学理论在认识论地位上的游移品格, 但没有将这一认知事实置于本节所聚焦的两对概念关系中加以分析。而一旦我们尝试这样的分析, 以下结论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在亲知论的框架中, 科学理论在认识论地位上的游移品格, 揭示了表象的知识和命题性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科学理论可视为各类命题的集合。虽然表象的知识都能用命题来表达, 是命题性知识, 但命题性知识本身无法决定自己到底是表象的知识, 还是引向亲知的线索, 它的认识论地位取决于它在认识过程中是作为焦点项还是作为辅助项起作用。可见, 在波兰尼式的亲知论中, 表象的知识和命题性知识之间有一层义理上的曲折:表象的知识是命题性知识, 但命题性知识却未必就是表象的知识。这一层曲折在罗素的亲知论那里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罗素那里, 只有原初形态的亲知, 如对桌子颜色的感知性亲知, 它与表现为关于真理的知识、摹状的知识的命题性知识相对待。但是, 在波兰尼式的亲知论中, 不仅有原初形态的亲知, 还有扩展形态的亲知。正是在扩展形态的亲知中, 命题性知识作为辅助项起作用, 成了引向亲知的线索, 而不是介于亲知主体和外部实在之间的表象的知识。

表象的知识和命题性知识之间这一层义理上的曲折提示我们:人类知识问题上间接性和命题性这两个概念有重叠之处, 但不完全重合。这一主张, 是扩展形态的亲知概念所蕴涵的, 但它不是凯农本人的论断, 而是我们立足于两对概念关系对扩展形态的亲知加以分析的结果, 所以可称作凯农的隐含的思想。它与凯农在讨论两对概念关系的交织时所持的显性观点是相冲突的。上文的讨论表明, 对于人类知识问题上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对峙、命题性和非命题性的对峙这两对概念关系的交织, 凯农的显性的观点是:直接性和非命题性、间接性和命题性是一一对应, 完全重合的。但是, 扩展形态的亲知概念所蕴涵的命题性知识和表象的知识之间的这一层义理上的曲折, 事实上挑战了他的显性观点。由于凯农没有对扩展形态的亲知作概念关系的分析, 所以, 他未能觉察自己思想中的这种紧张。然而, 一旦我们引入概念关系的分析, 凯农的显性观点和隐含的思想之间的紧张就昭然若揭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紧张?原因在于凯农的显性观点只涉及到原初形态的亲知。在原初形态的亲知这个层次上, 命题性知识只能作为表象的知识与亲知相对待, 所以人类知识问题上命题性和间接性这两个概念就完全重合了。但是凯农的隐含的思想提示我们, 随着扩展形态的亲知的出现, 命题性知识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角色。在扩展形态的亲知中, 命题性知识是亲知主体的装备, 是把人们引向更为精深的亲知的线索, 而不是亲知主体和外部实在之间的表象的知识。这样, 命题性知识和表象的知识之间就有了错位, 不完全重合了。可见, 凯农的显性观点只适用于原初形态的亲知, 不能完整地反映他的主张。而他的隐含的思想则涵盖了从原初形态的亲知到扩展形态的亲知的动态发展, 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他的主张。按照凯农的显性观点, 亲知和命题性知识之间是一种静态的对峙关系, 就此而言, 除了亲知对象问题上的差异外, 凯农没有超出罗素多少; 相反, 他的隐含的思想则揭示了亲知和命题性知识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使得波兰尼式的亲知论大大地超越了罗素的亲知论。

总结本文的讨论, 我们看到, 罗素对亲知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凯农立足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 有力地推进了亲知论的研究。罗素和凯农的工作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证成亲知是默会认知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一主张, 需要对亲知概念作一番分析。首先, 要区分感知性亲知和概念性亲知。对共相、科学理论的亲知, 是概念性亲知, 能表述为命题; 感知性亲知超出了命题性知识的范畴, 是默会认知的一种重要形态。其次, 在感知性亲知中, 须进一步区分原初形态的亲知和扩展形态的亲知, 前者是亲知主体在肉身的自然禀赋的基础上获得的亲知, 后者则是在亲知主体在物质工具如探棒以及言述文化如科学理论等基础上获得的亲知, 是一种高度发展了的默会认知。通过这两层概念区分, 亲知是默会知识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一论旨, 就能得到很好地落实。

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和默会认知(tacitknowing)这两个术语波兰尼都使用过, 但越到后来他越强调知识的动态品格而倾向于后者。凯农则显然偏好“默会认知”, 很少用“默会知识”。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p.44.

Bertrand Russell, Mysticism and Logic, GeorgeAllen & Unwin Ltd, 1917, p.152.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46.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51.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52.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53.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58.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55-6.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58.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59.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 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Tradition and Discovery, Vol.29, No.2, 2002-3, pp.41-2.

波兰尼认为, 人类认识有一个from-to的动态结构, 认识者从对各种细节、线索的辅助觉知出发, 来关注认识对象。前者是他依赖的对象, 后者是他关注的对象。认识就展开为一个认识者将对各种细节、线索的辅助觉知整合为关于认识对象的焦点觉知的过程。波兰尼把这个from的维度, 即辅助的维度称作是默会的。参见郁振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8期。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p.28.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p.33.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p.32.

参见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p.37.

Dale Cannon, “Some Aspectsof Polanyi's Versionof Realism”, Tradition and Discovery, Vol.26, No.3, 1999-2000, p.60.

Dale Cannon, “Some Aspectsof Polanyi's Versionof Realism”, p.60.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52.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Some Implications”, p.36.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p.46-7.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55.

Michael Polanyi, “Logic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23 (1968), p.38.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Some Implications”, p.36.

Dale Cannon, “Some Aspects of Polanyi's Version of Realism”, Tradition and Discovery, Vol.26, No.3, 1999-2000, p.59.

Michael Polanyi, Knowing and Being, Routledge, 1969, p.215.

参见郁振华:《身体的认识论地位》, 《复旦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6期。

Bertrand Russell, Mysticism and Logic, p.153.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Philosophy, p.50.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Some Implications”, p.37.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Some Implications”, p.37.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 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Some Implications”, p.38.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47.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47.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46.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pp.32-3.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p.33.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pp.38-41.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p.39.

Dale Cannon, “Construing Polanyi's Tacit Knowing as Knowing by Acquaintance Ratherthan Knowing by Representation: Some Implications”, 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