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具身化”真正成为认知科学和哲学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的时间并不长(自80年代中叶以后^①), 但它所隐含着的哲学问题及相关思索却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条相当重要的线索。自标志西方哲学现代转向的现象学运动开始, “身体”这一维度就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们克服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困境的重要进路。当然, 由于缺乏坚实的科学研究作为支撑, 这些早期的哲学考察往往流于空洞的思辨或粗朴的观察(或许梅洛-庞蒂是一个例外), 因而至多只能被视作是初期的概念准备阶段。直到80年代中后期, 伴随人工智能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 具身化才逐步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当然不是本文的目的, 我们仅拟对具身认知研究的先驱和代表人物之一安迪·克拉克2008年的新作《拓增心灵》 (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Science)展开深入探讨, 他在该书之中进一步将具身化作为沟通、协调“知识”与“行动”这两个基本系统的中介关联要素, 这非常具有启示性。本文的后半部分试图借由丹尼尔·丹尼特在《意识的解释》中的相关探讨引入时间性难题, 并以此转向德勒兹(及加塔利)在《什么是哲学?》这部后期杰作中对大脑, 时间和思维本性的沉思。我们认为, 德勒兹的思索可以有效填补克拉克的研究之中所欠缺的哲学上的“背景假设”^②, 因而可以令我们更为深入透彻地理解具身化的哲学内涵。

Ronald Chrisley & Tom Ziemke在“具身化”辞条中开宗明义地指明, 这个概念所要实现的其实是认知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也即从所谓的计算—表征主义转向对身心整合的拓展性的认知—行动系统的研究。在具身认知的研究者看来, 以往的计算主义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忽视了认知系统在运作和实现过程之中必然要依赖的媒介因素(“身体”)、非生物要素(技术—工具)以及环境条件(“世界”)。对此种转向含义的突出强调当然也是克拉克在《拓增心灵》之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实际上, 早在1993年的《微认知》 (Microcognition)一书中, 他已经将自己的研究与以往的所谓“经典认知主义”对立起来:在他看来, 后者只是一门“纯粹的心灵科学”, 因为它对认知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生物学事实”采取了忽视乃至漠视的态度。^①不过, 在这本更为明确采取连接主义立场的研究著作之中, “生物学事实”还主要是指大脑的神经系统, 因而克拉克的论述实际上颇为近似于Patricia Churchland在奠基性的《神经哲学》一书中所倡导的将“心”与“脑”整合起来考察的基本取向。而自1998年的《此在:重新汇聚大脑, 身体与世界》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 ^②开始, 经由2003年的争议之作《天生赛博格》 (Natural-Born Cyborgs^③), 他越来越向着“拓展化心灵” (extended mind)的立场进发, 进一步将身体、行动、环境、技术工具等等都纳入到整体性的认知实现系统之中。如此宏大的视野当然是认知科学和哲学发展的蓬勃生命力的体现, 但它所带来的种种哲学上的难题似乎更有待深入反思。下面我们就先阐释《拓增心灵》一书的基本要点。

(1) “改变表征的地位”^④

与Ronald Chrisley & Tom Ziemke的做法颇为一致, 在全书的起始章节中, 克拉克首先结合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⑤)的三条基本原则(“因果拓展” (causal spread), “生态组配” (PEA), 以及“感知耦合” (perceptual coupling))揭明了其与以往的认知科学范式(计算—表征主义)的根本分歧。在克拉克看来, 当代表征主义的领军人物当属Fodor, 而其所提出的思想语言(LOT)的理论则完全可以作为该流派的基本纲领。Chemero更是从哲学史发展演变的角度将“思想语言”的发端回溯至近代认识论的初期^⑥, 在他看来, 早在霍布斯那里已经展露出Fodor等人所揭示的表征认知系统的几个基本特征:有一套内在的象征符号(作为内在思想的最基本单位), 这些符号与外在对象之间存在着表征性关联, 这些符号的操作遵循着基本的法则(“rule”), 而合乎法则的符号演绎(“计算”)则进一步导向有效的“思想”。^⑦克拉克指出, 尽管表征主义确实在建构人类心灵的认知模型方面体现了自己的力量, 但它却难以克服“内禀性” (intrinsic)和“中立化” (neutral)立场所带来的困境。^⑧“内禀性”标志着表征系统的“非—派生” (non-derived)的地位, 这也就意味着它始终是认知活动的初始前提, 所有外部输入的信息只有在经由其处理之后才有可能上升为有效的知识。而如若将此种“内禀性”特征推到极致, 自然就会陷入“中立化”的尴尬境地, 即表征系统运作的有效性与其得以实现的媒介或载体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关联, 它可以在人的大脑中运行, 但也同样可以在电脑系统、乃至任何一套适合的物理系统之中得以运行。

在克拉克看来, 这就等于将内在的知识—符号处理系统与外在的身体—行动—环境系统割裂开来。但他所提出的具身认知的范式并不想完全否定表征系统的有效作用(这是他与Chemero的激进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⑨), 而是试图将知识与行动这两个系统“重新”关联、整合在一起。由此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动态计算主义” (dynamical computationalism), 即, 不是完全否定计算—表征系统在认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而是为其增加一个时间性的、动态的具身向度, 从而将其纳入到一个更为开放的内在—外在的整合系统之中、由此“重新”界定其真正的地位。克拉克反复强调, “具身”并不意味着内在—外在之间不存在边界, 而仅仅是强调这个边界是多变的, 这就要求我们要结合具体的情境切实考察介入到整个认知循环过程之中各个(内在的、外在的)构成要素所起到的不同的作用, 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与“互补”。^①

借用Chemero的分析, 则可以说:传统计算主义是先设定一个中立的内在表征—知识系统, 然后再将其运用于对具体行动的指导和协调之中; 但动态计算主义则一开始就将表征与行动关联在一起:“从一开始, 行动者所产生的表征就受到调节、从而与他所施行的行为相适配。”^②

(2) “智能化的身体, 支架化的环境(scaffolded environments), 模糊的边界”^③

在克拉克的论述当中, 具身认知与拓展心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④, 因为具身并未限制或缩减心灵的范域, 反倒是通过令其向更为丰富的外在要素开放而进一步增强了其能力。实际上, 克拉克这里所说的“拓展”包含着心灵与身体的双重向度, 由此突破了传统哲学中的成见:心灵的拓展瓦解了将认知过程局限于大脑内部的封闭界限, 而与之紧密相关的身体的拓展也突破了单纯的空间定位的局限、进一步敞开了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丰富关联。

在以往的认知模式当中, 大脑是维系输入与输出的中转站, 而在新的具身-拓展模式之中, 身体则成为沟通内在-外在的信息流转的真正界面。当然, 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梅洛-庞蒂, 都已然对身体在心灵与世界之间所起到的原初“中介”作用进行过详细论述。^⑤而克拉克超越前人之处就在于他结合前沿的认知科学案例更为明确地强调了身体的动态“拓展”的样态。但何为“拓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身体可以与非生物性的技术工具和环境要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由此就使得身体与世界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在生物技术日渐发达的今天, 已经能够初步实现将技术元件“植入”人体内的操作, 而各种各样的人—机结合体似乎更能印证克拉克所提出的身体拓展的命题。但实际上, 按照他在《天生赛博格》中的说法, 身体的拓展早自人类开始制造和使用工具之时就已然开始了, 因而, 要判断一个非生物的要素是否真正构成了拓展身体的一个部分, 不能简单地看它是否被植入身体内部, 而是要考察它是否真正在脑—身—世界的认知循环之中起到能动作用。

鉴于这个判断标准对于确立其具身认知的理论体系至关重要, 克拉克对其进行了相当明确的界定^⑥:“等价原则(Parity Principle)。当我们面临某项任务之时, 如果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步骤(process)而发生作用, 并且如若这个步骤是在头脑中进行的话, 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接受其为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那么, 这个部分(在当时)就是认知过程的一部分。”^⑦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在做一道稍复杂的计算题(28×57+79), 我们可能不是始终在头脑之中进行计算并给出答案, 而是先做乘法并将初步的结果写在纸上(28×57=1596), 然后再做后面的加法。按照等价原则, 笔和纸都构成了这个运算过程之中的一个等价的部分, 因为它们构成了原本可以在头脑之中进行的步骤的等价替换物。但仔细思索, 我们会发现, 其实拓展的身体部分(工具, 环境要素等等)所起到的作用绝不仅限于“等价替换”, 与内在的表征—计算系统相比, 它们有着更为明显的优势。比如, 认知过程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步骤就是信息存储, 而与依赖记忆作用的大脑内在存储相比, 外部的存储往往要更为稳定、便捷、低耗, 由此就能够极大缓解内在计算的压力, 提高其效率和准确性。^⑧实际上,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离开了外部记忆存储, 内部的记忆和计算根本是无从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外部环境确实就像是整个认知过程得以进行的“支架” (scaffold), 克拉克则将其恰切地称为“认知生境建构” (cognitive niche construction) ^⑨。用“生境”这个词, 就是要突出认知行动者与外在环境之间的水乳交融的依存关系。实际上, 这些认知生境并不仅仅起到促进内在认知过程的作用, 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 就会进一步深刻持续地影响信息的提取、流通、处理方式, 从而也就全面地对内在表征系统施加改造作用。借用Sterelny的话来说, “对人类的发展环境的改造也改造着人类大脑自身。”^①换言之, 身体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本身就为人类的认知发展提供着开放的、有待探索的“资源”。^②

当然, 对于这个原则, 学者们也曾提出众多质疑, 其中Adams & Aizawa的批判颇为尖锐:说身体可以拓展, 这还勉强说得过去, 因为毕竟有很多不争的实验和证据; 但如何可以说这些拓展出来的非生物的部分也构成了拓展“心灵”的一部分呢?按照等价原则, 如若笔和纸确实构成了拓展心灵的部分, 那么, 是否就会得出“笔也会思索”这样颇为荒唐的结论呢?但克拉克针锋相对地回应道, 此种批判体现出两种不利于认知科学和哲学发展的误解:一是为“认知”过程设定了一个“原型” (比如一定是在大脑之中进行, 一定具有某些基本特征, 等等), 而所有那些不符合这个“原型”的部分和过程就被剥夺了合法地位; 二是完全没有理解等价原则的真义, 即“等价”的基础不是“相似”, 而是功能的“耦合” (coupling)、从而进一步构成一个整体。外在的计算过程(运用笔和纸)与大脑内部进行的计算当然(在很多本质要点上)并不“相似”^③, 但这并不能否定二者都是同一个认知整体过程的构成部分。^④

当然, 也并不是任何参与或影响认知过程的非生物要素都有资格成为这样的“构成部分”, 真正“等价”的部分必须符合克拉克给出的一些基本界定:比如在长期使用基础之上形成的“可靠性”, 以及信息的提取和处理方面显现出的“便捷性”或“流畅性”, 等等。^⑤

(3) “交互性解释, 动态系统”^⑥

克拉克与Adams & Aizawa的论争让我们认识到, 具身认知的视野实际上是开放和兼容的, 它致力于将人类认知向着多元的、异质性的要素和领域进行拓展, 由此构成克拉克所说的“神经的、身体的, 以及环境的要素所构成的异质聚合体(heterogeneous mixes) ”^⑦。说“异质聚合”, 也就意味着整体的认知系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动态“网络”。换言之, 各种异质性要素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整合系统, 只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动态的认知过程之中所发挥的功能, 而在它们之中, 没有哪个要素或部分有“特权”成为掌控其它要素或部分的“中心”。

其实丹尼特早在经典之作《意识的解释》之中已然通过对所谓“笛卡尔剧场”幻相的深刻批判而揭示了这一点(克拉克的论述中也确实多次援引丹尼特的论点) :“在大脑中不存在一个把所有信息都向其集中的点; ……大脑的确是总部, 是终极的观察者所在的地方, 但是, 没有理由认为, 大脑本身还具有更高的总部、内在的密室, 而到达这样的地方才是有意识的经验的充分或必要条件。……让我们把这种大脑中枢驻地(centered locus)的观点称为笛卡尔式物质论。”^⑧按照克拉克自己的论述,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此种笛卡尔式剧场的症结归纳为: (1)大脑内部存在着一个最高的、单一的中心; (2)它是潜藏的, 稳定的, 自律而独立的; (3)它是思维过程的真正发源地和核心部位, 换言之, 它所做的才是“真正的思索” (real thinking) ^⑨, 而大脑的其它部分所承担的充其量只是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工作而已。在克拉克看来, 我们必须抛弃这样一种麻烦重重的幻相, 将大脑(并进而将脑—身—世界的整合循环)构想为一个动态的、“复杂的”、“非线性的”、“软组装的(soft-assembled) ”的网络^⑩:这样的网络更为“平坦” (flatter) (因为它去除了那个凌驾于其它部分之上的最高“等级”的中心)、充满动态(不同的要素会在不同时间点或段上掌控主导权)、相互依赖、紧密交织从而实现自调节和自组织。概言之, 它有着更为“分散的” (distributed)、“无定形的” (anarchic)组织。^⑪

不过, 还有一个要点有待揭明。虽然整体的认知网络是去中心的, 但在相对恒定的内在神经系统(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身体结构)与(往往是灵活多变的)增补性的外在资源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对称性”^①, 这就是重要的HOC (Hypothesis of Organism-Centered Cognition)原则:“认知是以生物机体为核心的, 即便它并不局限于生物机体的范围之内。”^②这当然并未否定“动态系统”这一基本原则, 因为大脑(-身体)虽然构成了认知过程的核心(core)和主导, 但它本身已然是一个异质多元的混合系统(“hybrid system”), 是一个复合体, 因为它至少已然包含着两套并行不悖、相互作用的异质性机制:“有意识的、受控的、缓慢的过程以及迅捷的、自动的、不受控的过程”^③, 显然, 这两套机制各自的特征与规律性都截然不同, 但却可以在一个整合性的认知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总起说来, 基于具身认知和拓展心灵的基本立场, 在“知识”与“行动”这两大系统之间所作出的简单的二元划分已然不再充分:一方面, 这两个系统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 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界线; 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二者本身都已然是异质性的动态系统, 包含着不可中心化的多元要素。因而, 这就要求我们跨越单纯的宏观界限, 深入到克拉克所说的“微认知”的过程之中, 细致考察不同的内在、外在要素的各自功能、地位及相互关联。

克拉克的阐述固然视野开阔, 颇具胆识, 但在那些引人入胜的案例研讨背后, 仍有一些艰深的哲学难题有待澄清。遗憾的是, 在《拓增心灵》当中, 他并未给这样的哲学思索留下多少空间。或许正如他自己也屡次坦承的, 在认知科学的研究当中, 很多时候都是要由实验和数据来说话的, 单纯的理论思辨往往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④这样强的立场显然有失偏颇了, 因为固然哲学思辨不能取代科学研究, 但在科学研究陷入困境或尚未取得进展之时, 哲学(或其它非科学的领域, 比如艺术)往往可以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一些前瞻性或实验性的“设想”。

这就正如在《什么是哲学?》的终章“从混沌到大脑”中, 德勒兹总括了全书的线索, 对哲学—科学—艺术的关联进行了深入诠释, 并同时非常具有启示性地点出:介入混沌的“三个平面的连接处(jonction) (并非统一体(l'unité))是大脑。”^⑤三个平面即科学、哲学和艺术, 它们切入混沌(纯粹的变化、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各不相同。科学仍然试图从混沌之中捕获秩序, 而“科学家从混沌带回的是变量(variables), 这些变量通过减缓作用(ralentissement)而成为独立变量, 也就是说, 通过把任何其它可能作出干扰的变异性(variabilités)淘汰掉而取得独立性, ……这些变量……是一个正交的(sécant)参照性平面上的有限坐标”^⑥。这里, “变异性”正是混沌自身的样态, 结合法文词意和德勒兹赋予这个概念的独特含义, “变异性”指纯粹的变化, 它虽然可以被预测, 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计量和测算的(无法通过概率和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把握), 这就迫使科学家们必须想尽办法通过减缓“速度”和减弱“强度” (intensité)来抽取相对独立的变量(并进而建构起一个参照系), 将“变异”控制在可以计算的限度之内^⑦。如此说来, 科学其实并未能真正捕获混沌, 而只是用自己铸造的尺度肢解了活生生的混沌运动而已。这里的“正交”一词用得巧妙, 它恰恰揭示了数学之剑“斩断”了混沌之流的样态。由此德勒兹不仅感叹道, “科学为了能够开掘那一丁点混沌, 付出的是它孜孜以求的整个的理性的统一性”^⑧。

而与科学相比, 哲学并不试图以“理性的统一性”来切断混沌, 而是要通过概念的构造来最大限度地维护、并(有可能的话)进一步拓展混沌的“变异性”的“速度”和“强度”。从而, 哲学不再力求建构“参照体系”, 而是试图无限展开一个“内在性的平面”:“参照系”仍然试图以相对稳定的秩序来抗拒(或躲避)混沌的强力, 但“内在性的平面”^①则简直就是此种强力在思维之中的生动体现, “它返指一种变为坚实的(consistant)、变为思维的混沌, 一个精神的混沌界(chaosmos)。况且, 思维假如不跟混沌不断较量会是什么呢?……不再假设单为我思本身建立的内在性, 反而把它安放在一个它所隶属的, 能够把它领回汪洋大海的内在性平面上”^②。“坚实”这个法语词的一个重要含义即是“建基于具体实在之上”, 这里的“具体实在”正是指持续变异的现实之流。而这就意味着哲学不再在变异的精神混沌之后、之上去寻求一个确定、稳定的中心支点(“我思”), 而是不断试图返回到混沌的“汪洋”之中, 将那种变异生成的强力始终维持于概念和精神的运动当中。

在他看来, 所谓的“精神的混沌界”不是别的, 恰恰是大脑本身:“大脑是一种能够创造概念的官能——概念在这个内在性平面上面栖身, 移动, 改变次序和关系, 翻新和不断被创造出来。大脑就是精神本身。”^③换言之, 哲学创造的成果固然总是凝结于相对确定的“概念”以及“命题”当中, 但如若我们追溯此种创造得以实现的根源的话, 就应该更为关注概念自身的“动态”维度(向新的概念、关联进行转化的“契机”)。而大脑本身的运作机制也就恰恰体现了这两个异质但却相关的方面:大脑既包含着由“习惯和识别模式”所支配的“树形纵聚合”, 它的作用只是不断重复和生产“意见” (opinion) ^④; 但它也同样有着另一个更为开放动态的样态, “根茎式的图形、无中心系统、有限的自动装置、类混沌状态”^⑤。经过前文对克拉克和丹尼特的相关论述, 我们对后面此种动态的“根茎式”大脑模型当然不会陌生。

但德勒兹与克拉克在大脑模型方面的会通仅仅是一个出发点, 更为重要的是德勒兹对大脑的此种“类混沌”的创造机制作出了一个与克拉克颇为不同的“哲学”上的阐释:“在神经元突触的缝隙底部, 在一个无法客体化的大脑的空隙(hiatus)、间隙和间时(entre-temps)当中, 能够进入那里寻找精神客体便意味着创造。……它不是一个躲在大脑背后的大脑, 而首先是一种擦地而过的飞掠状态(survol), 一次使任何坑洼(gouffre)、褶皱和空隙都难以遁形的自我飞掠。”^⑥这两段凝练的断语看似晦涩, 但若比照丹尼特的“多重草稿”模型, 其含义则顿然变得清晰: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更像是一种“多轨过程……, 在这段时间里, 内容的增加、合并、修正和重写会以各种各样的次序进行。……这个流或序列受制于分布在大脑各处的许多过程的连续编辑, 不定限地持续到未来。……在任一时间点上, 都有叙事片段的多重草稿在大脑的各个地方、各个编辑阶段中存在。”^⑦这里无暇对两个模型的异同进行深入探讨, 但简言之, 二者的最大共通之处就在于, 都将大脑的创造性机制描绘为时空片断的多重交织过程所形成的突显效果(emergence) ^⑧。同样, 二者也都将此种机制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归结为时间的间距(丹尼特的“时间窗”与德勒兹的“间—时”)。

丹尼特的“时间窗”理论意在瓦解笛卡尔剧场的幻相, 并由此对意识哲学中的一些棘手难题(比如利贝实验所揭示的“心理”—“物理”事件的时间差异^⑨)给出合理“解释”。而在《电影2:时间—影像》中, 德勒兹则通过对当代电影—“思想”^⑩史的回顾进一步从时间性的角度揭示了脑—身—世界的关联。

在《电影2》第8章中, 德勒兹论述的主旨在于对比现代电影的两种主要形态(“大脑的心智电影”和“躯体的物理电影”)之间的深刻异同。比如, 在安东里奥尼的作品当中, 这二者处于对立分歧的关系之中:“安东里奥尼的作品的一致性是躯体—人物与其疲倦和过去的对应, 是大脑—色彩与其所有未来潜力的对立, 但这两者构成同一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 它的希望和它的绝望。”^①二者的对比是明显的:身体的时间性指向“过去”, 因为在它之中沉积的仅仅是种种惯性的姿势和行为模式; 但大脑的时间性却指向“未来”, 因为它始终向着新的可能性开放, 借用我们之前的论述, 大脑的真正本性在于其创造性潜能。但只需通过日常的观察, 我们就能发现, 脑与身之间的此种对立似乎并不成立, 因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大脑指挥躯体, 因为它只是大脑的一个赘生物(excroissance), 反过来, 躯体指挥大脑, 因为大脑是它的一部分”^②。但此种日常性的观察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前提:“尽管躯体态度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强力, 但它仍隶属于大脑。”^③根据前一部分之中论述的拓展—具身认知的两大基本原则(等价原则与HOC假说), 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的含义拓展阐释为:一方面, 任何有效的身体拓展都是以脑—身的生物机体为核心来展开的(HOC); 另一方面, 拓展出来的身体—环境的部分是否有效(或起到何种“功能”), 对此又必须将其纳入到整体的认知过程之中才有可能进行评估(等价原则)。或许, 我们确实可以将德勒兹的启示性断语拓展为一个大胆的哲学假说:任何身体维度(经由环境—技术等等“外部因素”的中介作用)的拓展归根结底都是人类心智的一种拓展, 或说得更彻底一点, 是大脑本身向着世界的无限拓展。正是在这里, “存在着大脑与世界的统一(identité)。”^④

当然, 处于如此拓展过程之中的大脑早已不能单纯等同于身体内部的一个(哪怕是最为重要的) “器官” (organ), 相反, 用德勒兹的话来说, 它已然变为一个沟通外在与内在, 心灵与世界的“膜” (membrane) (或用前文的那个词:表层(surface)), 它“不断地使相互关联的外在和内在进行交流和交换, 让它们彼此接触, 相互切入和伸展。”^⑤与《什么是哲学?》中的论述颇为一致的是, 德勒兹也同样从时间间隔的角度对脑—膜的此种沟通交汇的功能进行论述。首先, 他借用柏格森的说法将大脑描绘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一段空隙(écart), 一片空白(vide) ”^⑥, 但接下来, 他又进一步从时间性的角度展示了这段“间—时”的更为丰富样态, ——也即, 在大脑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还原的时间间隔:与躯体电影致力于形成“之前”—“当下”—“之后”的时间序列不同, 大脑—心智电影的目的在于创造不同的时间片段之间的“并存性” (coexistence)的关系。^⑦这就正如丹尼特所说的“时间涂抹”, 或不同的时间片段在一个(哪怕再微小的)间隔之中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纽结” (kinks)。^⑧也正是在这个纽结的瞬间之中, “记忆的内部时面(nappes)与真实的外部层次相互混合、钳入、超越, 形成一个运动不已的生命, 它既是宇宙生命, 也是大脑生命”^⑨。

德勒兹对哲学与电影的沉思将我们引向了脑与时间性的难题, 或许从这个方向上我们可以探寻到进一步拓展克拉克的具身认知理论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