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是伴随着工业文明而出现的一门学科, 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社会结构和秩序剧烈变化。社会学家从一开始就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以重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和稳定为己任。可以说, 和谐社会是社会学研究的题中之意, 也是它的使命所在。

“社会和谐”在西方社会学那里是以“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社会均衡”和“社会整合”等概念出现的, 这些概念本身就有“稳定”、“协调”和“和谐”的含义。纵观西方社会学近200年的发展历程, “功能论学派”、“冲突论学派”和“互动论学派”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视角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社会和谐”问题, 比如“冲突论学派”从社会利益冲突的视角论述了社会不协调、不和谐的原因, 为全面理解和谐社会的社会条件提供了间接帮助。当然, 对“社会和谐”探讨得最直接、最详细和最充分的是“功能论学派” (或结构功能主义学派), 他们从结构功能主义立场出发, 直接以社会均衡、秩序为论题来展开研究。早期社会学家孔德(A. Comte)、涂尔干(E. Durkheim)、斯宾塞(H. Spencer)、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都是这方面的著名学者。当代社会学家中以美国帕森斯(T. Parsons)和默顿(R. Merton)为贡献卓著者。“功能论学派”提出的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孔德: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的特征

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19世纪初期, 法国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安, 孔德和许多有机论知识分子一样, 痛恨和害怕无政府状态, 向往中世纪的社会团结、和谐和统一。他非常欣赏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共存, 以及它们对维护社会稳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认为, 人类社会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非常稳定的, 虽然社会和知识的混乱状态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但社会秩序终要被重建起来。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的特征, 而社会冲突则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

孔德给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要发现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孔德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 以经验为依据解释社会秩序, 同时他也力图把社会秩序作为一个规范的理想加以改善。首先, 孔德把家庭看成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孔德指出, 家庭是人以自然的情爱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初级群体, 是两性的结合, 又是父母、子女等亲情的结合。在家庭里, 兄弟姊妹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 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是崇敬的关系, 父母对于女的关系是慈爱的关系,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复杂的指挥和服从的关系。在家庭里, 感情是主要的, 智力是次要的, 彼此应有合作互爱精神, 又要有顺从原则。家庭成员从利己的动机出发, 结果是既爱自己又爱家人。这样一来, 人性中的利己心与利他心两重性达到了一致与和谐。孔德认为, 这种关系扩展到社会, 社会就可能实现和谐一致。当然, 社会与家庭有区别。家庭关系是靠家长调节, 社会关系则是由政府调节。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 智力是主要的, 感情是次要的, 人们是在共同的愿望、信仰、情感、意识、道德规范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合作”。所以, 社会也要像家庭一样, 各阶级的人们应当安于自己的职业, 相互合作、相互友爱、相互同情, 平民应服从领袖、与政府所规定的社会秩序。

其次, 他把宗教看作是促进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源泉。宗教信仰在社会秩序的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因为宗教为社会“意见的普遍一致”提供了基础, 促使人们建立感情上的联系, 克服个人的自私和离心性, 倡导利他主义。宗教还使个人为实现超个人利益的目标而遵守纪律, 培育把个体联系在一起的感情纽带。宗教的共同信仰和一起参加祭礼活动强化了这种感情上的联系。宗教在加强社会团结方面的重要性表现在政治和宗教权威通常进行密切的合作。即使在世俗的权力和神权在制度上互相分离以后, 世俗的权力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 一般都寻求神权的支持。宗教过去一直都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正因为如此, 孔德在后半生创立了一个新宗教——人道教, 自己为该教最高教士, 他试图把人道教作为一个规范的理想, 以此来建立社会秩序。显然, 他的设想和做法是行不通的。

再次, 道德是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孔德认为法国大革命之后, 社会处于“失范”状态, 精神处于真空状态。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不协调而痛惜, 为新的社会道德的脆弱而不安, 对社会秩序的混乱而深感恐惧。他呼吁重建社会的道德, 因为他觉得一个缺乏道德一致性的社会, 必然崩溃为彼此互不联系的一盘散沙。一个没有合法权威牢固支撑的社会, 就是一个不能发展、不能活动的怪物。社会要么是个有机整体, 要么就什么也不是。只有当社会秩序处于和谐状态时, 社会才是健康的。只有适当地调整家庭、等级、行会地方团体的关系, 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最后, 他把劳动分工看作是促进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支柱。与原始社会松散的社会结构相比, 工业社会更加强调相互依赖, 具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工业社会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劳动分工发挥作用的结果。劳动分工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彼此相互依赖, 进行合作, 从而形成新的社会联系。劳动分工促进了专业化的发展, 进一步增强了人们之间互相依赖的程度。当然, 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也助长了个人主义, 而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会损害社会团结。由于劳动分工本身不能实现较高程度的整合, 政府有必要调节社会各“部分”, 以确保社会的高度一致, 从而消除因劳动分工而造成的分裂。孔德认为, 劳动分工使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了, 政府有必要扩大权力范围, 以抵消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孔德对劳动分工和宗教社会整合功能的分析在涂尔干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 涂尔干:社会团结是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

涂尔干继续了孔德对劳动分工和宗教对社会整合作用的分析。涂尔干所生活的年代, 法国工业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文化取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但基础还不稳固, 社会秩序还很不安定。涂尔干并不主张简单地退回到前工业社会, 他承认法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困难, 他试图为新出现的社会秩序和法国社会的整合寻找道德的基础。社会团结和整合是涂尔干毕生所关心的论题, 他试图弄清楚社会团结的形式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因素。

在涂尔干那里, 社会团结指的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绪体验所强化的共有道德情操和信念基础上的人(群)际关系。与契约关系相比, 社会团结的特征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见一致。构成社会团结的最根本的因素, 一是集体实在:“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 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 我们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二是法律和制度实在:“法律表现为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 ^①。

首先, 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有两种类型: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分工不发达条件下的产物, 是建立在共同集体意识和信仰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的团结, 其根本特征是信仰、情感和意愿的高度同质性。这种团结的典型形式是原始村落或传统的农村社区。而有机团结则是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 是建立在个人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的团结, 其根本特征是个体之间高度差异性或异质性。这种团结的典型形式是现代工业化城市。

涂尔干的团结理论大体上是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形成社会团结的价值结构。一个国家或总体社会的政治目标和爱国情感、现行意识形态, 以至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等共同意识, 都是构筑价值认同的重要因素。价值上的认同对于团结来讲很有可能是首位的。二是由法(law, 即规则)、规范或习惯等形成的制度安排。当然, 这里的法既包括强制性的法律, 又包括惯例、习惯或者习惯法, 所有这些, 都为社会创造了一个规范环境。三是社会关系的联结方式,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 社会关系通过不同的纽带联结起来。

其次, 涂尔干考察了威胁社会团结基础的各种根源。他认为, 群际冲突、越轨、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失范都是对有机团结的威胁。其中, 群际冲突是对社会团结威胁的根源。分工的发展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联系减弱了, 个人在职业群体中寻求认同, 而不是与整个社会认同。由于群体成员只同所属群体发生联系, 只认同于所属群体, 而与整体社会却缺乏必要的道德上的联系, 所以很容易形成各个职业群体的特殊利益, 使职业群体变成一种与外界缺乏有效联系的封闭式的自治性群体, 从而削弱了有机团结的基础——各群体之间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当各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发生冲突时, 由于各方在基本价值方面缺乏起码的一致, 由于对共同利益缺乏共同看法, 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利益, 因此很难形成控制群体间冲突的规则, 其结果必然是削弱或损害整体社会的有机团结。涂尔干并不认为能够消除特殊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但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整合, 冲突各方必须共同遵守控制冲突的规则, 或者是冲突各方所共有的基本价值。

越轨也是对有机团结的一种威胁。在涂尔干看来, 越轨是不可避免的。在对那种威胁有机团结的越轨行为进行的惩罚背后的理论基础, 不同于对那种威胁机械团结的越轨行为进行的惩罚背后的理论基础。惩罚的目的是要恢复遭受越轨行为破坏的相互依赖的模式。与机械社会相比, 有机社会对越轨者的惩罚更加针对越轨行为的严重性, 通常把罪犯交给专业化的专门人员而不是整个社区来处理。社会对越轨行为的反应服从于社会本身更广大的目的, 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惩罚越轨者或制止将来的越轨行为。

对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的另一威胁来自对个人主义的过分强调, 来自对个性的不适当的夸大和发展。针对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思潮, 涂尔干提醒大家注意个性过分发展带来的危害。个性的过分发展不仅损害着社会有机团结, 而且也损害着个人自身的幸福。社会分工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与道德规范的变化不总是同步的, 在旧道德规范不再起作用, 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新旧交替时期, 可能会出现社会道德的真空状态, 而个人主义思潮恰恰对这一危险前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 个性的发展必须有一定限度, 绝不能无限推崇个性解放。

共同价值缺乏也被看成是对有机团结的威胁。涂尔干特别强调建立在社会整体层次上的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如果在最高层次上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缺乏, 那么, 即使在各个职业群体层次上发展出牢固的团结, 各个群体用各自内部的道德规范对其成员的欲望和行为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和调节, 但由于群体成员只同所属群体发生联系, 只认同于所属群体, 而与整体社会却缺乏必要的道德上的联系, 所以很容易形成各个职业群体的特殊利益, 使职业群体变成一种与外界缺乏有效联系的封闭式的自治性群体, 从而削弱了有机团结的基础:各群体之间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当各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发生冲突时, 由于各方在基本价值方面缺乏起码的一致, 由于对共同利益缺乏共同看法, 由于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利益, 因此很难形成控制群体间冲突的规则, 只能诉诸强力, 其结果必然是削弱或损害整体社会的有机团结。前面所提到的整体社会的失范状态、阶级斗争都属于这种情况。基于上述认识, 涂尔干(尤其是晚期)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不管一个社会内部分工增长到何种程度, 内部结构多么复杂和精巧, 要想避免分裂和无休止的内部冲突, 维持社会的统一, 都必须加强全社会的统一道德, 建立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体系, 都应发展有机社会的共同集体意识。

三 斯宾塞: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

斯宾塞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社会有机论。他认为, 整个世界是由自然的“无机体”、生物的“有机体”和社会的“超机体”三部分组成。由于“有机体”和“超机体”存在着相似的机理, 因此, 可以从“有机体”来推演“超机体”, 用生物“有机体”概念如“细胞”、“器官”、“机能”来分析社会现象。他认为, 社会与个人一样, 完全是由相同的系统组织起来的, 以致我们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有某种超类似的东西。他甚至认为, 国家也有生命, 与生物一样遵从着相同的成长和组织规律。

他认为, 社会与有机体一样具有结构性、功能性和相互依赖性。在他看来, 生物有机体的生长会使结构变得复杂, 功能分化。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社会结构由单一到多元、同质到异质的分化过程, 社会角色和功能也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 耕作者专门从事耕作, 武士者专门从事军事, 管理者专门从事管理。社会各部分执行着各种不同的功能, 各部分间的功能联系和相互依赖性的程度在增大, 形成了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社会有机体。斯宾塞还认为, 复杂社会在结构上比简单社会更脆弱。因为在简单社会中, 各部分的功能基本相同, 功能可以替代。而在复杂社会中, 一个功能丧失的部分不能由其他部分替代, 因此在复杂社会中, 社会结构的整合要求也越来越高。

斯宾塞把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进行了比较, 认为社会的生产系统可以比作生物的营养系统, 社会商业循环系统可以比作生物的分配系统; 社会的行政体制之类的管理系统可以比作生物的调节系统。相应于这三个系统, 社会中的人就必然分化为三个不同的阶级, 即担负营养(生产)机能的劳动阶级, 担负分配机能的商人阶级, 调节生产分配以至整个社会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各司其职, 缺一不可。然而, 社会有机体跟生物有机体又有不同, 需要社会成员或部分彼此分工合作, 才能实现社会均衡(social equilibrium)。

合作是达到均衡的必要一步。均衡是进化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是指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与社会、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最和谐一致上的完满(perfection)和最高幸福。他还认为, 社会有机体的部分多, 职能繁, 是一种动态的均衡(moving equilibrium)或完全的社会均衡。因此, 就特别有赖于行政体制的管理系统:“应当考量, 一种社会均衡是由政治体制的确立得来的, 而这种体制同人民的愿望和谐一致, 均衡也是完全的了。” ^①

当然合作并不排斥自由。只有通过社会成员的自由活动, 才能达到社会这个超级有机体的合作和均衡。个人自由活动, 是个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前提。个人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 也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幸福, 这好比生命有机体的构成部分充分履行职责, 使有机体本身更好地运转, 更好地发挥作用。

他还提出, 个人自由活动要同社会环境相协调。个人要培养和加强个人的社会性, 不断调节个人同社会环境的关系。具体来说, 就是个人要随外部世界和生存环境的变化来不断调节和改变自己, 去适应生存环境。一个能适应其生存环境的个人或民族为“善”, 一个不能适应其生存环境的个人或民族为“恶”。“恶”表明个人或民族还保留着旧的观念、倾向、习性, 不善于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

在斯宾塞看来, 个人的自由活动是同公正、正义联系在一起的。伦理上的恶, 如偷盗诈骗, 剥削迫害、阶级斗争、国际掠夺等, 都是原始社会的“争夺贼杀”遗留下来的“野性”。斯宾塞同功利主义者一样, 把追求幸福、趋乐避苦看成是个人努力的目标, 他所说的“幸福”或“乐”, 类似于柏拉图的“良好的生活”或“从合理的活动中得来的愉悦”。所以他所说的“自由活动”是同公正或正义结合在一起的。他呼吁“去恶扬善”, 激发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感、共同感、利他感, 通过道德的进化而达到个人在利他主义中的忘我, 找到个人幸福, 发展自己。因此, 在增强个人的自由活动中, 健全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 培养个人的社会性, 培养“最适应社会者”的道德感, 使个人或民族适应其生存环境, 就能实现完全的社会均衡。

从以上的分析看到, 斯宾塞是从社会有机体论出发来说明社会结构及其均衡的。他的思想观点存在着将社会学生物化的倾向。列宁曾批评过这种简单化的倾向, 提醒人们不要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到社会科学领域, 而变成空话。因为人类社会不能简单地类比为动物有机体, 人类社会阶级结构的差别也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 他提出, 个人的自由活动、社会成员的分工合作、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社会道德伦理的进化是实现社会均衡的条件, 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四 帕森斯:社会整合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帕森斯是当代西方“功能论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在社会和谐的研究中, 提出了社会系统的理论构架, 并用一定的模式加以解释。他认为, 当各种倾向的行动者根据他们行动与价值取向的构造互动时, 他们就会形成协定, 并确立互动模式, 这一互动模式变得制度化时就构成了社会系统。通过对社会构成的研究, 他提出了著名的“五变量模式”, 即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广泛性-专门性, 情感性-情感中立性, 自获性-先赋性和自我取向-群体取向。他认为, 五变量模式把社会行动中任何二选一的可能性都包括了, 社会行动始终要在这一套模式中选择。因此, 个性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等体系“集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子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 帕森斯创立了“AGIL模式”并进行了解释:A是适应(Adaptation), 指从环境中获得足够的设备和工具, 以及在整个系统中进行分配的活动。G是目标获取(Goal attainment), 即确定目标的优先秩序, 并调动系统的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I是整合(Integration), 即协调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L是潜在模式维持(Laten patten maintenance), 即确保系统内行动者表现适当的特征, 处理行动者内外的紧张。这个模式各系统之间是相互进行交换的, 因此, 它有着功能分化、功能对应、功能动态和功能交换的作用。AGIL模式是帕森斯社会系统功能的生存条件, 也是解释社会系统整合与均衡的理论中心。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与和谐,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实现这些功能。

帕森斯认为, 整合有两种意义: (1)指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 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 避免变迁。(2)指体系内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他还认为, 一个社会如果要达到整合,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有足够的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 依照角色期待而行动。(2)社会行动必须避免那些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秩序和对成员过分要求, 以致形成差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均衡是社会系统运行的最终目的。社会要达到并维持某种程度的均衡,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社会系统不能与其成员的需求动机与能力相冲突。(2)发展出一套足以处理潜在威胁的独特规范模式。可见, 帕森斯强调的是社会各系统的功能的完美整合。简而言之, 社会整合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有些社会学者批评帕森斯, 说他把社会看成是均衡的, 因而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空想。其实, 帕森斯并未把均衡看作是社会的现实状态, 而是认为社会总是朝着均衡的方向运行。按照帕森斯社会均衡观点, 没有均衡目标之间的差距; 社会过程与社会变迁是为了把社会现实与均衡目标之间的差距缩短。

社会系统的整合与均衡, 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 人格系统怎样整合于社会系统并由此而促进社会系统的均衡?帕森斯概括出把人格系统和社会系统整合的两种机制: (1)社会化的机制。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 文化模式——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被内化为人格系统, 并制约它的需要结构。正是通过这一过程, 行动者才愿意把动机的能量投放于角色中(因而愿意遵守规范), 并被赋予扮演角色所必需的人际技能和其他技能。社会化机制的另一种功能是提供稳定并保证那些能削减与获得适当的动机和技能相联系的紧张和焦虑的人际连带。(2)社会控制的机制。包括这样一些方法, 即地位——角色能在社会系统中以这些方式组织起来以减少紧张和越轨。具体的控制机制有: (a)制度化。它将使角色期望清楚明确, 而同时又在时间和空间上将矛盾的期望分离开来。(b)人际的约束和姿态。行动者将巧妙地运用它们来相互维持一致; (c)仪式活动。行动者将在形式上用它们来消除具有破坏性的紧张的来源, 与此同时强化了主要的文化模式。(d)安全阀结构。通过这种结构, 普遍存在的越轨的倾向从时间和空间上同正式制度模式分离开来。(e)重新整合结构。它专门负责对付越轨倾向的恢复, 把使用力量和强制的能力制度化为系统的某些部门。

第二, 文化模式如何作用于社会秩序和均衡的维持?帕森斯具体阐述了文化模式产生作用的两种方式: (1)某些文化要素如语言, 是产生互动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没有符号资源, 沟通和随之而来的互动是不可能的。因此, 通过向所有行动者提供共同的资源, 文化使互动成为可能。(2)文化对互动的影响, 通过文化模式(价值、信仰、意识形态等)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而得以发挥。这些思想可以向行动者提供共同的立场。

帕森斯认为, 整合是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他在《社会的演化》一书中, 归纳了社会整合的主要途径: (1)自由在更大范围内制度化。自由首先是指从某些对生命的限制(如疾病、短寿和地理限制)中解放出来; 还包括降低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陷入暴乱中; 包括较高的所得与广阔的市场, 所增强的消费选择自由; 包括像教育与公共设施等服务的普遍机会; 还有婚配、职业、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结社, 思想、言论与表达等自由。当然, 现代社会仍然存在战争和战争的危险等不自由的成分。(2)平等和社会公平向前发展。帕森斯认为, 过去来自暴政、特权和阶级上的苦难, 再不如往昔那般重要。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依然存在, 但这些问题不能用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对立来解释。帕森斯的这一观点, 隐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社会不平等与不公平问题的存在, 结构性原因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这种对立表现在财富的占有与分配、权力与发展机会的获得等方面。帕森斯自己也承认, 在美国, 优势团体仍不正当地运用其地位提升其利益, 置共同利益于不顾。这些苦难用经济概念来表达, 如小罗斯福所指的“巨富的罪衍”; 以米尔斯的概念说明, 则强调权力精英应对社会病态负责。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比从前更广泛。宗教、民族、地域或地方社会地位的世袭身份不断削弱, 基本上由平等之人构成社会社区。对天生低等阶级或低劣种族观点的厌恶, 导致了对美国贫穷和种族问题的关切。一些激进意识形态都宣称, 真正的平等需要废除所有的层级地位区别。这样的社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不断反复出现的理想。不过接近这种理想的实际制度化, 总是小规模的或者大部分为时短暂。在这方面推动太切, 会阻碍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制度, 如法律、市场、有效力的政府, 以及能干的创造和使用先进知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新的阶层化模式。(3)权力和权威更分散也更结合。帕森斯认为, 社会不满来自相对剥夺, 而不是绝对剥夺。以严格规则和权威行使集权控制的科层制, 是社会的一个负面象征。如今的趋势, 不是走向日增的科层制, 而是趋向结合体制。“参与民主制”所引起的参与需求日益扩散, 不仅仅是对权力的需求, 也包括对完全接受为凝结团体的成员的企盼。同时, 也包括对不正当权力的恐惧。社会上的弊病, 是错误的权力作用的结果。有些人将“学生权力”作为根治社会弊病的药方, 导致现代社会普遍的学生暴动。(4)坚持现代基本价值模式。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模式(尤其是美国的)是否遭到根本上的挑战?难道与19世纪进步价值关联的制度已不复适切?它们是否已为新的世代所拒斥?帕森斯认为, 这么些价值仍被视为当然, 而非遭拒斥。现代社会受到指责的是, 它未能达到所宣称的价值。贫穷和种族歧视的存在以及战争的不断, 就是一个例证。另外, 社会不应满足于这些价值的达成, 而应引进新的方式。反对帕森斯这说法的一个理由是:60年代极端的学生激进分子又回到革命性的对抗策略上, 否认自由社会的程序价值, 排除自由主义价值。这个观点承认西方社会存在应该抛弃的价值, 而帕森斯却认为, 西方社会的价值不应指责, 问题在于这些价值未能达成。

五 默顿:一体性和均衡性是和谐社会的特征

默顿继承了帕森斯有关社会整合的思想, 试图弥补其不足并发扬光大。他把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 试图建立一个既适合宏观又适合微观研究的中层理论。在他看来,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系统的同一性、稳定性与和谐性。默顿的和谐社会思想主要体现在有关功能一体性理论和社会均衡理论中。所谓功能一体性, 即认为社会中各种活动与文化项目都和谐地相互联系着, 并对整个社会整合作出贡献。默顿认为, 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对社会和谐起作用的。他甚至认为, 在任何形态的文明中, 任何风俗、物件、观念与信仰都履行某种重要的功能。可见, 默顿夸大了社会系统对社会和谐的功能。默顿的社会均衡理论强调社会变迁对社会和谐所造成的影响和作用。他认为, 社会各系统只有在动态变迁中才能不断达到和谐状态。他说, 虽然功能分析经常专注于静态的社会结构而忽视动态的变迁, 但这并不是功能分析的本质。不仅要注意社会各系统的正功能, 而且还要注意其反功能。此种功能分析不仅能评估社会稳定的基础, 而且能评估社会变迁的潜在来源。在论述社会变迁导致社会和谐时, 他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反常功能对和谐社会的作用, 当一个社会现存的社会机构的各种结果的净值显然为反常功能时, 就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压力, 这种压力如果超出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导致社会变迁。二是社会结构常变。所有社会结构都会经历一个累进式的变革。他认为, 社会结构是处在经常变化之中的。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默顿更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均衡。他在研究中探讨社会结构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支持的各要素。他认为, 大多数的社会整合都能达到各因素的相互适应, 各因素在社会整合中不仅相互联系, 而且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默顿认为, 在个体社会系统中, 最重要的是和谐、协调与一致。

六 西方社会学家有关“和谐社会”思想的特征及其启示

从“功能论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关“和谐社会”的观点可以看出, 他们大体上同意“社会类似生物有机体”的说法。社会与生物有机体都是由许多独特而相互依赖的部门(或器官)组成, 每一部门对于整体的生存都发挥其必要的功能, 这些功能在于维持整体内部的均衡状态。当有机体的某个组织发生毛病时, 其他组织会很快地发挥一系列功能来进行调适, 使这个有机体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同样, 社会上各部门也随时随地互相协调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并维持社会的均衡与发展。

然而, 简单地将人类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并不是科学的方法, 因为类比本身往往缺乏充分的证据和科学的论证。有机比拟论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已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 因为社会制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生物有机体, 个人也不能等同于有机体细胞。人类行为与生物有机体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目的性和意向性。人的思想、态度和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的行为。“功能论学派”认为, 除非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知觉、态度与价值, 否则这个社会将无法存在与发展。

“功能论学派”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认为社会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部门(parts)所组成, 这些部门就形成了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所谓社会结构, 指的是各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 可以指社会组织或各种行为模式(pattern), 也可以指各种社会角色(social role)。(2)在社会结构中, 特别重视每一部门对于社会整体生存的贡献, 这些贡献就是所谓的“功能” (function)。该学派强调制度、规范、角色等功能的发挥, 它们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均衡, 促进社会的发展。(3)社会结构的各部门彼此之间具有统整的性质。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部分的变化可能影响整体结构。该学派强调社会是由各个部门的相互依赖和紧密结合而构成的整体。(4)不否认社会变迁的事实, 但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不赞成过度激烈的改革。其基木观点是:在调适中求改进, 在稳定中求进步。(5)强调知觉、情感、价值与信念的一致性。任何社会体系能够存续下去并保持稳定发展, 主要是因为成员之间具有相当的共识(consensus)。

“功能论学派”对社会和谐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1)结构功能理论给我们认识和谐社会提供一种可资参考的视角。对社会系统的研究, 首先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 这个有机整体有其内在的结构和组织模式, 以及得以延存和发展的内在机能和特性。各子系统内部的相对均衡与协调, 既是保持其良性运行的前提, 也是保证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共同支撑社会大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和条件。(2)现代西方有关和谐社会的理论, 致力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同时关注解决财富分配、阶层结构、环境质量、技术风险和个体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注重防范、警惕和消解各种危机和风险。这些观点是都有价值的, 值得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予以研究和借鉴。(3)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主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互为前提和互相影响, 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和人类本身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 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界的变化, 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又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 可以创造一个持续发展的环境, 而滥用和破坏自然则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人类对自然界滥用和破坏到什么程度, 自然界就会对人类进行惩罚和报复到什么程度。因此, 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推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具有全面性、根本性的战略意义。(4)结构功能理论还对文化系统的价值导向、社会调控与变迁作用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价值取向在社会系统中被具体化为社会规范, 从而控制着行动者的行为取向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文化系统的价值取向也决定着社会追求的目标, 社会规范决定了为达到目标所可能采取的手段。一旦文化结构和目标与社会结构或制度化手段之间发生抵触或脱节, 社会就会出现失范甚至发生越轨行为。因此, 文化系统在社会控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它维护着制度化的社会角色模式, 调节着社会各种紧张关系。它似乎潜隐无形, 却能量巨大, 富有能动的创造力。

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进程中, 充满着人类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一个公平正义、诚信互助、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高度关切和不断追求的美好理想。在人类的不懈追求和探索过程中, 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理论成果。现代西方结构功能主义有关和谐社会的观点, 可以看成是这些理论成果中的一部分, 虽然它们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局限, 但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 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当前我国的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攻坚阶段, 有必要借鉴现代西方的积极成果并为我所用。现代西方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积累了各种化解社会危机和风险的丰富经验,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学习借鉴: (1)西方和谐社会探讨重视实践性, 善于把抽象的分析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政策和行政措施。(2)对社会冲突进行关注和防范, 善于从社会事件中总结平息冲突的方案和策略。(3)提高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并形成有效的预警机制, 将防范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持续性发展结合起来。

总之, 我国的社会建设和发展要加强对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 借鉴其积极成果, 并加以系统的研究和发掘, 这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规律性的认识, 而且也有助于推进和深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