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在20世纪已经成为了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克里斯托(Crystal)(1997)在《作为全球语言的英语》(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①一书中指出，如今英语不仅是英、美、加拿大、新西兰、南非等国家的母语，同时也成为世界上其他7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而且从未来趋势看，“英语帝国”的强势扩张是必然的。英语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历史上曾经当作“共同语”的任何语言。拉丁语曾是欧洲教会与学术界的“共同语”，俄语曾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通用语，阿拉伯语至今还是伊斯兰世界的通用语，但它们都没能成为世界共同语。19世纪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扩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帝国统治；20世纪美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方面建立了霸主地位。这些英语国家在语言政策和规划方面非常重视英语的地位和对外扩张，在美国，“English Only”运动支持者把“英语看作是唯一确保美国文化身份完整性的工具”。这一类带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举措深深影响着英语教学的发展，导致了英语全球化。这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霸权，标志着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的形成，全球化进程助长了强势语言覆盖下的文化不平等现象。

英语这种国际性语言的存在促使人们思考和探究。人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由于英语的扩散而导致濒危的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2)公布的数据表示，联合国登记的6000多种语言中至少有3000种面临消失的危险^②。使用这些濒危语言的民族把英语这种殖民语言的推广看作是一种侵略行为，并提出抗议，形成了“语言民族主义”浪潮。一些国家试图通过颁布语言政策来干预英语的过份扩张，比如欧盟自1980年以来曾作出强硬规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和宣传欧共体的语言，不论这些语言使用人群数量有多么少。法国1974年通过“纯正法语保护法”，规定“凡使用不合法的英式风格的表达将处以罚款”；1984年又成立了“法语语言决定委员会”(Bryson, 1990)^③。据统计，法国每年要花费约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波兰、德国、西班牙、拉脱维亚、中国香港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都采取过类似的举动, 尽力维护自己民族母语的地位。

英语向全球的大肆扩张与蔓延有可能导致部分语种的消失，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一个国家语言的消失就意味着其本土文化和身份的消失。布鲁特-格雷菲勒(Brutt-Griffler)(2002)^①认为是英美文化成就了英语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英语在原非英语国家中侵占其主导语言地位的同时，它所携带的文化价值观也会逐渐植根于该国国民，使语言帝国主义更加深刻地影响非英语国家的教育和社会生活。

莫里森等(Morrison & Liu) (2000)^②认为“语言帝国主义是少数语言以牺牲大多数语言为代价，它是单向学习的催化剂，把知识、信息从权力一方灌输给没有权力的弱势方”。菲利普森^③(Phillipson)(1992)则将“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定义为“通过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物质和文化不平等关系的确立、并不断重新建构、维护和巩固英语的支配地位”的过程。

同莫里森等(Morrison & Liu) (2000)一样，菲利普森(Phillipson)(1992)也注意到了“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英语和非英语国家的对立。因此，他利用“二分法”将世界上说、学英语的国家分为“核心国”与“边缘国”两大类，并以此说明“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形成原理。其中，“核心国”指的是美、英、加、澳、爱尔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而边缘国则再细分为“以英语作为与国际衔接之语言”(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ink language)的国家，如日本、瑞典等国，以及“以英语为国内主要沟通语言”(English as an intra-nation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的国家，即前英、美殖民地(参见图一)。他认为：“英语教学的宗旨会产生意识形态和结构上的影响。因为这些宗旨会加深核心对边缘的控制。”(1992)，他的“二分法”指出了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对非核心英语国家的支配意图和对其他语言的歧视，以及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图 1

图 1 Phillipson(1992)的核心国与边缘国分类法

哈立德(Holliday)(1994)^④、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1999)^⑤、潘尼库克(Pennycook)(1994)^⑥、布鲁特-格雷菲勒(Brutt-Griffler)(2002)^⑦、瑞森图(Ricento)(2006)^⑧等也相继著书讨论非英语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英语语言帝国主义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英语的语言霸权现象对本土语言有摧毁及削弱作用；另一派则认为英语在第三世界国家并不享有绝对霸权。

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1999)^⑨发现英语和它所携带的文化对后殖民时期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影响极大。人们生活在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西方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困惑之中，在英语和本族语的冲突中难以选择，因为英语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土壤和意识中。瑞森图(Ricento)(2006)则认为英语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统治和掠夺手段，在殖民地国家推广、提升其语言过程中，“对本土语言造成毁灭性效果”^⑩。

另一批学者对“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持不同观点。霍尔博罗(Holborrow)(1993)^⑪认为“并不是所有核心英语国家的英语都处于支配地位，也不是所有处于边缘国家的英语使用者都受到歧视，在核心英语国家，也是一种社会方言凌驾于其他非标准变体之上”。布鲁特-格雷菲勒(Brutt-Griffler)(2002)^①也对英美语言政策导致这种语言特权和英美有意识地强制推销英语霸权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她还是肯定语言帝国主义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排斥外来语言，把文化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结合起来，进入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不论两派的观点如何相抵触，有一点他们是互相认同的：承认英语的全球化现象和对非英语国家语言教育的巨大影响。

来自主流英语国家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一直在英语语言教学中起支配地位，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在不同的非英语国家学习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偏差，因此需要以本土化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下面就以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1999)的研究为例说明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形势下的英语语言教育情况。

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1999)^②并不赞同菲利普森(Phillipson)从结构主义宏观社会学研究视角来研究语言帝国主义这一现象，认为其研究太过决定论，没有关注学习者和教授者的个人因素，而且远距离的研究不能充分反映边缘社会中英语课室里的现实。相比而言，哈立德(Holliday)(1994)^③的研究虽然考虑到了教学实施这一微观层面，却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文化内涵和历史深度。所以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在比较了菲利普森(Phillipson)和哈立德(Holliday)在分析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现象时分别采用的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研究角度之后，撷取两者之精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架构。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用微观社会学视角来分析后殖民地社会中泰米尔人的英语课室中师生的行为，观察英语帝国主义背景下，后殖民地社会边缘社群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对英语的抵制和撷取。而这一现象的发生发展都是在一个历史脉络下，在英语教学的课室中，通过英语边缘国与核心国之间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比叙事进行的。

语言承载着其民族主流价值观，虽然英语给边缘社会人群带来一些收益，但核心国家的主流教育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边缘国，所以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倡导应当善于运用英语以适应他们当地的需求。他发现泰米尔人的聪敏之处是懂得以撷取的态度对待英语，一方面充分享受英语带来的便利和效益，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等传统。这就是后殖民社会中对英语的第三种态度，也是一条有效有利的出路。这也说明了以“强制”态度对待英语教育的弊病。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根据泰米尔的教师们的行为和态度，总结了许多供教师借鉴的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教学方法以达到“撷取”的目的。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认为单一采用英语或母语教学会导致“英语霸权”或“母语霸权”，而在课堂环境中将两种语言融合起来可以有效地抑制“语言帝国主义”的产生，使两种语言的使用达到平衡，文化间互相取长补短。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语言教育渐渐取代了旧的赤裸裸的剥削方式，通过创建主流话语来建立并巩固英语与其他语种在结构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从而服务于核心国家的利益。而在边缘国家，英语语言教学霸权的历史已逐渐演化成为教育领域的语言帝国主义。卡纳伽拉雅(Canagarajah)的研究带给英语教育从事者很多启示，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应当强调学习英语及其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和运用国外先进的东西，引导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培养民族归属感，热爱和尊重自己的民族语言。

中国是菲利普森(Phillipson)定义的边缘国中的“以英语作为与国际衔接之语言”的国家一员。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保存本国语言文字的国家，在经历了历史的冲刷之后，如今又要面对外来语言——主要是英语的日甚一日的挑战。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初。解放后经历了几个低潮之后，于80年代确立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外语”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发展英语教育的方针，尤其是中国成功加入WTO，主办2008奥运会与成功申请举办世博会之后，学英语的热潮可谓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姿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自卑心理、实用主义、反传统思想的强力下，我们从社会到个人都被淹没在英语的洪流中。在当前英语与汉语的“对话”中，英语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而“汉语”则声音微弱，甚至“失语”。

在我国相关政策和教育导向中，英语在某些方面已取得霸权地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把英语定为选拔任何一种高等人才的硬性条件，英语水平的高低成为重要的筛选标准；二是许多学校不顾学科内容倡导用英文讲课，中国的英语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阶段，无不伴随着英语课程。在台湾也有过关于幼稚园是否应该教英文引发的争议，正反两方主要争论在于孩子学习英文的时间点，但对于强化英文学习这件事却并未受太大质疑。三是英语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以及英语与其他语种之间的不平等。中国人患这种全民性的英语强迫症已有些时日，大多数人却并未认真反思过这个问题，“国际化”成为目前全民英语运动的最强硬响亮的口号，有许多人相信，学会英语便得到了开启世界的钥匙。人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过分地强调了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忽视了母语社会文化能力，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美文化，认同了西方的价值观。

面对中国的英语泛滥，笔者不禁要问——我们该作怎样的反思？

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外国文化，但外国文化吸收到多少才适宜，才既不喧宾夺主，又足够推动本国文化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学习外国文化自然需要通过外国语言来学习，全球化的态势要求我们学会一种甚至几种外国语言，但这种外国语言的学习，必然影响本国语言的学习，这种关系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全球化”并非“美国化”，也不是“英语化”。数以十亿计的人口的语言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应该在这个浪潮中被淹没。

基于英语全球化的现实，杰金斯(Jenkins) (2000)^①提出的“国际英语”(International English)概念力图寻求一个所有英语变体的“共核”以确保所以国家地区中英语变体在可学性原则下的共同性。克里斯托(Crystal)(1999)^②的观点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主张“在一个和谐的语言世界里，语言的通用功能与体现地方特色的本土功能两者都需要。我们的理论模式和教育模式应该允许这两种功能的相互补充”。中国学者文秋芳和俞希(2003)^③也提出了一个“双层英语”的假设，即英语共核与本土化英语的有机结合，肯定了英语本土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英语”作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汪榕培，1991)^④是有其存在的意义和理论根据的。在英语不断国际化及由此产生的本土化的过程中，地域性变体的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而制定一种所谓的“标准英语”作为所有变体的唯一标准也是不合理的。因此人们只需在全球化的国际交往中遵循“国际英语”的“共核”，使用其自身英语语言变体，达到成功交流的目的便可。这样就把英语各种地域变体的地位摆公正了，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因而更符合现代语言学的观点。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交际语，不再仅仅是英美文化的载体，而应该成为多元文化的载体。因此英语教学在教学目标制定、内容选取、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应该考虑英语作为国际化语言的作用，不必再极力追求“达到或接近本族语水平”作为最终目标，在教学大纲制定等方面应适当考虑学习者母语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内容，以避免外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单一化而导致削弱学习者的母语及母语文化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妨碍语言多极化发展。刘润清就曾经强调过，教师要注意的是“我们不仅向学生传授西方文化，而且要引导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两种文化相遇，只有区别没有优劣；尽量去理解、容忍、接纳对方，而不是排斥、敌视、污蔑对方。容忍一种文化不是低三下四，而是豁达，通俗，有教养的结果；放弃母语文化也不是什么弃暗投明，而是肤浅、狭隘无知的表现”^①(转引自董霄云，2008)。总之，在与其它语言文化的互动中，英语教师与学习者应积极应对，去包容、吸收，而不是被同化，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而不是失去自我。

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讲，人们为了实现个人发展和追求幸福生活，遵循“合乎利则行，不合乎利则止”的原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学英语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是否投身于这场大潮当中。但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讲，就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理性的、全面的思考，反对“英语霸权”的呼吁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杞人忧天。这种不平等的语言使用局面有历史、经济等等众多复杂的原因，不可能在朝夕之间改变。既然我们尚无力改变目前的状况，那就要坚定在固守母语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学习英语，以兼容并蓄的心态来对待英语以及西方文化，加强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的心态。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深厚积淀，汉语历经千锤百炼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绝不会面对英语的入侵而不堪一击。正如闭关锁国不能保证国家不受侵略一样，天真地坚持把本国文化和语言隔离起来以使之免受英语的威胁也会适得其反。

纵观历史，强盛与开放是互为因果的。中国人学会了英语，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不意味着就会全盘接受。应该借用英语来展现自己的文化魅力，而不是要尝试用英语来模仿英语国家的文化特征。相反，通过了解和沟通，我们开阔了眼界，吸收了其他文明的精华，扬弃了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必将更有利于中华文明的进步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