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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Vol. 42 Issue (6): 16-2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0.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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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蔡林波. “冶与天通”:试论炼丹术的工艺精神本质[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2(6): 16-2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0.06.003.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成果之一(项目编号:B401)
“冶与天通”:试论炼丹术的工艺精神本质
蔡林波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1)
摘要:在古代世界,炼丹术(Alchemy)并非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工艺实践活动,而是对于人类工艺精神的仪式化呈現。要言之,炼丹术(Alchemy)本质上并不属于现实生产领域的具体工艺活动,而是人类工艺精神本性的表达載体。作为仪式的炼丹术(Alchemy),在实践的目的性、过程性以及主体性等方面,皆内蕴和表达着人类的工艺精神本性。因此,人类的工艺本性正是通过仅式化的炼丹术(Alchemy)显现自身,而炼丹术(Alchemy)本身即以工艺为其精神本质。
关键词炼丹术(Alchemy)    冶与天通    工艺精神    本质    

炼丹术(Alchemy)是什么?目前的认识,可谓“混乱”:观得其神秘性因素的人,往往断之为魔法、迷信;观得其理性成分和实际成果多的人,则颇为自信地判之为“科学”;也有更多的人,似乎看到了它多重的性质,便冠之以“准科学”、“类科学”、“颠倒的科学”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德国化学史家舒特颇有些无奈地说:“我们无法划定炼金术的界限。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触及炼金术的边缘,而是因为炼金术无所不包,因而本身没有界限可言”。尽管如此,对于炼丹术的精神文化本质,究竟应如何进行界定?这无疑是需要我们尝试着不断深入迫寻其答案的问题。

一 作为一种工艺实践活动

如果我们暂时放下自己的好奇心——不去探究炼丹术士们的内心情感、信仰,以及各种希奇古怪想法等,而是单就古代炼丹术外在、客观显现的实践形态和内容来考察,就会发现:炼丹术其实并不神秘,它只不过是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工艺”活动而已。

(一) 古代真正的炼丹术士究竟是些什么人

透过零散繁杂的古代炼丹术文献,可以发现: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那些最初的或古老时期的炼丹术士,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一工匠。

有研究表明:在西方,“最早的炼金术士是一批希腊化时期注重实际的科学家,所以他们和埃及工匠一样,都有雄厚的技术根底”。而且,“从事实际操作的炼金术士本来很可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工匠,因为当时的各种文献都不曾提到过他们”;“这是一批为富有阶级和神庙制作奢侈品的工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早的炼丹方士,实际上也都是掌握着丰富工艺知识和技术的工匠。例如,汉代刘安召集方士所撰的工艺书籍《淮南万毕术》中,记载有一项“朱砂为澒”之术,即为现存最早的“还丹”实验文献。而第一个出现在正史文献中的炼丹家李少君,不仅精通青铜器物的制作,而且“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可谓技艺高明。另一个方士栾大曾“已而为胶东王尚方”。“尚方”是汉代专设为宫廷、王室制作礼器饮食、药物以及各种器物的机构。因此,栾大其实是胶东王招募的一名高水平工匠。另如,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等这些掌握“黄冶变化,坚冰淖溺”之术的工匠方士,均为由官方史料记载的早期炼丹家。

在此,我们之所以重点关注最初和古老时期的炼丹术土的“身份”,是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理论逻辑上来判断,他们能够最本质地反映真正的炼丹术精神和文化特质。他们并非纯粹的江湖骗子而是对于人类古老工艺传统及精神的坚定维护者和信仰者

(二) 炼丹术(Alchemy)劳作的活动特征

从外在的表现形式看,“工艺”(Craft;tehnology)一般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程序或流程并借助相关的工具设备,把作为原材料的物质或半品加工,以获得目的物(制成品)的过程。在意义上,炼丹术实质上即为一种工艺流程活动其基本步骤为:

1.寻找原料:古代炼丹术士们使用的“原料非常广泛。事实上,几乎所有“物质”都可以用作炼丹实验的对象材料。他们选择的物质对象既有矿物,也有动物、植物等,但一般是以黄金、水银、硫磺、铅、砷、铜等矿物为“主药”。中国古代炼丹文献《太清金液神丹经》,记载了炼丹家赴扶南、西图、典逊、杜薄、大秦、月支、安息等国寻找“药物”的事实,可见其巨大热情。2.设备制造:古代炼丹术士们在设计、制造工具方面显示出令人惊异的才能和创造力。西方炼金术士发明了蒸馏器、熔炉、加热锅、烧杯、过滤器及其它一些化学器具,类似的器具一直沿用至今“。中国炼丹家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创制了不计其数的仪器和辅助工具,且技艺十分精湛;其中不乏有“石榴罐”升炼器、水银蒸馏器等设计精妙的工艺器具。3.加工程序:研究表明,炼丹术有着相当严格的技术操作步骤。西方炼金术一般有黑化(把)、白化、黄化和净化四个步骤。中国炼丹术一转表示对丹炉加热、冷却一次;包含着丰富的化学知识和冶炼技术,如“单质砷”提泥”制法、“阳燧取火法”等。其中,“火侯”是最为关键的技术环节,其操作要求十分严格:“凡运节符火数,一一皆依约刻漏,昼夜一百刻,分四时、五行、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不可分毫差矣”。4.目的物(制成品):炼丹术的日的物尽管被赋予了超越的神性色彩,但其加工出来的产品”载体,却必定是一种现实存在物一一不论是西方的黄金、哲人石,还是中国的黄白、金丹等,皆为如此。而炼丹术生产过程中带来的各种“副产品”,在实际生活领域更为引人瞩目。如玻璃、硫酸、火药、六一泥(密封材料),以及各种医药等。

历史表明,古代不计其数的包括许多极为重大的工艺技术,诸如药物制取、矿物冶炼、器物加工,以至烹饪技术等,无不从炼丹术中提炼、转移出来,并广泛、有效地应用于杜会生产、生活领域。可见,在古代世界,炼丹术不仅是一种广泛意义的工艺技术性活动,甚至是一种具有工艺“母体”性质的实践载体。

(三) 炼丹术(Alchemy)活动的核心要素

一种至今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炼丹术是术士们基于古代某种自然哲学及物质元素理论直接指导下而展开的实验活动;“理论”是炼丹术的核心要素。例如,西方人通常把亚里士多德视为“炼金术理论大师”,认为他的物质形式及四元素学说是古代炼金术士奉为圭桌的实验准则。面中国学者则认为,古代炼丹家一直是以气本论和阴阳五行思想为理论纲领,并依此操持着他们的丹炉和药物。

可是,炼丹术士们(特别是在早期)是否真的在实践中严格遵循这些权威“理论”?这是郎值得怀疑的。譬如,莱斯特早就发现,“斯德哥尔摩纸草书的配方中没有发现来自希猜哲学的理论观念;谈的完全是实际操作。其中也没有提到如何使用巫术,只有一张单页上附有咒符一道”。笔者亦发现,中国唐代以前的炼丹术文献(外丹),如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丹书《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等,其中除了罗列着繁琐的药物配方、操作程序,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符咒、禁忌外,几乎从未提到什么阴阳五行之类的话语,更不用说以这些“理论”为实践标准。可见,在古代炼丹术士们那里,“理论”并不是核心的实践要素,也非统制性的力量。

事实上,炼丹术士最为关注的是物质本身的自然属性和变化规律。正如莱斯特指出:在古埃及和西方,“这些炼金术士重视的是物质属性……这些属性要比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重要得多,因为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可以实地观察到这些性质…在说明物体性能时,使用的多半还是固态(土)、液态(水)、气态(灵气)和颜色之类的物性术语。这种思想方式一直是罗伯特·波义耳以前的化学的突出特征"。中国古代的炼丹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早期的炼丹家,几乎不怎么论及阴阳五行之类的理论术语;对他们来说,最为要紧的是,通过具体的试验来认识和掌握物质属性,以使可以有效地控制或造成物质的变化。例如,东晋著名丹家葛洪认为,就炼丹而论,“吾岂然哉?但欲尽物理耳。这里的“物理",指的是物质本身的自然属性和变化反应规律。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邀考察认为,丹经中的“古来名方要术,无不备经试炼,就此之中未有不尽其理,不见一事近仿佛者”,强调的也是对物质自然属性的实证考察和认知。

不可否认,古代形形色色的“理论”对于炼丹术的影响,确可谓复杂而深刻。然而,正如中国古代炼丹家豪言:“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一切皆本之于人自身的工艺劳作与技术提炼,这才是古代炼丹术(Alchemy)最核心的实践要素与活动本质。

二 工艺精神的仪式化显现

如果说“工艺”构成了炼丹术(Alchemy)的实践本质形式,那么,一旦进入精神领域——也就是说,工艺本身作为一种“精神”,它又是如何通过炼丹术而显现自身呢?中国一则古老的神话,象征性地表达出了“工艺”在精神领域显现自身的过程:

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数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冲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省(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期,赤龙到,大雨而安公骑之,东南上一城邑,数万人众共送视之。

这则神话,实质上隐含着古代中国人的集体工艺意识:人借助工艺以及主体能动性的实践,即可完善自身。陶安公通过自己的工艺行为—“行火",而与天上神灵相感应,最终被神使迎接骑龙上天,实则表征着:陶安公作为工艺主体的“人”,借以“火”的淬炼,而咸就了自我的终极存在形态。在这里,“行火”的功能不再被规定为制造具体实用的目标物,而是“上行”以“与天通”。如此,“行火”便成为了人类工艺之精神擢升的中介;而“工艺”即成为一种“精神”的实践形式。很明显,“冶与天通”实为一种“仪式这其中,工艺被擢升成为精神,即工艺本身获致了属于自身的具体精神形式。此一形式,乃历史地构成为古代炼丹术的精神实践“原型”。舒特指出:

它(Alchemy)将手工艺方面的知识、远古传说中的世界观念以及当时寻求解脱的不同宗教中的秘密等非常有效地结合到一个独一无二的活动之中,这个活动既具工艺性质,也有宗教仪式在里面。

与舒特一样,很多人都正确地看到了炼丹术内j个因素:工艺和仪式;却似乎未弄清楚这在逻辑关联。大都以为,这只是迷信、巫术工艺技术的一种不恰当的混杂而已。实质上,在炼丹术中,仪式是其工艺的精神现身形式,而工艺则构成其仪式的本质内容;或者毋宁说,炼丹术本身就是一种关于工艺精神的“仪式”。因此,炼丹术的工艺精神本质乃以其仪式化的活动形式显现出来。

(一) 目的性的显现

人们惯常以为,西方的炼金术士们在制造黄金,追求奢侈财富;而中国的炼丹家则一直在研制神丹,追求长生不老。可是,从仪式的角度看,炼丹术士们仅仅是在追求世俗财富,抑或凡俗肉体的不死吗?

其实,陶安公的命运归宿,已经揭示其秘密飞到“天上”去!对于中国古代炼丹家的“飞天理想,不能通俗地理解为一种宗教幻想式的生命自由和永驻方式;就其精神特质而言,它其实是对人自身工艺本性及其力量的充分展示:

夫仙者有品格,真则一同……与天地长久,腾凌云雾,宰制万灵,役使群仙,魏魏高上,升于紫阙,乃号日真人矣!

西方炼金术士们也是如此。他们“试图使物质更加完美并最终超越自身,这样做时,术士们同时期望通过相互作用将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存在层次”可见,古代炼丹家不是畏惧式的崇拜神灵或者对神灵俯首帖耳,恰恰相反,而是要使自己成为“神灵”并拥有控制世界的神性力量。

因此,正如荣格指出,在最终的意义上,真正的炼金术师所追求的是“高尚的金”(aurum non wulg,不卑俗的金)。因而,“炼金术的目的不是造出单纯的肉体(物质),而是造出同时也是灵魂的肉体(物质)”。中国古代炼丹家也深信,“化作之金,乃是诸药之精,胜于自然者也"。这意味着,他们寻求的是超越尘世的神圣目标一人与字宙的合一。这一点,炼丹术与宗教并无二致。只不过,虔诚的宗教信徒往往只是仰仗神灵的救赎或沉醉于冥思的解脱;而炼丹术士则更相信“工艺”的力量,可以帮助人类自己达成这一目标因而,这种仪式性的目的本身,即为炼丹术工艺精神本性之表达。

(二) 过程性和机制性的显现

在操作形式上,人类任何仪式的运作过程及机制,皆为对其观念中的宇宙运行秩序之模拟。炼丹术(Alchemy)作为一种仪式,也是如此。而炼丹术工艺与古代天学(西方为占星术)紧密天然的结合,原因即在于此。例如,中国古代炼丹家宜称:“外丹之术,与天地造化,初无少异”,“与道合真之理,方与天地造化异事而同其源,并以为观测天象乃“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

但是,与一般意义的巫术和宗教仪式不同,炼丹术并非对宇宙运行秩序简单、机械的模拟,面是表现为一种“实践的仪式”。也就是说,炼丹术的仪式逻辑,主要的不是一种服从性的象征模拟程序,而是主动地把“字宙秩序”融合于具体的工艺操持过程之中。古代炼丹家相信:“反铁为铜反铜为银,反银为金,如谷作米,是天地中自然之道。磁石引针,號珀拾芥,岂是他灵哉…但有道术士,能制治方便,巧使相入,亦可为宝。“美国学者席文深刻指出:

炼丹家对隐藏着的自然运动变化的模仿,乃是在一种更为古老的模仿之上,即使那种金属工匠的成就成为可能的东西。在从矿石中炼制金属或者由脆弱的铸铁制造出坚强的钢的过程中,治金家向人们揭示:人类能够模仿自然过程,能够代替自然界,用极大地高于自然本身所需时间的比率,造成自然变化。

然而,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论,古代炼丹家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工艺的力量来实现自我与字宙的合一。因此,在其工艺操作程序上,炼丹术必涵着这种“合一”的逻辑形式。在此意义上炼丹术本质上即为一种工艺的“仪式”。

譬如,中国炼丹术的核心步骤——“火炼伏毒”,除了含有工艺技术的要素成分外,更融合有仪式性的宇宙学逻辑依据:1.各种药物经过丹鼎(鼎器形制,即为对宇宙结构的模拟)的烧炼,可以有效地将不同金石药物所含的精气合而为一。2旦将各种药物投入丹鼎,丹鼎本身即可与外界天地相互感应,从而将大宇宙的造化之功吸聚在丹鼎小宇宙内。3.如此,药物在丹鼎内烧炼的过程就等于进行了一次宇宙的生成演化过程:丹鼎小宇宙作为大宇宙的浓缩体,不仅能有效地浓縮时间,也能有效地浓缩空间,使得丹鼎内的药物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汇聚大量精气,从而转化成“金丹”。此外,许多仪式要素本身即为炼丹工艺的操作规则内容。如,中国古代炼丹术中的“捣药”工序守则:“捣药人当得温慎无多口舌者。当令先斋戒三十日,讫,捣药别处盛室,洁其衣服,沐浴。合药可三四人,同心齐意,隐静而处。禁忌之法,亦如斋禁例,捣药都毕,以药安著釜中。”

由上可见,作为仪式的炼丹术,乃是一种基于宇宙秩序原则所采取的工艺控制程序。它把具体的工艺操作流程与其观念中“字宙秩序”结合为体,不仅要改造和完善自然界的物质质料,而且同时要求自由地控制时间和空间。就此而论,我们或可称之为一种“字宙的工艺学。

(三) 主体性的显现

一般认为,“在工艺领域中,人是创造的主体,物品是创造的对象;而在神话的领域中,神是创造的主体,而人则成了创造的对象”。古代炼丹术士们正是凭借自身的工艺实践力量,在与对象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显示出自我的主体性。如此人的工艺本性即构成其作为主体存在的决定要素。然而,如果“工艺”还只是一种现实的工具手段,而没有上升为普遍的精神形式,那么它就不能转化成为人自觉的主体意识和精神。

炼丹术(Alchemy)正是作为一种“仪式才赋予了“工艺”的主体性内涵。在仪式化的炼丹术中,“工艺”不再是单纯地针对“物”的改造技艺,而是对于人和宇宙之统一性的操持活动。相应地,炼丹者份”也就不再属于世俗的专门技艺的工匠,而是作为神圣的、超越意义的工匠”。例如,中国古代炼丹家规定自身到:

天地为万物之庐,贤人为万物工匠。

这里的“贤人”,实为炼丹者对于人自身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理想描摹。其意即:“人”本质上是宇宙的“工匠”—“他”可以把握天地造化的运行規律;“他”是匠成天地万物的实践主体。这意味着,“人”作为工艺实践主体,不仅可以控制外部世界,而且可以完善自我。此正如葛洪所言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

其实,炼丹活动的仪式化展开,同时也是实践者本人自我修炼、提升,以成就完美实践主体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炼丹术仪式可谓一种塑造自我主体性品格的“工艺学”。它要求实践者:

1.专注于对炼丹工艺知识和技术的掌握。

炼丹术中的仪式禁忌及其内容千奇百怪,看似荒诞不经,却内含有统一的命令意向:要求实践者专注于对炼丹知识和工艺的掌握。在古代炼丹术中,知识、工艺乃与其仪式表达要素结合在一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仪式规定内容的遵循和执守,即意味着对炼丹工艺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和掌握。

譬如,中国古代炼丹术要求:“修丹之士,须要上知天文,下明地理,洞达阴阳,穷同爻象;并节气休王,日时升降,火候进退,鼎炉法则;然后会龙虎法象之门,识铅汞至真之妙”;“须精祥物理,广博方书,辨别君臣(药物),识其禁忌等。此外,许多仪式内容本身即为炼丹工艺操作的实际要求。如,炼丹术的“择地”仅式规定:“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结伴不得过三人,先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清洁,勿远污秽,又不得与俗人往来,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谤毁神药,药即不成”。此一规定,实乃要求炼丹者尽量规避外界干扰,专心致力于炼丹工艺活动。例如,著名丹家陶弘景曾择地于茅山积金岭,乃因此地“宜人住,可索有水处为居室。静舍乃住,快可合丹遂建造上下二馆,“上馆以研虚守真,下馆以炼丹治药”,仿若修建成一所“实验室”。

2.锻造从事工艺劳作的意志力和信念。

炼丹术仪式的种种规定,如裔戒、沐浴、断谷等具有苦行意味的仪式要素,要求实践者克制自我欲望,其目的实在于锻造实践者从事工艺劳作的意志力和信念。

对于古代人来说,炼丹不仅极为艰辛,而且是项相当冒险的事业:“采掘草木之药,劬劳山泽之中,煎饵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险,夙夜不息,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升天,然其大药物,皆用钱直,不可卒办。当复由于耕牧商版以索资,累年积勤,然后可合。因此,葛洪说:“仙道迟成,多所禁忌。自无超世之志,强力之才,不能守之”。古代丹家郑君亦云:“自丹经化者,著在实验。是故天尊真人,隐秘此道若好道之人,能潜身山林,精思至味,其能久于其道者,神仙自当开发石笈,显然而示之。自非笃志慕道者,于是丹经秘要,便永藏峻岫矣!”陶弘景作为丹家典范,他在炼丹过程中,乃“凛然如裔戒,自摄心转炼,弥能谨笃。至于燃鼎用阳燧,日中取火,盖其精如此。性少睡,未尝尽寝,夜坐往往及骁”。可见,对工艺力量的坚定信念和意志力,是一个合格的炼丹实践者应该必备的品性而炼丹仪式的约束和塑造,正是培养实践者这种品格的途径方式。

3.保持对宇宙秩序及运行规律的虔敬思考状态。

对于炼丹实践者来说,仪式不仅是外在的行定和约束,更是其工艺思维的内在构成要素般说来,在仪式行为状态下,人的思维活动乃处于种非理性的冥思过程中,一种自我与宇宙进行交流的神秘意识体验。古代炼丹家亦往往沉醉于此。然而,与普通的冥思者不同,他们不仅希望从中領悟宇宙运行秩序的奥秘,更试图使其界。此即:凭借自我的工艺操纵力量,人为地控制或促遇其发生于现实境域。

因此,炼丹仪式状态下的“冥思”,恰恰可能是他们从事工艺设计与发明的思维途径。譬如,中国古代的炼丹家非常重视“精思”(亦称为存思存想)。“精思”本为一种人与宇宙神灵的感应交流方式;而在炼丹家那里,则更是一种对宇宙秩序及其运行规律的虔敬思考。其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对宇宙秩序的虔敬执守,塑造了他们的工艺规则思维。他们把“天道”落实为工艺理性“法则”;“与物无竞,心绝冤亲,自将天道为心”——“起炉灶,高低尺寸、广狭厚薄,并依法则”,“鼎器法则,须依其道。亦有高低、大小将狭、斤两、厚薄、深浅,并须子(仔)细究寻玄妙,契合真文,不可妄为。另一方面,对宇宙运行机制的思索过程,更是激发他们进行工艺创造的核心环节。在很大程度上,炼丹家的“精思”,实质上就是炼丹工艺的技术发明过程。如,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面神人授之金丹仙经”;“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张盖精思于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黄铜,以作方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银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长服之不死”。在这里,“精思”形式上仍不离祈求与神交通之义,然实际上是古代炼丹家对炼丹本质及工艺方法的思索发明过程。

由上可见,作为仪式的炼丹术(Alchemy)尽管表面上呈现出浓厚的神秘气氛,然其目的并不在于显示作为他者的“神”的意志和权威;恰恰相反,而是要通过神圣化的仪式过程,来塑造和表达实践者自身作为工艺主体性的存在。

三 结语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古代世界,炼丹术(Alchemy)实质上是一种关于“工艺”的仪式,是对工艺”精神及其价值的完整确立之活动形式。换言之,我们不能把炼丹术等同于世俗性的工艺生产活动。它的在世显现,本即为人类对自身工艺精神本性之神圣表达。因此,炼丹术既不能被归属于纯粹宗教精神领域内的活动,也并非必然地就是近代科学技术的逻辑前身,而是作为人类工艺精神本性的表达载体,相对独立地呈展于历史境域之中然而,就其表现形式看,炼丹术存在的复杂性在于:它本质上并不属于一种现实、具体的工艺活动,而是对这种活动之精神的形式化表述;不过这一表述形式又不是一种纯粹思想或理性话话的表达,而是主要通过一种“现实活动”——仪式化的炼丹术活动来显现自身。如此,便很容易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陷人混乱。更为吊诡的是,即便作为一种“仪式”,炼丹术亦并非由僵化的程序和刻板的教条组合而成的宗教仪礼;而是一幅交织着自由的思想火花和创造性工艺行动,一并显示于现实境域之中的生命活动图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炼丹术劳作过程中,古代炼丹术士们强烈反对从事那些完全诉诸神灵力量的祭把仪典,因为这是对人自身工艺本质的断然否定;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工艺”本身作为一种“仪式”来进行虔敬操持,而这却恰恰是对人类工艺本性的精神撮升和价值肯定。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力图抓住炼丹术精神本质过程中,最为深感迷惑的原因。

舒特说得好:“炼金术如人。与人一样,炼金术也是某种自我存在,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拘任何界限、无法一语界定的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的整体”。然而,这岂不是在说炼丹术呈现出来的是人的生命自由本性吗?或许,我们还是要回到“陶安公”那里去寻求对它的领悟:“陶安公”是通过“铸冶行火”,使得天上的神灵降尊纤贵,来迎接自己,从而使得整个世界为自己意即为人自身而打开,同时也启开了自我作为人的生命自由本性。是的,一切皆根源于“火”!炼丹术(Alchemy)本来即人类关于“火”的源始老仪式——是跳动着生命自由之火的舞蹈,是对人自身工艺本质力量的礼赞。

本文把中国炼丹术与西方炼金术(Alchemy)视为实践本质相同的活动方式而忽略它们的背景观念与内容细节差别作为统一的概念而出现

【德】汉斯-魏尔纳·舒特著李文潮译《寻求哲人石:炼金术文化史),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美】亨利·M,莱斯特著、吴忠译:《化学的历史背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43、39页。

【汉】班固:《前汉书》卷25,(民国)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据李约瑟考证,《太清金液神丹经》的出书年代,至迟在南朝梁以前。参见,J.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V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 555-557。

莱斯特:《化学的历史背景》,第46页。

这方面的集中研究,可参见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杜,1997年;姜生、汤伟侠:《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炼丹术和化学篇,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道藏〉第2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88页。

舒特:《寻求哲人石:炼金术文化史》,第68页。

莱斯特:《化学的历史背景》,第40页。

【美】莱斯特:《化学的历史背景》,第44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7页。

《道藏》第22册,第493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14页。

《道藏》第5册,第74页。中国古代类似的神话还有:“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又“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参见《道藏》第22册,第735页。

舒特:《寻求哲人石—炼金术文化史》,第163-164页。

《道藏》第19册,第27页。

舒特:《寻求哲人石—炼金术文化史》,第163页。

【德】荣格:《心理学与炼金术),参见,(日)栗本慎一郎著,王名译:《经济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9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86页。

《道藏》,第19册,第290页。

《南史》卷76第12册,(民国)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聚珍仿宋版印。

《道藏》第19册,第112页。

Nathan Sivin,Chinese Alchemy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ime,in N. Sivin(editor):Science and Technilogy in East Asia,New York: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1977,p. 111.

参见容志毅:《道藏炼丹要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21-24页。

《道藏》第22册,第470页。

俞吾金:《实践诠释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1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46页。

《道藏》第19册,第112-113、74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46页。

《道藏》第5册,第506-507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99、46页。

《道藏》第22册,第459页。

《道藏》第5册,第506页。

《道藏》第19册,第338-339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69、62页

研究表明,古代炼丹术在不同文明境域中,有着不同的文化性廷展结果。在近代西方,炼金术被剥除了精神超越的功能要素,因而实用化为近代化学和医学技术;而在中国,炼丹术的技术价值功能因素被否定后,则转化成了一种专注于自我身心修炼的精神超越方式内丹道。参见蔡林波:《神药之殇: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闸释》,第1-3页。

古代炼丹家极为反对纯粹依赖他力(神灵力量)的巫术性仪式实践:“投诚于祭祀之助,犹渴穿井于高阜,若饥起耕于石田……不在祭祀事鬼神,不在誓愿多语言,长生之道,唯在神丹”。参见,《道藏》第18册,第812页。

舒特:《寻求哲人石:炼金术文化史》,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