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高规格的四次谈判，其中在庐山进行了两次，谈判的内容是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军队、边区以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段极为重要的历史过去由于受中国现代史及中共党史关于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的历史分期的限制，往往叙述不够完整连贯，有些地方语焉不详，还有一些明显的错讹。为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本文，尽可能从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来考察这些谈判的来龙去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为了重新研讨对内对外政策，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四项保证。

中共中央这一重大的政治表态与共产国际有直接的关系。早在1937年1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认为：“鉴于中国国内外形势豹变，特别是日本侵略咄咄逼人，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割据的地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转而在民主的基础上采取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是适当的、及时的?这首先意味着：1)把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2)把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3)只在城市中心保留苏维埃，但不将其作为政权机关，而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请你们极其认真地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将你们的意见报来，尔后在这里也要仔细讨论这个问题。”^①

2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最好仅限于申明共产党和红军的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一切旨在停止内战、集中国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措施。说明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签署协定，以便本着民主原则改组苏区的体制，在承认南京政府为全中国的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中央政府和苏区政府的关系。建议你们暂时不要就我们在苏区政策上的根本改变作具体声明。这个问题要予以认真讨论，要求各党派、接近我们的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政策的急剧转折做好最充分的准备。”^①

但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考虑后并没有接受共产国际上述电文后半部分的建议，而是于2月10给国民党三中全会发出了如下电报：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幕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②

这封电报将停止内战等五项要求与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四项保证一并提出。因为如果只提前者不同时提后者，不太可能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如果仔细对照，不难发现四项保证的最初来源就是1月20日和2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及军队的改名和停止没收土地。第二封电报中又明确指示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以及本着民主原则改组苏区的体制。既然如此，中共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但南京方面在翻译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电文时出了许多错字，连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都不知其详。后来还是杨虎城派往南京的代表马文彦将西安油印的电报原文带到南京，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于右任转大会主席团，与会代表才明白共产党方面的诚恳态度，会议空气转为热烈，宋庆龄等三十余人又提出联俄联共抗日案。全会将容共案提出，经过激烈讨论，最后通过了事实上承认共产党的决议案。在各次会议中邵力子解释最多，张继表现最热烈，他承认1924年反对容共是“糊涂，今则明白了。”^③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改变的开始，为以后的国共谈判包括两次庐山谈判预留了较大的政治空间。

3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大致可用以下形式给予回答：本着中国人民渴望国内和平团结抗日的心愿，中国共产党愿意以三中全会提出的条件为基础，为调整两党相互关系和两党合作以准备与实施共御外侮而开始具体的谈判。红军和苏维埃改名并受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府统一指挥等，此前已在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全会的电报中做出规定。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没有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党现在愿意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实施而奋斗。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已不止一次地证明，本党真诚渴望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止一次地呼吁停止内战，自愿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等。”^④这一电报充分体现了斯大林的思想。早在1927年4月9目他在给邱贡诺夫的信中就说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对中国革命发展现阶段上的共产党人和孙中山主义者在国民党内共同工作来说，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基础。”^⑤

就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后，2月12日至3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在西安进行了秘密谈判，双方达成了一些基本协议，但无法解决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3月10日，周恩来、叶剑英电告中央书记处，总结当天与贺衷寒、张冲谈判以及蒋介石已往牯岭的情况，认为“似目前欲求条件圆满非拖延不可。”^①13日周恩来、叶剑英又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只有直接与蒋谈判，“别无办法”^②。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一意见。

3月下旬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直接谈判^③。3月26日蒋在杭州接见周恩来，允许共党适时公开，要求中共先商量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答应红军改编后可以在三个师上设总司令部，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正职须由南京方面的人担任。周恩来分析这次蒋介石爽快的真实意图是确立他的领袖地位^④。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杭州谈判的经过。但至今没有找到共产国际方面正面回应的文件^⑤。

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6月8日到15日与蒋介石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冲也参加。蒋介石对周恩来带来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置之不理，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企图在此名义下切断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将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里。允许共产党适时公开不提了，反而规定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产党的名义。“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⑥。三个师上设总司令部也不提了，要毛泽东、朱德出洋，代之以设政治训练处，并说该处可以代行指挥权^⑦。周恩来对此据理力争，而且与宋美龄、宋子文、张冲多次沟通，均不得要领，只好无功而返。由于蒋介石态度的逆转，第一次庐山谈判没有结果。6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此次谈判的结果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至今也没有找到对方的直接回应电文。

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蒋介石的要求，决定在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问题上作重大让步，但必须确定以共同承认的纲领作为合作的基础，承认蒋介石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为第二次庐山谈判打开了大门。6月23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学者T·A·彼森时向他介绍国共两党谈判的情况，指出“日本的侵略损害了中国各个阶级，为进行了十年军事斗争的国共两党提供了重新合作的基础”。但“这种合作只能逐步地实现”^⑧。6月下旬南京方面通过刚接通的到延安的电台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中共方面复电说要等拟好两党合作宣言与得蒋介石复电后，周恩来即行前往。

七七事变加速启动了第二次庐山谈判。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7人还联名对蒋介石发出电报：“庐山蒋委员长均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①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萧克、徐海东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发出通电：“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廿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②7月14日中共中央让叶剑英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③上述电文充分宣示了中共的诚意，为第二次庐山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7月13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达庐山^④。当天张冲会见周恩来，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关于中共所拟国民革命同盟会纲领可以讨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7月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指出蒋介石上述要求同6月庐山谈判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内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又说“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⑤。

当天中共代表向蒋介石提交了周恩来在7月4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提出共产党奋斗的总目标是：(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且重申中共的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后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⑥这一修改过的四项保证充分吸收了3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精神。

7月17日张闻天、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当天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向蒋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蒋介石当时态度冷淡。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⑦在谈判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博古力争使陕西省的党组织合法化，迫使蒋介石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共陕西省委^⑧。

7月18日周恩来将所拟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有允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

与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的同时，蒋介石、汪精卫针对中共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的主张，正邀请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听取他们对国事的意见。

中共中央对庐山谈话会十分重视，于1937年6月上旬指示潘汉年：“为使蒋汪在庐山函请之谈话范围扩大到抗日领袖、左倾教授及各民众团体方面，望就近与张季鸾、邵力子面商，要他们开放门户，向蒋建议邀请平、津、沪、港一带之各党派各国团体、各学生会代表及文化界、教育界、左倾名士去庐山谈话。以扩大统一救国影响，如得其同意，我们应向其推荐名单。”“去庐山谈话大纲如下：一、宣布救国纲领。二、开放爱国的言论思想自由。三、撤废紧急治罪法、新闻检查条例。四、释放政治犯人(包括七君子)。五、国民大会选举之扩大及讨论救亡任务。”^①

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要他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方面的政治人物应邀参加蒋介石即将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在谈话会上应注意宣传救亡纲领，开放爱国的言论思想自由、撤销“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释放政治犯等^②。当天毛泽东又致电彭雪峰，要他推动山西方面的政治人物参加庐山谈话会，并向山西方面提议进行宪政促成运动^③。

7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因国民政府准备重新审查沈钧儒等“七君子”案，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与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早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④。不过，国民政府直到7月底才被迫释放“七君子”。因此共产党的“上策”没有实现。

7月10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的代表彭泽民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提前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迅速集中全国各阶层力量、以树立政府之坚实抗战基础等八大政治主张^⑤。其实第三党中干会成员彭泽湘于6月间前往延安，表示同意共产党的主张及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该党与共产党合作。6月13日彭泽湘离延安经北平去上海，毛泽东特意嘱咐彭泽湘找潘汉年联系^⑥。

7月16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大学校长、名流学者等158人出席。但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⑦。国民党的这种安排实际上就是仍然不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蒋介石对此并不隐瞒，他在出席庐山第一次共同谈话会时公然宣称：“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⑧。同时承认边区政府^⑨。

7月17日蒋介石在出席庐山第二次共同谈话会中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不过他最后强调：“如果战端一开，……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⑩两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余想矣。”^⑪20日蒋介石立即自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军政人员开会，商讨对策。

7月23日毛泽东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肯定了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反对妥协退让”，“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与全国同胞的欢迎。”^⑫

在此之前张闻天、毛泽东电告在上海的周恩来等人，鉴于谈判已陷于僵局，“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周恩来等人暂时留在上海，观察形势^⑬。7月21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回电张闻天、毛泽东称，因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不管形势变化如何，应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①。同日他们又以基本相同的内容电告朱德、彭德怀，并且预言“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②。

27日，蒋鼎文向正在西安的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周恩来提出的条件是要求国民党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三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蒋日记中说：“共产党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制之。”^③9月22日，日军向浏罗公路发起猛烈进攻，战局吃紧。同一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④蒋介石这一讲话，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方向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说，八一三抗战是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催化剂。如果不是国军在淞沪战场上的巨大损失，蒋介石就没有要红军开赴前线共同抗日的迫切需要，共产党合法化的进程还会继续拖延。因此周恩来后来回顾说：“八一三”上海打响了，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后来宣言发表了”^⑤。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讲话发表，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的四次谈判，谈判的内容虽然涉及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地方政府、各党派的统一战线诸多问题，但核心问题是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在历次谈判中蒋介石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均采取相对宽松的策略，他的重点是否认共产党，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迫使共产党放弃独立性。他提出要搞国民革命同盟会，千方百计搁置《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其实质就是尽可能地拖延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化进程。在共产党的坚决坚持下，在日军加剧军事进攻的形势逼迫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口头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8月18日他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⑥并在22日正式发表^⑦。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9月6日陕甘宁边区工农政府正式更名。从上述的历史轨迹来看，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是国共两党谈判的核心要害问题，其标志性文件就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人民军队及红色区域的地方政府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各党派的统一战线也是共产党倡导与领导的，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所有的一切将会化为乌有。正如中共中央1937年4月5日《告全党同志书》所指出的：“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对于本党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是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这些让步与妥协，不但不是束缚与削弱本党的发展，正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万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个条件，民族革命是不能胜利的。”^⑧包括两次庐山谈判在内的国共谈判见证了这一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也见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