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媒体就“中国是否是汇率操纵国”作了大量的报道，本文试图通过框架分析，考察理应作为议题的客观再现者和各方观点的忠实传达者的《纽约时报》，是如何通过调用各种文本机制和语言资源建构这一场“货币战争”中的中国形象，以表明自己对这一议题的看法的。

一 新闻框架与国家形象建构

尽管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球日益成为“地球村”，但大多数人仍依靠大众媒体以获得关于国际事务的信息，因此媒体在形塑大众对其他国家的感知中具有重要作用，并由此影响着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式。许多研究表明，有关国际事务的新闻报道能极大地影响公众对于外国的舆论，^①其中一个途径就是通过框架（frame）。Brewer等人对美国受众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将特定议题与特定国家相关联并具有特定评价意涵的新闻框架，能影响公众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并使得公众在对此国家的评价中也倾向于采纳这一框架。例如一则新闻将某个国家框架为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并赋予一种消极评价，受众也会在对此国家的评价中采纳这一框架而对此国家产生消极看法。^②Buusn和Olssonnn也指出在许多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中长期存在的“中国框架”，围绕着“共产主义的欺骗性”和西方长期的“东方主义”传统，将东方视为低劣和高度传染性的“他者”，是西方许多国家对2003年SARS危机报道中中国负面形象的主要甚至决定性因素。^③

“框架”最早是一个认知心理学的概念，是指一种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的认知结构或认知取向，通过这种结构，人们的知觉和对事物的理解得以被组织起来。^④引入到媒体研究之后，“框架”一般指“大众媒体组织和表征问题和事件的方式”，^⑤也是“新闻内容的中心组织原则”。^①框架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能隐蔽地建构现实，施加解释，并在事件进入公共议程后影响受众的反应和舆论。框架的影响力与其共享性有着密切关系，越被社会所广泛和深层共享的框架，影响越深远，“因为它们很少受到质疑并因此被视为理所当然”。^②另外，愈深层的框架愈能超越时间和个案的限制，长期应用于许多具体事件和议题的报道中，^③比如研究发现，美国媒体相当常规地使用“冲突”、“经济——后果”、“无力感”、“对人的影响”和“道德”等框架^④。其中“道德”就是一个既经常出现于严肃硬新闻，又普遍运用于软新闻尤其是关于外交政策的软新闻^⑤，而且与受众强烈共鸣的框架。^⑥

道德框架是“将事件、问题或议题置于宗教教义或道德规范之中”^⑦或“根据道德规范来诠释议题、事件或问题”^⑧的框架。其特点是靶子（即不公平之源）的具体性，这是因为道德评判的热度与什么行为或状况使得人们遭受不应遭受的困苦或损失的信仰紧密相关，含糊、抽象的不公平之源难以引起愤怒并使之显得很愚蠢，而如果将不应遭受的痛苦归于清晰可辨的人物的恶意或自私行为，那么道德框架的情感成分将几乎确定存在。一个道德框架要求有动机的行事者负有某些造成危害和痛苦的责任，他们的恶意、自私、贪婪或冷漠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具体的靶子，甚至当它被错置和偏离困苦的真正原因时，也是道德框架的必要条件。^⑨

由于“客观性”的要求，新闻中道德框架的另一个特点是道德价值指涉的间接性。比如，人们在日常言谈中可能会严厉谴责那些患上艾滋病的“做孽者”，而媒体则往往通过引述或推断来间接指涉，记者大多数时候不处于直接发言的地位，必须找利益相关方或其他人去“提出议题”。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就曾用罗马天主教会的观点来提出性教育的道德问题，《波士顿环球报》一则有关毒品和怀孕的故事，其道德取向则体现于医生对孕妇的劝告和指示中。^⑩

人民币汇率尽管是个经济议题，但从其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呈现看，不仅被“政治化”了（“politically charged”）（《纽约时报）2010年4月4日报道用语），而且被赋予了浓厚的道德意涵，美国媒体以充满道德批判的色彩建构着人民币汇率议题的新闻框架，塑造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基于这一观察，本文拟在以上框架理论尤其是道德框架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分析《纽约时报》有关人民币汇率议题报道的框架，以揭示其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

从2010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本文在ProQuest《纽约时报》数据库以“ renminbi”为关键词，并根据标题和摘要过滤掉不以人民币汇率为重点的报道，获新闻37篇，其中直接关涉人民币汇率的部分共779句，这之中话语引述有426句，约占文本量的54.7%。这部分既是道德框架得以建构的主要依据，而且从分量上看也应能决定《纽约时报》有关人民币汇率议题所建构的新闻框架同时也为了分析的简化，本文将仅考察新闻中的话语引述部分。

二 基于语言学考察的框架分析

从框架建构的过程看，框架理论家Enman认为“框架（to frame）就是选择可感知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显著，以突出问题的特定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或处理建议”。^①这个定义不仅指出了记者用以框架议题的两个重要机制——选择和强调，而且总结了框架的四个功能——定义问题、诊断原因、进行道德评判以及提出对策，Van Gorp（2005）^②进一步将其称为框架的“推理装置”，也视为媒体建构框架的重要手段。不过，不管使用什么框架机制或推理装置，在媒体文本中最终都是以语言符号为载体，必须依托于各种语言策略和词汇语法结构，因此微观的语言运用始终是框架建构的基础，“新闻故事中的字词选择与组合并非雕虫小技，而是决定辩论情境、议题定义、引发读者心智再现和启动讨论的重要利器”^③另外，就道德框架而言，具体靶子的建立和道德价值的指涉应是其框架建构的两个关键。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的框架分析将立足于对文本细致的语言学考察，着眼于具体靶子的建立和道德价值的指涉，从对“选择”、“强调”两个框架机制和“定义问题”等四个推理装置的考察展开。

(一) 框架机制分析

记者的选择和强调主要体现在话语倾向、新闻源两个方面，统计如表 1。

从上表可知，虽然给予中美官方话语的比重大体相近，但记者选取大量其他新闻源以支持美方观点，极大增强了美方话语的分量，占据了整个话语引述的三分之二，从而使其观点得以尽可能充分表达，获得了引导媒体框架建构的最大潜力。相形之下，中方几乎是在孤军作战，不到五分之一的发言机会使得建构一个反框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支持美方观点的新闻源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来源丰富，遍及国内外和各领域，又多是可靠性高的权威新闻源（如专家、政治家、国际组织等），从而使美方的一家之言具有一种“公意”的性质，而中方不仅“少助”，且是“众矢之的”，无论对错已然先被剥夺了道德上的号召力。

双方力量的多寡还体现在集体源的使用上，在新闻中，美方常常是集体发声，而中方则往往只身迎敌。在全部88个集体源中，美方就有83个，且多是“经济学家”等这样具有高度公信力的新闻源，中方的集体源不仅少，还都是在西方民众看来可信度颇令人怀疑的中国官员，如：

（1）钟先生说“人民币的基本稳定”总体是有利的，因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将损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中国有意低估货币以支持其出口型经济。

（2）西方政府坚信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使得中国的出口人为廉价，削弱了与之竞争的经济体。中国总理温家宝上周说汇率目前将保持“基本稳定”。

（3）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和领导人，包括奥巴马总统，呼吁中国让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认为人为压低的人民币是以牺牲世界其他经济为代价而增加了中国的出口。

在这样悬殊的对比之下，中国官员无论怎么（大声）“ speak out”，恐怕都是难以让自己的声音为美国民众“听到”的。

不仅如此，记者还经常使用各种手段降低中方话语的可信度，从而削弱其话语力量。如以上例（1）在引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的话后续上“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对其加以否定；或者对中方话语直接予以反驳，如下例先引述中国的观点，再指出中国的做法其实是损人利己，当然不可接受：

（4）中国开始将其货币千预描述为经济刺激。但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特别政府开支不同的是，货币干预不扩大全球需求，而是将需求从其他国家转移到中国。

多数时候记者的处理比较委婉，如将中方发言人与其他利益集团相关联，暗示其话语并非是基于事实的公正言论，如例（3）后紧接着还有句话：

（5）商务部与出口商关系密切……

记者还常常通过对人物话语的描述来微妙“流露”自己的倾向，如：

（6）中国强烈捍卫其经济政策。周日，温家宝总理批评国际上要求中国升值货币的压力，称其为“指手画脚”。

在上例中，言说动词“捍卫”（“defend”）表明了中国处境上的被动，“强烈”（“ vigorously”）和“批评”（“ criticize”）表现了中国情绪上的不冷静，短小的切取引语“指手画脚”（“finger pointing”）更是拉开了记者与人物话语的距离，此时，“作者放弃对被打上引号的言语的责任，并在其间有一种讽刺性的怀疑”。^①

总之，记者运用各种方式对中美话语进行选择和强调，其目的就是凸显美方的观点和说法，以他们的陈述和解释来主导有关中国汇率议题的讨论，使得新闻的意义朝着有利于美方的方向塑造。

(二) 推理装置分析根据

根据Entman，四个推理装置的具体功能分别是：“定义问题——确定一个原因主体以何种代价和收益在做何事，通常根据共同的文化价值来衡量；诊断原因——辨认造成问题的力量；进行道德评判——评价原因主体及其影响；提出对策—提出对问题的处理措施，申明其合理性，并预测其可能的效果。”^②不过，这四个方面常常是彼此关联的，因为给问题下定义，很多时候也就意味着做出了一定的道德判断，同时也指明了迫溯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比如发生于前南斯拉夫的冲突，如果定义为“种族大屠杀”，这不仅指出了问题的原因，而且事件双方孰是孰非一目了然，同时也强调要对冲突进行立即和坚决的国际干预；但如果定义为“延续已久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同样也指出了问题的原因，但道德判断就比较中立，同时暗示冲突由来已久，没有良方^③。因此，在具体报道中一个内容有可能兼有多重功能。

尽管推理装置是框架建构的基础，“但框架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无论何时，推理装置都不应在新闻文本中被明白地陈述，而应该是在读者的阐释过程中由框架信息所引发”^④。因此，借他人之口做出解释和进行价值评判无疑是传递框架信息最隐含而有力的方式，这也是《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汇率议题建构道德框架的主要办法。

从上文分析可知，美方话语是话语引述的主体，具有建构框架的最大潜力，引导着新闻意义的塑造其280句话语引述按话语主题和推理功能总结如下：

从上表可知，借助各方人士之口，当前的人民币汇率被视为有利于中国而损害了其他国家，其原因就是中国为牟利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操控。这种对问题的定义及原因的诊断，立刻将人民币汇率议题纳人到当今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范畴，而具有了强烈的道德色彩。在总计高达38.2%的道德评判话语的推动下，《纽约时报》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报道也几近成为一场关乎商业道德的讨论。在这里，中国无疑是大家批判的靶子，是“美国工人失业”“阻碍美国经济复苏”乃至造成“全球经济衰退”的根源。

（7）俄亥俄州众议员Tim Ryan说中国货币扭曲损害了美国刺激经济的努力。“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币钉在某个层次上而不让其浮动是不诚实的，”他说，“我们需要纠正这一点。它正在使许多美国人失去工作。”

（8）“我们受够了，"Graham先生周二说，“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正在伤害世界其他国家，不仅仅是美国。它帮助造成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人想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但他们是一个全球巨人，世界上领先的出口国。”

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故意操控汇率，不仅动机卑鄙，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压榨自己的工人。

（9）在对其确认过程中的问题的书面回答里，美国财长盖纳先生说中国在操控其货币。

（10）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爱荷华州参议员Charles E. Grassley批评这一延迟。“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操控其币值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取不公平优势，”他说。

（11）“而且，自2007年以来北京一直致力于禁止IMF发表一系列记录这个国家如何实质性地低估其货币人民币的报告。”三个了解中国行动详情的人说。

（12）从1998至2008年，单位产出的总体劳工费用降低了40%。如果北京不干预外汇市场，按美元计算，更高程度的产出应使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更高。但在过去十年里货币仅升值了15%。“中国政府是在压榨自己的工人，”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Moritz Schularick说。

既然这是“不公平的”，是许多问题尤其是美国所面临问题的“根源”，自然如以上Ryan先生所称需要美国人“纠正”，或者“制裁”或者“说服”，总之是“人民币应该升值”。当然，人民币升值不仅仅是为了美国，而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有许多“好处”，不仅“不损害中国”，甚至还有利于中国，相比之下，中国的反应则显得有些偏激，这样的对比使得美方占尽了道德的高地，而中国则不仅自私、卑鄙而且狭隘、顽固。

（13）分析家说货币升值本身并不一定使得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显著降低或减少中国对其出口工业的依赖。

（14）允许人民币升值将使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海外更贵。但许多经济学家，中国的和西方的，都说升值对中国有利。

（15）即使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说更强劲的人民币显然最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因为通过使进口更便宜它将有助于中国抑制通货膨胀——但许多中国人主要从与美国的对抗来看待这一议题。

不仅如此，最后一篇报道还以香港未来资产全球经济学家Belchere先生的话作结，强调人民币不强劲升值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由此又把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钉上了道德的十字架。

三 余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通过对各方话语的巧妙选择和强调《纽约时报》为人民币汇率议题建构了一个是非鲜明的道德框架，并在其中塑造了一个自私卑鄙的中国，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尤其是美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这种框架建构和形象塑造不仅表明人民币汇率议题已被道德化，而且也显示了西方媒体及其主流社会一种评价中国的新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在无法使用或不适合使用政治意识形态框架的经济领域中，西方媒体及社会逐渐用道德规范来界定中国的发展，在世界经济领域表现优异的中国在道德上仍是一个“他者”。

相较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与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相关联而更易引起受众共鸣，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力。这样看来尽管政治层面上的中美汇率之争因美国政府的决定而暂告结束，但道德层面上的中美汇率之争才刚刚开始随着中美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有关中国经济的其他议题恐怕也难逃此类框架的建构，中国经济话语的设计师们不能不早做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