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统治，不仅明目张胆地掠夺物质资源，而且往往还打着“启蒙”和“解放”的文明招牌，对殖民地民众许诺一种美好生活。为此殖民者要建构一种有利于殖民统治的国民意识。建构一种新的国民意识的工程十分复杂，粗略描述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层是殖民者的计划设计，即各种文化政策的制定及监控；一层是传达殖民者意愿的各种文化活动；最后一层是社会民众被“教化”自觉地具有了新的国民意识。其中传达殖民者意愿的文化活动是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中间层，殖民者和殖民地民众之间就只能是命令和执行命令的关系，永远也形成不了殖民者构想的自觉自愿的国民意识。那么这种国民意识能够经由“文化事业”的教化被建构出来吗?这永远是一个具体情境中的具体问题。本文考察伪满洲国的文学活动——一个殖民者意在策划建构新国民意识的文学活动，看看这里的文学活动如何顺从殖民者的意愿?是否意在建构新的国民意识?最终是否真的建构起了所谓的伪满洲国的国民意识?
1931年，日本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便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的统治，1932年炮制出伪满洲国，利用满清遗老们的政治诉求建构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满洲、新国家、新国民，定制了方方面面的统治方针以及发展规划，不单单是军事和行政的统治，还有系统的文化统治，这种文化统治的核心就是建构满洲国的国民意识，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日本的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建构了各类文化组织机构。
伪满洲国的文化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宣扬“建国精神”为主，提倡“国策文学”。制定了一系列的文艺法令、制度和纲领。所谓“国策文学”，就是宣扬新国家的合法性、合理性及美好未来，塑造满洲国的国民意识，为其殖民统治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的文艺政策增加了新的内容，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服务战争”、“服务时局”为基调，提倡“报国文学”。基于前一阶段形成的对文艺家的组织化控制，以及对各文艺团体之间的类似于官僚体制的结构安排，开始了对文艺家和文艺团体的战时总动员的体制，把伪满洲国的言论文化机构、人员和活动都引向“服务战争”的轨道。
伪满洲国长达14年，在强权和暴力的操控中，这里的写作者在当时的文化期刊上发表作品，一些人还自己组织创办了同人文学杂志，编辑、出版各式文学作品。他们，身份各异，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国族，主要有以下几个作家群落：新进作家群、通俗作家群、日系作家群、俄系作家群、左翼作家群、流寓作家群、帝制大臣作家群。①其中，左翼作家，随着伪满洲国文化控制的越来越严密，纷纷流亡关内；流寓作家，是指在伪满洲国短期逗留的作家，有台湾作家、华北作家等；而帝制大臣作家，是以郑孝胥、罗振玉、臧式毅等为主的满清遗老们，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古体诗词，多为文人间的唱和之作。新进作家、通俗作家和日系作家是当时东北文坛的主力。其内部结构也最为复杂，本文以这几组作家的文学实践活动为核心，考察殖民统治下的文学活动与国民意识建构的问题。
一 新进作家：顺从中的探索，探索中的顺从伪满洲国的新进作家，是指深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以新文学创作为己任，而且在1932— 1945年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那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推动了当时东北地区新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没有当时的东北新文学。这些新进作家根据各自的文学志趣，组成文学社团，创办纯文艺同人杂志。主要有以下两个作家群落：《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
《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是由在伪满洲国总务厅任职的文学爱好者古丁发起。他同外文、疑迟、爵青、共鸣、小松等人组成了“艺文志事务会”，出版了中文综合杂志《明明》，围绕此刊的作者形成了以古丁为核心的作家群落。《明明》停刊后，他们又创办了大型文艺杂志《艺文志》。当时文坛就称这一作家群落为“明明派”或“艺文志派”。
古丁，是该新进作家群的核心人物。他主张在继承传统、向民间文学和外域文学学习的基础上“多写、多印”。这种主张是否主动应和了殖民者“繁荣满洲国文化”的构想，不得而知。但至少是不违背殖民者意愿的。古丁对文坛的贡献是两部长篇小说：《原野》和《平沙》。这两部小说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原野》描写了“满洲”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的没落，《平沙》描写了都市上流社会的溃败，一群“失了味的盐”“只好被丢在外面”的人“几乎无事的悲剧”，即便逃离这曾经开拓的“原野”和建设过的“土和沙”的世界，人们也没有被救赎的保证。这深刻的绝望不仅是“满洲”知识者、乡绅、官员、女人的，也是在“满洲”的El本人的绝望。这其中暗含着一种象征：原野溃烂了，都市消失了，灵魂被盗走了，人向何处去?如果说古丁的主张和写作行为本身是暗合了统治者的意愿，但是他创造的作品却并非投统治者所好，而是在探索“生之意义”。不过随着文网控制的加强，古丁就放弃了这种象征现实的探索作品，开始写和现实无关的历史小说，也写“听命”作文——反映“农村出荷”②的小说《下乡》。
爵青，被当时的批评家百灵称为“鬼才”，他的小说执着于都市风景线，《哈尔滨》、《大观园》、《某夜》、《巷》等小说，用空间结构方式描绘都市的繁华与溃烂、开放与堕落、文明与野蛮，并塑造了一群独特的女性形象。令人睹之不安的女性灵丽(《哈尔滨》)淫荡、自然，有生命力，追求自由。如长了“淫糜花纹春蛇”的女客(《男女们的塑像》)，是现代主义者，有着对社会、性的现代认识，在主动追求享受爱情后，回去和银行家结婚。凄楚而艳丽的小妓女张秀英(《大观园》)，不因为自己的职业而看轻自己，大胆地追求爱情。这些在“如绝崖的建筑群中穿梭”的都市女性，如“被荼毒的肥料所培育出来的惨艳的植物”上的花朵，装点着都市的空间。爵青执着于小说文体的探索，他推崇文体创新，进行各种文体实验。不过爵青可不仅仅是一个文体探索者。“我们的文学作品，每字都要是增强战力的力量，每行都要是灭敌兴亚的誓词，在文学作品里深藏着我们的‘志’——一国心和大东亚魂，这才是满洲文学的美和永远。”③ “我们相信大东亚战争必胜，大东亚共荣圈必成，满洲文学的开花结实，完全在这必胜必成的大决意与大事实上，出席过这第三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更是巩固了这信念，身为一个文学者，自庆真是生在最幸福最伟大的时代。”①这些都是爵青的言论，这些毫无个性、肉麻的言论，搬弄万能药似地来回使用“建国精神”、“八弘一宇”，那个执着于文体创新的作家爵青就消失了。人真的能摇身一变，仿佛魔术一般，由严肃的探索者，转瞬或同时幻变成无耻的谄媚者?这对于人性来说也许并不奇怪，不过这个新国民言论的真诚，着实让人怀疑。
《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陈因、王秋萤在沈阳组成“文选刊行会”，创办了《文选》杂志；山丁、吴郎等组成了“文丛刊行会”，他们曾策划出版大型文艺刊物《文丛》，但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做成，后改出《文丛书刊》。“文选”、“文丛”两个刊行会的文学主张基本接近：“现阶段的文学已经不是超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个人主义的牢骚泄忿了。现在的文学是教养群众的利器，认识现实的工具。”②他们在同“艺文志”同人进行辩论时形成一种松散的合作组织。山丁和王秋萤是这个作家群的代表人物。
山丁在与艺文志同人论辩时，称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乡土文学”。山丁的“乡土文学”独具特色，他笔下的东北乡土风情：奇异风光、大快朵颐的人物性格、荡气回肠的爱情。小说《在土尔池哈小镇上》③，描写土尔池哈小镇的风情。这里有一句不体面的谚语“一到土尔池哈，女人全是你的”。这里久违的老友见面是用打对方的脸这种粗野的方式来寒暄。这里惟一的兽医是个侏儒，常把一种毒药拌在马槽里，然后向马的主人敲一大笔竹杠，但这里的人离不开他，还有点喜欢他。这里的人宁可骑马而不坐火车，有时甚至就睡在马背上。这里女人的情敌是马而不是人，女人雇人杀死情人“马”而招致杀身之祸……这些都处于我们已知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经验之外，有些许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的意味。他的思绪仿佛飞人另外一种时空，从别样的角度看待世界、体验世界。这种乡土小说别具一格，山丁应该站在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家之列。不过，山丁本人对这种文体探索并不满意，称为“被迫为之”，他本意是要走“普罗文学”的创作道路，1980年代时他说自己在哈尔滨结识了萧军、罗烽、白朗、金剑啸等左翼作家，想像他们那样写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作品，但由于自己没有及时离开伪满洲国，在政治高压下只能写这样传奇式的小说了。在当权者的严密监视下，山丁表面上是顺从了不写黑暗现实的左翼作品，但却没有跟随当权者写那种歌功颂德的国策文学，而是开创出了一种新的乡土文学形式。
但是山丁也没有坚持多久，1943年，山丁参加了“协和会”和“满洲文艺联盟”联合举办的“献纳诗”征文活动。写出了歌颂法西斯的“击灭英美诗”《新世纪的晓钟响了》④。
二 通俗文学：逼仄境遇中新文体的创生伪满洲国通俗文学盛行，大型文化杂志《麒麟》、《新满洲》都以刊登大众通俗读物为主，还有大量的单行本通俗读物。通俗文学的盛行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东北文坛通俗文学创作的兴旺，杂志文艺版面的扩充，也许还有编辑个人的趣味等。另外还有两个深层原因。一个是伪满洲国对文艺的控制越来越具体化；另一个是商业利益的影响。
全面抗战开始后，伪满洲国对文艺的控制越来越具体化。1941年出台的《艺文指导要纲》，把一直推行的文艺政策明晰化，开始了对作家个人的组织化控制。确立了各种各样的文艺社团组织，由政府来判断专业或非专业作家的身份，并被登记于某一组织。在这样的创作编辑环境中，文学类出版物要服从当局推行的“文艺政策”，严禁刊登那些表现“民族意识”、“黑暗面”、“颓废思想”、“花街柳巷”等题材的文学作品，而要求刊载“以建国精神为其根本，以求八弘一字精神美”的建构新国民意识的作品。这时的文学活动在总体上顺从了“文艺政策”，尽量少地刊出与禁止题材相关的作品，但并没有按照规定好的“国策文艺”路线走，而是开启了远离时代环境的通俗文艺创作方向。即使是殖民地时代，商业利益依然是影响文学刊物生存的法则。当时许多杂志社和出版社虽有强硬的“后台”支持，但作为按商业模式经营的特殊商品——期刊杂志和书籍，同样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可能地争取读者，提高发行量，以求得在同类产品竞争中的不败之地。当时的经营者也十分清楚，如果顺应“时局”，只刊登“国策文学”，那种干巴巴的宣传文学没有人要读，最终也得不到商业回报。于是，杂志社和出版社开始大量刊行能吸引读者的“无毒”的通俗文学。
伪满洲国文学在向“文艺政策”和商业利益妥协的情况下，刊出了大量的言情、实话·秘话·谜话、侦探、反谍、史材、幽默、武侠以及赤裸报告和私小说等各式通俗文学等。这些通俗作品尽管良莠不齐，但因其选材的特别，可以远离现实，淡化时代背景，缩减“建国”、“时局”情调。这样就可以既不违背当局的“文艺政策”，也避免了刊载“国策文学”、“报国文学”的难堪境地。而这些通俗文学在强权挤压下变体发展，呈现出不同样式，开启了新的文体形式。
其中别具一格的文类有“山林实话·秘话·谜话”，这类作品借东北独特风物展开想象，以东北变幻莫测的密林环境和生长其间的动植物为主要描写对象，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于一体，开启了新的文学表现空间和表现方法。“山林实话·秘话·谜话”读物首见于睨空的作品。他的《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吉林韩边外兴衰记》、《九盘山的二毒》、《大兴安岭的猎狼》、《思茅除虎记》等作品，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山林实话·秘话·谜话”。《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①是睨空的第一篇山林谜话。以东北传奇人物韩边外的发迹过程为主要内容，100年前盛极一时的韩边外，叱咤风云独占桦皮沟，被英人誉为世界一秘密亡国。睨空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出来。一、吉林第一个财主。介绍传奇人物。二、深山中的采参客。似博物小品，说明人参的种类、各种形状及功用，如何采参，采参者都为何人。虽为说明性文字，但所说之事神奇，文字生动，读起来依然妙趣横生。三、韩边外的奇遇。小说笔法，不但塑造了有血有肉的韩边外。还塑造了一群采参客的生活，写他们的爱恨情愁。四、大蛇和蜈蚣的相斗。童话写法。韩边外发行的“大货”(千年以上的老参的别称)，有丈二长的花蛇保护，而花蛇又有一仇敌七八尺的大蜈蚣，两“虫”相斗时，花蛇处于弱势，韩边外出手帮忙，救了花蛇。五、白衣女人的报恩。神仙故事。被蜈蚣所伤的韩边外，又被花蛇化成的女人相救。六、就这样的发财了。人间传奇。被治愈的韩边外，没有挖到人参，失落地准备回关里老家，在小溪边洗脸，却意外神奇地发现了金矿。这部作品融传说、说明文字、小说笔法、童话、神话、人间传奇于一体。在事实和虚构之间游走，虽接榫还有些生硬，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确实给读者以新奇感。睨空的另一篇《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有10万多字，在《新满洲》上连载了13个月，被赞叹为“好评频频，数万人欣喜的满洲第一部山林谜话小说”②。该作品同样神奇迷离，写大兴安岭中鹿群和人们的生活，其中关于动物和植物的知识及传说穿插很多，很像一本关于东北密林的动植物的趣味百科全书。作者以平等的视角对待人、鹿、虎、山魈和各种植物，生动地展现了密林生活的景象。
“山林实话·秘话·谜话”的创作，是响应当权者的意图——建构伪满洲国的地域独特性和独立性，进而建构新国家的历史合法性。东北的地理自然环境比较独特。如有大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东北地方文化风俗也比较丰富，有许多游牧的少数民族，他们和自然相互依存，有自己的生存原则和道德观念，还有萨满教等灵异民间宗教。在伪满洲国生活的作家们在抒写这种地域特色时，的确展现了东北地区地域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但这和新国家的历史合法性没有关联，这些作品是顺从的产物，但没有应和当权者建构新国家合法性的意图，而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小说于一体的独特作品。
还有侦探笔记式的侦探小说。伪满洲国时期的侦探小说，是非常纯粹的侦探笔记的写法，即不对当事人有任何情感投入，不进行道德劝戒，更不关心时代社会背景，只津津乐道自己的推理智慧。李冉是伪满洲国时期的著名侦探小说家，他的《车厢惨案》③颇有代表性。该小说的叙述重点在大侦探对大盗贼留下的蛛丝马迹的勘察和分析上，大侦探勘察独特、分析合理，但就是不在事件的“痒处”。小说设计了一个个圈套，李冉给读者设计圈套，大盗贼给大侦探设计圈套，牵着大侦探走，几个来回还没有换清罪犯的意图。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后大侦探还是在大盗贼的“帮助”下弄清了真相，并使大盗贼对之不得不真心佩服。这篇侦探小说的趣味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罪犯的高明，两个高手相斗才有看头。
在伪满洲国，作家如果要表现伪满洲国的现实，一定要用歌颂和昂扬的笔调来写，但是如果没有写到伪满洲国的现实，这条戒律也就不存在了。
三 日系作家：漂泊的旁观者在伪满洲国，建构新国家国民意识的重任，自然要倚重日系作家。不过日系作家也多种多样，有些人是负有日本官方使命的“笔部队”，有些人是随着日本政府殖民计划裹挟而来，有些人是追寻梦想而来。笔部队任务繁重，一般是文化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言论导向和言论监督，当然也从事献纳诗和时局小说的写作，这部分内容将在后文展开。这里主要考察在伪满洲国生活的一般日本文人的文学活动情况。
1905年日俄战争后，就有大量的日本文人涌人日本租借地。他们自办刊物，进行文学创作。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亚》杂志，就是在大连创办并发展起来的。①伪满洲国被炮制出台后，抱有不同目的的日本文人纷纷来到这里。这些日本文人，创办文学社团和报纸杂志，还直接参与伪满洲国文学问题的争论与批判，发表大量的或日文或中文的文学作品。他们创办的文艺性杂志有：《艺文》、《作文》、《满洲评论》、《新天地》、《摩登满洲》、《满洲浪曼》、《开拓文苑》、《满洲诗人》、《北窗》等，此外还有刊登文学作品的报纸：《满洲新闻》、《满洲日日新闻》等。除此之外，这些日系文人的作品还时常出现在《艺文志》、《新满洲》、《麒麟》、《青年文化》、《盛京时报》等中文报刊上。伪满洲国比较知名的日系作家有大内隆雄、山田清三郎、北村歉次郎、竹内正一、长谷川浚、牛岛春子、稻川朝二路、松原一枝等。他们身份不同，从事文学的目的不同，但多以生活其间的伪满洲国为写作对象，不仅描写了他们眼中的东北风情，也展现了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的生活和情感。
竹内正一的小说《马家沟》，写哈尔滨马家沟贫民区的生活。怀有八个月身孕的王秋琴还在为一个俄国人开办的苗圃农场工作。她嫁给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丈夫，婆婆对她也百般刁难，在家境越来越贫困的状态下，婆婆竟逼她出去卖淫。她求助于自己的父亲，父亲却以“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为由，无心也无力保护她。最后她靠自己到处打工谋求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王秋琴如萧红笔下的“王阿嫂”，在无爱的凄厉的生存空间里，如泥鳅般地活着。在恶劣的生存之境中，女性承担了更多的苦难，除了和男性同样承担政治的、自然的苦难外，还要承担“生”的苦难。竹内正一的小说中缺少萧红的悲悯情怀，但也从一个侧面触及到了女性悲苦和伪满洲国的现实，对笔下的人物也充满了同情。当然作为殖民者来到“满洲”的竹内正一，他的同情是居高临下的，且带着鄙视。
诗歌也是日系文人经常活跃的领域，和本土文人交往也较多。满洲国的著名诗歌杂志《诗季》刊有很多日系文人的抒情小诗。如高桥勇的《虹·春绿·弥撒》 (杨叶译)、长烟博司的《天坛》 (司马归译)、石川啄木的《啄木之歌》(一言译)、吉田弦二郎的《海参崴的花洋布》(共鸣译)。这些“日系”诗人的诗.大多以伪满洲国为背景，其中蕴含着莫名的感伤。他们或者在春日“渴恋”着什么；或者在不知名的街上“彷徨”、“寂寞”；或者高喊“劳动”、“奋斗”之后，想到“离散”、“死亡”。在当时的日本本土社会，文人知识分子和政治、意识形态、军人几乎融为一体，作家中不乏军国主义者。而这些因各种原因被“驱赶”到“满洲”的文人，归根结底是作为殖民者来到中国。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是入侵者，而对他们自己来说又是此地的异乡人。这种既是“主人”又是“异乡人”的身份给了这些文人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特殊视角。已经到中国20年的日本文人稻川朝二路曾称自己是“失了故乡的人”。当他回到故乡日本水户时，成了一个连“心的故乡”都失掉的孤独者。“我自幼就是在这氛围里成长的。我把此地当作无二的怀恋的故乡归来了。遥耸在北方的高铃山的连峰，依然在接迎着我。在城市附近流着的那河川，也默默地在接迎着我。然而，在城市里，到工场上工的工人们，却被汽车溅着一身泥水，苍白着脸在步行着。那些脸却个个都是不认识的。偶尔遇见仿佛在那里见过的人，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那人见着我，似乎也同样觉察不出来是我。日本的童话上的浦岛太郎从离官还乡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吧。”①在水户的稻川朝二路一家，被怀疑的眼神望着，仿佛是流浪的一家。来“满洲”的日本文人中，有一些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这种复杂身份和心境，致使他们的诗中普遍地流露着那种莫名的感伤。
在伪满洲国的日系文人，无疑比中国文人有更多的自由，但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树指出的：“《艺文指导要纲》的公布，日本人的反感，是对自发性的文艺组织‘文话会’被挤垮并被政府公认的文艺组织统合的反感，也是对文艺被迫从属于‘国策’的恐惧。”②他们也不是新国家的快乐子民，他们同样也没有建构起一种新国家的归属感，也没有所谓的国民意识。
四 附和文学：赤裸裸的“歌功颂德”在伪满洲国有一种“附和”的文学活动，由当权者策划主题，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作家写作，直接歌颂当权者的“丰功伟绩”，宣扬新国家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新国民意识，祝愿大东亚战争，就此形成了伪满洲国特有的献纳诗、时局小说等文体。
献纳诗，即献给当权者的诗歌，为所谓的“满洲国”、“大东亚战争”振臂高呼的诗歌.是伪满洲国报刊中通用的一个文体名称，这其中又包括“国策诗”和“击灭英美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击灭英美诗”为主。1943年“协和会”和“满洲文艺联盟”曾联合举办献纳诗征文，动员伪满洲国的全部文人参加。被选中的诗歌刊登在各大报刊，从所谓的纯文学的《艺文志》，到大众文化杂志《新满洲》，甚至小学生读物《满洲学童》，都有此类“诗”的刊登；有些报纸还专设“击灭英美诗”栏目。献纳诗的作者也极为广泛，有“日系”文人，有伪满洲国的新进作家古丁、山丁、小松、石军等，有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还有大量的中小学生。
“献纳诗”其实根本不是“诗”，至多就是“顺口溜”加上“打倒”、“击灭”、“必胜”、“前进”等昂扬的流行词语，上过小学的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学会。因为“献纳诗”简单易学易发表，无形中增大了“献纳诗”的写作者，给人以“繁荣”的感觉。
1943年底。在伪新京召开“决战文艺家大会”、“全国文艺家协会”，组织文艺家前赴工矿产业、开拓团、勤劳奉公队、军警部队进行实地视察，并要写出反映那里生活的报告。王廷义《勤劳增产手记》、金音《西南行外记》、田兵《西南踏查记》、小松《见闻二三》、古丁《西南杂感》、田邶《西南地区与决战文艺》，这些作品目的明确地为“当局”服务，写伪满洲国“国民”怎样积极地勤劳增产，同心协力为“国家”、为“圣战”日夜奋斗，作品中尽量多地罗列“时局”符号。
疑迟的小说《凯歌》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应命作品，长达10万多字，是所见最长的一篇“时局报告”。《凯歌》分三部：《署》、《光》、《明》，三部前后情节有联系，又各自独立成篇。作品写一个名叫沙岭屯的村庄齐心齐力为“国家”为“圣战”勤劳增产的事情，纠集了尽量多的“时局”符号——“民族协和”、“出荷”、“开拓”、“国兵”等等，目的直指《艺文指导要纲》所要求塑造的“优秀的国民性”。小说的主人公是“以勤劳增产为使命”的中国农民吴海亭和日本开拓团成员古森。第一部《署》，吴海亭和古森同心协力带着全村人开荒拓地、勤劳增产，还改造了村里的大烟鬼和小偷，并对他们“情同手足”。第三部《明》，写吴海亭的弟弟吴海山“国兵”退役后同其哥哥、古森等一起勤劳增产，中间穿插吴海山对军队战争生活的留恋，还有他和日本人“并肩协力战斗”的情景。
曾经写过《山丁花》、《雪岭之祭》的疑迟，被小松赞叹为：“不铺张，不渲染，常常是采用不华丽的题材，用无色的笔，把它涂绘在纸上，他总是选择着自己所寻求来的纯朴的故事，而剔除一切华丽的浪费。”③但是在“凯歌三部曲”里，不但没有了疑迟惯于描写的北满自然风光，血性有力的笔调也幻变成“华丽的浪费”，作品的情节、人物呆板麻木，只为“时局”而存在。从文中随便拣几个人物的语言。就可见一般：
“时局下的国民就不能提起辛苦二字，为了大东亚民族的必胜。纵使再多勤劳，我们也应当欢喜地做去!……战争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我们要刻不容缓地增产啊!”(吴海亭)
“有一分力气，就使出一分力气!非把万恶的英美国打败了。不算完!”(曾经抽“大烟”的老马头)①
农民吴海亭热爱土地，热衷于开荒拓地、“勤劳增产”，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行为，但他却说出了“政治家”的语言，为自己的每个行动都说出了“政治”上的理由，这是作者让他“鬼魂”附体，毫无现实性可言。曾经游手好闲的大烟鬼老马头，说出话来，就如“献纳诗”。这些木偶人物，却从成熟的作家疑迟的笔下流出。
文学一旦抽离其灵魂，仅作为宣传的工具，也就变成了干巴巴的字迹，毫无文学感染力，而作家也因此受到了丧失文学才华的惩罚。前文提到的新进作家古丁的听命小说《下乡》与山丁的献纳诗《新世纪的晓钟响了》，也与疑迟的《凯歌》命运相同。
伪满洲国的文学活动是否建构了日本殖民者构想的所谓“建国精神”和“伪满洲国的国民意识”?本文已经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建国精神”和“伪满洲国的国民意识”只是殖民者的一厢情愿，他们虽然策划周密，严格执行，但结果并不如其所愿。在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作家，只能顺从当权者的意志，似乎别无他路。但是顺从也有各种各样的顺从，有赤裸裸地为其服务，歌功颂德的附和文学；有顺从中的探索。殖民者想借用地方文化建构伪满洲国的历史合法性，号召文学描绘这种地方文化，写作者顺从这种要求，书写地方文化，写出了独特的乡土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山林实话·秘话·谜话。殖民者不允许暴露伪满洲国的黑暗现实，要求用赞美、昂扬的笔调粉饰伪满洲国的现实，写作者不暴露也不赞扬，写社会背景模糊的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写作者的这些顺从并没有为伪满洲国的“国策文学”、“报国文学”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和其无关的不合作之路。还有一种顺从，是在满洲的日本人的作品，这些“战斗者”或旁观者，根本没有融入这片土地，在顺从的同时，一不小心就会流露出思乡的落寞。而那些赤裸裸的附和作品，只是被抽去灵魂的干巴巴的文字，毫无文学感染力。伪满洲国的文学活动表明，建构所谓的伪满洲国的国民意识只是当权者的臆想而已，规训的文学活动，或者走向与当权者意愿无关的文学活动，或者离开了文学无法起到教化作用。
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一个名叫土屋方雄的日本宪兵骑着马在齐齐哈尔市区转了一圈，在曾经暗中侦查的街上走过。
“最后的时刻来了。为了向齐齐哈尔告别，穿上宪兵的制服，骑上爱马，一个人从龙门大街繁华区走去。街上同前一天完全不一样了。不知何时做的准备，挨家挂着中国的青天白日旗。人们充满喜悦，骑在自行车上的人或是坐在马车上的人都拿着中国国旗，甚至连朝鲜人也拿着朝鲜的国旗在街上走。”“真是变起俄顷!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做的?派遣密探，天天睁大眼睛盯着，怎么还会这样?我的心里很不平静。”②
曾经在宪兵控制下的城市，曾经是土屋方雄侦查过的街市，顷刻之间，对于他完全陌生了，仿佛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派遣密探，天天睁大眼睛盯着什么?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城市的真实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