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①在国际汉学界已经火了几十年，用中国哲学中阴阳特别是五行的例子来印证关联性思维，不仅恰当且更有理论力量。关联性思维的问题，既是国际学术界的经典问题，同时也属于国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问题，因此，对关联性思维的探讨在今天仍然有其必要。安乐哲评论说，“迄今为止，对关联性思维所作的最成熟的哲学探讨是葛瑞汉的《理性与自发性》。”②关于关联性思维，葛瑞汉的理论的确是不可回避的经典。只是中西汉学毕竟有间隙，《论道者》一书虽译得甚好，却也难免理论上晦涩难懂，由此而生的误会和偏见在所难免。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作为思维方法的关联性思维。关联性思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西方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使用。首先，作为方法的关联性思维，更基础更原初，适用于中西文化的诸多问题，可理解为广义的关联性思维。同时，关联性思维也可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其他的思维方式互有差异、各具短长。本文主要引入与关联性思维有密切关系的暗喻性思维来比较讨论。关联性思维方式可被理解为狭义的关联性思维。沿袭哲学反思的思路，用广义的关联性思维方法来重新理解与之实为一体却有两用的关联性思维方式，乃是本文最吊诡之处，也是关联性思维强大生命力和涵摄力的体现。本文的主要观点乃是将阴阳对偶作为关联性思维方法最基本的形式。③在一个最简单形式的关联系统中，通过两种思维方式的二元对偶，秩序和非秩序、生与死的二元对偶，以及阴阳、五行的二元对偶，我们可以理解到阴阳对偶这种关联的基本形式，同时也将中国哲学的这些最基本概念关联衔接到一起。
一 关联性思维中的两种思维方式首先的问题是“何为关联性思维”。通常，理解思维方式有很多方法，定义是一种，但准确的定义往往很难，而运用比喻或者给出例子就会简单许多。哲学的基本方法是反思，而以关联性思维方法来理解关联性思维方式，就是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从词源上说，correlative源于category，就是“种类”的意思。大体上说，关联性思维的原义就是分类，涉及的是两样或者以上的物事，在一定的规则下将之分类或者各就其位。如果将关联性思维本身作为涉及的物事，那么就还要引入另外至少一种思维方式，与之进行关联和对照。本文的选择是暗喻性思维(metaphoric thinking)。而文章的这一部分，就是要把关联性思维方式和暗喻性思维方式二者置于一个关联系统之中来理解，通过关联、对照来理解关联性思维。
我们以“白鹭”为例，首先看暗喻性思维的例子。台湾作家林清玄有偈子言：“白鹭立雪，愚人看鹭，聪者观雪，智者见白。”首句一个景象，后三句暗示审美的三个境界。之所以有人可以见“白”，是因为白鹭和雪都是白的。“白”这个颜色是白鹭和雪的共享特征。因而，最后一句中的“白”既可以指白鹭，也可以指雪。换一个说法就是，“白”可以作为喻体暗指作为本体的白鹭和雪。“智者见白”，就是智者从纷繁的本体——比如鹭、雪——中抽象出了“白”这个特征。这是一个暗喻的例子。但同时，例子的后三句句型相同，都是“主语+动词+宾语”，内容相似，都是“人+看+对象”。葛瑞汉认为关联就潜存于语言运用之中。也就是说，关联性思维其实可以直接建立在相对固定的文法结构之上。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文法结构中，各个部分可以替换的要素之间就是关联，比如文中的例子“主语+动词+宾语”的形式就是关联性思维的一个公式，里面的具体主语、动词和宾语都可以被替换，就犹如填词造句。甚至于词汇本身的单复数也可以构成关联。我们一般将关联性思维中的要素视为并列的关系只不过是受到所举例子——譬如阴阳二者、五行五者等——的影响。对偶或者更多要素的并列只不过是关联性思维的形式之一，而并非唯一。①从葛瑞汉的定义来说，后三句在句法形式上就是一组关联性思维，鹭、雪、白可以都以“观看”对象的这个身份而构成关联系统中的关联要素。
特征作为喻体是暗喻性思维的一种常见形式。我们看一个“白色”的例子。辛弃疾《贺新郎》中有言：“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此诗句中，雪为白衣之喻，而白衣当为孝服之喻。故而，可以视“衣冠似雪”为喻体，“戴孝”为本体，此处有一个可作为媒介喻体的“着白衣”，既可视为“衣冠似雪”的本体，同时又是“戴孝”的喻体。本喻体倒置的情况虽然比较少，但还是存在的。譬如俗话说“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三分孝”，这个暗喻里面就是以“白衣”为本体，以“孝服”为喻体。其实“男要俏”此句也可看做是一个关联性思维的例子，假如你将男与女相对、皂(黑色)与孝(白色)相对的话。
再看以“白鹭”为主角的关联性思维的例子。杜少陵绝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中，“白鹭”和“黄鹂”，或者“鹭”和“鹂”对偶，这就构成了关联性思维。关联性思维的形式就犹如填词，词牌确定了，声调、音律、格律已定，只是把适当的语词放进去而已。艾兰教授认为，虽然看起来关联性思维中罗列的是一些名词性的语词，却可以把关联性思维视为动词性的，②因为在关联性思维中，语词通过可变的规则和条件产生关联，比如白鹭和黄鹂相对，但换个情况，更多的时候，鹭与鱼相对，这个可变的规则是相当关键的，这就是所谓的从“名词性”到“动词性”。事物之间的关联是伴随这些“格律”的，而一旦格律确定了，也就是说第一句“两只黄鹂鸣翠柳”确定了，加之“白鹭”这个与“黄鹂”相对应的要素也确定了，那么“一行”“上青天”等等要素也将随之确定。
中国的对子是非常典型的形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一联，上、下联各五字，每字都是一组二元对偶，名词(海与天，鱼与鸟)、动词(跃与飞)、形容词(阔与高)、介词(凭与任)都不例外，而且五组之中除了两组名词之外，其他(阔与高，凭与任，跃与飞)都是同义的。还有常见的甚多鱼鹭(鸟)对：水寒鱼不跃，林茂鸟频栖；鹭飞对鱼跃；雁行对鱼阵；鱼游荷叶沼，鹭立蓼花滩；頳鳞对白鹭；鱼游池面水，鹭立岸头沙；鸟寒惊夜月，鱼暖上春冰；雀罗对鱼网……③
中国的鱼鸟对有其深厚的哲学和文化传统，游鱼和飞鸟通常作为阴阳的典型形象出现。《淮南子·天文训》云：“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蠃蛖膲。火上荨，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①鱼(介鳞)蛰伏水底似润下之水阴气重浊，鸟(毛羽)飞行天空似炎上之火、阳气清扬，这其中虽也包含暗喻性思维，但基本的结构来源于关联性思维，葛瑞汉对此也有细致的研究。②
由上面的例子可见，暗喻性和关联性思维方式虽有所不同，却常常掺杂在一起，它们的结合在中国的概念体系和日常生活语言的运用中都极其普遍。关联性思维在无意识之中借用暗喻性思维，依靠暗喻性思维建立不同别类的要素之间的联系。暗喻性思维相当于关联性思维的分类或者结合公式，而暗喻也依靠关联丰富自身，从而形成无所不包的整体。安乐哲说，关联性首先是暗喻的，其次才是转喻的。③杜维明以“连续性”“整体性”“动态性”(自发性)作为关联性宇宙的基本特征，认为宇宙的“所有形式的存有，从石头到天，都是一个往往被称为‘大化’的连续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④这个连续体不止包含关联原则同时也包含暗喻原则，因为暗喻的规则，故而才能取象比类。本文所说的二元对偶结构并无碍于一个整体的、连续的宇宙整体，并且这个整体恰是暗喻性思维与关联性思维的结合产物。譬如古人的“天人合一”实为“天似人”“人即天”的暗喻，属于暗喻性思维的产物，但当我们将其作为原则运用于关联性思维的时候，就产生了天人相配的一系列对应。
如果将暗喻性思维和关联性思维二者作为思维方式放入关联性思维方法的一个体系之中相互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两种思维方式常常结合于相同的例子之中，但还是各有偏向的。关联性思维往往是要将各种现象进行分类并且给予类别上的解释。分类是关联性思维最明显的形式和最突出的手段，特别是“中国人总是倾向于以分类来看待这个世界，从古代开始中国人就通过各种分类组织起了这个世界”⑤，关联性思维的早期实际上就可以简单视为分类思维⑥，或者“类的思想”。“类”被翻译成“correlative categories”，突出了这些类属之间具有的关联性。而暗喻性思维则中意于用比喻、借代等等貌似文学的方式替换掉分殊的成分，达致一定的形象化或者抽象化的具有统一性的本体。关联性思维和暗喻性思维二者，就思维的目标而言，前者是对现象的说明，而后者是对本体的展现。二者都是抽象，只是前者是从感官和思维的具体形象出发而形成抽象的类属或者也可以说是聚合体(paradigms)；而后者却是从不具有分析性，直接来源于直观和统一，甚至从抽象到无象，类似于结构段(syntagms)上隐藏的规则。⑦比如前文的鱼鸟例子中，鱼-鸟在聚合体上，而鸟-毛羽-飞行-上荨-炎上-火等在结构段上。前文也解释过，在鸟-毛羽-飞行-上荨-炎上-火上暗藏着的是暗喻性思维的规则，鸟和火就可互为暗喻，故而知关联性思维的结构段上暗藏暗喻性思维。就思维的成果而言，前者偏向于知识，而后者又是对这个知识的说明，可视为思想。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关联性思维往往比暗喻性思维要具体同时松散，而暗喻性思维往往要比关联性思维更具有凝聚力。关联性体系内部的要素是越多越好，倾向于将诸事万物都纳入体系之中，并放置在某一个位置上(也有可能可以放置在几个不同的位置上，但是一定是在不同的公式或者规则之下)。而暗喻性思维的成果则是一些抽象规则，几乎根本就不用要素。
二 关联性思维中的秩序和生死从两种思维方式的分殊之中，我们可以对不论广义或狭义的关联性思维有一个基本的印象，那就是，关联的要旨在于“秩序”。其目的、方式、结果都指向一个倾向于严谨的秩序。句法结构或者最基本的二元对偶形式都要确立某一种相对固定的秩序，即便有些要素的置入并非如此恰当，但都必须将每一物事置入关联的方法体系之中，穷尽所有，无可例外。
人作为习惯于用“理性”去把握世界的动物，思维一旦发动，就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分殊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从而开始了“世界化”的思维进程。从人类历史与人类思维之逻辑来看，所谓“世界化”的最基本方式，无非是二元与二元之间之联系。而二元与二元之联结的表现就是世界的秩序。与之相应，世界秩序化的过程在人类思维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淀和内化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此即本文所说的关联性思维方法。思维方法在固定下来后逐渐就形成了方式，此乃狭义的关联性思维——即本文所说的关联性思维方式之端倪。狭义的关联性思维方式从逻辑上说内包于广义的关联性思维方法之中。而思维方式又与人类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世界观关联在一起，世界观与人类理解和对待世界的方法——方法论又相一致，于是世界观与思维方法也是相通的。关于此“秩序”之关联的建立，以及世界观的发生，我们可以追溯到洪水传说时代。
世界各地都有洪水传说，中国的鲧和其子大禹治水传说却包含世界变化的暗喻。鲧用息壤垒高堤坝想堵住洪水，结果失败了。大禹在堵的同时也注意疏导，修筑水道，导洪水入农田，于是变害为宝。有了一条水道，于是世界大变样。“水道”是路径、规则，或者就是秩序的暗喻。洪水之前的世界如何我们无法知晓，在这里不做讨论。而洪水泛滥的世界民不聊生，草木难生，腐尸遍野，可说是一个死的世界。洪水被治理而得以控制之后，世界恢复了“秩序”，灾难停止、农业恢复，人丁开始兴旺，可说是一个活的世界。洪水暗喻这个世界的旧有规则被打乱，而洪水最终被治理、被控制则象征着新规则、新秩序的建立。正是这场大洪水，将这个世界的历史划分成了两个阶段、两个世界：前者混乱无序，后者井然有序。
“两个世界”(洪水被控制的新世界-洪水泛滥中的旧世界)，“秩序-无秩序”，“生-死”，都是二元对偶的形式。二元对偶不仅可以对应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而且还是关联性思维作为方法的最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现存的二元对偶的整体也可以被纳入关联性思维的方法体系来理解。拿这里的例子简单来说就是，“新世界”中的“两种世界”对偶、“秩序”中的“秩序-无秩序”对偶、“生”中的“生-死”对偶，形成了一种嵌套的逻辑形式。道理在于，只有秩序中才能分殊出秩序和无秩序；这就如只有对于生命而言，才有生死之分殊，才会介意生死之别。
从而，用关联性思维方法来分殊两种思维方式也具有了类似的合理性。因为暗喻性思维是无法分殊的，只有关联性思维作为方法具有此项功能。故而，可将二者置于关联的方法系统而非暗喻系统——如果暗喻也可称为系统的话——之中，关联性思维和暗喻性思维在关联的这种思维的方法系统之中的二元对偶，与在系统之外二者的二元对偶本质上是相通的。
秩序的世界是真正意义上哲学思维的开始。只有在有秩序的世界里，才有所谓的关联性思维，也才有阴阳、五行这些解读宇宙人生的模式。可以说，人们用关联性思维描述世界的过程，也就是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阴阳是一种秩序，五行也是一种秩序。
三 关联性思维中的阴阳“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①二元对偶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而无论在宇宙论的对子与四、五甚至更多的系列，还是律诗的对仗与韵文的平仄，我们都发现了这种组织。②不仅如此，以阴阳为基础的二元对偶，在世界各个文化传统中都有类似的存在。对偶二者之间要么是各尽其性相互映衬，要么就有对比之意，相互争胜转换甚至融合。这两种情形都普遍存在。
从字源上来说，阴阳二字由“侌昜”二字出来，字义都和日光有关。《说文》段玉裁注，“侌”指云覆日，云覆日则阴暗；“昜”开也，似乎是云开光照。而后，“山北水南，为日所不及”，故孳乳为“阴”；而山之南、水之北，为太阳易照处，因而孳乳为“阳”。再后，“阴阳行而侌昜废矣。”①从“阴”和“阳”的最原始、最朴素的自然意义上来理解，阴阳是对某类地方的命名，即是“处阴”“向阳”。“山南水北”向阳故为“阳”，“山北水南”背阳处阴故为“阴”。阳光在山峦峡谷中移动变化，阴阳逐步地沿轨迹替换对方，让被掩盖的地方——也就是阴处显露出来，也让已显露的地方——也就是阳处重新被掩盖。向阳之处，适宜生命勃发生长，故有“生”的涵义；相对应的，背阳处阴之处，不适宜生命生长，故也有“死”的涵义。
“适宜生”和“适宜死”是两种不同性质之处的生命不同状态。并非说向阳之处一定会生，地、水等等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会发生作用；也并非说背阳阴处就必死无疑，苔藓之类不就在阴处蓬勃？但“适宜生或者死”的涵义表达是没有问题的，“适宜”是一种趋向。如果把生死看作生命一轴的两端，那么“适宜”表示的就是标示在轴上的箭头、方向，或者指向“生”那一端，或者指向“死”那一端。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阳”是生地，“阴”是死地。
阴阳也可以对应一物的成长过程中此消彼长的生死力量。相辅相成、相互转化是阴阳的显著特征。生死、死生，也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就像是一粒种子，从地里破土发芽，在阳光雨露中逐渐长大，当它长到自己的最高点之后便开始衰败、直至死亡。生长直至极盛的过程就是“阳”的过程，反之，从极盛而逐步衰弱直至最后枯死腐败的过程就是“阴”的过程。“向阳”是生命成长的方式，而“向阴”则是死亡衰败的方式。于是，我们可以理解，阴阳、向阴向阳，以及向生向死是如何关联了起来，而且不止是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更或是同一的。
葛瑞汉在他的《关联性思维的诗化和神化类型》一文中也举了与阴阳类似的欧洲的颜色象征的例子。在“白-黄-红-棕-黑”的这个颜色序列上，其实本来只有明色(light)和暗色(dark)两种颜色的区别，白色对应最明(lightest)，黑色对应最暗(darkest)，而黄色对应稍明，棕色便对应稍暗。颜色和品质道德判断同时相关，白色或者明色表示善良(good)、聪明(clever)，而黑色或者暗色是邪恶(evil)、愚蠢(stupid)的代名词，同理，黄色对应较善良的、较聪明的，而棕色对应较邪恶的、较愚蠢的。黑白相对，明暗相对，就正如善恶相对，聪明和愚蠢相对。接着他还举了另一组例子，“彩色(colorful)-淡色(pale)”的对照就犹如“生命(life)-死亡(death)”的对照。②尽管“明色-暗色”是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对照结构，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过渡元素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明暗色二者作为相对的两个向度，这就如同阴阳或者死生是最基本的对照结构，尽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中间状态是存在的，但不妨碍阴阳所代表的死生两个向度。
再简单回顾“易”中的阴阳变化。一方面一卦自初爻到二、三、四、五、上爻就可以视为一个事物从萌生到壮大到如日中天最后衰败的发展过程。比如首卦《乾》(
易中的阴阳还有一些特定规则，最基本的就是得位和相交原则。比如六十四别卦的阴阳爻，就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得位和不得位，二是相交与不相交。一般得位就吉，不得位则凶，比如《既济》(
阴阳与五行等其他关联系统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可避免性(apparent inevitability)”。“这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有其文化限制(culture-bound)，但是甚至一位对中国思想有些经验的西方人，都能大体猜出一组对偶中哪个是阴而哪个是阳；然而，他在‘五行’与‘五色’或‘五味’的关联中却少有这样的运气。”①这大概是因为，由二者发端的系列，“敞开关联的无限可能性”，而“没有‘五行’系统的刻板僵硬”。②二者天然地比五者更为简单、灵活，所以抽象性和涵盖性也就更大，理解、记忆、生发更加容易。那么五行是否能够依据相似的方式进行讨论呢？
国内学者且不说，汉学家们也都公认，五行不是或不仅是五材或者五素③，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五个阶段、五种运动、五个过程④。五行学说的要义在于两个系统：一个是“水-火-金-木-土—水”的相克循环，另一个是“水-木-火-土-金—水”的相生循环⑤。相生、相克的关系主要由五行的本身性质决定，而《黄帝内经》中的五行“相乘”“相侮”⑥当视为引入力量要素对五行生克的一个补充和发展。
尽管依次相克的循环和依次相生的循环必须提供不同的五者顺序，但是这两种模式的幻方的确为生、死两个指向的循环提供了论据。因为生克作用的这两个循环，五行五者之中的任意一个得以与其他四者有直接的关系。五行系统之所以能够对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进行很好的描述和说明，就是因为有五行相生相克的这两个系统。五行相生具有阳性的作用，是一个创造的循环，也可以说是生的循环；而五行相克则具有阴性的作用，是一个毁灭的循环，也可以说是一个死的循环。另外，五行相乘和五行相克的循环是类似的，只不过可能程度上更猛烈一些。而五行反侮的循环则是五行相克或者五行相乘的反向，本不胜的一行反而向生，本胜的一行反而赴死。尽管性质在力量悬殊不大的情况下可以一招定胜负，但力量悬殊的时候还是不可忽略。子平八字论五行，后世总结言“土多金埋、金多水浊、水多木浮、木多火塞、火多土焦；水多金沉，金多土崩、土多火晦、火多木焚、木多水缩；木坚金伤、金多火变、火多水沸、水多土流、土重木折”，就是把力量强弱的因素引入五行生克系统之后的一个更细密的发展。八字讲最好是五行生克得宜，克泄太过而无制伏便贫贱，生扶不及则会夭折，可见五行的力量强弱是生死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⑦在力量作为参考因素的情况下，本身力量的强弱差别其实也是生死指向上的二者。强者能生，强者不易被克死。反之，弱者不能生，弱者易被克死。
五行同样可以如同阴阳置入二元对偶的关联系统之中，这和传统关联体系中作为五者的五行有很大不同。在传统的关联性思维的体系之中，五行被看做五个元素，作为分类五种的标准，将万事万物作为其表现而纳入。如五色、五脏、五腑、五个方向、五个季节、五星、五谷、五味、五音等。另外还有一些物事与五行对应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还遵循顺次排列和不断循环的顺序，比如季节、植物生长、人之生命过程、能量变化中各自的五个阶段。具体来说，一年之季节，无非从春到夏到秋再到冬的过程，而冬去春来又是新的一年；植物的生长过程无非从萌芽到开花到结果再枯萎最后埋入地下，而春风吹又生开始新的生命过程；人之生命无非从出生的婴孩到青年时代到中年再到老朽最后死亡；能量也无非生成、扩张、稳定、然后盛极收缩，最后冷寂保存的这个过程，同理此消彼长循环往复。所以，五行除了生克关系而建立的生死两个循环之外，还有这样一种跟随自然节律的循环体系。
汉代的五行休王理论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修改制定①，是对此更直接的解释。据《黄帝内经》所载，随着季节的更替，五行从萌芽到极盛再到衰老最后消亡有生、壮、老、囚(朽)、死五个演化的阶段。以春季为例，木生于春，木代表春，这是一个背景，于是：因为水生木，所以春季水壮；因为金克木，所以春季金老；木克土，故而土被囚；火生木，所以火死(死而能生)。其他各季的五行状况以此类推。在这个演化系统中，很明显，生死可视为生命过程的两端极点，之中还有若干中间态的阶段，譬如“壮”“老”“囚”。生死或者阴阳，作为两种状态，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固然可能有所偏向，比如“壮”中的生多一点死少一点，“囚”中的死多一点生少一点等等，但并不妨碍我们依据关联性思维的分类对其进行分殊，将二元对偶原则的“生-死”看作是一种倾向，“使其生的阳-使其死的阴”视为两种向度相反的力量，是生命轨道之上的两个箭头而非两端。向生、向死的趋向更具有理论包容性，这是葛瑞汉发现的“必”(necessary)和“宜”(appropriate)之间的区别②，趋向常常就是“宜”的表达。阴阳体系与五行体系在生、死的或者说向生、向死的意义上，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和一致。在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五行，那么五行不再是五者，而是近视为二者，并且其因不确定的数字③而导致的松散性也得以挽救。五行体系变得庞杂而紧密，与西方传统的“四素”说、佛家的“四大”说之间的区别也因此变得更显明。
五 小结二元对偶是关联性思维的最基本形式。一来，要素不可为一，不然无法关联，所以二元就数量而言乃是最少。二来，相对可以复杂很多的句法结构，对偶关系乃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关系。不论看似有多少个基本要素包含在一个横向的关系中，都可以看作是从A、B两个相对的基本要素发展变化而来。即便是多个基本要素，由于内在完善以及因性质和力量各异而导致的不同相互关系也可以看作另一个对偶例子中的A、B。比如五行有五个要素，但是从关系上理解，也可大体按照生克关系推出相对的A、B两个指向，两个指向也是一种二元对偶的形式。
生死两端是阴阳对偶的另一个参考系。死生可以是确定的两极，但也可归结为两种导向。死生问题是中国传统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也是贯穿宇宙人生的线索。阴阳与之生死、生克与之生死，还包括吉凶与之生死、强弱与之生死等，这些都是普遍的二元对偶的展现形式。当将生死与这些看似不是一个体系的要素(阴阳和五行)置入关联性思维的体系之中，它们就很自然地相互联系了起来，甚至得以同一。
二元对偶的数字结构对于中国的宇宙论来说它就是宇宙自身的结构，④不仅是宇宙的结构，也是人生的结构、思维的结构。而以这种结构为基础的关联性思维，使中国哲学中的诸多概念都得以关联到一起。重新反思和理解关联性思维，对中国哲学的概念建构有相当的助益，而这种对辩证逻辑的拓展和充实也是对中国哲学基本思维方法之生命力的又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