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及其基本要求 (一)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景普秋、张复明，2003)。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内在诉求。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城乡一体化是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之间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力求达到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孙中和，2001)。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其目的是使城乡之间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城市与乡村在不牺牲彼此利益情况下的和谐发展。这要求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在注重城乡之间比较优势、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从而促进城乡之间各方面的协同发展。

(二) 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

根据上述分析，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持续提升城市化水平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动力(陈书荣，2000)。城市化的发展有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城市化有助于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城市化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对农村发展的补贴，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洪银兴，2008)。

产业结构升级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霍海燕，2000)。为了研究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在此以Y为城市化率，V为非农业人口，W为农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为G，三次产业的GDP分别为G₁、G₂、G₃，构成比重分别为X₁、X₂、X₃，从事三次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分别为N₁、N₂、N₃，非农业人口与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之和的比例为α，农业人口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之比为β，三次产业中劳动力的平均产值分别为M₁、M₂、M₃，本文建模如下：

$ Y = V/\left({V + W} \right) $

(1)

$ V = \alpha \left({{N_2} + {N_3}} \right) $

(2)

$ W = \beta {N_1} $

(3)

$ {N_i} = {G_i}/{M_i} $

(4)

$ {G_i} = G{X_i} $

(5)

$ \sum\limits_{i = 1}^3 {{X_i} = 1} $

(6)

$ Y = \alpha \left({{X_2}/{M_2} + {X_3}/{M_3}} \right)/\left[ {\alpha \left({{X_2}/{M_2} + {X_3}/{M_3}} \right) + \beta {X_1}/{M_1}} \right] $

(7)

(7) 式说明，城市化数量水平与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第一产业的比重呈负相关关系；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将导致城市化率提高。城市化数量水平的高低不仅和三次产业的构成状况直接相关，也与各次产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值、非农业人口与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之和的比例、农业人口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比例等因素直接相关。

对公式(7)两边求M的偏导数可得：

$ \frac{{\partial Y}}{{\partial {M_1}}} = \frac{{\alpha \beta {X_1}{X_2}}}{{M_1^2{M_2}{T^2}}} + \frac{{\alpha \beta {X_1}{X_3}}}{{M_1^2{M_3}{T^2}}} $

(8)

$ \frac{{\partial Y}}{{\partial {M_2}}} = \frac{{\alpha \beta {X_1}{X_2}}}{{M_1^2{M_2}{T^2}}} $

(9)

$ \frac{{\partial Y}}{{\partial {M_3}}} = \frac{{\alpha \beta {X_1}{X_3}}}{{M_1^2{M_3}{T^2}}} $

(10)

其中，$T = \left[ {\alpha \left({{X_2}/M + {X_3}/{M_3}} \right) + \beta {X_1}/{M_1}} \right]$。(8)(9)(10)式表明, 第一产业技术进步，短期内会促进城市化率提高；而第二、第三产业技术进步，则在短期内有抑制城市化率提高的倾向。原因在于，农业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带动的农民素质提高，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导致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压力增大，为城市化发展创造了内在动力，从而有助于城市化数量水平的提高。而第二、第三产业技术进步，在短期内难以使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产业链延伸、服务业增加等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却会带来抑制非农业吸纳劳动力的即期效果，从而在短期内不利于城市化率的提高(杨开忠，2001)。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显著高于第一产业，技术进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着城市的扩张(杨开忠，2001)。随着城市的扩张、先进技术向乡村转移，农业比重持续降低、农业生产率持续提高，城乡劳动力流动趋于平缓，即呈现城市化率降低的所谓“反城市化”现象(吴红宇，2004)，经济学称这一时期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标志着一个完备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市场的建立。

2 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剩余的存在是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必要前提。这里所说的农业剩余既包括农产品的剩余，也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等的剩余。农业对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贡献表现为：一是城乡发展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工业生产原料。二是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市场。农业的现代化是上述贡献得以实现的根本路径，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村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从而使城镇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使城镇化动力不断加强。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农业为其提供生产要素。城镇的发展和扩张，必然要求资源的不断增加和集聚。农业资源向外转移，是这些非农部门增加资源的基本途径。

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除了有助于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提供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之外，还有助于稳定农村人口的就业。农村经济的繁荣，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带动农村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减少劳动力的大量外迁，从而更有利于与周边中小城镇的联动发展。中小城镇与农村的联动，是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动力。

3 推进城乡合作深化，实现城乡协同发展

城乡之间协同发展，是建立在城乡之间分工合作基础上的。城乡分工就是承认城乡两大社会经济系统的差异性。城乡各自的资源构成不同，优势不同，产业基础等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城乡两大经济系统存在分工，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在推进城乡合作深化的过程中，城乡一体化必须要改变城乡分割、缺乏深度合作的状况，但这又不等于城乡完全同一化。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先进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的载体，它通过集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与外围地区发展多种联系，吸引和辐射外围地区。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而乡村地区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中心城市工业企业的配套产业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同时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相应的服务行业。城乡分工是为了更好的合作，提高城乡经济系统的效率；城乡合作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城乡必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消除政治隔阂、经济隔阂、文化隔阂，实现功能互补、产业互补、生态互补，推进经济与文化融合，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经济意义上的城乡协同发展。

二 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矛盾导致城市发展受阻

据测算，我国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例将由目前的75%增加到2025年的95%。然而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日益突现，制约着城市发展的步伐(刘家树，2007)。

首先，从我国城乡人口就业人数的数据来看，近几年来，城镇就业人数增长速度逐年降低，乡村就业人数增长率较为稳定，城镇乡村就业人数差距逐年降低。这一城乡就业人口的变化态势，标志着我国城乡劳动力结构有向刘易斯拐点发展的趋势(见图 1)。

其次，从国际经验来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城乡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的标志(陆学艺，2009)。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还有扩大趋势，见图 2。在这种情况下，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状况，意味着一方面在城市发展急需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同时，低水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也无法满足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主要阻力。

以上海数据为例，城市建设的增长速度自2004年开始逐渐放缓，反映出城市发展受到阻力(见图 3)。

按照国际化的经验，大城市的发展是由第三产业发展以及科技进步所推动的(郑夏明、汪玲清，2005)。从上海市产业结构构成及变化速度来看(见图 4、图 5)，虽然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最高，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趋缓，这也表现出城市发展的动力受到了影响。

高水平人才的不断引入，以生产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加是大城市发展的主动力(郑夏明、汪玲清，2005)。从上海市人口产业构成来看，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只占到3.7%，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增长速度缓慢(见图 6)，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从上海市的人口受教育水平来看(见图 7)，大专以上的相对高素质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递减，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劳动力素质水平的降低。这些都构成了城市发展的直接阻力。

(二) 农村人口问题与农业发展落后导致农村的进步缓慢

中国13亿人口中约有9亿是农村人口。农业人口基数庞大，农业人口素质较低、生活方式较为落后，这些都是伴随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所一直存在的问题。

1 农业人口基数庞大与质量偏低的问题

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之多，比例之高，在全世界是少有的。近几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虽在不断下降，城镇人口数量持续上升(见图 8)，但农业人口比重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 9)。

我国农村人口的基数大，虽然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与此同时，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生产要素的耕地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减少(见图 10)。伴随我国农村人口数量问题的是农村的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又不可能及时吸收那么多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人口，这将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莫大的威胁。

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都比较低，文盲、半文盲比率很高，农业科技人员紧缺。由于文化科技素质低，我国多数农村仍然采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浅层次的传统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致使效率、效益低下，经济增长缓慢，农民的收入也相对下降(吴武英，2006)。

从人口的自然构成来看，我国总体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8年我国有7.12亿农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近1.1亿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3%；按全国人口标准计算，我国农村也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农村是在经济欠发达背景下进入老年型社会的，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的自然构成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吴红宇，2004)。

2 农村发展落后问题

我国农业还处于半自给自足的阶段，其所能提供的市场狭小而零碎。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相互距离远，所以农村的交易效率低，而城市人口居住集中，相互之间距离近，因而交易效率高。这种交易效率的差异，使城市劳动分工程度、生产力和商业化水平高，而农村则正好相反(陈世伟、陈金圣，2008)。

从历史上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政府选择和推行工业与城市优先发展的国民经济战略，使资本过度集中于工业和城市产业，劳动力过度集中于农业和农村，城市职工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水平远远超过农村劳动力(顾朝林、吴莉娅，2008)。其结果则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严重扭曲，并形成对城市市民的倾斜。

另一方面，体制变迁也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一个原因。体制变迁中的有序变化主要包括农村价格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城市住房制度变革等，无序变化则主要包括寻租活动、内部人控制、垄断行为和腐败等。无序变化的因素扩大了收入差距，有序变化的因素则既可能拉大城乡差距，也可能对城乡差距起到缩小的作用(牟萌，2007)。

(三) 二元结构与人地矛盾导致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推进的难度加大

从世界经验看，发达的中小型国家的城乡一体化矛盾并不突出；而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优化的大国其城乡一体化的矛盾也容易得到解决。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之所以解决困难，还在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

1 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是个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通过在政治上利用户口管理的途径把国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地位进行界分；在经济上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税收等途径，从农村、农业中筹集财政收入，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从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时，二元结构对城市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快速复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二元结构带来的城市先进生产力与相对落后的农村生产力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导致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村居民综合素质差、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的逐步扩大(吴武英，2006)。

2 人地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自1998年起以年均1%以上的速度增长，2005年达到42.99%，2009年提高到46.59%。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达到30%之后，城市化发展进入加速阶段。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迅速增长，通过撤县设市、撤乡建镇、撤村建居的农村就地城市化的做法尚无法解决，农村人口通过异地迁移的方式大量迁入城市，给城市带来了住宅和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用地逐年增加的问题(罗峰，2006)。通过观察2003—2008年全国征用土地面积与城市人口密度增长的速度(见图 11)，可明显看出城市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与全国土地征用面积增长速度之间的巨大差异，体现出人地矛盾的尖锐性。

同时，城市的扩张、人口的增长导致农村耕地资源日益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水平的40%。退耕还林、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加剧了农业耕地面积的减少，从而直接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国家对农业耕地的保护，也制约了城市的扩张脚步。同时，城市的扩张加剧了农业耕地的减少，导致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这又推动了城市的扩张。如此循环的过程，导致人地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既为城乡一体化带来了新的难度，也是城乡一体化过程所必须逐步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思路 (一) 发挥城乡比较优势，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

第一，转变思路，重新认识城乡二元结构。现阶段，我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得到改善(见图 12)。与此同时，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由农村农业与城市工业的比较优势和地域资源限制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决定的，这一二元结构将始终存在。消除二元结构不是搞平均化，正确认识城乡之间的差别，发挥城乡之间的比较优势，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基石。

第二，利用城乡之间的比较优势。从农业内部的推力看，一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快速增长，超出了有限耕地的有效承载能力；二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非农产业的外部拉力看，日益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动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城镇地区一般具有更好的职业和工作条件，更好的社会环境，更丰富多彩的物资文化生活条件，这种吸引力通过信息传播和示范效应同样也对农村产生着强大的拉力作用。

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非农化转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城乡之间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进而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这表现为农业向非农业的空间转移，以及农业向非农业、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产业结构转变，当第二产业及人口的聚集程度达到第三产业大规模发展的“门槛条件”后，也将极大地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城镇化在三次产业比较利益的驱动下进一步成长起来(汪虎山、郑红，2010)。

(二) 政府与市场力量的有效协同，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

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在经济转型时期表现为制度创新、公共产品的供应以及通过规划等手段对城市化进程的宏观调控(尹焕三，2010)。市场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在宏观上表现为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要素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而向非农产业集聚，在微观上则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及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面临的失业、养老、医疗等风险，形成了对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化的约束。

从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与人均GDP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即将迎来库兹涅茨拐点(见图 13、图 14)。这标志着在今后的城乡分配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在发挥市场对资源和收益配置作用的过程中应该加强政府政策的调控。

为了达到政府政策与市场力量的协调，综合发挥两者的优势，一方面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城乡资源通畅流动，优化配置城乡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其对资源的调节存在着盲目性、滞后性、趋利性，政府必须运用宏观调控，站在全局的高度，统筹城乡规划，提供市场所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务职能(王晓玲，2005)。

(三)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保障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重心沿着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的顺序逐步转移。当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时，城市服务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产业部门逐步走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高级阶段，这表现为城市服务业由自发发展状态走向第三产业的自觉发展状态，第三产业服务活动专业化的特性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王晓玲，2006)。

第三产业是我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曾芬钮，2003)，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国第三产业新增就业7 740万人，相当于吸收同期7 240万全部新增劳动力以及500万从其他产业转移来的劳动力。可见，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对于城乡就业扩大及其结构优化，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产业的内部构成，特别是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状况及其所占份额，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判断标准。2000—2008年我国第三产业的构成中传统服务业比重不断下降，现代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服务产业一般都占到GDP的70%左右，而我国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还不到35%。服务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关系，而且也成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及高度化程度的直观尺度。因此，我国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总之，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是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将有助于城乡一体化的加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