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八月十七日(1878年10月2日)，崇厚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及《瑷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和《陆路通商章程》等，当“现议条约款目摘要电报”传入国内，一时“朝野骇然”、“众谤沸腾”。清流派群起而攻之，责骂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朝廷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后被定为斩监候，等待秋后处决；并改遣曾纪泽使俄，改议崇约。清流派的努力收到一定效果。
崇厚自称：“厚抵俄，在利代第亚(里瓦几亚)谒俄皇，宣布所负使命，遂与订约。屡次磋商，颇费唇舌，只以我国兵力已疲，库款支绌，边防又不足恃，欲维大局之安危，不得已而勉应之，签字换约。……乃都中清流不知外交棘手，竟有章劾厚事，以不待回折，即行起行使，上意震怒，旋于十二月奉严旨，厚即行革职，交刑部治罪。”①诉说了他的“窘迫”和“无奈”，也宣泄出他对清流派的痛恨。
围绕“中俄伊犁谈判”，清流派所言“皆人所难言，直声震中外”②。为首者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公当国，实为之魁，疏入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鞶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③张之洞、张佩纶尤为李鸿藻所器重，加上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组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本文通过这场“清议”的剖析，对清流派的是非功过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体芳劾奏崇厚“专擅误国”，谓：“朝廷遣使外国，意在安边，失辞不可，专擅尤不可。史册所纪及历届奉使诸臣，未有荒谬误国如崇厚者也”，疏请朝廷“重治其罪，以为人臣专擅误国者戒。”④
张之洞闻知崇厚擅自订约，“不胜愤懑”，于十二月初五日“将此约从违利害缕晰陈之”，痛斥订约之“谬”，列举“十大不可许者”，认为俄人不足为惧，“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请言改议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最关键的是：“武备者，改议宜修，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并呼吁：“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⑤喊杀崇厚之声不绝于耳。朝廷颁旨：“翰林院代奏修撰王仁堪等及庶吉士盛昱所奏各一折，并詹事府代奏洗马张之洞所奏一折，均著交此次会议事件之大学士等一并妥议具奏。”①
十二月初十日廷议，慈禧太后表态，也不赞成崇厚订约：“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翁同龢以为：“谋国之方，以保境息民为大，境不保民不息，则据理与争，但欲用兵必先筹饷，非空言可了。”慈禧问：“纸上谈兵有何实际？”翁答：“西路重兵尚可恃，东三省仅有虚名，北路喀尔喀四部弱极，奈何？”; 恭亲王也主和，说：“旧约不必改。”慈禧说：“崇厚临行时再三嘱以可从者从，不可者拒绝，而竟荒谬如此，如何治罪，一并妥议。”②同日颁布两宫懿旨，将王仁堪、张之洞、宝廷等先后陈奏各折，著一并交亲郡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大学士、六部都察院堂官再行详细妥议具奏，醇亲王亦著一并会议具奏③。十二月十六日再颁谕旨：“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启程回京，情节甚重，仅予革职，不足蔽辜，著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④
清议派的努力有了结果，终将贵为“赏戴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太子少保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的崇厚绳之以法。
英、法、美、德公使见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问，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向总署提出抗议。
十二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再奏，矛头直指洋务派：“窃念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糜耗者数千万。”但结果是“三朝积弱如故，一有俄事，从违莫决，缙绅束手，将帅变色，即号忧国持高论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他希望“自今日始，君臣上下卧薪尝胆，戒鸩毒之安，惕肘腋之患，专心求贤才，破格行赏罚。”⑤
光绪六年正月初三日，两宫太后宣布改遣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改议条约；命令亲郡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大学士、六部都察院堂官，会同议定崇厚罪名。
清流派嫉恶如仇，敢想敢说，言辞激烈，锋芒毕露，开始了新一轮的批驳。
正月初十日，宝廷强调遣使的重要性：“崇厚之约荒谬，即因遣使不慎，一之为甚，断不可再。应令(曾纪泽)来京请训，谋定而往，庶免有误。若但寄谕使臣，俾其商办朝廷深意，使臣未必深知。设复违训越权，诛不胜诛，改不胜改，事同儿戏，必激之使和而后已。”⑥十七日，樊增祥奏请立诛崇厚。正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奏《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及《会议未尽事宜片》，为边防事奏陈廷议未尽之意，共六条：北洋师船宜得人；北路亟宜练边兵边将；蒙古练兵之藩臣宜择将佐；蒙古屯牧生计宜求简要之方；近边兵屯可举行；西路僧兵宜有统率⑦。
在舆论的压力下，二十三日，朝廷宣布照礼亲王世铎等议崇厚罪名，比律定为斩监候，等待秋后处决。
二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再奏：“崇厚既经获罪，所定条约自应作为废纸。惟曾纪泽此次所奉之命，既以另议妥议为辞，自应实有另议妥议之事，既须授方略于请旨之后，必当议方略于请旨之先。此事关系重大，仅使总理衙门议之，不如兼使廷臣议之，而后能集思广益；听廷臣议之，不如兼使疆臣议之，而后可实见施行。”⑧同日又奏《请改致俄国国书词句片》。
判了崇厚死刑，俄人再兴风浪。二月下旬布策对邵友濂说：“贵国若将崇宫保治以死罪，则关系邦交大局与各国公使脸面，明知言之无益，姑看贵国办理如何。”⑨英公使威妥玛晤李鸿章，称清廷如宽免崇厚，英可从旁调停。
黄体芳得知英法两国使臣从中调停，请释崇厚之罪，而南、北洋大臣均以为然，怂恿总署诸臣入告，上奏说：“臣闻之，始而愤，继而幸，终而不能无疑。”认为不宜徇各国之请轻释崇厚，“罪崇厚为俄国之辱，释崇厚独非中国之大辱乎？……忽然赦免，一经宣播，天下臣民必至惊异骇愕，众论哗然。将以九重之震怒为不足畏，国家之刑章为不足凭，草野黎庶，从此皆有玩视朝廷之心，纲纪荡然，何以立国？”①
判定崇厚死罪，外国人觉得不合适，“这个结果在主战派看来，多少是对于那些主张对外强调亲善的人们一个打击；驻京各国的公使，对于企图用外交的惯例去解决国际纠纷的一个外交大臣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愤怒，何况这位使臣是由于交涉失败而不是由于叛国而被定罪的。”②经各国驻华公使积极“从旁调停”，七月初七日清廷“加恩”开释崇厚。
宽释崇厚，清流派义愤填膺，轩然大波又起。
陈宝琛“伏读开释崇厚之旨，不禁失声痛哭”，奏言：“祖宗二百年之刑典，廷臣百数十辈之公论，我皇太后、皇上犹不能主之，而听罪臣挟外交以自固也。……且使天下臣民痛心扼腕，欲伸其忠愤之气”。他知道“然事已至此，朝廷岂能因臣一言收回成命？”但还是“昧死上陈”，恳请“切责枢臣及总署，诸臣以迟延贻误之咎，量予处分，责令戴罪自赎，亟图补救，俾中外臣民咸知咎有攸归，犹可以存国体、系人心于万一。”③
张之洞“语侵枢府”自不用说，他还探知崇厚家属早已知道有奏请开释之信，并延请星士占问，何日可奉恩旨获释，“显系外国人在俄与曾纪泽商有成说后，即有人先用电信报慰崇厚”。据张之洞分析，崇厚办理洋务多年，家道殷实，与各国使臣厚相接纳，故交情甚深，通风报信，不足为怪。担心崇厚里通外国，对改约不利，“观其羽翼如此之广，消息如此之灵，此日难保不胸怀怨怼，将中国虚实输情外国，从中播煽，务使原约不改，更加要求，以掩其前此所办之罪”。张之洞还禀报崇厚居家不是“杜门齚舌，省愆悔罪”，而是“出狱数日，即在各城内外拜客，车马煊赫，贺客盈门，不知谢绝，可谓毫无愧耻，毫无畏栗”④。难以容忍崇厚逍遥法外。
二从清流派言行中可以看出，他们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反对外来侵略。在伊犁交涉事宜中，频频提出主张和建议，他们强硬的外交立场和爱国言行，迫使妥协派的“允约”主张落空，也多少主导或修正了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此时清流“党势既盛”，外交大计，“往往为所劫持”，朝廷高官，特别是办外交的官员，无不为之胆寒。
辜鸿铭曾说：“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⑤曾国藩“主和”，因办理天津教案“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明知欲保和局，“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最终“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⑥
邵友濂随同崇厚出使俄国，京城同年好友为邵饯行，席间蒋缓珊“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⑦在当时，“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⑧视外交为畏途、出使如赴刑场已成常态。
刘坤一致郭嵩焘的信中说：“至于通古今之变，详求西法以臻富强，非唯限于学识，似亦有为时所囿者。正拟再渎清神，仰求方略，乃为公私所困，遂致因循”。刘坤一抱怨办洋务，不是“为时所囿”，就是“为公私所困”，即囿于士大夫的攻讦，或被公私舆论所困，不能施展抱负，乃至“瞬及两年，所有吏治、民风以及营务、盐务，迄无起色。”①由于备受清议掣肘，办事往往不成。
李鸿章对周福陔直言：“俄事之坏，自去腊宝、张诸君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果孰为之耶？至于我辈受其訾謷，更无足怪。”②把俄欲启衅的责任推向宝廷和张之洞等清流。
李鸿章致函曾纪泽，诉说朝廷内部的“危状”：“目下禧圣肝疾未愈，月余不能临朝；安圣敷衍其事，不甚作主。沈相因保荐崇公使俄，致丛众谤，懊恼成疾，已请假一月。枢府祗高阳秉笔，洋务甚为隔膜，时局亦大可虞”。慈禧太后肝病复发；慈安太后本不秉朝纲，只是敷衍；沈桂芬委曲调停，懊恼成疾；李鸿藻不谙洋务，处置棘手。多重不利因素汇集成堆，给时局蒙上一层阴影。李鸿章无奈地说：“总署与王大臣议驳条约太多，……是明知其万做不到，姑为此论，以谢清议，而免众责耳。”③另一信函内叹道：“政府畏清议实甚，明知其难，又不能不为细驳。……此次使俄为第一难事，我公生平磨难险阻，亦以此为第一难处之境，置身家于度外。”④中俄伊犁谈判使枢府大员身心疲惫，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慈安太后为“国事积劳致疾”，于1881年相继离世，都未能看到改约事成，
朝廷上下皆畏惧清议，显然清议派有稳扎稳打的优势所在，正是这股强势舆论的作用，纠正了妥协派“允约”谬误，派曾纪泽赴俄改约。
最终清政府批准《中俄改订条约》。《中俄改订条约》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曾纪泽在中俄谈判中取得了某些成果，中国的损失减少了一些，争回了前约划失的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但仍划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以东地区，仍保留了《里瓦几亚条约》内的许多条款，所以《中俄改订条约》仍是一个破坏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为祖国争回了一部分权益，这在晚清外交史上尚属罕见。
三清流派主战，却忽略了对国际局势和国内实情的思虑。
奕訢、李鸿章等人的奏折中，常有“环顾大局”、“于大局有所裨益”、“关系国家大局”等词。顾全“大局”，首先要以祖国疆土、民族利益为重；再者要充分了解国内外形势，在“攘夷”与“和戎”的关系上作出恰当的分析和抉择。主战、主和针锋相对，清流人士中懂得洋务和外交的不多，更无实践，不妨看看几位外交实践者是如何看待“大局”的。
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说：“查伊犁等处分界，关系回疆全局，若任俄人侵占要隘，是名为收还伊犁，而准部与回疆形格势禁，反不如不收还之为愈。”⑤收回伊犁的代价实在太大，反不如不收回，顾虑是“万一事之不可收拾”，“区区身家固不足惜，如国事何？”⑥
李鸿章赞同奕訢的意见，十月初二日奏称，俄国“上下视伊犁为奇货，藉端要挟，不餍其欲壑不止；俄人阴鸷狡诈，虽英德等国皆视为劲敌，而惮与共事”。出使大臣只有“沉毅坚忍，置得失荣辱于度外，又必统筹全局，相机应付，以全力与之蹉磨，乃不至堕其术中”。同意总理衙门原奏“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之为愈。”⑦李鸿章最担心是引发“不测之祸”，“都下众谤沸腾，恐有不测之祸。此事始谋不慎，地山又允许太易，若竟废约，后患良多。”⑧“后患”不仅仅来自俄方，日英等国无不乘人之危，图谋不轨。“日本探听伊犁消息，以为诎伸进止，若闻俄事不谐，或且伺隙而动，即英德各国①修约，恐亦因而生心。……只能随宜设法，徐图补救。并宜稍示含容，免使他国闻之，长其效尤之计。”②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兼管北洋海军，特别警惕日本的军事动向，认为海防不坚固是心腹大患。他以“大局”为重，“自去秋议俄事后，鄙人不敢轻言战伐，非为津沽自全计，乃为大局安危计。听者不察，乃訾敝处独不言战，岂知各省如与强敌决胜负，敝军虽单，或可多支时日。与不知兵者谈兵，无怪是非颠倒耳。”③李鸿章比常人看得深远，顾虑也广泛。
他的另一“担心”则来自左宗棠。左了解边情，认为“我索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④左宗棠反对崇约，主战，并做好战备，“进剿之军固宜简练，留后之军亦宜一律精强，方能确操胜算。该提督老于戎行，仰即严密准备，静候调派。”⑤李知左“必不以界务为然，但欲进驻哈密，恫喝俄人，使其酌议减改”，李认为“此万做不到之事”，因为“其所恃者刘、张两军，毅斋近状如此，张朗斋亦屡以久役乞假，军心不固，外强中干，设与俄议决裂，深为可虑”。李致函总署，请奕訢主持大计，“勿为浮言所摇惑，斯全局之幸也”⑥。这决非恭、李都主和，李因保崇厚而举恭主持大计，而正是李鸿章的“顾全大局”。李鸿章对曾纪泽说：“左公意在主战，未免不知彼己，不顾后艰。”⑦担心改订崇约的艰难是，“误在遣使之日一错难追，歃血未寒，盟书又弃，其何以示大信于天下？”⑧既要不开衅端，又要与主战派“共济时艰”，所以不能不“深谋远虑”。
郭嵩焘通晓外交，在崇厚签约前，就主张尽快解决伊犁问题，曾对李鸿章说：“伊犁一城宜与俄人定约，以垂久远。……与其含胡悬宕以生其戒心，莫如明与定约，画疆分界，可保数十年之安。”⑨崇厚签约，“不独为辱而已，且至贻祸无穷”。郭嵩焘以和为贵，认为所定条约，“斟酌可与者毅然与之，以一身为天下任谤，而所保全绝大”，“伊犁地方应暂听俄兵驻扎，从缓计议。”⑩再者从国际大局着眼，“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认为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定议崇厚罪名，也“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 ⑪。缓索伊犁，为了废除崇约；不杀崇厚，以防俄人启衅搆兵，实是迫不得已的计议。
郭嵩焘因办理洋务而屡遭诟谤，十分痛恨不懂洋务而高谈阔论、只求一战者，“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不相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然而“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 ⑫，“衅端一开，搆难将至无穷。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情见势绌，较道光、咸丰时，气象又当远逊。” ⑬中外战争，“皆由疆臣措置失宜，以致贻患日深，积久而益穷于为计。”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冀幸多得一人通晓洋务，即少生一衅端。……宋、明之季之议论，在当时已为不揣情势，施之今日，尤为不伦。诚当引以为鉴戒，不当反据以相崇奖，误国贻羞而不知悟也。”⑭
对于清议，郭嵩焘嗤之以鼻：“地山(崇厚)贸焉任之，士大夫贸焉讥之，其谬同也”，认为两者皆荒谬绝伦，甚至指责左宗棠的主战也不可取，“左相既欲取还伊犁以为功，又不乐居赎取之名，乃以诿之朝廷，而不复考求情势之当否、事理之顺逆，方且侈然主战，用其骄溢之气鼓动一时议论，以攘取天下之大名。朝廷亦遂深恃之，以为砥柱西土有余也。窃虑俄兵一动，喀什噶尔三面当兵，左军已不能支，遑论其他？一念务名之私，贻害天下国家，泰然不以为悔，以是为忠，吾决不取。”①此是郭氏函致曾国荃的私下语，当时“言者集矢合肥伯相，而歌诵左相弗衰”，若将郭氏言论公布于众，不知会遭到多少清流激烈言辞的抨击。
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必须对国内外局势有较深的了解，必须全盘考虑各方利益的所在和力量的对比，在符合国内外实情的基础上决定策略，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重。近代外交屡屡失败，与国家贫弱不无关系。主和派的主张，是冷静地考虑了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中国正处于弱势，立足于“不开衅端”，免遭更大的不幸。正是谙练洋务、顾全大局而又有远见者，才能高瞻远瞩。李鸿章说的“不可专顾一时，致误全局”②，正是此理。
再者，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顾全“大局”与崇厚“欲维大局之安危，不得已而勉应之，签字换约”有本质的不同。谈判时，崇厚非但没有利用我国收复新疆失地的有利形势，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力争尽快收回伊犁，反而被俄方的花言巧语所欺骗，感到俄“尚无图利之心”，也“无因利多索之心”，昏庸妥协，堕入俄方的陷阱。回国后，于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路过保定，十八日遇李鸿章，李面询底细，崇厚说：“今幸一了百了，已订之约若再议更改，彼必不允；若届期不与互换，于俄人本意正合，而后患实不可思议”③，崇厚害怕更改所议条约会后患无穷，却不考虑自己因签约而造成的恶果，也不想方设法挽回损失，他所谓的“欲维大局之安危”，是在为自己的昏庸妥协和辱命误国辩解。
应该指出，奕訢、李鸿章等人遇到对外交涉，大多执行媚外求和的外交方针，畏惧开衅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这正是清流攻击的主要目标。
四与侈谈维护天朝威严、讨伐“俄夷”的清流派不同，左宗棠的主战是与他的积极添置军械、训练兵勇、筹集军饷等切实行动密切结合起来的，是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左宗棠是坚强的抵抗派和富有实战经验的西征统帅，左宗棠的战备优势，在曾纪泽赴俄重新谈判时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萧一山说清流派是“书生空论，全系纸上谈兵”，与左宗棠的主张，“似是而实不同，未可混而为一”。左宗棠以“军事为外交之后盾”④，严阵以待，主战才有底气。清流派的爱国初衷应肯定，但不能仅凭激情孤注一掷，不顾国际局势和国内实情，这样的主战，实际是没有远见的盲动。
丁日昌不满清议，曾上书曰：“自古以来，往往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倡百和，亦足荧听闻而扰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⑤说出了心中的委屈和痛恨，李慈铭称丁日昌的奏言“最有见地。”⑥
杨商农与曾纪泽“至好，但不甚以洋务为然”，希望曾纪泽向“清议”妥协。曾纪泽复函评议“清议之流”的三种形态：“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娼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⑦三种形态，除了斥为“泥古者”、“识不足”、“腐儒之科”、“钻营不得”等外，无一是者。
主和派遭受厚谤，在晚清习以为常。裘毓麐说：“读近世中国外交史，及薛、曾、郭三星使之书牍，未尝不太息痛恨于书生之误国也。”认为“实数十年来外交失败之原因”，是“党势既盛，遇事则挟其鸱张虚矫之气，以鼓动多数无识之徒，为之后盾，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①不务实而在一旁放言高论，却无真知灼见，更不知务实经世者的艰辛。务实虽失败，仍有经验教训可寻，还可以史为鉴，为后者扫平道路，反败为胜。
五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清流与洋务对峙，围绕洋务，清流派没少指斥。
张之洞把矛头直指李鸿章：“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而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②又抨击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之计，致令慈安皇太后深宫旰食，慈禧皇太后扶病临朝，何以为心？何以为颜？如果欲释崇厚，则必南、北洋大臣立加严谴，仍责令戴罪急修水陆防务。”③此时清流派思想保守，对洋务派的举措持否定态度，但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张之洞为边防事奏陈廷议未尽之意，共六条，第一条说“至于教练海战，实是西人所长，闻赫德愿觅西士助我教练海防，其说未尝不可酌采，但须权操自我耳。”④
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为的是“自强求富”。曾国藩于1861年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次年，李鸿章设立“上海洋炮局”，仿制子弹、火药。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相继建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专业修造轮船。1867年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制造局。洋务派为的是“渐图自强”，用奕訢的话说：“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⑤清流派指责洋务派“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糜耗者数千万”，结果是“三朝积弱如故”等等，却不知洋务派创导“借法自强”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⑥，“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⑦王尔敏说：“所谓足以纲纪一代思潮而构成一代主流之核心者，实为富强思想。近代中国一切学说思想之发轫与移植，均可辗转归其启念于图强求富之原动机。”⑧办洋务是奕訢等人的“长久之策”，中国富强了，才有能力与列强竞争。
六清流派“尊王攘夷”，符合朝野上下多数人的愿望，朝廷容忍清流，还有深层用意。
慈禧太后、恭亲王等皇亲贵胄，都希望清王朝基业不倒，都想集权于满洲贵族。但要统治偌大的国家不易，必须起用汉族官员掌治地方，特别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部分湘军、淮军首领乘势崛起，成为手握实权的封疆大臣。李鸿章等人成为洋务派要员，更有“内轻外重”的危险，必须利用各种手段牵制其权势。
此时满汉矛盾尖锐，满族高层间的相互猜忌和斗争也从未停息过。慈禧太后为了平息派系斗争或利用派系斗争，采取牵制、遏制等手段，打击或培养某派势力。慈禧太后主政晚清近半个世纪，娴熟权术之道，有意提倡疏通言路，以纳谏图治之名，鼓励官宦畅言，往往利用“清议”为公众舆论，起到监督防范作用；可以一党派排挤、打击另一党派，或以一集团掣肘、削弱另一集团。这种措施行之有效，慈禧太后可以利用派系斗争的胜负，调整、增强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以达到进一步为其效力的目的。
晚清，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蜕变和转型，处“数千年一大变局”时期。社会的巨变也给各阶层人士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已经掌握部分权力的官员抓住时机，通过办洋务等活动积极发展自己的权势；对于无权势的士人而言，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通过鸣放、辩驳，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从而引起朝廷的重视，期盼早日跻于高层。以往人微言轻的清流人士，在这场斗争中齐上阵，共战斗，大显身手，脱颖而出，组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综上所述，中俄伊犁交涉中，清政府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并惩治崇厚，派曾纪泽改约，是由多方面的努力而促成的。内患频仍、外敌侵凌的紧要时刻，清流派频频提出建议，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他们的民族气节是应该肯定的。清流派强硬的外交立场，不断抨击媚外求和，坚定改约主张，迫使妥协派改变主意，也多少主导或修正了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中俄伊犁谈判问题，是对朝廷官员及士大夫的一次考验，曾纪泽改约事成，离不开清流派的坚持和推动。清流派施展抱负，引起朝廷的重视，一时间声名鹊起，改变了他们在清廷中人微言轻的局面，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声望。
但是，时代的局限和自身的不足也充分暴露出来。清流派人士都是科举出身，对传统文化钻研很深，对国际形势也稍有所闻，但“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他们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上”①。“以夏变夷”的观念还是存在，显然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认识不足，不能适应“巨变”的时代需求，纵然“大声疾呼”，也不能真正挽救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