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于1990年12月18日至19日夜间辞世。次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即发表社论，称其为“在社会主义对20世纪英国政治理论舞台进行长期统治之后使保守主义重新恢复生机的主要人物”。《卫报》则认为他“也许是本世纪最独特的学院派政治哲学家”。美国《纽约时代》也在同一天发表评论，称他是“右派中有影响的一个学术权威”。
在审视现代性问题时，欧克肖特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全体。他认为，回顾四百年的欧洲思想史，其间虽曾出现各种迥异的观念体系，但总体基调却是相近的——一种理性主义的气质。并且，他将这一结论引向更深的层次，以一种全新的知识论视野来审视这一问题。在区分了两种知识形态后，欧克肖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问题的产生并不应归咎于自唯理论开始的对“理性”的过度张扬，而是与现代早期的整个人类的知识状态有关。在他看来，“实践知识”——他所主张的另一种更为根本的知识形态——的缺席才是“理性主义”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的根源。可以说，对实践知识的重新发掘是欧克肖特批判现代性的一个主要角度。以此起步，他进而分析道，政治领域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对立，亦是传统窄化的知识定义的表现之一。本文拟从欧克肖特对“现代性”问题的一般概括入手，结合其所理解的“现代性”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勾勒出其认识论的全貌，并试图阐明其将“知识论”和“现代性”问题勾连起来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欧克肖特所理解的欧洲现代性西方的“现代”始于文艺复兴，欧洲社会自此开始的巨变，一方面使其摆脱了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大一统的观念体系，形成以个体性为主导的认识论和伦理道德，并逐步发展成价值与权利百家争鸣的多元社会；另一方面，却也将个体剥离出传统的共同体。欧洲现代性的困境也因此产生。从那时起，欧洲的政治哲学家们无不殚精竭虑，思索如何为这一动荡的社会寻求一个稳定的根基，进而把握人类政治和道德社会的脉搏，从自然法、人民主权、公意到功利原则、分配之正义原则，各种理论风起云涌，各种主义争奇斗艳。这些原则是否真正可以代表政治的真理，并为人类政治发展指明方向？欧克肖特的回答是，欧洲现代性呈现出一种动荡不安、永无止境的特点，而也正因此，试图建立现代性的正当性根基将归于无效。欧克肖特在其论著中，不再试图确立政治与伦理的宏大叙事，也不留恋于为经验整体做出某种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他所要做的，便是通过展现欧洲思想样式的特征和谱系来揭示现代性的真实面貌，即“理性主义”。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将理性主义者的一般特征概括为：思想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不服从任何权威，因而它是权威、偏见、传统的敌人；它不是排斥经验，而是时刻准备将经验划归于条框之下；对永恒的急切渴望和面对短暂、局部东西时的不安。
虽然政治本是布满偶然和短暂的东西，但“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①，并且除宗教以外，理性主义最明显的胜利就体现在政治上。因为他们相信开放的、不受偏见、残余以及习惯束缚的心灵，他们坚信人类理性是政治的最好指南。并且，熟悉感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价值，修补、纠正远不如推倒重来来得有成就感。正如伏尔泰所说的，要有好的法律的唯一方法是将一切现存的法律烧掉，重新开始。
那么，何谓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欧克肖特认为，它首先表现为理性的政治，相信不受阻碍的人类“理性”(只要它能被运用)，就是政治活动绝对可靠的指南。其次，这又是一种感知需要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felt need)：政治活动被消解为一连串的危机以及危机的解决，因而将政治划归为工程(the politics of the engineer)，这可称为理性主义的神话。再次，理性主义的政治是完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erfection)和齐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uniformity)，而此两者又紧密相连。对理性主义者而言，政治问题总能被理性地解决，并且该种解决总是完美，因为在他们的框架中，没有特定情境中的最佳，只有最佳。并且，完美的解决导致齐一的政治。任何一种特殊事件的理性解决，在应用时总是有普遍性的，因而，政治活动被认为是把统一的完美条件强加于人类行为。纵观欧洲政治演变史，我们看到的是一整部政治屈从于理性主义的历史，行为传统变成了意识形态，修补政治被替代成从头再来，原生态政治成为计划政治。
总而言之，在欧克肖特看来，由于理性主义的政治是感知需要的政治，这种需要不由真正具体的关于持久利益和社会运动方向的知识来证明，而是由“理性”来解释，根据意识形态的技术来满足，因而，它们是本本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book)。
自16世纪起，欧洲社会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将封建帝王、贵族抛入历史的尘埃。然而当新兴贵族处于一个行使政治主动权的权威上时，却发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些阶级在掌权之前皆未受过政治教育，因而每一个都需要抄本(crib②)以取代政治行为习惯，于是马基雅维里似的人物就应运而生了。他们为帝王提供按部就班的抄本，提供一种因欠缺政治教育而进行的政治训练。的确，有书非常必要，帝王们相信拿着它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但就像个临时替代大厨的自大的帮厨，尽管通读美食烹饪书，这些书本也最多使他们的头脑中产生某些想法，却没有在他们的嘴里产生味觉。因而，理性主义政治又是无政治经验的人的政治。
在概述了理性主义的基本面貌之后，欧克肖特并未就此止步，他进而着手分析现代性问题产生的知识论根基，并提出了两种知识的普遍性这一观点。
二 欧克肖特的知识观“理性主义那平静的湖泊在我们面前展现……它的水来自许多可见的源流，然而，在其深处，流动着一个隐藏的源泉……这源泉就是关于人类知识的学说。”③欧克肖特认为，包括科学、艺术、实践等在内的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包含知识。
众所周知，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将知识分为三种：episteme(理论知识)、phronesis(实践知识)以及techne(技艺)。而反观整个哲学史，在传统认识论上起主导作用的是episteme，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强劲的理论知识传统。按照瑞典哲学家莫朗德(B.Molander)的概括，理论的知识传统有五个基本特点：1.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即认为知识是异于主体的客体的知识；2.知识及其应用分离的观点，即认为人可以有知识但不知道如何运用它；3.主张知识是对实在的反映或摹写；4.主张知识可以用文字和数学语言来表达；5.对永恒的东西的渴望，即认为一种知识越是永恒、越是普遍，就越好、越有价值。这五个方面代表了以往主流对知识定义的看法。①欧克肖特将这一传统概括成为，追求一种“技术的至上性”，即只承认技术知识。简要地说，这类知识被精确地制定为规则，它可以从书本上学，可以在函授课程中学，而且，它大部分可以被死记硬背，可以被机械运用，三段论的逻辑就是这种技术。
而实际上，欧克肖特认为，任何行动都必然包含两种知识，并且他更为推重另一种，即“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在欧克肖特看来，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的不同可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知识的表达上看，与技术知识相比，它只存在于运用之中，不能被限定为规则。我们不妨回想我们是如何学会游泳和骑车的，在实际操练之前即便学再多的理论，也总没有边练习边结合讲解来得有效。或者再重提一下那个可怜的帮厨，记熟了大厨的菜谱又如何，产生视觉却并不能使之产生味觉。其二，从知识的形态上来看，技术知识由于以各种制定的原则、指示、建议等的形式出现，貌似拥有确定的、精确的外表；而实践知识，由于它以实践的方式出现，这就给了它不精确、近于意见而非真理的外表。其三，在两者的习得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技术知识可以通过教学过程来获得，比如刚开始学习数学公式的时候；而实践知识，既不能教也不能学，而只能通过传授(imparted)的方式习得。换句话说，获得它的唯一方式便是通过与一个不断实践它的人持续接触，像徒弟跟着师傅学艺(apprenticeship)那般。举例而言，一位棋手在与大家的接触过程中，耳濡目染，他所获得的不仅是技术，还有那位大家下棋的风格及对棋局的洞见，换言之，一种鉴别力(connoisseurship)。而这种鉴别力作为一种最精深的默会知识，是断然无法付诸纸笔的，更谈不上教学了。
此两种知识是可区分但却不可分割的知识，它们是构成具体人类活动的孪生组成部分。一个好厨师的知识决不会只反映于他写的烹饪书中，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于一身，才构成了完整的烹饪技能。同样，在科学活动中，科学发现只是科学家走出自己的领域时唯一能带出来示人的东西，而科学家本身的实验技能、个人素养等却是他成功的要件。就宗教而言，教义、教规无非是教会产生之后出于扩大和团结信众的目的而设立的，而信仰行为本身才真正使得信教者与众不同，只知教义教规而不真心向神，即便将规条烂熟于心，也算不上是个虔诚的教徒。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政治活动中既是技术的又是实践的。正如《庄子》中“轮扁斫轮”的故事中，斫轮时“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正是对实践活动所蕴含的知识的精辟刻画。②因此，没有什么地方能把这两种知识彼此同一，相互替代。
由此可见，理性主义者完全不承认实践知识的存在，认为只有技术知识才是知识唯一合法的形式，显然是犯了将部分误识为整体的错误。欧克肖特说“理性的至上性，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意味着技术的至上性。”③可谓一语中的。但理性主义者的错误并不仅限于此，欧克肖特进一步指出，技术和确定性对于他们而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理性主义者专注于确定性，而技术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从纯粹无知中产生，以确定和完全的知识形态为终结。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错觉。没有什么东西能传授给一个空空如也的头脑，能被传授的东西靠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养育；并且，真正把人的心智还原到“白板”状态是不可能的，社会中的人有各自的起点。我们不妨来回想下烹饪的例子，对一个对烹饪一无所知的人而言，一些食用原料和一本烹饪书是无法成就一顿佳肴的。烹饪书不是一个独立的烹饪活动可以由此开始的起点，它只是某人烹饪知识的抽象。这本书可以帮助新手做一顿饭，但如果它是他的唯一指导，他实际上永远无法开始：书只对那些已经知道可以从书中得到什么，因而知道如何解释他的人说话。同样，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参与游戏的经历的人而言，在游戏之前灌输其规则无异于天方夜谭。因而，技术知识绝不是自我完备的，它产生于人类的错觉，进而，由自全性归给的确定性也成了一种错觉。至此，欧克肖特，不仅照见了理性主义者的粗鄙，也击碎了他们技术至上的迷梦。
三 两种知识的普遍性——以政治为例其实借帕斯卡之口，欧克肖特已经揭示了另一种知识的特征：默会的，自然的，未加修饰的(tacit, naturally, et sans art)。作为一名刺猬型的学者，欧克肖特的目标始终是一致而又连续的，在提出两种知识观的基础上，欧克肖特将其一以贯之，以对举的方式给出了两种知识在人类各领域的表现，如政治、教育和道德领域等。并且，在他的思考中，始终有两条一本一末并行的线索在同时展开。本文以政治领域为例作出分析。
在政治领域，欧克肖特提出了“意识形态”和“传统”这对概念。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政治等同于意识形态为先导的经验活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给一个社会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达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同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
而在欧克肖特看来，政治活动“既不起自当下欲望①，也不源于一般原理，而肇始于活生生的行为传统自身。”那么何谓“传统”？欧克肖特认为，传统是个难以捉摸的东西，并且，似乎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它既不是凝固不变的，又非已然终结的；它没有一个可资依靠的不变中心以助理解；它没有明确的最高目的，可以察觉的不变方向，也没有可以模仿的典范，可以认清的观念，可以遵循的规则。”然而，尽管它是微妙难解的，但却不是不能辨识的。它之所以成为知识可能的对象，是因为它的所有部分不是同时变化的，它的变化遵循“延续”的原则：这种延续性可以从过去、现在、未来中体认；所以，尽管它是变化的，但又不是整体变动，因而具有稳定性。尽管它是稳定的，但整体上却从来不是静止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但没有什么是任意的。它的知识不可避免是细节的：只知要点，就是什么也不知。因而，它不是抽象的观念、一套技艺，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具体的体现在生活中的连贯的生活样式。②
然而，对理性主义者而言，没什么东西只是因为它存在就有价值，并且他们很容易将习俗和传统等同于僵化不变；在他们的字典里，只有创造和重建，而没有接受和改良，因而，他们更乐于抽掉传统，以自大的理性重建一切人类大厦。但在欧克肖特眼中，传统是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得去承担的负担或者一个得扔掉的累赘，而是待享有的财产。“某种程度的破旧是和一切真正的方便结合在一起的。”③因此，在政治活动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具有延续性的。“政治活动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梦想，或者一个一般原理，而是一个暗示。”④政治活动应采取的形式，便是通过探讨和追求在这些传统中暗示的东西并对其进行修正。现有的安排，包括习俗、法律等本身构成了一种尚未完全出现的同情，相关的政治推理就是有说服力地揭示一种已经在场，但尚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同情，并且，让人们相信，现在承认它正当其时。因而，对于欧克肖特而言，政治不是一个论证(argument)而是一种对话(conversation)。
而像类似“1789年原则”、“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说出具体形势是什么，它们不是预先策划的有待追求的规划，而是从人们惯常从事参加他们社会的安排样式中抽象出来的观念体系。比如，“自由”，像科学假设一样，它是已经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中暗示了的东西。我们享有的自由是已经成为某种安排程序的东西，并不反映于人身保护法之中；又比如，妇女被给予选举权，并不是因为正义、抽象的自然权利，而是因为经验中，在所有或大多数别的重要方面，她们已经被给予政治权利了。因而，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能被视为预先存在的决定行为的原因，“行为从来不由这种类型的信念所引起”①。并且，意识形态并不先于政治活动而存在。“它根本不是政治活动半神圣的父亲，而是它尘世的继子。”②理性的真理孕育于传统之中，并且前者只是后者肤表的节略罢了。
当然，对欧克肖特而言，意识形态也并非完全没有益处。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形态对传统的缩写是有价值的。比如，政治教育过程中，缩写能使传统的轮廓鲜明，并且可能会揭示在传统中的重要讯息，换言之，意识形态应当被视为一种有助于探索政治传统暗示的技术手段，但绝不能以此安排社会。
综上所述，与传统相关的政治不是自觉的意识形态选择。欧克肖特以形象的语言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政治不是直达目标的行动，而是一种探索过程。“在政治活动中，人们就像是航行于浩瀚无垠、深邃无边的大海。这里既无港湾可以避难，也无泊锚之地；既无起点，亦无终点。一切只求平稳地漂浮着，这海不但是朋友，而且也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样式这一资源化敌为友。”③
四 欧克肖特思想的启示虽然欧克肖特本身是个很难被简单定性的学者，但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无论从抽象的理论层面还是从史论结合的现实层面，他已然融入了复兴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洪流中。
首先，他的知识论以其独特的立场激活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phronesis)传统。正如上文所述，亚氏曾将知识分为三类，虽然他根本上认为理论的活动要高于实践的活动，沉思的生活要高于道德的、政治的生活，然而，亚氏却并不否认实践智慧的重要性。他认为，与理论知识把握普遍必然的真理不同，在实践领域中，人们不仅需要了解一般原理，还需要知道在具体的场景中如何运用它们的智慧。在他的体系中，属于phronesis的有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者都以追求善的生活为目的，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知识。因而，研究伦理学不是为了建立一整套规范体系，而是指向善的行动和美德；同样，政治实践的目标也不是致知而是行动。④而欧克肖特对政治领域的分析，便彰显了实践知识的普遍性。他指出后者在表达方式上与传统知识界定的诸多不同，从而揭示出以往知识定义的缺陷。他张举一种内在于行动的知识，以对抗苏格拉底所说的“那些我们知道的我们必须能够加以言说”的窄化的表象论的知识定义，恢复实践知识本应有的地位。同时，他将伦理学拉离哲学领域而归之于实践领域的努力，也表达了他对亚氏传统的体认。
与之相关，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便是欧克肖特对“理性”(reason)的界定，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文的某一注解中，他曾提醒我们注意，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理性”这个词的变化：理性主义者诉诸的“理性”并不属于胡克的理性(斯多葛哲学和阿奎那的传统)，而指的是一种计算的能力，借此，人们从一事推断出另一事，并且找到发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而这些既定目标本身却是不受理性批判的，凭借这种能力，世界被视为一个能被揭示的机器。很明显，他对这样的“理性”界定是颇有微词的。那么，他所理解的“理性”在整个人类活动的图谱中究竟应处于什么位置？在与波普尔的通信中，他提到，在旗帜鲜明地反对理性主义时，他当然不是在反对理智(reason)。事实上，理性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完全地不理性，它试图赋予人们一种上帝般俯瞰人间并赋予人间以一种模式的心智能力。虽然他不否认理性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强调，理性并不是将人们联结起来的唯一纽带，不是因为人们有时是非理性的，而是因为另有一些更强有力的将人们联结起来的东西，比如一种共同的文明、共同的行为习惯。两者都是不是理性的，都不取决于争论，也都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东西能适用于所有的人。因而，欧克肖特认为，他所主张的谈话的政治(politics of conversation)实际是与波普尔所推重的争论的政治(politics of argument)相对立的。并且，一个人的道德生活并不全部是由实行一堆理性的行为而组成的；它是由依靠待定行为习惯的生活所组成的——这些行为习惯可能会被作为割裂开来的行动来加以分析，但除了在少数情况下，不会作为割裂开来的行动表现出来。并且，他认为，“实践总是超出理性的认知范围；实践决定了它本身的连贯性，理性跟随实践并且附属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习惯，无论是智慧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都形成了我们当前的品质和行动。”①在该信的末尾，欧克肖特给出了他对理性作用的界定，理性在政治和生活中的地位不是要取代行为习惯的地位，而是要扮演行为习惯的批判者，使它们同迷信等分开。真正的理性主义者试图去做的，可以说是去写作一部仅仅由文学批评所组成的文学作品。
在现实层面，当谈及政治，欧克肖特也提醒我们另一个更为久远的思想传统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政治作为人生存的一种样式，有着更为宽泛的定义。政治于是被视为公民的一种现实的生存方式，只有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人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城邦斗士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天生是一种城邦的动物。”③然而，如上所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无疑已经被狭隘化、特定化了，政治成了包括政治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在内的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而政治实践与生活世界脱节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人们对政治理念的态度和运用方式产生了变化，更深层次地，便是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侵入人类理智领域的结果。以欧克肖特的哲学体系观之，这一对政治的窄化理解的原因在于，对“非政治”的价值的忽略。政治只是人类整体活动与经验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抽象的形式，进而言之，政治活动是浮浅的、是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表层”(surface)进行的。如欧克肖特所说，一个政治体系主要是保护与间或修正既定的法律与社会秩序，它不是不解自明的，它隶属一个社会整体，而这个社会整体是被习惯与传统等所决定的，这些决定性的条件没有一项是由政治活动所创造。因而，政治活动的目的与意义超出自身之外，非由自身所决定。简言之，政治不是自主性的，而是受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习惯、风尚、成规等文化因素所引导。一个社会的公民的教养程度，以及文学、艺术与哲学之创造力的丰沛或贫瘠，往往决定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不注重人文教育与教养，任由功利性的价值凌驾于“非实用性”的价值之上，并且缺乏丰沛且有生命力的文化创造，那么是难以孕育出良好的政治传统的。欧克肖特的这种政治观点提醒我们，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虽然可促进民主的活力，但这并非唯一的途径，许多“非政治性的”价值，譬如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自在自得的生活风格、自尊自重的道德作为等等，以及其他非功利的文化创造，才能造就文明的民主社会。
综上所述，欧克肖特“现代性”批判的矛头直指欧洲四百年思想史所体现出的一种“理性主义”的气质，究其根本，则源于传统对“知识”的定义只强调“技术知识”，而忽略了“实践知识”这另一重要的知识形态。欧克肖特所要做的，便是在知识论层面上张举并恢复后者应有的地位，同时，在政治实践领域，维护“传统”的价值以对抗“意识形态”。可以说，他的这一努力为具有厚实底蕴的广义知识论的建立作出了特有贡献，并同“默会知识论”一起汇入到复兴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