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集会，宣布成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提出了对国际局势已经出现两个对立的阵营的著名判断。日丹诺夫报告被认为是与杜鲁门主义相对应的苏联的冷战宣言，而共产党情报局则成为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对抗的大本营和司令部。随后，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便开始流传关于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成立的消息。但一阵喧嚣过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东方情报局的影子。于是，这个神话就自然消失了。时至今日，在研究冷战起源(包括亚洲冷战起源)的诸多论著中，也几乎没有学者关注是否存在一个东方情报局的问题^①。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中俄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②。其实，所谓的东方情报局最后并未成立，但中国共产党在1950—1960年代的确承担了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那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亚洲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中共对待东方情报局持什么态度？东方情报局为何最终没有建立？归根结底，亚洲革命的领导权是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解开东方情报局这个历史之谜。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不久，关于东方情报局的传言便出现了。1947年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消息：“11月20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伪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该报还评论说，建立远东情报局被看作是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欧洲情报局之后合乎逻辑的一步。这一消息瞬间就出现在了巴黎和伦敦的报纸上，并引起了正在努力恢复对其原有亚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国、英国的疑虑和恐慌^①。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继续报道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2)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3)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苏联情报人员认为，国民党分子借此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了巨大的造谣攻击运动，把这次会议和情报局的建立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②。

不过，这些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人们传说中的东方情报局根本就没有出现。的确，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原本就不存在关于在亚洲也建立一个共产党国际组织的设想。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会把亚洲革命运动看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此外，苏联的外交重点始终在欧洲，斯大林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过多地关注亚洲。这一特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就显现出来。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会议，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及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③。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1947年夏天至1948年春天，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先后否决了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提出的关于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对于丹麦和挪威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北欧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想法持极大怀疑态度，严厉批评了联共(布)驻世界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切乔特金娜关于建立东南亚共产党联合组织的报告(报告人被撤职)，拒绝了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伊拉克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④。不仅如此，大量的研究表明，1948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并未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斯大林甚至不愿关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多年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革命斗争^⑤。实际情况正如俄国学者艾菲莫娃查阅了大量苏共中央档案后做出的结论：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后，如果说在苏联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材料中的斗争性在增长，那么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秘密报告中则看不到这种斗争性。这些秘密报告既没有突出斗争性，也没有强调武装斗争，从中也不能发现苏联领导人号召亚洲共产党人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暗示。在1948年春季之前，苏联共产党同所有东南亚共产主义活动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尽力不卷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斗争。尽管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特别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包括诸如输送武器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甚至不愿同东南亚共产党保持正常的关系^①。有研究表明，有关越南情况的最初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②。

不过，莫斯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非常重视，甚至有意在远东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一份提交联共(布)中央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给予了极大关注。在1947年10月12—16日期间，解放区所有的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满洲地区的《哈尔滨日报》、《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刊登了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消息、公告和宣言。10月14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满洲地区其他出版物转载了《真理报》10月10日祝贺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10月16日，解放区的所有广播站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新华社有关这一消息的国际述评。10月20日，解放区各报刊发表了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编写的《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宣传材料。10月26日，满洲地区民主刊物又刊登中共东北局根据会议宣言和报告编写的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报告认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革命，并促使中共中央提出了“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公开的政治目标。然而，该报告在结论中指出：中共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打击。“显然，这是因为中共本身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上所阐述的那样”^③。报告所说仇恨共产党的国民党分子造谣惑众，英法政府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感到恐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认为毛泽东当时就想建立东方情报局这样的国际组织，未免言过其实。1947年底国共内战的局面刚刚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方面转化，毛泽东的那个讲话不过是希望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东风鼓舞士气而已。不过，一年以后，当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确实想起了东方情报局。

1948年7月毛泽东向苏共中央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他希望尽快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求教，并协调中苏两党的政策。在所列举的与斯大林会谈的几个问题中，就包括与东方革命力量联合，同东方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关系的问题^④。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斯大林最后还是拒绝了毛泽东访苏的要求。到1949年初，斯大林已经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然而，毛泽东严辞拒绝由苏联政府单独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立场使斯大林感到，他对中共确实缺乏了解，如果莫斯科想要通过支持中共来达到与未来的中国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共的性质和政治主张。于是，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便被秘密派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⑤。

在1949年2月3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当米高扬问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说，中共还没有明确的意见，但中共赞同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尼、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共产党建立联系。目前中共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与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主要是通过香港的联络员联系，而与日本共产党基本没有联系。毛泽东提出，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这个问题可以等到中国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在介绍了日本共产党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暹罗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曾表示赞成建立这样的机构。中共主张可以先由几个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共产党代表建立起亚洲国家局。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不必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均给予肯定的答复^①。虽然毛泽东最初的口气带有试探性，但听了米高扬的答复后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此后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不过，是年5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联做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3月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毛泽东说，中共已经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四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至于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②。中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还不成熟”，理由是在12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尔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③。

从这两个通报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立东方情报局的事情非常关切，但是他不想让斯大林看到他的急迫心情。所谓“为时过早”、“还不成熟”，不过是一种试探性的说法。毕竟，毛泽东那时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作是东方的铁托^④。他不知道斯大林是不是真心同意成立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更不想让斯大林感到中共尚未夺取政权，就要“另起炉灶”。毛泽东的担心果然不错。在5月26日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斯大林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从南进的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⑤。

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感到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真想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大本营。所以，借着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再次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在7月27日两党代表团会谈时，斯大林主动谈到1945年他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并对此表示歉意。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斯大林还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革命中心现在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应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谈到这里，高岗突然言不由衷地问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是时机也许还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又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①。看来，斯大林嘴上说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付给中共，但实际上并不放心。至于东方情报局，斯大林仍坚持认为不宜过早建立。

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说，实质的问题已经解决。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对来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首先感兴趣的是亚洲。1949年与斯大林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要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亚洲问题上^②。斯大林主动提出要中国领导亚洲各国共产党，这已经够了，东方情报局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毛泽东立即展开了实际行动。

中共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下旬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其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就是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并对他们的革命活动给予指导。至少在7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开始筹划组织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大约7月底，“第一学习组”便在中南海开班授课了，学期一年。学习组按国家分为7个小组，即越共组6人(政治局委员黄文欢等)，泰共组10人(总书记王斌等)，菲共组6人(林青山等)，印尼共组2人(中央委员吴英明等)，缅共组2人(中央委员丁文等)，马共组2人(政治局委员单汝洪等)，印共组1人。学习资料以《毛泽东选集》为主，授课的都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有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李涛、李维汉、彭真、张闻天、罗瑞卿、陈伯达、安子文、刘宁一、廖鲁言等。讲课的内容包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群众运动等理论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③。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在表面看来斯大林认可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中国作为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中共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涨。1949年10月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牌，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将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的“忠实友人和可靠堡垒”。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劳动人民最后胜利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来临”^④。尽管这是一篇祝贺性的社论，但其对中国革命意义的评价已足令中共感到兴奋。接着发生的亚澳工会会议事件，就更加凸显了中共领导革命的经验和地位。

1949年11月16日，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会议在北京开幕。作为第一次会议主席，刘少奇在开幕词中大力宣扬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总结说，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⑤。刘少奇的讲话引起了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很多国家代表团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工会的会议，不是政治会议，况且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不应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样的政治口号。经过商议，许多国家代表不同意公开发表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对此坚决反对，但还是表示服从这一决定。11月18日中国代表刘宁一在大会的发言，没有再提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斯大林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即给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发出一封电报。斯大林指出：索洛维约夫反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斯大林命令索洛维约夫马上通知中国代表团，苏联同意中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并把莫斯科的这个立场通报给其他国家代表团。斯大林还特意写道：“你们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同志了解我这封电报的全文。”几天后，11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大会作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再次谈到争取广大人民的拥护、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并在第1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六天前的开幕词。然而，在会议结束时，分歧再次出现。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该决议有意回避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在执委会的建议下，刘少奇起草了另一份决议，其中指出工会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和支持对反动政府的武装斗争。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和执委会认为刘少奇起草的决议根本行不通，如果这一决议公布，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工联组织将无法开展活动，执委会也要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最后，中国代表还是对执委会的决议修改稿投了赞成票，尽管他们并不满意决议的内容。12月1日会议闭幕。在关于各国工会报告的决议、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中，没有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间接地提到学习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民族统一战线、工农联盟、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人民武装等。中国代表还同意了在会议开始时曾表示反对的执委会的另一个建议——成立(世界工联)亚洲国家联络局，刘少奇后来解释说，同意这个建议，仅仅是因为执委会承认“联络局的领导角色属于最了解亚洲国家状况的中国同志”。12月下旬，苏联要求刘少奇提供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和所起草的决议的审定译文。1950年1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开幕词^①。

其实，这个故事并不表明斯大林认为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普遍意义，更不能说明他同意把武装斗争作为世界工联的工作路线^②。正如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所说，面对世界工联会议的冲突，斯大林非常为难。实际上，苏联工会代表团关于这次会议的一切原则路线在离开莫斯科之前都是得到了斯大林批准的。然而，毛泽东就要到苏联来访问，斯大林不想令他难堪。后来《真理报》突然刊登刘少奇的讲话，也是对毛泽东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因为苏联在远东需要一个可靠的盟友^③。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就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10月7日社论发表前两天，《真理报》也发表了一篇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文章，而该文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引导，强调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却没有突出毛泽东以及中共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④。斯大林同意中国报纸刊登刘少奇的开幕词而对会议决议的争执不予表态，就反映出他的真实用意。至于《真理报》1月4日刊登刘少奇讲话的目的，列多夫斯基所说固然不错，但斯大林这样做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了让毛泽东心满意足，以争取苏联提出的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得以通过^⑤。关于这一点，德国学者海茵茨希的考察很说明问题：那时《真理报》第1版有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报道的专门栏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个月里，总共只发表了5条关于新中国的消息。但是在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自1950年1月5日起连续5天，该栏目每天都有中国的报道，而且其中4天被列为头条。此外，从1月1日起，《真理报》分18次连载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文章《战斗的中国》^①。斯大林可谓用心良苦。

不管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如何，世界工联会议事件和《真理报》的报道，无疑使中共感到鼓舞。为了加强对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了解和领导，1950年2月，中共中央在统战部下设立了东方各国革命问题研究会，李维汉任书记，廖承志、连贯、李韧梨、刘宁一、廖鲁言、许立、王任叔七人为委员^②。以后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答应苏联的要求，毅然派兵入朝作战，不仅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洲各国引起重大反响。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时所说“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显然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③。中国在一个亚洲国家的革命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在实际上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这不能不令人敬佩，也就自然突出了北京的中心地位。毛泽东的想法确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他的眼光早已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此后，中国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迅速扩展，工作也越来越繁重。

在中朝联军顺利推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斯大林派来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详细介绍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中共与他们的联系。在1950年12月31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告诉尤金：“现在所有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求向他们提供建议和帮助”，“北京已经聚集了除印度共产党以外所有亚洲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说，中共应当研究亚洲各党的情况，并给予他们建议和各方面的援助。同时，希望苏共中央能派代表常驻中共中央，以便共同研究和解决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问题。1951年1月3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向尤金详细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刘说，现在亚洲各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都有常驻代表，有些党，如缅共和印尼共，互相敌视的两派都有人在中国，他们都是自己主动来的，没有经过中国事先的许可。最近，印共也要求对立的两派都派代表来中国。日本共产党也分裂成两派，有两位政治局委员和五位中央委员组织了新中央，反对以德田秋一和野坂参三为首的原中央。目前德田和野坂在北京，主要是组织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中共主张维护日共的统一，准备请日本党内反对派也派代表来北京，与德田和野坂共同协商，制定统一的活动方针。刘少奇着重谈了印度共产党目前分裂的严重情况，由于派别斗争，印共党员数量已从战后的20万人减少到不足4万人。中共认为有必要请印共各方代表来北京或莫斯科，详细讨论并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刘少奇还介绍了越共、缅共和印尼共的情况，并对马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也提到希望苏共中央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共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为此，中共正在组织一个有400多人参加的训练班，为亚洲国家各共产党培养骨干。1月4日周恩来拜访尤金，重点谈了日本和印度的现状问题^④。

随着对亚洲各国共产党工作量的增加，中共的机构建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考虑到东南亚华人华侨的问题，过去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都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兼管，1950年8月，统战部长李维汉就向中央建议，目前与东方各国兄弟党的关系逐渐增多，最好设立一个国际部来专门管理这方面的工作^⑤。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通知正在莫斯科担任大使的王稼祥：中央已决定你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长，负责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但具体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这些工作应是当前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主要工作，配合这些工作的机关，则有工会、妇女、青年团体的国际联络部及外交部。中共中央1月24日电报通知对外联络部正式成立。2月19日，王稼祥致函刘少奇，提出对中联部组织机构编制的意见及主要干部名单，并建议设立干部学校为各兄弟党训练干部。2月22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回复，同意来函所提人员编制等意见。关于干部学校，刘少奇指出：这个学校是秘密的，不要正式名称，也不要正式的校长，由中央委派专人负责办理，一切日常事务由联络部解决^①。

过去对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培训，除中南海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外，一般干部都是分送到各个学校学习。如1950年1月初在马列学院专门开设了一班，安排越南送来的21名干部学习。马列学院是中共中央1948年7月开办的一所高级党校，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该院的任务是“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7月越南又送来280人，刘少奇则要统战部找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或人民大学商量暂时收容学习^②。到1952年初，来到中国接受培训的亚洲各党干部越来越多，中共中央便决定在马列学院设第一分院，专门为亚洲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学制三年。第一分院同中南海学习组一样，按国家分为7个班。第一班有越南劳动党的200多人，学委主任是党中央宣传部长黄颂。第二班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共产党的20多人，学委主任是一位澳共政治局委员。第三班有印尼共的20多人，学委主任是政治局委员吴英明(马尤诺)。第四班有马共的20多人，学委主任阿成(陈瑞)。第五班有泰共的50多人，学委主任中央委员张元。第六班有缅共的70多人，学委主任是中央委员杨光。第七班有日共的700多人，学委主任也是一位中央委员。由于日本干部多，后来把一部分人转到了天津分院。第一批学员于1955年底结业。此外，还在其他省市设立了一些分院，学制两年^③。

据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В.斯捷潘诺夫报告，1952年8月中共决定在原马列学院分院(很可能就是阿成所说的天津分院)的基础上，又建立一所日共特别学校，校长由中共任命的日共前中央委员高仓辉担任，学员约1500人，多数都是从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中挑选出来的。苏共中央向这所学校派遣了4位教师，分别教授苏共历史、政治经济学和俄语^④。

无论如何，到1951年初中联部成立的时候，北京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集中活动的中心。当时亚洲未执政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代表常驻北京，他们大都携带家属居住和工作在马列学院第一分院(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所在地)大院内。1957年学习结束后，各党驻京的核心成员住在木樨地中联部东院的第一招待所，其他成员及家属则分散到北京市内中联部的其他招待所，如马共代表团先是集中到宣武区丞相胡同的五所，后转到东城区锣鼓巷的三所。其他各国代表团则分别住在二所、七所、十八所等地。这些代表主要是作为本党与中共的联络员，负责反映情况、听取指示、研究问题。有的还代表该党出席一些重要会议，如马共政治局委员阿成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初期还有些代表享有双重身份，直接参与中共的工作，如阿成就曾担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些代表多是通过交通员与本党保持秘密联系，传递情报、运送经费、传达指示、接送干部，都是交通员的工作。常驻代表的子女，年龄小的在中南海幼儿园或马列一分院托儿所，稍大一些便被送进海淀区的育才学校，与中联部子弟在一起读书^⑤。整个情况，与20—40年代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常驻共产国际非常相似，这或许就是中共感到困难而要向苏共中央请求帮助的原因。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已经把亚洲革命的领导权完全交给了中共。1951年5月斯大林接见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主动提出了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设想^⑥。毛泽东的愿望终于成为了现实。

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共就主动承担起指导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尚未取得完全胜利，便已经成为亚洲革命的领袖。中共中央认为，援助亚洲革命，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所以，“必须给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的人员以热情的招待和兄弟般的帮助，鼓励他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细心地答复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示冷淡和骄傲”^①。

最早要求中共提供帮助的是朝鲜劳动党。尽管在苏联的占领下，金日成已经在朝鲜北方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权，但是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他完全依赖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尤其是在采取武力方式解决统一的问题上，金日成迫切需要中国的人力支持。1949年5月和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4万多人成建制地携带全副武装开赴朝鲜，客观上为金日成发动战争创造了先决条件^②。不过，斯大林虽然让毛泽东承担起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但朝鲜是一个例外。作为苏联在远东安全的门户，斯大林一直把朝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例如，新中国建立后，朝鲜是否可以与中国建交，何时建交，都要经过斯大林的首肯^③。中朝之间是否需要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何时签订，也要听从斯大林的旨意^④。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几次要求出兵，帮助朝鲜迅速结束战争，而斯大林一直不肯答应，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愿意放弃对朝鲜的主导权^⑤。直到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才不得不请求中国出兵援朝，而经过几番周折，当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时，处理朝鲜问题的主动权实际上已经开始向中国转移。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在军队指挥权、突破三八线后的战略安排、铁路管理权的归属、停战谈判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和争执，斯大林都支持了中方的主张，固然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出发的立场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战场上中朝一方行动的主导因素实际上在于中国的意向^⑥。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在1954—1956年，莫斯科进一步认可和尊重中国对朝鲜问题的发言权。苏联领导人不仅劝告朝鲜应多听取中国的意见，甚至在确定对朝政策和处理苏朝关系时，莫斯科也都要与北京进行协商^⑦。

对于远在东南亚的越南革命，斯大林始终不感兴趣。1950年1月胡志明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苏越建交，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应允的^⑧。因此，尽管越南很早就提出派阮良朋担任驻苏大使，但苏联方面迟迟没有回复，也没有任命苏联驻越大使^⑨。斯大林甚至批准了苏联外交部这样一个奇怪的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的利益由中国大使馆代表^⑩。于是，毛泽东欣然担负起领导越南革命的责任。如果不计抗美援朝战争，那么在亚洲各国共产党中，中国指导和帮助最多的应属越南劳动党。早在1949年10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文献中一般称越共)中央便派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碧山(李班)和阮德瑞来到北京，要求中共给予帮助^⑪。1950年上半年，中共先后派出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代表和大批军事顾问，前往越南解放区工作，其任务第一步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帮助解决军火、物资及其他援助问题，并组织交通运输，第二步是帮助越共建立正规军队、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以最终战胜法国帝国主义^①。1月6日刘少奇向接近中越边境的林彪部队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越南人民和武装部队必须尽可能地提供便利和帮助，准许他们在需要和困难时进入中国国境躲避或借道通行，他们所需武器、弹药和粮食也应尽力帮助^②。据不完全统计，至1951年2月，除广西、云南各提供1万枝枪和弹药外，中国为越共装备了9个师、1个主力团、2个炮团及若干地方武装部队。同时派遣大量师、团、营各级指挥员到越共部队做顾问，协助作战指挥，并派遣炮手、爆破手帮助越共训练部队^③。此外，应越共请求，中国还在几个月内提供了数千吨粮食、几百辆汽车和大量服装、汽油等物资。同时，接受越共部队到中国境内进行培训^④。所有这些援助，为越共战胜法国军队奠定了基础。1950年9月16日越共发动边界战役一举成功，歼灭侵越法军9个营共8000余人。此后至1952年底，越共军队又先后取得了红河中游战役、十八号公路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宏战役等一系列胜利^⑤。直到1950年代中期，苏联始终把越南问题看作是中国权限范围内的事务^⑥。

从目前笔者收集到的苏共中央历史文件看，中共中央联络部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与缅甸共产党的联系。这批俄国档案显示，在1953—1955年期间，缅共与中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联部不仅掌握了缅共整体情况，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且经常向苏共提供有关缅共的情报或报告。这里包括缅甸共产党的发展及党内教育状况、缅共内部两派的组织和斗争情况、缅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缅甸土地改革的进展、缅甸人民军的状况以及缅共对苏共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等等^⑦。

从一些零星的俄国档案还可以看出，1953—1955年，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主要也是通过中共来联系和处理的。如苏共与日共的联系，就需要通过北京中转^⑧。向日共提供的经费，也是由中共来处理的。195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关于给日共经费援助问题的来电收到。我们同意由国际基金中给日共20万美元，给30万美元也可以，请你们决定。如该笔经费你们别无其他方法转递，可交我们设法送去日本。”所谓国际基金，即“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其本金由苏联、中国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供。4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决议并通知中共：从国际工会基金拨款25万美元援助日共，款项由中共中央转交。不过，至少从1958年开始，苏共就不再通过中共与日共联系，给日共的经费援助也是由莫斯科直接划拨了^⑨。

与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尼泊尔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系^⑩，在俄国档案中也有所反映^⑪。由于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档案没有开放，研究者至今无法了解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总体的和详细的情况。不过，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可以判断，自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各国共产党基本都是与中共发生关系并接受其指导和帮助的。

尽管中国实际上领导、支持和援助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但是东方情报局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相应改变。在1954年3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针^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在苏共的配合下，说服越南接受了以十七度线为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建议^②。在7月7日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总结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③。不仅如此，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还联合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书面意见，要求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④。特别是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与会各国首脑保证：愿意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也“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⑤。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当然无从提起。

根据苏联情报部门的观察，1950年代中期，中国对亚洲革命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对朝鲜和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方面，对于其他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有所减弱，而侧重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接触，支持其反帝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帮助他们取得经济独立，以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使他们逐渐接近社会主义阵营。正如刘少奇对苏联大使所说，中国现在不宜以亚洲国家领导者的角色露面，以免引起人们的疑虑^⑥。1956年3—4月，共产党情报局宣布解散，为了继续保持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苏共建议成立4个共产党、工人党联络局(委员会)，西欧、东欧、亚洲、美洲各一个，亚洲局由中共领导。但毛泽东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是建立这样的国际机构不仅会招来西方的反对，还会引起印度等中立国家的担忧。至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提出“开会解决问题”。后来，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国的意见。到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召开时，中共代表团重新提出“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与苏共产生了分歧。此时，毛泽东考虑的已经不是亚洲革命，而是如何领导世界革命的问题了^⑦。

上述研究告诉人们，东方情报局问题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一样，都是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产物，是那个时代“革命”的副产品；尽管苏联的关注点在欧洲，而斯大林对西方的冷战政策是以战略防守为其重点，但是亚洲革命形势的发展却令一个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呼之欲出；毛泽东的革命观和领袖欲使他在中国革命尚未完全成功之时便开始考虑亚洲革命的问题，而且把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看作是两个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历史现象；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主动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并在客观上导致亚洲革命的领导权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实际上让毛泽东成为了亚洲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斯大林甚至不得不舍弃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苏共同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作为亚洲革命指挥中心的问题自然不便再提，但中国实际上仍然保持和控制着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一旦“革命高潮”出现，这个“幽灵”还会出现在东方大地。

因此，尽管目前有关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史料还是非常零散的——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有待于中共中央联络部档案的开放——但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冷战起源的新视角，则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值得人们继续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