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后，学者们依据新的俄国档案材料对共产国际的解散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研究①，但仍然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共产国际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在1943年5月它被突然宣布解散？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这一举措与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又有什么关系？本文将依据相关的档案材料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对外政策以开展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共产国际在其活动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是苏联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障碍。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的：“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它将在所有文明国家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②根据这种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成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来开展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抓住时代的特点，不仅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的学说，在关于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方面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思想，而且他还根据这种思想，在1919年3月创立了共产国际。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从属于任何一国的利益。共产国际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具有超国家的性质③。苏维埃政权被认为是完全从属于世界革命斗争的利益与需要的力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单位，而不是凌驾于其上的力量。尽管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具有真诚的国际主义思想，但共产国际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苏联领导人，而且，日益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是在俄国共产党和列宁的积极参与下建立起来的，而且还由于它自建立伊始，就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同苏联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物质上依赖苏联。
共产国际的建立是与世界革命的开展结合在一起的。但共产国际在建立之初在推进世界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促使列宁逐渐转变了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认识，使他开始改变共产国际激进的战略路线。从进攻性的世界革命战略上退却也是苏俄领导人实现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发展任务的客观需要。当时苏俄正在向新经济政策转变，需要建立国内和平，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之上建立和平关系和在互惠的基础之上发展经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列宁通过对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构想。
斯大林上台之后，他虽然没有抛弃世界革命的目标，但更多地把加强苏联自身的力量和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在国际力量对比不利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斯大林认为，俄国不再需要等待外国的革命：国内革命的巩固将使俄国能够援助国外的革命。因而，他要求首先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①。因此，赢得巩固和发展的时间，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避免战争就成了形势的客观要求。但是，作为世界革命象征的共产国际却成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障碍。
十月革命以来，意识形态因素一直是影响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如盖迪斯所指出的，不加掩饰的颠覆资本主义国家的企图使得苏联的外交官很难展开工作②。而共产国际则是其中最大的障碍。一些主张与苏联发展关系的西方政治家也在全力促使苏联领导人放弃在国外鼓动革命的行为，放弃共产国际。对此，苏联领导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1927年年底，在苏共十五大报告中，布哈林模仿张伯伦的如下谈话：“我们一点也不反对同你们做生意，可是请你们把共产国际收起来行吗？”③出于对世界革命的警惕，共产国际自成立之日起，就处在西方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曾缴获了大量的关于法国反侦查机构在1920—1942年期间对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机构的活动进行严密监督的材料④。
由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国际形势，德意日打着反对社会主义的旗号，组成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推行反苏反共政策，这种政策得到了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纵容。无论是消除法西斯国家攻击苏联的借口，维护苏联的安全，还是维持与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共产国际都成了障碍。尽管共产国际转变了激进的革命路线，尽管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态度谨慎，但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担忧仍然没有消除，并且这种担忧大于对法西斯国家进行扩张的担忧。比如，苏芬战争爆发之后，33%的美国人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引起了欧洲更大的消极反应，因为“共产主义威胁西方文明”；30%的美国人认为，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危险；16%的美国人认为，希特勒是引起欧洲动荡的重大策源地，而斯大林只是“模仿了他的方法”⑤。在西方舆论界看来，共产主义的威胁甚于希特勒的扩张带来的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造成了苏联与西方国家结盟、建立集体安全应对德国威胁努力的失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与这一转变相适应，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再次改变路线，取消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的口号，并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斗争的口号。他下达指示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弱化反法西斯的斗争，并且，不允许各国共产党给希特勒撕毁合同、进攻苏联提供借口⑥。但共产国际的存在无疑仍然可能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借口。因此，1941年4月在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层里开始出现一些怀疑共产国际的存在是否适宜的言论。4月20日，斯大林在同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进行谈话时表示，共产国际妨碍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发展以及自己的任务的实现。因此，“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关于发表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的决议的根据相关问题①。但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还没有就解散共产国际作出最终的决定，苏德战争就爆发了。
二 1942—1943年苏联与美英关系中的危机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在共同的战争目标下，1942年初，苏联与美英等国建立了反法西斯联盟。但是，联盟的建立并没有消除苏联与美英关系中的障碍，其原因仍然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十月革命以来，“信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说教一直就是西欧的梦魇。”②意识形态因素虽然没有妨碍西方国家同苏联在反法西斯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但是，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之后，美国和英国的政界和舆论界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反苏反共立场。
随着盟国对德战争的胜利，从1942年底到1943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盟国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出来，美英对苏联的担忧增加了：二战后的世界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战后的欧洲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欧洲还是社会主义的欧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对立的制度今后能否和平共处？
这种担忧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实际上，早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士就表现出了对苏联取得战争胜利的担忧，并反对向苏联提供援助。比如，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惠勒指出：“俄国的胜利会产生一个共产主义的欧洲”，“美国人是否希望，用我们的金钱来援助苏联，或者让美国士兵同苏联一起作战，而结果则是为了确保共产主义在欧洲和全世界取得胜利？”③随着苏联在对德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这种担忧在不断增加。正如苏联内务部驻外机构在1943年3月7日和3月10日发往莫斯科的报告所指出的：“现在，国务院领导人毫不怀疑，德国将会失败。美国人开始担心，他们担心苏联事实上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并且，由于这些胜利，一些国家可能会建立起苏联体制。他们都对共产主义充满担忧，现在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是不是在为将来推广共产主义提供帮助。因此，国务院一些领导人的反苏倾向在增长。”④
在英国也存在对苏联类似的担忧。即使6月22日和苏联自发地结成了军事和政治联盟，这也没有阻止英国人反苏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惯性，没有消除他们对苏联的担忧。因此，英国的一些政治势力仍然在强烈地批评苏联和斯大林，抱怨斯大林曾同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愿开辟第二战场，帮助苏联⑤。
美英对苏联的这种担忧影响了他们的对苏政策，并使他们与苏联的关系在1942—1943年出现了危机。
这些危机特别表现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第二战场的开辟对盟国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苏德战线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的1942年，盟国迟迟不愿开辟第二战场。对于英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意图，美国学者约翰逊认为：“丘吉尔和英国人企图越过地中海，在意大利登陆……以便获取一个基地，为他们战后在政治上控制欧洲而斗争。”英国历史学家凯芹也指出：“随着德国军队继续对斯大林格勒展开进攻，英国的社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盟国将会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舆论怀疑，英国是要让俄国人和德国人相互战斗，因为英国政府不希望俄国在战后过于强大。” ①1943年4月，来自苏联驻外安全机关的情报也进一步证明了美英的这种战略目的。1943年4月10日，苏联内务部驻外机构发回的情报显示，英国人要做的就是“让德国和苏联相互厮杀到精疲力竭”，以便提出条件，迫使他们接受。“如果苏联准备扩张的话”，英国将准备对苏作战。英国对苏联提供的有限的帮助，只是为了让苏联能够把战争进行下去。当英国人确信，德国和苏联都已经极其虚弱的时候，他们才会开辟第二战场，结束战争。苏联安全机关得到的情报还显示：随着苏联红军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罗斯福和丘吉尔开始担心，在盟国开辟第二战场之前，俄国人可能会战胜德国。为此，他们仓促召开了卡萨布兰卡会议，讨论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英美“企望苏联和德国相互厮杀，相互削弱”，希望“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保存实力，以便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苏联”②。
更令斯大林感到警惕的是，来自苏联国家安全机构的情报还显示，1942—1943年上半年，英美代表曾多次尝试着同希特勒反对派进行秘密接触，企图签署单独的和平条约，结束战争。
1942—1943年，关于美英代表同希特勒反对派进行接触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通过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驻外机构发往莫斯科。这些情报显示，莫斯科战役之后，德国就已经开始经受严重的困难，开始感到人力和物力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国内开始出现一些悲观情绪，一些高级官员开始认为，德国将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了，他们企图寻求途径，同英美单独谈判，使德国摆脱战争。这种认识促使他们希望通过同盟国单独进行秘密的谈判，力求达成妥协。为此，希特勒反对派的代表在1942年同英国的一些代表在土耳其、瑞典、梵蒂冈进行了一系列单独的谈判，企图签署单独的停战和约。而一些中立国家的代表也在利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对英美与苏联的关系进行挑拨。1943年初，在同英国代表进行的秘密谈判中，土耳其代表企图说服英国在巴尔干推行反苏政策，以便不使“布尔什维主义”蔓延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而这种挑拨显然是会产生一定的效果的，1943年2月，莫斯科得到消息说，美国情报局资深情报员杜勒斯在瑞士同亲近法西斯德国的一名公爵一起讨论了关于组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防线”的计划③。
英美和德国代表进行的这些秘密和谈的尝试，虽然都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也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和谈得到了英美最高领导层的指示，但英美的对苏政策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英美对开辟第二战场的拖延和延缓对苏租借援助物资的供应。显然，在某种情况下，英美同德国单独媾和、缔结和约的可能性还是不能被完全排除的。而且，一旦他们达成了协议，苏联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甚至不堪设想：根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在3月份得到的情报，虽然日本帝国会议已经决定暂时不介入苏德冲突，但是仍将秘密地加强针对苏联的军事准备，一旦“苏德战争向有利于帝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将会“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④。
面对这种情况，除了保持与美英的联盟关系、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下去之外，苏联外交已经别无选择。否则苏联不仅不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还将再次面临西方国家在反苏和反共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局面。在苏德战争正在进行的情况下，这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消除与美英关系中的危机，最终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同时，为了在战后世界安排的问题上与美英进行合作，取得有利于苏联的结果，苏联就必须消除美英的疑虑，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作出让步，解散共产国际也就成了苏联外交的必然选择。
三 共产国际的解散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方针的确立多年以来，共产国际一直是影响苏联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领导人也曾考虑过解散共产国际，但都没有作出最终的决定，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解散共产国际的国际条件尚未成熟。但是到1943年上半年，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鉴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及其拥有的实力地位，在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出现危机的同时，美英在与苏联就战时问题和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进行磋商的时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与苏联合作、满足苏联利益的意愿，并且，这些磋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2年5月，在莫洛托夫对英国进行访问期间，苏英两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其中除了规定有关两国在战时进行合作的一些问题之外，还规定两国要承担战后共同行动与合作的义务。1943年5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希望与斯大林在夏季举行会晤，解决战时问题和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面临着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解决战后问题，最大限度地维护苏联利益的机遇。
然而，共产国际的解散过程则是仓促的。解密的档案材料表明，1943年5月8日深夜，莫洛托夫向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通报了苏联领导层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意见。这一点也得到季米特洛夫日记的印证。而在此之前，共产国际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在5月6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书记处第822次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活动的任何问题②。这说明，斯大林在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之前，共产国际内部对这一决定是毫不知情的。
是什么原因促使斯大林在这一时刻突然作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呢？显然，罗斯福在5月5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起了促进作用。收到了这一信件之后③，斯大林与莫洛托夫进行了商谈，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委托莫洛托夫把这一决定告知了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斯大林之所以突然提议解散共产国际，显然是考虑到，他同罗斯福总统即将举行的会晤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晤，在这次会晤中他们不仅要讨论战时的相关问题，而且还将讨论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这次会晤将关系到苏联战时和战后目标的实现与否。因此，必须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扫清一切障碍。为此，斯大林当然明白罗斯福的关切，明白应该怎么做。毕竟，早在1941年12月，罗斯福就通过其密友和处理特别重要问题的私人助理加里·霍普金斯以总统的名义向苏联提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及与俄罗斯东正教和解的问题，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些要求的理由是：为了排除反对派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援助的障碍以及保障与盟国的战时政治合作④。为即将到来的苏美两国高层会晤扫除障碍，并向西方国家作出一种友好的姿态，满足罗斯福在信件中提出的这些要求是非常必要的⑤。
因此，在收到罗斯福关于举行两国首脑会晤的信件之后，斯大林马上就作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而且，必须是在美苏首脑夏季会晤之前解散。共产国际的解散过程表明了苏联领导人是如何迫切地希望尽快解散这一机构的。5月8日深夜，莫洛托夫把苏联领导层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告知了季米特洛夫和马伊努尔斯基；5月11日，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共同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草案，并如期将之呈递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接见了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并对其所提交的草案表示赞许；5月15日，报纸上刊登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5月20日，斯大林加快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步伐，在5月20日晨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催促尽快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的决议登报公布；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秘书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解散①；这样，从5月8日提出解散共产国际问题到6月8日共产国际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共产国际就被解散了。
在解散共产国际期间，1943年5月28日，斯大林还接受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采访，就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进行说明。斯大林在这次谈话中指出：一方面，解散共产国际可以揭穿希特勒分子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关于“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和诬蔑；另一方面便于进步力量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②。这样，斯大林实际上是向西方宣称要放弃世界革命，他解散共产国际的举措实际上也是其为消除英美的担忧而作出的一种姿态。
这种姿态也得到了美英政治界和舆论界的好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要委员，得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不久即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赞扬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是转向西方价值的基础，“俄国人多年来都在改革其经济，也趋向放弃共产主义，整个西方世界将乐见其努力臻至高峰。”甚至，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堡垒《幸福》杂志亦以同样的口吻对斯大林的这一举动赞扬有加③。就连丘吉尔也对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表示肯定，在他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指出：“西欧各国都担心共产主义的侵略……，因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无论他们具有多少优点，任何一国都不愿遭受流血的革命。……我们认为，您作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把这看作是苏联政府决定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④
应该说，斯大林是非常了解局势的，他对1942—1943年苏联与美英之间出现的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在国外引起了一些怀疑，英美的一些社会舆论对共产国际的存在表示不满的情况下，他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西方的担忧。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在与斯大林就波兰问题进行的谈话中开诚布公地对斯大林说，欧洲的小国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怕得要死，这是因为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前苏联政府曾声称要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建立苏维埃政权。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对此，斯大林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丘吉尔回答说，他相信斯大林元帅向他表示的一切⑤。
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不久，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大国首脑首次在德黑兰举行了会晤，苏联与盟国之间悬而未决的第二战场问题得到解决，这就保证了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进行。不仅如此，苏美英首脑会晤的顺利举行，也预示着三大国将在战后继续合作，维护世界和平，预示着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将要建立，苏联将积极地参加这一进程，最大限度地维护苏联的利益，并使这种利益得到西方的承认。因此，可以说，共产国际的解散标志着苏联战后对外政策方针的确立，在此之后，苏联开始走上与西方大国进行合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