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教育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不过，汉语国际教育越是发展，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就越凸显。其中，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公共外交”意识的缺失。

汉语国际教育，在我国学术界一向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众多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博士，研究的也基本都是如何运用语言学尤其是汉语言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材与教法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汉语国际教育其实首先是一个“公共外交”的问题。

外交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外活动，是主权国家政府之间通过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可事实上，外交从来不仅仅限于政府之间的行为，1965年美国塔夫兹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lion)教授在该院成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时更明确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

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是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和培植，一国的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利益集团在政府间体制外的互动，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使节与国外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络。它通过上述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①

其后，公共外交的理论探索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而公共外交的活动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获得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舆论、观念和信息等因素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与日俱增，各国政府都在把开展公共外交作为一项“国际民心工程”纳入国家大战略中。公共外交不仅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显性元素，甚至被普遍承认是一国“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

我国公共外交理念从无到有并成为中国外交的组成部分虽然时间不长，但类似公共外交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却早已有之。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实地考察，了解中共抗日主张，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乒乓外交”、新世纪的“奥运外交”、“世博外交”，都证明了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各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其灵活多样的方式在开展面向国外民众的公共外交。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2010)明确表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工程。其中，汉语国际教育更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

1950年7月，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国人教授汉语的专门机构。1951年初，新中国接受了第一批来自东欧的33名留学生。当时由于国际格局处于两大阵营冷战时期，中国的外交舞台狭小和中国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仅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以及部分亚非拉国家。

70年代初，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新中国外交出现了重大转折。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正式启动。而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与荷兰、希腊、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建交。1972年成为新中国与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1973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第28届会议一致通过，把汉语列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之一。由此世界各国出现了一波强劲的“中国热”，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当时有40多个国家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向我国派遣留学生，1973年我国接受了42个国家的383名留学生。从1972年到1977年的5年间，来中国留学的学生有2 266人。1977年在校留学生总数为1217人，其中日本、欧洲、北美和澳洲的留学生比例明显上升。^①在此期间，党和政府对对外汉语教学也极为重视，1974年9月毛泽东主席为北京语言学院题写了校名；周恩来总理就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做出“速编速印”批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对外汉语教学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来华留学生除了继续通过政府协议交换以外，政府还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直接与国外发展学术交流，可以直接接收由国外实业机构和友好团体派遣的留学生，甚至接收个人申请。新政策的实施，意味着我国结束了近30年来只通过政府渠道招生留学生的历史。其次，对外开放使我国与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不断加强，吸引了一大批自费来华的留学生。从1978年到1988年，我国接受了130多个国家的长期留学生(即学习一年以上的)13126人，短期留学生33812人(均不包括校际交流数)。1988年在校长期生5245人，是1977年在校留学生的4、3倍。^②第三，1988年第一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召开，正式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从而把对外汉语教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93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大力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③随后，对外汉语教学在中国境内和境外都蓬勃发展，1997年在境内的留学生大约达到43 000人。2004年开始，在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地都开始了孔子学院的建设。

众所周知，在冷战时期，军事对抗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是衡量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上述国际政治的含义和国家实力的标准，已经不合时宜了。不少国家都将推广本国语言作为国家战略，千方百计地提高本国语言的国际地位，如法国。由于美国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2006年法国外交部与文化部联合成立“法国文化署”，以促进法国对外文化交流。同时，政府每年投资4 500万欧元来保证遍布世界130多个国家的法语教学机构“法语联盟”的良好运作。这在法国整个公共外交经费预算中是最高的。^④

与法语国际推广不同，进入21世纪，汉语，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其功用性和吸引力均呈上升之势，在全球形成了新一波的“汉语热”。乃自于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加多尔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提醒人们，英语是全球通用的语言，但是企业和雇员无法像昔日那样凭此占据优势。如果你想领先一步，那就学习汉语吧。^⑤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奥代德·舍恩卡尔更发表评论说，中国希望获得世界文明地位，方法之一就是传播它的语言。^⑥

的确，中国政府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必然要跟随语言的推广和传播，提高汉语国际地位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汉办2003年——2007年工作规划《汉语桥工程》。这项工程的宗旨是：“向世界推广汉语，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同年11月，我国在借鉴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德国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法国法语联盟(又称：法国文化协会，Alliance Francaise)等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韩国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孔子学院。根据《汉语桥工程》，中国的语言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工作重心从将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向汉语加快“走出去”转变；汉语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化、应用型转变。^①换言之，汉语国际教育从过去的将外国人“请进来”、对有一定学历的成年人进行面对面的教学，发展到“走出去”对国际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进行多种方式的教学。6年多来，已有300多家孔子学院和300多家孔子课堂在世界各地纷纷挂牌，它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学习汉语的热情。以美国为例，2010年约有1 600所公立和私立中学在教授汉语，而10年前只有300所。美国有2.75万所中学至少开设一门外语课，其中，汉语课的比例由1997年的1%上升至2008年的4%，^②不难看出，我国的汉语国际传播战略正在改变着美国语言教育的格局。

汉语国际教育，国家之所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不是简单地帮助外国民众学习汉语。尤为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人通过走进汉语、学习汉语，进而认知中国，理解中华文化，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这项工作在国家公共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当世界各国会说汉语的人数普遍增加到百分之五，中国在国际上的安全系数、形象系数、亲和力系数必定将大大高于目前。^③可见，汉语国际传播是全球客观需求与中国主观动因的结果，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公共外交实践越发自觉的结果。

汉语国际教育是公共外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公共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所承担的使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交流沟通，弥合文明和文化上的裂痕，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亨廷顿曾指出：具有相同或相似文明的国家之间难以发生冲突，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④而我们认为，所谓文明的冲突，更多地将以国家形象的认知和冲突的形式展开。中国因与西方在政治文化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而不少西方人认识中国，总是在预设一个“非我族类”的前提下来“建构”中国的形象的。

当今，即便中国已经进入国际体系并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对中国还是缺乏信任，中国常被西方学界和新闻媒体负面解读。例如，在欧洲一些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时中国真诚出手相助，扩大在希腊、西班牙、冰岛等国的投资，就有西方媒体分析认为中国不仅是要为自己的公司拉生意，更是试图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西方媒体甚至援引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性的对华政策》报告作者弗朗科斯·戈德门特的如下评论，“正在发生的情况是，中国人正在欧洲扩展力量，就像他们在非洲所作的那样。中国是从欧洲边缘国家进入的，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⑤2011年2月，曾任法国主流媒体《世界报》评论员和《回声报》编辑部主任的艾瑞克·伊兹拉勒维奇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的傲慢》。作者在书中写道：中国凭借各方面的成功和巨额外汇储备，已经不听正在衰落的西方教训，它要给西方、给世界以教训了。该书搜罗了大堆例子试图证明：中国已成为一个傲慢的经济强国，有意向世界强加中国标准，如在国外到处设立孔子学院，等等。同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部公布了一项名为“国家形象”的民调结果，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过去一年中有所改善。44%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持积极看法，比去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不过，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民众比例仍是38%，与2010年的民调结果相比没有改变。

上述事例说明，随着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异质文化之间跨文化沟通的固有障碍、冷战思维的弥漫、利益的冲突与经济结构的差异等复杂因素，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不少人对中国的偏见还很深，对中国的认知与客观的中国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因而实际上是一个“镜像中国”。^①

公共外交的目标，就是追求良好的国家形象，提高本国在外国公众中的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②就中国近期而言，目标应该是促进西方摒弃冷战思维，比较客观地认识中国，改变在预设一个“非我族类”的前提下来构建中国形象的状况。

当下，孔子学院已经开始有效搭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平台，既为中国人提供了了解世界的机会，也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提供了契机，更是中国通向和平崛起之路上重要的建设性的一步。不过，我们还要看到，来华留学生在提升中国形象中的作用尤为重要。世界上不少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将文化和教育交流视为增强全球有影响力和政治利益的有效途径，并将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特别是高层次学生作为全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2001年在国际教育周上说道，“对我们国家来说，与那些曾在这里接受过教育的未来世界领导人们的友谊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想不出比这更有价值的东西了”。^③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出国际学生通常怀着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颇为欣赏的态度回国。正如一个国际教育团体的报告所言，“在过去的岁月里。数百万在美国留过学的人构成了我们国家了不起的善意储备”。^④中国原文化部长孙家正也曾说道，如果一个中国学生在哈佛留学，一个美国学生在北大留学，20年后他们分别当上中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他们谈起问题来肯定要容易得多。^⑤近年来，来华留学生逐年大幅度增加。1997年，来华留学生大约43000人，而到了2009年，来华留学生已达238000多人。今年4月，第二届美中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传出消息，在接下来的4年中，将有10万美国学生把在中国学习作为他们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其中1万人将得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助。从事留学生教学的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态度，我们常听到新来的留学生这样说：“中国，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留学生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宝贵资源，这股力量必须加以重视。因此，各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应该建立留学生校友网，对中、高层次留学生归国后，进行跟踪服务。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济交流更深刻。(温家宝)^⑥而教育就是最深刻的文化交流过程，最深刻的国家形象修辞过程。

汉语国际教育是公共外交的有机组成，国家形象建构是公共外交的核心问题，而汉语国际教育中国家形象修辞的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汉语教材。

长期以来，对外汉语教学都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可惜的是这种“重视”，通常只表现为对语言知识传授的关注：词汇多少？重现率如何？甲级词、乙级词如何编排？语法点多少？哪个语法点应该在哪儿出现？会话能力如何训练？^①由此，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其一，极大地忽视了教材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认知中难以替代的深刻作用。对于国外的汉语学习者尤其是零起点的学习者来说，汉语教材通常是他们最早接触的汉语读物，也是他们几乎唯一需要反复阅读甚至背诵的汉语读物，教材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一定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学习者对中国的认知。正如有学者说，对外汉语“教材”是中国国家形象的极其重要的“叙述者”。^②可是现有的教材编写者几乎都是单纯地从“交际工具”，从经典语言学家书斋里的符号系统角度理解语言，忽视了汉语教材对学生在认知中国的过程中起的引领作用，忽视了习得者文化认知的变化。

其二，正是由于忽视了教材作为国家形象叙述者的功能，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过多地侧重中国传统的文化而忽视了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理解。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许多意义深邃的闪光点，但“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③

其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们长期缺乏公共外交意识，那些消极的、负面的、有损中国形象的语料在对外汉语教材中随处可见。以目前外国本科生使用的、1992年出版，2000年再版，2008年修订后又一次再版的《经贸中级汉语口语》(黄为之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为例，该教材一次次地再版，应该算是一本好教材，但是，该教材的“阅读短文”不少内容都在讲述中国人不讲诚信、狡诈、猥琐、落后、不文明的故事。教材中，有损中国人形象的、消极的、负面的语料占了不少的比例。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如该教材中《谁最会砍价》讲述某人砍价成功后，很得意，回家却发现只有一只袜子；《电视直销》说某人购物上当后，商家同意退货，但退货时却要付折旧费；《如此服务》讲述一位新郎想给新婚妻子送一份惊喜，但又不想花大钱，商家为其出谋划策，欺骗新娘等等。再如这样一篇阅读课文：

小王一看菜单，轻声叫起来：“哎，熊掌，20元一份！”小黄惊喜道：“常听人说熊掌是多么名贵的菜肴，这么便宜，我们来两盘！”她们又要了两听饮料、两碗米饭。高高兴兴吃完，“买单！”服务小姐递过帐单：“一共是4025元！”“什么？4025？”“是，熊掌一盘2000元，饮料和米饭25元。”“熊掌不是20元一盘吗？”“20元？二位小姐，请看清楚了！”小王拿起菜单再看，果然是2000元一盘，只是后边的两个零写得小一点。她们这下可傻了眼——。

“食色，性也”。饮食文化往往折射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被称为“垃圾食品”的麦当劳、肯德基、折射出美国人在文化传统和现代技术双重作用下所体现出的“快捷、随意、整洁”以及日常生活品“标准化”和工作“程序化”的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我国虽有灿烂的饮食文化和科学的饮食传统，但也有糟粕。今天我们要切记，西方媒体曾把“非典”的病因归咎于中国人喜食果子狸，并夸大其词地加以报道，进而贬损中国人的形象。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曾刊发报道指出：菜单的内容关乎中国的形象，将中国人以“燕鲍翅参”为尊贵的饮食习惯以及虐吃、活吃动物，大吃猫狗等现象提高到中国国家形象的高度。^④可想而知，“熊掌”一下子勾勒出什么样的中国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国家汉办有必要从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的高度对各高校目前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进行一次普查或自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教材编写者更要自觉树立公共外交的意识。

汉语国际教育肩负着重要的公共外交使命。汉语国际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一个传播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扩大中国影响力的有效工具，是促进人类文化传播、互相理解乃至和平的桥梁。语言学者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应当为此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