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利克·怀特(1912－1990)是20世纪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家，曾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澳大利亚文学带到了世界的版图上”^①。他被称为一位“富有远见和理性的人” (Joyce 1991: 1)，一个“深刻的文化批评者” (During 1996: 9)，甚至于被浪漫地形容为“沙漠中走出的先知” (McLaren 1995: i)。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坛尚为保守、传统的文学思想把持，文学被不少作家、批评家作为对生活的如实摹写和生动反映。帕特里克·怀特把他对人类存在的普遍意义与困境的思考作为作品的主题，以其深刻、独特的文学思想和创新的文学风格，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创立了怀特时代，奠定了“怀特派”小说创作流派。

在其12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4部剧本以及众多的诗歌、散文作品中，性以及围绕性爱所产生的种种冲突与矛盾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怀特说过：“文艺作品中的创造活动与性活动的关系非常紧密。在那个源头，我获取了很多领悟”(Marr 1994：339)。怀特本身是一位同性恋者，他在另一封书信中论及了自己的创作与同性恋的关系：“如果说我能够被称作一个作家的话，那么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通过同性恋，通过凡俗的情感，我获得更多的领悟”(同上：537)。

一 性、性身份及其流动性

当代文化研究和心理学的研究，使得人们对性、性别、性身份和性角色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弗洛伊德、拉康、荣格对于性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揭示了人物性意识和性身份的重要作用。当代同性恋理论(Queer theory)的代表人物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和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ewick)关于性身份流动性的理论也为我们对怀特的性思想，以及对他的作品中人物的性身份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框架。

现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性已不是单纯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概念，而具有广泛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意义。英国社会学家盖尔·霍克斯(Gail Hawkes)指出，性事实上“通过各种可能的能指(signifier)——包括服饰、举止、生活习惯、性对象的选择等加以定义” (Hawkes 1996: 8)。换言之，性具备有多元的文化内容，表现出社会、文化的态度、身份与认同、权利关系、欲望和想象等。作为“被赋予或被选择的身份”，性所体现的是一种自我与社会关系的相对与相互的关联，展现出多形态的欲求、互动、意识与价值。因此，从文化意义上来看，由于性的多元性，即使是对同一个个体来说，性也就不是一种被规定并被固定的、单一的、常数式的特征，对于性、性别、性身份的认识具有了可变性和多样性。

既然性在社会与文化架构下具有多元的形式和内涵，它体现的更是一种多向度的行为方式，朱迪思·巴特勒指出，通过性所体现的身份是“经由性的表现方式和行为所构成的” (Butler 1990: 25)。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性向与身份也就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禀性，巴特勒认为，性身份是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性身份并不仅仅是“文化在先天获得的性别上留下的印记…人的性意识籍其性身份而确立” (同上7)。她进而指出，“行为性不能在反复规范和控制的标准之外理解，事实上这种反复的行为并不是由某个主体实施，这种行为实际上造就了主体本身” (Butler 1993: 95)因此，同性恋的身份并不是人的某种隐藏特质的展现，也不是个体刻意去获取某种文化特性的手段。个体的性向是一系列社会和文化行为的表现，个体要么附和社会与文化的体制规范，要么对之违逆、偏离、变化。

另一位性别理论学者伊丽莎白·格罗兹进一步认为性身份必须理解为性的一个前提，她认为巴特勒没有认识到“性本身是不稳定的，身体具有多种可能性，具有任何一种特定文化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外的可能性”(Grosz 1994: 140)。格罗兹认为性是不确定的、流动性的，永远处在各种不同力量和影响之下，“人的主体并非简单地拥有一个身体。相反，身体是一个客体，受制于不同的态度和判断” (同上81)。按照格罗兹的分析，身体并不完全只是生理意义上的，也不仅仅只是文化意义上的，除此之外，它还处于公共与私人、心理和社会等多种范畴的交互影响之中，而性向则不能以二分法简单划分为异性恋和同性恋。伊芙·塞奇威克更为激进地认为并没有什么内在的特质来规定个体的性与性身份。就像人的民族身份是不固定和非常态的，始终处于流动之中，性向和性身份也不具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性“是由一系列行为、期待、叙述、快感、身份构筑，和知识交织在一起的”(Sedgwick 1990: 29)。

二 《沃斯》和《人树》的异性恋隐喻

在怀特的早期代表作《沃斯》(Voss)和《人树》(The Tree of Man)中可以发现这种流动性的一些端倪。《沃斯》的开篇便是主人公沃斯和劳拉·特维里安的相识，之后，在沃斯开始跨越澳大利亚大陆的探险之前，两人相互了解，达到某种柏拉图式的恋情，在这里，两人的关系虽然是明显的异性恋，但是两人关系的真正开展，却是在沃斯横跨澳大利亚大陆的探险开始之后才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事实上，沃斯早就发现“在这里，许多的事情都是无谓的。那样一些漂亮的女性是他所不需要的……他自身便是自足的” (Voss 7)。而劳拉也没有感受到沃斯的任何吸引，怀特不吝篇幅地描写她对他的反感。

两人关系的发展颇具魔幻色彩。在率领他的探险队启程之后，沃斯在一次梦境中与劳拉开始了恋情。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心灵沟通，通过幻觉、想象、梦境来实现。劳拉甚至化身在大自然中(同上157)。沃斯进而在火苗中看见劳拉慢慢成形(同上)，进入到探险队中(同上163)。甚至在沃斯死后，劳拉自诩为他的未亡人，声称他存在在大自然，并能与之沟通关联。沃斯与探险队其他成员间的关系则随着探险的进行发生变化，沃斯被描写成一个具有尼采笔下“超人”(Ubermann)的形象，对于其探险队中的同伴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沃斯与劳拉的异性恋恋情虽然显而易见，但却通过超自然的心灵感应而变得实为虚幻。而他与同伴们的关系则时时现出某种心心相印的密切与暧昧。沃斯的性身份由此显得首鼠两端、模糊游移。

《人树》中的性关系和性取向也同样显得不确定。斯坦与艾米是一对普通的澳大利亚乡村夫妇，两人在蛮荒的丛林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但是事实上，艾米对于斯坦而言显得几乎只是一个妻子形象的道具。正如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戴维·塔西(David Tacey)所言，两人的关系“毫无浪漫成分……[艾米]几乎不能触及或激发他深层的情感上的自我，而只是陌生地处于他真正的性生活之外” (Tacey 1988: 51)。斯坦对艾米所具有的冷漠和距离感截断了两者的情感联系，“男人……在逃离他的妻子，她可否知道？” (Tree of Man 71)。

不少评论家试图对两人的关系进行解读，威廉·沃尔什(William Walsh)认为两人的隔阂在于彼此对大自然的不同态度(Walsh 1977: 33)，巴里·阿加尔(Barry Argyle)认为艾米象征了一种魔性，因而受到斯坦的厌恶，而彼得·伍尔夫(Peter Wolfe)则更进一步认为这种魔性会吞噬“她的丈夫、儿子和孙子”(Wolfe 1983: 94)。但是相异的自然观，以及艾米好胜的性格都不能充分解释斯坦对艾米在性爱上冷谈和回避。

事实上，艾米对一位邻居麦德琳所怀有的知慕倾心则体现了在这对看似普通的夫妇关系下所暗含的同性恋性向。这位神秘的具有美貌和气质的女性使艾米产生了几近色情的想象和梦境(Tree of Man 137)。

斯坦与麦德琳的火场遭遇颇值得玩味。冲入火场的斯坦竭尽全力将她抢救到屋外。这段英雄救美的经历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两人性行为的隐喻，但是无论对这一过程作怎样的解读，被救出火场的麦德琳并未被描写成一位娇弱美女，在斯坦的眼里，她几乎成了一个“面目可憎的巫婆”(Tacey 1988: 61)：“她面无人色，几乎丑陋不堪，他离她很近，看得一清二楚…麦德琳的美貌顿然消失不见，如果斯坦·帕克对她有任何欲念的话，此时也都萎缩殆尽了。他渺小、孤独的躯体拖着那个脸色灰黄的女人”(Tree of Man 180)。

令艾米如此倾心的麦德琳在斯坦眼里便变得如此丑陋可憎，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性向昭然若揭。在《人树》中，同性的吸引和异性的相斥始终如一股暗流潜伏在斯坦和艾米的家庭生活之中。

《沃斯》和《人树》的创作背景，是澳大利亚尚处于文化保守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同性恋在当时不能也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事实上，早年的怀特对自身的性身份的也并不明确，其性思想也处于流动之中。在其自传中，怀特说过自己曾经游移在“此种或那种性生活方式之间”(Flaws in the Glass 35)。澳大利亚传记作家戴维·玛尔(David Marr)认为怀特当时对自己的性取向和新身份的害怕，使得他将自己及其创作隐藏在某种“外壳”之下。这一外壳在包括《沃斯》和《人树》等作品中，便是异性恋的外表，而掩藏于其中的则是其不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性向。怀特正是通过对其作品中人物性取向采取这种较为模糊的隐晦策略，对社会与文化环境的进行妥协性的因应。

三 《姨妈的故事》与《特怀旁的爱情》的性别流动性

身份的构成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影响。性身份亦如此，不断受到社会、文化的塑造和再造。在文学中，变化不定的性身份使情节和人物具有了灵活性和多样性。人物不确定的性别、性别的混合、性别的不完整和性别的多样性构成作品及其人物本身的丰富多样。

怀特作品中另一类型的人物具有多重性取向和性身份，这使怀特得以不必屈从于异性恋主导的社会与文化，而以一种更为独立的方式和态度处理自己的人物。文学评论家爱德华·特吉利安(Edward Tejirian)认为，双性特征表明“在一个个体身上同时具有两种不断的有力度的情感流向—一股流向男性，另一股流向女性—这两个持续的性动机系统同时起作用，进行性向的表达”(Tejirian 1990: 232)。

《姨妈的故事》(The Aunt’s Story)是怀特自己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其主人公西奥多拉·古德曼是一个孤身一人、外貌平平的老处女。甫一出场，西奥多拉便显得毫无女性魅力。“她显得干瘪，皮肤粗糙，面色发黄。她年约50岁，或者不到，眼睛很亮，一头黑发…她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脸，她的眼睛总在规避着镜子”(The Aunt’s Story 12)。

但是西奥多拉外表上最为突出的一点是“那一片令她蒙羞的胡须”(同上18)，这使她在生理上具有男女同体的明显特征。与此相应，她还喜欢穿靴子、长裤，而即使她穿着女性的服装，她也“走得飞快，迈着大步，人们见了就会说西奥·古德曼就是个穿裙子的汉子”(同上67)。西奥多拉对所谓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也嗤之以鼻，认为她的生活不应该“受制于性别”(同上32)。

西奥多拉从小就体现出男孩的气质，“那些较为客气的人希望说得尽量婉转，于是会说，西奥真应该是个男孩啊”(同上32)。她喜欢玩枪、打猎，她钟爱“她那支小步枪光滑、清爽、带着枪油的气味”，“只有带着枪，她才感到自由”，“才跟得上父亲的步伐”。步枪在这里显然具有拉康所说的“菲勒斯”(phallus)的作用，成为象征男性父权的特权能指(the privileged signifier)，西奥多拉娴熟地使用步枪，不仅仅只是对其男性潜质的展现，而同时也让她成为父亲的儿子，与父亲达成同性间的联盟。

西奥多拉与男性之间的关系也特显出这一双性特点。她不能与男性同伴达成异性恋的关系，她对猎枪的喜爱更使她在朋友中成为一个另类。她的朋友弗兰克·佩洛特觉得“她令他不安……她身上有某种东西是他不理解的，因此他一直觉得不自在，几乎还有一点害怕”(同上71)。随着她男性气质的不断加强，她开始长出胡子来，弗兰克惊呼，“天哪，西奥多拉长得真的有点可怕啊！”(同上113)

如果说，《姨妈的故事》中的多重性别还仅仅停留在西奥多拉的外貌和举止上，而在怀特的大多数其他小说中，性取向问题往往只被非常隐晦地提及，但在《特怀旁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中，性身份的多元性和流动性则展现到了极致，几乎可以看作是小说着力表现的主题之一。

小说出版于1979年，事实上这是怀特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共分3部分，描写的同一个主人公具有三个名字，出现在三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性别。主人公的生活具有如此的复杂性和可变性，这本身就是怀特对于身份，尤其是性身份的流动性的一种阐述。评论家南希·夏皮罗(Nancy Schapiro)认为这部小说是“对性身份、民族身份和人类身份的一次探索”(转引自Wolfe 1983: 215)。

小说主人公E出生于澳大利亚，在第一部分，E是一位希腊商人的年轻漂亮的情妇。第二部分中，E又成了一位澳大利亚中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退役回到悉尼，然后到牧场上当帮工。到了小说的最后部分，E又是伦敦一家妓院的老鸨，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对伦敦的空袭轰炸中死去。

尽管主人公跨越时空，具有不同性别和身份，但小说并不真正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和《沃斯》中的心灵感应一样，在这里，超现实身份的变化只是一种手段。在第一部分，E的名字是尤多西娅(Eudoxia)，被描写成极具女性魅力，一个“优雅的可人儿” (The Twyborn Affair 14)，“这姑娘棕色胳膊纤长，下颚的轮廓完美，还有她回眸微笑时身体的曼妙”(同上)。但是即使这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其性身份，甚至性别也并不确定。尤多西娅承认E还有“另一个躯体”(同上23)，在其日记里也坦承自己是身披女性外衣的男性，“我坐在窗边，披着石榴花图案的披肩，扇着缀有小饰物的扇子，微风拂在我裸露的肌肤上，其味若饴，我往镜子里端详我自己，觉得伪装得不错，可以混过去”(同上23)。澳大利亚评论家马克·威廉姆斯认为，“《特怀旁的爱情》中的异装行为体现的是人类的不真实性，我们需要通过装束建立我们的人格，而在我们乔装起来的装扮之后，我们却缺乏任何实质”(Williams 1993: 142)。他进而指出：

服装和性身份密切相关。通过改变我们的服饰，我们改变了我们传达给别人的关于自己性身份的信息。异装者们认为不能因为我们的出生无端地确定我们的性别——我们有能力改变或者创造自己的性别身份。更重要的是，异装者不能回避这样一种谁都不能逃避的认识：在我们乔装的面具之后，我们自我的真实性是不断变化和游移的。正是这一点使得异装者和艺术家颇为相似。(Williams 1993: 143)

在这里，性身份通过异装处于流动中，而尤多西娅探索和建立自己的身份，避免与社会、文化所宽容、认可的形式发生抵抗，而籍异装的行为进行协商。

E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已经是退役中尉艾迪·特怀旁(Eddie Twyborn)，“一位颇有吸引力的小伙子”(The Twyborn Affair 133)，但是即使在回悉尼的旅途中，“尽管身着男装，艾迪身份感仍然未定、模糊”(Colmer 1984: 80)。

艾迪在农场的帮工生涯是“寻找和了解其自我，同时也是将其男性外表固化为身份的一个方式”(Weigel 1983: 119)，“他开始接受自己的身体，与其外表共存”(The Twyborn Affair 201)。然而，农场上的两段恋情又使得E重归那种不稳定、不确定的性身份。

艾迪与农场主的妻子玛西亚偷情，之后又被迫与农场经理唐·普劳斯发生同性恋关系。在戴维·塔西看来，玛西亚在艾迪身上看到的是女性的气质，她“希望获得并建立的是和艾迪的姐妹关系和女性同盟关系”(Tacey 1988: 194)。事实上，就连农场上的一位老女仆也认识到艾迪男性外表下的女性特质，“我喜欢你在这里……你和我有共同点，我喜欢女孩子，而不是男孩……我不是说你不是男孩，但你不一样，女人能够有直觉看出来的”(The Twyborn Affair 185)。即使在和玛西亚偷情后，艾迪仍会潜入她的卧室，翻弄和偷换上她的衣服，在玛西亚的床上产生女性的感觉和期待，在这里，男性和女性身份同时交织在一起，令其自我身份处于混乱之中。当艾迪被屋外的脚步声惊动时，“尤多西娅·瓦塔茨急忙褪下她借取的衣物，艾迪·特怀旁中断了他重温的情景” (同上282)。唐·普劳斯与艾迪的同性恋行为则进一步动摇其外表上的男性形象，即使他的声音也“显得不那么男性”(同上297)。

《特怀旁的爱情》的第三部分中的E是伊迪丝·特利斯特夫人(Mrs. Eadith Trist)，在伦敦经营一家妓院。在这部分，E竭力确认其性身份，而性身份与其自我的身份也息息相关。在这部分的开始，E以女性的面目出现，但由于自身的性身份得不到确定，也就只能处于矛盾和游移之中，而不能稳定地生活。作为尤多西娅，她最终只能逃离与瓦塔茨的类似与婚姻的关系。作为艾迪，他则挣扎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而作为伊迪丝，在其女性的外表之下，她仍然在追索自身的真实身份。“到底谁能够决定，我的什么身份是自然的，什么是不自然的”(同上317)。

与两个人的重聚促使伊迪丝走出困境，走向E的真正身份的达成。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来自澳大利亚的琼妮·高尔森曾与尤多西娅相识，而到了第三部分，琼妮在伦敦与伊迪丝邂逅，这令伊迪丝回忆起尤多西娅时代、以及艾迪时代的自我。对过去的重温显然具有超越现实的感觉，伊迪丝可以感受到艾迪的男身的出现，“她抵御着，但最终不敌，那另一个身体终于脱身而出，占据了她，替代了她”(同上375)。

E的母亲伊迪·特怀旁与伊迪丝在伦敦的相遇是E完成其身份构建，达成完整人格的一步。与伊迪的重逢使伊迪丝意识到，这是“她血肉乃至灵魂的母亲”(同上394)，在老迈的伊迪也认出了她的时候，她用纸笔问：“你是我的儿子艾迪吗”？而伊迪丝则回答：“不是，我是你的女儿伊迪丝”，而伊迪则回答：“太好了，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同上422)。

小说以E的死去结束，E穿着男性的衣服，脸上却还残留着女性化妆的妆容。当她还是尤多西娅的时候，E具备的是性身份的双重性，但是和瓦塔茨的情人关系锁闭了E的流动的可能性，因此尤多西娅的离开变成了一种必然。身为艾迪·特怀旁的E则虽然具有固定的性别，但其模棱两可的身份和角色使之达成对现实的超越。伊迪丝在灯红酒绿中的烟花生涯使她得以对现世的淡忘和对真像的假饰，然而和母亲的重逢令其身份再次变得不确定，最后，在纳粹轰炸后的残垣中，E的生命中断在性身份流动的中间，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E的身份自始至终都是“变化的，多重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Williams 1993: 152)。

四 怀特的困境与应对

巴特勒认为，“没有什么‘正当的’性身份，对于一种或另一种性别来说，并没有什么合适恰当的身份，性身份并不是性别的财产”(Butler 1990: 21)。她认为，性身份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就如同一根易断的链条，随时可能中断，但有可能再次连接起来。“异性恋不得不重复自己，以建立起一种统一性和身份的幻觉，但是这样的身份则不断处于威胁之下的”(同上29)。

怀特所处的澳大利亚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文化变动和振荡之中，各种新思潮和新力量对传统不断加以挑战和颠覆，人们的生活也具有更广泛、更多样性的方式的可能性。性革命和性解放，以及女性主义运动和思想也挑战着传统的性思想和体制。对于性身份和角色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单一的父权意识的体制中开始有了更为丰富、细腻的多元因素。

澳大利亚文化中，长期以来以父权体制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建制对任何非传统、常规的社会、文化行为采取的是不容置疑的排斥甚至压制。虽然在现代潮流的冲击下，传统的禁锢不断受到挑战，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非主流的文化仍然受到严厉打压。文学评论家西蒙·杜林在分析《特怀旁的爱情》中的艾迪时这样认为：“传统的社会价值迫使个体必须采取固定的性身份，限制人们去过那种‘体面而乏味的’生活，而人们深感这种生活的虚伪，令他们反感” (During 1996: 49—50)。作为对策，怀特采取的是一种“将多重自我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复杂的性身份，在不同的场合发挥作用”(同上63—4)。

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澳大利亚社会对同性恋开始逐渐采取宽容、开放的态度，同性恋者开始“出柜”，在公共场合表明自己的性身份，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也开始兴起，澳大利亚文化、宗教和政府渐渐开始以新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但是，尽管如此，怀特并不支持这种大肆公开自己性身份的行为，他仍然认为同性恋身份处境是一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局外人”的困境(Marr 1991: 248)，他认为社会“将其同性恋视为一种‘病态’、一种女性化的气质”(During 1996:71)。在其创作中，怀特采取这种隐匿的、流动性的手法来处理人物的性身份，其实是利用这种写作手法提供给自己一个“橱柜”藏身，只有通过这样的“橱柜”隐藏自己，他才得以充分自由地进行写作(同上72)。

怀特作品中体现出三种性倾向，即异性恋、双性倾向和同性恋取向与行为。怀特在作品中这样的表现方式和他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披着异性恋外衣的同性恋，还是真正的同性恋关系，均不能圆满达成。在他的作品中，同性和异性的亲密关系均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变形，爱欲的释放受到种种的阻碍。正因为同性恋身份的边缘地位，使得怀特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乖戾，既不为社会所了解，也不期求世俗社会的接受。显然，怀特将其自身受到社会排斥、压制的同性恋性取向，进一步投射到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中，从而与边缘、弱势人物产生认同。

综上所述，怀特通过其作品体现的他对性的认识，正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思考。在其自传《镜中疵》里，怀特认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使得自己能够同时从男性和女性的角度进行思考，进而有助于其小说的人物刻画。应该说，性对于怀特的文学创作和思想的影响远大于此。他的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使他能够以“他者”的身份和角度，对各种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加以独到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