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说》是1872年《申报》创刊首月刊载的一篇重要言论。2005年10月，我国自主研制的“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搭载飞船一起升空的还有丝绸版的《解放日报“神六”纪念特刊》。在这份特刊头版居中的位置上，便醒目地刊登了百年前《申报》上的这篇旧文，并配以大字标题，称地球之说“中国古书早明示，岂特西人知之哉”。文中指出，“地球说”理论在中国古书上早有记载，表明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对宇宙的思索。为引起公众更多的关注，同时在《解放日报》上影印当年《申报》，并重新刊出《地球说》原文，加以“编者按”，称这是在中国近代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报纸上，刊登的“中国最早见诸报端的天文地理知识文章，现将全文登录如下”云云^①。如此，旧文重刊，赋以新义，目的是以之传承文明，见证历史。

不过，关于《地球说》一文的作者究竟是谁，却是一个百年未解之谜。《解放日报》配发了《〈地球说〉，奇文当年谁写就？》，文中开首指出：“先人给我们留下一个谜。——是谁，在133年前，挥毫写下《地球说》？”指出那时的报刊文章也不署名，而据新闻史权威方汉奇分析，“一般来说，这篇在头版类似社评的言论，最可能是主笔写的。”^②于是叙写了追寻该文作者曲折详细的过程。由于这段时期中，申报馆内没有人事档案可资查考。先是找到“申报史编写组”的研究人员，把视线聚焦到《申报》创始人美查聘请的三位早期主笔——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三人身上，最后聚集到举人蒋芷湘身上。在不排除还有其他作者的可能下，联系到《地球说》的内容及表述，认为相对而言，“还是蒋芷湘最有可能”。随之报社人员走访了浙江省档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乃至刻有全国进士名录的京城国子监的碑林，逐一查找考证，但却所获甚少。只是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知道他名蒋其章，字芷湘，浙江钱塘人，“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第3甲第49名进士，浙江钱塘人。”至于其他有关情况，则不得而知。再继续追寻家谱，在堪称收藏家谱最全的上海图书馆，馆藏计有153种蒋姓家谱，亦均搜检无果。文章最后说：“我们的追索，只能暂告一段落了。所有的，都只能是一种推测；可能性大小，也只是相对而言。但我们已经找到了，先人留下的这一份足以遨游太空的厚礼；我们已经找到了，从百年《地球说》到科学发展观的无尽思索与启迪……”^①虽说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谁是《地球说》作者仍留悬念，不过这样的追寻仍然很有意思，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那么，《地球说》的作者究竟是谁？他是不是就是《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抑或是其他人呢？

由于史料的散落，关于蒋其章其人生平事迹，历来鲜为人知。即使是一些报刊史的权威之作，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刊史》、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等，在论述《申报》初期创刊时，对《申报》这样一位早期重要人物，均甚少记载，可以说几乎是个空白。但实际上，在清代科举考试的案卷《清代朱卷集成》中，则留存了他两次参加科举考试、有关其家族及个人履历的记录：“蒋其章，字子相，号公质，又号质庵，行一，道光壬寅年四月二十四日吉时生。浙江杭州府学廪膳生。钱塘县商籍。肄业诂经精舍、敷文、崇文书院、东城讲舍，前肄业紫阳书院、上海敬业书院。著有《泽古堂集》卷。”^②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此外，在《同治九年庚午正科浙江乡试录》、《杭州府志》、《重修浙江通志稿》、谭献《复堂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以及《申报》和清人诗文集中，均有不少关于蒋其章的记载。

综合科举档案、地方志、诗文集等相关资料，蒋其章(1842—1892)，字子相，亦作子湘、芷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祖籍安徽歙县，家世徽商，后迁居杭州。曾祖父蒋袁慰，乾隆时举人。从他的祖父、父亲起，均是杭州的廪贡生、候选教谕。他自幼即承庭训，此后又受到正规的教育，为杭州府学廪膳生。在青少年时代，曾先后在杭州、上海两地的诂经精舍、敷文书院、崇文书院、东城讲舍，以及紫阳书院、上海敬业书院求学。后于同治九年(1870)考中举人。1872年初美查筹备创办《申报》时，以“武林名孝廉”邀其加盟。如早期《申报》主笔黄协埙所说：“《申报》者创自英人美查，而延华人蒋君芷湘主笔政。”^③作为《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一开始便参与主持《申报》的编务。同时，他还承担了《申报》附属月刊《瀛寰琐记》的编辑事务。

在申报馆任职期间，蒋其章以蘅梦庵主、小吉罗庵主、蠡勺居士等好几个笔名，发表了大量的诗文。在《申报》开办不久，他还到过日本，写有《长崎岛游记》。此外，还与美查合作翻译了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在《瀛寰琐记》上连载。后他于光绪三年(1877)考中进士，便离开了报馆，于次年春赴任敦煌县令。此后又出嘉峪关赴新疆，在阿克苏、喀什噶尔任左宗棠步将张曜的幕僚，又随之至济南任职，前后约有十多年之久。综其生平仕履，可说是一个经历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人物。有关其详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译事考论》中第三节“蒋其章其人事迹”和拙文《〈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卒年及其他》的论述^④。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查清了蒋其章的生平资料，但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即使如有的论者认为，这篇在头版类似社评的言论，“最可能是主笔写的”，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定如此。由于以上所说的《地球说》一文并未署名，因而事实上我们也难以判定蒋其章即是该文的实际作者。

在追踪蒋其章的相关资料时，笔者却意外地发现，《地球说》的实际作者并非是蒋其章，而是另有其人。此人为高云麟，浙江杭州人，是蒋氏早年在诂经精舍读书时相前后的同窗学友。

在同治九年庚午(1870)合刊的《诂经精舍三集》中，其中就有两篇《地球说》，一篇署名“高云麟”，一篇署名“戴穗孙”。经比勘对照，署名“高云麟”的那篇《地球说》，与《申报》上刊载的《地球说》虽说语句稍有改易，但基本内容、文字是一致的。从时间上说，则比《申报》上刊载的早了整整六年。

按杭州诂经精舍为清代名臣、大学者阮元于嘉庆初所创办，位于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之麓。此后书院历有兴废。咸丰年间，精舍毁于战乱。同治五年(1866)，又进行重建。不久，经学名家俞樾主持精舍讲席，前后掌教达三十余年。作为中国近代江南著名的书院，诂经精舍对于学业突出、考课优秀的学生，不仅给予奖励，还将其诗文佳作结集出版。自阮元亲自主持选刻文集以来，所谓“简其艺之佳者，刊为《诂经精舍文集》”^①，此后选刻学生佳作便成为书院一项固定的制度。自嘉庆至光绪末，共刊出《诂经精舍文集》八集，计八十二卷。而《地球说》一文就收录于《诂经精舍三集》卷二“辞赋”之中。

《诂经精舍三集》为颜宗仪、沈丙莹、俞樾任书院山长时编次刊刻，收录了自同治丙寅至庚午(同治五——九年，1866—1870)五年的官师课艺。其中包括：同治丙寅年(1866)辞赋二卷、经解一卷，山长海盐颜宗仪编，监院谭廷献、钟鸾藻校刊；同治丁卯年(1867)辞赋一卷、经解一卷，山长归安沈丙莹编，监院谭廷献、杨文杰校刊。以上两种分别刊于同治五年五月和同治六年五月。前有同治六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序，序文称：太平天国时，浙江的书院、精舍皆毁于火，及新贻奉命抚浙，诸书院以次修复，而由颜宗仪主讲诂经精舍。“浙东西人文渊薮，虽遭兵火，而讲院既兴，学者弥盛，阅时既久，作者如林。太史复为择其雅者，锓板以传。盖所以作兴实学，犹文达意也。”^②指出刊刻文集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作兴实学”。又说：“课艺刻既成，后将分年续刊，监院谭君廷献请序于予，因为言予之所见以为之序。”^③至于此后三年的课艺，则由继任的山长德清俞樾续编，监院周承漠、孟沅、章浚等校刊，刊印于同治七年至九年之间。

从编次刊刻情况来看，高云麟、戴穗孙两文均作于同治五年丙寅(1866)。据集中所附丙、丁两年“校士官师题名”及“集内同人题名”，又注云：“未选课艺者另外”。在有关“同人题名”中，其中即有杭府“戴穗孙同卿”、仁和“高云麟白叔”(以上丙寅年), 以及杭府“蒋其章子湘”(以上丁卯年)的记载。^④

高云麟撰《地球说》一文，先后从七个方面论述地是球形的道理，指出“地球说”理论在中国古书中早有记载，并非从西方引入的“舶来品”。文中首先指出，“今之谈天者，均言地球之说始自西人。其证有四。”此下列举四证，以证明此说。这里引录前三证如下：

以为天下至平者水，至广者海，今试于海岸用远镜遥窥去舟，必先见舟隐，后见桅隐；若窥来舟，则先见桅旗，后见舟舰。夫舟大桅小，人所知也；大者易见，小者难见，又人所知也。今乃反之，盖由舟浮水面，为地之圆处所蔽，故桅虽小，转先见耳。其证一也。又当明武宗时，西洋葡萄亚有人由西驶行，过大西洋、亚墨利加洋，由太平洋、南洋、印度洋、小西洋，仍回大西洋葡萄亚。若地形不圆，何能自西往，自东还乎？其证二也。又赤道北则见北极，不见南极；赤道南则见南极，不见北极。若地非浑圆，观星者安有南北之异。其证三也。^⑤

其结论是：“有此四证，地圆之说瞭如指掌。虽地静地动，说有不同，而地球总无异议。”对照《申报》所刊《地球说》，文中说：

夫天下至平者水，至广者海，今试于海岸用远镜遥窥去舟，必先见舟隐，后见桅隐；若来舟，则先见桅旗，后见舟舰。舟大桅小，人所知也；大者易见，小者难见，又人所知也。今乃反之，盖由舟浮水面，为地之圆处所蔽，故桅虽小，转先见耳。证一。又当明武宗时，西洋蒲萄亚有人由西驶行，过大西洋、亚墨利加洋，由太平洋、南洋、印度洋、小西洋，仍回大西洋蒲萄亚。若地形不圆，何能自西往，自东还乎？证二。又赤道北则见北极，不见南极；赤道南则见南极，不见北极。若地非浑圆，观星者安有南北之异。证三。^⑥

从以上“四证”来看，如高文称“其证一也”、“其证二也”、“其证三也”、“其证四也”。《申报》完全采用了前三证的原文，称“证一”、“证二”、“证三”，两者的内容、行文基本是一致的。只是第四证文字略有修改(见下)。

高文此下又说：“徒以西法言之，其可证地圆者，四端之外，亦尚有三焉。”以下再举三方面加以说明。有关“三说”的内容，《申报》同样采取了高氏的原文，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小的改动。如高文：“盖天形既圆，则下降之气，其聚于中心者亦圆，气之聚于中心者既圆，则重浊之凝结而为地者，安得而不圆？”^①《申报》作“盖天形既圆，则下降之气亦圆，下降之气既圆，则重浊之凝结而为地者，安得不圆乎？”^②行文上作了一些简略。此外，如高文结尾时引：

曾子曰：“如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此地圆之说之最古者。若夫《尚书考灵曜》所云：“地有四游。”又与西人天静地动之说不谋而合。然则地球之说，岂独西人知之哉！^③

《申报》只是在“曾子曰”前加了“《大戴礼》引”四字，“不揜”改做“不掩”，“岂独”改做“岂特”，其余在文字上均一仍其旧。

就全文来看，《申报》可以说基本上就是高氏原作。自然，两者在译名与文字上也略有改动。如：高文“葡萄亚”，《申报》作“蒲萄亚”；高文“层层相丽”，《申报》作“层层相附”；高文“四时昼夜均平”，《申报》作“四时昼夜相平”；高文“日光仅及温道”，《申报》作“日光仅过温道”。都仅是文句上一些小的改易。由此可见，《申报》上刊载的那篇《地球说》，无疑是从《诂经精舍三集》中直接移植而来的。从时间上说，高文在先而《申报》在后，两者的渊源、承袭关系是十分明显的。而此文明确标出作者是“高云麟”，则使原先的不解之谜豁然明朗。真可谓如俗话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应当说，在《诂经精舍三集》课艺中出现《地球说》并非偶然。从书院传统来说，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一直比较重视“实学”，书院课士“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④，虽说其内容还是以经史为主，但有关天文、算学、地理等科技方面的内容，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而随着鸦片战争以来西学的刺激，精舍作为当时享有盛誉的浙江“名牌学府”，其教学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其中包含了不少西学方面的内容。从《诂经精舍三集》所收录的课艺内容来看，如集中有《以冬至为长至辨误》、《三江既入考》、《黑水考》、《用西洋法制造活字板议》和上所说《地球说》诸篇，便涉及天算、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等有关西学的内容，就是明显的例证。

联系《三集》中另外一篇戴穗孙撰写的《地球说》，戴文开头说：

推算之说，西法密于中法，今术优于古术。言古术者，以地居中心也；言今术者，以日居中心也。其以地为中心者，谓地静而方也；其以日为中心者，谓地动而圆也。

文中又引《易》、《春秋元苞命》云“天左旋，地右动”，《尚书考灵曜》云“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牗而坐，舟行不觉也”，以及《河图括象图》、《尸子》、《白虎通》等，并言“地动之明证”，来说明地球“惟圆故能动”的道理。戴穗孙指出：“读泰西人书，又得地圆之证四……言之凿凿，固已明辨皙矣。《大戴礼》引曾子曰：‘如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谓地体而圆，自古而然，不自西人始也。然则地之得名为球者，非以其体圆之故乎？”以下又称，“考地球经度，自北而南，分为五带”云云，讲述了地球分为五带和五大洲，地球如橄榄，是椭圆而非浑圆，“略举管窥所及者如此”^⑤。同样论述了地圆说的理论及其基本证明。

由上而言，虽说两文各有侧重，然其引证内容与基本原理均差不多，又都出自诂经精舍学生之手。这显然与当时书院在教学上重视西学密不可分。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诂经精舍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旧式书院，而是已带有近代气息的新式书院。精舍刊刻学生的优秀课卷汇为《文集》，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鼓励。而两篇《地球说》之所以被评为佳作而选入集中，也正是书院教学风气与导向的重要体现与反映。

而高云麟《地球说》一文之所以刊于《申报》，则应与后来成为《申报》主笔的蒋其章直接相关。关于高云麟其人的具体情况，我们留待后面再说。据前所说蒋其章自填的《履历》，他曾在杭州诂经精舍学习。在《诂经精舍三集》“集内同人题名”中，也列有“蒋其章子湘”之名。集内除上所说《地球说》二篇外，“辞赋”卷三并收有蒋其章所作《玉带生赋》(丁卯年)和诗作《南屏山谒张忠烈公墓五排一百韵》。作为精舍学生中的习作范文，两人均有考试课卷刊刻于《三集》之中。由此可知，蒋其章与高云麟均是诂经精舍的高材生，是前后级别相近的同窗校友。就在高云麟撰写此文的次年即同治六年(1867)，高氏即考中浙江的举人。时蒋其章正在书院学习。而在三年之后，蒋氏也于同治九年中举。虽说尚不清楚两人在诂经精舍时期交往的具体情况，但两人既为同窗学友，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几年后蒋其章应美査之邀，入申报馆任报社主笔，为了宣传有关天文科学知识的需要，便将高文略事修改，将其刊登于《申报》上。

对勘高氏原作与《申报》刊出之文，经蒋氏修改的主要有以下几处：1.高撰《地球说》开头说：“今之谈天者，均言地球之说始自西人。其证有四。”^①《申报》文改作：“近世言天文者，辄谓地球之说创自泰西。不知古书中早具言其理，特未详辨其形，非至利玛窦、汤若望诸人始独辟奥窔也。其说盖有四证。”^②突出说明中国古书中已经阐明此理，而非始于明末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诸人。2.高文第四证谓：“又地影蔽月则月蚀。惟地体圆，故闇虚之蔽月者亦圆，若地形方则影亦方矣。其证四也。”^③原文写得比较简略，也较难懂。《申报》则修改为：“又地影蔽月则月蚀。凡月蚀时，有一黑影遮盖月光。因此时日月相对地毬适在中间，日光照着地毬，不能射到月中，故地影得以遮盖月光。而其影正圆，可知地毬全体必圆。证四。”文字上作了较大的改动，使说理显得更为清楚。3.此下高文小结说：“有此四证，地圆之说瞭如指掌”，“似其理惟西人知之矣，不知中国古书虽未明言地球，而《周髀》所载测日景之法，与《授时》所载测月蚀之法，实已隐具其理。”^④《申报》则改作：“按之中国古书，如《周髀》所载测日景之法，《授时》所载测月蚀之法，实已明明揭示矣。”将原文中国古书“虽未明言”地为球形，“实已隐具其理”，改而强调“实已明明揭示矣”。在语气上更为肯定，以与文章开头相呼应，彰显了中国古人在这方面的认识与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饰与改动。

《地球说》经蒋氏修改在《申报》头版上以类似社说的形式发表，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说，高撰《地球说》最初在《诂经精舍三集》以课艺的形式刊印，既是书院学业成果的展示，同时也对外发卖，作为诸生课艺的范文，在江浙一带的书院及应考的举子中自然会引起一定的反响。但其传播的范围，仍局限于科考应举的知识精英层面，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就当时来说，那时一般的国人尚囿于“天圆地方”的认识，惊讶于“地球是圆的？外国人不掉下去？”的迷思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蒋其章在1872年申报馆任职之初，对此文作了若干修改，并在《申报》这一公共传媒上刊载出来，确实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见诸报端的天文地理知识”的大众科学启蒙。而此文一经在《申报》这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刊出，显然扩大了《地球说》科学内容在民众中的传播与影响，使当时一般普通大众知道了地球说的科学知识与原理。应当说，蒋氏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文也可以说是高、蒋两人合作的产物。

高云麟似乎名不见经传，故需对其情况作一必要的考察。

据现有的资料可知，高云麟(1846—1927)，字白叔，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其家族是杭州著名的大族。祖先世居山阴前梅里，从高祖高士祯起始迁居杭州。曾祖高崇文、祖父高凤墀，曽参与创建杭州普济堂，都热心于当地的慈善事业。其父高锡恩(1804—1869)，原名学淳，字古民，是道光咸同间著名的诗人。数岁能为诗，长益肆力经史，并究心经世之学，“讲求河漕、水利、舆地之学，究极本末”^①。与郭麐、姚燮、龚自珍等诗歌唱酬，文采照耀。曾七应乡试不中，遂绝意进取。后累以助军赀授官同知，加道衔，阶中宪大夫。一生写诗数千首，史称其“诗典丽自喜，多近梅村”^②。著有《友石斋集》。其叔父高学治，字叔荃，一字宰平，也是当时的名儒。从事朴学，治三《礼》及四家《诗》，旁罗金石，亦好宋明儒书。治学严谨，尤注重操守。以贡生选乌程训导。后执教于诂经精舍，又为东城讲舍山长。光绪年间章太炎就读于诂经精舍，曾向其问学。后章氏还写过一篇《高先生传》，以纪念他们的一段交往^③。

从高氏的教育环境来说，他出身于诗书传承之家。高父很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传载高锡恩中年丧偶之后，“旁绝姬侍，督课诸子，引掖后进”^④，亲自督导诸子。其家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三，自幼即承庭训，此后又受到正规的书院教育。谭献《复堂日记》便称，高氏“父子兄弟怡悦家巷，授受文史”^⑤。李慈铭《中宪大夫仁和高君墓志铭》也说：“人多言高氏之昆，力学有文，皆本庭诰，父子兄弟之相师法。”^⑥在太平天国时期，高锡恩携家人避乱渡江，居住会稽。五年之后，至同治三年(1864)后才返杭。据此，高云麟应在此后入杭州诂经精舍学习。

高氏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对其成长是很有影响的。作为著名的诗人，其父高锡恩对西学有较浓厚的兴趣。如所著《友石斋集》卷八《夷闺词》，其中第三首云：“寄语侬家赫士勃，(自注：夷妇称夫曰赫士勃[husband]。)，明朝新马试骑来。”第八首：“纤指标来手记新(自注：夷俗定妇，必婿亲以戒指插女之指。)，度埋而立及时春(自注：夷人呼娶亲为‘度埋而立’[to marry]。)”^⑦是在近代以音译外语入诗最早的诗篇。钱锺书在《汉语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便列举了他的以上二首诗作^⑧。其兄长对高氏也颇有影响。大哥高炳麟，字昭伯，号我庵。童年即好诗古文辞，一疑末彻，恒废寝食，“读书锐敏，识解尤异”^⑨。治经，精小学，为仁和附贡生，后官候选训导。以积瘁得心疾早卒。著有《我庵遗稿》。二兄高骖麟，字仲瀛。仁和廪贡生，好学深思，“温温学古，通天文步算”^⑩，也为才俊之士。

据载，他们兄弟几个与后来著名的学者如谭献、李慈铭等均有密切交往。高炳麟与谭献订交，又往复论文，在《与谭子论文书》中称：“与足下交久，诸同人中具高才卓识，足以远轹千古，近驾一世者，莫足下若也。”^⑪李慈铭与其大哥也甚为相得，于咸丰初游杭州时，两人相晤西湖上，“与谈古今学术文字，甚得也”^⑫。同治六年，李氏应聘在杭校勘经籍，又与其二兄高骖麟共事。当时他俩均在书院就读，谭献是诂经精舍的监院，并称高氏兄弟“学行方著，称于时”^⑬，谓其“两子竞爽，家学益昌”^⑭。

在诂经精舍的几年间，高云麟受到严格的传统经史教育，也接受了西学的影响。他以一些学者、名儒为师，专心治学，心无旁骛，如有记载称：“季子云麟亦勤稽古，有文行”^①。关于高氏兄弟在书院学习的情况，如谭献《复堂日记》同治四年记载说：“高仲瀛来谈艺。究心实学，有志于天文律算，乃欲通西人之术，以求制夷，可谓大义凛然。”^②从中可以看出，高骖麟讲求经世实学，“有志于天文律算”的情况，云麟在这方面应受其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欲通西人之术”的目的，则是为了寻求“制夷”之法。《日记》中还说到与高家有通家之谊，追怀其论交的情况，称与其兄昭伯“结昆弟之好，又唱酬相得。仲瀛、白叔童幼亲密，予弟畜之。……而仲瀛好学深思，白叔才气飚举，皆可一日千里。”^③这些评价均反映出高氏兄弟才学过人的挺秀之姿。而高云麟之所以能写出《地球说》，自然是与书院的学习氛围及其个人的好学深思分不开的。

作为诂经精舍的高材生，高云麟在撰写《地球说》一年之后，于同治六年(1867)中举。此年翰林院编修张之洞来主持浙江乡试，所取多知名之士，高氏在考试时名列前茅。据《同治六年举行丁卯科并补行甲子科浙江乡试录》记载，此年中式举人二百三十四名，“第五名高云麟年二十二岁仁和县学附生”^④。在当年刻印的《浙江闱墨》中，还保留了高氏作为乡试第五名，所作的《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两篇科考的文章^⑤。他与谭献、孙诒让等为同科举人，时年二十二岁, 可谓年少得志。蒋其章比他年长三岁，也参加了本年的科试，但未中举，后于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比他晚了三年。

又，查《杭州府志》卷一一三《选举七》，国朝举人“同治六年丁卯科”下载：“高云麟仁和人，内阁中书。”^⑥《重修浙江通志稿·选举三》清代“历科举人题名”，于同治六年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也载：“高云麟仁和人，内阁中书。”^⑦可知之后他又任内阁中书之职。其兄高骖麟后也于同治十二年中举，试用训导，报捐内阁中书，光绪时捐升道员，历直隶清河道，后官至署直隶布政使。民国初任杭州电报分局总办委员(相当于电报局局长)。

作为杭城的望族，高家世居杭州双陈巷，并有“高半城”之喻。光绪年间, 高氏在西湖杨公堤建有“红栎山庄”，亦称豁庐, 俗称高庄。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西湖诸别业》条云:“光绪间，高白叔舍人筑红栎山庄，地为明戴大有读书处，有且住轩、小仇池室、藏山阁、鸥渡，此可通舟处。田田榭、听雪、荦确亭诸额，室宇精絜，朴素无华，骚人墨客每乐宴游于此。”^⑧高庄在湖上的众多别墅中向以幽雅著称。俞樾撰有楹联云：“选胜到里湖，过苏堤第二桥，距花港不数武；维舟登小榭，有奇峰四五朵，又老树两三行。”^⑨便描绘了此处的胜景。高庄后在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时被毁，但遗迹仍存，现在则并入西湖“花港观鱼”景区内。

辛亥革命后，1912年高氏接替其兄高骖麟任浙江省商办电话公司董事长。20年代初，又与孙鲁钦发起创办浙江典业银行。在此期间，作为当地著名的士绅，他在杭州参与许多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如杭州钱王祠的修复一事，自民国初该祠即渐倾废，1923年杭县知事陶镛与钱氏后裔钱士青谋商后，即由高云麟、吴士鉴领衔，上书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张载阳请求拨款修祠，后又捐募集资，修复该祠。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高云麟的夫人金英也是一位颇为新潮的人物。金氏字亦茗，满族人，幼通汉文，涉猎书史，喜吟咏，能诗歌。1903年2月，即在杭州组织了中国女性自办的第一个放足会。据1903年《浙江潮》上《记杭州放足会》载：“杭州高白叔中翰之夫人，母家金氏，杭垣绅族”，因世变日亟，每念国事，辄唏嘘欲绝，“杭垣巨室大族，命妇之多若鲫，明白通达未有若夫人者。”此年正月，她与同城孙淑仪、顾啸梅、胡畹畦等在杭州发起成立放足会。先期刊发演讲稿，俾家喻户晓。然后在西湖之滨张勤果公祠开放足会，“士绅眷属，来会者八十余人，演说及三时之久”^①。会后合影留念。金氏当场演说，赢得众人赞赏。此后，她于1904年创办了杭州女学校，以实行女子教育。当时英国传教士梅籐更在杭州创办广济医院，1906年又开设了广济医学校，她又首捐六百金，托梅氏附办产科于院中，每月由其夫高云麟及杭绅金月笙、顾养吾等十人捐助百元，作为学生、产妇、工役伙食之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女界发起女界协赞会，劝募捐款，协助军饷。杭州方面也由她等发起，成立浙江女界协赞分会，在皮市巷协和讲堂召开成立大会^②。于此亦可见其爱国心之一斑。在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自也应有其一席之地。

高云麟与其夫人琴瑟相和，感情深笃。1924年4月，是他与夫人金氏结婚六十周年纪念，两人重谐花烛之礼。这在当时被传为盛事，有不少人相与诗词唱和。如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载：“夫妇偕老，诗人播为美谈，其有结褵至六十年者，尤为古今所罕见。”指出“近岁仁和高白叔中书云麟”等俱以“白首齐眉，重行花烛之礼。家庭盛事，较重宴鹿鸣琼林者，更为难得已”^③。当时孙中山先生也撰写了“白首如新”的题词，以示祝贺。后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在此年北京召开的追悼大会上，高云麟还撰写了一副挽联：“白首尚留千载字，青天忽偃半空旗”，以表示对孙中山的纪念。挽联注中云：“中山先生夙末谋面，壬戌岁重谐花烛，蒙以‘白首如新’四字见赠，兹闻仙游，感慨系之。武林高云麟。”^④后二年，高云麟也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纵观高氏一生，现虽藉藉无名，但抹去历史的封尘，他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位趋新而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其早年撰写了《地球说》，为大众科学启蒙作出了贡献。尤为可贵的是，直至晚年，高氏仍保留了青年时代的一种锐气，如《新语林》卷五记载说：“高白叔八十不蓄须，日与群少年嬉游。豪于饮，既醉，津津道故事，声亮如洪钟，隔室闻之者曰：‘甚似白叔说话。’”并称其“思想新奇，四座称赞”^⑤。这些自然已是后话。末了顺便提及，其子高尔翰、高尔登，也是民国时期浙江相当著名的人物。两人早年游学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陆军，曾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后加入东京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之后高尔登还历任浙江财政司长、浙江银行总理等职。故其家族在杭州也属势大财雄的一族，从家族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高氏家族似也应引起史界的重视，值得认真加以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