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史研究之成为“显学”，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从革命史、政治史的既定规范内脱胎，走进现代化的语境，再到“国家—社会”的框架中建立一批新的选题，进而又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领域内上下求索，上海史研究的每一步进展，几乎都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风向标。若以新文化史所注重的政治文化、文化象征与符号史、社会性别与医疗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与边缘文化等问题的指向而论，说上海史研究已叩响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大门，应该不会太离谱。
相对而言，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还在成长阶段。尽管关注度与时剧增，特别是引起不少青年研究者与博士生的兴趣，但与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史研究相比，无论在问题意识的积累和突破，还是在治史方法和知识贡献方面，都大有开掘的空间。这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现状有关——以“决定论”或“目的论”为特征的革命史和传统政治史的叙述依然在这一重大史学领域内居于统治地位。当然，这决不是说，一定要“告别”革命史和政治史研究才可能有所作为，恰恰相反，革命史、政治史本身也面临方法和取径上的革命。关键在于，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要获得新的提升，必须在知识与方法的转换上有所作为。
本文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切入，就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作一个学理上的探讨①。
一 回顾与批评中国当代史研究正在国内外学界逐渐升温，其中包括1950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研究的趋热和若干成果的问世。
1999年出版的《上海通史》中的《当代文化》、《当代社会》两卷，当属最早成卷的论述当代上海文化与社会的史学著作②。尽管这两卷尚属通史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以社会与文化问题为导向的独立著述，与新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大有异趣，但是，这部《上海通史》的谋篇布局，没有像某些号称“通史”的著作那样，到1949年就此打住；也不是一条线性的事件史，而是关照到了上海历史演进的方方面面，晚清、民国和当代的文化与社会也有相当程度的呼应。这在十多年前的当代上海史研究中，确有筚路蓝缕之功。
在2003年的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由姜进组织的“文化转型与社会改革：1950年代社会主义的上海”专题讨论，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这个专题的4位报告者依据档案与口述史料分别以“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的一体化走向”、“妇女工作与社会的重新组织”、“文化改造的社会工程”以及“饭店、历史与国家”为题，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和不稳定的上海社会，他们的研究试图表明：1950年代的上海既不是国家刚性控制下的极权主义社会，也不是一段义无反顾地走向“文革”的历史①。虽然这几篇文章多为社会史研究，重在“国家—社会”的框架内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但新文化史的一些问题同时被提了出来，比如，权力对大众文化领域的改造既是国家强力推动和企图全面控制的过程，也是民间娱乐从业者利用国家权力努力逆转这个控制的过程②。这次讨论是“1950年代上海”作为一个专题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集体发表，“何谓新上海”的问题意识开始涌动。
如果说，上述的专题讨论主要由美国学者发动的话，那么200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发起和主办的“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就是中国国内之首次了。与会的近二十余篇论文中，以上海为主题或中心案例的研究达11篇之多，其中又有4篇论文分别涉及文化体制改造、大众文化消费、院系调整以及大跃进中城市女性的从业问题③，足见上海社会文化史在1950年代中国研究中的份量。更值得关注的是，会议就1950年代中国研究的叙事主体、基本史料和方法等展开深入的讨论并达成共识，如：“应该有一部人民史，反映人民的感受”(章百家语)、“研究历史要带有人文关怀”(杨奎松语)、“应关注社会基层没有‘话语权’的人们”(王政语)等等。这些意见促进了1950年代上海研究理路的转换。
日本学者对1949年前后的上海研究也兴趣盎然。2007年由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主办的“空间与生活的重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上海社会文化的变迁”学术讨论会在东京举行。在“空间与生活”的视野里，与会者所研究的关于百货店的商业消费空间，越剧、淮剧的娱乐空间，人民广场的公共政治空间、新闻报纸的舆论空间以及殡葬礼仪的生死空间等等，反映了1950年代上海研究正朝着新文化史所关切的文化中的权力运作方式、特定空间的象征意义的问题方向驱动，社会史所注目的历史变迁中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问题也得以张显④。
与一系列讨论展开的同时，熊月之先生统领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策划安排就绪，进入研究和著述过程。丛书共28卷，2008年起陆续问世。该丛书中已出版的研究当代上海社会生活的著述有3部，其中，阮清华的《上海游民改造研究》和汤水清的《上海粮食计划供应与市民生活》两部⑤，明确以1950年代为研究的时限，将新政权的社会改造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与上海社会的特质联系起来考察，使得游民改造和粮食计划供应两个重大政治经济举措的研究不单纯地停留在政策史的层面，而深入到上海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丛书中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金大陆的新著《非常与正常》。金著虽然以“文革”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但此书以“非常与正常”的路径展开叙述，正是洞察到了上海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如程兆奇的序中所言：“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天下大乱’的‘文革’‘非常’期，不仅国家没有分崩离析，众生的‘社会生活’也在照常进行，其中原因正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机制还在‘正常’运转。……从最大处说，‘文革’和十七年，国体、政体没有变化，领导阶级没有变化，经济体制也没有变化……‘文革’的‘非常’和十七年的‘正常’实有一脉相连的关联”⑥。不仅于此，从“非常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描述中还让人窥见非常状态下上海人的生存策略、生活范式、行动取向以及价值追求之变与不变的统一。因此，作为一个研究范式，“非常与正常”用于“天翻地覆”的1950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的历史叙述无疑是适切的。
除此之外，近五年来研究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也时有问世，其中不乏受到学界关注的文章。如，周武的《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至1956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罗苏文的《高郎桥地区的文化生活——以沪东一个棉纺厂工人聚居区为例(1945—1955)》、杨奎松的《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形成经过——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改造为例》、冯筱才的《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及《‘社会主义’边缘人：1956年前后的小商小贩》等等①。
1950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研究也是不少博士生论题的首选，许多年轻的历史学者也有志于从事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1950年代的上海史研究正在追赶上海史研究的步伐。
从总体观之，目光下移，重视社会底层研究是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的共同学术走向，这与19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发生的向社会史、文化史的转型方向是一致的。在走下层路线的同时，不少研究者开始摈弃“整体史”的“宏大叙事”方式，专注于具体历史情境中微观的个案研究，他们试图借助社会史与文化史方法论的资源，摆脱传统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意识形态束缚，在一系列新的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催生一批新的研究课题，以重建1950年代上海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不容讳言，1950年代上海史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已经见到的研究成果不但数量有限，且在问题意识和治史方法的转换方面远没有进入学术上的“自由王国”。当有学者指出西方新文化史已“当仁不让地稳坐史学主流的第一把交椅”②，当国内“新史学”的倡导者们已在反思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结构性缺陷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旨在“建立有别于西方‘新文化史’流派的新的叙述体系”③，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便相形见拙，一番踌躇满志之后，又有些步履蹒跚。
最严峻的问题是1950年代的上海史研究向何处去？目前的理路似不十分清晰。社会文化史的取径固然诱人，下层路线、微观探究也属必由之路，但如果缺少了整体史观的支撑，那么具体的个案就如碎片，不知所云。至多也就是提供一堆“新发现”的史料，让人感到一时新鲜之后，便很快忘却。这种“碎片化”倾向在1950年代上海史乃至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因为这个研究领域内的学人对社会史、文化史的理论准备还很不足，近年大量档案与民间史料的开放开发又使得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而仓促上阵，以至于产生“下层”和“微观”是文化社会史研究唯一路径的误解，忘却了与新文化史有关的社会文化研究非但没有抛弃整体史观，相反是要大力张扬并实现史学的整体“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
与文化转向相抵的另一个误区来自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去国家”倾向。一部分中国当代史研究者之所以急切地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向，源自于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官史”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决定论”和“目的论”主导下的因果线性叙述的传统政治史的激烈批评，从而表现出一种“去国家”或“去意识形态”的治学倾向(我本人也有过这种倾向)。这种学术批判态度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他们在“去”之后的“立”的过程中，落入了又一个方法论的陷阱中。这些“去国家”的研究看似出于“底层立场”的小人物故事，或是一段段曾经被尘封或禁言的历史，但不难发现，这些研究有着“集权主义论”的共约性，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延续着的党国体制迈向顶峰的开端”。如Kirby所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在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的党国体制统治之下，国家的控制日益增强，到1949年之后，在一种专制主义中达到高峰，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①。他们虽然已经注意到20与21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的“一种缓慢的、平稳的但也是明确的对于个人与共同体自主性的再度肯定”②，也就是新近为人关注的“集权主义的顺应力”或现代中国的自由领域问题③，但是，关于共和国早期的看法依然是“集权主义论”的一统天下。
“集权主义论”导引下的观察点都在对“国家”否定性的历史事件或场域中，叙述的是国家“吞噬”社会的过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成了唯一的、能动的主角，社会空间和“私”的空间迅速消失，“国家”之外的历史话题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经国家强力统合和改造后，所谓“地方性”、“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迅速走向同一性，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史、地方史也就失去了特指的问题意识。1950年代上海史的脉络只是在这个“国家对城市社会和家庭关系管起来的重要时刻”展开④。曾经光怪陆离、纷繁多姿的大都市上海的历史忽而变得线性而单调。
由此，“集权主义论”所导致的困境，是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只知有“中央”而不知有“地方”，“去国家”努力的结果，要么由相反的价值判断出发，与“官史”、传统政治史异曲同工；要么与“碎片化”的研究殊途同归，陷入史学的“无意义境”。
二 意义与问题之重构1995年，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由William Kirby教授发起的关于中国革命意义的讨论将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延续性问题摆到了历史学者面前，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开始打破政治学研究的一统天下，进入了史学研究领域。
与此相关，一系列关于“新中国”的问题被历史学者提了出来，其中不少设问直接与人民共和国时期上海史研究新问题意识的产生有关。
最为核心的问题是：1950年代的中国在史学上命题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即Kirby教授反复提及的1949年是不是新中国的一个开始，或者20世纪以来到底有多少新中国？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会问：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的各个区域在建构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特别是在建国史上的贡献或价值何在？如果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城市史的角度看，1950年代是不是新上海的开端？近世中国到底有过几个新上海？李欧梵笔下的“上海摩登”和叶文心笔下的“上海繁华”不都是关于新上海的出色的学术文本吗？
在这个宏大命题之下，呈现在社会文化视野中的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可能别有一番旨趣：
在延续百年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中，1949年之后的中国用闭锁的方式在世界体系中重新定位，追求民族独立与强盛。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和中国最具现代性的上海，如何在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下，重新定位自己，建立新的国家与自我认同？如何凭借自己的历史资源想象世界？
如果承认晚清以来的上海历史中有过若干次的“摩登”、“繁华”的新上海的喧嚣登场，那么，经历了1950年代天翻地覆改造的新上海与之有何不同，有何关联？
在国家对社会强力统合的历史过程中，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是否还有自主性？是否还存在公共空间？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普通人如何反应“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如何建立新的群己关系？
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造之下，1950年代的上海是否还有地方性，是否还创造地方经验，是否还在建构地方文化？上海是完全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形象的一部分存在，还是尚未失去上海的文化特质，仍保持着独特的都市形象？
上述问题的提出尽管与中国当代史整体的颠覆性叙述的宏愿有关，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只是力图通过具体的历史叙述让1950年代的上海变成血肉之躯的上海，通过无数生命故事的偶然让1950年代上海历史的新陈代谢更接近真实，从而更加可信一些。身处历史巨变中的上海人及各类群体的生存故事将共同描叙1950年代上海丰富的社会图景，并澄明其中的文化意义，让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来揭示转型与延续这个重大的历史话题。
三 在灰色记忆中发现社会如果没有史料的开发和重新解读，任何史学批评和理论思索都只有纸上谈兵的意义。因此，上述思考之后的重要任务，应该在实践的层面上对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有所贡献。这有赖于学界的共同努力，本文只能依我目前研究所得的一些粗浅之识，谈谈有关1950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灰色记忆”史料的开发及运用。
我对于灰色记忆的最初关注，还是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史和集权主义论框架下的历史叙述的反思。
在取材于1950年代中国的文字、图像、语音及音符的历史论著中，以口述或文献的回忆材料构成的红色记忆与黑色记忆占有相当的位置。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为基调的红色记忆所呈现的“主旋律”的历史叙事自不待说，就是在反其道的研究中，一些冤假错案的当事者及其后代的回忆录或是历次运动及大饥荒等的亲历者们的口述历史所累积的“黑色记忆”文本也时有问世。尽管他们试图重塑当代中国的历史形象，但与红色记忆的书写一样，这些黑色记忆所建构的历史，也把人们引向了一段集权主义的线性演进的历史。
反思之余，我一度曾简单地把既非红色又非黑色的第三种记忆称之为“灰色记忆”，认为这些记忆所诉说的，既非凯歌行进的红色革命，又非政治重压下的黑色境遇，而是在那样一个特定年代里普通上海人的各种不同群体的生存故事，从这些记忆中，我们可以发现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
在进一步解读一些记忆材料后，我发现如上的“画地为牢”的颜色记忆是不存在的。同种颜色的记忆既可以出自大人物，包括政治领袖、上层精英，也可以出自底层百姓。比如，反右的黑色记忆既有那些知名“大右派”的“并不如烟”的往事，也有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右派”的“微痕”往事。而同一记忆群体对同一段历史或事件提供不同色彩记忆材料的情形也比比皆是。应当说，记忆主体与不同色彩记忆的不对等性是绝对的。
但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确实提供着大量灰色记忆。这些灰色材料并不是与红色记忆、黑色记忆分割和并列的，而是如同绘画艺术中的灰色调，是基底性的，不可或缺的，又常常潜藏在反映政治社会剧烈变动的强色彩之下，时隐时现。这些灰色记忆往往被宏大叙事或事件史所忽视，而它们恰恰是社会文化研究之必须。如姜进所说：“无论是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都是当时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她/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①
一个关于投机倒把的灰色例子似可引证。与我年龄相仿的上海人大概都记得这样一嬉语“捉牢伊，贩卖烂山芋”(抓住他，贩卖烂地瓜)，使用的场景大抵是小孩游戏或大人打扑克，在大势已定的一刹那，赢家发出的得意叫喊。这句话开始流行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山芋成了上海人的主打粮食，故黑市贩卖成风。类似的投机倒把当然不是上海独有，但上海人却以给予了一种独特的“黑色幽默”式的隐喻。更有趣的是，上海投机倒把的交换方式和领域也很特别。从1950年代末哄抬香港电影票的“黄牛”到1970年代初用扑克牌、砂锅换朝鲜影片《卖花姑娘》的电影票；从“文革”时做内部文件的贩卖到1980年代初给10元钱替人到美领馆门前通宵排队签证，还有周立波生动演绎的倒卖外汇券和进口烟的“打桩模子”……上海街头这一幕幕奇观的灰色记忆，是积淀在上海社会深处的商业文化取向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扭曲反应，而支持着这些奇观变着法子不断再现的，则是上海人特殊的生存策略和文化包容性：在等价交易中追逐时尚、潮流以及满足经济、文化饥渴时的急需，各得其所，哪怕手段不太高明。若不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发现这些近似荒唐又十分卑微的生活小事，就无法揭示那个年代投射在上海社会的时代烙印，更无法理解上海人在那样特殊的条件下如何创造生活。
再回到1950年代。不可否认，国家统合(包括改造)社会的能力在1950年代开始走向20世纪中国的极盛，但是，这又不意味着上海社会完全丧失了其延续性和自主性，更不意味着上海历史和上海经验在那个历史转折点上戛然而止。有关1950年代大量灰色记忆似乎在提醒我们去重建上海历史的复杂性。
比如，在小浜正子所做的1950年代上海节制生育的研究中①，绝大多数的被访者虽然对当时国家鼓励或节制生育的政策变化有所记忆，但对国家干预私领域和女性身体未有切肤之感。她们印象深刻的，还是由自身和家庭出发的生育考虑以及夫妻双方对选择节育方式的决定权。这一方面证实了1950年代国家的确没有通过强制节育的政策来控制人口，国家也没有完全占领私人空间；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相当一部分上海女性在家庭及两性关系中的自主性。在这样的记忆中，国策和家事尽管有相当的关联，但家事的考虑还是具有决定的意义。
再如，陈雁所做的一项口述历史表明②，大跃进时期在国家号召下走出家庭参加生产劳动的上海妇女，虽然带着那个时代“解放妇女”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刻记忆，但是无论是作为动员者的居委会干部，还是被动员的家庭妇女，都没有一种强烈的“解放”感受，她们所记得的，只有面对国家号召时的不同态度，特别是不少出于无奈的“没有办法”只能去动员别人或被动员出去的反应。在类似的记忆中，国家动员的力量尽管十分强大，但社会的被动员还是一幅相当复杂的图景，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记忆与历史过程的实际记忆并不契合，妇女解放的红色记忆没有在她们的头脑里真正扎根。
与之相反的例子是几位1950年代早期担任居委会干部的上海女性的记忆。王政所作的口述访谈中③，4位不同出身的女性都对她们“从家庭妇女到里弄干部”的经历津津乐道。她们为自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能奉献社会而感到自豪，都认为走出家庭投身里弄工作有着与做家务完全不同的意义。但在这些人的共同记忆中，出自不同家庭背景和经历的里弄干部对国家的感受仍有差异。有的将自己的角色转变视为国家对妇女的解放，有极为强烈的翻身之感与报恩之情；有的将这段经历作为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珍藏在记忆中，而对共产党贯彻的阶级路线耿耿于怀；还有的自述走出家庭并不是受人民政府依靠工人阶级的宣传所鼓舞，而是被丈夫和一个共产党员的朋友所说动。在她们那里，国家并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同，相似的集体记忆中存在着明显的个体记忆的差异。
留存于1950年代的老上海记忆也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本，因为那个时代的上海人对他们的前辈与自身的历史记忆本身就是1950年代上海历史的一部分。我曾经做过一项香港电影在上海的研究，结果发现④：1950至1960年代早期上海街头出现的狂热争看香港影片的奇观源自于上海人对于老上海的社会生活、文化消费及好莱坞的复合记忆，也是借助香港影片对隔绝中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想象。上海基层社会的这种记忆与想象上升为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解读，形成与国家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对立。正是这类灰色记忆扮演了延续上海大众文化的历史角色，使得我们可以从1950年代的上海文化消费领域中发现许多时空的交叉与叠合：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与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并存；社会文化趋同性与差异性的博弈。
由于绝大多数灰色记忆文本来自社会基层百姓的口述，或是田野调查所得，其可靠性便经常遭人质疑。诚然，求真求实是历史学的根本使命，但所谓的“真实”不只是指那些组成事件的实体性的史实。在人的精神世界、思想世界和感觉世界里，史学的真实性大多不是对实体性的史实的考究，而是在建构与解析中去接近一系列价值、概念、认同的特定的历史内涵。
因此，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中灰色记忆的运用，必须把握其使用的方向。若为搞清某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或某个具体场景的内部结构，那么，记忆中相应的陈述必须反复证实或证伪；若以社会文化史研究为目标，意在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文化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等新文化史的问题的话，那么，灰色记忆中的感觉材料就会具有突出的意义。
还是在王政访问的那个叫张秀莲的居委会治保主任的口述中，说到起初她“不高兴”出来做居委会工作，原因之一是“对毛主席有看法”，因为“毛主席的老婆是蓝苹，电影明星呀！”①这个看法是张秀莲当时就持有，还是在她做口述的本世纪初，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首先，张是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是否在1950年代初就有渠道得知领袖的妻子是当年的电影明星蓝苹尚无法确定。其次，她作口述时，江青早已成“四人帮”之首，有关她在上海从影及婚姻的历史几乎路人皆知。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张作为一个老上海，又住在一个高等住宅区的“夹缝”里，有可能从邻里那里略知蓝苹一二。另是她把对“四人帮”的厌恶移植到了1950年代的记忆中。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妨碍从这段灰色记忆中抽取出上海人对电影明星根深蒂固之偏见并将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无论是那些居住在“上只角”的上层人家，还是如张秀莲这样的底层草民，我们都可以认为这个记忆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
尽管这些灰色记忆不能作为重构1950年代上海历史的唯一工具，但这些记忆至少可以让我们去发现国家强力统合下上海社会和私人空间积淀的自主力量，去探究基层社会对于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复杂心态。灰色记忆也是延续上海社会与文化特质的一种历史资源和媒介，若不是1950年代的上海人保持着老上海的记忆，坚守着对生活品质和文化独特性的追求，当今上海街头的许多1930年代上海文化的象征符号便很难激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和对老上海的认同。透过这些灰色记忆，史家笔下的1950年代的上海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