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的恶化、核能危机的恐慌、生态灾难的频发与全球经济的动荡标示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而生态危机则是风险社会的最典型特征与外部表现。生态诊断与生态治理的前提是从风险社会的视域重释与解析生态危机，对现代性的前提与启蒙理性本身进行检视与批判。为此有必要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反思启蒙理性与重构生态理性探寻走出现代社会的生态困境的可能路径。
一 风险社会：现代性的新维度“风险”(risk)源于希腊词riza，具有“根”(确定性)和“悬崖”(不稳定性)双重意涵，后在拉丁语里分延出risco与rischio，一方面指个体所即将遭遇的危险(danger)，另一方面指所进行的冒险(venture)活动。在西班牙的早期地理探险与航海贸易活动中，航海者和贸易商人由于经常会面临未知的各种风险而常使用风险概念，其双重内涵分别用risicare和riscum来表示，前者指在航海等活动中由于围绕悬崖、暗礁等航行而导致的危险，后者指冒险活动的不确定性后果。①因此，风险实质上具有危险和冒险的二重含义，前者强调客观的、外部的风险实在，它不以风险主体的认知视角与价值偏好为转移而客观存在；后者指相对于特定实践主体而言的探险与机遇，因为冒险既表征着危险，但更是对未来时空的拓殖，蕴含着机会、机遇的涵义。英语词汇risk大约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表示在早期资本主义航海﹑探险和海外贸易等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危险，特别是用来表示探险者进入他以前所未知的水域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形。随着投资、借贷、保险等业务的兴起，“风险”被用来描述未来某一时段内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或可能所遭受的损失。就此而言，“风险”概念的起源与早期的西方航海冒险活动和重商主义资本家的经济行为密切相关，而这两种活动都是西方现代性发端的典型特征，风险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范畴。
就其特征而言，风险具有如下共性：(1)不确定性，即因风险的流变性与复杂性，行为主体难以对客观事件或运行状态的负面后果做出精确描述与准确预测，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即是生活在不确定性的包围圈之中，即便是不行动也会面临着隐性的、未知的风险侵袭。(2)属人性，不是所有的危险都能称之为风险，只有对特定行为主体的利益造成危害的才称其为风险，风险为地理空间、认知视角、文化传统与价值立场所建构，对不同主体而言风险具有不同形式与危害后果。(3)二重性。风险既是可能招致的威胁与损失，也是对未来时空的拓殖，展现了新的机遇与空间。(4)扩散性。现代性的全球化路线与资本的扩张逻辑驱动着风险以“蝴蝶效应”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开来，生态灾难、核能风险与金融危机已将人类带入风险的共同体之中，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现代社会已进入贝克所宣称的“世界风险社会”时代。
风险社会的理论起兴源于贝克对现代性危机的前瞻性反思与批判性诊断。他在《风险社会：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中认为由启蒙理性驱动的工业现代性在取得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之际已将人类带入风险丛生的生存困境，诸如环境污染、基因突变、生态灾难和核能风险等危机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其上，生活在现代性即“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①, 人们在不断实现现代性意义的同时也愈加进入风险社会之中，理性社会与风险社会构成了现代性的双重图景。在《风险社会》出版后不久于1986年爆发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深刻印证了贝克对现代性的大胆警示与深刻忧思，西方学界纷纷密切关注社会风险问题，风险社会理论凸显为公共话语世界的关键议题。其中，吉登斯从制度主义立场将风险社会归结为现代性四重制度性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监控与战争工业化)自我确证与自我反驳的结果；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认为风险象征着不洁净之物，高风险群体是被等级制度的文化所建构与排斥的边缘性社团部落。当代风险话语的凸显并非客观存在的风险增加，而是我们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意识增强的缘故，风险社会的来临实质是文化象征的结果，但它还不够现代，现在应是告别风险社会而进入风险文化的时代。拉什(Scott Lash)则从美学立场上认为风险社会的认知是带有很强主观性色彩的审美判断，是关于风险与凶兆的文化感知。
风险社会的生成是现代性自反性运动的意外后果与制度效应。②现代性本质上是理性化，由启蒙理性所驱动的现代性运动通过工业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层化等制度性力量彰显了人之主体性，重构了现代社会秩序。但现代社会却在日益成熟之际又愈益陷入危机之中，“知识越多越安全”的信念遭遇风险社会的挑战，生态灾难、环境危机、精神异化等风险严重威胁着人之生存际遇，启蒙理性所承诺与确证的理性社会正面临着不确定性的侵袭与冲击，风险社会已构成为现代性的又一向度，生活在现代性之中也即生活在风险社会里。究其根源，启蒙理性自身内蕴着二元分裂的冲动，分裂的结果是整体化的启蒙理性被肢解，工具理性不断膨胀并僭越与取代原本属于价值理性运用之地的领域，“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结果是原本充盈而丰富的现代性被单向化、平面化、简单化为工业现代性。虽然受物化逻辑支配的工业现代性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经之途，但问题在于当人类享受工业化盛宴的同时却必须承担生态灾难、能源危机与人之异化的苦果，风险社会不是外部力量所强加的结果，而是现代性制度所试图规避和消解的对象，但它却又正是现代性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后果。制度的危机就是现代性的危机，风险社会的来临实质是现代性的预设。但走出风险社会的路径不是要否定启蒙理性，而是重新规范理性，即理性的理性化，通过二次启蒙实现“现代的现代化”。
世界历史的来临、资本的增殖本性与全球化浪潮的驱动使得区域性风险不可避免地扩张为全球性风险，气候变暖、生态灾难、核能恐慌、金融危机等已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限域而将人类带入共有的风险际遇和历史命运之中。全球化时代也是全球风险时代，要求全球合作共同治理世界风险社会。在面对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风险之际，单一的民族国家面临着资源匮乏、手段单一、反应迟滞等困境，全球治理的介入则可有效弥补主权治理所不及的“空场”。全球治理的共有动力在于当下的、危及到本体性安全而引发的全球性恐惧，如日本“3·11”地震所引发的核辐射范围几乎波及了所有太平洋周边国家，牵扯到全世界的神经，从食品、水资源、土壤到交通等，无一不受其影响。但面对气候变暖、生态危机等风险问题，全球治理囿于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非约束性的协商机制和政治信任的匮乏而举步维艰。全球风险呼唤全球正义，尽管全球风险将人类带入公共空间中来平等地承受风险，但基于地理位置与资源差异而导致不同国家在认识与应对风险能力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发达国家往往凭借超强实力而转嫁或者输出自身应当承担的风险，强行正义的结果是风险责任分配的不公正，小岛国与穷国作为气候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被要求牺牲自身的经济发展而担负更多的生态责任，在全球风险治理实践中全球正义尚属阙如。
二 生态启蒙：风险社会的前提批判生态危机是风险社会的核心议题，是现代性危机造成的最直接和显著的风险景象。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之间原本的和谐共生关系破裂而陷入冲突与对立的异化状态。人之生存实践的基础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但自然是能自我生成、自我调节和平衡的自组织系统，不能用人的主体价值来否定或取消自然的内在价值，亦不能凭藉人之主体性力量而肆意掠夺与蹂躏自然。天时有常，四时有序而不可违背，春耕夏播秋收冬藏，对自然不能“强夺”而应“时取”。孟子在与梁惠文王论“王道”时即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罢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①而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力量愈强，自然回应给人的反主体性效应愈大，恩格斯曾批评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的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自然常以生态灾难的形式对人类实践成果进行生态没收与生态惩罚。生态危机表象为人受无穷欲望与贪婪所致而与自然深刻对立，但一切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生态危机实质是人性危机，源于人与人之间基于利益分配差异的冲突而外显为人对自然的无情掠夺与野蛮蹂躏。虽然早自启蒙以降就伴随着对生态危机的反思及其可能路径的探讨，但走出生态困境的要义在于前提批判，即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重释。
“何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③当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为自然立法，一方面通过理性的精心筹划而确证人之主体性力量与本质所在，但另一方面理性化社会并不必然就是安全与和谐的社会，“知识越多越安全”信条早被风险社会彻底颠覆，由启蒙理性所筹划的“人之成熟状态”必须在风险社会里反思与重塑。重塑与再造的目的是对人的本质的充分肯认、合理诠释与批判重建，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④而前提与基础在于进行生态启蒙，对人与自然关系重新定向，在批判各种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追求一种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启蒙的提出并成长为时代问题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后果，是对风险社会的积极回应。启蒙理性的筹划在生成了工业现代性的巨大成就之际也招致了灾难深重的风险后果，而风险社会的凸显正确证了启蒙理性的困境与限度。但对现代性的疗救并非是拒绝启蒙，相反必须是返回到启蒙轨道之内重新规范理性。“现代性的危机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不足”，风险治理既不能回到传统的启蒙理性，也不能撇开理性而诉诸后现代立场，而是要在理性运用失误之地进行重新启蒙，即“启蒙的启蒙”、“理性的理性化”。生态启蒙是针对由于理性的工具性误用和滥用所导致的生态危机而提出，它的批判对象是各种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为此必须清理与重释生态启蒙的内涵与要义。
其一，作为一种知性革命的生态启蒙，是指通过对知识理性的作用与限度的反思来重建合理的自然生态观。在启蒙理性的推动下人从自然的客体跃升为能动的主体，凭借理性力量的运用几乎进入全部自然领域并将其“订造”(海德格尔语)为人的工具性对象，知识理性的愈益发达与自然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几乎同步而行。但生态灾难的频发破除了知识理性的神话，理性的精确筹划既不能确保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转，亦未能使得现代人过上启蒙所承诺的幸福生活；相反，生态危机的主题化与焦点化使得必须检讨人与自然主客二分、非此即彼的封建预设，重建其紧张有序、平等共生的有机关联。生态危机实质是人性危机，它不仅是人超出需要消费的范围而受欲望消费的驱使，将对自然的占有与剥夺误解为人之本质的实现标志；生态危机更是个体与自我、他者和社会之间基于利益差异而导致的冲突与风险的现实映照。因此生态启蒙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向，也是对现代社会道德理想与价值规范的时代重构。
其二，作为社会实践运动的生态启蒙，是指各种尊重与保护自然物种权利，优先考虑自然圈整体权利的生态保护主义运动。尽管敬天畏天顺天思想早已存在，尊重自然与环保节用的思想源远流长，但生态保护运动进入公共话语世界并成长为社会运动的转折点是《寂静的春天》的发表及由此引发的争论。①自此以后生态保护主义运动兴起，如以“增长的极限”理论闻名的罗马俱乐部、“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生态学运动、“盖亚(地球母亲)假设”的地球保护运动等。虽然其流派纷呈、立场各异，甚至出现了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中心主义”极端立场，但其价值前提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限制与批判，思想核心是自然生态圈及其物种的生命存在及其生存权利都应以适宜的方式被合理尊重与保护，实践旨归是以公民运动的形式唤起社会的环保意识与生态责任，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和解与共生。
其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生态启蒙，是指生态民主政治及其实践。生态风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的范畴而不断政治化，与政治决策的失误与政府治理的失范密切相关。生态启蒙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正试图从制度与规范的层面将生态保护问题提升到政治系统运行的层面，以党派政治的更迭、政治策略的调整、政治动员的参与、政治伦理的重构等政治化的方式促进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欧洲绿党运动正是将生态伦理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主张凸显环境保护与生态正义的要求而扩大政治参与和决策，这反过来又推动绿党的生态主张的实现。生态启蒙也必须重塑生态正义的理念，避免出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情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基于地理位置与资源差异而导致不同国家之间认识与应对生态风险的能力截然有别，发达国家作为气候危机的肇事者通过产业转移、升级与改造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与转嫁生态风险，但却迟迟不愿担负应有的减排责任，生态启蒙亟待全球正义的到来。总体而言，生态政治化要求：政治决策生态化，即政治规划与决策必须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公共参与生态化，即维护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保护当代人与未来人基本的环境权；政治教育生态化，即教育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生态知识将成为教育的核心和主题。生态政治的兴起是风险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利于实现人类政治文明的转型。
三 生态理性：风险时代的理性重整生态启蒙是启蒙的再启蒙、理性的理性化，核心是构建生态理性。传统知性启蒙中有一股强流认为科技理性的力量无往而不胜，现代性的危机是科学还不够发达而被非理性占据地盘所致，科技理性终将解决人类所遭遇的一切风险。但风险社会的来临宣告了理性神话的破产，确证了知识理性的发达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和谐，相反我们却愈益被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风险所包围。启蒙的意外后果是风险社会的来临，反思启蒙理性绝非否定它，而是重申启蒙与重构理性，即现代性的启蒙还不够成熟与完整，理性未被合理化，导致经济理性为了实现效率最大化和利润极大化而盲目掠夺、占有与浪费自然资源；科技理性在万能的神话迷雾中强力进入与肆意蹂躏自然；政治理性屈从于经济速度的增长与满足消费欲望的扩张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道德理性更常为形形色色的欲望消费与幼稚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伦理辩护。启蒙理性循此进路的负面后果就是人之生存意义被扭曲与异化，未来世代的生态权利被提前耗尽。疗救现代性与走出生态危机的出路不在于对现代性的修修补补，也不在于否定与抛弃启蒙理性，而是对作为现代性前提本身的启蒙理性进行重整与纳新，将其扩展与提升为新理性——生态理性。何为生态理性？高兹认为“生态理性在于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因此以最少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点。生态理性可归结为一句口号：‘更少但更好’，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①尽管高兹的生态理性思想具有理想化色彩，但在矫正现代性的物化偏向与资本逻辑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方面不失为一个积极有益的现代性方案。
生态启蒙的主要方式是生态治理。生态治理是指在由多元主体构成的生态共同体里，通过多元参与、协商民主的方式达成旨在保护环境与生态正义的共识，以此推动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较传统治理方式而言，生态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路径互动化与治理目的公正化的特征。生态治理的目的是实现生态正义，不仅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公正平等的交换，而且要求实现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②因此，生态治理作为一种风险治理策略，协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与系统稳定，有利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向，推动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与制度实践，体现了协商共识、多元参与和平等对话的治理模式，对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与创新意义重大。
生态启蒙的伦理之维是生态正义。生态冲突是生态共同体中基于价值、理念与利益不一致或冲撞而造成的矛盾与对立。虽然生态冲突都会对生态环境带来风险与造成伤害，但对不同生态主体而言却各有差异：部分主体通过激进地卷入生态冲突(蓄意破坏环境获利)而获益；部分主体短期获益而长期受损；部分主体被动受害等等。面对共同的生态风险不同主体认知与应对风险能力各不相同，特别是在面对气候变暖、核能危机和生态灾难之际，基于地理位置与资源差异而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造成了风险承受能力的等级化、差异化，这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生态问题上的非正义性。生态正义除了要实现不同主体间公正平等地享有基本的环境权益之外，还要求人类尊重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与生态权利，不能用人的价值与权利来否定自然的价值与权利，人类价值必须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反馈循环和参赞化育中才能得以显现和拓展，维护人与自然的共生正义是生态正义的根本要求。生态正义还要求确立面向未来的价值思维，倡导代际正义，当代人有责任确保不伤害未来人基本的生态环境权利。
生态启蒙的目的是超越人与自然深刻对立的二元困境，走向成熟的人类中心。启蒙已降人与自然关系陷入两种困境：一是生态、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恪守伦理原则优先于经济原则，认为自然生态圈有着自身的独特价值与合法权利，决不能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生命中心主义则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是生态主义的激进形式，它认为自然生态圈中的所有生命体与物种都拥有与人类相似的平等的生存权利，人类的生存发展决不能牺牲其他生命体，倡导素食简衣的生活方式。虽然它反思与清算了种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自然恶果，但其回复到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带有生态法西斯主义色彩，将人简单降格为生命体而忽视了人的独特性与意义。二是近代以来素朴的人本主义，即秉持人对自然的绝对优先性，从终极目的来看自然不过是人生存的载体与工具，生态危机是人的理性还不够发达而尚未完全认识与进入自然所致。但无论是生态、生命中心主义还是素朴的人本主义，根本指向都是对人类生存本身的深刻忧思与终极关切，这与生态启蒙的根本主旨一致。本质而言，生态危机是人性危机，生态启蒙是人性启蒙，它在不断地“走入”人类中心主义之际又“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最终指向一种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具体言之，即在承认主体价值和理性精神的前提下保持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同时约束与规范人类的实践活动；在肯定人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承认其他生命的生态权利；超越狭隘的个体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立场，以全球合作的视野应对世界生态风险。